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动物的反应到人的应对（上）｜卡西尔

编者按｜

这次推送的文章摘自卡西尔生前最后出版的著作《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论》（1944），《人论》历来被视为《象征形式的哲学》三卷本的英文精华版，凝练地阐述了卡西尔的文化哲学总问题与核心理念。BAU学社成员此次根据英文原版对甘阳的译本进行了校对，修改部分尤其集中在涉及重要观念的关键词句上，比如symbol 和sign这一对概念，校对版统一译为“象征”和“符号”（分别替代甘阳译本中的“符号”和“信号”）。所有修改部分均用红色标出。文章所引出的这对核心概念，标示出象征的智慧是为人所独有的能力，即便是在今天，对我们理解人与动物、人与技术，乃至人工智能等问题也不无启发。

刚刚就任汉堡大学哲学主席的恩斯特·卡西尔于1920年秋天参观了阿比·瓦尔堡家中的“文化科学图书馆”，图书馆接近神秘的巨大吸引力让卡西尔感叹道，他要么即刻逃走，要么在接下来的岁月甘为它的囚徒。之后数年间他成了图书馆的常客，这期间，他写就生平最重要的著作《象征形式的哲学》三卷本（1923-1925）。相异的智性资源借助象征形式的概念在卡西尔思想中汇合——康德的理性批判传统与歌德的文化批判、爱因斯坦的物理学发展，连同瓦尔堡这位独一无二的思想伙伴，还有瓦尔堡图书馆的宝藏，共同帮助卡西尔在战后废墟中重新寻求人文主义的奠基位置。熟悉卡西尔的文化哲学和瓦尔堡关于象征的极性理论的人都不难看出，他们彼此都从对方那里获益良多。卡西尔试图将康德的批判哲学拓展到可以涵盖其他非理性的象征形式，而瓦尔堡在那时正努力把非理性的原始认同和宗教式狂热结合进智性力量中。两者处理的都是理性与迷狂之间的张力，且反思这种张力对人类生命的深刻影响。

卡西尔｜Ernst CASSIRER

《人论》第三章 从动物的反应到人的应对（上）｜1944

本文6000字以内

我们把人定义为象征的动物，这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不过我们首先应该把这个定义追问得彻底些，以使其更加精确。毋庸置疑，象征思维和象征行为既属于人类生活最具个性的特征，又是人类文明得以进步的基本条件。但是，我们有权利把象征思维和象征行为视为人类专有的天赋而把所有其他有机生命排除在外吗？象征系统(symbolism)难道不是一种能够追溯其更深的根源并且具有更宽广的适用域的原理吗？如果对这一问题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就必须承认，对于在人类文化哲学中历来占据注意力中心的许多基本问题，我们都全然无知。语言、艺术、宗教的起源问题就成为不可解答的，而人类文化则成了一种给定的事实，在某种意义上它仍然是孤立的，因此也就是不可理解的。

不难理解，科学家们一直拒绝接受这样的看法。他们尽力试图把象征系统这个现象与其他众所周知、更为基本的体系相联系。这个问题一直被认作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但不幸的是人们极少带着真正的开放精神来探讨它。从一开始起，它就被另一些属于完全不同的讨论领域的问题搅混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变成了形而上学的争论，而不是给予我们对现象本身的不偏不倚的描述和分析。它成了引起不同的形而上学体系——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唯灵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争论的原因。对于所有这些体系来说，象征系统的问题成了一个决定性的问题。科学和形而上学的未来形态都取决于此。

对于问题的这个方面，我们在这里并不关心。因为我们对自己提出的是更为谦虚和具体的任务。我们将尽量用更精确的方式来描述人的象征化姿态，以便把它和整个动物界中出现的其他的象征行为模式区别开来。毫无疑问，动物并不总是在直接的方式下对刺激物作出反应的，它们具有间接反应的能力。巴甫洛夫的著名实验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所谓替代刺激物的极为丰富的经验证据。而沃尔夫所作的一个有趣的实验则证明了“象征性奖赏”对类人猿的有效性。动物能学会对用来代替食物奖赏的各种象征物作出反应，就象对食物本身作出反应一样。在沃尔夫看来，各种长期训练实验的结果已经说明，象征过程存在于类人猿的行为之中。耶克斯在其最近的著作中描述了这些训练实验，从中得出一条重要的普遍性结论：

“类人猿等［象征过程］很明显相对稀少且更难观察到。人们完全可以继续怀疑这种过程是否存在，不过我推测类人猿的象征过程有一天会被认为是人类的象征过程的先例。据此，我们把这一议题推进到最令人兴奋的阶段，在这里，划时代的发现眼看就要来临。

对这个问题的未来发展作任何预言都是为时过早的。这个领域必须为今后的研究始终敞开大门。但另一方面，对经验事实的解释总是依赖于某些确定的基本概念的，这些基本概念是必须在经验材料能取得其结果以前就被澄清的。现代心理学和心理生物学就考虑到了这一事实。在我看来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看来不是哲学家而是经验的观察研究者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起了主要作用。他们告诉我们，这个问题归根到底不仅是经验的问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逻辑的问题。雷弗兹（Georg Révész）近来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出发点就是要说明，所谓动物语言这个有争议的问题，不可能在动物心理学的纯事实基础上得到解决。每一个以公正和批判的态度考察过各种心理学文献和理论的人，最终都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问题不可能依靠只是归结为动物的通讯方式和动物靠教授和训练所获得的某些技能就可以弄清楚的。因为所有这些技能都可以有各种极其互相矛盾的解释。因此，归根到底必须找出一个正确的逻辑出发点，——一个可以引导我们对经验事实作出符合本来面貌的可靠解释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就是：言语的定义。但是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先给出一个现成的言语定义，而是从尝试性的探讨着手。言语并不是一个单纯而统一的现象，它是由各种不同的成分所组成的，而这些成分无论在生物学上还是在分类学上都不是处在同一水平面上的。我们必须努力去发现这些成分的秩序和相互关系，就仿佛必须去区分言语的不同层次。最初和最基本的层次显然是情感语言。人的全部话语中的很大一部分仍然属于这一层。但是，有一种言语形式向我们揭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类型；在这里，语词绝不仅仅只是感叹词，并不只是感情的无意识表露，而是一个有着一定的句法结构和逻辑结构的句子的一部分。确实，即使在高度发展了的理论语言中，与上述那种最初成分的联系也并没有被完全割断。几乎没有一个句子——数学的纯形式的句子或许例外——不带有某种情感或情绪的色彩。在动物世界中有着十分丰富的类似或相似的情感语言。就黑猩猩而言，苛伊勒（Molfgang Koehler）曾指出它们靠手势已经达到相当高的表达程度。用这种方式它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表达愤怒、恐惧、绝望、悲伤、恳求、愿望、玩笑和喜悦等情感。然而尽管如此，这里仍然缺少了一个在所有人类语言中特有的并且不可或缺的成分：这些表达中没有一个符号具有客观的指称或含义。苛伊勒写到，“这可以算作有效证明了猿的语音学完全存在于‘主观’的范围内，只能表达情感，而绝不能指称或描述客观对象……”但是它们具有这么多人类语言中所共有的语音成分，以致不能把它们无法说出字音清晰的言语的原因归结为第二性的（舌－唇的）限制。它们面部和身体的各种姿势也象它们在声音上的表达一样，从不指示或‘描述’对象。”

这就是我们全部问题的关键：命题语言与情感语言之间的区别，就是人类世界与动物世界的真正分界线。一切有关动物语言的理论和观察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个基本区别的话，那就是都没有抓住要害。在有关这个问题的所有文献中，似乎还没有一篇能确实地证明，任何动物曾跨出过从主观语言到客观语言、从情感语言到命题语言这个决定性的一步。苛伊勒断然认为，言语肯定是超出类人猿的能力的。他认为，缺乏这种无价技术的帮助，以及在所谓想象力这种极为重要的思想成分方面受到的巨大限制，就是构成动物之所以从未达到文化发展之最小开端的原因所在。雷弗兹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断言，言语是人类学的概念，因此应当从动物心理学的研究中整个地排除出去。如果我们从一个清晰精确的言语定义出发，那么我们在动物那里所能看到的所有其它的话语形式就都自动地排除掉了。一直以特别的兴趣研究这个问题的耶克斯，是持肯定态度的。他相信，哪怕单从语言和象征系统来看，人与类人猿也具有紧密的联系。他写到，“这说明，我们也许碰巧发现了象征过程的演化中一个早期的种系发生阶段。有丰富的证据表明，在黑猩猩那里，除了象征过程，很多其他种类的‘符号化过程’（sign process）都常有发生，并且起到了有效作用”。然而所有这些仍然肯定是前语言的。即使按照耶克斯的看法，〔黑猩猩的〕所有这些功能性表达，与人的认识过程相比也是极其初步、极其简单而用处有限的。在这里，发生学的问题不应与分析的及现象学的问题相混淆。对人类言语的逻辑分析总是把我们引向一个在动物世界中根本没有对应物的具有头等重要性的成分。一般进化论决不妨碍承认这一事实。即使在有机自然现象的领域中，我们也已经知道，进化并不排斥某种类型的原始创造。必须承认突变和突生进化的事实。现代生物学不再根据早期的达尔文主义来谈论进化了，也不再用同样的方式来解释进化的原因了。我们可以欣然承认，类人猿在某种象征过程的发展中向前跨出过重要的一步。但同时我们也坚持认为，它们并没有到达人类世界得以发生的门槛。相反，它们走进了一个死胡同。

要澄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仔细地区分符号(signs)和象征(symbols)。根据对动物行为的观察，我们几乎可以断言动物行为中具有相当复杂的符号和信号系统。我们甚至可以说有些动物，尤其是驯化动物，对于符号十分敏感。一条狗会对其主人的行为的最轻微变化作出反应，甚至能区分人的面部表情或人的声音的抑扬顿挫。但是，这些现象远远不是对符号和人类言语的理解。巴甫洛夫的著名实验仅仅证明了，动物可以被训练成不仅对直接刺激作出反应，而且能对各种间接刺激即替代刺激作出反应。例如，一声铃响可以成为“午餐的符号”。动物可以被训练成没有铃响，就不碰食物。但是我们由此所知道的仅仅是，实验者在这种情况下成功地改变了动物的进食环境，他靠着有意引入新的因素而使这种进食环境复杂化了。通常被称为条件反射的那些现象都不仅不符合人类象征思维的核心特点，甚至可以说与其恰恰相反。象征——就这个术语的准确内涵而言——是不能够被简化成单纯的信号的。信号和象征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话语世界：信号是物理的存在世界的组成部分；而象征是人类的意义世界的组成部分。信号是“操作者”（operators）；而象征是“指称者”（designators）。信号即使在被这样理解和运用时，也仍然拥有某种物理的或实体性的存在；而象征则仅有功能性的价值。

牢牢记住上述这种区别，我们就可以来探讨一个最有争议的问题了。所谓动物智慧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人类学哲学的最大难题之一，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人们在思考和观察上作出了巨大努力。但是，“智慧”（intelligence）这个词本身的模糊性总是妨碍了对这个问题的清晰解决。我们怎能希望解答一个其含义连我们还不理解的问题呢？形而上学家和科学家、博物学家和神学家们都在各种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意义上使用智慧一词。一些心理学家和心理生物学家们断然拒绝谈论什么动物的智慧，在一切动物行为中他们所看见的仅仅是某种无意识动作而已。这种论点早就有笛卡儿的权威作为后盾了，而在现代心理学中又一再得到重申。桑戴克(E.L.Thorndike)在其关于论动物智慧的著作中说道：“动物不会认为一物象另一物，它也不会象人们常常所说的那样把一物错当成另一物；它根本就不思考什么，而只认定什么……有一种观点认为，动物对一个特定的、绝对明确的和逼真的感官印象作出反应，而且对一个不同于前者的感官印象作出相似的反应，这就证明它运用了一种靠相似性所作的联想；这种看法乃是神话。”以后的更精确的观察导致了不同的结论。就高级动物而言，它们显然能够解决相当困难的问题，而且这些解决并不是以单纯的机械方式达到，而是反复试验的结果。正如苛伊勒所指出的，在单纯碰运气的解决和名符其实的真正解决之间存在着如此明显的区别，以致这两者是很容易区分开来的。至少高等动物的某些反应活动并非只是碰运气的结果，而是由见识所引导，这看来是不可否认的。如果我们把智慧理解成对直接环境的适应，或是对环境作出的适应性改变，那么我们就确实必须承认，动物具有相当发达的智慧。而且还必须承认，并非所有的动物反应都是由一个直接刺激物的出现所支配的。动物在其反应活动中是具有各种迂回能力的。它不仅能学会使用工具，甚至还能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发明工具。一些心理生物学家由此毫不犹豫地谈论起动物具有的创造性或构造性想象力。但是，不管是这种智慧还是这种想象力，它们都不是人所特有的那种类型。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动物拥有的是实践的想象力和智慧，而人，只有人，才发展了一种新的形式：象征的想象力和智慧。

文｜恩斯特·卡西尔  

校译｜BAU学社

责编｜莲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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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象征的动物（animal symbolicum）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卡西尔试图将康德的批判哲学拓展到可以涵盖其他非理性的象征形式，而瓦尔堡在那时正努力把非理性的原始认同和宗教式狂热结合进智性力量中。两者处理的都是理性与神秘的张力，以及这种张力对人类生命的深刻影响。卡西尔和瓦尔堡之间强烈的智识共鸣和深厚的友谊一直延续到1929年，那年十月瓦尔堡因心脏病突然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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