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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拜耶的“通用”字体设计|1925-1927|包豪斯人

BAU学社| 院外 2022-10-04


通用字体设计|赫伯特·拜耶|1927


编者按|


院外以纪念日为契机陆续整理包豪斯人的内容:以与包豪斯相关的个人的创作与经历为主要线索,以现代主义运动可容纳的多样性及其深度,考察每个个体对新的共同体信仰的不同预见。这项工作不止于填补某段被忽略的空白,或是重新打捞包豪斯的历史遗珠,更希望能够打破既定的叙述框架。本次推送介绍的是赫伯特·拜耶在德绍包豪斯期间创制的一种通用字体的前因及其后续。身处那场将标准化引入工业所有领域的整体运动之中,这一字体的设计可以被看作是从某一专项的具体矛盾出发,为功能化、模块化、工业标准以及机器生产等等这些当年的先锋理念赋形。看似最小范围的形式基因,却是最大限度的理念种子。它不只是适用于工业化生产的几何体系调整,更激进的还在于对语言与文字之间的转换功能,展开了奠基性的解剖,并最终决断性地去除了大小写字母之分。由此,功能与形式之间的张力不再是一个特定时代境遇中的命题。换言之,正如本文所暗示的那样,这意味着即使使用了此后创制的被称为“包豪斯”的字体,也不一定能够真正理解到包豪斯当年所坚持的主张,以及同时代人的远见所在。所谓见微知著,不止于了解、掌握,甚至测绘到每件作品本身的细节,更重要的是必须将作品的生成过程放置到构成性的关系中另作切分,才有可能将包豪斯的理念转译到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在完全不同的实际应用中贯通。我们把这一方法称为社会测绘。BAU学社目前整理出一些公开的基础材料,希望之后能够透过回溯性的历史动态构成,挖掘出新的视角和思考维度,并期待有志于此的同道加入,切磋砥砺。


Herbert BAYER|1900年4月5日-1985年9月30日

赫伯特·拜耶的“通用”字体设计|2009

本文3000字以内


大到电影的海报,小到糖果的包装纸,几乎每一件商业用途的印刷品上都会着重地写下些语句。典型的处理方法就是,取一款独具风格的字体衬在背景上,要么调成半透的,要么按照常规,选花巧出挑的。由赫伯特·拜耶设计的通用字体并非如此,而是直面了人们原先倚赖的传统及手绘姿势,与现代印刷工序之间存在的矛盾。

 

赫伯特·拜耶,这位来自奥地利的艺术家和设计师,1921年去往魏玛,成了包豪斯的学生,此前他在达姆施塔特的一家建筑事务所里打点小工。1925年,也就是包豪斯搬去德绍的那年,他和约瑟夫·阿尔伯斯以及其他五位学生一起获得了教师职位。包豪斯魏玛时期的印刷工坊,只是制作一些艺术家的印刷品,拿去销售,这在艺术院校中当然也算得上是一种实践上的拓展。1923年,在莫霍利-纳吉来到包豪斯之后,开始推行一套印刷的新计划,同时也可以让学校多一些效益。于是,印刷工坊与商业的印刷所保持合作,承担了一些校外的业务。实际上,从1925年到1928年,由拜耶负责的印刷工坊,已经逐渐演变成了一个全面发展的设计工作室,创作展出海报、信笺、产品目录以及其他公开的宣传资料,不只是给包豪斯自己,还有校外的客户。其中有很多也是在工坊里印制的。

 

拜耶设计的通用字体,是拿来对抗几个世纪以来的排印传统以及在德国的习惯做法的。当时常用的古典字体,有着微妙变化的笔触,曲线和角度,都要从文艺复兴时期的笔迹,或者说十八世纪的抄录员的笔法中找到来路。而在德语印刷规范使用的是一系列源于中世纪书写文字的Fraktur体。到了1920年代,一些寻求改变的德国设计师想用Roman体,这种已经在欧洲和美国成为标准的字体,取而代之。还有一种取向,称为Grotesques的粗体字,只是稍稍调整了一下笔画的宽窄,也不怎么参考手书的笔迹。另一方面,在德绍包豪斯,则是用一种更为基础的无衬线粗体字,把住了更适用于印刷工坊凸版设备的命脉所在。 从这类没什么特色的工业化字体出发,拜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形成了他自创的简洁字符,整个字体表由更少的字母组成,用圆规勾的曲线取代了之前的字体常用的法式曲线。这是以工业产品的生产流程为模式的设计,也就是说,通过少量可以互换并重复使用的要素,就能够自动地操作出整套字体的设计。尽可能不用带各种角度的斜线,在遇到象“k”和“x”这种字母时,就用圆弧替掉原有的笔画。


Kombinations-Schrift|约瑟夫·阿尔伯斯|1926


拜耶对他的通用体进行过大量的实验。那套比较狭长的字体表,比例上就取自传统的字体。而1927年用在包豪斯海报上的那一套比较宽的字体表,则是基于圆形的设计,更符合几何规则。传统字体中的字母在字宽上差别蛮大,例如字母“i”很窄,而“m”和“w”又会很宽。拜耶为了创造一个更为整体划一的字体表,有意减少了两者间地差别,尽管保留了“i”“j”和“I”原有的字宽,但是他把“m”和“w”缩到了其它标准字的宽度,结果变成了一种紧密的、挤压的形式,甚至在整个字体表设置的基调中有些突兀。

 

拜耶设计的字母表最激进的方面还不是他对几何体系的处理,而是去除了大写字母。在拜耶看来,纸面上的大/小写之分并没有语音上的目的,因此也就意味着这种区分违背了创制拉丁字母的功能性前提,那就是将声音转换成图形记号。人们讲话时,并不会去表达大小写的区分,那为什么落成书写的文字时却要这么做呢?此外,德国的拼写法还会要求所有的名词(不仅是特定名词)都转成大写,所以在印刷出来的纸面上,这种无意义的反常的用法比比皆是。拜耶提出了反对意见,他希望能够以一种简单而又高效的书写系统贯穿整条主线,从孩子掌握书写开始,直到制造打字机以及字体的设计等等所有的活动。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一再主张单一设置的书写文字,不仅应用于他的通用字体上,而且还出现在许多凸版印刷字体的文本中。他为包豪斯设计的几张标准信笺的页脚处写道,“我们把所有的字符写成小写,是为了节省出更多的时间”,这番话也明确地传达出了相同的主张。

 

当年并不只有拜耶一个人在关注字体的几何处理,以及拼写方式上的改革。1917年和1919年,维尔莫斯·胡萨尔(Vilmos Huszar)和杜斯堡(Theo van Doesburg)为了把风格派的设计理念运用到字体表中,以完全垂直正交的元素构建字符。1926年的包豪斯,阿尔伯斯以可重复的几何元素构建字符,实现设计过程的自动操作,同时还提供了一套用于准确批量重组字母的模板。阿尔伯特的这套模板体系,不仅仅是一种形式,而且还是一种制版工具,比起拜耶的通用体来,这种模块化的字体是标准更为严苛的范例。还有一些设计师创制了一系列的单一字体,包括拜耶和扬·奇肖尔德(Jan Tschichold)在内,他们是“新字体”的主要推手,而且都受到过波斯特曼(Walter Porstmann)的启示。1920年,波斯特曼写的《语言与文字》(Sprache und Schift)可以被看作是那场想要将标准化引入工业所有领域的整体运动的一部分。


“未来属于包豪斯壁纸”目录封面|Joost SCHMIDT|1931



由于拜耶的通用字体从未被制造成便于凸版印刷的字模,因此为了在书或海报中使用这些字母,设计师必须重新绘制,或者用手工的方式将它们的图样拼贴上板,然后拿去照相制版。与拜耶通用字体的主旨精神相通的手绘字体出现在了许多包豪斯的海报与出版物上,其中引人注目的例子来自施密特(Joost Schmidt)。1928年,他从拜耶手中接下了印刷工坊,并为1931年题为未来属于包豪斯壁纸(der bauhaus tapete gebört die zukunft)的目录做了设计。由一串比例完美的小写字母组成的曲线,顺着画面上的题图扭转,两者相当契合。这种文字与摄影的结形,体现了莫霍利-纳吉的字体-照片的言论,即通过半色阶的制版过程,可以形成新的光效反应。

 

那一时期的平面设计师都需要掌握手绘字体的技能,而只有少数人敢于接受更具挑战性的任务,创建一套完整的符合工业化生产的字体。其中就有保罗·雷纳(Paul Renner)。1924年起,他在慕尼黑创制了Futura字体。他设计的字体表,在早先的版本中还包含着以极端的几何形式构建的实验字符,经历三年的持续发展之后,1927年发布了最终版本,却趋向保守。但是我们还是能从Futura字体的圆形“O”中,找到些许它与包豪斯更为粗放、更具纲领性的实验之间的关联。

 

拜耶的通用字体,尽管严格意义上还不能算是整套字库,但还是成为了“包豪斯版式印刷”的象征,通过一些不断地重制,已经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在通用的字体中体现的某种设计哲学,回响在整个包豪斯对外的推广活动之中,而且远不止于此。1975年,美国的商业设计师班古亚特(ED Benguiat)创制了一种充满活力且形体饱满的字体,并将它称之为包豪斯体,其中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也同样采用了一种样式。尽管这的确是把某种包豪斯风格的概念通俗化了,然而,得其形而忘其义,忽略了拜耶一直以来坚定的主张。20世纪90年代中期,位于纽约州布法罗的字体数字化制作机构P22,发布了通用体的字库,以及其他包豪斯字体设计的精确版本,可操作的数字化的字体库。相对而言,拜耶当年的字体是粗拙的,前后不一致的,甚至还不是太好用。但正是这些字体为之后广泛流传开的先锋思想赋了形。功能化、模块化、工业标准以及机器生产等等这些理念,在版式印刷这片宽广的、有待开垦的原野上,拜耶撒下去的种子,仍在此地生根发芽。


文|Ellen Lupton    
试译|BAU学社

责编|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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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切入包豪斯对任务的构划以及它宣导的理念和方法。包豪斯体现了最大限度的集聚作用以及最大限度的动力、非稳定性、转化。之所以它能够构成了一个独具张力的场域,是因为一面以总体艺术作品去探寻新世界中的新人类,另一面以个体之间的差别反对所谓划一的概念,这两极的同时存在意味着历史上的包豪斯本身就是自我批判的。乌托邦理念的溢出价值,以及将设计看作是一种社会功能,可实践的社会行动,可以将这两个关键层面的结合看作是对“包豪斯之于今天仍是至关重要的”这一问题的回应。
只有将包豪斯的理念转译到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才有可能在完全不同的实际应用中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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