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之“达·芬奇对童年的回忆”

编者按｜

本文从弗洛伊德对列奥纳多的研究出发，重新审视文本所留下的历史面貌。《达·芬奇对童年的回忆》及其背后的精神分析对于后世看待艺术的方式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然随之而来的批驳动议在此研究之上亦笼罩了重重迷雾与阴影。适逢弗洛伊德161周年诞辰纪念的今天，作者观各家之言，将视线转向实证主义之外的世界，从而希望能够拨云见日，重新思考这一议题：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语境中的艺术究竟是什么？艺术作品又是怎样被看待和运用的？若我们搞清楚这一点，那么是否可以免于困在一些外部的众说纷纭当中了？此篇短文是其论文的节选。

弗洛伊德之“达·芬奇对童年的回忆”｜2013

本文2500字以内

1910年，弗洛伊德用他著名的精神分析将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童年重整了一遍。这次分析的产物可谓是当代大多“光怪陆离”的艺术批评之鼻祖——《达·芬奇对童年的回忆》，也开启了精神分析浩浩大军对艺术领域的“讨伐”之战。这场战争绵延百年以至今日。

弗氏对艺术创作的兴趣从他的《作家与白日梦》中可见一斑，他说到：“现时的一个强烈经验唤起作家对早年某个经历（通常是童年时代）的记忆，在此记忆中又产生一个在其作品中可以得到满足的愿望。”他把作家的创作与白日梦者的幻想并置，追究作者创作的愿望来源。这种途径后来被用到列奥纳多的研究中。 

他对列奥纳多的兴趣可以从1898年致弗利斯的一封信中见得——“或许最著名的’左利手’就是列奥纳多，没人知道他有过任何的风流韵事”。他也曾涉猎过米莱茨可夫斯基（Merezhkovsky）关于列奥纳多的研究（《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故事》，1902）以及斯克纳米杰罗（Scognamiglio）的专题论文。在1907年12月11日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会议上，弗洛伊德做了运用精神分析方法撰写传记的一些说明。1909年秋天，他接触了一个患者，并称这位患者似乎与列奥纳多有着相同的性格，只是没有他的天才罢了。这篇文章最后于次年4月初完成，5月末出版。 

在书中，弗洛伊德提出童年记忆的重要性以及“恋亲丛”（Parental Constellation）对列奥纳多的影响，并指出列奥纳多是一个特殊类型的同性恋者和强迫性神经症者。他认为艺术家的创作是性欲的一种宣泄，而艺术和科学是性本能升华的两种表象。在此基础上，弗洛伊德提出以“性压抑”为本源的科学研究本能的三种类型：神经性压抑型、强迫性沉思型、替代性升华型。 

关于此文，最大的争议就是“秃鹫回忆”——“似乎我是命中注定了与秃鹫永远有这样深的关系，因为我忆起了一件很早的往事。当我还在摇篮里的时候，一只秃鹫向我飞来，它用尾巴撞开了我的嘴，并且还多次撞我的嘴唇”。 

在列奥纳多的笔记本中，这只鸟是写做“nibio” （鸢）,而弗洛伊德始终将此词译成“Geier”（秃鹫）。这一错误最初由一位研究文艺复兴的英国学⽣埃里克·⻨克拉根（Eric Maclagan）在1923年的《柏林顿杂志》上指出。对于这一争议的诟病还来自普费斯特（Oskar Pfister），他在卢浮宫中的那幅《圣安妮、圣母玛利亚和⼩基督》中发现了一只秃鹫的轮廓并把它作为潜意识的画谜来解释。 

既然弗洛伊德所用的资料有偏差，那么在艺术史领域，弗洛伊德在此基础上所做的推断应该被全盘推翻。但他是一个精神分析师，所以牌局就乱了。弗洛伊德在后期是知道这个翻译错误的，但在这本著作的1925年版本中，他没有做任何改动。弗⽒不⽌一次对材料弃之不顾，包列奥纳多笔记中关于鸢的寓⾔甚至是他曾阅读的书本上所作笔记的内容，这不能说是巧合。我们可以把这种“弃之不顾”理解为弗洛伊德自身对“秃鹫”的执着，精神分析在研究艺术家的过程中总是包含着研究者自身意识的介⼊成分。 

他在写给赫尔曼（Herman Struck）的一封信中，承认这本书部分出于虚构。而恩斯特·琼斯（Ernest Jones）在1955年就强调指出，弗洛伊德的说法完全承认了他对列奥纳多研究的自传性质。斯佩克特认为弗洛伊德贬低列奥纳多之父重要性的企图，正好与自身个性的“家庭罗曼司”发展轨迹相符。

几乎在所有《弗洛伊德全集》的标准版中，编辑者们都承认这篇文章在论证过程当中涉及埃及的部分有很大的漏洞，但他们都认为书中的性心理分析是正确的。这也引起许多艺术批评家的不满。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就在《文学的历史阐释》（The HistoricalInterpretation of Literature）一文中指出，弗洛伊德在列奥纳多的研究中并不是为了说明列奥纳多的天才，甚至也不为了说明美学的中⼼问题——“价值”。他认为弗洛伊德完全无视了列奥纳多艺术中的非精神分析因素，并利用十分有限的历史证据重构列奥纳多并建立自⼰的原理体系。（苏珊·朗格（Susanne  K. Langer）在1942年发表的《哲学新解》中重复了这个观点。）在这一点上，克里斯和夏皮罗可以说是有共识的。

弗洛伊德自身却是一直在避免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做艺术史阐释——“艺术家从哪儿获得创作能⼒是一个与心理⽆关的问题”。弗洛伊德的探究本就不着眼于艺术史，他也并不探究作品如何产⽣，他的⽅式是从作品表现出来的样⼦去探究里⾯所暗含的心理（潜意识），这便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上的“类解梦”，他不对作品的社会或是艺术史价值负责。精神分析的材料也并不讲究作品的质量，因为只要是出自这个艺术家之⼿的作品都可能为我们提供艺术家精神图景的一部分，但艺术史往往只留下杰出的作品。

他只是借释梦的⼿法，运作于童年回忆、白⽇梦或艺术作品，通过所有这些途径试图分析人类最原始的潜意识。在他晚年（1933）为玛丽·波拿巴（Marie Bonaparte）研究艾伦·坡（Edgar Allan Poe）的著作所写的序⾔中也提到，心理分析并不试图解释天才，而是以杰出个⼈为例，研究人类心智的规律。

从此得知，他将精神分析之爪伸向艺术家时，他的意图完全不指向艺术史。纵观国内利用精神分析分析艺术对象的文章，⽆一例外逃不出弗洛伊德最早的圈⼦——俄狄浦斯情结、性本能、童年回忆诸如此类。殊不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笔者看来，如此盲目利用弗洛伊德理论分析艺术作品以图得到实证结果的做法其实是一种投机取巧的⽅式，这个⽅法不能够让我们在艺术史的路途上再迈前一步，也无法为精神分析内部再做任何贡献。在我们⽆法意识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对“艺术”的真正用意时，这种做法不过是一次次亵渎了弗洛伊德的最初尝试。

文｜陈嘉莹

2013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艺术史系，同年获得优秀毕业论文奖（此为论文节选）。2014年于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当代艺术咨询专业获硕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