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伊顿的《火之塔》｜以声、光、色形式呈现的雕塑观｜包豪斯人
火之塔｜约翰·伊顿｜1920
编者按｜
院外以纪念日为契机陆续整理包豪斯人的内容：以与包豪斯相关的个人的创作与经历为主要线索，以现代主义运动可容纳的多样性及其深度，考察每个个体对新的共同体信仰的不同预见。这项工作不止于填补某段被忽略的空白，或是重新打捞包豪斯的历史遗珠，更希望能够打破既定的叙述框架。本次推送介绍的是伊顿的《火之塔》。伊顿在包豪斯期间，设计了不少建筑构筑物，其中大多数都是在动态中进行元素、几何形式的构造。火之塔就是其中之一，其功能尚不明确，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它是魏玛机场灯塔的提案。伊顿1919年开始着手这一项目的设计，其模型曾在伊顿的包豪斯工作室前组装，1938年，随着伊顿移民荷兰被拆除，下落不明，1995-1996年根据照片和伊顿日记中图文记录得以重建（推送开头彩图为重建后的模型）。本文作者参与了模型重建，文中不仅展示了伊顿对模型的详细构想及其对重建的指导意义，还指出对于伊顿而言，塔代表着宇宙概念。文末结合一战后出现的“光之塔”、玻璃建筑、水晶塔等建筑或构想，指出这一时期，光和玻璃的塔与社会、艺术巨变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了一起。BAU学社目前整理出一些公开的基础材料，希望之后能够透过回溯性的历史动态构成，挖掘出新的视角和思考维度，并期待有志于此的同道加入，切磋砥砺。
Johannes ITTEN｜1888年11月11日-1967年3月25日
约翰﹒伊顿的《火之塔》｜以声、光、色形式呈现的雕塑观【注1】｜2009
本文3500字以内
1912年，约翰·伊顿在伯尼尔进行学习期间就已经对马兹达南【注2】的教义产生了兴趣，在1916年通过与乔治·穆希的接触而更加深了这份兴趣。当他在维也纳的时候，即1917年至1919年，在阿尔玛·马勒的鼓励下，伊顿继续学习世界宗教和生活哲学，特别是神智学，1916年他接触了鲁道夫·斯坦纳【注3】的人类哲学，在1919年他开始对占星方面感兴趣。最后，他1920年于魏玛，在与印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接触中产生了对东方哲学的兴趣，这也促使了包豪斯的第一次外国展览1922年在加尔各答得以举办。克里斯托夫·瓦格纳指出，正是伊顿使哲学艺术家普遍的乌托邦理想扎根在了包豪斯的智性生活中。而伊顿试图通过一种全面的世界观来调和他对艺术的理论和哲学的看法。伊顿致力于塑造一个自省的艺术家形象，甚至连呼吸、营养和性的教导也攘括其中。因此，物质性的艺术作品应放在对普遍世界观的反思之后。然而，对于神智的深奥具有浓厚兴趣，伊顿并不是唯一的。这一点在瓦西里·康定斯基1921年《论艺术之精神》的文本中清晰地显示出来。乔治·穆希和罗塔·施赖尔也接近这些概念。就连沃尔特·格罗皮乌斯，通过他的妻子阿尔玛，与伊顿经常接触，也很熟悉伊顿的观点，在1919年6月18日，作为包豪斯的董事，他写道：“我对我们的合作感到非常满意，并不断地思考如何实施你和我的想法。”
1919年11月，伊顿在魏玛·包豪斯一上任，就开始着手于包豪斯时代最重要的艺术项目，他在1964年将作品命名为«火之塔»。在20世纪20年代，伊顿曾将这座纪念碑称为“建筑雕塑”、“钟楼”、“玻璃塔”或“光之塔”。到1920年6月，它一直是由魏玛的彩色玻璃工作室恩斯特·克劳斯制作，并在位于伊姆河公园(ParkanderIlm)中的圣骑士庙宇(Tempelherrenhaus)【注4】的伊顿工作室前面组装。可能在1938年他移民到荷兰时，后来被拆除的塔下落不明，就立即被认定为是丢失了。尽管如此，摄于20世纪20年代从不同角度拍摄的两张照片，以及许多1918-20年伊顿的第8本和第9本日记的想法和草图（但没有工作图纸）都留存了下来。这些材料为1995-96年布景设计师雷纳·措尓纳、染色玻璃工作室恩斯特·克劳斯和我进行《火之塔》的重建奠定了基础。
基础讯息｜
注1：米夏埃尔·西本布罗特（Michael Siebenbrodt）生于1951，建筑师，魏玛包豪斯大学校友会负责人，重建《火之塔》的参与者。
注2：马兹达南（Mazdaznan），宗教生命学校。伊顿之后信奉拜火教受一定影响，《波斯古经》记载拜火教教义一般认为是神学中的一神论和哲学上的二元论，认为世界是一个战场，罪恶占上风，向善挑战，主神是阿胡拉·玛兹达（意为“智慧之主”是最高主神，是全知全能的宇宙创造者，它具有光明、生命、创造等德行；也是天则、秩序和真理的化身。马兹达创造了物质世界，也创造了火，即“无限的光明”。）
注3：鲁道夫·斯坦纳（Rudolf Steiner）是人智学(anthroposophy)的创始人。人智学是斯坦纳用希腊语Anthro（人类的意思）和Sofia （智慧的意思）结合创造出来的名字。人智学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的智慧、人类以及宇宙万物之间的关系，称为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在他的书《自由的哲学》(Die Philosophie der Freiheit，1894年)中，他声明： 研究人智学是探索通往精神领域的知识途径，通过研究人智学可以清楚地认识自己和人类的精神存在，物质世界与宇宙的现象。研究人智学的目的是培养一个完全开放的胸襟，既不盲从也不随意拒绝，当人的内心有所需求，这种知识和智慧就会涌现，并可以依内心世界的需求来调节，直至获得精神世界共鸣。
注4：二战时期被炸毁。
火之塔草图｜约翰·伊顿｜1919
这座塔是基于螺旋图案的，这个图案从1916年开始就在伊顿的螺旋照片中反复出现。在第一个草图中，伊顿绘制了一个螺旋状，它的目的是悬挂在一个中心杆上，垂直于这个结构单元的是一个球体和一个螺旋形的两个立方体。在弗拉基米尔·塔特林的作品第三国际纪念碑上也出现了类似的乌托邦式建筑。这座300米高的塔状国会大厅，于1917年被设计出来，1919年开始建造。
伊顿长期以来一直对塔的概念感兴趣，认为它是宇宙概念的象征。克里斯蒂安·路易斯·赫雷在其《弗莱堡明斯特的研究成果》中，在伊顿的图书馆里发现了对大教堂建筑的星象分析证明了这一点。另一个灵感可能来自于巴比伦伟大的金字形神塔的挖掘结果，它的立方体和螺旋形式，是由罗伯特·考德威在1918年公布的。同样，彼得·勃鲁盖尔创作于1563年的古老的著名画作——巴别塔，被伊顿从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所得知。其他重要的螺旋塔还有852年伊拉克的萨马拉大清真寺中的尖塔（萨马拉螺旋塔）和位于罗马的由弗朗西斯科·博罗米尼于1652年设计的圣伊沃教堂的螺旋状顶塔。在1865年古斯塔夫·多尔把理想的螺旋塔整合进他的圣经诠释“语言的混乱”（The Confusion of Tongues）。
1920年，约翰﹒伊顿用许多草图制作了他的塔项目。特别有指导意义是第八本日记第51页，描述了塔的复杂的知识起源（仍然没有彩色玻璃元素）。伊顿勾勒十二层塔基地，从底部到顶部标记：“水晶／矿物、植物、动物、人。”第五层到第八层安装了12个铃铛，而在顶部则预备安放5个发光的球体。在左边，他表示另一组关系：“耐火粘土／石头”对应下方的四个方块，“金属”中间四个，“玻璃”上部四个，最后在更左边标示出另一个想法：“更好的.....在垂直方向展示十二幅十二宫图”。还有一篇文章提到了“四中元素／四中气质。”在第九本日记的193页，伊顿描述了一种由底部到顶部以“黑、红、黄、绿、白”递升的“色彩和谐(Farbklang)”而在第九本日记／195页紧挨着带彩色玻璃元素的草稿的地方他写道：“大脑，四面金字塔／大脑：小脑=1:3／小脑大脑言语图像／极性”。最后，在几个设计中，伊顿处理了数学模型，这个立方体的公式来自于边缘长度的四分之一，即随后的立方体的1:0.79的比例。
火之塔草图｜约翰·伊顿｜1919
对于重建，作者决定采用的初始边长为1.33米，于是其总高便为4.03米，至于从底部到顶部的材质和颜色的分布，最开始的四个用涂成灰色的正方体（“石头”），接下来的四个用金属包装（“金属”），最后四个漆成白色（“玻璃”）。四十八个由四种颜色排布而成的染色玻璃元素被解读为伊顿同时期推出的色球的改编版。此外，总共有12个缅甸寺庙的钟被添加到第三、第四和第五层，每一层都有四个。经过对十二音音乐的讨论，我们终于选定了“古典”三和弦。
伊顿大型项目背后的功能和资金还没有完全明确。把《火之塔》这一作品解释为魏玛共和国和魏玛机场的一个光信号似乎是合理的，因为在盟军的同意下，这可能是柏林帝国首都和魏玛国家议会所在地唯一的常规空中交通。在1920年，沃尔特·德斯特曼在魏玛的一套包豪斯住宅的项目中，迅速采纳了“光之塔”的想法。他建议四个巨大的塔，应该用先锋派的光芒来填充古典的魏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光和玻璃的塔与社会和艺术的剧变密切相关。布鲁诺·特拉1914年在科隆的德意志工艺联盟展览上的玻璃馆，是很有远见的玻璃建筑的实现。里昂耐尔·费宁格的«未来大教堂(Cathedral of the Future)»是1999年包豪斯宣言的封面，他的作品也可以理解为“光之塔”，与瓦尔特·克列姆（Walther Klemm）在1920年被作为魏玛的第五十届音乐大会的邀请函使用的《在暴风雨中的水晶塔（Crystal Towerin a Storm）》一样。这个主题也得到了很多包豪斯的学生的青睐，比如尼克莱·瓦西列夫（Nicolai Vassiliev）在1920年伊顿初步课程上创作的《螺旋塔（Spiral-Turm）》，奥拓·林蒂希（Otto Lindig）在1920-21年创作的陶瓷的《光寺（Lichttempel）》，以及西奥博尔德·埃米尔·米勒赫尔梅（Theobald Emil Müller-Hummel）1919-20年在麻省理工学院雕刻的《宇宙幻象的石碑（Stele mit kosmischer Vision）》，他将飞机螺旋桨作为和平的未来的象征。
最后，对在魏玛1921-22年卡普政变期间的受害者纪念碑的问题上，沃尔特·格罗皮乌斯提出了一个高耸的水晶的想法，在它经过部分破坏和重建之后，现在仍然可以被看作是魏玛的主要墓地中为数不多的大型立体雕塑之一。
伊顿工作室前的火之塔｜约翰·伊顿｜1921
文｜米夏埃尔·西本布罗特
译｜范丹妮
校｜农积东
责编｜B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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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构划，原理
伊顿与魏玛包豪斯的初步课程
初步课程不仅仅是任课教师推行艺术理念的试验田，也是包豪斯师生相互砥砺，共同探索交汇问题的引力场。这两篇短文都以初步课程的学生习作为个案，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的施教者与受教者如何构建“材料”与“创造”的关系，也让我们看到了包豪斯在转型过程中的改变与相通之处。
初步课程的目的是激发出学习者的创造力，教他们理解材料的性质并且意识到创造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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