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赤条条，建筑活生生｜小记希尔伯塞默的“芝加哥论坛报”大楼提案
编者按｜
院外以纪念日为契机陆续整理包豪斯人的内容：以与包豪斯相关的个人的创作与经历为主要线索，以现代主义运动可容纳的多样性及其深度，考察每个个体对新的共同体信仰的不同预见。这项工作不止于填补某段被忽略的空白，或是重新打捞包豪斯的历史遗珠，更希望能够打破既定的叙述框架。本次译读推送的是一篇针对希尔伯塞默“芝加哥论坛报”提案的解读小记。这份提案创作于希尔伯塞默去包豪斯执教之前，并没有正式地向竞赛提交。希尔伯塞默将其作为某种原型构想，用以批判当时高层建筑设计中构造与形式之间的矛盾所在。而这篇小记所谈及的基进性，并不完全出自建筑师自己的创作理念。当建筑赖以存在的基础受到动摇之后，其形式作为经济治理与生命政治的中介，似乎不得不返回建筑物自身之缘起。这一建筑再现上的悖论与反讽，也曾经在塔夫里点评密斯的西格拉姆大楼时得出过相似的判定，建筑学如何生存下去，并从必然的失败中保住自身，唯一的方式就是杀死自己，维持这种沉默。通过将其放在不断累进的资本主义空间发展的历史语境之中，我们仍能从这一断然绝弃处，解读出所谓自我指涉的艺术与建筑并不只是对其自身现实的关注。BAU学社目前整理出一些公开的基础材料，希望之后能够透过回溯性的历史动态构成，挖掘出新的视角和思考维度，并期待有志于此的同道加入，切磋砥砺。
Ludwig Hilberseimer｜1885年9月14日-1967年5月6日
形式赤条条，建筑活生生｜小记希尔伯塞默的“芝加哥论坛报”大楼提案｜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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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芝加哥著名的日报《芝加哥论坛报》为密歇根大道上的新总部大楼，发起了一场国际竞赛。这是一次精心筹划的媒体事件，它不仅吸引了公众的广泛关注，而且总共有263名来自美国国内以及海外的建筑师参与［1］。评委最终选定的获胜方案是由豪威尔斯（John Mead Howells）和胡德（Raymond Hood）设计的哥特范儿的高层。这份提案触及了组织者们骨子里的目的：期望高层建筑可以改头换面，打造成城市中的奇观式地标，不再沦为靠经济测算得来的粗暴产物。在此之前，芝加哥和纽约的高层建筑通常就是对土地价值柱状分析图的直接转化与反映，目的无非是为了满足正在兴起和成形的商业需求。与之相对的是，这次竞赛不想只从土地测算得出的经济价值出发，更要在再现的可能性上着力。建筑的再现，也就是一栋房子的形象所具有的力量，在这里所指的不是作为政治再现的工具，而是成为品牌术，并作用于经济利益。从这次竞赛收到的回应中，人们可以看到如此之多明显异质的创作来源，从哥特、文艺复兴、巴洛克、装饰艺术风格，一路直到现代主义，这恰恰表明人们越是想要为这次竞赛的目的给出某种终决的形式，越是透露出经济利益抽象的以及非再现的本性。它无孔不入，变化多端，无论哪种风格或者形式表现，都可以任其设想。仅就其形式而言，之所以会如此，正是因为在利害攸关的经济过程中，任何事物的潜能都可以转化成利益。我们不妨这样认为，在资本主义的政体中，对事物潜能的占有与剥削，比起现有的事物来，要更胜一筹，而这一点已经成为了经济利益追逐的根本目标。那么，真的想要得到某种终决的建筑形式，只有将其还原到存在物的赤条条的本质：在那样的空间里，无论能否预见的行动皆可发生。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当经济利益的非稳定性基础左右着建筑的形式之时，没有比希尔伯塞默提案中刻板的简明与直白，更为基进地对这一难题作出回应的了［2］。它纯粹就是从空间所需的面积要求推拉出来的体量，再套上一层均匀分布着洞口的外壳。在工业建筑发展中，这是早已隐含着的所谓自由平面的原则：一大溜柱子支撑着畅通无阻的楼层，以便根据使用上的任何种类另做安排，而希尔伯塞默的设计将这一原则进一步地推向了极致。他深谙美国的商业与工业建筑的现实［3］。这份提案中的语言就是从车间式的工业建筑直接发展而来的，就像此次竞赛纲要中解释过的论坛报老厂坊那样，只不过在这基础之上有所扩展，或者说，换成了某种更具表现性的结构而已。所以这份提案并没有给出所谓原创性的解答，只是将工厂中的物质生产转移到了白领办公空间中的非物质生产，从空间的管理与组织上来看，经济过程变得越发抽象与捉摸不定，这才是它真正基进之所在。然而，希尔伯塞默正是通过这种基进，更准确的说是直白，就好比凹凸咬合那般地吃准了经济管理中的抽象状况，只有将这份提案放置到由经济发展不断累进的空间历程之中，我们才更能窥见其所具备的批判性。
1. 在借用建筑达成企业品牌术的历史上，这次竞赛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标志性事件，关于这次竞赛的文章，可以详见：Manfredo Tafuri, “La Montagna Disincantata”, in Giorgio Ciucci, Mario Manieri Elia and Manfredo Tafuri, eds., La città americana dalla Guerra civile al New Deal (Bari: Laterza, 1973), trans. as “The Disenchanted Mountain: The Skyscraper and the City”, in The American City: From the Civil War to the New Deal (Cambridge,Mass.: MIT Press, 1984). See also Luca Garofalo, Concorso per il Chicago Tribune (Turin: Testo &Immagine, 1997).
2. 希尔伯塞默并没有向这次竞赛正式提交该方案。这个计划第一次发布在G杂志第二期，作为他讨论高层建筑类型的一篇短文的插图。在这篇文章中，希尔伯塞默提及了芝加哥论坛报大楼以及为一座高层住宅楼而做的提案，借此批判了当时大部分美国的高层建筑中将构造与形式分离开来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希尔伯塞默的这份提案发表在密斯的办公楼模型burohaus提案之后。这两个方案都提到了相近的主题，工业建筑的现实以及它可以适用于其他用途等等。详见Ludwig Hilberseimer, “Hochhaus”, G: Materialen für elementaren Gestaltung, n. 2 (September 1923): 3; and Ludwig Mies van der Rohe, “Burohaus”, G: Materialen für elementaren Gestaltung, n. 1 (July 1923): 3.
3.希尔伯塞默对美国建筑的了解，可以从几篇20年代的文章主题中看到。特别是他与Julius Vischer共同写的Beton als Gestalter，以及 Groszstadt Architektur. 每篇文章例举了美国的工业建筑，并加以评论和配图。可详见 Ludwig Hilberseimer and Julius Vischer, Beton als Gestalter (Stuttgart: JuliusHoffmann Verlag, 1928); Ludwig Hilberseimer, Groszstadt Architektur (Stuttgart: Julius Hoffmann Verlag,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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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施米特在《罗马天主教与政治》中认定，经济过程这一现实是无法再现的。在他看来，经济即是其所为［4］。不像诸如 “上帝”,“人民”,“国家”,“公众”、“自由”或者“平等原则“那类的范畴，经济是非再现的，如果它不存在，就无法成真——它更关乎事实。从政治与司法的角度来看，去再现某种价值、信仰、原则的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将特定的尊严与权威授予再现的代理者，因为如果缺乏道德上的价值，就不可能去再现更高的价值，它必须是有说服力的，身受感同的信念。此外，道德上的价值所指的也不只限于谁去再现和再现什么，仍需要再现的主题能够赋予这种特权。反观经济中的大体现实，就是与数据打交道，而在数据之中缺乏道德上的价值，因此也就缺乏再现的权威性。根据施米特的看法，在一个由经济管理机置物化的世界里，没有创建任何价值或者卡里斯玛的可能性条件［5］。不像那些可以再现的传统，诸如教会、君主制和国家等等，他们能获得统治权大多有赖于形而上的和超验性的价值。借此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观点，现代工厂的抽象性并不具备再现的能力。例如列宁曾经以技术进步的方式，将共产主义定义为“苏维埃加电气化“，但与之并不匹配的是，苏维埃共和国不得不以锤子和镰刀这些已过时的工作象征拿来当徽标。我们不妨这样认为，之所以在审美的表现中造成了某种价值中立的情形，恰恰是因为任何信念的再现在一个被经济过程治理的物化的世界里已经是不可能的了。由此，随着工业化的兴起，以及逐步升级的各种生产形式造就的其不断扩展的统辖，艺术和建筑不再作为超越于己的价值化身，转而更看重自身的现实，也就不足为怪了。
19世纪的视觉艺术以及建筑的理论已经预期到了抽象艺术以及现代建筑的兴起，这类自我指涉的现象，仅仅就着各自内在的物理与物质特性，用以批判性的评估。这些特性包括了其形式、空间、体积、质量与运动等等，换言之，适用于任何人工制品的一般特性。在那么复杂的、细枝末节的、以及极端难以捉摸的这一事实面前，任何以某种信念的方式去再现现实的尝试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了，如果一定要在经济驱动的文明中找到艺术和建筑的宣言的话，那么还能剩下的肯定就是如何将艺术作品的内容还原到纯粹的一般之所属。
不过，我们还不能简单地把这一结果看作只是由工业生产方式造成的。这种一般性同时也具有人类学意义上的主体性的维度，对于资本主义的奠基性而言，它同等重要。因为资本如果想要从工人那里获取剩余价值，就必须去征服和占有工人的劳动力。而劳动力并非某些专业化的领域，它再现的是人类的总体状况。这种一般性的、不确定的潜能“不用到这种或那种独特类型的劳动之中才能找到，它可以发生在任何一种劳动中，制作汽车门时，采摘梨子时，或者有人冲着电话喋喋不休，而有人埋头做着校对”［6］人们去做、去说，或者用手和词做事的一般性能力就与这里所谓的劳动力相关。它是存在于人类动物性中的一种根本特征，也就是适应并应对任何无法预见的情境的能力。
4. 详见Carl Schmitt, Römischer Katholizismus und Politische Form (Stuttgart: Klett-Cotta, 1923)
5. 这一论述还可详见施米特针对经济管理的中立性的批判。Carl Schmitt, “Das Zeitalter der Neutralisierung und Entpolitisierung”,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58 (1927): 66–81.
6. Paolo Virno, The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Los Angeles: Semiotexte, 2004),p.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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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平面所蕴含的空间的不确定性，就是一项基进的宣言。它揭示了资本是怎样安排劳动力去工作的。如果劳动力的特征就是人类能够适应任何情境的能力，也就意味它还包括了人类的行为和反应本身所具有的全部的不可预见性，那么在这种非稳定的状况中，唯一可以与之对应的空间形式，就是自由的空间，也就是清空任何阻碍，以便适应任何情境。我们可以将资本主义空间治理的历史理解成，它适应于永远不能预见也无法稳定的状况，而这同样也是人类的本性与生俱来的。如果我们将劳动力，也就是任何经济过程的目的，理解成不管是身体还是心智，莫不涵盖的人类的潜能，那么对应于这一现实的空间机置，就必须达到同样程度的开放性，具有使用和占据的潜能。当“生产”不仅仅指代着产品的生产，而且还包括诸如服务以及信息这些非物质的事实，这种状况将会变得更加的基进。就像在所谓的后福特经济中，语言、协作以及交换已经成了主导的生产工具，对空间关系的图解，变得如此复杂而变动不居，再想将它直接转译成某种固定的空间安排也就越来越难办了。在工业化城市的发展过程中，第三等级以及智力工作日趋重要，这在1920年代已经变得非常明显了，尤其是在德国和美国。尽管工业化的工作仍受制于装配线的死板，工人在那里只是默不作声地控制着机器，但是我们仍可以将第三等级的工作看作人际关系的多样性已经就此展开，他们身上所蕴含的不可预见性的协作，可以用来克服任何死板的空间组织。
希尔伯塞默的提案将这一现实考虑在内，通过将建筑还原到它赤条条的形式状态，均布的柱列，支撑着最为一般的楼层，以电梯相连，再套上一体的立面。相较于密斯·凡·德·罗设计的办公大楼，例如弗里德里希大街的高层等等，还在试图精微地操弄着这一生产性空间的一般形式的外壳，希尔伯塞默在涉及到形式的问题时，只是简单地对资本的开放式逻辑做了直白的再现。希尔伯塞默的设计同时也展现了一旦被具有破坏特征的经济上的管控掏空之后，建筑是如何反身回到了它的缘起之处，恰恰成为了其曾经之所是，闭合的空间，绝对的形式。由是观之，希尔伯塞默提案中最值得一提的要素就是立面上的洞口形成的均质肌理。它是建筑室内结构网格中的逻辑在垂直面上的投射。不过希尔伯塞默自己对此的解释是，这种形式上的处理是为了不想让这些洞口成为立面墙上的一个个镂空的要素，而是让整栋房子呈现出更为纯粹的体量感。[8]一方面，这种建筑形式的组织方式是接受经济上的抽象概念的一种姿态，而另一方面，希尔伯塞默发展出了某种清晰可读的限定，借助了体量上的绝对形式将自由平面中的空间逻辑颠倒了过来。这种赤条条的形式，让建筑得以生存下去，其中所能呈现的并不是为了风格上的演练，而是一种对再现行为的反讽，某种针对着这样的城市状况而言更为充分的形式意愿，恰恰意味着断然地绝弃任何想去再现的意愿。
7.关于白领与智力工作的兴起，可详见SergioBologna, “I lavoratori della conoscenza fuori e dentro l’impresa”, in Cetimedi senza Futuro? Scritti, appunti sul lavoro e altro (Rome: Derive eApprodi, 2008), 108–36. Also relevant is Sergio Bologna “Nazismo e classeoperaia”, paper presented to the Camera del Lavoro in Milan, 3 June 1993. [An English translation is available here]
8. 详见Ludwig Hilberseimer, “Hochhaus”, DasKunstblatt (1922) : 531
文｜PIER VITTORIO AURELI
译读｜PLUS
责编｜BAU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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