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 | 我们不能再欺骗后人了
邵燕祥：诗人，散文家，评论家，祖籍浙江萧山，1933年生于北平，1948年北平中法大学肄业，1949年至1957年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1978年至1994年先后任《诗刊》编辑部主任、副主编。1980至90年代，曾先后当选中国作协理事、主席团委员。著有诗集《到远方去》《在远方》《迟开的花》《邵燕祥抒情长诗集》等。2020年8月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记者：你一直这么乐呵呵地。我看你的照片，1958年3月，“右派”定案后，下放劳改前，去看望父母，门前留影时还呵呵笑。不过，写《沉船》时，说自己“死在1958”。
邵燕祥：哈哈。1958年，我“落入另册”，在当时历史环境下，看不到光明的前途，而我上有老下有小，不能够不怀着积极、负疚的心理去面对。不管怎么样，我得尽我所能解除他们的担忧——对老人尤其是这样。
我记得，我给一些朋友写了断绝联系的相当于最后的书信，同时给我的妹妹写了一封长信——我怕她没有精神准备，实际上，她也是没有精神准备。另外，对我的母亲也要做一些准备。
母亲很担心我，但是她没有表示出来。我签了字，即将下放劳动，我觉得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出路——按照要求去“改造思想”，那时候经常提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我让母亲也相信，不管是狭窄的出路，还是宽广的出路，我能够一直走下去，不要担心。
你说的那张照片可能是我妹妹拍的，母亲很可能在边上看着。很多人也有你这样的想法：怎么回事？按照一般的逻辑，这时候应当是满面愁云，怎么还笑得很灿烂？我想……就好像贾宝玉丢了通灵宝玉以后，人变傻了，老是傻笑。像丢了魂，我傻笑还是可以的。
实际上，理智地看，人的表情既不是完全听命于理智，也不是完全是情感的作用，比较复杂。可以应证的是老作家汪曾祺，他划“右派”那天，回到家里，很平淡地对夫人笑了一笑说：“划右派了。”他也是笑了笑，很自然。
他比我大13岁，后来他写文章，说有精神准备，采取的是随遇而安的态度。我……很难说是随遇而安，恐怕更严重点，应该说是“逆来顺受”吧。因为，我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记者：你把下放当成了命运的一条出路？
邵燕祥：对呀。不但是出路，还是逃离原来的机关单位广播局的一个很好的解脱。我在那儿工作、生活了七八年，各方面人事都不错，但是忽然而来的一场政治风暴，对人际关系产生了强制性的改变。
对这一点，我没有精神准备。打击和孤立右派是当时的统一政策，落实到每个人身上，不仅要打击你，孤立你也变成了常态。这么一来，平常很亲近的同事，无所不谈，笑语频频，忽然变了脸了，个别的人见面道路以目，用眼神打个招呼，一般避而远之。
这种气氛，你们不妨试一下，比监禁还厉害，是一种精神虐杀。所以我想，下乡劳动，换换环境吧。
记者：从你个人的写作来看，最初是歌颂建设，1956年前后开始批评社会。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邵燕祥：这个说起来话长。我并不是简单地从歌颂建设转到批评社会的阴暗面，有一个过程。当时，《文艺报》有两篇专论，一篇是郭小川写的，欢呼社会主义革命的前进，另外一篇是当时还不是很知名的张春桥写的，意思大概是要打破一切常规。
从我来说，我一直积极配合，写政治诗，因此，我觉得，当前的任务，一方面继续歌颂光明面，同时用另外一只眼睛看，要有所批评。这个批评，着眼点主要是生活中遇到的官僚主义的现象等，完全符合最高层的政治口径。
比如，我在《北京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用一个普通青年工人的口吻来质问工厂的经理，说我们的创造发明、合理化建议，到了你那儿，都被压制了；你成天讲这个讲那个，唯独不讲讲自己的官僚主义等。
再比如，马雅可夫斯基写过一首诗，叫《给初学拍马者的指南》，我读了后觉得很有兴趣，也在生活中看到不少钻营拍马的恶劣的表现，所以套用他的路子，写了一首《拍马须知》。
后来，我的恩师、《诗刊》老主编严辰看到了这些诗歌，温和地暗示我：“我劝你不要写讽刺诗了，还是按照原来的路子，写抒情诗。”我当时并没有深刻体会他的用心，即使体会到，也晚了，在此之前已经发表了一些批评性的作品。
记者：这些批评中是否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邵燕祥：应当说是有一定的独立思考。我没有把批评的矛头指向高层，而是认为这些现象是各级干部官僚化的结果，所以，我那时一个基本的心态，认为我们最大的阴暗面就是共产党人、干部的官僚化、特权化。
当时，我看得比较浅。我缺少实际生活的阅历和经验，也不懂政治，支持我的信念和热情的是一种理想主义——相信党纲党章，相信人的修养——这种理想主义是最后我们提出批评的一个有力的后盾。
记者：什么时候，你完全独立思考，是写“别了”一书之后？
邵燕祥：那是很晚以后的事情。我经历了思想改造，思想还是在“体制内”，不但如此，还很坚定地相信自己是一个革命者——这样一个信念，成为我在自尊被践踏、权利被剥夺的长时间里的精神支柱。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是靠这个信念，度过了一个右派二十多年的时间。
邵燕祥：《最后的独白》（节选）
1
你的记忆里有几页
关于我的？……面对面
你已经把我忘怀。
你从遥远的泰加森林
和冰封的叶尼塞河口
走来，把耳朵贴在俄罗斯大地上
连草在拔节都能听见
然而，在你睿智的眼里
我是谁？依旧是那个溺水的女孩
不懂得感谢她命定的拯救者？
还是可恶的彼得堡的人海里
可笑的穿制服的女学生，
考试《圣经》能得5分，
而在寄往西伯利亚的邮包里
塞进对巴扎罗夫的想象
和对英沙罗夫的忠诚？
然而，你总是燃烧的胸中
一颗心为什么骤然冰冷？
你对你的长子雅可夫
这样残酷嘲笑他
因不能忍受你的冷漠
而宁愿死去的痛苦？
你嘲笑我的怜悯，连我也不知道
我是怜悯他已死的生母
还是怜悯我为你生的儿女……
然而，你衔着烟斗，眯起眼睛
看世界，在袅袅的烟雾中
格鲁吉亚人是否都已变形？
不容虚伪，
但也不容真实，
你比所有的人都聪明，
而那么多聪明人在你面前
变成傻瓜，倾听你机智的概括
雄辩的推论，斩钉截铁的讲话。
我是谁？我是你的妻子？主妇？
朋友？伴侣？抑或只是你麾下
千百万士兵和听众里的一个？
你曾把耳朵贴在俄罗斯大地上，
连簌簌的草长都能听见
但我相信你早已
听不见近在身边的
我的心跳的声音。
2
你相信酒。
我相信音乐。
命运在敲我的门，还是我在敲命运的门？
古老的镜子：
欢欣者越照越欢欣，
憔悴者越照越憔悴。
古老的丁香从来不知愁苦，
散放着尖锐的温馨，
十几个春秋以前，它也这样抚慰着
别墅的旧主人？
这墙，这楼，这草坪，
也曾经是石油贵族祖巴洛夫的
家属们的囚牢吗？
惊鸟跳来跳去。
麻雀啁噍。
飞出这别墅，
可有我自由的天空？
3
也许我不该怨你，
不管说出还是没说；
也许你还爱我，
还有点旧情难舍。
感谢你像丈夫一样
搀 扶我 睡 下 ， 没 有 问 我 ——
为什么今夜破了酒戒，
喝了这么多，这么多……
我和我的女伴们干杯，
在我的工业学院。
假如我们就此别去，
也许将久久地互相怀念。
到列宁格勒，到沃洛涅日，
到乌拉尔或第涅伯河水电站，
到荒无人烟的化工厂的工地，
我会不会收到远方寄来的
沉甸甸的邮件？
从我走进校园那一天，
阳光和空气都这样新鲜，
啊，假如我重新成为少女，
假 如我 回 到 1918 年 ：
篝火，集会，八分之一磅的面包和
初吻……假如我没有在幻想中
嫁给幻想，嫁给真理，嫁给权力，
而我还在涅瓦河边留连；
生活将会像另一个样子，
向我展开它的迷离和绚烂。
假如能够选择，宁愿早生二十年，
作为你同龄的女伴，
一起在秘密小组里活动，
从地下印刷所运出传单，
然后一起流放，走在伏拉季米尔大道上，
即使死去，那是光辉的生涯，
或者你牺牲了，我穿上寡妇的黑衫。
丑小鸭本来会有别的命运，
为什么一定要变成孤独的天鹅？
孤独的一对陌生人
我之于你，你之于我。
何如重新做灰姑娘
哪怕继续睡在灰堆上，
我也许会遇上别的陌生人，
嫁给他，像普通的农妇，普通的丈夫，
冬天的炉边，看晚霞般的灶火，
夏天的草地，数露水似的星光。
不要人们知道我的姓名
不做奥林匹斯山上的第一夫人；
不是土耳其后宫的女奴，
也不是挂在别人脖子上的女人；
也许能忍受没有爱情的家庭，
但不能做不受尊重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