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精神：魏玛现代主义的滥觞｜魏玛现代主义的兴衰｜02

编者按｜

作为现代主义的建筑、艺术、教育和社会运动，包豪斯反映出风雨飘摇的魏玛民国中的匠人匠心。对于时代精神而言，再没有比哲学更为精华的反映形式了。围绕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周围的一群哲学家，尽管他们的政治倾向不同于包豪斯，实践活动上也与包豪斯并无交集，然而他们的哲思学理及改革社会的宏观蓝图，何尝不是另一类现代主义的建造与设计呢?他们堪称包豪斯的同行者。或许，从哲人哲心中一样能体悟到匠人匠心。

1930年6月19日，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以5票赞成、2票反对、5票弃权的结果，同意了赞助商韦尔的提议，聘用马克斯·霍克海默为新任的“社会哲学”教授，并由他来接替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代理所长弗里德里希·波洛克，成为该所的新任所长。霍克海默这一任，就将近30年！直到1958年才由特奥多·阿多诺接任。然而，与其认为霍克海默的上任是法兰克福学派走向辉煌的光明起点，毋宁说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更确切说，标志着魏玛时期的德国现代主义思潮之衰落。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能仅仅把时针拨回到魏玛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1919年8月11日（事实上，这个国庆节除了社会民主党人，无人庆祝），而是要掀开被魏玛共和国这个冠冕堂皇的符号所遮蔽的一段血腥、黑暗而野蛮的历史。正如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所说，一切文明的记载都是野蛮的记载。魏玛共和国，也跟人类历史上的其他一切共和国一样，是从血与火中诞生的。它不仅仅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产物，更是战争本身和战败的结果在德国引发的种种灾难的产物。因此，要理解魏玛共和国，就有必要上溯到德国濒临战败的时期。

魏玛现代主义的兴衰｜0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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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法兰克福学派，首先就要理解魏玛德国的时代精神。要理解魏玛精神，就不得不理解魏玛德国的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和衰落。诚如恩斯特·布洛赫所言，对许多德国知识分子来说，“大门打开了，很快又关上了”。在魏玛共和国里，大资产阶级四处放火，小资产阶级一如既往地助纣为虐，裹足不前；大学成了埋葬精神的沃土，充满了僵尸腐坏的霉臭味；青年人变得粗鄙愚蠢。面对重重危机，德国知识分子当然要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把迅速关上的大门重新打开？作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魏玛共和国出现了诸多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反资本主义思潮，表现主义、弥赛亚主义、无政府主义、文化悲观主义、宗教神秘主义等等。可以笼统地将这些思潮概括为魏玛现代主义。

德国11月革命的失败和魏玛共和国的成立，是理解魏玛现代主义的关键。而布洛赫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乌托邦精神》一书（1918年第一版，1923年重大修订后再版）可谓是魏玛现代主义的精神纲领和总宣言。

布洛赫的家乡路德维希港是一座新兴工业城市，缺乏文化气氛、但政治气氛很浓的“工人之城”；而与路德维希港隔莱茵河相望的曼海姆则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繁荣的名城。布洛赫后来把曼海姆的传统文化与路德维希港的现代工业世界之间的矛盾看作是现代世界的矛盾的缩影：“人们很少能看到工业时代的现实和理想靠得如此之近。”在路德维希港这边，布洛赫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和无产阶级的贫困生活；而在莱茵河的另一边，曼海姆的古建筑群、剧院、音乐厅和图书馆象磁石一样吸引着布洛赫。布洛赫在曼海姆的城堡图书馆中发现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宝藏，他贪婪地阅读谢林、黑格尔等哲学大师的著作，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功底。此外，他还熟悉了马克思、恩格斯、倍倍尔和罗莎·卢森堡的著作。但是，像那个时代的许多德国青年一样，青年布洛赫也受到当时流行的非理性主义倾向的影响。同时，布洛赫深深沉浸在卡尔·迈（Karl May，德国探险小说作家）的作品中，这既激发又满足了他的乌托邦渴望。 1907年，布洛赫去乌兹堡大学学习哲学和心理学。他的犹太朋友沙洛姆使他对犹太教神秘主义卡巴拉派典籍《光辉之书》（Zohar）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指出，神秘主义中包含着浓厚的乌托邦精神。

1908年，布洛赫博士毕业之后就成了自由撰稿人。他先在柏林跟着著名的生命哲学家、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的私人讲习班，并在那里结识了韦伯、雅斯贝斯和卢卡奇。布洛赫与卢卡奇精神相通，他们的友谊持续了10年之久。他们都赞同黑格尔关于建立一个总体系的愿望，当然这必须是一个不断被辨证的矛盾所打断的体系。事实上，布洛赫说：“我们很快发现，我们对所有问题的看法都一致。”布洛赫使卢卡奇认识了传统哲学的价值，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而布洛赫通过卢卡奇熟悉了陀思妥也夫斯基、克尔凯郭尔和德国神秘主义大师埃克哈特。两个人后来都反复提及对方在思想上对自己的贡献。布洛赫在1974年回忆说：“《历史和阶级意识》的有些段落和概念，表达了我们共同的观点，有些真的是从我这儿来的。同样，《乌托邦精神》的有些内容也是来自和卢卡奇的谈话。” 

为了与卢卡奇进行学术交流，布洛赫加入了马克斯·韦伯在海德堡的小圈子。韦伯的夫人玛丽安妮·韦伯曾不点名地回忆到布洛赫：“一个犹太哲学家新秀……一个长着浓密黑发、头颅硕大并且自命不凡的年轻人。很显然，他把自己看成宣讲新弥赛亚福音的先知，并且想让别人也这样看。他站在启示录的思考高度向瑙曼提出了各种问题。瑙曼非常和蔼，但明显觉得自己正在和一个有点狂热的家伙周旋” 她还提到了一些被“末世论希望”所感动的“青年哲学家”：“这些青年哲学家被一种末世论的希望所打动，期待着超越的上帝能派来一个新使者，他们在一个由博爱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秩序中看到了救赎的基础。对卢卡奇来说，世俗文化的光辉，尤其是它的审美内容，都意味着反基督，意味着撒旦对上帝有效性的挑战……上帝和撒旦的决战将来到，而这有赖于人类的决心。终极目标是从这个世界上得到救赎，而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寻求完善。” 她只点了卢卡奇的名，但显然也包括了布洛赫。卢卡奇和布洛赫都很强调政治秩序的需要。“卢卡奇和我把秩序放在自由之上，同样理由，把马克思放在巴枯宁之上。仰慕天主教的等级秩序，把它转换到政治领域。”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的知识分子发生了分化，韦伯和齐美尔等老一辈的人多持拥护战争的态度。战争爆发的那一天，韦伯穿上了自己的旧军官服，出现在办公室里。布洛赫后来回忆起这个场景的时候，还心有余悸。布洛赫、本雅明等青年知识分子对战争和德国人狂热的民族情绪十分反感。布洛赫写信给齐美尔说：“对你而言，形而上学的绝对现在就是德国的战壕！”，并指责齐美尔“比全体德国人还德国” 。 而卢卡奇自愿参加奥匈帝国的征兵，也触怒了布洛赫，两人的蜜月期到此结束。

1914年，布洛赫为逃离德国的战争狂热，设法去了瑞士。瑞士的伯尔尼是流亡的德国反战知识分子的中心，布洛赫身边尽是一些充满末世论情怀的画家、诗人和边缘知识分子。他遇到了宗教无政府主义者雨果·巴尔（Huge Ball），巴尔是《德国知识分子批判》（1919年出版）的作者，并且是达达主义运动的核心成员。1919年3、4月间，通过巴尔，布洛赫与本雅明相识。

一战期间，布洛赫的政治信念基本上是和平主义和左倾的。和平主义并没有使他对交战各方采取中立。布洛赫希望“民主的”协约国取得胜利。更重要的是，布洛赫希望战争成为德国社会变革的契机。尽管布洛赫对德国革命抱有热情，却不赞成俄国十月革命。1918年2月27日，布洛赫为瑞士《自由报》写的《列宁，红色沙皇》一文指责布尔什维克是“恐怖统治”。这恐怕是由于和巴尔的接触减弱了布洛赫早年对秩序的推崇，他一方面欢迎革命，一方面又害怕“红色沙皇”的独裁结果。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布洛赫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乌托邦精神》在慕尼黑问世。这部散文风格的著作从1915年开始写，1916年写完。《乌托邦精神》囊括了布洛赫早期的所有兴趣点，混合了浪漫主义、弥赛亚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改造过的黑格尔主义等。该书的基本观点是，只有唤醒我们每个人心中的乌托邦精神，才能拯救欧洲，拯救人类。具体说来，自我通过对所谓“当下瞬间的黑暗”的体验，达成心灵与弥赛亚（救世主，指代最后的救赎）的相遇；随后人们便在乌托邦力量的指引下，将内在的乌托邦转化为外部世界，把世界改造成人类的家园。这当然指的是革命了。尽管评论家和读者们抱怨《乌托邦精神》写得太散漫，充满了晦涩难懂的神秘概念，但是它向德国思想界宣告了一种新形而上学的诞生。卢卡奇、本雅明和阿多诺（1903-1969）都深受布洛赫这本书的影响。

从《乌托邦精神》出版之后，特别是德国11月革命失败，魏玛共和国成立之后，布洛赫对列宁和十月革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1919年1月，布洛赫回到柏林。但魏玛共和国并不像布洛赫想象的那样进步，而是经济危机不断，充满了种族主义和反动气息。20年代，布洛赫定期为有名的报刊（《法兰克福时报》《世界舞台》等）写稿。他撰写了大量的政治和文化评论，批判魏玛民国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功利主义、虚无主义和市侩主义，希望德国能爆发社会主义的革命。

这时，布洛赫的哲学已经演变为一种显性的马克思主义。1921年，在处于日益昏暗的反动气氛当中的慕尼黑，布洛赫出版了《革命神学家托马斯·闵采尔》一书。布洛赫用半是共产主义、半是千禧年主义的观点研究了闵采尔的神学思想，他强调宗教因素和政治因素在闵采尔那里的结合，即他既是神学家也是革命者这一点。在1923年为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写的书评中，布洛赫力图把自己的乌托邦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系统地结合到一起。从此，他开始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声称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这个时代的理论和实践趋势的最先进体现，而且文章中开始大量出现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甚至大段引用马克思、列宁的语录。1923年，布洛赫对《乌托邦精神》进行了大幅度修订。与其说，他试图用自己的哲学去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如说，他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补充和发展他自己的哲学。

整个20年代，布洛赫都在漂泊。1924－1926年，布洛赫去意大利、法国等地旅行，还到过突尼斯。在20年代后期的柏林，布洛赫也有了许多重要的新朋友：诗人克拉考尔（SiegfriedKracauer）、剧作家布莱希特和阿多诺。阿多诺比布洛赫小18岁，他很推崇《乌托邦精神》。1928年，阿多诺特意去柏林去拜访布洛赫，两人由此结下友谊。但相比之下，布洛赫与本雅明的关系更为紧密。他们一起去意大利的卡普里岛度假；1926年春天和夏天，大约有半年的时间，他们俩住在巴黎的同一家旅馆，进行着无休无止的热烈讨论；1927年12月18日和1928年1月14－15日，两人还一起尝试大麻。

在柏林，布洛赫与达达主义等艺术圈子有密切往来。他和激进作家“1925小组”在一起，常去艺术家聚集的“浪漫主义咖啡馆”或克洛尔（Kroll）歌剧院。难怪在30年代的表现主义论争中，布洛赫站在布莱希特一边，支持现代派艺术，批评卢卡奇“把十九世纪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结束干脆视为其艺术没落的开始”。在马克思主义者中，为现代主义和先锋艺术做辩护的人，首推布洛赫。

1930年，布洛赫发表了文学著作《痕迹》（Spuren）。受德国作家黑贝《玑珠集》的影响，这本书采用了新寓言体，一小块一小块拼贴起来的马赛克样式。《痕迹》立足于对离奇的体验、短小的神话传说以及零碎的、个别的日常生活琐事作出阐释。《痕迹》的主题思想是，“世界的秘密”有其“痕迹”可寻，而世界的秘密在于这个世界是“尚未”完成的，日常生活中的白日梦与幻想包含着“尚未意识”，这些意识形式透露了世界的秘密。它试图通过文学呼唤人们走出扭曲了的世界。布洛赫很看重《痕迹》一书。出版《布洛赫文集》时，布洛赫更是把《痕迹》放在整个文集的第1卷，放在成书更早的《乌托邦精神》之前。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2月27日，发生了臭名昭著的“国会纵火案”。3月5日，纳粹掌握了权力。对于既是左派又是犹太人的布洛赫来说，这是很不幸的事情。布洛赫当时不在柏林，而在路德维希港，所以没有被立即逮捕。3月6日，布洛赫逃到瑞士苏黎世避难，后又转移到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布洛赫开始写作新著《当代遗产》（Erbschaft dieser Zeit）。 1935年 ，《当代遗产》一书在柏林出版。

《当代遗产》是社会和文化分析方面不可多得的一部好书。在书中，布洛赫怀着痛楚的嘲讽回顾了“金色的二十年代”，初步分析了法西斯主义的本质，而且还对诗歌、戏剧、美术（现代派艺术）、电影、建筑、哲学、音乐、大众文化、物理学以及政治学在当代取得的新进展作出了中肯的评价。布洛赫对纳粹现象做了文化上、心理上和社会学的分析批判，这一分析也是对整个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布洛赫认为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后阶段。布洛赫暗示德国共产党应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负部分责任。布洛赫认为，纳粹利用了人们古老的梦想（包括12世纪神学家约阿希姆的“第三帝国”论和托马斯·闵采尔的千年王国论），而共产党在提供梦想目标方面却很失败。究其原因，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很贫乏，浅陋的理性主义使他们未能理解“仍在今天起作用”的未实现的梦想。

由于纳粹德国吞并了奥地利，1935年夏，布洛赫夫妇离开维也纳，经巴黎抵达布拉格。1938年7月3日，布洛赫流亡美国。1940年之前住在纽约，1941年搬到新罕布什尔州的马尔波罗（Marlborough），最后住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剑桥），直到他1949年返回民主德国（东德）。可以说，布洛赫在美国寂寞地呆了十年。一方面，他和围绕在托马斯·曼周围的德国流亡知识分子圈的关系并不紧密；另一方面，他对美国文化也很反感，认为同样有法西斯主义的味道。布洛赫曾对迁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职位寄予厚望，但他很快转为失望，霍克海默公开拒绝了他，因为他的政治观点“太共产主义了”。这一点在布洛赫1942年的一封信中得到了证实，在谈到“对斯大林主义的憎恨”时，他轻蔑地说到“霍克海默主义”。另外，理论上也有分歧。1937年，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本来打算在他们的杂志上发表布洛赫论唯物主义的手稿片断。不幸的是，在读布洛赫的手稿时，阿多诺发现了“一种不负责任的哲学即兴表演”。也许这才是阿多诺放弃原计划的真正理由，而不是因为布洛赫思想中的乌托邦主义或共产主义倾向。

布洛赫仅仅处于法兰克福学派的边缘，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布洛赫只是魏玛现代主义的精神之父，而不是魏玛现代主义的理论主将。

文｜夏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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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01｜大门开了，又关上了
02｜乌托邦精神：魏玛现代主义的滥觞
03｜渴望总体性：魏玛现代主义的梦想
04｜计划经济死了！国家资本主义万岁？
05｜最后的现代主义乌托邦：理性社会
06｜废墟上的救赎：激进现代主义及其退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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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哲学成就了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理解，在布洛赫眼中，希望、艺术和乌托邦是马克思主义不可缺少的“暖流”，马克思主义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能够让科学分析的“冷流”和乌托邦的渴望的“暖流”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具体的乌托邦”。《希望原理》是布洛赫最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这部著作把“希望”看作推动人类历史的“第一原理”，强调希望和失望是人类历史命运的永恒主题；这部著作主张，不能理解“希望”这一“非理性因素中的合理性”是现实左派失败的根本原因，而资产阶级的白日梦又只会将人类引向虚无和毁灭，因此，唯有具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希望才能拯救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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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行动上的理想主义，将能够接纳、贯通和联合艺术、科学、技术三者，同时影响研究、教育和生产三者，据此建造作为寰宇寓言的人类“艺术摩天塔”。而目前，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思考总体蓝图，铺设基础，预备石材……如果这份宣言真的随即焚毁，我们也就失去了一次重要机会从区别于包豪斯官方言论的角度重新理解这个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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