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死了！国家资本主义万岁？｜魏玛现代主义的兴衰｜04
编者按｜
作为现代主义的建筑、艺术、教育和社会运动，包豪斯反映出风雨飘摇的魏玛民国中的匠人匠心。对于时代精神而言，再没有比哲学更为精华的反映形式了。围绕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周围的一群哲学家，尽管他们的政治倾向不同于包豪斯，实践活动上也与包豪斯并无交集，然而他们的哲思学理及改革社会的宏观蓝图，何尝不是另一类现代主义的建造与设计呢?他们堪称包豪斯的同行者。或许，从哲人哲心中一样能体悟到匠人匠心。
1930年6月19日，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以5票赞成、2票反对、5票弃权的结果，同意了赞助商韦尔的提议，聘用马克斯·霍克海默为新任的“社会哲学”教授，并由他来接替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代理所长弗里德里希·波洛克，成为该所的新任所长。霍克海默这一任，就将近30年！直到1958年才由特奥多·阿多诺接任。然而，与其认为霍克海默的上任是法兰克福学派走向辉煌的光明起点，毋宁说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更确切说，标志着魏玛时期的德国现代主义思潮之衰落。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能仅仅把时针拨回到魏玛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1919年8月11日（事实上，这个国庆节除了社会民主党人，无人庆祝），而是要掀开被魏玛共和国这个冠冕堂皇的符号所遮蔽的一段血腥、黑暗而野蛮的历史。正如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所说，一切文明的记载都是野蛮的记载。魏玛共和国，也跟人类历史上的其他一切共和国一样，是从血与火中诞生的。它不仅仅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产物，更是战争本身和战败的结果在德国引发的种种灾难的产物。因此，要理解魏玛共和国，就有必要上溯到德国濒临战败的时期。
魏玛现代主义的兴衰｜0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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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二十年代的基本特点是，所有魏玛知识分子的思想都在重新定向。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崛起后，卢卡奇投向了苏联，然而法兰克福学派的知识分子们则流亡到美国。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美国。事实上，布洛赫、马尔库塞、阿多诺等人都不喜欢美国，他们认为美国文化和法西斯主义一样，有一股极权主义的味道。然而，社会研究所还是搬到了美国（先是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后是在加利福尼亚），而没有去苏联。
究其原因，首先应该和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治学风格有关。该所的首任所长格律恩堡是老牌的奥地利社会主义者。但他不是政党政治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科学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真理性及其研究方法的优越性深信不疑。1924年6月，在社会研究所大楼落成典礼上，格律恩堡发表演说，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哲学体系，而是一种自我封闭的经济学体系，是一种世界观，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一切结论都来自经验事实的抽象。在他的主持下，社会研究所继续出版《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文库》（1910年就开始出版了），以此为研究所的核心刊物。将哲学与实证的社会科学研究结合起来，这从社会研究所成立的第一天就是如此。霍克海默的接任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点。
然而，更重要的是，法兰克福学派很早就对苏联的计划经济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结论使得他们没有把苏联看成是新社会的希望。对于格律恩堡那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哲学）才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心。社会研究所和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1927年，研究所成员弗里德里希·波洛克应邀访问了莫斯科。这次旅行的成果就是对苏联计划经济的分析。1929年，波洛克的研究成果《苏联计划经济实验的报告：1917－1927年》出版。研究的结论很不乐观。言下之意，即使历史发展的趋势是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社会，那么当下发生在苏联的一切也跟社会主义没多大关系。
波洛克（1894-1970）是斯图加特的一个犹太工厂主的儿子，但他受到的教育不是犹太教的。1911年，他和霍克海默结识，并成为终生的好友。1923年，波洛克以《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为题的博士论文取得了法兰克福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正因为如此，他才获得了去苏联实地考察计划经济的机会。但他带来的消息是悲观的。
在1932年《社会研究杂志》创刊号（第一、二期合刊）上，波洛克发表了《资本主义的现状和计划经济新秩序的远景》一文。其核心观点是，资本主义1929年起发生的经济危机只不过证明了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终结，而不代表资本主义的崩溃。资本主义正走向它自身的计划经济。换言之，资本主义有能力在内部克服经济危机，垄断资本主义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都不会崩溃。使资本主义得以幸存的原因是国家的干预。发达资本主义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是总体的，而不是局部的。新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私人资本主义的产物，而不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机制（劳动力商品、利润等）继续发挥作用，只不过由国家接管了私人资本主义的主要职能。在国家管理的私人资本主义中，繁荣更为短暂但也更为兴旺，经济不会走向崩溃。波洛克指出，虽然国家资本主义具备了向计划经济转型的条件，但它不会走向社会主义。
一方面是认为资本主义不会崩溃，另一方面是对苏联的计划经济的怀疑和否定，这一正一反恰好表明了波洛克对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前景的悲观态度。1937年，霍克海默正式挂出批判理论这块招牌（与“传统理论”相对立），而没有直接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也正是因为波洛克的上述两点结论已经逾越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
波洛克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取消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选择，取而代之的是民主制国家资本主义和极权制国家资本主义的二元选择。社会研究所迁到美国后，德文版的《社会研究杂志》更名为《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以英文出版。1941年，在《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波洛克又发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及其界限》这篇文章。波洛克先是否定了“混合经济”、“新重商主义”、“极权主义的国有经济”、“国家组织下的垄断资本主义”、“官僚集体主义”等术语，然后指出最好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术语来描述现实的资本主义形态。在国家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规律和经济规律都不起作用了，经济危机问题也就不存在了。唯一要解决的是管理问题。自然资源的短缺、统治集团的内部利益冲突、阶级的冲突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界限。但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总趋势是经济的不断增长和国家权力的不断强化。而更重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不一定是专制极权的。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极权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罗斯福的新政则是一种民主监控的国家资本主义。波洛克认为从长远看，民主制的国家资本主义将战胜极权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说，极权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将转变为民主政体的国家资本主义。
波洛克的“乐观主义”显然与《启蒙的辩证法》一书的精神不合。阿多诺就非常担心，波洛克的这篇毫无辩证法精神的文章会损害社会研究所的声誉。1941年7月23日，法兰克福学派的法学家、政治学家弗朗茨·诺伊曼写信给霍克海默，明确表示他不同意波洛克的这篇文章。诺伊曼批判波洛克是一种“新版曼海姆社会学”，所谓“极权制国家资本主义向民主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是站不住脚的。波洛克的所谓“极权制度国家资本主义不能持续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所以必将转变为民主政体）”的观点不符合事实。更要紧的是，按照波洛克的观点，国家资本主义可以千秋万代永远存在下去。剥削者居然成了大救星。总之，波洛克的文章违背了社会研究所的理论方针。波洛克变节了，投降了。
诺伊曼（1900-1954）出身于一个犹太工匠、小商人家庭，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法学博士，律师。1927年起在柏林做德国建筑业工会律师，后来成为社会民主党的律师。他一直致力于魏玛宪法规定的经济权利的实现。前面提到过，魏玛宪法的第二部分有一些与基本权利相关的条文，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宪法相比，对社会主义运动做了更多的让步。对诺伊曼来说，宪法中包含的这些社会主义内容（第151条，第165条）是实现经济民主化的目标的关键。第151条第1款规定：“经济生活秩序必须符合公正原则。其原则目标为：保障人类有尊严的生存状态。在此限制下个体经济自由可以得到保障”。第165条第1款规定：“一个企业中，对有关工资和工作条件的制定，工人、雇员和企业家享有同等权利；他们也对共同经济发展的生产力享有同等权利的参与权。”诺伊曼一方面反对资产阶级法学家削弱工人的这些基本权利的企图，另一方面也反对左派对魏玛宪法的批评。例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法学家奥托·基希海默（1905-1966）就认为，魏玛宪法不过是不可兼容的政治价值观的大杂烩。因此，上述基本权利的法律意义实在太微弱，也就是说，意义并不明确。基希海默还说，魏玛宪法将民主原则作为社会福利原则的基础（意识形态原则），却忘记了民主的形式和民主的内容不是一回事。总之，魏玛宪法既没有给出政治理论方案，也没有规定社会的组织原则。既然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经济民主，那么魏玛宪法规定的民主就是“没有民主的民主”，是镜中花，水中月。因此，基希海默认为诺伊曼的形式主义法学虽然有着良好的主观愿望，在客观上却必定徒劳无功。真正的民主必须是革命的结果，而不是改良主义的妥协。诺伊曼则认为，基希海默的革命共产主义思想过于激进了。魏玛宪法中的这些社会福利内容是积极的，工人在原则上享有了平等的参与权。社会主义法学有义务对魏玛宪法加以社会主义式的解释，并在实践中落实这些权利。然而1930年秋天的国会选举，将诺伊曼从民主改良的黄粱美梦中惊醒。纳粹党以19.2%得票率，一举成为国会的第二大党。诺伊曼在1930年 10月1日的讲话中认为，资本主义现在只能以专制形式存在，不再打出民主的旗帜。他寄希望工会成为民主的中坚力量，抵抗专制独裁的趋势。然而，魏玛共和国的国会软弱无力，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最终变成了政治危机。1933年，希特勒的上台，标志着诺伊曼通过宪法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的美梦彻底破产了。
在1942年的《比西莫斯》（Behemoth）一书中，诺伊曼系统地反思了自己先前的社会民主主义立场。比西莫斯是希伯来神话中的巨兽。利维坦是海中的巨兽，比西莫斯则是陆上的巨兽。如果说，霍布斯用利维坦来比喻的强权国家里还有法治和个人权利的残余，那么西莫斯比喻的则是一种无法无天的、暴乱的非国家状态，一种无政府的统治体系。诺伊曼用它来指认法西斯主义国家。他认为，法西斯国家比西莫斯的四大支柱是政党、军队、官僚机构、垄断经济体系。它在经济上的基本特征就是极权制垄断资本主义。一方面它是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式的垄断经济，另一方面又是极权制国家调控的指令性经济。指令经济的深度干预阻止了经济崩溃。
那么魏玛德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一种巨兽呢？诺伊曼的反思是，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只能在没有经济危机的条件下存在，正是经济危机促使了保守派和纳粹的结盟。纳粹上台是垄断工业和大地主的反革命，法西斯主义是戴着等级制国家面具的、垄断资本家和大地主的独裁专政。而魏玛宪法的理论建构和实践为纳粹上台提供了便利条件。民主国家容忍了反国家的势力，从而毁掉了民主。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工会是唯一与法西斯抗争的力量，但太过软弱。
基于上述背景，诺伊曼认为波洛克对纳粹德国的判断是不准确的。纳粹德国既不是国家资本主义，也没有走向国家资本主义。相反，德国是极权制的垄断资本主义。更重要的是，看不出这个极权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转向民主制度的任何现实可能性。波洛克认为极权制的国家资本主义终不可久，会走向民主制的国家资本主义。这和他早年的信条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崩溃论已经过时了。诺伊曼则相信崩溃论的正确（至少在二战结束前如此），也就是说，极权制垄断资本主义的未来不是民主制国家资本主义，而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可以发现，此时的诺伊曼更接近他先前批判过的基希海默的激进左翼立场。也就是说，他从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立场走向了共产主义的革命立场。
对于诺伊曼和波洛克的争执，作为行政领导的霍克海默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德国虽不处于国家资本主义，但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霍克海默的和稀泥掩盖了争论的实质。那么，这位学术带头人的立场究竟是什么呢？
文｜夏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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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01｜大门开了，又关上了
02｜乌托邦精神：魏玛现代主义的滥觞
03｜渴望总体性：魏玛现代主义的梦想
04｜计划经济死了！国家资本主义万岁？
05｜最后的现代主义乌托邦：理性社会
06｜废墟上的救赎：激进现代主义及其退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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