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力的报应｜伊尼斯《帝国与传播》导读

编者按｜

本次推送的是空间生命政治导读论坛的第五场，伊尼斯《帝国与传播》导读。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Adams Innis），加拿大杰出的经济史家，传播史家，媒介理论家，多伦多学派的开创者之一。早期研究政治经济学，侧重于经济史，提出大宗商品贸易理论，著有《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史》（1923）、《加拿大皮革贸易：加拿大经济史入门》（1930）、《鳕鱼业：一种国际化经济的历史》（1940）等，被公认为加拿大本土社会科学领域第一位获得国际声誉的学者。伊尼斯在后期从文明史研究中创建了影响后世的传播理论，生平最后两部代表作《帝国与传播》（1950）和《传播的偏向》（1951）成为媒介研究的经典。在《帝国与传播》全书最后，他明确抛出多数时候隐匿在历史叙事中的价值判断，“美国具有机械化的传播体制和有组织的力量，它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帝国主义……这种新型的帝国主义体制，从法律上说是要保护主权，然而事实上，它却被用来扩张帝国主义”。空间偏向的恶果，亦是媒介帝国主义的恶果。换言之，主导现代西方的传播方式，亦是空间生命政治的组织方法。为此，他一方面批判走向空间垄断的现代媒介造成的思想控制和虚妄的政治民主，另一方面，倡导恢复时间感知，重构记忆，复兴口头传统的开放性和对情感的承载力。这种看上去趋于保守的态度，只有在麦克卢汉以他关于电子媒介的理论模型对伊尼斯的愿景进行转换之后，才显示出更为激进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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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诗岩    责编｜回声

Harold Adams INNIS｜1894年11月5日-1952年11月8日

创造力的报应｜伊尼斯《帝国与传播》导读｜2017

本文13000字以内

引言：颠倒的麦克卢汉

这篇导读比较麻烦，因为保守估计，多数人既不熟悉它的内容，也不熟悉让这些内容得以成形的问题（它在我们大多数人那里从来还不成其为问题）。当然我们更不熟悉它的作者， Harold Adams Innis。1894年生人。对于今天很多人来说这个名字差不多是闻所未闻。如果需要从一个类比开始，我们可以联系到阿多诺。西方学界媒介研究的五大学派中，批判性最强的，一是我们熟知的法兰克福学派，另一个是伊尼斯和麦克卢汉共同开创的多伦多学派。它们几乎同时发生，前者在欧洲大陆的漩涡中心，后者在北美大陆的边缘地带。有人读完《景观社会》说德波是“阿多诺疯了”，我读完《帝国与传播》有种感觉：伊尼斯是“阿多诺歇了”（不是歇菜，是停歇），歇在文明史研究上。

由于大家对作者和文本比较陌生，我们只能从最基本的部分入手。

哈罗德·伊尼斯，1894年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牛津郡一个福音派社区（恪守教义又不被人视为固执无知）的农庄家庭，早年研究历史和政治经济学，侧重经济史，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加拿大声望非常高，是加拿大本土社会科学领域第一位获得国际声誉的学者。他在后期转向文明史和传播史，开始把传播及其创造的制度习俗视为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一般工具。这个理论体系集中体现在《帝国与传播》和之后一年出版的文集《传播的偏向》中（这两部，前一部“论从史出”，后一部“以论带史”，无论导读哪一部都必然会捎上另一部）。

关于伊尼斯的信息，英文wiki上特别琐碎，百度上又特别简略，这样写的：“他在政治经济学、文明史和传播学诸领域的成就，使他成为世界级的著名学者、多伦多传播学派的先驱。”可多数人对多伦多传播学派没什么概念，好在百度还有一句：“他的思想直接影响了麦克卢汉。”总算有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跟他发生直接关联了。

很多人知道麦克卢汉最著名的一本书，是1964年问世的《理解媒介》，这本书最重要的一部分的最后一章落脚点在副标题：The Nemesis of Creativity，国内出版物都译成“创造力的报复”，其实是“创造力的报应” ——这个说法来自伊尼斯。报应和报复，中文一字之差，考验的是我们对伊尼斯技术观的理解。“报应”强调宿命感：人自己招致了不可避免的后果，自取其祸，自遗其咎。换成“报复”，容易让人以为在讲技术本身客观存在的破坏力。麦克卢汉借用“创造力的报应”这个说法时完全依照伊尼斯的本义，强调的是：人在自己最重要的发明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点上，往往视而不见，结果自取其祸（侧重点不是技术多厉害，而是人有多麻木）。这正是《理解媒介》全书的核心。《理解媒介》的副标题——“论人的延伸”，不是在讲技术把人延伸出去以至于更快更远更强，这种乐观主义是对麦克卢汉的很大误解，“人的延伸”实际在讲的就是“创造力的报应”——面对这个问题的办法不是否定创造力，而是在创造力和报应之间施加一个阻力，就是人的反思和警觉能力。这是麦和伊思想上的共性。

看上去我们一上来就咬文嚼字，其实牵涉一个一直伴随这二人的争议，就是他们到底算不算技术决定论。我们在后面还会回到的问题。

《理解媒介》里还有一句著名得多的话：“媒介即讯息”。耳熟吧？（关于这句话可以写一部小史，名字都想好了：《“媒介即讯息”的使用和滥用》），从普通人到专家学者对这句话误解非常多。可如果读了伊尼斯，拿伊尼斯的思想做参照，偏差不会那么大，比如可以做这么个对子：

传播有偏向

媒介即讯息

上下联意思都明白多了。——麦克卢汉第一部扰乱学界的著作是《古登堡星汉璀璨》，比《理解媒介》早两年，出版在伊尼斯去世十周年，1962年，这是一部对西方的印刷文明大加批判的书，麦克卢汉说他乐意把《古登堡星汉璀璨》看成伊尼斯观点的注脚。结果这个注脚比正文还难懂，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反过来，用伊尼斯的观点给麦做注脚。——当然，他们的差异和共性一样明显，他们在对文字和印刷的态度上最一致，在对电子媒介的态度上分歧最大，表面上看二人基于对西方现代文明之基础的文字和印刷的批判，一个指向了未来的电子媒介，一个指向了最古老的口头传统，可以说是一个颠倒的关系。

关于伊尼斯和麦克卢汉思想的关系可以有专论，我在最后会稍微提一下，但这不是今天的重点。只是个引子，借麦克卢汉引出对伊尼斯的阅读。现在我们先略去伊尼斯的心路历程，他的师承，学术脉络和相关的思想谱系，直奔主题：伊尼斯思想的轮廓。

一｜伊尼斯思想轮廓：“帝国”与“传播”

后期伊尼斯的思想轮廓在《帝国与传播》这本书中已经相当成形了。首先得说明，伊尼斯“传播”communication观，最初来自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影响，实际上也就是间接受到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的影响。齐美尔我们不陌生，他关心大都会的社会生活，他1903年的名篇《大都会与精神生活》讨论社会网络和“社会化互动”，实际上体现的就是对人类传播问题的关注。齐美尔可能是最早把社会历史同传播方式明确关联起来考察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在本土影响了本雅明、克拉考尔等人走向批判性的道路，但是被库利、杜威、米德这几位芝加哥社会学派的核心人物引渡到美国之后，却是走向温和得多的实用主义和乐观主义。

在根本立场上包括对文明发展和当代世界的总体判断上，伊尼斯和芝加哥学派是分道扬镳的。只有在“传播对人类发展的至关重要”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传播”在伊尼斯看来就是社会组织的基本纽带，它不仅仅是帝国统治的工具，也是帝国得以成立和维持的前提。那么这里的“帝国”又指什么呢？在伊尼斯那里，empire不仅仅指作为政体的大型国家，而是泛指大规模的社会组织系统，不仅包含拜占庭帝国、不列颠帝国，也包含古典时代的雅典。他在《帝国与传播》中把历史上存在的帝国分为两种：侧重政治性的帝国，和侧重宗教性的帝国。政治性帝国倚重空间的控制，侵略扩张；宗教性帝国更倚重时间的传承，比较能抵御改朝换代的冲击。通过这样的划分，伊尼斯实际上已经把“帝国”的概念作为传播效果的指征（要求）了。（意即：是传播的诉求，社会化互动的诉求，先于并内在于帝国的概念，而不是反之。）

清楚这两个概念后，我们来看《帝国与传播》的主要内容。这本书不断强调三层意思［骨架］：

——第一层，意即表层，伊尼斯把传播描述为活生生的力量漩涡，磨灭和重构文化形态，能成就一个帝国，也能让一个帝国走向崩溃；

——第二层，伊尼斯把一个帝国成功与否的关键归结为传播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能否相互制衡。为了研究帝国与传播的关系，伊尼斯推出一种复杂机制的诊断分析方法。他把传播媒介区分为两种取向：一种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比如纪念碑适合稳固的时间延续，口头传统适合灵活的时间延续；另一种取向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比如莎草纸和文字媒介。大规模的社会政治组织，比如帝国，总是禁不住诱惑，要用文字、纸张和官僚体制，需求空间上的扩张，扩张到一定程度又要寻求媒介维持时间上的延续。一个成功的帝国总必须平衡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这是社会组织系统的本性。——（这里我们看到了，伊尼斯的“传播”关心的不是人对技术／技术对人这种机械切分后的主客体关系，而是传播的各种形态如何互相博弈和制衡的问题，也就是系统问题）。那么，什么阻碍了制衡呢？这就进入他的第三层意思。

——第三层，使大规模社会组织系统失衡而最终走向垄断的，在于文明运行机制中的这样一个主要矛盾：即文明的自我强化和创造力的报应之间的固有矛盾。文明的特点之一就是每种文明都相信它自己独一无二，相信它比其他文明优越。这就进入我们通常所谓的“文化”层面，文化提供的意义系统往往倾向于强化文明自身这种特性，强化它的优越感（也已经不是文化自信而是文明自恋）。伊尼斯眼里的文化著作大体分为两种：试图削弱别人的著作和试图加强自己的著作。可是“每一种文化对自己独特性的迷恋，正是它最终衰落的基础。”（不是文化自信而是文化自恋）。——“文化”本应把文明中的惯性，包括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经验方式，置于它经常性的批评之下。不幸的是，它往往没有。为什么呢？因为知识生产和扩散的方式，往往正是它要赋予其意义的那种文明本身组织和扩张的方式。这意味着它们在“社会化交互”的层面上是同质的、同一化的，这里面就没有制衡的余地。伊尼斯认为，文明在传播的偏向中对自身特性的一味强化必然导致垄断——不只是特权阶层的垄断，更是单一形式的垄断或者说形态层面上的知识垄断——以致于这一文明不再能以自身的矛盾性创造出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的条件，不再能够从内部调动它的思想资源，把这种思想资源用来避免生命的停滞不前和厌烦情绪。这种从偏向到垄断，最终会让一个社会组织系统崩盘。这就是“创造力的报应”。这层意思，是《帝国与传播》的真正基础。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地下层，隐匿在所有这些文字后面，可以把它看作整个这一理论的出发点：那就是伊尼斯对当代危机的诊断和预警——什么危机？就是空间偏向日益走向垄断，现代文明几百年间借助机械复制的无限的量化、同质化和抽象化，推进空间的扩张和权力的集中，这一趋势眼看在当代走向了自身的崩溃点。此即伊尼斯版本的“文明及其匮乏”。

文体｜ 这三层意思加上一个隐形的出发点，是我阅读《帝国与传播》的一个总构架。把握这个构架，不至于迷失在伊尼斯极为宏大的视域和浩瀚琐碎的史料中。——其实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以同等的耐心读完《帝国与传播》的全部内容，我也是其中一个。这本书我看了不下十遍，坦白讲有些部分几乎是每一次都会跳过，因为实在是太琐碎，甚至有的地方让我觉得错乱。所以我知道有任务要导读这本书的时候特别不好意思，特意把书拿来又看了一遍，结果这部分还是跳过了。后来我读到詹姆斯.凯瑞的话，他很推崇伊尼斯思想，深受他影响，不过凯瑞明确主张“最好不要对伊尼斯的著作过分虔诚”，“他的书并不是《圣经》，完全没有必要逐字逐句地阐释”，考察伊尼斯的思想时大可对其中的“瑕疵”视而不见。我觉得，这是对Close Reading所谓“精读”的相当中肯的建议——尤其适用于阅读伊尼斯和麦克卢汉。因为他们自身有意识在实验一种特殊的写作方式，特殊文风。这一点麦克卢汉在《传播的偏向》1964年再版序言中讲的很清楚：他说后期伊尼斯非常精彩的地方在于，把从“观点”viewpoint出发的方法转向“界面”interface的方法，从而获得insight“省悟”，麦克卢汉还提醒说，“这是聊天或对话的自然形态，而不是书面话语的自然形态。书写往往有一种倾向，就是从题材中分离出一个方面，将注意力死死地指向它。而对话则是另一种倾向，即任何题材的多方面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能够产生省悟。观点仅仅是看问题的一种方式，相反，省悟却是在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中突然得到的顿悟。省悟是与各种形态生命的一次接触。”

这种方法论上的转变和后期伊尼斯的核心思想密切相关。那么，这种转向怎么发生的呢？

缘起｜这要回到《帝国与传播》这本书的起因，它其实上是伊尼斯在多伦多大学讲授“帝国经济史”这门课程的讲稿。伊尼斯原本被期待讲讲不列颠帝国的经济史，可是在绪论中，他为这门课程设置了不寻常的任务：首先他把命题做了个颠倒，不是在不列颠帝国的内部研究它的经济发展史，而是研究经济因素对不列颠帝国兴衰有什么意义，而这样就必须触及经济对西方文明兴衰的意义，可是，如果要研究经济对西方文明兴衰的意义，就不能只站在经济学的立场上，因为穷究经济因素这种执迷本身正是西方文明亮出的警灯，是这种文明的危险信号和局限。换言之，伊尼斯为了研究自身所处文明的局限性，有意识不用这一文明本身的支配性模式来做研究。这时候，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发挥了作用，作为社会联系的基本纽带“传播因素”取代“经济因素”，成为伊尼斯思考帝国问题的关键。传播因素具体讲，就是讯息的生成方式、扩散方式和交互影响的方式，一旦这方面成为关键，注意力自然被指向文化（意义而不仅是物质生产），特别是引向文化中的主导形象。媒介技术在文化主导形象这方面的偏向的能力、扭曲的能力，就成为考察的焦点。

靶心1｜在历史考察中，伊尼斯抓住了西方现代文明的一种恶性循环，即长期习惯于把一切事物分裂和切割，以此作为控制事物的手段。通过把“垄断”这个经济学概念引入传播领域，伊尼斯首先批判了自己作为经济学家本应使用的那类分析模型（这是学者们都很熟悉的模式：统计啦，定量分析啦，基于科学统计分析的实证啦～）。但还不止于此，他发现这种恶性循环，不仅仅来自货币之恶，更来自印刷这种机械媒介之恶，甚至来自文字之恶[1]，因为后二者垄断了现代社会的知识形态。所以在各种传播方式中，他尤其盯住文字和印刷术对集体心理和社会组织产生的影响，认为文字和印刷媒介的支配能力甚至超过货币，它们使得世界首先实现了可切分、可通约、可精打细算。

靶心2｜一旦确定了文化中占支配地位的技术，伊尼斯就可以断定两件事：一，这一技术是整个文化结构的塑造力量。二，同样关键的是，这种占支配地位的技术形态和它蕴含的力量必然会被掩盖，好让该文化中的人们看不到它们，精神分析把这种情况叫做“保护性的抑制”。文化中的主导性技术同时发挥着这两面的影响作用：支配和麻痹。比如说，统计员和专门用统计学方法做研究的人，一方面，他们完全受制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基本模式，包括物质的基本模式和社会的基本模式，什么模式呢？笼统讲就是：对社会世界进行全面的量化以方便管理的模式，这是支配性的一面；而另一方面，他们对这种支配力量毫不知情。掌握统计数据和统计学的人像掌握真理一样，就像今天，掌握大数据的人像掌握了真理一样，他们对这种技术成就究竟意味着什么恰恰视而不见，陷入深度的麻木状态。这就是“创造力报应”。麦克卢汉后来用另一个说法回应伊尼斯：“麻木性自恋”，又做成个对子（英文更工整）：

麻木性的自恋  Narcissus as Narcosis

创造力的报应  Nemesis of Creativity

靶心3｜这就是“垄断”的双重意思。具体到西方现代文明，就是文字和印刷建立的书写传统导致了“知识垄断”，伊尼斯把这种知识垄断看作是抑制西方现代文明和文化活力的根本原因。（不能误会：他不是说文字和印刷本质上是恶的，如果这样就成了技术决定论，他的意思是，文明的自我强化，把他们最重要的发明推向了肆意垄断的位置，以致于带来恶果，自取其祸。）他对传播的考察实际上就是对知识模式的识别——就是在追问：各种知识形态的内在结构如何相互作用并由此生成权力的形态和程序？同时也在追问：如何通过研究形态生命的一整套受控条件，找到批判和抵制知识垄断的方法？换句话说，伊尼斯的工作变成了：在知识生产技术和扩散方式的层面（而不只是福柯意义上的话语层面），批判知识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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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注意，这里的文字特指基于拼音字母表的文字系统，汉字和这种文字系统的根本差异麦克卢汉做过区分。

二｜兑了水的伊尼斯：从读错开始

被经典化的伊尼斯思想有三个重要标签：1）技术决定论；2）历史主义的文明分期；3）传播偏向的时空二元论。这些被当代一位不错的传播学家布朗德海姆[Menahem Blondheim]称为“兑了水的伊尼斯”。不过阅读伊尼斯，倒不妨从“兑了水的伊尼斯”开始，逆向找到要点，通过对这三个标签的重新审视，可以归结出这三个贯穿后期伊尼斯思想的动力线索［经络］：

1）不是技术决定论，是结构因果律；

2）不止是历史主义分期，是根本的历史主义视角；

3）不是时空二元论，是传播偏向的极性理论；

先说“技术决定论”。伊尼斯在《帝国与传播》中做了一件从没有历史学家做过的工作：他把一系列古文明各时期呈现出的特征归结为那个时期在文明内部居于支配地位的传播方式，然后指出不同的传播方式以各自的“偏向”对社会形态产生影响。我们据两个例子，一个是古希腊文明。

他发现希腊早前的爱奥尼亚文明（11BC）反映了一个强大的口语传统的兴起，这和他们相比于埃及和巴比伦很晚都没有文字有关系，这使他们积累了强有力的口头传统，能言善辩。又由于海的阻隔，他们能够选择对于自己重要的文化传统（即某种书面传统加以平衡），比如修正了腓尼基人的辅音字母表，把元音从中分离出来，这样的拼音字母表能够灵活构词。爱奥尼亚文明逐渐吸收和改进地中海对岸的埃及书面传统，加之埃及莎草纸的方便流入，公元前7世纪，史诗的传统（BC11-9）让位于更在意个人的敏感追求的抒情诗——抒情诗的勃兴是灵活的口头传统和侧重精细度的书面文化相平衡的例子。[伊尼斯在这里强调古希腊抒情诗的诞生是很有意味的，我们知道抒情诗的兴盛刚好处在以爱琴海东部为中心的史诗传统与以雅典为中心的希腊悲剧和喜剧之间的转折点，正是这种形态逐渐发展出古希腊悲剧。也就是从伊尼斯所谓的“口头传统和书面文化的平衡”发展到尼采所谓的“音乐与视觉艺术的融合＝酒神精神的日神式完成”B4-8]所以伊尼斯会引用黑格尔的话，“密涅瓦的猫头鹰在暮色渐浓的黄昏开始飞翔。”＝“西方文化的繁荣出现在崩溃前夕”。

然而伊尼斯认为抒情诗的兴盛已经预兆了之后的古希腊文明的迅速衰落。因为从那个时候起，个人本位越来越明显地影响了整个文化。公元前5世纪，雅典也有了对更加规范的文字的要求，柏拉图主张排除诗歌，推行散文，于是希罗多德的朗诵被写成了历史书。这一改变（书面传统逐渐取代口头传统）在文化上影响深远：要知道口头传统的重大意义表现在文明中社会经验和知识形态的特性中，比如集会的习俗、戏剧的出现、柏拉图的对话和众多的演说辞，正是这种口头传统让希腊人创造了欧洲独具特色的史诗和抒情诗，史诗和抒情诗又促进了戏剧的发展，特别是悲剧的诞生。然而到了这个时期（公元前5世纪），口头传统主导下的面貌遭遇困难。这从戏剧的衰落可以看到。——诗学和戏剧本来对社会有集体净化的作用，一旦戏剧衰落，那么孤立的雄辩术和修辞更多只是反映个体的影响。口头传统强调记忆和操练过程，而简化的便于灵活组装的字母表，以及与它相伴的读写习俗，都强化了逻辑和一致性的原则。“文字的传播拓宽了范围，对文字的倚重削弱了希腊的封建等级制，文字已经成为对智力的考验，一个倚重书写的时代基本上是自我取向的时代。”（这最后一段，我特意使用了伊尼斯本人的句子，好让大家体会一下伊尼斯历史叙事的文风，把看上去不搭界的东西拼在一起，麦克卢汉说他每个句子都够人写篇论文。）

总之在最后，伊尼斯认为，希腊人最终使自己的文字传统地位上升，压倒口头传统，把自己的贵族政治变成了摊子很大的东方官僚体制。这一部分的分析（关于希腊文明口头传统的强大和衰退，以及强大和衰退之间非常短暂的与书写传统相平衡的时期），伊尼斯放在《帝国与传播》全书拱心的位置，也就是第四章。而最后的第七章落脚在印刷媒介上：纸张和印刷机。伊尼斯认为，文艺复兴之后，科学越来越倾向于量化因果关系，倾向于给每一个结果指认一个原因。他把这个倾向看成是印刷和视觉地位上升，逐渐压倒知识的口头形态的后果。

被印刷术所强化的书面语进一步将经验落实为共时的知识，将过去铺展为由线性时间串联的历史，借助符号而不是物体，推动思想超越具体的经验世界，进入概念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时间超越了记忆中的物体的范围，空间超越了熟悉的地方的范围。文字极大地提高了抽象思维的能力。而印刷术则加速了视觉的专制化，它与文字交互推动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现代西方知识体系走向一种精确切割的，超脱于世界之外自成一体的东西。

在这里，他抓住了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文化的一个严重的偏向。那么这是技术决定论吗？显然不是。我们刚刚看到，机械因果律恰恰是他批判的东西。“传播”的概念于他属于关系和过程的领域，而不是对象和本质的领域。没有外在于人和社会关系的传播。传播的偏向，绝不是媒介技术在独自发挥作用，是相互制衡还是垄断实乃社会的策略和选择。只不过，文明会自恋，创造力会遭报应。与其说是技术的本性，不如说是文明的本性。

伊尼斯总体上是悲观主义的。所以他考虑的不仅仅是在一个庞大的文明体中，传播偏向的相互制衡，如何创造出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的条件，他更关心知识垄断到什么程度才会抵达它的崩溃点，出现一个新的前景。你甚至会发现他通过坚决的批判不断在强化那个崩溃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这一传播理论中发展了它的变体。此即伊尼斯所说“我在最广义的层面坚持马克思主义”。他谈历史原因的方式完全不是机械因果律的方式，实际上更接近阿尔都塞所说的结构因果律：——原因不在外部，原因是结构在其效果中的内在形式。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强行从传播的角度解释历史，处于印刷文明晚期的伊尼斯使得历史资源，知识模式，观察方法，连同阐释者自己的立场，都被考虑到所解释的现象中。这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伊尼斯的历史观问题。

他对文明的分期确实是历史主义的，可是因此就无效了吗？不对。伊尼斯不仅对文明的分期是历史主义的，其实他的全部写作都试图保持一种根本的历史主义视角，根据这种视角，我们对过去的阅读主要取决于我们对现在的经验，对他而言尤其取决于对那种将社会世界均质化和抽象化以便分而治之、全面管理的方式的经验和抵制。他没有殚精竭虑地撰录精确史实，他选择通过对历史的阐释，建立理解现代文明发展及其后果的一般理论。在这个意义上，他把自己称为“历史哲学家”。自然，伊尼斯对历史进程的认识没有成为其他历史学家的共识，但是为观察和思考当代问题的媒介理论家提供了最初的理论来源。麦克卢汉对后期伊尼斯推崇备至，说他“用电力时代诗歌绘画中的当代意识，组织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数据材料”，用参与性的关怀去研究历史运行机制，而不是静观历史。正因为这样，在理论化的过程中，历史被他当作了一堆废墟和错误的尝试。

那么他核心的理论模型是时空二元论吗？不太准确。刚才提到过，空间问题既是军事扩张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或者说和平时期的治理问题）；时间问题既是朝代更迭问题和人生寿限问题，也是宗教问题（或者说精神传递的问题）。时空偏向论与其说基于二元对立的结构，不如说是一种强调平衡和逆转的极性理论：在伊尼斯看来，历史上曾经释放巨大活力的文明都是社会组织的文字结构和口头结构的十分脆弱的平衡，只有在很短暂的间歇期能达成这种平衡，而大部分时间，文明在一种自恋式的正反馈机制下，总会被主导媒介锁定在某种偏向上，能与之制衡的力量越来越弱，待到系统完全稳定下来，就达到了知识垄断的崩溃点。知识垄断的崩溃点也是调整的起点，图-底关系将迅速颠倒，长期匮乏的东西涌入，为短暂的平衡提供条件。（不过社会也将因此遭遇巨大的震荡。显然这是极性理论的模型，而非二元论模型）。

伊尼斯认为，历史上的某些时期、某些地点，人类社会毕竟的确达成过这种平衡，虽然罕见，比如古希腊的雅典和中世纪早期的拜占庭。可是，对于自己所处的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西方世界，伊尼斯批评很彻底，他认为空间偏向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本性，更是社会政治组织的本性，如果说文字和纸张曾经强化了空间偏向，那么如印刷业、出版业和广播这样的现代机械化媒介已使得天平严重倒向了“空间”一边，使得文化和社会关系一味追求地域上的扩张、传输、覆盖和控制（一种在我们今天体现为点击率和大数据的力量漩涡），其后果是深度的量化、均质化和抽象化。这个媒介帝国主义正在摧毁思想观念、情感体验的共享和传递。伊尼斯终其一生对美国强大的大众媒介体系抱有敌意，在《帝国与传播》全书最后，他明确抛出多数时候隐匿在历史叙事中的价值判断，他说“美国具有机械化的传播体制和有组织的力量，它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帝国主义……这种新型的帝国主义体制，从法律上说是要保护主权，然而事实上，它却被用来扩张帝国主义。”空间偏向的恶果，亦是媒介帝国主义的恶果。换我们这次活动的说法，主导现代西方的传播方式，也就是空间生命政治的组织方法。为此，他一方面批判走向空间垄断的现代媒介造成的思想控制和虚妄的政治民主，另一方面，倡导恢复时间感知，重构记忆，复兴口头传统的开放性和对情感的承载力。这种看上去趋于保守的态度，只有在麦克卢汉以他关于电子媒介的理论模型对伊尼斯的愿景进行转换之后，才显示出更为激进的一面。
 

前面说过，麦克卢汉和伊尼斯的写作可以互为注脚，但二人的差别还是很明显：伊尼斯一以贯之坚决的批判立场，麦克卢汉更倾向批判性建设（甚至有时让人误以为他只有建设，没有批判）；伊尼斯坚持社会组织和权力形态分析，麦克卢汉更看重感知层面的分析；二人这种差异集中体现在对新媒介的不同态度上。伊尼斯对新兴媒介不抱好感，他经历了广播的普及，经历了美国大众文化通过电台、电影泛滥而至，所以认为广播和电力技术仍然是机械技术模式的进一步延伸，有利于空间扩张、集中化和官僚主义。然而麦克卢汉不这么认为，他也分析过广播和纳粹上台的关系，但是他更强调电能和电光的变革性，认为就这种媒介的本性而言在心理和社会层面发挥的恰恰不是集中化，而是深刻的非集中化和分离的作用，这是巨大的灾变，也可能是唯一的契机。于是，麦克卢汉开始发挥他的革命浪漫主义想像，想像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情形：社会人都把中枢神经系统都托付给外挂的电的世界，这个转瞬即逝的电的世界带有更多口头传统的特点，却又是全然的新形态——人类，不是没有可能藉此成就一种新的整合：一种“总体的社会卷入”，一种纯粹的集体意识，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体精神”。伊尼斯对这种“集体意识”是绝不信任的。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已经完全处在伊尼斯和麦克卢汉不曾经历过却以其理论指向的电子信息网络世界，可我们还是很难对他们这方面的观点差异做高下判断，这很像我阅读本阿之争时候的感受：遇到人文学科中的波粒两相性。（加拿大学者Judith Stamps1995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否思现代性：与阿多诺、本雅明对话中的伊尼斯和麦克卢汉》，据说在书中，她用“经济政治媒介如何纠结并创造了个体意识与社会意识”这个问题把这四个人联系起来《传播技术建构共同体》P18）。

定性｜（我们再来复一下盘）伊尼斯把大型文明体“帝国”作为自己理论体系的分析单位，一旦这位经济学家发现是传播，而非金钱，维持着帝国的运行，是传播过程和与之相关的种种机制，深刻影响了社会政治组织的特性和人类历史，他的历史写作重心开始偏移。他开始把历史当作一个实验室，用来培育和检验我们对传播的洞察力，以及对知识权力的警觉性。从这样的出发点，他把“传播”而不是“帝国”作为研究的重心，把“帝国”看作传播偏向的效果指征（这三个关键词刚好构成他这两本杰作的书名《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传播有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或者说，侧重集体记忆延续的偏向和侧重疆域扩张的偏向。相对应的，他确立了两种奠基性的传播方式：口语的和书面的。这时候我们发现，伊尼斯的“传播偏向”涉及的是知识形态的问题，从传输到传播，实际上是从物质生产和交换转向知识生产和交换，转向知识的权力形态和垄断方式。

那么传播的两种偏向如何对帝国兴衰发生作用呢？［向心离心］他看到一种类似极性理论的机制：空间偏向为社会组织系统施加集中化的力量，时间偏向的传播却有非集中化的特性，在抵消这种集中化；［极性图］当空间偏向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有时间偏向的传播来制衡，比如帝国扩张到一定程度，总会寻求时间上的延续。反之亦然。成功的帝国就是这两种力量达到平衡，保持很大张力的结果。［空间化的垄断］关键在于，这个时空的极性理论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模型，它的出发点是对自身所处文明的诊断，那就是知识形态上的空间偏向已经走向垄断，这是机械化传播的后果，这种机械化传播肇始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在文艺复兴的印刷术发明之后走上加速。偏向走向垄断，文明体就被撕裂，历史中大规模的社会经验的重组都是这么发生的。古埃及过分倚赖石头－后来又倚赖象形文字和宗教，随之产生的僧侣阶层导致时间偏向的垄断，挫败了解决空间问题的努力，帝国就被撕裂了。

西方文明史上只有极为罕见的时期，在某个地方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的传播相互制衡，从而保持了社会组织系统内在的最大张力，文化随之高度繁荣，那就是古希腊的雅典文化。不过，希腊谚语说“当前发生，已然过时”，所以“凡事勿过”，在伊尼斯看来文化的繁荣并非苏格拉底－柏拉图自己这个时代的产物，而是之前时代，抒情诗的时期－悲剧时代的后效（黑格尔－尼采的视阈叠合）。所以在英文版中六章的分布很讲究，不是连贯的历史叙述，而是拼贴的案例，有个内在结构，而古典时代分两个章节，处在拱心石Keystone的位置（使得整个拱圈结构稳固），一是口头传统与希腊文明，一是文字传统与罗马帝国。前者是空间偏向与时间偏向达成平衡的难得时刻，后者是空间偏向开始占据主导。从古典时代开始，西方文明逐渐走向空间偏向的垄断，开始它漫长的精神分裂之路。（拱圈一头在第一章古埃及，是时间偏向的垄断导致帝国撕裂的例子；对应的是第六章现代西方文明－把文艺复兴之后这五百年合在一起）。不过伊尼斯的历史叙述不是以自身的完美形式为目的，而是强化一种新的问题方式：现在的问题是：知识形态的垄断达到什么程度，被排斥在外的材料积累到什么程度，才会走向空间偏向的系统的崩溃点，出现一个新的前景？这就是伊尼斯帝国－传播理论的历史化路线。

三｜伊尼斯的偏向：特殊版图

最后，很简单的交代一下一个显得蹊跷的事，为什么加拿大那么一个地方会突然诞生两位世界级的媒介思想家？而且具有高度的原创性。这么巧！说它突然，是因为直到20世纪20年代加拿大的社会学科还在国际上默默无闻，从教师到著作几乎都是从国外进口。然后，伊尼斯和麦克卢汉就来了。我不想暗示某种决定论，但是可以稍微提一点加拿大的历史情境，这和政治地理学有关了。

我们知道，加拿大相比绝大多数其他西方国家有一个特点：她不是一个出于民族主义理由创立的国家实体，而是出于要结成一体化的市场来抵御南边强势的近邻。她的联邦体系相当松散，可以说是一个“不易确认、不易管理也不易想像的国家”。所以加拿大从1867年宣告独立之后，一面要努力建设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实体，一面寻求构建共同体想像。同时，她必须处理两个重要的关系，与西欧，和与强势的北美近邻。她找到两个关键途径：一是传输，一是传播。

1871年人口仅350万的加拿大决定修建世界上最长的铁路，仿佛只有这条“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完工，“加拿大自治领”才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上的措辞。伊尼斯1923年出版的博士论文标题就是《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史》。太平洋铁路有力的连接东西部，促进省际之间的贸易，帮助加拿大走向统一的独立国家。但很快他意识到这当中的问题，他发现大宗商品贸易才是加拿大特殊地理条件下的主导经济模式，而供大宗商品传输的圣劳伦斯河经由大西洋与欧洲的联系，才是加拿大历史、政治经济的决定性因素。所以他接下来几本专著（《加拿大皮革贸易》《鳕鱼业》）都和这条线索有关。伊尼斯意识到，圣劳伦斯河与五大湖的勾连，使得加拿大与欧洲的每一种联系都伴随与美国的纠葛，所以加拿大几乎注定是一个处于“之间”的边缘地带（这一点和德国有些类似）。

对大宗商品贸易的研究，让伊尼斯在后期很自然地转向传播方向。而加拿大对传播技术的特殊依赖也给他提供思考的土壤。加拿大是最早使用现代媒介技术的国家之一，因为除了政治经济一体化，还迫切需要文化认同。

1850年电报线路已经在加拿大东部所有主要城市之间贯通，并和美国互联。

1866年穿越北大西洋的海底电缆铺设完工

1876年 贝尔在安大略（伊尼斯的故乡）架设了第一条电话线，从此电话线和电报线跟随太平洋铁路穿越广袤的西部，直达温哥华。（到19世纪末，加拿大终于迎来经济腾飞。）

现代化传输和传播技术宛如新世界垂下的云梯，通向的是国家命运和个人生活的黄金时代。所以Mary Vipond认为“加拿大是建立于并且仍将依赖于传输和传播技术的国家”。而且事实上，无论是物理空间上的传输技术，还是“大光学空间”上的传播技术，这后面的动力都曾经有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对南部强邻的抵制，对垄断式的北美一体化的抵制。可是事与愿违。

在原本致力于促进省际贸易的太平洋铁路上，更多是装载着木材纸浆等大宗商品的开往美国的火车。加拿大是世界上最早运用信息技术的国家之一，这些最完善最先进的传播技术体系，却没能像政府希望的那样起到培育和传播民族文化的作用，反而成了美国文化和大众娱乐垄断的加速器。1964年（《理解媒介》问世和《传播的偏向》再版的那一年）有调查显示，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加拿大观众在收看美剧。于是多伦多学派的另一位世界级的学者，批评家Northrop Frye感叹说加拿大“差不多是世界上唯一剩下的一个完全殖民地”。这是伊尼斯思想诞生处的地理条件和历史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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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空间生命政治导读论坛｜第五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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