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公共、熟人、陌生人｜在地建造杂记

编者按｜

任何社会实践都涉及到展示——这是集体策展团队“BLOOM绽”在2015年“评论展——谢英俊及其团队实践1999-2013”前言中的主导议题。将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建筑展设置为评论展，并不止于策展形式上的创建，而是为了构成“对那些业已发生于社会现场，又被展示现场收缩为作品的再行动”：来自不同学科和实践领域的评论人将在与谢英俊及其团队实践的关联中，重新激发并再度表述自身的工作。在相关的活动中，主策展组之所以总是以“谢英俊及其团队实践”去指称作为个体的“建筑师”，不仅仅是因为协力造屋的特殊性，而更是为了通过策动将建造与展示这看似分立的两个阶段，转化为一系列相互质问的社会实践中的不同面向与现场，由此逐步形成某种高密度、低成本以及远期持续、近期关联的展示工作方法。以此完成的2014年的专题“在地建造”是以谢英俊及其团队近十年来的实践为发端，梳理台湾社会都市状况及现代建筑运动以来的脉络，指出谢英俊的工作不只是建筑计划，而应以“社会性建筑”的视角将其理解为空间生产计划，进而详实剖析其应对方法与隐含却强劲的哲学基础，期待建筑师仍能保有追寻社会统合之希望。借助当代政治学为研讨基底，结合建造、展示、社会等多重维度，倡言“没有建筑的建筑师”之预设，将是从其特定行动模式的起因、持续参与到相应的后果中显现的主体化过程。由此，建筑正成为社会运动经由在地建造的副产品，规划正成为城市展示经由媒介传播而来的群劳作。本次推送的是一篇原选入此专题的未刊稿，这篇杂记从“乡”的字源出发概述了熟人与陌生人社会之间的差别，以及由此引发的公共领域与公共体之间的辩证关联，公共体是动态的系统，而非静态的机构。公共体生成、扩大、合并、离散，偶尔也会转化成社会风暴，而生活在大城市中的人们必须依赖想象来支撑起我们对社会的信任。在新技术网络带来的挑战中，公共事物、公共讨论仍将是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支柱，人际联结依然是乡之所在。

乡、公共、熟人、陌生人｜2014

本文3500字以内

“乡”这个字的甲骨文是这样写的：二人对坐，中间是一食器。这是一幅多么平常而美妙的画面。这对坐的二人是什么关系？是熟人？还是陌生人？乡村是熟人社会，城市则是陌生人聚居的地方，这已成为常识。毛时代的情况比较特殊：城里人也生活在一种“类乡村”的单位体制中。进入一个单位意味着几乎所有的社会关系都被这个单位囊括。单位除了是工作的场所，也是安排居住、吃饭、聊天、看电影、打乒乓球的组织。所谓城里人的生活其实并不是特别都市化。“乡”所描绘的两个人面对就餐的场景要不就是在家，要不就是在食堂。对坐的这二人不太可能是陌生人。

随着单位的解体，城市生活的特点才慢慢浮现出来：走在街上迎面而来的都是陌生人。自从有了城市，人们就没有停止过对城市冷漠的抱怨，对乡村亲情的怀念。一个人在大城市漂泊，碰到不顺利的事、需要亲友支持的时候，孤独感尤为明显。但城市的冷漠对很多人恰是一种解放：不愿意过“正常”生活的同志、“不务正业”的艺术家、喜欢新鲜刺激的年轻人，大家需要从乡村出走，离开熟人的监控，在城市中寻找志趣相投的陌生同道。现在在大城市最容易见到的“乡”的画面恐怕要算在咖啡馆聊天的好友或新知。

城市中的陌生人需要链接，需要超越熟人、小圈子的公共生活。按照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的描述，西欧的公共领域恰是在咖啡馆这个陌生人聚集的地方兴起的。人们在这里争论公共议题、对公共事务提出不同的看法。听上去这似乎不是一件难事，但对比我们当下的生活状态，就可知此事来之不易。试想，今天谁会走进星巴克，和陌生人讨论全球气候变暖？面对一群陌生人，敢于发表自己对公共事物的见解，需要众多的法律保障，也需要人们彼此互相信任，有最基本的尊重和共识。人们需要对公共事物有足够的关心，都认定公共事物是“我们”的事，而“我们”也有能力影响公共事物的进程。大家需要忽视对方的权力、地位、背景，视其为平等的讨论对象。大家还要放弃使用暴力，愿意通过理性来说服对方。面对陌生人公开发表意见比私下和朋友聊天需要更多的勇气，大家勇于承担一定的风险也是公共领域能够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

公共领域这一概念源于哈贝马斯对欧洲近现代社会演变的历史分析。这个概念是否适用于中国，从九十年代开始就一直广受争议。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哈贝马斯研究的主要是国家这个尺度上的问题。此后很多学者都将公共领域看做是一个空间概念，将讨论的对象限定在国家这个尺度上。但公共领域的德文原词 Öffentlichkeit 包含三重意思：首先，它可以指向一个空间，指意义生成、传播、和讨论的社会场域或舞台；其次，它可以指称一种人群，即在公共讨论的过程中所形成的集合体；再次，它还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想法、一种标准，即在这些场域以及更广阔的话语中形成的开放性。“公共体”“公共性”这两个说法都可以弱化“公共空间”所强调的实体空间的意味，将我们的注意力更多的引向话语实践。

美国学者麦克-华纳（Michael Warner）在《公共体与反抗性公共体》（Publics and Counterpublics）一书中对公共话语的模式进行了更细致的分析。首先，参与公共讨论的一群人—我们称之为“公共体”（public）—是自我组织的。公共体的形成和维系只能依赖其潜在成员的共同关注和主动参与。这和其他常见的社会群体有明显区别。传统社会的宗族依赖血缘联系，而国家社会主义时期最普遍的社会群体“集体”则依赖严密的组织和明确的身份。这些社会组织形态都具有极强的稳定性。你是否属于“陈氏家族”、是否属于“第二棉纺厂”、是否属于“三里屯街道”是被规定好的，是由家谱、职工证、户口本这些文件证明的。而公共领域强调开放性，咖啡馆对大家敞开，你并不需要一张会员卡进入其中参与讨论。只要议题浮现出来，一群人参与讨论，一个公共体就形成了。这里没有“组织生活”，没有人规定你何时参与、参与的频率、以及参与的程度。公共体就如同一个临时搭建的平台，没有固定的组织结构，大家需要一起撑着，不然平台就会坍塌。因此公共体的开放性同时也意味着它相对脆弱。

我经常把公共体想象成云。没人会否认云的存在，我们都见过云，但也没人能勾画出云的确切边界。像云一样，公共体是动态的系统，而非静态的机构。公共体生成、扩大、合并、离散，偶尔也会转化成社会风暴。正如合适的气象条件促生了云，当合适的社会条件出现时，公共体就产生了。某些社会条件可以被清晰的阐述出来，比如表达的自由需要有法律保障，而另外一些社会条件则依赖难以言说的、但需要被人群中的大多数所共同拥有的观念。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认为，我们的社会就是建基于这些广泛的、隐性的理解，他称之为社会想象。社会想象既是描述性的也是规范性的，它位于明确的理论和具体的实践之间。和理论相比，社会想象通常并不结晶为理性论述，而是以粗糙的意象和情感紧密相连。城市对我们的想象力提出了空前的要求。一个村庄的组织结构、人际关系、价值习俗不太需要想象，大家可以弄的一清二楚。但生活在大城市中的人们必须依赖想象来支撑起我们对社会的信任。

近年来西方学者对欧洲公共领域的开放性做出了深刻反思，因为咖啡馆从一开始就不是对所有人开放的。只有拥有一定社会地位、受过良好教育的男性布尔乔亚才能在咖啡馆无拘无束的发表自己对公共事物的看法。女性、无产阶级、少数族裔通通被排除在外。即使在今天，众多边缘群体依然因各种借口而被压制。比如，参与公共讨论时，发言的人需要使用一种理性的话语方式，而女性的意见经常因为“过于情绪化、不够理性”而被忽略。什么样的议题可以成为公共议题也至关重要。性，特别是性少数人群的性，通常被划分到“私人领域”而不能被社会充分讨论。西方学者开始质疑，公共领域是否一定要以陌生人之间客观、理性、批判性辩论的方式展开？熟人之间的感情、亲情在公共生活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另一个影响当代公共生活的重要力量是社交网络的崛起。最初，人们需要聚集到像咖啡馆这样的公共空间面对面的讨论公共事物。报纸的出现让讨论突破了同时同地的限制。读者虽然身处不同的空间，但因关注、阅读、讨论同一议题而联系在一起。今天，网络让公共阅读和讨论变得更加方便。微博具有明显的开放性，任何人都可以关注我从而看到我的言论。微信则介于开放和私密之间，我在朋友圈上发表的言论只有我的朋友可见。但因为每个人的朋友圈都具有一定的规模，朋友圈之间相互联结的几率非常高，因此言论仍然可以广泛的传播，特别是热点议题。微信进一步突破了公私领域原有的界限，让私人聊天、小圈子讨论、和公共表达之间的衔接更加便捷。

手持终端、社交媒体、无处不在的网络正在改变城市中人与人的关系。虽然迎面而来的还是陌生人，但我却可以通过网络和熟人—朋友、家人、同事—保持全天候的联结。虽然微信聊天和视频仍然无法等同于见面，但基本的信息传递、情感交流已经足够。城市不再那么陌生。当熟人关系的维系变得更紧密、更容易时，陌生人之间的支持也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人们不再需要向陌生人问路，不再需要和陌生人攀谈，甚至不再需要正视陌生人。网络或许正在让城市生活向熟人社会移动。与此同时，人口流动和网络崛起也让农村生活增加了陌生的成分。年轻人与长辈的关系也因观念、文化的快速改变而变得陌生。宗族、集体等维系群体生活的社会组织在很多地方已经解体。有些村庄经济发达，但街上垃圾到处都是，人们只关注自家的生活，对公共事物完全没有兴趣。如何在乡村建立陌生人之间的联系变得尤为紧迫。

未来的城市和农村是否仍然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或许某种新的社会形态会慢慢浮现出来，在现代城市的陌生与传统乡村的亲密之间达至更舒适的平衡。但不论前景如何，公共事物、公共讨论都将是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支柱。人际联结依然是乡之所在。

文｜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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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力造屋推动的绿建筑，在地生产自给自足的用材，以及因应地方（如原住民文化／地方材质）特色的呈现，就像屋顶上的石斛兰和居民和大自然间的关系，故名之”。以下是2003年初版的阮庆岳与谢英俊书信对话集（共12封书信往来）的最后一篇。信中建筑评论人观察到的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间的对望与回应，建筑师投身的切近经验，都将人们的思索引向了更为悠远的残响。规划理念、建筑专业作为，应当去往何处？是超超玄著？还是百日筑基？抑或作为消失中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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