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札记

编者按｜

为纪念福柯诞辰，本次推送的包括了作者对于福柯演讲录《生命政治的诞生》的摘录笔记，可以看作是“美学与生命政治”讲座中导读福柯的引论。还有两篇附录可见相关推送，附论一是读完全书后的读后感，即《福柯与马克思》；附论二是一则书评，即《福柯的微笑》，评论的是法国学者对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的一种大胆解读。生命政治学的源头至少要追溯到福柯。福柯把西方治理史分为四个时期：古希腊罗马的执政官时期，基督教的牧领时期，国家理由的时期，最后是自由主义或者说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时期。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为了探究生命政治的起源，福柯研究了自由主义的体制，并分析了新自由主义这种与当下密切相关的治理方式。这不是由自然法、天赋人权所奠定的自由主义，而是一种“权力技术学”，其中，被统治者必须要有自由，去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即它的治理通过给予被统治者一定的自由来达成。它通过鼓励，而不是限制和禁止，来达到“好的政治”，即经济学上合理的政治。如果经济学的治理理由已经无法被反驳，而自由和多元性成为了这种治理的要素，那么问题是，人该怎么办？或者说艺术该怎么办？福柯的探索指向一种自我治理，即“直言”——说真话，而不是说真理。“美学与生命政治”讲座后续讲稿已在院外全版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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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

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札记｜2016

本文5000字以內

 [法]米歇尔·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1978-1979》，莫伟民、赵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本书是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讲演录。从1979年1月10日起，至1979年4月4日止，共12次课。以下是我们对该书的摘录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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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月10日

治理：政治主权的运转，对人的治理；

治理技艺：治理实践之合理化，即用何概念来反思治理实践；

假如不先承认国家、社会、主权、臣民（公民、人民）这些东西存在，我们可能书写何种历史？

治理的国家理由：富强，16世纪中期确立。

国家不再是教会，也不是家庭（中国的“家天下”），也不是帝国。它只为自己存在。

三因素：重商主义不是经济学说而是治理方式；管治（＝维稳）；军事外交机器。

国家间的竞争为管治提供了国家理由。

对管治的限止：法律，自然权利。

18世纪中期，从国家理由这种治理方式走向现代治理方式！

自由放任！治理不再是合法非法之分，而是好坏之分。

对“笨拙的治理”的限止不是来自自然法，而是来自事实。

对人的治理不是治理者强加于被治理者的实践活动，而是一种确立治理者和被治理者及其相互关系的实践活动。即通过交易（冲突和解讨论妥协）进行的实践活动。

这种批判的治理活动不再涉及政权合法性！

政治经济学出现了！

政治经济学的定义（1）对生产和财富流通的分析；（2）确保一个民族繁荣的所有治理方法；（3）福柯定义：确保治理理由作出自我限制的知识。

政治经济学起源于国家理由的内部而不是外部，它（至少其初衷）不是为了反对和限制国家理由。国富、人口和生计增长、国际秩序的平衡仍是其目标。

政治经济学为专制（绝对国家）开辟了道路。重农主义认为经济治理的界限只有治理本身，没有其他外在限制，这就是专制了。

政治经济学不思考治理的起源和合法性（资产阶级没有历史了；自然权利变成了自然性），它只思考治理的效果。

政治经济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现象、过程和规律，并当做自然法则。（福柯果然说，自然权利变成了自然性。）

最后，治理实践只能遵守自然性，不能违背它。因此“成功取代了合法性”，功利主义哲学。

失败的治理源于无知（而不是道德败坏）。公平正义的概念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政治经济学的真理性使得管治国家无限傲慢。政治和经济的二分领域由此诞生。

古典自由主义（工具理性）的诞生：自由放任！

一旦知道了自由主义的治理体制，就掌握了生命政治学。（生命政治学的别名是《当我们谈论自由主义时我们在谈什么？》）

1979年1月17日

新治理技艺，即节制治理，是国家理由的发展和完善。

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基础的问题是治理的节制性问题而不是宪政问题。这正是自由主义的问题。

真理机制与国家理由的对接并不是说政治经济学提出了某种治理模式，也不是指政客采纳了政治经济学或听从经济学家，更不是指经济模式成为治理实践的组织原则，而是说：市场成为真理的场所。

具体说来，价值（布阿吉尔贝尔的自然价格）取代了“公平价”（原意是指童叟无欺的价格）。价值规律（看不见的手）成为“自然的”机制，成为真理的标准。市场使得好的治理不再只是公正的治理。

福柯用真理史研究来取代工具理性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虚假”或“压抑”不是福柯的词汇。重要的不是真伪，不是理性或非理性，而是使“某种话语可以去判明真伪”的条件是什么？

节制治理体系取代了管治国家。市场自由问题和限制国家公共权力问题的“奇怪的衔接”。

卢梭道路（革命的道路）从人权出发，另一条道路（原初的道路，归纳的和剩余的道路）从效用出发。法国道路和英国道路。

福柯认为卢梭道路属于17世纪的自然法权理论，即属于国家理由时代；而新时代的治理术（权力技术学）是功利主义的。

功利主义不是哲学或思想体系，而是治理术。这种治理术强调原初权利（诺曼底人入侵前的盎格鲁撒克逊权利）。

两种自由观：行使权利的意志自由vs被治理者的独立性（大致对应伯林的两种自由）。由此产生两种人权概念。

欧洲自由主义的两可性（不是矛盾性，而是异质性）。福柯提出用策略逻辑代替辩证逻辑。不要谈论矛盾的对立统一相互转化，而是谈论不对称项之间的衔接。（新治理理由=旧的国家理由+新出现的节制治理的理由）

强势的一方是激进自由主义（功利主义）道路。治理的理由是效用和利益，而不是人权。

治理是平衡各种利益的复杂游戏，也是基本权利和被治理者独立性之间的复杂游戏。

对物和人的直接控制被对“利益现象共同体”的治理取代。不再问：怎么做是对的？而是问：怎么做才最有利？

福柯的“利益现象学”！

1979年1月24日

自由主义治理术的特征：市场作为真理体制；效用作为治理之限制；欧洲作为世界市场之中心（欧洲是玩家，世界是筹码）

旧的重商主义-管治国家治理术：追求欧洲平衡（大家一起打老大=反帝国主义）——分蛋糕；新的自由主义治理术：国家间的自由竞争，贸易自由化，作为集体经济主体的欧洲的共同富裕——做蛋糕。

18世纪开始的市场全球化及全球治理问题：这不是殖民的开始（早就开始了）也不是帝国主义的开始（那要到19世纪）。

全球治理的迹象：海洋法，国际组织，永久和平设想（可参考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中论康德的部分）。

自然如何保证永久和平？商业的全球化将带来民法的全球化（国际法、世界法）。

除了自由主义的治理术，同一时期还有关税保护的、民族经济的、政治的民族主义等等治理实践，也有帝国的观念。

拿破仑的帝国观念有三个目标：保障国内自由（区别于君主制），推广到全欧洲（打破欧洲平衡），神圣罗马帝国式的统治。

欧洲平衡的奥地利版本和英国版本分别对应着管治国家和经济全球化两种不同的考量。

福柯到此为止已经指出了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在18世纪的起源。他认为，自然主义是更适合的名称。经济自发性（而不是法律自由）才是自由主义所讲的自由。重农主义的“开明专制”不是要尊重个人自由，而是要尊重经济规律。但福柯又说，自由主义这个词还是可以用的，因为自由毕竟是实践提出的问题的中心。然而话说回来，自由主义这个术语并不表明人类从17世纪-18世纪初的专制治理转向了更温和、更宽容、更灵活的治理，也就是说，不能认为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人的自由增加了。

反对理由一：事实上的理由。自由主义要负责人的生老病死、工作和生活，不见得比君主专制更自由。

反对理由二：方法上的理由。自由无法量化，无法比较多少。自由不是空白平面，或多或少有些黑格子。

自由仅仅是治理者和被治理者之间的现实关系，在这个关系中，说自由“太少”是因为要求的自由“更多”。也就是说，自由主义的治理并不是保证这种或那种自由，而是生产自由并消耗自由。一方面，自由是这种治理术的前提。没有市场自由、契约自由、财产自由、必要的言论自由，自由主义治理术就无法运转。另一方面，自由主义治理术也被迫生产出它需要的自由。自由被组织起来，被生产出来。

自由主义不是说“你是自由的”，而是说“我使你自由地成为自由的”，我为你生产出你的自由所需要的条件。因此，一边生产出自由，一边又限制和摧毁着自由。（这是自由主义实践的淫秽核心。）

为了贸易自由，得有保护性关税，得反垄断，得有劳动力储备大军（失业），得有劳动立法和政府干预。

一句话，自由主义实践下的自由不是给定的，而是被生产出来的。

对生产成本的考量原则是“安全”：自由主义得保护个人利益不被集体利益侵犯，也得保证集体利益不被个人利益侵犯。它追求“安全”。

新治理理由的核心是自由和安全（而不是富强）。它操纵利益，管理风险。

自由主义三原则：危险文化，规训技术，干预政策。

自由主义的危机。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等等为了产生自由而干预自由的措施被视为对自由的威胁，而这些干预措施原本是为了对抗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的。

自由主义的危机和资本主义的危机。马克思的话：资本主义解决危机的手段都蕴藏着更大的危机。

或许，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就存在于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总体危机中？

1979年1月31日，2月7日，14日，21日，3月7日 新自由主义，德国新自由主义

福柯用三堂课考察了自由主义治理术的起源和特征之后，转向了自由主义治理术的两种现代形式：德国新自由主义和美国新自由主义。

福柯的“新自由主义”概念和哈维的“新自由主义”概念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哈维的新自由主义指的是里根、撒切尔和邓小平，即美国、英国和中国。福柯的新自由主义主要涉及西德、美国和法国。从戴高乐到吉斯卡尔•德斯坦，法国的自由主义治理术转变为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福柯认为，这一新自由主义治理术最早起源于二战后重建的联邦德国。

福柯给新自由主义取了一个别名：“国家恐惧症”。20世纪的国家恐惧症是自由主义治理术危机的症候。

弗莱堡学派（秩序自由主义）从反思纳粹中得出结论，反对一切形式的经济干预（他们称之为圣西门主义）。李斯特的贸易保护、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威廉皇帝的战时计划经济和魏玛民国的凯恩斯主义经济都成了自由主义之敌。在他们眼中，市场经济没有缺陷，有缺陷的是国家。因此，国家正当性的基础在于确保经济的自由运转。

弗莱堡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一样，都致力于解决韦伯问题，即资本主义的“非理性的”合理性问题（合理性成了非理性的东西）。法兰克福学派的思路是建立社会合理性来消解经济非理性，弗莱堡学派的思路是重建经济合理性。

为此，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放任经济自由已经不够了，应该用市场经济为模式来调控政治权力的运作，来构建社会和国家。自由竞争不是要尊重的自然面貌，而是治理术的历史目标。国家干预（反垄断、避免集中化）是为了产生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

问题不在于国家能不能干预，而在于如何干预。

“法治国家”：区别于专制主义、管治国家，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只采取形式上的经济立法的方式。国家只定规则，不参加游戏，不追求游戏的某种结果（经济增长目标、减少收入差距）。经济立法不应根据其结果而修改。唯一的经济行为主体是企业，而不是国家。社会政策不能以平等为目标，而要放任不平等。

“社会政策”（穆勒-阿尔马克语，吕斯托夫则称之为“生命政策”）：尽可能让每个人拥有私有财产，让企业形式在社会内部繁殖（家庭、社群等）。控制通货膨胀，但不保障就业，代之以个人保险。——市场社会经济（穆勒-阿尔马克语）

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要害在于建构“企业社会”和“经济人”。这是资本主义的自我革新！

自由经济的游戏成了“城里唯一的游戏”（政治共识），德国社会民主党放弃了阶级斗争，放弃了社会所有制的目标，代之以“公平的秩序”。福柯指出，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尽管提出了一种历史合理性、经济合理性和行政合理性，但是不存在社会主义的治理合理性，因此不存在自主的社会主义治理术。社会主义只有嫁接到其他治理术上才能运转。所以现在，社会主义嫁接到自由主义治理术上了。当然，社会主义还可以嫁接到其他治理术上（福柯提出了“政党治理术”），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总之，真正的社会主义治理术还有待创造出来。

福柯事实上提出了一种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企业社会批判”。不同于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的逻辑）、工具理性批判，也不同于大众社会、商品社会（《资本论》第一卷分析的）、消费社会、景观社会、仿像社会等批判，甚至不同于福柯先前的规训社会批判。

福柯着力区别了the capitalism和a capitalism——前者“普遍的资本主义”仅仅由资本的逻辑构成，资本积累的规律决定了它的现实死胡同；后者则由经济和制度构成，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它可以变成另一个新的资本主义。

福柯的“资本主义理解史”：历史上的资本主义没有遵循资本的逻辑走向社会主义，而是从自由主义、经济干预主义走向了新自由主义。因此“普遍的资本主义”是不存在的。

从方法论上看，治理术分析取代了国家理论。

福柯承认，对德国新自由主义（秩序自由主义）的探讨超出了预期，似乎偏离了生命政治的原定主题。但是，对治理术的分析就是对权力关系的分析，就是对引导人们行为的方式的分析=微观权力分析。

福柯认为，国家恐惧症是一种“批判的通货膨胀”：第一，它把神权国家、管治国家、官僚国家、法西斯国家、极权国家（指社会主义国家）一勺烩了，各种国家之间的区别被抹杀了。第二，国家恐惧症把国家的各种形式一勺烩了，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批判可以平滑地应用于对集中营的分析。第三，国家恐惧症过于敏感，恶意贬低国家，连砸坏电影院窗子的人被起诉都可以被认为是国家法西斯化的表现。第四，反正国家大大的坏了坏了的，不需要现实，只凭猜想就可以断定国家不断扩张权力，控制市民社会。

相反，福柯认为国家不过是多重的治理术体制带来的可变结果。所以不是从国家的本质中推导出全部实践，而是分析各种治理术实践，这就是探讨国家问题。国家的秘密不在国家内部，而要到国家的外部去寻找。

1979年3月14日，21日 美国新自由主义

花了五堂课分析了德国新自由主义之后，福柯开始分析美国新自由主义。

美国新自由主义不是一种治理术，不是社会政策，而是一种思考方式、分析风格（无秩序自由主义）。它试图将市场合理性扩展到非经济领域。如“人力资本”理论和对犯罪和越轨行为的分析。

“人力资本理论”：劳动者是资本，工资是其收益。这样一来，劳动者表现为一个企业。婚姻、生育、喂养孩子、教育培训乃至移民都成了“投资”行为。经济政策、社会政策、文化和教育政策都围绕“人力资本”的投资展开。

“犯罪经济学”：刑罚是对罪行的供给做出反应，是对抗犯罪供给的“负需求”。好的刑罚不是消灭犯罪，而是达到犯罪供给曲线和负需求曲线的平衡。给吸毒者低的毒品价格，非吸毒者很高的毒品价格：毒品的弹性消费和刚性需求。

如果说，德国新自由主义要将“企业”形式在社会内部普遍化，是羞羞答答的、半截子的新自由主义的话，那么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是严密的、彻底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帝国主义！要害在于把人完全当做“经济人”！

1979年3月28日，4月4日 经济人

在这一年的最后两堂课上，福柯专门讨论了经济人概念。

经济人是接受现实之人（合理），是放任自由的对象或主体，是治理的合作者。经济人也正是可被操控之人，可被治理者。

原子式的经济人（=利益主体）是自由主义治理术生产出来的，始于18世纪。

利益主体不同于权利主体。（可参考马克思早期著作，市民社会的二重性，公民和利己主义个人的对立）

看不见的手：经济总体性的不可知性=经济合理性只存在于经济人身上，无法总体化。（否则就是“致命的自负”）

治理的对象不是整个经济过程，而是市民社会（经济人的集合体）。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与自由放任无关的市场经济，这是一种与统制经济无关的积极政策。它不是斯密，不是马克思，更不是古拉格群岛。而马克思主义就是寻找另一种合理性，但不是个人利益的合理性，而是历史合理性。

政治就是不同治理术之间的博弈和争论。

文｜夏凡

责编｜莲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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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生命政治的诞生》
福柯的最后一课
福柯把西方治理史分为四个时期：古希腊罗马的执政官时期，基督教的牧领时期，国家理由的时期，最后是自由主义或者说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时期。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为了探究生命政治的起源，福柯研究了自由主义的体制，并分析了新自由主义这种与当下密切相关的治理方式。这不是由自然法、天赋人权所奠定的自由主义，而是一种“权力技术学”，其中，被统治者必须要有自由，去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即它的治理通过给予被统治者一定的自由来达成。它通过鼓励，而不是限制和禁止，来达到“好的政治”，即经济学上合理的政治。如果经济学的治理理由已经无法被反驳，而自由和多元性成为了这种治理的要素，那么问题是，人该怎么办？或者说艺术该怎么办？福柯的探索指向一种自我治理，即“直言”——说真话，而不是说真理。
01｜过去的君主式的政治权力“使人死，让人活” ，现代的生命政治恰恰相反……是“使人活，让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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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马克思

本篇是作者对福柯演讲录《生命政治的诞生》所作的读书笔记。在福柯那里，《生命政治的起源》之后，主体不再是哲学的话语言说，而是一套治理方式。马克思是站在斯密、李嘉图的高点上去批判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生命政治批判是交织在一起的。福柯谈现代治理术的起源，谈生命政治的诞生，他没说出来的、隐含的结论就是生命政治的诞生开始于政治经济学的诞生，从重商主义被自由放任经济学取代，从国家理由的治理术转变为自由主义的治理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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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微笑
经常看到的一幅福柯肖像上，福柯脸上洋溢着神秘莫测的微笑，比蒙娜丽莎的微笑还要神秘。福柯笑看红尘，其实是眼光极冷、极毒，而心肠极热。冷眼看世事，热肠作斗争。本文曾以“福柯的绝望”为题在澎湃网的“思想市场”发表，也是对《福柯的最后一课：关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治》的书评。以下是由作者提供的完整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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