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相信他真的叫作Xiao Shenyang，那么，之后呢？

编者按｜

本篇短评曾发表于《时代建筑》2009年第3期，已由作者授权并补注。写作此文的起因来自于杂志编辑组稿内部讨论时的争议，而争议的焦点在于，建筑批评是否应当给予这一现象某种更为合理化的阐释？正如文中所言，对由MAD这样一个建筑事务所引发的批判此前更多地出现在网络上，却鲜见正式的讨论。当前的情况不尽相同，但是否已时过境迁？推送旧文并不是为此重申，或者给出一个确切的判定。虽受限于篇幅未充分展开，但本篇短评所涉及的现象不只围绕着建筑学科内部的转化，而是以此作为社会发展模式的征兆：IMAGE＋ARUP是正在全球盛行的建筑图像生产中的普遍现象，并非特定个例。恰恰相反，正是在建筑的“山寨”生产中，这一个例“以一种更为直截了当的方式，一系列的外在的图像形式”将这一模式的问题充分地显露出来。形式的可能性条件应当放到社会现实的可能性中被考察，引向更为总体的视域。院外将陆续组织与山寨建筑、知识产权等议题相关的文章（例如“山寨的潜能：创新？或社会更新？”等），可以看作是这一考察的延展论述。

如果你相信他真的叫作Xiao Shenyang，那么，之后呢？｜2009

本文4500字以内

如何让人们相信“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的话”？又怎样才能让这句话不被简化为与“我正在撒谎”相似的悖论？在《黑客帝国》中，“相信”与“可信度”之间的关系，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事物的“真实性”，不断地被颠倒着。影片中的先知以特尔斐的祭司圣地入口处的短语“认识你自己”指引尼奥（NEO，基诺·里维斯饰演）将成为拯救人们逃离母体的救世主，或许我们可以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可信度的来由并不取决于果真还有那么一个真相潜藏在事物背后，恰恰相反，更重要的是只要真的能让人们“相信”，事物才会变的可信[1]。

不久之后，黑衣人史密斯也以差不多相同的方式告诉NEO，母体曾经给人们编写过一个完美的世界的程序，却没人相信。倒不是因为人们不希望得到一个完美的世界，而是人们不相信真的会有那么一个完美的世界存在。因此母体又不得不重写了一个更新的“升级”版本——一个不完美的世界。

这差不多也是我所认为的位于理论与实践之间、位于学科现实与社会现实之间的批评所应当承担的作用。一个必要的悖论在于：在对处于危机（crisis）中的现实进行区分和判定之上[2]，批评（critique）总是应当试图让人们相信些什么。然而，一旦人们果真相信了这些，那么批评也就成为了另一种不可能——真相一旦得以呈现，现实便就此终结。

同样，文章开头的这句话也可以简单地改写成另一个升级了的版本——“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的话’的话”[3]。只不过在当下，不仅仅是建筑学的，也是在不同领域的技术乐观主义者那里，我们还会看到一个不构成上述悖论的，并与《黑客帝国》中试图逃离母体相反的升级版本：人们今后完全有理由可以“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的话”，因为人们还可以相信计算机，可以相信数字化技术，可以相信无地域特征的通用协议（protocol）[4]……

[1]此段分析详见《真实的荒漠》中齐泽克的文章。

[2]详见索拉-莫拉雷斯在《差异》中对批评和危机的关系论述。

[3]就像如何向人证明“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还存在着例外呢？

[4]通用协议之说可参见近期关于参数化设计和地方性的讨论。

在计算机已经给人类带来的丰硕成果面前，我并不想老生常谈地去批驳它的不可能，或给出其他的建议：例如计算机的运算法则源自二进制，它又是如何精确地对位了二元论框架，因此无论如何提升运算速度以及扩大适用范围，计算机都无法突破人类思维的局限；而在这个“无地域特征的通用协议”背后又会有怎样的人为操纵，以及它所要面对的又必然是怎样的地域话题等等；如果借助柯洪对现代主义作品的解读和反思以及对他对班纳姆的实证主义的批评，从技术的再现维度跨越到全球化背景中消费社会的影像维度，那么完全可以用来突破当下出现在参数化设计方案论述中的认识迷障等等。

我们只需要稍微观察一下当前在数字建筑的讨论中经常可以看到的，所谓的“技术可能性”的这一“完美叙述”是如何转化出一系列的倒置——“一切皆有可能”事实上完全可以这样被理解：可能性不再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因为可能性就几乎等同于一切。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更重要的却是现在[5]——随意摆出的一种可能，正在发展中的技术就应当在更为重要的未来，为其找到合理的支持！——只要人们“相信”。

至少在这一点上，一种由新的PC（Personal Computer／个人电脑）出发的可能性似乎正在超越那个旧的PC（Political Correctness／政治正确性）。一切可能性本身将注定转化成合理的，以区别于后者的“存在的即合理的”。这意味着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一切，只要以“可能性”的面貌出现，都具有了将要成为“合理”的合法性。因此对可能性的质疑，反倒变成了对合法性的质疑。

然而这难道不是在政治正确性主导下的“多元主义”所面临的困境的又一个升级版本吗？多元主义在承诺共时性的多样的同时，却忽略了被接纳为其中的某一种可能究竟能否真正地改变原有的那些也许根本无法得到改变的奠基性条件？这也是德里克针对后殖民论时曾经提出过的类似质疑：如果无法将其放置在历史的进程中展开讨论，那么或者不如以更为直接的现实描述——“后革命”[6]——取而代之，即真正被取消了的并不是什么西方中心主义，而仅仅是“革命”而已。

尽管如此，我依然相信这一新的PC最终将必然成功地占据住建筑生产的主导位置，但是这并不来自于其自身必然的超越性，只不过是和现代建筑体系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下最普遍的建造方式相近的原因而已。[7]

[5]只要人们相信，“未来”就可以事先地占据“现在”。事实上建筑学科知识体系一旦充分的媒介化之后，这种“事先”变得远比“或许的未来”更为重要。

[6]详见德里克的《后革命氛围》中对后殖民论及后殖民知识分子的批评。
[7]可参见彼得·柯林斯在《现代建筑设计思想的演变》中讨论现代技术变革之前对新建筑的理论需求。

“一切皆有可能”——这一中国知名品牌“李宁”对世界知名品牌adidas的“Impossible is nothing!”词序反转，再经由一次否定式的中文翻译而得到的宣传口号，非常适合我们转向引发我写下这篇短文的缘由——它来自于本期杂志选题时的一次非正式的内部讨论。

正如某人在内部讨论中所建议的那样，当大部分人都知道MAD的所作所为是这样的时候，人们是否有必要对这一现象进行更为合理化的阐释？甚至于就像他提到的那样套用当前在建筑领域风起的“后批评”框架等等？

在我看来，这个建议就如同在问：是否需要让人们真的去相信——“这恰恰是真的”？而我的回答是——我相信，这的确是真的！只不过分歧在于，人们应当相信的恰恰不是MAD自身的合理性。如果人们都这样默许，中国的建筑生产可以按部就班地作为接收西方现当代建筑发展不断投射的结果的话，那么我认为（借用某人建议的说法）所谓的“MAD现象”，正是中国近十几年来的诸多现实在此刻，在建筑领域中缔结出来的一个“放大器”：它充分地暴露出作为在建筑学科建设上相对处于弱势话语地位的中国在建筑的理论和实践中，尤其是在建筑批评中，正面临的现实处境[8]。

在这一建议之前，人们并没有看到过很多从专业角度对MAD的作品展开的讨论，仅仅是因为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准备吗？我可以试着指出，也许其中真正无法排除的原因更在于：并没有太多的中国建筑师可以说，那种以快速的图像生产囫囵吞枣式地模仿，以及业主囫囵吞枣式地对新样式的接受方式，并不曾在自己这里发生过，只不过在MAD的初期以号称几年做上百个投标方案将这一过程推向了极致。

从这个意义上回看中国出现的所谓建筑的实验，并不象其结果那样可以与中国大量的建筑生产的社会现实拉开多大的距离。矛盾的是：在大部分情况下人们依然希望借助由其所模仿的对象建立起来的一系列评判标准，来明确地区分开这两者之间的差别[9]。

多年前，在建筑师自己说明“二分宅”建造过程的文字中，将“屡战屡败”翻转成“屡败屡战”，这一中国式的智慧让只不过愣是独独地矗立在那儿的夯土墙，听起来更像是设计者的成功，而不是初始设计方案未能最终实现的失算[10]。到现在MAD以一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的姿态所呈现出的，像是一种更偏重于媒体运作策略的，对实质性的“走别人的路，让自己说去吧”的翻转。

[8]在批评中建立话语，而非以已有的话语进行批评，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确定批评与已有的话语之间的空隙。

[9]这一点验证了人们看似希望建立起新的可能性的默许前提，只不过是如何找到接受投射而来的“新的可能性”。
[10]详见张永和／非常建筑对长城脚下公社的“二分宅”的设计论述。

不仅如此，我们还应当摆脱掉经常可以在非正式的场合听到的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诋毁者更愿意相信，这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中国的小混混去国外拿了点毕竟依然在那儿的好东西的皮毛回来，只不过在我们这儿还得不到充分的“消化”，就怎么着地胡乱用上了一把；而吹捧者则更乐于将其重新改编成一部中国青年才俊的“养成”类的游戏剧本，如同众多粉丝们可以接受一个港台的偶像歌星在他们的关注下，通过不断地发唱片，直到最后如何地把歌唱得不再走调那样。尽管这等于承认了人们实际上所要购买的并不是什么好的歌曲，而是用来促成消费指数的一个明星所谓的“真实”[11]。但是，这些听起来都更象是对一个建筑师进行的职业伦理上的审查，而与产品的形式无关。

无论是得不到充分的“消化”，或是不断地“养成”，人们都可以从中象接受推销“更好的牛奶”的广告那样，连接起饲料指标与牛奶质量的关系。只要人们还不能广泛地采用化学合成，而必须通过一个自然的动物——牛——才能产出牛奶的话，那么在那些“饲料”对“更好的牛奶”能如何起到作用的广告宣传中，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最好的饲料”——它只让牛产出牛奶，而不产出牛粪。

除了直立行走和使用工具之外，拉康指认出另一个方式用以说明人与动物的区别——开始重视如何处理自己的粪便[12]。所以在这个时代，这个大量的现实主要以媒介传播的方式聚拢到人们面前的时代，人们从中需要不断排除的，或者换言之，需要人们去不断地适应的，正是那些原本让人们不太能适应的令人不快的事物。同时，人们难道不是也应当类似于从坐便器的“黑洞”那样，排除掉“最好的饲料”的不可能：在检视那些更高级饲料的指标的时候，人们不可能对饲料做出这样的区分，究竟是哪部分只产出牛奶，而又是哪部分只产出牛粪？

所以人们不仅无法将MAD从不充分的“消化”或正在“养成”之间区分出来，而且更应该看到的是它的另一个“不可小觑的价值”恰恰在于：这一更为直截了当的方式是如何以一系列的外在形式，让内在于“IMAGE（图像）+ARUP（结构公司）”这套正在全球盛行的模式中的问题——就像人们无法分检成只产出牛奶而又不产出牛粪的高级饲料那样——充分地显露出来。

[11]选秀活动是如何事先确定市场的，是对文中所指出的偶像包装流水线的运作方式另一种“超越”。

[12]详见齐泽克《幻想的瘟疫》中对此的分析。

MAD了的现象不会只出现在中国，它也差不多可以反向验证出业已显现的全球性危机，这也更有可能是资本主义的逻辑——正如同MAD还可以是另一个缩写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确保同归于尽”，代号“疯狂”[13]。

只不过与温州生产线相比，MAD所触及到的这一系统的崩溃点[14]，并没有因此给人们带来象一次性打火机那样的最后占据了大部分全球市场份额的创新型即用即抛的产品。如果从这一点来看，人们甚至还可以这样认为，在当下的中国最具现实创造力的建筑类型，难道不是那些已经事先被人们当作牛粪排除出去的“欧陆风”吗？！

戴维·洛奇《小世界》的结尾处，年轻学者向所有竞选主席席位的发言人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都同样地相信了你们的话，那之后又会怎样？我们也可以同样的方式问今年春晚的观众，“如果他的英文名字真的就叫Xiao Shenyang，那之后又会怎样？”

之所以能在“小沈阳”和“Xiao Shenyang”之间产生直接的喜感，无非来自于人们希望在填补这个英文名字的位置上，或多或少不应该只是一个声调变异过的“小沈阳”。我并不想继续论述如果将其放到网上会引来怎样的与小品中的喜感完全不同的反应，因为以拼音或者错误的英文去填充那个英文该在的位置的例子并不在少数。关键的问题在于，也许人们可以满意于Little Shenyang，甚至是Shenyang Jr.，或别的Tom、Peter什么的回答，但是为什么人们就不能相信他的英文名字真的可以叫作XiaoShenyang？

那么，之后呢？

[13]美国的核战争威慑战略：确保同归于尽，相互威慑理论。

[14]正是在这一崩溃点上，我们可以揭示出“点”的像素化和矢量化的辩证关系。

文｜王家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