李承鹏：妈妈的四合院
「明知故问」
李承鹏：著名杂文家、畅销小说家，当代中国具有重要话语地位的公共意见表达者和思想者。著有杂文集《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小说《李可乐寻人记》（《寻人启事》）、《李可乐抗拆记》、《你是我的敌人》以及《中国足球内幕》等作品。
我还清晰地记得妈妈年轻时候的样子，那是一种清丽的漂亮，那是一种温暖的纤细，一头黑黑的长发像那个保守时代每一个女文艺兵一样低调地卷上去，短短的，以免闲言碎语。记忆中妈妈很爱哭，哭的时候就拿把梳子慢慢梳自己的头发，有时候也梳我的头发，边梳边说：“儿子，以后要当法官，要像拉兹一样当法官，保护妈妈”，说到这里，她通常会哭。
后来知道，妈妈的父亲曾在一夜之间被连环打成右派、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敌特，直至死在一间阴暗潮湿的平房里，和毛主席几乎同一天过世，但正因如此，“革委会”不准一个反革命分子与伟人同时间举行追悼会。
本来妈妈在团里是演江姐、柯湘这样正面而美丽的角色的，但一夜之间也只能在类似《滨城疑云》这样的二流剧里饰演台湾来的女特务了。这算幸运的了，她们团里大部分成分不好的女演员都被剃了阴阳头，站在高板登上坐“喷气式”（双手反剪，然后被人从后面突然一脚踢翻凳子向前摔出去）……而且妈妈和父亲一直没完没了地吵，妈妈就没完没了地哭，终于离婚。
和那个时代大部分女人一样，妈妈不是一个对生活很有安全感的女人，她的经历影响到她一生的性格。由于革命形势越来越高涨，像她这样的黑五类是不可以继续呆在革命文艺团体的，要么被剃阴阳头，要么被发配到藏区，所以后来她去了一家街道企业，工种是往汽车电瓶里注硫酸、盐酸以充电，或者抱起一根钢筋让切割机切割打磨，她每日混迹于一帮说话粗俗、骨节粗大的女工中，穿着硌人的工装蹲在马路边上吃中午饭，一月十八块五毛。于是，一个很好的青衣就迅速被无产阶级姐妹们统治了。但无论如何，她看上去不像和她一块蹲在马路边上吃饭的姐妹们，这让她陷入无比孤独。
妈妈常说自己有三个梦想，一个是重新回到舞台，一个是盼望儿子能出人头地，还有一个就是能住上她小时候曾住过的像成都红墙巷39号那样的四合院。妈妈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公是满清“庚子赔款”时的公派留日学生，才华横溢，精通国学、中医及日本语，后因中日邦交恶化，愤而回国，曾任燕京大学、燕京女子大学、西南联大教授，后在黄浦军校关校长盛邀之下出任抗战时期军校文学教官。所以生活还算富足，居住得相当不错。
妈妈回忆：那时候我们家啊，前庭种着两棵桂树，秋天就会飘香，后园种着黄桷树，夏天香得人都睡不着。妈妈小时候很调皮，常求着外公的勤务兵带她去后花园捉麻雀，先撒把米，用木棍儿支着笮盖，麻雀吃着吃着她们就把细绳子一拉……我知道，妈妈一生命苦，但成都红墙巷39号记录着妈妈对于生活最美好的碎片，那是一个典型的成都风情的小巷，春天来时，燕子在发黄的房檐下飞来飞去，衔食结窝，哺养儿女，等到深秋，燕子走了，但银杏树会把叶子洒落一地，像碎金一般夺目。
妈妈已经六十七岁了，并伴有严重的老年骨质增生，所以她第一个梦想——重回舞台肯定无法实现，她另一个梦想即希望儿子出人头地似乎也还需要时间和机遇，对此，我非常的遗憾，我时时在想，如果李承鹏这辈子就这样不着四六了，但我也一定要让她实现自己第三个梦想：住到属于自己的四合院去。
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中国的命运影响到中国所有妇女的命运，命运没有使中国妇女们变得脆弱，命运却使她们像竹子一样坚韧。一次事故使妈妈在那个街道工厂里毁掉了曾经的美丽嗓子，那天，她为了给一个急于赶路的司机把电瓶充电，手忙脚乱下忘记了带上安全口罩，结果一不小心吸进大量高挥发的盐酸气体，然后她失声了，半个多月才能够说话，但已无当年被同行艳羡的“嘎呗儿脆”了，当年在团里，只有妈妈是能够连续唱两个完本的《玉堂春》，但我记得，那天妈妈嗓子勉强恢复声音后只能对我说出一句：儿子，妈妈爱你……
妈妈如此坚强，后来就是改革开放，旧有的秩序被无情打破，街头出现各种各样新式商品，但生活也因这些商品的出现从而压力无穷。为了让儿子能够过上与别家孩子一样的生活，早餐能像别的同学一样吃上涂了一层薄薄果酱的面包，校运动会时能够像别的同学一样穿上崭新洁白的运动鞋，一个单亲妈妈辞去月工资十八块五毛的街办工厂，办起了私人幼儿园，这样一个新的工作形态使家庭能够每月挣到近三百块钱，后来因搞了“全托”业务激增到二千块钱。但那是一段非常艰苦的岁月，妈妈每日每夜都睡不安稳，生怕哪个孩子发烧感冒出了大事，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妈妈患有严重的失眠症。
在无数个夜晚里，我看见妈妈蜷伏在一张靠近孩子们的小床上疲惫入睡，看见妈妈曾经漂亮无比的手因清洗孩子们的衣物而关节变大、皮肤粗糙，我就发誓让妈妈过上好日子，要让她住上好房子，让她能够在秋天嗅到桂花香，夏天嗅到黄桷兰香，看房檐下燕子们飞去飞来，带着孩子们去后花院捉麻雀……但我不是一个很能挣钱的人，所以现实生活使这样的目标太过奢侈，虽然我还算是一个有理想的人，竭力写字，竭力让我和妈妈能够离这样的目标尽量靠近。
1990年，我大学毕业，我带领我妈用一笔不多的钱把房子从四楼换到一楼，因为楼前有处空地可以种花养草，这样一个生活的变化让妈妈欣喜不已，她种了桂树、葡萄树、菊花、兰花，1993年，花儿们按季依次开放，我记得妈妈的眼神很年轻了，她每天都在花园里嗅着，仿佛梦回红墙巷39号；1997年，由于工作变化导致生活变化，我用全部积蓄加上借款买了一处便宜但离城市很远的复式楼，并在楼顶花园里修了养鱼池，种了很多花花草草，但那时妈妈的身体已大不如从前，每次爬楼她都要花更长的时间，我才发现自己太粗心，因为妈妈膝关节的骨刺经常折磨着她，但妈妈说：没事儿，儿子，我应该加强锻炼，住得高好啊，空气清新。但她脸上痛苦的表情告诉我，她不过是在安慰她的儿子；2000年，感谢足球报，一笔二十四万的转会费让我支付了一处相当漂亮的楼盘的首付，那是一处电梯公寓，妈妈不用与骨刺做斗争了，她很轻松地就可以楼上楼下去菜市场买菜……但遗憾的是，在买房前的精打细算中我发现，我没有充足的钱为她买到一楼，而一楼有近三百平方米的花园。
那一年，就在我为新的住房进行所谓“新殖民地风格”装修时，我隐隐感知到妈妈其实很失落，这样一套漂亮而西化的房子让她很失去自我，她再也不能在家里做豆腐乳了，不能在看似漂亮实则无用的全封闭落地窗的阳台上种点花花草草了，她搞不懂我为什么会在客厅里装一个欧式假壁炉却丝毫不能取暖，她要是早上在阳台上吊一吊嗓子，追忆一下当年作为青衣的时光，保安会赶来善意地提醒：昨天，昨天有人提意见了，他们打了一夜麻将，现在正在睡觉……
妈妈还是想念红墙巷，还是想念燕子春天飞来秋天飞去，晚上后院的黄桷兰香得让人睡不着觉的幸福。她曾多次向我提出：能不能让我住到一楼去，我想种花儿，还能种点黄瓜、葡萄，没加农药的，比菜市场的新鲜。我屡屡哂然，“老妈，你真是太老土了，您不怕浇那些粪把邻居们都惹急了吗？”这时，妈妈就会不说话，然后用很理解我的眼神看着我关于“后殖民地风格”居住的理念阐述。
妈妈身体越发不灵了，昨天是“母亲节”，她又感冒了，骨刺折磨着她很痛苦。打电话回去问候她，她问“儿子，你什么时候回来啊，我想你了”，我说“明天一早，我给你准备了礼物”，于是她就很高兴的样子，像孩子一样问我“是什么礼物啊，你先告诉我嘛”……
我知道我的妈妈不是在“母亲节”博文中出现的那种最典型的传统意义中国妇女，那种满脸皱纹苦大仇深的劳动妇女，事实上她不喜欢革命不喜欢工厂，她一直认为她更应该过上红墙巷那样的日子，她没有出身农村，没有出身工厂，也不是双枪老太婆那样的革命战士，她的经历让她更加复杂，更加敏感，也就更加痛苦，一个旧式官宦家庭的女孩子因中国革命的变幻从而命运多舛，离异、单身、并执着地坚守着类似张爱玲小说中的某种老式的浪漫。
她甚至，将她的儿子当成她对这个世界关于男人的全部希望。至少，儿子能够让她重回红墙巷居住的时光，对于她而言，这无比重要，而且神圣。
关于妈妈的“四合院”梦想，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我只能不停地写下去，一个字、一个字的累积，像一块砖、一块砖的累积，修好妈妈梦中的“四合院”，让她真地能够看到春去春来，燕子飞来飞去，有老成都那温润的地气让她骨刺增生的腿受到滋养，晚上黄桷兰飘香，香得她老人家连觉都睡不着……
那是一个曾经漂亮、终于被中国式革命和中国式生活弄得无比神伤的女人，一辈子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