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编］形式与想象的过度｜返向实践的图解｜书评
皮拉内西的战神广场｜斯坦·艾伦[Stan ALLEN]｜1986-1989
编者按｜
本次推送的短文写于2009年，是对斯坦·艾伦1999年《点＋线——关于城市的图解与设计》的书评。其中不仅大体勾勒了该书的主要内容，同时也借题（“点＋线”）发挥地勾勒了如何做书评的方法，“在其所面对的那个文本内部的空隙之间提供一套特定的连线计划……让未来的读者能够在一个相对宽松的视域中做出自己的判定，并向‘重复的差异’敞开”。这种讨论已经不再局限于城市或建筑的具体议题，而更关乎“形式”本身。斯坦·艾伦在论述中已经暗示出了对形式的几种层级划定：形式、事物本身的形式、事物之间（关系）的形式、看起来像什么的形式，以及能做什么的形式等等。随着建筑师们在实际的项目过程以及公共的展示活动中，尤其是在后者的场景中越来越多地使用到“图解”、“地图术”这类操作、表达与再现的手段，似乎这些对“形式”本身地追问与区分已经成了陈词滥调。
但是在人们面对那些丰富的“成果”时，必须认识到并且不断返回之所以要讨论“图解”的前提，正在于“最初的体力与脑力劳动的分离”（建造与设计）已经导致了拒绝这种分离的努力“被验证为一种衰退而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因此，与其说“图解”是当下的新方法，不如说是基于建筑师职业一直以来的体制现实去寻求自我批判甚或突破体制的可能之一。正如作者在短评结尾提出的质疑，“另外一种“比‘看起来像什么’看起来更像是‘能做什么的’”的形式”，毫不夸张地说，已经让图解走向了自身的反面，走向了图解的想象过度。换言之，当下的某种图解的形式主义能够最便利地宣称以学科的技能与现实获取联结，但同时，尤其是“在普遍的媒介和机制状况下，“暴力”将是在对权力的利用和抵抗过程中，脱离了身体维度而形成的想象过度”。无法将这一“脱离”计算在内的某种联结，正在制造出真正意义上的与现实的“失联”，而与书评的标题所倡议的“返回实践的图解”背道而驰。需要强调地是，所谓的向‘重复的差异’敞开，正是此篇书评的实际意图：不止是为了介绍来自“图解”的新视野，更是为了能够在实用主义与有用性之间给出区分，即使前者（实用主义）以“批判的”前缀重装上阵。院外之后还将陆续组织并推出与形式、图解以及地图术等等议题相关的文章。
返向实践的图解｜《点+线》书评｜2009
本文4500字以内
注｜引文和关键词的翻译未作修正，均遵循中译本。
一篇书评的作用并不在于竭其所能地、或者毫无疏漏地向未来的读者复述出该书的作者所要传达的重要观点。如果不是一份近贴着原文字句的注释本的话，那么它必然地被要求在其所面对的那个文本内部的空隙之间，提供一套特定的连线计划。相应的，也是必然的：它的每一次引向不同去处（赞许、怀疑、揣测、质疑）的“连线”，都是一次不完整的描绘，一次行进中的认知，或者说正在制订着有关于它面前的那个文本的重复的差异。
不仅于此，书评还应当作出一个由内及外的框定：在那个文本和其它的文本之间建立起肯定的、否定的、或可以称之为差异性的关联。这些关联让未来的读者能够在一个相对宽松的视域中做出自己的判定，并重新向上面所言的“复述”敞开：人们便以此找寻到自身已有的知识经验和构造与将可能摆在自己面前的那个文本的接口。
在书评与文本之间，那些已被复述的观点（viewpoint）将转化为“点与线”的复合。如果我们将芝诺的飞矢不动悖论放置于黑格尔式的同一性论述中，就会得到那个“既在运动又不在运动中”的点——换而言之，点的像素和矢量的共存。
我手头这本题为《点+线——关于城市的图解与设计》的书，恰恰对应了在尚未对其进行评论之前，以如上的方式铺展开关于“书评”的赘述。因为我正是差不多在以此书的重要观点所贡献的方法，大体相似地演示了如何描绘、评价并最终完成一篇书评。在此，我只不过将其标题中的核心词，“城市”，置换成了“文本”——即这本归于斯坦·艾伦署名下的著作。
事实上，在这本以“城市”为副标题的书中所涉及的案例和切近的主题，并不如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直接面向着城市本身，相反，斯坦·艾伦所采取的方式是一种对具体现象进行再文本化的处理过程：以此展现出城市中力与力（force）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成为可被理解的），并由此构成“建筑”的开端——我们可以将这里的“建筑”视作名词，同时也可以理解为动词。
当然，人们也可能将此过程简单地归类为已经在建筑设计中较为普遍运用的一种方法——“图解”，艾伦所倡言的也大致如此。只不过这不仅仅止于一种方法，而更是传递着一种信念：在充斥着过度复杂却空洞的形式主义和日渐肤浅的消费产品化的当代建筑文化环境中，如何能够让“图解”作为潜在的驱动力，让建筑还能产生独特的功效。
全书分为Contextual Tactics（文脉策略）、Infrastructure Urbanism（基础建设城市主义）、Field Conditions（场所环境）等三篇文章[注：关于这三个关键词组的翻译还有待商榷]，每篇文章都配以了斯坦·艾伦的两个竞赛项目，但是并不能就此认为这里所选择的项目都紧密地针对了不同的讨论主题。恰恰相反，文章与项目并没有按照相应的年表穿插排列，显示出在具体的环境变化中有可能导致的适用性调整，同时也充分地暗示出了建筑师的职业实践在不同境遇中的必然的局限性。
基本信息｜
Points＋Lines: Diagrams and Projects for the city
Stan ALLEN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1999
中文初版｜
[美]斯坦·艾伦著；任浩译.《点＋线——关于城市的图解与设计》.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人们已经在对城市与建筑相互作用的现象考察与历史解读中，获得过“一箩筐”的图景和想象，以及随之而来的各式各样的称谓，尤其是自现代主义之后。在全球化加速度嬗变的历程中，城市也已经成为了当代人类不太能避闪的生存环境。从而来自于不同地点上的、不同学科领域中的作者，都可以向那些已命名的、可见的模型中，投入多样杂陈的、同时也被各自称为毋庸质疑的素材。就此，大部分情况下，人们遭遇到的“现实”并不是被再次确认、被再次提出、才被再次发现的，而只是一遍一遍地被再次地“看到”。前者，“发现”，需要的是具有一定内在批判的脑力劳动，后者，“看到”，更多的是不断升级着的表述技巧的体力劳动而已。
如果人们一旦进一步地对那些预设的、顺手的、准备着让“你们”看到（U.C.）的方式展开追问，希望从中获得如何才能让城市中的建筑真正得以改变并执行的策略时，往往是无多收获的——原有的那些关于“城市/建筑”的称谓也就此成了一堆“破箩筐”。而《点+线》的独特性正在与，斯坦·艾伦并没有深陷已受困于僵化的意识形态中的言辞，也不是就此浅尝辄止地从其中退出。读者可以从书中看到作者由不同的历史环境（主要针对了现代主义之后）而来的敏感的思考及回应，而非仅仅为了表达另一些所谓的案例及确定的技巧。
所以，如果有的读者只是以非常功利的心态，跳过作者之前的文字描绘，想要在他的“文脉策略”的五点建议（P.22-23）或者是“基础建设城市主义”的七点主张（P.60-61）中，找寻一些可供直接参照的提示或者引用的口号，也许只会在那些模棱两可、甚至是含混不清的又似乎找不到重点的语句中，感受到另一种失望。斯坦·艾伦并没有试图给人们提供一些完全能够确定的操作公式、法则或样板，也无意于给出一个类似于库哈斯的generic city那样的，不管它是否正确但颇夸张的甚至是具有危言耸听效果的历史“诊断”。
然而正是这样，这本夹杂着案例演示的文集才得以呈现一个更具可行性的，从城市与建筑相互关系的认知向实效智慧转化的进路。出于各自的处境的差异，人们甚至可以不用完全同意斯坦·艾伦得出的字面上的建议和主张，但是其特定性都将显现在每一个具体设计项目的并不含混的技术分析中。正如迈克尔·海斯在该书的前言中写到：艾伦的“场所环境”——“一个粗略的轮廓”——“可以用于定义与聚集形成的现代城市文化的不同的环境，包含了边缘城市、郊区化、‘西海岸城市主义’、亚洲的‘厚维度’城市以及其他的等，它是对目前可能还没有被描述，也没有得到管理的后城市生活的记录”。
阿尔及尔模型｜柯布西埃[Le CORBUSIER]｜1933
海斯从悉数艾伦个人身份上那些“复杂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经历”开始，强调艾伦的工作昭示了“实效的建造”。当建筑面对着“最初的体力与脑力劳动的分离”（或以后记中索姆所言的“建造与设计”的对立）时，那种拒绝分离的所进行的整体化努力，“被验证为一种衰退而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之道”——正如杰姆逊所言的“个别的叙事，或者个别的形式结构，被理解为真实矛盾的想象解决”。而艾伦舍弃的是符号和图像系统，提出了自己对于形式的独到的态度：“形式很重要，但是事物之间的形式比事物本身的形式更重要”，或者如海斯指出的，“形式被重新定义为一种导致某些结果、某些活动和的可能性的条件”。
此处的“形式”应当被理解为唤起事物之间关系的构架，将现代主义遗存下来的功能与形式的偶对，转换成事物与效果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得以摆脱符号化的表意叙述，为那些被压制的可能性提供一种“有高度可控的具体机制（dispositif），重建那些不重要的和非代表性的边界、构架和形体”。
以描绘到认知作为前提，对转向实践执行的重要性，在海斯例数的艾伦早期的纸上作品（生成的剧场，1981；评价城市伦敦计划，1986；“皮拉内西的战神广场”，1986~1989）中显露无疑。而从艾伦对他自己第一个看上去显然符合了极少主义美学趣味的建成作品（艾利·利普顿画廊）所作的辩护中——“我感兴趣的不是它的物质性，而是非物质性；不是它形态的清晰，而是分解；不是它的自我满足，而是它的不足”——我们也可以看出对跨领域创作所做的反思：它不是一种简单手法和技术上的挪用，或者说一种视觉性的和符号化的处置。
当“一种体验是可以描绘出来，但是没法被社会理解”的时候，艾伦就其中的“可被理解的”将诸多现象的作用从负面的引导向正面的。“场所环境”的意义正在于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和特定的维度，或一言以蔽之，场所即那些已在的条件（conditions）。就此，我们也可以更加细微地为艾伦与他自认为有所共鸣的（以足以事先激发人们关注的明确的议题出现的）MVRDV作出区分：将他们分别推及“‘自由’是可被理解的必然性”和颠倒过来的“‘必然性’是可被理解的自由”的两端。这一点并非只是一个推论，我们还可以从两者对于各自出版物的不同编排方式上感受得到。
如果将海斯述说斯坦·艾伦来由的前言，视作为坚定的聚集于“场所环境”概念点的植入线，那么索姆的后记“没有建筑的城市主义”就是从此书的诸多论点和案例中引起的发散线。
索姆认为艾伦的作品“如此成功地引入和巩固了一系列当下相互矛盾的潮流：有固定的规则和柔顺的连续性，强调物质形式而又关注抽象符号和感应，重复的结构元素伴随着景观生态学借鉴来的有机组织”，同时又将艾伦定位于一个转承式的中坚人物，从言语批判的个人意见到操作模式作为学院派的建制，“培养了第二代的投射技术（projective technique）”。
运动图示｜费城规划研究｜路易斯·康[Louis KAHN]｜1950s
正是艾伦透露出这样一个“时机”，一种并非历史发展必然的而是对历史发展的回溯“投射”，一次针对例如“可塑性的和基础建设的、形式的和实践的、具象的和表现的”等等概念争议的重新启示：图解式实践提请人们认识到“现实就是一个虚幻的场地”。这并非只是因为时代的总体动向可以借由鲍德里亚的媒介结构体系作用，或者维利里奥的大光学机制等加以描绘，而在于现场真正有效的生产在历史中从来无法只依赖于对物的现象及本质的直观得以超越，在艾伦那里，它必然是一种流动的、非总体性的对物质实践的反应。“力作为水平和不确定（如经济、政治、文化、地区全球化）条件出现”，再次确认了建筑师应尽力所要担当的角色——一个信息的组织者和沟通者。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在艾伦所谓的“指导性的场所”，或我所理解的从描绘一个力场向描绘另一个力场转移的间隔中，超越建筑师的权力控制依然会重新出现。而在普遍的媒介和机制状况下，“暴力”将是在对权力的利用和抵抗过程中，脱离了身体维度而形成的想象的过度，它将转化为对持续的历时性命题和断奏的共时性话语交织而成的象限的压制。由此，留给艾伦的问题不仅是一种福柯所说的“陈述”能否借由图解的技术打开关系之间的遮蔽，更是如何在实践中进行新的修复性的缝合？
建筑捕捉或引导（利用）城市的能量，是一个有赖于视界缩放的（例如通过基础设施的角度认识城市）从像素向矢量的变化过程。而从蒲柏的“城市中不同的元素，无论尺度的变化，都采取了同样的规则”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生产方式的结构性共存对物质实践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但是主导性的进程正在进一步地表明，设计和建造之间事实上的分离。
举个简单的例子，在诸多规划方案中人们可以看到的组团图案化的倾向，这是一种完全依赖于地块大小和范围的总图形式上的处理。于是，一方面人们试图摆脱这种图纸技术化思考方式的必然限制，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继续将其视作为支持场地经验的某种手段。因此，人们面临着这样一种潜在的危险：如果视界的缩放并没有带来相应的视域调整，那么它也就无法发挥更多的作用。这就如同要求每个建筑师都能以限制于职业体制内部的责任心去对待自己的所建之物，那么人们就肯定可以得到一个集体心目中的完美城市了吗？甚至想当然地将其当作艺术品来“观赏”？
蒙太奇表演｜Archigram｜1968
所以对于那些“完型城市的骨架”而言，艾伦追求的是城市片断的公共性，一种轻快的、松动围合与连接的公共性。他试图提供的是生产工具在尺度问题上的跨越，他的视界缩放是一种机制性的综合，而非象征性的（例如将城市看成一座大建筑，或者，反之亦然）隐喻。随之而来的视域调整是为实践所设定的准备程序：对边缘性（非政治意义上的而是操作内容上的，例如室内、景观及基础设施等）的重新认识，并“以期作为新的途径去设想和处理城市的群体生活”。这里的边缘不仅仅作为新的共同体中的一种被保有的差异，而且是不确定的、无处不在的，同样，如索姆总结的“‘没有建筑的城市’（UwA）也是无处不在的。”
透过对分置于文本两端的那组“植入线”和“发散线”阅读，回到全书的论述意图，也可以认为是斯坦·艾伦在此书中对场所环境的意义给出的最为确定的一次解释：“对场所环境中的隐含意义的全面分析，必然会折射出的建筑使用者的复杂、动态的行为，并由此构筑规划和空间的新的方法论。”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为“图解”作出的新的承诺：“形式很重要，不过它能做什么比它看起来像什么更重要”。
海斯写在前言末尾的感慨——“在那之后，大多数的建筑看起来就像漂亮的招贴画了”——似乎暗示了人们也许在艾伦那儿错过的什么。如果我们不再继续反问艾伦，在人们经历了其成书（1999年）之际千禧年的狂欢之后，是否正在出现的另外一种“比‘看起来像什么’看起来更像是‘能做什么的’”的建筑生产的话，那么上述的承诺将是一种明显有别于现代主义时期的将空间与使用功能一一对应并由此推及城市规划的方法，也是一种暂且搁置了后现代主义时期以来诸多关于城市的政治洞见中的纷繁争议，返向实践的功效而非现实功利的策略性逆转。
国家议会图书馆模型｜日本关西县｜斯坦·艾伦[Stan ALLEN]｜1996
原刊载于2009年11月《设计与研究》，转载于2010年9月《时代建筑》。
文｜王家浩
责编｜星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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