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的钟摆
一千人眼中，有一千个尼采。视其为宣示“上帝死了”的敌基督者有之，视其为敢于“重估一切价值”的超善恶者有之，视其为高扬生命与权力意志的非理性主义者有之，视其为终结传统形而上学却又是西方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者亦有之。从如何克服当今中国的犬儒主义这一总问题出发，本篇文章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尼采形象——一叶在时代和人群的大海中忠诚于漂泊的孤舟。以生命为载体在创造与毁灭之间漂泊往复，既是尼采对存在真理的揭橥，也是今天走出犬儒生活方式的一种可能的抵抗技艺。
尼采的钟摆：读《墙上的书写：尼采与基督教》有感｜2014
本文4500字以内
有朋友问我，听说你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听上去像是在骂我，我连忙假装谦虚地说，我没什么研究。又问：可有著作？我一听，这颇似贾宝玉逢妹妹就问可有玉吗的节奏，只好赧颜以答：有是有的……不料冰雪聪明的他接过话头，说“都不能代表你的水平”……
我心想，这不正是我批判过的某位著名学者吗？我写的表演性文本都不能代表我的水平，代表我的水平的文本因为种种原因我没有写（不能写不愿写不敢写不屑写）：这正是没有水平的人的遁词。然而我幸好逃脱了这样的遁词，因为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说，代表我水平的东西都在博客微博上。
这恰恰是尼采的“格言方法”：自1876年之后，尼采自觉发展了与哲学家的体系方法相对立的格言方法，应当诚实地用格言来表达思想的直接起源——内在经验，而不应当对思想的“结果”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排列，从而脱离其生长土壤，遮蔽其经验基础。尼采竭力想在各种格言警句、寓言、未完成的计划中形成自己的思想，他没有建成他的哲学主楼（Hauptbau），而只留下主楼的设计草图以及按设计打造出来的建筑材料——以《权力意志》之名传世的遗著残篇。
尼采的主楼叫“权力意志”也好，叫“重估一切价值”也好，叫“生成的无辜”也好，都是要克服欧洲的虚无主义。我的哲学主楼呢，叫“抵抗工艺学”也好，叫“真理与创伤记忆”也好，叫“必须保卫生命”也好，都是要克服当今中国的犬儒主义。其实我的博客微博里也留下了主楼的各种设计草图和建筑材料：以《抵抗工艺学》之名，内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到哪儿去了》《为什么马克思是对的（而伊格尔顿是错的）》《谁害怕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罗莎·卢森堡：在巴黎和法兰克福之间》《谁陷害了乔治·卢卡奇》《你还记得约瑟夫·斯大林吗》《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经过王阳明》《孟子反孔子》《我读庄子：无情·无待·无我》《我读西马：没有弥赛亚，等候弥赛亚》《福柯的微笑》《鲍德里亚的失望》《忘掉大卫·哈维》《西欧是悲剧，东欧是喜剧》《齐格蒙特·鲍曼的微言大义》《阿多诺式犬儒、萨特式犬儒、福柯式犬儒、纪杰克式犬儒》《纪杰克反巴迪乌有之乡》《犬儒资本主义及其不满》《万物商品化，万物宠物化》《活出忧惧，展示荒谬》等等篇目……而压卷之作呢，显然应该是《尼采的钟摆》。
没搞错吧？不是《福柯的钟摆》？不是《尼采的锤子》？
没搞错，尼采和福柯都是天秤座的，他们都是钟摆。
一般的理解认为，尼采哲学高扬生命的价值，把创造作为救赎之道。其实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按照洛维特的意见，虽然尼采囿于十九世纪末流行的价值哲学的偏见，有时也反对叔本华贬低生命价值的倾向，但实际上尼采并不认为作为权力意志与生成的“生命”（海德格尔会说“存在”）是一种价值。作为价值评估的自然基础，生命-生活本身是无价值（目的、意义）的：“生成在任何瞬间都具有相同的价值：换言之，它根本就没有价值……世界总体无价可定，无值可贬。”简言之，生命-生活绝不是尼采的目标。生命无非是创造万物也毁灭万物的自然。创造和生成绝不指向任何（未来的）价值目标。创造也不是尼采高扬的价值目标。
在尼采那里，“对力的克服”是一个关键词。权力意志与其说是尼采要肯定的东西，毋宁说是他要批判和克服的对象。沃格林援引了帕斯卡尔《思想录》的一段文字，指出在帕斯卡尔那里，世界是由三种情欲支配的：肉体、理智、意志，意志走向了统治和虚荣；尼采则揭示了被帕斯卡尔奉为上品的“理智”在本质上是一种追求扬名立万的邪恶暴力，求知意志同样属于权力意志。于是世界化为两种意志的冲突：精神的意志和理智的意志。精神为控制外部世界，喜好面具和保护性的伪装，理智却想要深入和彻底洞察事物，喜好残忍地毁灭那些面具和伪装。这种摧毁把人从表面引向他的存在的核心。因此，尼采并不把创造看成是人应该追求的东西。因为理智的残忍将会毁灭这些表面性的创造（文化）。行动和创造或许只是逃避无聊的一种消遣，“对力的克服”则防止了对人的客观工作成就的崇拜。真正的成就或许在别的地方，在于对“行动野蛮主义”的克服，在于人离开了表面性的创造，回到他的存在的核心。
话说回来，尼采并不允许人内心的永远宁静。生命-生活（文化创造，包括艺术作品和思想作品）不是尼采的目标，永生同样不是尼采的目标。那些面具和伪装，那些暂时的视角，不仅不是疾病，反而是精神健康的表现。个人只有凭借创造这一同样暂时的立场，才能从存在的中心（深渊）重新浮出。权力意志驱使着人追求幸福，追求成功，但理智（一种特殊的权力意志）残忍地毁掉了那些暂时的视角和面具（例如，学术场的斗逼格游戏），把人重新驱赶回他的存在的根源。帕斯卡尔可以停留在存在的核心，获得永生的和谐（“对那些一心渴望看见的人，有无数的光明”）；尼采却采取了更残忍的“没有神恩”的立场（“可是我们并没有任何光”）。当创造的激情退去，根本的空虚和形而上的孤独就清晰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所以，尼采说：当你凝视着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凝视着你。俗话说，凡事都不可想太深。人是不能在深渊（存在的核心）呆太久的，更不能像海德格尔那样在深渊上建一座存在大酒店，住在可以看见深渊的房间里天天叩问存在。（海大爷，您想多了！）
结论就是，人只能在存在的中心（拉康的真实界）和表面性的创造（拉康的象征秩序）之间进行往返运动。创造——毁灭——创造——毁灭，这就是尼采的钟摆：同一物的永恒复归。显然，它的意味不同于叔本华的钟摆：无聊——痛苦——无聊——痛苦，但外在形式是一样的。帕斯卡尔停留于中心，流俗的尼采解释停留于创造的表面，皆失其要义。谢林说得好，人在其自身同时是最深的深渊和最高的天空。尼采说，那么我们在深渊和天空之间来回跑吧。让我们摇摆于绝望的深渊和成功的虚荣之间吧！让我们既不对世界点赞，又不对世界吐槽，既不肯定世界的意义又不肯定世界的无意义（否定世界有任何意义），而是超越了善恶，超越了意义和无意义，走向对存在的无条件的肯定。这个存在不是什么确定的主体性，不是生命，而是以生命为载体的创造和毁灭的往复运动（永恒复归）。
信仰崩溃的时代，人们不信仰任何东西，就让一切如其所是地继续存在，让物化的生命-生活一如既往。在尼采那里，虚无主义是基督教的骗局，是“上帝死了”之后的苟延残喘，基督教的各种世俗变形（瓦格纳的音乐、社会主义）。在我们这里，犬儒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骗局，是“社会主义死了”之后的各种苟延残喘和变形（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中国梦；以及堪称“右派毛主义”的普世价值论和中国自由主义）。尼采要重建信仰，用一种高贵的虚无主义来克服不完善的虚无主义，赋予无神的、无意义的当下瞬间以一种意义。然而他失败了，“反对被钉十字架者（基督）的酒神狄奥尼索斯”变成了“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狄奥尼索斯”。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或许是正确的，尼采克服形而上学的努力不过是新形而上学，采纳了“没有救赎”之立场的他仍在追求一种救赎。因此，克服权力意志及其带来的虚无主义，走向超人，走向没有善恶、没有意义和无意义的酒神世界，这不过是一种改头换面的虚无主义。但是，在更关键的方面，海德格尔完全弄错了。尼采的新形而上学、新虚无主义并不是以“自我保存”为旨归的——我们记得，在《启蒙辩证法》的视域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认自我保存是启蒙理性（笛卡尔以来的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原则——恰恰相反，生命的基本特征是对立于一切自我保存之稳定性的“创造性”，即不确定性、无保障性。尼采哲学是一个朝向不确定性的航程。换言之，朝向虚无、朝向自由的航程。
如果说，克尔凯郭尔想在信仰崩溃的时代为个人建立一个舱室的话，那么尼采想要做一叶孤舟穿越大众此在（Massendaseins）的海洋，驶向未知的大海。克尔凯郭尔要求的是反政治的精神存在：时代是一艘根本停不下来的船，个人尽管与同时代人在同一条船上，却独自拥有一间舱室，好让他把世界筹划为纯粹的外在世界。克尔凯郭尔在舱室里窥视时代，批判众生。尼采却不认同克尔凯郭尔（以及帕斯卡尔乃至卢梭）设想的平静和素朴的存在，不认为致死的疾病可以痊愈，他要用高级的权力意志克服权力意志，用支配自己的权力意志把人从支配世界和他人的权力意志中解放出来，用孩童般的“我在”克服狮子般的“我欲”。尼采想要克服自然和人的自由意志之间的矛盾，所以才把永恒复归（自然的“我在”）和权力意志（我欲）并列，然而他失败了。克服自身、超越自身的筹划本身仍然是分裂的，而不是自我同一的，仍然属于“我欲”，而不属于孩童般的“我在”。
然而，在这个堕落和破碎的时代，尼采拒斥了个人的小船舱，宁可空虚和绝望，也要带着他的全部怀疑，勇敢地漂流在大海上。他向西航行，没有到达印度，也没有像海德格尔说的那样搁浅在无限性的形而上学上，而是毁灭了。尼采的话是振聋发聩的：“我们的使命就是漂泊，几乎不关心自己是否成功到达！”
太阳已经落山，黑夜已经到来，极度寒冷已经到来，我的心啊，坚强起来吧，不要问为什么，在风暴中航行吧！一切伟大的东西都是无可无不可的。柏拉图在《国家篇》中说过，一切高贵的事物都处在危险中（施莱尔马赫把这句话译为“一切高贵的事物都是令人忧虑的”，海德格尔则译为“一切伟大的东西都伫立于风暴中”）。克服权力意志的最高努力，不是创造出什么作品，而是把人自身变成一件作品。我们不需要从历史中学习什么教训，不需要救赎历史，不需要批判时代，更不需要创造未来。我们只需做一只漂流瓶，在暴风骤雨的时代中漂流。没有方向，不会迷惘。
存在是对漂流的绝对肯定，而不是此在的筹划、操烦和决断。没有拯救，就是拯救。创造和毁灭，是自然，也是枉然。枉然就是自然，自然就是枉然，两者是同一物。缘起缘灭，虚无就是永恒，永恒就是虚无，两者是同一物。过去就是现在，现在就是未来，三者是同一物。不要以未来的名义统治现在，不要以现在的名义统治过去（对历史的解释权）。阿多诺说，我们是革命的守夜人，我们现在只能采取漂流瓶策略，写下一些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字，投入大海，让后代的革命者去看。尼采没明说的是，漂流瓶策略的最高境界是把自己变成一个漂流瓶，在大海里漂流着。革命也好，救赎也好，不是尚未发生，而是始终已经发生了。把我们从历史主义中解放出来，不论是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心主义，走向对当下生存的直接肯定；把我们从权力意志本身中解放出来，走向对存在的永恒肯定，对漂流的直接肯定。这是“肯定的辩证法”：永恒的正午就是虚无的子夜，反过来，虚无的子夜也就是永恒的正午。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光，这不恰恰是我们得救的原因吗？犬儒主义的不可救药，岂不恰恰是超越它的理由吗？夜正长，路也正长，就我不正常。
说人话：历史没有目的，历史无非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共产主义不是历史的目的或必然性，而是历史的人已经追求过的一种可能性。历史证明了，那不过是一种不可接近的可能性而已，它不是“不可能性”，而是“不-可能性”。而今天真正的“不可能性”则是一种非犬儒的生活方式。我们不必再采纳任何共产主义假设，而是走向对立于犬儒生活方式的星丛生活方式，“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生产”这一生活方式。让我们在这个堕落的时代勇敢地漂流，勇敢地走向毁灭。
生命是一叶孤舟，时代和人群是大海。船不是目的，海更不是目的，目的是诚心诚意地漂泊。不是忠诚于大地，不是忠诚于大海，而是忠诚于漂泊。
文｜夏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