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使中国面临现代化的严峻挑战，然而在挑战面前，作为现代化的主要内容的近代企业在清末的发展却困难重重，使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步履蹒跚，极不顺利。阻碍、束缚企业发展的因素当然不少，但主要障碍还是企业的所有制变革屡屡滞后。官办企业的正负效应对面对外患与内乱双重压力的晚清统治者来说，无论是反对列强欺凌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对内镇压农民起义，出于巩固自身统治的考虑，都应迅速创办近代化企业。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国内农民战争的冲击，使统治阶级内部的少数开明派开始认识到洋枪洋炮的厉害。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取得一定权力的汉族地方官员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而不是满族中央朝廷，成为洋务运动的主要动力，这些封疆大吏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开始兴办近代工厂。然而，以兴办近代企业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在发轫之时即被指为“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曾遇到今人难以想象、难以理解的反对。这种争论、反对，在洋务运动的三十年中一直未曾停歇。以现代大机器生产来造枪炮船舰、通电话电报，明明是统治者在近代救亡图存不可或缺的措施，却遇到统治阶级中占主导地位的冥顽不化者以“夷夏纲常”这类传统的意识形态为武器的强烈反对。顽固派总是将问题上升到“道德”的高度，他们强调：“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近代科学知识和大机器都被他们讥之为会使人心变坏、道德堕落的“奇技淫巧”，而且他们强调这是“奉夷为师”，必将导致“变而从夷”。修铁路、架设电报线对一直处于军情紧急、财政困难之中的清王朝可说是当务之急，但却遭到激烈反对。例如，顽固派认为电线可以“用于外洋，不可用于中国”，因为：夫华洋风俗不同，天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稣，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毁其家木主。中国视死如生，千万年未之有改，而体魄所藏为尤重。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传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藉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铁路也是如此：行之外夷则可，行之中国则不可。何者？外夷以经商为主，君与民共谋共利者也；中国以养民为主，君以利利民，而君不言利者也。所以，当李鸿章于1874年看到日本派兵侵略我国台湾，海疆告急，向恭亲王奕䜣力陈中国修建铁路的重要时，奕䜣深知修铁路将会遇到顽固派的强烈反对，所以对李鸿章说此事“无人敢主持”。并告李鸿章知，慈禧太后“亦不能定此大计”。直到十五年后，慈禧在其时倾向支持修铁路的亲信醇亲王奕譞的鼓动下，才最后同意兴造铁路。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的权势之大，想兴办近代企业尚有如此强大的阻力，无权无势的平民在这种环境中根本不可能兴办近代企业。如19世纪70年代初曾有华侨商人在广东南海设立以蒸汽为动力的缫丝厂，结果却被官方以“沿海各省制办机器，均系由官设局，奏明办理，平民不得私擅购置”为由，将其封闭、拆除。所以，清末的近代企业采取官办形式是历史的“不得不然”。历史地看，这些企业毕竟是在引进西方科技文化、培养人才、开创风气方面起了巨大的进步作用，大机器的引进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建立和发展的开端。凡此种种，确有历史的合理性与正面作用。但是，官办企业的弊病也很明显。这些官办企业在体制上也采取衙门式的管理，不是独立经营的企业单位，而是政府的一个分支部门；设总办、会办、提调若干，类似官场职别，并且受总督、巡抚和总理衙门的监督、节制。这种官办企业必然冗员充斥，机构臃肿，许多人因与“官”有关系而挂名支薪，官府也将其作为安排官员位置的地方，贪污腐败严重，管理混乱，生产效率低下。随着时代的发展，官办企业的正面作用越来越弱，而负面作用则越来越明显。历史的逻辑，将“官督商办”模式提了出来。过渡的“官督商办”兴办近代企业需要大量资金，而这些企业由于官办的种种弊病并不营利，自身很难提供发展所需资金；另一方面，晚清财政一直极度困难，官府无法对这些企业提供持久支持。在这种情势下，晚清企业的“官督商办”模式应运而生。历史的变革往往是通过偶然性实现的。1872年，一贯反对兴办新式企业的顽固派官僚宋晋上奏提出，由于现在国家财政困难，而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糜费太重”，应予停办，从而引发了清廷关于是否制造轮船的大讨论。以写奏折老辣著称的李鸿章果然厉害：由于反对造船者以财政、经费紧张为理由，所以李鸿章在与曾国藩、左宗棠同样陈述了中国面临的不得不造轮船的历史环境后，便具体分析财政问题。他由财政紧张顺理成章地提出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是要“求富”，指出不仅要建造兵船，更应建造商船，经营民用运输企业，建立用大机器生产的煤矿、钢铁企业，创办民用企业营利赚钱。李鸿章此折借顽固派提出的“财政紧张”，反而提出更为顽固派反对的“求富”主张，使洋务运动从以生产军工设备为主要内容的“求强”阶段深化为以发展民用为主要内容的“求富”阶段，其重要意义自不待言，而李鸿章“借力打力”的技巧端的是老谋深算。李鸿章提出，创办民用轮船公司是“求富”的重要方法，但现在的情况是“各口岸轮船生意已被洋商占尽”，所以“须华商自立公司”以打破外国轮船公司的垄断。几经努力，朝廷批准了创办轮船招商局。轮船招商局首先要打破外国轮船公司垄断中国沿海和长江航运的局面，当时美商旗昌、英商太古和怡和这三家轮船公司资金雄厚，中国的航运业务事实上被它们垄断。在这种情况下，创办轮船招商局可说是符合中国航运和民族经济发展趋势的明智之举。但官方此时根本无钱，所以李鸿章想到了“官督商办”的办法。由于中国素有“抑商”传统，政府本就禁止商人兴办新式企业，再加上社会上反对新式机器生产的保守力量十分强大，所以中国商人根本不可能兴办新式工商企业。但一些商人尤其是买办积聚了大量资本，为了赚钱，他们只能依附在洋商名下，如美国旗昌洋行其实一大半都是华商股本。这样的后果是中国政府的税收减少，而且华商依附在洋商名下还容易受到洋商的盘剥。李鸿章在给同僚的信中写道：“我既不能禁华商之勿搭洋船，又何必禁华商之自购轮船？”“以中国内洋任人横行，独不令华商展足耶？”他在这封信中指明当前的形势是：中国长江外海生意，全被洋人轮船夹板占尽。近年华商殷实狡黠者多附洋商名下，如旗昌、金利源等行，华人股分居其大半。闻本利不肯结算，暗受洋人盘折之亏，官司不能过问。如果设立轮船招商局，则华商可以名正言顺入股，“使华商不至皆变为洋商，实足尊国体而弭隐患，尤为计之得者”。创办近代民用企业，需要大量资金和懂得新式经营的人才。当时清政府国库空虚，财政几近干涸，不可能拿出大量资金筹建企业，更无人才。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瞄准了买办阶层。在为外商服务的过程中，一些买办积累了一定的近代工商业经营管理的实际经验和能力，同时也积累了大量财富。把他们连人带资本从洋商中“挖过来”，确是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法。考虑到当时的情形，他提出招商局应采取“官督商办”的形式，即“由官总其大纲，查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冀为中土开此风气，渐收利权”。“将来若有洋人嫉忌，设法出头阻挠”，官方可出面交涉，“以为华商保护”。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从军工转向民用、从求强深化为求富、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企业，因此意义非同寻常。在新式大机器生产和民间资本面对国内的重重阻力和外国的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官督商办这种由商人出资认股、政府委派官员经营管理的模式在当时对新式民用企业的建立、对民间工商资本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因如此，开平矿务局、电报局、上海纺织织布局等一系列大型企业此后才得以建立起来。官督商办主要是靠发行股票募集商股，刚开始商人大都对此持观望态度，但随着轮船招商局等几个企业的经营成功，商人对官督商办企业的信心大增，社会视听为之一变，人们争先恐后抢购股票，许多买办纷纷从洋行撤资，入股利润更加丰厚的中国式官督商办企业。19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出现了第一次投资新式企业的热潮。以官督商办的方式经营近代企业，使得中国第一批资本主义民用企业脱颖而出，中国最早的资本家，便是由这些投资者（主要是商人、买办、地主、官僚）转化而来。但与官办企业一样，随着社会与时代的发展，这种模式的负面作用越来越明显。“官督”是官督商办企业的成功之处，但同时也埋下了失败的伏笔。其最大的问题是“所有制”问题，即“产权不明”，企业究竟是官府所有，还是民间所有？“官”给了这些企业诸如垫款、借款、减免税厘以及一定的垄断权这种种好处，这些企业必然也要受“官”管辖，由官府委任的督、总、会办管理，这样，许多人都是亦官亦商，具有“官”、“商”双重身份。如果管理者按商场规则经营，则企业发展顺利；如果以官场逻辑行事，则企业很快衰败。在早期，“商”大于“官”，故这些企业发展很快。随着这些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官”见有大利可图，于是加强了对企业的“管理”或曰干预，将这些企业视同“官产”。官场的任人唯亲、贪污腐败等陋习在这些企业迅速蔓延，安排的许多“总”“皆不在其事，但挂名分肥而已”。导致官督商办企业衰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清政府从上到下都将其视为己产，予取予求，经常无偿征索。如轮船招商局不得不经常低价甚至免费为清政府运兵运械，电报局对官府电报必须免费……更重要的是，这些企业必须向清政府提供“报效”，其实就是官府公开的财政勒索。如1894年为庆祝慈禧六十大寿，清政府命令招商局“报效”五万五千余两、开平矿务局“报效”三万两。尤其有意思的是，正是那些反对办任何新式企业的顽固派对这些企业的勒索最厉害。据统计，从1884年到1911年的二十七年间，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这两个企业给政府的报效共三百五十万两，相当于两局股本总额的六成。从19世纪90年代起，尤其是甲午战争后，“官督商办”企业的官权越来越重，其内在矛盾越来越深、越来越尖锐。曾经大力主张并亲自实践“官督商办”模式的郑观应无奈地写下了《商务叹》：“轮船招商开平矿，创自商人尽商股”，“办有成效倏忽变，官夺商权难自主”，“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官督商办模式的历史使命，到此的确已经完成。摇摆的民营政策甲午战争的惨败，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巨大震动，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像日本那样发展民族私营企业才是强国的根本；同时清政府由于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允许外国在华设厂投资，于是不便继续禁止民间设厂。这两点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较以前开始有了快速的发展，中国出现了一个兴办新式工业的小浪潮。1895年8月，光绪皇帝颁布诏书，敕令官办企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更开启了清末官办企业私有化之端绪。据1895年到1898年这四年间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新创办企业有六十二家，资本总额达一千二百四十多万元。著名的大生纱厂、苏纶纱厂、合义丝厂、源昌碾米厂、张裕酿酒厂、商务印书馆等都在此时创办。据对其中五十家的统计，资本在十万以下的小厂有二十九家，占企业总数的58%，但资本总额只有七十三万余元，仅占投资总额的6.1%。资本总额在十万以上的企业有二十一家，但资本总额却达一千一百二十六万余元。可见，许多私人企业已具相当规模。从1901年到1911年这十年间，私营企业发展更快，全国新设厂矿三百四十家，资本额达一亿零一百余万元。无论是新设厂矿数还是新投入的资本额，都超过了前此二十多年的两倍以上。清政府虽然在“新政”时期制定种种政策、法规，成立有关机构以奖励、发展私营工商业，使私人企业在这一阶段相对发展较快，但其内部其实一直有股强大的力量反对私营企业。所以其“私营”政策往往又摇摆不定，表现最明显的是其铁路政策，至此铁路的“国有”与“民营”之争渐渐成为斗争的焦点。1905年秋，湖北、湖南、广东三省民众集股从美商手中收回了粤汉铁路利权。而清政府一方面允许民间自办铁路，另一方面又于1908年任命调入军机处的张之洞为粤汉铁路督办大臣，不久又命其同时督办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实际又企图把铁路改为官控，遭到三省民众反对。1909年年末和1910年年初，清政府又先后准许粤汉、川汉铁路民办，于是大量民众入股，特别是四川入股者最多，甚至一般农民也大都入股。然而仅仅过了一年，“立宪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清政府却又不顾广大民众的强烈反对，于1911年5月悍然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更严重的是，财政极其困难的清政府根本无力给股民以合理（或者说让股民满意）的补偿，而只能以折扣的方式，即以远远低于股民实际投资额的方式赎买股份。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久前还同意铁路民营，允许民众大量入股，现在突然宣布铁路“国有”，低价赎买股票，广大股民认为这是政府有意设套圈钱，群情激愤，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应声而起。特别是四川，由于许多中下层民众均已入股，反抗“铁路国有”政策的风潮尤为炽烈。“保路运动”终成埋葬清王朝的辛亥革命的导火索。值得一提的是，时任邮传部尚书的盛宣怀是“铁路国有”政策的主要策划者，因铁路属邮传部管，一旦铁路“国有”，邮传部的“地盘”、实力将大大扩充。在“国有”的名义下，他考虑的实际是他的个人利益，并不考虑在各种矛盾已经十分尖锐激烈的情况下，强行此项政策将危及整个王朝的利益，甚至统治的根基。导致清王朝灭亡的因素当然很多，从经济层面上说，先是为民营经济发展设置重重障碍，而后虽允许民营经济发展，但政策却又极不稳定经常大幅度摇摆，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若与日本明治维新略作对比，更能说明此点。日本明治政府的产权改革远比清政府彻底，自19世纪80年代中期起，日本政府就开始大力扶持私人企业，甚至将“殖产兴业”时创设的官办企业大量抛售给私人，保证了日本经济迅猛的发展势头。近代中日两国的不同命运，适足发人深省。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专门学者，雷颐老师著作颇丰，曾多次去过日本，网络上散见的文章集萃了他几十年的研究和见闻，带着浓烈的中国问题意识，剖析了日本如何一步步走向现代民主化的历史进程。它的经验教训对于今日之中国既可镜鉴，也可引以为戒。雷颐教授不仅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著名研究员，更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亲历者和研究权威。在写作中，他不仅避免了“书斋式”写作，更带着探寻者特有的问题意识，深入近代日本的历史肌理，亲自前往日本进行实地考察，还兼容了观察家的敏锐和学者的思考，将日本近代史浓缩成一个个人物生动的“建国故事”。读起来，既深刻，又趣味盎然。2018年，是明治维新150周年，戊戌变法120周年。彼时，雷颐教授跟随香港《凤凰卫视》团队去日本游学讲解，还拍摄了纪录片。感兴趣的，可以点击文末视频号中，雷颐教授在《凤凰大视野》栏目的现场讲解视频。2024年，【大家谈游学】特邀雷颐先生同游日本，主讲日本的近代化转型之路，以实地探访及主题讲学等形式，回到当年风云际会的历史时刻，追溯日本大和民族性的“菊与刀”，领略日本近代化转型的悲与欢。8天7晚，近30处历史景点，除了日本历史、文化和建筑的现场讲解之外，雷颐教授还给大家准备了4场，每场时长2个小时的系列独家讲座。18位小团出行，所剩名额不多，报名请私信海报二维码。点击上方图片，与名师吃遍全球各地—

随着近几年阳明心学越来越热，很多人很好奇：为什么一个500多年前的古人，会在今天，21世纪，得到如此热切的谈论。从社会面貌、生产方式、社会基础等层面看，今天和王阳明所处的明代中叶完全不同，现代人关注他，为的是什么？王阳明龙场悟道处，阳明洞（视觉中国供图）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王阳明心学有一些“神秘色彩”。对于“心即理”“心外无物”等观点，虽说不出它的准确含义，但似乎能朦胧地感觉到：阳明心学的思想是在给我们一种精神力量，能够使我们疲惫的心身得到安顿。阳明心学，是“关乎生存意义、价值的自我实现”的学问王阳明有诗：“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很多人对阳明心学有误解，认为他是鼓吹主观唯心主义。其实，王阳明想强调的是，人通过建立正向的心灵秩序，是完全可以拥有持续不断的发自内心的动力，过一种极具价值感的人生的。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说，阳明学是“生命的学问”。它教你从人生内部去寻找生命意义，突破生命的限制。《兰亭雅集图》局部（视觉中国供图）当然，这种突破并不容易。如王阳明所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他自己也是经历了“五溺三变”（“五溺”指的是他曾沉溺在任侠、骑射、辞章、神仙、佛老之中，“三变”是三次人生的转变），经过大量实操、走弯路、内心煎熬，才建立起了一套能和自我生命紧密相接的，真切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方法。就像浙大哲学系教授董平说的那样，“阳明心学的核心要义，只是要让人主动地、自觉地建立起一个完整的自我心身秩序，并要求把这一心身秩序体现到、落实到自己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用这一完整的心身秩序来支撑起我们的日常生活，实现人格的独立、健全、完整、统一。总体上说，阳明心学是关乎我们的实现生存的，是关乎生存意义与价值的自我实现的。”他摸索出一套实用的“做事方法论”教人“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王阳明并非书斋里的学者，高谈阔论却难以将理论落地。立德，立言，立功，他将自己的理念用到做事当中，一生中带兵平定多处叛乱，扫清匪患，军功卓著。其用兵“诡异”、独断，向来有“狡诈专兵”之名。在记载其语录的《传习录》中，常出现令人醍醐灌顶的句子，把我们一下子点醒：弟子问：静养时，觉得自己的想法很清晰，可一旦遇到具体的事就不能再依照自己的思路去做，是为什么呢？王阳明回答：“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弟子问：学习没有长进，怎么办呢？王阳明回答：“立志用功，如种树然。方其根芽，犹未有干，及其有干，尚未有枝，枝而后叶，叶而后花、实。初种根时，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叶想，勿作花想，勿作实想。悬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没有枝叶花实？”做事的时候别带着得失心，否则便会患得患失，目标达成了就欢喜，没达成就沮丧。抱着这样的心态，无法获取可持续的内心动力；这样做事，也不是持久之道。临终前，弟子问他有何遗言，王阳明只留下八个字：“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上海博物馆王阳明书法真迹

小学一年级，药家鑫的同学逼着他背自己，不背要给一块钱，他就背了。老师找他父亲去，把对方孩子也叫来了，让他父亲处理。他说：“我想着孩子玩儿嘛，小事没必要太汁较，背就背一下嘛，我没有帮助他。”

「明知故问」故问社你可能难以相信，中国人千百年来所津津乐道的“贞观之治”结束的时候，盛世大唐的国力还没有达到五十年前的水准，也就是隋朝的“开皇之治”后期的水准。原因是，贞观之治开始前，隋炀帝的已经将国力消耗殆尽，随后又引发了隋唐更迭过程中十几年的战乱，导致人口急剧减少，国家极其衰弱。社会财富的积累，人口的增长，一方面需要给百姓减负，让他们日子能够过好，能够放心地生孩子，生下孩子能够养大，休养百姓才有国家生息。另外一方面，也需要相当时间的积累，几代人、十几代人的辛勤劳动，财富代代叠加，才能形成比较充盈的国力。贞观之治的效果，也需要时间才能充分显示。隋朝开皇时代的繁荣也不是天赐，而是长时间地执行正确的政策，加上杨文的父亲一身谨小慎微，宵衣旰食才得到的。杨广拿到了一手好牌。他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幸运的，比唐太宗李世民还要幸运得多。他含着金钥匙出生，十一岁就被封为晋王，三十五岁当上了皇帝，而且他接手的这个帝国是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帝国，当时的隋朝国力强盛，国势蒸蒸日上。上天给了他这样一把好得不能再好的好牌，他只要正常出牌，就能舒舒服服地做他的人生大赢家，命运对杨广已经无法更加眷顾了。不过最终他却成了输家，而且是大大的输家，输得一败涂地。他不但自身横死，而且葬送了他父亲一世心血造就的帝国，甚至不可避免地祸及妻子儿孙，也给天下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他自己在年富力强的时候，被他信任的部下处死。他的皇后，被他的部下宇文化及抢去做妾，后来又被其他人辗转抢夺，做过很多人的玩物。他的子孙被造反者当作工具使用，不用以后就给予处死。强大的隋朝在他手上瓦解，国家落入李渊父子手中。他背上昏君和暴君的恶名，永远也无法洗清。杨广是怎么把一手好牌打成稀烂的？首先，他为了获得伟大政绩和奢侈享受，不断兴建宏伟的工程。在十几年时间里，他大肆营建东都洛阳，在各地修建豪华的离宫和别馆，还有巡游各地的壮观的驰道，其中工程量最大的，当然是举世闻名的千年大计京杭大运河。这些工程无一不需要耗费大量的财富，并且需要调动大量的民众。这些工程很多并不是必要的，也有些是需要但是并不那么急迫的。大运河固然是大大有利于巩固国家一统，商品人员往来，但是短时间内完成这个巨大工程，也会给百姓带来的太过沉重的负担。其次，他不断征讨周边的民族和国家。短短十来年，他向南征讨越南、琉球，向西征讨吐谷浑，向东北征讨契丹和高句丽。其中耗费人力物力最大、损失最惨重的是三次征讨高句丽，死伤的百姓达到数百万。这些战争大部分都是主动出击，并没有十分的必要。无穷无尽的战争带来的是大量的死伤，这点终于让百姓忍无可忍了。其三，他为了“万邦来朝”的假象和虚名，大肆挥霍国家财富。他带着庞大的随从队伍，摆着豪华的排场，跑到北方草原会见突厥的可汗，然后又召见北方各族的首领。这些人这么给面子远道而来，当然要赏赐，他慷慨地赏赐那些首领以无数金银财宝和绫罗绸缎。然后又同样地跑去西域，在焉支山设下豪华营地，威逼利诱西域二十余国君主前来拜见，然后还是赏大量的赏赐，让这些人满载而归。他还在洛阳招俫周边数十个国家的使节和客商，举行大规模的盛会，极尽奢华的加以招待和赏赐。高颎和贺若弼等为建立隋朝立下大功的柱国重臣，认为给突厥赏赐太多，表示非常心痛，居然就被杨广处死，家人还被流放为奴。杨广豪气冲天地大撒钱财，其实也没有落到好名声，而是被外国的当作傻瓜冤大头。当时就有外国人在街上说，中国固然富有，但是也有很多衣不蔽体的穷人，干嘛要装着钱多花不完的样子？后来，受赏赐最多的突厥甚至发兵围困落魄的隋炀帝，差点把他打死。隋炀帝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这么一番折腾下来，终于把天下给逼反了。全国烽火四起，大大小小的造反势力多达二百多股，最后分化组合成十几支强大的割据势力。而那些王公大臣，比如宠臣宇文化及和亲表弟李渊等人，也趁机出手，开始逐鹿中原，抢夺这大好江山。【更多文章】野夫：江上的母亲王朔：金庸的媚俗与媚俗的余秋雨

「明知故问」故问社2004年，李登辉拍了身穿日本剑道武士服的宣传画，为其领导的政党——“台湾团结联盟”的“立委”候选人拉票。叶永烈：评说人物不能以后来论当初，也不能以当初论后来。毕竟人是会变的，李登辉就是典型。他曾加入共产党，后又加入国民党，而后又叛党；他从坚决反对“台独”到成为“台独之父”，于此可见一斑。李登辉是一个复杂多面、变化多端的人。说李登辉变化多端，一点也不过分。01李登辉曾加入共产党李登辉有着浓厚的“日本情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22岁以前是日本人”。他的日语说得非常流利。他出生在台湾淡水，当时正处于日本统治之下。他从小接受日本教育。18岁时考入台北高等学校，毕业后前往日本，在京都帝国大学求学。李登辉早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李登辉“保密”了多年的政治秘密。直到他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在1990年被台湾媒体曝光，一度引起轰动。只是内中的详情，直至2000年3月李登辉从台湾地区领导人宝座“下岗”之后，才逐渐透露出来。讲述详情的是当年与李登辉在台湾并肩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陈炳基，他在2002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讲述了幕后的秘密。陈炳基后来在中国大陆工作。1996年5月，他获准从中国大陆前往台湾探亲。当时，正值李登辉在台湾地区领导人直接选举中获胜，获得连任，并在5月20日举行宣誓就职典礼。就在典礼举行前夕，李登辉得知陈炳基来到台湾，主动约见老朋友，这使陈炳基感到十分意外。李登辉与陈炳基一口气就谈了几小时。陈炳基后来回忆说，李登辉在日本留学期间，受到马克思主义者、日本教师盐见薰先生以及同学杨廷椅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仔细研读了日本马克思主义政论家河上肇所著的《社会主义问题》及马克思的《资本论》。1946年，李登辉回到台湾，在台湾大学就读农业经济系。他先是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同志会”，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台湾共产党是1928年9月15日成立的。当时台湾处于日本统治之下，严厉镇压共产党，所以台湾共产党的成立大会是在上海举行的。台湾共产党当时是日本共产党的台湾支部，而日本共产党又委托中国共产党对台湾共产党给予指导。因此，台湾共产党受日本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双重领导。由于当时的日本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都还处于不成熟的阶段，所以台湾共产党也不成熟。台湾共产党只存在了3年。1931年随着台湾共产党领导被日本当局一网打尽，

「明知故问」故问社邵燕祥：诗人，散文家，评论家，祖籍浙江萧山，1933年生于北平，1948年北平中法大学肄业，1949年至1957年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1978年至1994年先后任《诗刊》编辑部主任、副主编。1980至90年代，曾先后当选中国作协理事、主席团委员。著有诗集《到远方去》《在远方》《迟开的花》《邵燕祥抒情长诗集》等。2020年8月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记者：你一直这么乐呵呵地。我看你的照片，1958年3月，“右派”定案后，下放劳改前，去看望父母，门前留影时还呵呵笑。不过，写《沉船》时，说自己“死在1958”。邵燕祥：哈哈。1958年，我“落入另册”，在当时历史环境下，看不到光明的前途，而我上有老下有小，不能够不怀着积极、负疚的心理去面对。不管怎么样，我得尽我所能解除他们的担忧——对老人尤其是这样。我记得，我给一些朋友写了断绝联系的相当于最后的书信，同时给我的妹妹写了一封长信——我怕她没有精神准备，实际上，她也是没有精神准备。另外，对我的母亲也要做一些准备。母亲很担心我，但是她没有表示出来。我签了字，即将下放劳动，我觉得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出路——按照要求去“改造思想”，那时候经常提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我让母亲也相信，不管是狭窄的出路，还是宽广的出路，我能够一直走下去，不要担心。你说的那张照片可能是我妹妹拍的，母亲很可能在边上看着。很多人也有你这样的想法：怎么回事？按照一般的逻辑，这时候应当是满面愁云，怎么还笑得很灿烂？我想……就好像贾宝玉丢了通灵宝玉以后，人变傻了，老是傻笑。像丢了魂，我傻笑还是可以的。实际上，理智地看，人的表情既不是完全听命于理智，也不是完全是情感的作用，比较复杂。可以应证的是老作家汪曾祺，他划“右派”那天，回到家里，很平淡地对夫人笑了一笑说：“划右派了。”他也是笑了笑，很自然。他比我大13岁，后来他写文章，说有精神准备，采取的是随遇而安的态度。我……很难说是随遇而安，恐怕更严重点，应该说是“逆来顺受”吧。因为，我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记者：你把下放当成了命运的一条出路？邵燕祥：对呀。不但是出路，还是逃离原来的机关单位广播局的一个很好的解脱。我在那儿工作、生活了七八年，各方面人事都不错，但是忽然而来的一场政治风暴，对人际关系产生了强制性的改变。对这一点，我没有精神准备。打击和孤立右派是当时的统一政策，落实到每个人身上，不仅要打击你，孤立你也变成了常态。这么一来，平常很亲近的同事，无所不谈，笑语频频，忽然变了脸了，个别的人见面道路以目，用眼神打个招呼，一般避而远之。这种气氛，你们不妨试一下，比监禁还厉害，是一种精神虐杀。所以我想，下乡劳动，换换环境吧。记者：从你个人的写作来看，最初是歌颂建设，1956年前后开始批评社会。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邵燕祥：这个说起来话长。我并不是简单地从歌颂建设转到批评社会的阴暗面，有一个过程。当时，《文艺报》有两篇专论，一篇是郭小川写的，欢呼社会主义革命的前进，另外一篇是当时还不是很知名的张春桥写的，意思大概是要打破一切常规。从我来说，我一直积极配合，写政治诗，因此，我觉得，当前的任务，一方面继续歌颂光明面，同时用另外一只眼睛看，要有所批评。这个批评，着眼点主要是生活中遇到的官僚主义的现象等，完全符合最高层的政治口径。比如，我在《北京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用一个普通青年工人的口吻来质问工厂的经理，说我们的创造发明、合理化建议，到了你那儿，都被压制了；你成天讲这个讲那个，唯独不讲讲自己的官僚主义等。再比如，马雅可夫斯基写过一首诗，叫《给初学拍马者的指南》，我读了后觉得很有兴趣，也在生活中看到不少钻营拍马的恶劣的表现，所以套用他的路子，写了一首《拍马须知》。后来，我的恩师、《诗刊》老主编严辰看到了这些诗歌，温和地暗示我：“我劝你不要写讽刺诗了，还是按照原来的路子，写抒情诗。”我当时并没有深刻体会他的用心，即使体会到，也晚了，在此之前已经发表了一些批评性的作品。记者：这些批评中是否有自己的独立思考？邵燕祥：应当说是有一定的独立思考。我没有把批评的矛头指向高层，而是认为这些现象是各级干部官僚化的结果，所以，我那时一个基本的心态，认为我们最大的阴暗面就是共产党人、干部的官僚化、特权化。当时，我看得比较浅。我缺少实际生活的阅历和经验，也不懂政治，支持我的信念和热情的是一种理想主义——相信党纲党章，相信人的修养——这种理想主义是最后我们提出批评的一个有力的后盾。记者：什么时候，你完全独立思考，是写“别了”一书之后？邵燕祥：那是很晚以后的事情。我经历了思想改造，思想还是在“体制内”，不但如此，还很坚定地相信自己是一个革命者——这样一个信念，成为我在自尊被践踏、权利被剥夺的长时间里的精神支柱。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是靠这个信念，度过了一个右派二十多年的时间。邵燕祥：《最后的独白》（节选）1你的记忆里有几页关于我的？……面对面你已经把我忘怀。你从遥远的泰加森林和冰封的叶尼塞河口走来，把耳朵贴在俄罗斯大地上连草在拔节都能听见然而，在你睿智的眼里我是谁？依旧是那个溺水的女孩不懂得感谢她命定的拯救者？还是可恶的彼得堡的人海里可笑的穿制服的女学生，考试《圣经》能得5分，而在寄往西伯利亚的邮包里塞进对巴扎罗夫的想象和对英沙罗夫的忠诚？然而，你总是燃烧的胸中一颗心为什么骤然冰冷？你对你的长子雅可夫这样残酷嘲笑他因不能忍受你的冷漠而宁愿死去的痛苦？你嘲笑我的怜悯，连我也不知道我是怜悯他已死的生母还是怜悯我为你生的儿女……然而，你衔着烟斗，眯起眼睛看世界，在袅袅的烟雾中格鲁吉亚人是否都已变形？不容虚伪，但也不容真实，你比所有的人都聪明，而那么多聪明人在你面前变成傻瓜，倾听你机智的概括雄辩的推论，斩钉截铁的讲话。我是谁？我是你的妻子？主妇？朋友？伴侣？抑或只是你麾下千百万士兵和听众里的一个？你曾把耳朵贴在俄罗斯大地上，连簌簌的草长都能听见但我相信你早已听不见近在身边的我的心跳的声音。2你相信酒。我相信音乐。命运在敲我的门，还是我在敲命运的门？古老的镜子：欢欣者越照越欢欣，憔悴者越照越憔悴。古老的丁香从来不知愁苦，散放着尖锐的温馨，十几个春秋以前，它也这样抚慰着别墅的旧主人？这墙，这楼，这草坪，也曾经是石油贵族祖巴洛夫的家属们的囚牢吗？惊鸟跳来跳去。麻雀啁噍。飞出这别墅，可有我自由的天空？3也许我不该怨你，不管说出还是没说；也许你还爱我，还有点旧情难舍。感谢你像丈夫一样搀

「明知故问」故问社葛剑雄：祖籍浙江绍兴，1945年12月出生于浙江湖州，历史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并任国际历史人口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等。从事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研究。近年来，风水日益兴盛，是不争的事实。据熟悉内情的人士透露，一些重要的建筑，包括公共建筑，从规划设计到施工建成，很少有不请风水师的，只是在经费开支中被列为“咨询费”、“管理费”之类而已。高官、富商、巨星、名流之中，信风水，请人看风水，照风水师的指点行事的不在少数。如果说，以往对风水还要遮遮盖盖，披上“科学”、“生态”、“地理”的外衣，现在已经亮出“传统文化”、“东方智慧”、“天人合一”的大旗登堂入室，甚至成了“建设和谐社会”的举措。以往有些人强调风水是科学，这是由于非如此不足以使风水合法化。中国一度将科学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连《宪法》也规定“国家提倡……爱科学……的公德”。一旦被斥为“伪科学”、“反科学”，风水师就会被当成骗子，看风水完全可以被禁止。但这样做并没有给风水带来多少转机。风水在地理学史上的确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在缺乏必要的仪器和设施、科学知识贫乏的年代，风水师凭借经验和简单的器具对生态环境的探测和解释往往蕴含着原始的科学，或者客观上符合科学原理，在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聚落形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留下不少成功的实例。但是到了今天，风水的科学部分早已不再神秘，生态、地理、气象、地形、地貌等要素完全可以用仪器进行观测，依靠数据进行判断。即使不懂风水，北半球的建筑师一般都会将房屋设计为坐北朝南，而南半球的建筑师肯定会以坐南朝北为第一选择。如果风水师的功能就是讲科学或者取代科学技术，他们早就没有饭吃了。而风水盛行的基础恰恰是文化，正是信仰的缺失，才使风水在一定程度上取而代之。中国历来不是宗教国家，以往多数人不是宗教信徒，但这不等于说中国人没有信仰。相反，绝大多数人有自己的信仰，如信各种鬼神、信天、信菩萨、信祖宗、信圣人伟人。还有人信皇帝，因为他是天子，得天命，代表天意。一般民众都相信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今世来不及修就修来世。风水只要与这些信仰符合，就如鱼得水，无往不利。到了革命年代，那些都作为封建迷信、腐朽没落的反动思想和行为被扫除，甚至被当作反革命罪行惩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成为革命者和党人的信仰，成为民众的行为准则。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极端的个人崇拜将领袖塑造为神，成为亿万民众的信仰，他们自然不需要或者不敢需要风水。时至今日，旧的信仰不复存在，新的信仰却没有建立，史无前例的大变局使人不知所措，宗教的传播即使毫无障碍，也赶不上人们的需求。在这样一个自然和社会都在急剧变化的时代，再发达的科学也解释不了一切自然现象，再强大的政府也解决不了所有的社会问题，再富裕和谐的社会也不能消除贫穷与不公，再多的财富也不能满足一部分人的物欲，再高的地位也难以使一部分人就此止步。运用适度的风水正好能填补某些空白，高明的风水师至少能起到心理暗示、诱导或抚慰的作用，使当事人消除疑虑，增强自信，产生期待，得到安慰。风水师的指点如果有了效果，就会被广泛传播，吸引更多信众，原来信的人会更信。风水师指点无效，或者适得其反，也可以轻易化解———

「明知故问」故问社作者：叶匡政来源：《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

「明知故问」故问社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是我们自古以来的信条，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好像事情却没有这么简单。记得小时候看过一则寓言故事，说是在一条沟渠旁边，有座小庙，庙里的神像都是木头的。一日，一人过沟，为了方便，居然把神像搬下，横在沟上踏着过去了。不久，又来一人，见状大惊，连呼：罪过，罪过，连忙把神像扶起，擦拭干净，复归原位，还拜了几拜，方才离去。庙里的鬼卒对主神说，大王，你一定要惩罚前边的那个人。大王说，要罚就罚后边的这个。鬼卒不解。大王道：前面的那个都不信了，怎么罚他？

「明知故问」故问社新浪编辑一直催促交一篇关于青春回忆的文章以纪念五四青年节，要求青葱向上。我想，这样的文章是要说实话的，人什么都可以撒谎，不能对青春撒谎。我的十八岁一点都没有青葱的感受，一点也不向上，而是从生理和心理都混乱迷茫。就写一些人和事吧，都是好男好女……

「明知故问」故问社本文选自李承鹏2000年出版的《手起刀不落》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大家看；喜剧，就是把无价值的东西炫耀给大家看；至于闹剧，“那就是一则喜剧连续三次上演”，鲁迅说。

从事体育新闻已逾10年，掌法依然未得大成，常常伤不了对手反伤自己，反作用力大于作用力，状极狼狈。黯然销魂之际，细细琢磨韦小宝之“逃命绝学”，想使笔头变得圆滑狡诈，此为处世之道。

毫不夸张地说，不了解历史地理，就不知道历史的真实面貌。如今，全世界有很多人都想跟着葛剑雄学习历史地理，仅仅是葛剑雄在网络上零零散散的演讲内容，就吸引了大量听众，葛剑雄在微博上的粉丝更是数以百万计。

「明知故问」故问社李承鹏：著名杂文家、畅销小说家，当代中国具有重要话语地位的公共意见表达者和思想者。著有杂文集《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小说《李可乐寻人记》（《寻人启事》）、《李可乐抗拆记》、《你是我的敌人》以及《中国足球内幕》等作品。我还清晰地记得妈妈年轻时候的样子，那是一种清丽的漂亮，那是一种温暖的纤细，一头黑黑的长发像那个保守时代每一个女文艺兵一样低调地卷上去，短短的，以免闲言碎语。记忆中妈妈很爱哭，哭的时候就拿把梳子慢慢梳自己的头发，有时候也梳我的头发，边梳边说：“儿子，以后要当法官，要像拉兹一样当法官，保护妈妈”，说到这里，她通常会哭。后来知道，妈妈的父亲曾在一夜之间被连环打成右派、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敌特，直至死在一间阴暗潮湿的平房里，和毛主席几乎同一天过世，但正因如此，“革委会”不准一个反革命分子与伟人同时间举行追悼会。本来妈妈在团里是演江姐、柯湘这样正面而美丽的角色的，但一夜之间也只能在类似《滨城疑云》这样的二流剧里饰演台湾来的女特务了。这算幸运的了，她们团里大部分成分不好的女演员都被剃了阴阳头，站在高板登上坐“喷气式”（双手反剪，然后被人从后面突然一脚踢翻凳子向前摔出去）……而且妈妈和父亲一直没完没了地吵，妈妈就没完没了地哭，终于离婚。和那个时代大部分女人一样，妈妈不是一个对生活很有安全感的女人，她的经历影响到她一生的性格。由于革命形势越来越高涨，像她这样的黑五类是不可以继续呆在革命文艺团体的，要么被剃阴阳头，要么被发配到藏区，所以后来她去了一家街道企业，工种是往汽车电瓶里注硫酸、盐酸以充电，或者抱起一根钢筋让切割机切割打磨，她每日混迹于一帮说话粗俗、骨节粗大的女工中，穿着硌人的工装蹲在马路边上吃中午饭，一月十八块五毛。于是，一个很好的青衣就迅速被无产阶级姐妹们统治了。但无论如何，她看上去不像和她一块蹲在马路边上吃饭的姐妹们，这让她陷入无比孤独。妈妈常说自己有三个梦想，一个是重新回到舞台，一个是盼望儿子能出人头地，还有一个就是能住上她小时候曾住过的像成都红墙巷39号那样的四合院。妈妈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公是满清“庚子赔款”时的公派留日学生，才华横溢，精通国学、中医及日本语，后因中日邦交恶化，愤而回国，曾任燕京大学、燕京女子大学、西南联大教授，后在黄浦军校关校长盛邀之下出任抗战时期军校文学教官。所以生活还算富足，居住得相当不错。妈妈回忆：那时候我们家啊，前庭种着两棵桂树，秋天就会飘香，后园种着黄桷树，夏天香得人都睡不着。妈妈小时候很调皮，常求着外公的勤务兵带她去后花园捉麻雀，先撒把米，用木棍儿支着笮盖，麻雀吃着吃着她们就把细绳子一拉……我知道，妈妈一生命苦，但成都红墙巷39号记录着妈妈对于生活最美好的碎片，那是一个典型的成都风情的小巷，春天来时，燕子在发黄的房檐下飞来飞去，衔食结窝，哺养儿女，等到深秋，燕子走了，但银杏树会把叶子洒落一地，像碎金一般夺目。妈妈已经六十七岁了，并伴有严重的老年骨质增生，所以她第一个梦想——重回舞台肯定无法实现，她另一个梦想即希望儿子出人头地似乎也还需要时间和机遇，对此，我非常的遗憾，我时时在想，如果李承鹏这辈子就这样不着四六了，但我也一定要让她实现自己第三个梦想：住到属于自己的四合院去。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中国的命运影响到中国所有妇女的命运，命运没有使中国妇女们变得脆弱，命运却使她们像竹子一样坚韧。一次事故使妈妈在那个街道工厂里毁掉了曾经的美丽嗓子，那天，她为了给一个急于赶路的司机把电瓶充电，手忙脚乱下忘记了带上安全口罩，结果一不小心吸进大量高挥发的盐酸气体，然后她失声了，半个多月才能够说话，但已无当年被同行艳羡的“嘎呗儿脆”了，当年在团里，只有妈妈是能够连续唱两个完本的《玉堂春》，但我记得，那天妈妈嗓子勉强恢复声音后只能对我说出一句：儿子，妈妈爱你……妈妈如此坚强，后来就是改革开放，旧有的秩序被无情打破，街头出现各种各样新式商品，但生活也因这些商品的出现从而压力无穷。为了让儿子能够过上与别家孩子一样的生活，早餐能像别的同学一样吃上涂了一层薄薄果酱的面包，校运动会时能够像别的同学一样穿上崭新洁白的运动鞋，一个单亲妈妈辞去月工资十八块五毛的街办工厂，办起了私人幼儿园，这样一个新的工作形态使家庭能够每月挣到近三百块钱，后来因搞了“全托”业务激增到二千块钱。但那是一段非常艰苦的岁月，妈妈每日每夜都睡不安稳，生怕哪个孩子发烧感冒出了大事，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妈妈患有严重的失眠症。在无数个夜晚里，我看见妈妈蜷伏在一张靠近孩子们的小床上疲惫入睡，看见妈妈曾经漂亮无比的手因清洗孩子们的衣物而关节变大、皮肤粗糙，我就发誓让妈妈过上好日子，要让她住上好房子，让她能够在秋天嗅到桂花香，夏天嗅到黄桷兰香，看房檐下燕子们飞去飞来，带着孩子们去后花院捉麻雀……但我不是一个很能挣钱的人，所以现实生活使这样的目标太过奢侈，虽然我还算是一个有理想的人，竭力写字，竭力让我和妈妈能够离这样的目标尽量靠近。1990年，我大学毕业，我带领我妈用一笔不多的钱把房子从四楼换到一楼，因为楼前有处空地可以种花养草，这样一个生活的变化让妈妈欣喜不已，她种了桂树、葡萄树、菊花、兰花，1993年，花儿们按季依次开放，我记得妈妈的眼神很年轻了，她每天都在花园里嗅着，仿佛梦回红墙巷39号；1997年，由于工作变化导致生活变化，我用全部积蓄加上借款买了一处便宜但离城市很远的复式楼，并在楼顶花园里修了养鱼池，种了很多花花草草，但那时妈妈的身体已大不如从前，每次爬楼她都要花更长的时间，我才发现自己太粗心，因为妈妈膝关节的骨刺经常折磨着她，但妈妈说：没事儿，儿子，我应该加强锻炼，住得高好啊，空气清新。但她脸上痛苦的表情告诉我，她不过是在安慰她的儿子；2000年，感谢足球报，一笔二十四万的转会费让我支付了一处相当漂亮的楼盘的首付，那是一处电梯公寓，妈妈不用与骨刺做斗争了，她很轻松地就可以楼上楼下去菜市场买菜……但遗憾的是，在买房前的精打细算中我发现，我没有充足的钱为她买到一楼，而一楼有近三百平方米的花园。那一年，就在我为新的住房进行所谓“新殖民地风格”装修时，我隐隐感知到妈妈其实很失落，这样一套漂亮而西化的房子让她很失去自我，她再也不能在家里做豆腐乳了，不能在看似漂亮实则无用的全封闭落地窗的阳台上种点花花草草了，她搞不懂我为什么会在客厅里装一个欧式假壁炉却丝毫不能取暖，她要是早上在阳台上吊一吊嗓子，追忆一下当年作为青衣的时光，保安会赶来善意地提醒：昨天，昨天有人提意见了，他们打了一夜麻将，现在正在睡觉……妈妈还是想念红墙巷，还是想念燕子春天飞来秋天飞去，晚上后院的黄桷兰香得让人睡不着觉的幸福。她曾多次向我提出：能不能让我住到一楼去，我想种花儿，还能种点黄瓜、葡萄，没加农药的，比菜市场的新鲜。我屡屡哂然，“老妈，你真是太老土了，您不怕浇那些粪把邻居们都惹急了吗？”这时，妈妈就会不说话，然后用很理解我的眼神看着我关于“后殖民地风格”居住的理念阐述。妈妈身体越发不灵了，昨天是“母亲节”，她又感冒了，骨刺折磨着她很痛苦。打电话回去问候她，她问“儿子，你什么时候回来啊，我想你了”，我说“明天一早，我给你准备了礼物”，于是她就很高兴的样子，像孩子一样问我“是什么礼物啊，你先告诉我嘛”……我知道我的妈妈不是在“母亲节”博文中出现的那种最典型的传统意义中国妇女，那种满脸皱纹苦大仇深的劳动妇女，事实上她不喜欢革命不喜欢工厂，她一直认为她更应该过上红墙巷那样的日子，她没有出身农村，没有出身工厂，也不是双枪老太婆那样的革命战士，她的经历让她更加复杂，更加敏感，也就更加痛苦，一个旧式官宦家庭的女孩子因中国革命的变幻从而命运多舛，离异、单身、并执着地坚守着类似张爱玲小说中的某种老式的浪漫。她甚至，将她的儿子当成她对这个世界关于男人的全部希望。至少，儿子能够让她重回红墙巷居住的时光，对于她而言，这无比重要，而且神圣。关于妈妈的“四合院”梦想，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我只能不停地写下去，一个字、一个字的累积，像一块砖、一块砖的累积，修好妈妈梦中的“四合院”，让她真地能够看到春去春来，燕子飞来飞去，有老成都那温润的地气让她骨刺增生的腿受到滋养，晚上黄桷兰飘香，香得她老人家连觉都睡不着……那是一个曾经漂亮、终于被中国式革命和中国式生活弄得无比神伤的女人，一辈子的梦想。【更多文章】李承鹏：读书究竟有什么意义？李承鹏：新冠失去了科比，非典失去了张国荣

「明知故问」故问社人文学科的核心，人文教育的最高境界，是让我们具备一种“人之为人”的价值观，是让我们摆脱工具和动物的命运。我们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读经典？为什么要学人文学科？为什么所有的大学里除了专业教育之外还要有通识教育？通识教育就是人文教育，人文教育其实就是要告诉你一个价值观，启发你自己的信仰。有了这样的价值观和信仰以后，逐渐提升你的判断力。当这个世界发生事情的时候，你就能够独立地判断是非，而不是人云亦云，或是哗众取宠。孔子有一句话，叫“君子不器”。这四个字的意思是，君子不仅仅是专业技术人才，要成为君子，除了懂本专业，还必须具备一种价值判断。君子不仅要能够判断自己的专业问题，还要能够判断公共事务中的是非善恶和美丑。我再举个例子。一把锋利的菜刀，你可以拿它切菜，也可以拿它砍人——这就叫“器”。假如这把菜刀你让它切菜它切了，让它砍人它坚决不去，那这把菜刀就不该叫“器”了，该叫“君子刀”。而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刀本来就是没有主观意志的工具，它永远都只能是个“器”。但我们是人，是有着意志和尊严的生灵，不该只配得上工具的命运。一个人如果只是专业能力很强，却没有自己独立的是非判断，让他去干好事他也干，让他去干坏事他也干，那就不叫君子，只能叫“器”。一个人不仅专业能力很强，而且能够判断是非善恶和美丑，不颠倒黑白，不戕害无辜，不做强权的附庸，尽自己所能去坚守正义，去发现和创造真善美——这样的人，才是一个健全的人，才配称为“君子”。人文教育不是为了让我们熟记一些苍白的人文知识，那样的功能完全可以由工具取代。人文教育的目标在于让我们获得一种信念，让我们具备一种分清是非善恶和美丑的判断力。有了这样的判断力，我们才真正有资格说我们读的是大学，什么叫大学？“大学大学”，倒过来读你就明白了，“学大学大”，学者大起来，没有大起来的人叫什么人呢？叫小人，大起来的人叫什么呢？叫君子，君子是什么人呢？不器之人。一个人如果没有经过人文的教育，没有人文的修养，没有对是非善恶和美丑的判断力，没有坚守正义的勇气，即便你专业能力再强，你也不能算是读过大学的人。我们可以把人生分成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谋生。人要活着就必须谋生，这是必须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所有的时间都用到谋生上，否则你的人生就只能永远停留在谋生的层次了。你要留出一点时间干什么？留出一点时间给心灵，留出一点心灵给信仰。单单想着谋生，层次会低到何种程度呢？我告诉大家，如果你一辈子只是在谋生的话，我可以说你跟动物没有区别。大家到大学里来学专业、搞技术，必定有谋生的动机成分，这本是无可回避、无可厚非的。但是动物也要学技术，动物也是不同专业的毕业生，没有专业怎么谋生？蜘蛛是纺织专业的，老鼠是隧道专业的，它们都有专业，都有各的道。如果我们只是想着谋生，只是在学一门技术，你到大学来呆了四年，毕业时就拿了一张专业的毕业证走了，其他的都没有提升，那么你的追求跟动物没什么分别，顶多算个高级动物。真正把人和动物区分开来的，是谋生之上的第二个层次，这个层次叫谋智。意思是除了吃饭穿衣等基本的生存需求，人类还应该有智力提升、知识精进的需求。但是这种追求，还不算人类最高层次的追求，最高的层次是什么？在知识的层次之上，还有一个层次叫谋道。道是什么？中国古代有两家都在讲道，道家讲道，儒家也讲道。道家讲的道侧重的更多是客观规律，儒家讲道讲的更多是人文物理，它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一种价值观。人有好人和坏人的区别，无论你才能是否卓越、处境是否通达，你要选择做好人还是坏人？这个就叫价值观。具备价值观之后，你还得学会去辨别是非善恶和美丑，这就叫价值判断力。如何评判自己的所作所为？如何避免好心办了坏事？具备了价值判断力，知晓了是非善恶，你才可能保证自己的知识和智力被用在正确的地方，你才可能懂得敬畏生命、敬畏自然，不至于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存造成威胁、带来灾难——价值判断力的重要性，也正体现在这里。因此，人文学科的核心，人文教育的最高境界，是让我们具备一种“人之为人”的价值观，是让我们摆脱工具和动物的命运。【相关文章】鲍鹏山：我们培养了很多高学历的野蛮人

「明知故问」故问社常有人说我的演讲很有激情，可是今天我听了前面两位嘉宾的演讲，我觉得自己被秒杀了。尚老师、许院长他们的激情，来自对文化的热爱。文化确实是一个能够激发我们感情的崇高东西，它和知识是不一样的。一个有文化的人，你会发现他的生命力是非常旺盛的。他不是冷冰冰的，而是富有激情、情怀，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爱和诗意的眼光。可是今天，我们从中小学到大学的教育，更多的是在教知识、技术、专业，唯独缺少文化。我们培养了很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很多高学历的野蛮人，他们是冷冰冰的。有句很有名的话：知识就是力量。中国人耳熟能详，而且对它很是认同。从历史上看，1840年以后，中国面对西方的科学技术，不堪一击，于是得出一个结论：落后就要挨打。这个落后，就是指科学技术的落后。从现实上看，如果今天我们不能用知识很好地答出一份标准化试卷，可能就读不了好大学、好专业，找不到好工作，以更好地满足自己物质的欲望。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现实压力，我们都知道知识太重要了。但是我今天要对大家讲的是，尽管知识确实重要，但知识也有局限性。01这根胡萝卜把他一辈子都拴死了首先，知识是无限的。什么叫知识？知识是对这个世界所有事实的认知。既然世界是无限的，那么知识也是无限的，可悲剧的是人生是有限的。庄子就说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世界是无限的，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世界所包含的无限知识，那我们的人生就会废掉。当知识不成体系时，它是无用的，只是碎片。举个例子，曾有一家报社搞国学知识竞赛，找了一批专家出了一套国学题目。题目出完后，编辑想让我审一下。我看了5分钟，对它的判断就是6个字：无趣、无聊、无用。比如有一道题目问：在中国历史上哪一个时代的宦官是可以娶妻的？这是非常严肃的知识。如果你专门研究宦官，把他们的生存状况、心理状态以及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影响、作用都搞明白，你将会成为一名了不起的专家。可是假如你的主要精力不在此，这样的知识碎片，对你一点用处都没有。还有一道题目：胡萝卜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如果你能把它变成系统的知识进行分析研究，它是有意义的。但是假如一个人并没有这样的意愿和目标，他只知道胡萝卜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这样的知识对他不仅没用，还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因为他知道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答案，心里一阵窃喜，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牛的人，并且他特别想让别人知道这一点。于是，他天天等着别人提问，以期收获别人的敬佩。为了等到这一天，他可能每次和朋友吃饭的时候都点胡萝卜，别人吃得很香，他却只等着一个问题。这根胡萝卜把他一辈子都拴死了。02有不少人把自己的人生切割成碎片德国哲学家尼采写过一篇文章叫《我为什么这么聪明》。他的结论就一句话：我之所以这么聪明，是因为我从来不在不必要的事情上浪费精力。有一次我坐出租车，司机正在收听一档知识竞赛节目。节目中，主持人放了5个音乐片断，每个片断几秒钟，随后提问：这5个音乐片断，有2个片断属于同一首歌，你们谁知道？一个小伙子抢答说他知道，并且回答正确。紧接着第二个问题是：其中有2首歌出自同一张音乐专辑，你知道吗？这时我紧张了，我怕他知道。他不知道，说明他还是正常人，如果他知道，他这一辈子可能就废了。但是没想到他真知道。这时我让司机把收音机关掉。司机吓一跳，问为什么？我说：“它在侮辱我们的智商，并且在误导我们生命的流向。”这就叫无用的知识，生活中有太多这样无用的知识。比如，很多人关心某个明星喜欢的颜色是什么，星座是什么，结了几次婚，又离了几次婚。当一个人把精力花在这些地方时，他可能获得了知识，并且在饭桌上能与人聊天，但他会变得特别琐碎。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警惕知识》。主要观点就是，我们的生命本来就不可能占有无限的知识。更可悲的是，无聊的知识会让人生变得无聊，琐碎的知识会让人格变得琐碎，甚至猥琐。孔子的学生子夏早就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但是“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即使是胡萝卜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这样的知识，你可以拿来吹吹牛，但如果你老是把认知集中在这种信息上，你的一生肯定不会有什么成就。你用琐碎的知识把人生变成了碎片，所以君子不为。荀子曾提出过对知识的鉴别。他说有些知识是无聊的、无用的、无趣的，这样的知识荀子有一个判断，叫“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你知道了这样的知识，并不能够因此成为君子，你不知道这个知识也不会因此成为小人。有的知识对你的人生，一分都没加，又何必耗费精力和时间呢？但是在生活中，确实有不少人专心致志、兴高采烈、兴趣盎然地用琐碎的知识，把自己的人生切割成碎片。03在知识之外有一种更重要的东西《列子》里面有篇文章叫《两小儿辩日》，在座的都读过。两个小孩辩论说，太阳早晨离我们近，还是中午离我们近。两个人都有根据，说早晨近是因为早晨的太阳比中午大；说中午近是因为中午的太阳比早晨热。孔子活得真有压力，他几乎是那时候的“谷歌”和“百度”，大家有什么问题都跑去问他。两个小儿问孔子，但孔子没法判断。于是作者就借小孩的口吻讽刺孔子：“谁说你知识多？”作者大概是想，只要否定孔子的知识多，那就否定了孔子的价值。这个思路显然是错误的。在人生知识的考场上，谁能站到最后？我今天跟大家打个赌，我可以出一套100分的知识类题目，每道都有标准答案，但我能让在座所有人都得零分。反过来，你们也可以给我出100分的知识类题目，让我一分都得不到。比如，复旦大学自主招生出过一道题，老师对学生提一个要求：“你现在问我一个问题，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是要我回答不出来，第二是你必须要有标准答案。”很多人说这个题目太雷人了，可我就觉得出得很好。因为它告诉我们，在知识的考场上，没有人可以站到最后。有一个聪明的学生马上问：“老师，你知道我祖父的名字吗？”我也可以按照这个思路给大家出题，不需要费劲，就能让大家都得零分。你们知道我祖父的名字吗？知道我祖母的名字吗？知道我祖父的二大爷的名字吗？在座的谁能答出来，今晚我请客。可见，知识可以把任何一个人打倒。如果要算知识的总量，我相信今天在座的人，你们的知识总量都超过孔子。比如说，我可以出计算机、物理、英语、数学之类的题目，孔子肯定答不过你们。但我们就比孔子的境界高吗？这就要思考另一个问题了：决定孔子境界的不是知识的总量，而是另外一种东西。孔子自己早就说过：“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我有知识吗？不，没有。苏格拉底也曾经说：“我比别人多知道的那一点，就是我知道自己是无知的。”他们说这些不是谦虚，只不过说出了一种真相。面对世界的无限，我们短暂生命里的知识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我们应该允许自己的无知，也应该宽容别人的无知。你看我不顺眼，给我出一道数学题。我为了防备下一次再有人给我出数学题，于是我天天学数学，学了10年以后，解放日报文化讲坛大概已经到6800期了，我终于有勇气上台演讲，突然又有人说：“鲍老师，我这有一套物理题。”你不会这样干，对不对？因为你们会宽容我的无知，我们也会宽容他人的无知，但是有种情况是不能宽容的，那是什么呢？没有良知。04知识与良知没有知识可以被宽容，没有良知不可以被宽容。我们遇到标准化的试卷，回答不好没有问题，但是涉及良知判断、是非判断、善恶美丑判断，如果出了问题，那就是大问题。我讲一个故事。有一位父亲发现15岁的女儿不在家，留下一封信，上面写着：“亲爱的爸爸妈妈，今天我和兰迪私奔了。兰迪是个很有个性的人，身上刺了各种花纹，只有42岁，并不老，对不对？我将和他住到森林里去，当然，不只是我和他两个人，兰迪还有另外几个女人，可是我并不介意。我们将会种植大麻，除了自己抽，还可以卖给朋友。我还希望我们在那个地方生很多孩子。在这个过程里，也希望医学技术可以有很大的进步，这样兰迪的艾滋病可以治好。”父亲读到这里，已经崩溃了。然而，他发现最下面还有一句话：“未完，请看背面。”背面是这样写的：“爸爸，那一页所说的都不是真的。真相是我在隔壁同学家里，期中考试的试卷放在抽屉里，你打开后签上字。我之所以写这封信，就是告诉你，世界上有比试卷没答好更糟糕的事情。你现在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我可以安全回家了。”这封信说明，一个人在知识的试卷上可以犯错，甚至不止一次犯错，一辈子犯错，我们到老了都是无知的。但是在良知问题上，可能犯一次错，我们就万劫不复了。所以，比事实判断更重要的是价值判断。事实判断，我们做不到什么都懂，但是做人要有良知，要有价值判断力，这一点还是应该尽量做到的。今天中国社会的一个问题，就是缺乏判断力。中国教育的一个问题，就是缺乏文化素养。比如，为了抵制日货，很多年轻人走到大街上砸同胞的车，甚至伤害同胞的身体。他们带着一腔热血，以为在爱国，但实际上却是在“碍国”。为什么一个带着良好爱国热情的人，会去做妨碍国家、损伤中国人形象的事？他们缺少的是什么呢？良知。知识就是力量，但我要告诉大家，良知才是方向。我们常常说落后就要挨打，我还要告诉大家，野蛮也会招打。

「明知故问」故问社张国荣金曲纪念片段是不是宿命？2003年非典，张国荣忽然走了，2020年新冠肺炎，科比忽然走了。张国荣像一只蝴蝶扑向文华酒店地面，科比把自己像扣篮一样扣在山谷间。2003年4月1日，不像个死人的日子。香港。最高温度27。C，最低温度23。C，细雨蒙蒙——天空像传说中那么眼波如丝；风继续吹——像情人的指甲由九龙而港岛缓缓划过；然而在这么慵懒这么蓝调这么王家卫的日子，张国荣竟死了。张国荣飞下来的时候，看起来像一只蝴蝶，从文华酒店24层到一层的水泥路面，一只白色的蝴蝶用46年一晃而过，然后是鲜红，像那曲《红》那么鲜红……青春断了！生于1968——1978，活在25——35岁的华语青年的青春记忆断了，断得就像文华酒店外那根被张国荣腰身撞断的栏杆，“哥哥”死后，再让一代人到哪里去寻找似水流年寻找情如朝露寻找倩女幽魂寻找少年阿飞之烦恼……？？？在“前齐秦时代”，在“后邓丽君时代”，在和谭咏麟“二王争霸”的时代，在闷热的夏夜里，在“双卡”录音机的反复播放里，在倒带键最后疯狂地崩飞出去，一个妖娆妩媚、一个美目盼兮、一个倾国倾城、一个被男人崇拜被女人喜爱的天生尤物现身了——那时候，一个广州师傅的发廊做个“国荣式偏分”要50块钱，一盘水货现场录音带要卖30块钱，一张酷似张国荣的脸庞则可以在一晚泡上一打痴情小妞，哪怕你并不会说一句正宗粤语。张国荣台上唱《当年情》，周润发台下听的泣不成声我要说的是真正的偶像故事，不是F4或“威威组合”这种靠漂亮脸蛋挣软饭的商业速食品，真正的偶像没有黄昏，F4、“威威组合”不见得捱得过明天清晨——大众文化观察家姬宇阳揭发，在上海，热捧F4演唱会的尽是又肥又丑的小丫，倾听张国荣个唱的却绝对是生动美丽衣着品位的红粉佳人。我告诉姬宇阳：去你马的F4，去你的“威威组合”。F4们是狗粮，用商业科技包装得像模像样的狗粮，它再漂亮也是狗粮，专喂那些有胸无脑甚至无胸无脑的蠢笨乡下姑娘。张国荣不是狗粮，他是一代人的精神食粮，在少有包装的那个时代，他用特立独行的中性演出、用细如毛发的眼神、用千回百转的嗓音，勾引了从大家闺秀到邻家小女、从莘莘学子到学徒工的青春情怀——用颓废中的优雅、从容中的销魂，不动声色地完成绝对“金粉”式的精神勾引。偶像没有黄昏，张国荣俯冲到地面后也没有黄昏，他就是玛丽莲-梦露，他就是邓丽君，他就是“虞姬虞姬奈若何”，即使香销玉殒撒手尘寰也会让世人如仰望长空长久注目。有一种人叫“天生尤物”，他(她)的一生戏里戏外，他(她)的一生梦蝶化蝶，如果说梦露改变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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