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常生活批判到空间的生产｜列斐伏尔导读
编者按｜
空间而不是时间已经成为今天资本的最重要的统治工具，特别是现代国家的暴力统治成了一种绝对的政治空间。那么与其谈论应当如何在都市社会中诗意栖居，还不如问在都市社会中还能诗意栖居么？真的有过所谓诗意栖居么？这一系列的问题是2015年“美学与政治”系列导读课的延续，同时也引向了之后的空间生命政治系列导读论坛。在这次公开讲座上，《空间的生产》的中译者针对“马克思主义问题式的都市化改造”之由来，尤其是列斐伏尔的理论进行了初步的导读。透过社会空间的历史化反转，空间已然既是压迫的重灾区，也是反抗的空隙处，正是从权力与权力范围的关键空隙处列斐伏尔看到了一种“新政治”的出现。本次推送的是作者在讲座前提供的概述材料。
从日常生活批判到空间的生产｜列斐伏尔导读｜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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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斐伏尔其人其书
昂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01-1991），法国著名哲学家，因其开辟现代性日常生活批判运动，而与卢卡奇、布洛赫、阿道诺、马尔库塞等一起，成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主要理论家之一。其治学遍涉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学、美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城市学、语言学、生态学、身体理论、空间理论、大众文化等众多领域，是西方学界公认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巨擘”、“现代法国辩证法之父”，区域社会学（特别是城市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奠基人。
在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列斐伏尔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把日常生活批判视为现代哲学根基性问题的第一人。他的主要贡献是用四十年时间写了《日常生活批判》三部曲。
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批判之为可能与必需，历史地逻辑地表现为：
1. 作为被遗忘的日常生活需要批判，2. 作为被控制的日常生活需要批判，3. 作为被规划与制造的日常生活需要批判。
列斐伏尔前期日常生活批判的概念与任务
《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写于1945年，1947年由加塞特出版社出版。1958年再版，加了一个篇幅很长的序言（序文几乎与正文一样长，各占一百多页）。第一卷可看作是列斐伏尔在抵抗法西斯运动时期，流亡法国南部比利牛斯山区时所进行的农村社会学调查，以及被战争所打断的马克思辩证法研究相结合的产物。
在某种意义上，列斐伏尔的一生就是不断地为日常生活批判哲学进行辩护、呼吁的一生。为了向世人证明他的日常生活批判概念的合法性有效性，列斐伏尔强调，日常生活乃是我们辩证地批判进入到最深刻的最直接的外部世界与社会世界的汇聚地：
“日常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剩余物，即它是被所有那些独特的、高级的、专业化的结构性活动挑选出来用于分析之后所剩下来的‘鸡零狗碎’，因此也就必须对它进行总体性地把握。而那些出于专业化与技术化考虑的各种高级活动之间也因此留下了一个‘技术真空’，需要日常生活来填补。日常生活与一切活动有着深层次的联系，并将它们之间的种种区别与冲突一并囊括于其中。日常生活是一切活动的汇聚处，是它们的纽带，它们的共同的根基。也只有在日常生活中，造成人类的和每一个人的存在的社会关系总和，才能以完整的形态与方式体现出来。在现实中发挥出整体作用的这些联系，也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才能实现与体现出来，虽然通常是以某种总是局部的不完整的方式实现出来，这包括友谊，同志关系，爱，交往的需求以及游戏等等”
前期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概念，仍然是对物质生活压迫与宗教欺骗为主导形态的传统社会现实的一种哲学批判。前期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是以某种含混的个体人本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是以传统的物质生活方式与文化风俗为主要对象的，是以马克思的总体性辩证法与异化批判逻辑为理论框架，而对早期现代日常生活消极现实的诗性反抗与浪漫重建。这与其后来以资本主义高度发达所引起的消费社会形态为主要对象的现代性日常生活批判视野是明显不同的。
列斐伏尔中后期日常批判理论
以《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1946）为代表的前期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主要采取了一种相对比较哲学化的与乐观化的立场：认为被异化的日常生活世界既包括着被压迫的因素，也包括着解放的因素；日常生活是各种社会活动与社会制度结构的最深层次连接处，是一切文化现象的共同基础，也是导致总体性革命的策源地。而以《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1968）为标志的后期列斐伏尔，则对日常生活理解得更加微观与社会学化一些，也相对悲观了一些。他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日常生活被全面地组织到纳入到生产与消费的总体环节中去。现代社会成了一个“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 （The Bureaucratic Society of Controlled Consumption ／ ciete bureaucratique de consommation dirigee），而不是一个可供人们自由选择的休闲社会、丰裕社会。
列斐伏尔在斯特拉堡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系任职时所发表的题为“日常生活中的神话”一文（1962）中这样写道：“我们可以这样给日常生活下一个简要的定义：在我们看来，它涉及到当代社会中的某个可以这样来规定的层面：1. 位于这个层面与其上的诸层面（如那些国家的、技术的、高级文化）之间隔部分；2. 未被控制的现实部分与已经被控制的现实部分的交错处；3. 物体转换为被使用的货物”
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列斐伏尔提出这样一个核心观点：日常生活不再是传统社会或近代社会意义上的一个本真与基础的领域，而变成了一个个无底的、旋转着的层次，是社会现实中的一种临时性的、关联过程中的层次，而不是一个独立的领域。日常生活可以被界为社会实践总体中的一个层面，而不可能是全部。
真正使列斐伏尔扬名于西方世界、特别是在英语国家产生轰动效应的，则是那本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发表二十余年后才问世《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1968）一书。
列氏认为，现代社会现实其实是由如下三个层次所构成的，顶峰是意识形态及其技术组织体系层次；中层是社会想象投射的抽象符号世界；最底层则是所谓的实践与感性的层次。同一个物的社会现实，同时就存在着日常生活实践、想象与它所传达的意识形态三个平台。
新资本主义是一个以书写的语言为中介与基础的、抽象制度隐性制度流动力量全面控制人的日常生活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统治的方式不再是古代式公开而直接的恐怖暴力或“神圣的空间”，而是抽象的微观权力的恐怖普遍化或恐怖主义。恐怖主义的一个最终表现就是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成了一个人际间无法沟通的“零度意义”世界。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上，列斐伏尔第一个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特征明确地指认为“消费社会”。他在1960年代首次提出，现代社会是一个“消费被控制的科层制社会”。其思想来源于
1. 美国的社会学家利斯曼（David Riesman）及其同事合作的《孤独的人群》。
2. 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rh）对“技术专家体制”所作的分析。
3. 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单向度的人》一书。
其主要现象特征就是：1. 日常生活的碎片化神秘化；2. 这是一个欲望被制造被引导的心理躁动世界；3. 符号-想象的“假装”成为“现实”；4. 形形色色的时尚或流行的符号体系，成为控制现代日常生活世界的最高物神。
日常生活批判的“空间化”转向
列斐伏尔晚年认为：“日常生活”、“都市”、“重复与差异”，“战略”、“空间”与“空间的生产”是一些“近似问题”（approximations）。列斐伏尔晚期（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主要著作的功过是非全在于，把“对都市化现象的马克思主义式分析”变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式的都市化改造”。把马克思主义的城市化理论转换成为都市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空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
空间（化）：一个动词及其社会生产本体论意义
何谓 “空间（space）”或者“空间（l’espace）”？主要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是一个关系化与生产过程化的动词。他所说的空间，不仅仅是指事物处于一定的地点场景之中的那种经验性设置，也是指一种态度与习惯实践。最好理解为一种社会秩序的空间化（the spatialisation of social order）换言之，“（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空间不是抽象的自在的自然物质或者第一性物质，也不是透明的抽象的心理形式，而是其母体即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种共存性与具体化。
空间在社会经济世界中能够发挥多种多样的作用。首先，它起着许多生产力中的一种生产力的作用（传统意义上的其他生产力包括工厂、工具与机器等等）。第二、空间本身可以作为大量地生产出来供人们消费的商品而存在（例如去迪斯尼乐园旅游）。它也以被用于生产性的消费过程（如用于开设工厂的场地之用）。第三、它可以充当政治性的工具，以更便于体系的控制（如建筑公路，便于警察镇压游行示威者）。第四、空间充当巩固生产力与财产关系的基础作用（如豪华社区为富人，而贫民窟为穷人）。第五、空间可以充当上层建筑的一个形式。
“空间生产的历史方式”
关于“空间的生产”思想，有四条规则：一是物质即自然的空间正在消失。二是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会产生出自身的空间。社会空间包含着生产关系与再生产关系，并赋予这些关系以合适的场所。三是要从关注“空间中的事物”转移到关注“空间的生产。”四是如果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自己的独特的空间，那么，从一种生产方式转到另一种生产方式，必然伴随着新空间的生产。
迄今为止人类的空间历史先后经历了并存在着如下形态：
1. 绝对空间（l’espace absolu）：自然，各式各样空间的滥觞与原型；
2. 神圣空间（espace sacre）：城邦、暴君与神圣国王，古埃及王朝；
3. 历史性空间（espace historique）：政治国家、希腊城邦、罗马帝国，可透视空间；
4. 抽象空间（espace abstrait）：资本主义、财产等等的政治经济空间；
5. 矛盾空间（l’espace contradictoire）：质与量的矛盾、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当代全球化资本主义与地方性意义的对立；
6. 差异空间（d’espace differentiel）：未来的能够体现差异与新鲜体验的空间
与马克思将其注意力大量地集中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上面一样，他的兴趣点是批判地分析他所谓的抽象空间。这种抽象的空间是从某个像城市规划设计者那样的抽象的技术主体角度来看的空间。但抽象的空间并不恰恰就是理想主义的，它实际上取代了历史性的空间。抽象的空间是以某些与绝对相关联的空间的缺席（如树木、蓝天等等）为特征的。它把固定的物体转变为图像与拟像，把空间简约化为一种城市化的设计规划的对象：
“那些看到和只知道怎样看的人，那些绘画的和只知道怎样在白纸上画符号的人，那些开车的和只知道怎样开车的人——都以他们的方式加剧了空间的肢解化进程，……司机只关心把自己送到目的地，他看只是为了到达这个目的地而看；因此他只考察已经被物质化、机械化和技术化的路线，他只从一个角度看它——从它的功能性角度：速度、易解性和便利性。……在这种语境中的空间是按照抽象主体的感知来定义的，例如摩托车手，他们拥有共同的常识，即阅读高速公路交通符号的能力，以及唯一的器官——眼睛——用于在其视线范围内的活动。因此空间仅仅以它的简化形式出现。立体让位于表面，全面的风景臣服于“规划”中设置的沿路恍然而过的视觉信号。……这个抽象的空间最终变成了一个完整空间的拟象物。
三重性辩证法
三重性辩证法（Une dialectique de triplicite ／ triple dialectic）不等于是黑格尔-马克思式的否定之否定的三个阶段或层次，而是彼此不可分离的同时并存的三个面向维度。
第一、物质性的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它是指那些发生在空间中的并穿越过空间的自然的与物质的流动、传输与相互作用等方式，保证着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需要。空间的实践，作为社会空间性的物质形态的制造过程，因而既表现为人类活动、行为与经验的一种中介，也表现为其一种结果。这相当于马克思的直接的与自然打交道的物质生产实践的空间化重述与改写。
第二、空间的表象（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它是任何一个社会中（或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空间，是知识权力的仓库。这相当于马克思的生产关系、社会结构与上层建筑。这种空间被社会的精英阶层构想成为都市的规划设计与建筑。他们把这种空间视为“真正的空间。”他们经常把对空间的表象作为达到与维持其统治的手段。因此例如，都市化设计者规划者与建筑师们一度有这样一种流行的城市更新模式，即拆迁原有的贫困人口居住区，取而代之以现代化的高层建筑社区。这就是美其名曰的都市化迁移。这个过程更多考虑的是中产阶级与既得利益阶层的生存需要、发展利益与生活兴趣，而穷人则非其所愿地被赶到所谓新居：那狭小而拥挤的、火柴盒般的高层建筑群中。他们被迫过上一种拥挤但是没有邻居的、孤独的、离群索居的生活。所以穷人的“空间的实践”，被那些支持创造都市空间规划改造的成功人士们梦想的“空间的表象”所残酷地剧烈地改变了。这是消费社会、都市化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对穷人们的日常生活的一次次严重的空间化控制与剥削。
第三、再现性空间（Space of representation ／ representational spaces，即精神的虚构物（代码、符号、“空间性的话语”，乌托邦计划，想象的风景，甚至还有诸如象征性的空间、特殊的建筑背景，绘画，博物馆等等这样一些物质性建筑物），以便为空间性实践提供某些具有崭新意义或可能性的想象。它们反映了人们的真实的生活体验，而不是本质上的那种被某些都市规划者们所创造出来以便于统治的抽象真理。不过，在当代世界里，再现性空间如同空间的实践一样，它们均受着空间的表象专制垄断地统治之苦。
以上三个维度的认识特征分别概括为感知、认知与体验:作为物质性空间实践（materialized spatial practice）的被感知空间（the perceived space），作为空间的表象物（representation of space）的认知性空间（the conceived space），以及作为再现性空间（spaces of representation ／ representational space）的亲历性空间（the lived space）。
“空间的生产”：一种新的生活政治策略或解放议程
从社会空间理论到社会空间革命实践，从历史的解放到空间政治学，这就是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最后思路之一。
我们生活在以空间中的生产方式为特征的世界里。这是一个被国家、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掌握着控制权的世界。这是一个封闭的、控制严厉的、一个生活的内容与意义激情与想象被榨干被淘空的、空洞的空间的世界（如公路正在取代与摧毁地方共同体）。这正是吉登斯所讲的世界的现代性的“脱域化”与哈维所说的“时空的压缩。”目标是“生产出人的类存在的空间……一个全球范围内的空间，以作为变革日常生活的社会基础”。
正如每个社会形态都有自己相应的社会空间一样，“社会主义的社会也必须生产自己的空间。”没有空间的生产便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不曾生产一个合适的空间，那么‘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等便都是空话。”“为了改变生活……我们必须首先改变空间。”“一场没有创造出新的空间的革命其实是并没有充分地实现其潜能的革命；这实际上是无力改变生活本身，而只是改变了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社会制度或政治设施。具有真正的革命特征的社会变革，必须体现在它对日常生活、语言和空间所具有的创造性影响的能力——虽然它的实际影响在每个地方，不一定在同样的水平上发挥或以相同的力量来发生”。
空间而不是时间已经成为今天资本的最重要的统治工具，特别是现代国家的暴力统治成了一种绝对的政治空间。但列斐伏尔并没有像福柯那样，面对无孔不入的微观权力控制而悲观地认定现代人已经“无可反抗”或“无家可依”，而是认为，空间既是压迫的重灾区也是反抗的空隙处。正是从权力与权力范围的关键空隙处列斐伏尔看到了一种“新政治”的出现。
文｜刘怀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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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既是结果也是原因，既是产品也是生产者；空间“决定”什么行动可以发生，而空间的“解读”仅仅是第二位的、无关紧要的一些结论。简言之，“阅读”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在生产之后的，除了那些专门为了阅读而特别制造出来的空间之外。在被生产出来的空间中，行为再生产出“意义”，哪怕没有“一个人”将它们表述出来。“设计”的观念按照“形式-功能的”的观点来规划事物，朝着消解冲突、化为一种普遍透明状态方向，某个单向度的在场方向发展。由此，空间变成了无法区别之物或可以自由交换替代之物，以结构的名义、以意义的区别的名义、以内部-外部的关系和能指-所指的关系本身的旗号而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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