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爽代孕弃养背后：畸形事件远比想象中残酷
2021年的第一大瓜，由郑爽和她的前男友张恒贡献。
隐婚、离婚、代孕、弃养，一口气四连击，瓜塞得太猛，让吃瓜群众撑得恶心，那句“TMD，我都烦死了”，果然真性情。
随后中央政法委发文痛批。郑爽的咸鱼账户，这回没法上新了。
在娱乐圈，代孕不算大事，徐静蕾多年前就坦然说过，在她身边不少朋友都代孕，在一些明星眼中，代孕是实现养育子女和不耽误工作赚钱的好方法，徐静蕾自己也已经冻了卵，就等着找个肚子生。
国内的代孕行业，还是不能拿到明面上讨论的灰产，巨大的生育需求和越发严峻的人口压力、不孕不育率推动下，这个产业越发兴盛，从供卵到代妈，不同类行明码标价，堪称流水线规模化作业。
只要不是完全不具备生育能力，掏得出足够的钱，就能买到别人的子宫，坐在家里等着十个月后孩子上门。
这种便利的生育模式，也带来一个最直接的问题，孩子毕竟不是能标准化生产的商品，如果“买家”错拍、误拍、不满意或者不想要，没办法简单退货了事，更不能轻易转手。
各种因素交织，决定了代孕这个产业必然会出现各种畸形事件。郑爽弃养，不过是其中的冰山一角。
事情，远比想象中残酷。
代孕产业产值，相当于一个国家GDP
代孕，是指在体外受精的卵子形成胚胎后，将其植入代孕母亲子宫内，由代孕母亲替人完成怀胎和分娩的过程，属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一种。
一般按代孕者是否提供卵细胞来分为完全代孕（代孕子女与代孕者无基因关联）与部分代孕（代孕子女与代孕者有基因关联）两种。
不同的方式有不同的价格。
2004年，一个名叫吕进峰的男人，在广州创办了一家代孕机构，在这家机构的官网上，明码标价地写出了代孕的花费，包成功、包性别的套餐，最便宜不完全代孕也要25万，最贵的完全代孕则要100多万。
那么郑爽在美国的代孕要花多少钱？
在代孕价位上，不同的地区、诊所、代孕妈妈、年龄、人种费用都不一样，业内平均来看，美国代孕收费较贵，一般一个孩子在100万-200万元之间。
根据爆料出的信息，郑爽和张恒的两个孩子，一个出生在内华达州，一个出生于科罗拉多州。加起来，估计在200万—400万之间。
可见，代孕孩子代价不小。而对于提供这类服务的机构来说，这意味着滚滚而来的财富。
据美国弗若斯特沙利文公司的研究，全球不孕症患病率从1997年的11.0%上升到了2017年的15.0%，其中中国2017年也达到了15.5%。
这就意味着，2017年时，中国已经约有4770万对不孕症夫妇，到2023年将增加至约5620万对。
而根据最新的人口统计数据，2018年末中国育龄妇女人数为3.46亿人。两组数据结合意味着，每100名育龄妇女中，有近14人无法正常生育。
这些人，全都是代孕机构的潜在客户，哪怕5620万对夫妇中只有10%选择代孕，按照一个家庭100万的收费计算，仅仅中国的代孕产业，潜在价值或许就高达5000亿以上。
在印度，代孕产业年收入在2012年达到120亿美元。这差不多相当于高加索小国格鲁吉亚2016年的GDP总量。
这个庞大的产业在中国却不是合法生意，而是是被明确禁止的。因此，目前这一领域仍然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
灰色地带也就意味着，这里发生的古怪事，也会让身处其中的人习以为常。
比如郑爽的“弃养”。
在曝光出来的一段录音中，郑爽和张恒双方家庭曾商量过怎样处理这两个孩子。
女方父亲一开始就提出弃养：“谁也养不起，就是跟医院说一下，就弃养呗。”男方父亲提醒：“这在美国是犯法的。”
音频里疑似郑爽的声音提出了打胎的想法，“这两个孩子七个月真的打不掉，TMD，我都烦死了。”
流水线上的婴儿
巨大的市场需求催化下，代孕产业早已成为一条严密的流水线。
委托方、代孕中介、卵子黑市、代孕妈妈，以及实施代孕技术的医务人员或诊所、代孕药品器械提供者，甚至专业的媒介发布宣传人员，从需求到产品环环相扣。而那些婴儿，只是这条流水线上的产品。
既然是产品，就会有筛选“残次品”的品控。
三年前，背着十几万债务的吴川川，在网贷群里看到一条“高薪招聘”信息：十天赚一万到十万，一年赚二十万。高额报酬的诱惑下，她住进了上海的代妈宿舍。
按照公司的安排，吴川川体检过后开始吃药、打针、检查子宫内膜、准备移植手术，一切都很顺利，直到怀孕三个月后，她检查出了梅毒。得知代妈存在健康风险，客户决定“退货”——让吴川川去做人流。
带着中介给的一万五首期佣金和部分“固定工资”，吴川川挺着大肚子“逃走”，三年后，不具备血缘关系的女儿无法上户口，她不得不向媒体求助。这时，吴川川才知道，当初弃胎的买家早已经找新的代妈，生下一对双胞胎。
对于买家而言，他们的消费诉求是“健康的婴儿”，这也是中介们承诺会提供给买家们服务的核心内容。就在吴川川因为孩子户口纠结的时候，湖北武汉，林洁正在带着她买回来的婴儿维权。
为了这个孩子，林洁花费45万元人民币，通过中介找了一位柬埔寨代妈，没想到孩子生下以后罹患脑萎缩，每天的治疗费用以千元计。林洁认为，中介公司没有做好监管工作，才导致婴儿出问题，中介则认为孩子得病是林洁照顾不周，还提出一起去第三方医院检查，如果证实是中介的问题，愿意承担责任，“可以退回孩子再免费做一个”。
由于代孕采用多胎妊娠，使得受精胚胎残缺现象更易发生，胎儿致畸率是正常怀孕的8倍。一般来说，只要代孕过程里出现早产、婴儿有先天缺陷的情况，买家和中介就会直接放弃这个孩子，而代孕者，也很少有人愿意继续抚养和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婴儿。
2015年，泰国曾经发生过一起引起国际关注的代孕弃养事件，21岁的泰国代妈婵巴拉为西澳夫妇法奈尔和温迪•李生下一对龙凤胎。由于男婴甘米患有先天性唐氏综合症，这对澳洲夫妇只领回了女婴，将甘米遗弃在泰国。
甘米的遭遇在国际社会引起巨大反响，泰国收到此次事件推动开始完善立法，禁止外国人代孕。而遗弃甘米的法奈尔夫妇，不仅认为自己没错，“没有父母想孩子残障”，还试图依靠血缘关系申请获得NGO为甘米捐赠款项的使用权。
无论国际、国内，代孕生子的抚养权归属都是没有辨清的伦理漩涡，由于生物学母亲和遗传学母亲的不统一，抚养责任的归属难以界定，这也为弃养的发生提供了窗口。
比如郑爽疑似代孕生下的两个孩子，如果没有相关合同文书，证明郑爽确实知情、参与了代孕的过程，哪怕孩子经过DNA鉴定证实就是郑爽的骨肉，她也不需要承担什么法律风险。只要没有因为不承担抚养义务造成严重后果，就不会构成遗弃罪。
至于抚养义务，大可以“花钱消灾”，毕竟，能出高价代孕的人，最不缺的就是钱。
子宫工厂
流淌着“富人”阶级欲望的代孕行业，不仅吸引着代孕中介，也吸引着以赚钱为目标的代妈。
对于这些代妈来说，每个月可以获得数千元的生活补助，代孕完成后还可以拿到十几万的报酬，尽管这笔钱已经被中介层层盘剥，在她们眼里依然是笔大钱。
湖北潜江浩口镇，几乎整个镇子里的适龄女性都在做代妈，“农村种田挣不到钱，只有靠代孕来钱多，还来钱快。”镇民们并不避讳这个行业，甚至以外出代孕赚钱，盖新房、换新车为荣。
美国一份调查显示，90%的代孕者承认，如果她们能支付日常开销就不会选择代孕。也因此，不难发现在国际市场上，直接参与代孕的几乎都是底层贫困妇女。
而在国内，情况又更复杂。由于消费主义兴起，套路贷、校园贷等贷款陷阱，许多年轻女孩也开始踏入这个链条之中。央视曾经报道过一个非法代孕中介产业链，中介提供的卖卵女孩名单里，都是20岁左右的姑娘，有的甚至还在读高中。
一名读高三的18岁女孩说，她卖卵挣钱是为了还清信用卡，还有一名985大学的大三女生，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教师，而她去卖卵的理由是想大学毕业后自主创业，缺钱，“卖卵来钱最快”。
高校里、医院里的女厕所上，铺天盖地的卖卵广告，用看似高昂的报酬吸引着女性，但这些广告不会告诉被吸引来的供卵者，看似简单的取卵手术包含着多少危险。
为了一次性取得足够的卵子，机构会让供卵者连打10至12天左右的促排卵针，由于促排针的影响，女性会进入一种高雌激素状态，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引起腹水、胸水，进而导致低蛋白血症、血压下降、血液浓缩、肾血流量减少，出现少尿、电解质紊乱。
这只是风险的开始。将卵子从卵泡中取出，必然要刺破卵巢，会在卵巢上留下创口，如果室内细菌超标，轻则发生生殖道感染，引起盆腔炎，影响今后的生育；重则感染乙肝、梅毒、艾滋病等传染病，甚至当场就可能因感染而危及生命。
即使顺利走下手术台，由于过量的促排针和手术刺激，供卵者很可能患上卵巢过度刺激综合症，受到过度刺激的卵巢会因为扭转导致组织坏死，远期危害可能导致卵巢早衰，甚至终身丧失生育能力。
代妈们的处境则更加危险。
代孕的实际成功率并不高，活产率仅为15.8%，为节约成本，机构一般会给代妈一次性移植5个胚胎，而按照正规医学规定，一般最多只能放3个，这就可能导致多胞胎的出现，需要做减胎手术。如此反复，多数代孕妈妈往往要经历几次流产过程，在没有任何休养的情况下，便被要求继续怀孕，直到成功。
这期间，代妈每天要不断打针吃药，有人在连续打了75针黄体酮保胎之后，浑身浮肿发硬，坐立难安，之后因怀上女孩，与客户“包男孩”的要求相悖，而不得不被强行打胎，陷入身体的“慢性自杀”。
逼仄的集体宿舍里，屋子里摆满拼接床，没有娱乐，没有电脑，连在房间里转身的空间都不足，衰朽的血腥气里，代妈们静静躺着，像一排正在死去的尸体，而她们隆起的肚子，却孕育着新生命。
代孕是否应该合法化，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论题，有人相信，如果采取合法化的策略，可以减少地下非法机构的存在，让代妈们的“工作环境”有所改善。乌克兰人曾经也是这么想的，如今，在这个代孕早已产业化的“欧洲子宫”，代妈们的境遇并没有丝毫改善。
经历过因为胎盘滞留导致的产后大出血，安丽娜对自己的代孕经历心有余悸，她说在乌克兰的代妈宿舍里，大部分女人都来自小地方，生活绝望，第一周就在那里躺着哭泣，吃不下东西。但没有任何人关心她们，中介和买家，都只在乎她们肚子里的孩子。
“我们像牲口一般被对待，被医生嘲讽，连热水都不提供，我想转到另一家医院，工作人员威胁我说，敢向Anca抱怨一下，就不给我钱了。”
说到底，无论怎么粉饰商业代孕的合理性，生意就是生意。当生育变成流水线作业，生一个孩子的成本被无限压缩，只需要付得出足够的价码，就可以将痛苦的妊娠转嫁到别人身上，子宫变成工具，婴儿成了明码标价的商品，对生命的漠视和异化，只不过是必然发生的事情。
对于郑爽们来说，这些来得毫无真实感的孩子，和一场网络上的冲动购物比起来，大概也没有多大区别。
就在这篇文章发布前，中央政法委长安剑发布评论文章《郑爽代孕弃养风波：钻法律空子，这绝不是无辜！》，点名郑爽“绝不无辜”。
郑爽回应中强调自己没有违法，但长安剑指出，“在我国代孕行为是被明确禁止的。”言下之意，直接定性：郑爽，违法。
而郑爽的疯疯癫癫、任性胡闹、缺爱卖惨，再也不能成为几次三番疯狂在法律边缘试探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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