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括出］历史｜艾森曼｜前言
阿朗诺夫设计及艺术中心｜艾森曼｜1988
本文来自艾森曼为安东尼·维德勒 (Anthony Vidler) 2008年出版的著作所做的前言。无论是这本著作的名字，Histories of the Immediate Present，还是这篇前言的标题，[Bracket]ing History，都值得另作文章加以探讨。让我们先回到本次推送的前言，标题中的Bracket，这一概念自有其现象学方法上的来路，通常可译成悬搁，艾森曼在这篇前言中主要针对的是德里达在解构中对此概念的招法运用，所以译者用了更为直白和形象的译法“括出”。[Bracket]ing，形式上看，像一次文字游戏，提示了对德里达的括出这一行动本身的再次括出。实质上艾森曼正是由此形式之游戏引入了对这本书更深一层的导读。在艾森曼看来，维德勒的重点并不限于一段学科史的叙述，而是更为主动地与来自学科外部的挑战展开对话并作出回应。它采取的方式既非顺时而动，也非守成保业，而是所谓的矛伤还要矛来治，一一破局。针对德里达挑战学科自律的边界而提出的“括出”历史，艾森曼指出如果“历史”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已经被括出的术语，那么括出这一动作本身，也可以为我们提供另一种可能的进路，去抵达历史和建筑的学科边界。这里的历史绝不是线性的某一部历史，而是直接到场的诸历史。为了简略地表明这一点，艾森曼在前言中拆解了“自律的形式”，分别就这两个组成部分做了历史化的检讨与区分，在形式与形式主义之间，在自律之于形式与自律之于学科之间。他提醒我们，正是形式的内在价值，让它在面向社会计划的可操作性层面时仍存有不可化约的自律：既不依赖于社会或市场的力量，同时仍能对这些力量展开批判，在具体的历史化条件中形成的，对社会与形式之间关系的展现。这也是维德勒在开篇章节引入考夫曼的由来。艾森曼在前言的结尾处，希望能够借助维德勒在全书结语中提出的“后历史”理念框架，为批判的建筑学找到一条不止于解构的出路。 院外还将陆续推送探讨这一主题时所做的相关写译。
不可判定正是“括出”的本质……如果“历史”可以括出……那么“直接到场”的也可以被看作是历史上已发生过的。
文｜彼得·艾森曼 译｜PLUS 责编｜星丛
［括出］历史｜2008
本文4000字以内
在建筑学所有的词条中，形式主义无疑最容易遭到来自社会和政治的攻击。就算换作绘画与雕塑，情况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不少人认为建筑是某种社会计划，富含着修辞的象征主义，所以现在还想要做个形式主义者，注定会被这些人当作讨骂的靶子。然而最近我去一所著名的东海岸建筑学院当评审时，却被震到了，一种新出现的形式主义大行其道，或许我们应该把它看作是一种更要命的变种。为什么要命？因为它拉着所谓新先锋派的大旗作虎皮，却只不过是技术决定论的形式主义。它脱胎于更高端的计算机建模技术，这种技术是由一种综合算法生成的，而这种算法可以创制出一系列巨复杂又相容的参数化过程，其结果充斥着变化多端、曲里拐弯的造型。讲道理，这类作品所涉的范围、花样、能量，原本应该是相当令人振奋的，至少对我个人而言。因为在我的记忆里，那一直是保守主义思想的大本营，居然出现了这类“尖端”作品，还不止于此，整个过程中作者的匿名性，从某种程度上也与自律的理念很近了。但是恰恰相反，我寻思有些事儿压根就错了，对于今天的建筑学而言，从底子里就已经出了问题。我看到的只是某种想要摆脱任何或狂热或坚定的意识形态担当的自律。为了接下去的论证，我们不妨先下个判定，无须担当的自律只可能把人们带向空洞的形式主义，它的产物该怎样解读，该怎样阐释，完全由它自己来决定。即使无须意识形态担当以及内在决定的意义，可以让有些人把这种新的形式主义归结到自律的理念，那也不过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更成问题的学科自律，避而不谈。正相反，在“直接到场的诸历史”，这个倒置了时序的书名里，作者已为此埋下了伏笔。
形式主义，它批判性的以及意识形态的力量，今天已经被掏空了。这个曾经用来抵抗战后现代主义的阵地，极简主义雕塑也好、理性主义建筑也好，或者指示的、句法的、语言学的类比也好，能够不断重演或者说递进更迭，是因为有各自的形式基础，而这种形式基础都是从那个不依赖于社会或功能的内在生成体系中衍生出来的。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必须把形式与形式主义区分开来。前者，形式有内在的价值，而后者，形式主义只是时下这些形体制作的空洞托辞而已。内在生成的形式，从某种意义上，也只有成为整个批判体系中的一部分，才可以称得上是自律，它既不依赖于社会或市场的力量，同时仍能对这些力量展开批判。正是对自律的讨论，尤其透过安东尼·维德勒的文字，写活了历史学家，或许也可以说，作者本人已跃然纸上。尽管人们通常认为自律就是形式的，但是区分开两种自律还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今天，在学科自律与形式自律之间。只有明确了其中的差别，才有可能让维德勒直面德里达对学科自律的可能性提出的质疑，并在这本书中给出回应。
曼哈顿手稿｜屈米｜1981
第一层的读，也就是顺着本书的章节，从埃米尔·考夫曼、科林·罗、雷纳·班纳姆，直到曼弗雷多·塔夫里，一路看下来，维德勒所做的工作就是回到上个世纪下半叶的前半段，对当时的建筑历史写作加以叙述而已。当然这些工作本身还是很有意义的，尤其是放在今天，人们如此快地把历史消耗殆尽，转头就忘的今天。然而这本书并不是为了向读者指出，这些历史学家之间还有着怎样显著的差异，重点在于，由他们之间的差异所引发的争论，给出了不同的划定方案，用来切分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直到今天的建筑学科演化中的各个时段。但是建筑学中总有些离奇的重演和递归，举个例子，形式主义，当年在俄国是由一群空想家弄出来的，而今天呢，可以让位给专业级的渲染器去搞，所以说，由上述诸多划定历史的方案勾勒出来的不同时段，只能用来证明它们相互之间绝不可能是线性的。这个看法不仅从本书的标题上，而且从本书所列出的知识谱系中也可以显现出来。当然，从罗到班纳姆，再到塔夫里，的确是顺着这一谱系来的，但是把考夫曼当作这一谱系的发起者、来源和起点，着实有些奇怪。那么为什么这本书要把考夫曼，这位和另三位分属不同知识世代的维也纳学派历史学家拿来当作开篇呢？只有再细读一下考夫曼那一章，读者或许才能明白，这一不同寻常的谋篇布局，其实并不一定像维德勒本人交待的那样，只是源自作者本人的经历，而是为了引向第二层的读，也是更为重要的议程。有人会问，这难道是作者有意设置的吗？无关紧要，因为这并不妨碍我们带着下面所说的思路，再去读一下这本书。
就在本书的标题中，维德勒隐含地带出了自己的提问：如果正如雅克·德里达以及其他后结构主义者批判过的那样，所谓的学科边界只是由那些显见的或大或小的人物与运动构成的，那么我们对现代主义的历史以及那些历史学家，还能怎样去解读？去书写？在关于考夫曼这一章的序言里，维徳勒算是部分地回答了“为什么是考夫曼？”以及“德里达之后还能怎么写？”，或者换种说辞就是，如何从当前的时刻去看待先在的历史时刻的递归？从这种意义上，维徳勒提出的“诸历史”，即使还比较概略，终究还是回应了德里达对学科边界的批判。
按照德里达提出的看法，诸如建筑或历史的学科边界从根本上而言是政治性的，即使它有时候并不完全是虚设的，那也只能算是暂时圈定出来的，这就意味着，所谓的学科自律这一理念全系于虚设的边界之上，而从意义的偶然性来看，这一边界是无法维持下去的。为了让人们能够注意到这种偶然性，德里达耍过不少花式招法，比如给既定的术语划上删除线，或者，在两边加上括号，换言之，这一术语对于读者既不在又在场，同时又免得不在场和在场之间形成辩证的关系。这种不可判定性正是“括出”的本质。就此我们可以认为维徳勒所做的，恰恰就是取用了德里达的括出历史之道，进而提出所谓“直接到场”的也可以被看作是历史上已发生过的。如果这里的“历史”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已经被括出的术语，那么括出这一动作本身，也可以为人们提供另一种可能的进路，去抵达历史和建筑的学科边界，最终括出任一自律的形式。所以维徳勒才会有意识地借道考夫曼，重新引出“自律”这一问题，作为本书的主题。
绍村理想城方案｜勒杜｜1804
维德勒引用了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在1960年的一段话，开启了考夫曼的章节。在克莱门特看来，现代主义既可以有自我批判的能力，也可以有学科的形式主义：也就是所谓的“去批评用以批评的手段本身”，好像这样就具备了某种建立内在边界的能力，让批评家可以考察自己的批评，但是这个目标在随后的年头里看起来已经行不通了。维德勒在第一段里就在内在的批判与自律的理念之间创建了某种关联，他把自律描述成某种“内在的开拓”，可以促使学科“特定的语言”发生变形的方式。对考夫曼而言，建筑的自律包含了在或大或小的尺度之间展开的形式位移。例如在表述文艺复兴和巴洛克建筑的区别时，他就强调了体量与风格这两方面的形式。巴洛克建筑由部分到整体的层级秩序解体之后，便指向了实体与实体之间的自由组合，就象勒杜的绍村盐场方案，尽管没有按照部分到整体方式来组织，但仍然体现了某种形式自律。在考夫曼看来，这个方案中部分与部分之间的相互脱离，是对巴洛克建筑的体量层级化与向心性的修正，而这种修正实际上一直延续到了勒·柯布西耶的现代主义。在人们还普遍认为现代主义是一项社会计划的时候，考夫曼所定义的自律就不是要与社会脱离，而是为了展现社会与形式之间的关系。
现在有必要再转回去，看一下考夫曼在维也纳的前辈和导师，海因里希·沃尔夫林，这样我们还可以从文艺复兴与巴洛克建筑的差异中，找出另一种区别，所谓形式自律与学科自律之间的区别。在沃尔夫林看来，文艺复兴的建筑才是自律的，因为它受到了内在于自己学科的形式美的理念支配，这种自律并不是从特定风格展示出来的特征中推衍出来的，而是存在于它自身的正当性之中。反之，对沃尔夫林而言，巴洛克的建筑就不能被看作是自律的，因为它的形式并不全关注于内在的审美，而是更多地受制于反宗教改革的政治因素。因此沃尔夫林显然不同于考夫曼，他把自律径直地放入了学科自律的视野之中。
如果对自律的判断标准正如沃尔夫林和考夫曼那样各有不同，如果学科边界正如德里达指出的那样在很大程度上是虚设的，那么很显然，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后六八以及今天关于自律的概念。这就是维德勒想以本书激发的问题，他首先引入了考夫曼以及自律的理念，又在结论中提出了后历史（post history）的概念。并且借助这个概念，维德勒与德里达对学科自律极具挑战性的批判展开了对话。后历史的理念，按照维德勒自己确立的说辞，意味着任何学科都是有自身界限的，那么它同样也适用于德里达对学科自律的解构。如果自律已经被看作是建筑学仍能执行批判计划的基础，也就是对其自身学科仍具有批判能力的计划，那么“解构”只是将这一“批判计划”维持在了形而上的领域，在那个意义上，它还不是自律。因此，维德勒在提出后历史之时，也就是在括出德里达的批判，最终，也许可以为批判的建筑学找到一条不止于解构的出路。
文章来源｜Histories of the Immediate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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