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没有建筑的建筑师｜群劳作与副产品｜上
Tribune for a Leninist｜
任何社会实践都涉及到展示——这是集体策展团队“BLOOM绽”在2015年“评论展——谢英俊及其团队实践1999-2013”前言中的主导议题。将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建筑展设置为评论展，并不止于策展形式上的创建，而是为了构成“对那些业已发生于社会现场，又被展示现场收缩为作品的再行动”：来自不同学科和实践领域的评论人将在与谢英俊及其团队实践的关联中，重新激发并再度表述自身的工作。在相关的活动中，主策展组之所以总是以“谢英俊及其团队实践”去指称作为个体的“建筑师”，不仅仅是因为协力造屋的特殊性，而更是为了通过策动将建造与展示这看似分立的两个阶段，转化为一系列相互质问的社会实践中的不同面向与现场，由此逐步形成某种高密度、低成本以及远期持续、近期关联的展示工作方法。以此完成的2014年的专题“在地建造”是以谢英俊及其团队近十年来的实践为发端，梳理台湾社会都市状况及现代建筑运动以来的脉络，指出谢英俊的工作不只是建筑计划，而应以“社会性建筑”的视角将其理解为空间生产计划，进而详实剖析其应对方法与隐含却强劲的哲学基础，期待建筑师仍能保有追寻社会统合之希望。借助当代政治学为研讨基底，结合建造、展示、社会等多重维度，倡言“没有建筑的建筑师”之预设，将是从其特定行动模式的起因、持续参与到相应的后果中显现的主体化过程。由此，建筑正成为社会运动经由在地建造的副产品，规划正成为城市展示经由媒介传播而来的群劳作。本次推送的文章指出在谢英俊及其团队提出的为70%的人盖房子的口号下面，包含着一个值得关注的与现实操作路径相关的议题：在建造、展示、社会被隔离的现况下，如何联合起在地、媒介、运动，共同推进并突破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将建筑视作社会运动经由在地建造而来的副产品，将规划视作为展示经由媒介传播而来的群劳作，我们才得以重新审视“在地建造”这一概念及其中蕴含的潜能。作者在原文的基础上还特地附上了补记，院外将分三期推送。
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巴林王国馆｜2010
1｜重申：展示中的“重申”
2010年的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将国家馆的金狮奖授予了只有七十万人口，由三十三个小岛组成的巴林王国（kingdom of Bahrain）提交的展示案：重申（Reclaim）[1]。这一由巴林文化部辖下的建筑师公会联合策划的“重申”，摆放进“威尼斯”现场的三栋渔夫的渔寮、访问渔民的录像作品以及对巴林目前进行的持续到2030年的海岸填海与都市更新计划的调研和分析，能够得到评审团的肯定，从庸俗的性价比指标来看，这无疑是对同期展示的那些充斥着高科技多媒体奇观效应的国家馆大制作们的讽刺。
如果我们只关注评审团对其的评语“将建筑的形式转换成海洋是公共空间的工具，以出色而谦卑的手法，强烈响应此次策展的主题”，而忽略了这一“建筑师”的工作是藉由展示系统，才得以出人意料地引发这一讽刺效果的话，那么在媒体图像传播中的三栋“渔寮”的形象，正如此次展出的主题“在建筑里相遇的人们” （People meet in Architecture）那样，更像是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的“没有建筑师的建筑＂的论述，添加了一个简化的注脚。
“重申”算是对2000年威尼斯双年展的主题“多一点伦理，少一点美学”的一个迟来的切实回应，也是对全球化明星建筑师风潮之前的人文主义的扼叹和挽回。此次威尼斯双年展上获得终身成就奖的库哈斯，在其2000年普利兹克奖时的发言中，早已发出了如下宣告：“这样的建筑学不出50年就要完蛋了”，如果说这是他对建筑界的一种有意识的终结，并意图开启一个建筑（师）的新的政治时刻的话，那么十年后的巴林馆对“没有建筑师的建筑”的“重申”，似乎只是一种宽慰，它无意识地为建筑界留下了一段“建筑（师）的政治”的空白期。
对这一参展案例的阐释符合了当下社会伦理的认同，但是不管怎样，“没有建筑师”对“建筑师”的翻转仍然有赖于位于权力结构内部的对立，并且只是在威尼斯建筑双年展这样一种展示机制中的一次重复的肯定。它的获奖首先更能够证明的是，展示空间与社会空间平行关联，却不知道能否对已受限于社会、市场、政治、项目、教学等建制的职业建筑师们给出正面的回应：通往未来的建造之路究竟何去何从？如何超越这一特定的展示空间，并进而将其真正地转化为社会空间中的行动？
让我们回到朗西埃在1996年的《政治的十个主题》的开篇，他是这样界定何谓“政治“的：政治并不是权力的实施。政治应当从其自身被界定：作为一种由适当的主体付诸行动，并符合一种内在的合理性的特殊行为模式[2]。由此，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现实政治不同的是，朗西埃认为对政治的思考应当与对权力的思考相互分离，并且政治的行动是在相背离的事物之间的关联，只有这样，政治主体才得以被思考，而不是相反。面向这一政治的主体，是通过“对一种行为模式以及此种行为相对应的后果的参与，才得以界定的。”
那么对于建筑（师）的政治而言，并不只是在“建筑师-没有建筑师”这一在展厅这一界线内外的翻转中就可以被重新界定的。更为重要的是建筑（师）的“展示”应当是建筑（师）的政治对“没有建筑师的建筑”的一次更为彻底的翻转——成为“没有建筑的建筑师”，并不是就其主题与内容上的选择，而是以其展示的政治形式向社会重构的政治关联推进。
茧｜弱团队｜2009
2｜建造：社会部署中的在地
2011年的10月，“社会更新论坛”圆桌第一期[3]以谢英俊及其团队十几年来的实践为个案，展开了连续四天的内部对谈。论坛从两组问题出发：一方面，谢英俊及其团队此前（究竟）在做一件怎样的事情？怎么做的？未来还会有怎样的可能？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国内目前已经出现的，尤其是来自建筑业界的，各种对其实践的赞赏、质疑、反对的批评观点？如果我们将这两面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与 “在地建造“密切相关的一个命题：如何从引发了谢英俊及其团队实践的特定的社会脉络中，看待当前在不同区隔的地缘及其具有差异性的政治体制之间跨越的建筑（师）的潜能？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谢英俊及其团队的实践并不只是一项在地的建筑计划，而是放在整体社会部署中的一项需要不断调整的系统性的计划。它是共通焦虑中的热情，或者说是这一历史时间段中的征兆。如果可以更理论地去看待在谢英俊及其团队的实践中不断对之前工作展开的总结和反思，那么这正是一种“过程”中的建筑师的政治，它要求我们以社会总体的视野去等待它的将来，而不只是从建筑学科的角度向前追赶并加以论述。
例如具体到谢英俊及其团队的实践中的一项特殊内容，对轻钢龙骨体系的运用与改良，的确是在现成的技术条件下，非常行之有效的实施战术。但是除此之外，我们更应当关注“轻钢龙骨”作为这样一种隐喻，意即建筑师在目前已经确定的建筑生产方式、社区的总体规划以及不同的社会组织模式中，还能够借助怎样的技术手段，去寻求一个更具挑战性的位置？由此，我们可以将谢英俊及其团队的实践，与那些把自己的工作事先定位到一种已有的观看机制之中再去解决问题的建筑师，明确的区别开来。
从其实践中可能带给我们的，尤其是针对“建造”而言更多的启示，正来自于谢英俊对“建筑师”提出的一个重新奠基的决断：如果建筑师并不只在意一家一处，而是“一次设计”一万户，那么应当如何建造？这意味着，我们并不是去问谢英俊为什么要去那些灾区和乡村？而是要反问我们自身，谢英俊及其团队所要实现的理想和开展的实践，在今天为什么已经不得不去那些地方了？这是对其实践的“人道主义“赞许的厘清。在此基础上，从“为什么不得不去”反观并没有可能去到那些地方的建筑师们所身处的机制本身，是对质疑谢英俊及其团队实践中的“乡愁“情结的澄清。之后才可能是我们在这一论坛上已提出的诸多新的假设，对于仍自安于城市建设与社会生产供应链下游的建筑师，还能做些什么：无论是针对谢英俊已经实现的案例反对也好，批评也罢，后宜家时期的设计生态应如何转向，知识产权与扩大再生产之间的冲突与协调等等，必然都将回应我们共同需要面对的，将要到来的”建筑师“在社会发展模式更新中的政治主体的位置为何？
[4] 详见王家浩. 社会更新论坛圆桌第一期讲座导言. 当代艺术与投资，2011年，12期
没有建筑师的建筑｜1964
3｜无名者的建筑与批评
“没有建筑师的建筑”援引自鲁多夫斯基的同名著作，这本副标题为“简明非正统建筑导论”也可以被看作是在当时的一次“重申”。在此书之前的一百年左右，就有人士倡导建筑师向乡村的房子学习，但因为当时建筑学内部的讨论焦点仍然以结构与装饰之争为主导，而乡村房子的结构系统并不如所预想的那般明确，所以不久之后这个话题就被人逐渐淡忘了[5]。
鲁多夫斯基在此书的前言中，把现代运动以来的城市之错怪责在规划师们已无崇敬自然之心。尽管现在看来，这一指责仍是属于那个时代共通的话题转移打错靶，但是此书依然有其成立的潜在条件，即对现代运动以来的位于资本商品化的建筑生产方式，与“进步建筑师”的个体英雄主义范式裂缝中的“社会-空间决定论”的质疑与系统修补[6]。
今天，这一决定论并没有如其所愿的退却，恰恰相反，“没有建筑师的建筑”其自身也成为了这一决定论侵入日常生活的隐匿通道，或者更关乎建筑趣味的陈词滥调。我们可以从这一词组中的（中文的）后半部分，去理解这一隐含其中的“陷阱”所在，意即在建筑（architecture）和建造-房子（building）之间所做的区隔，不仅无助于“没有建筑师的建筑”对社会-空间决定论的质疑与挑战，而且，在谜面上取消了“建筑师”的特权，并转换为“无名者”的同时，又将“建筑”的特权偷偷地塞入了谜底。
罗兰·巴特曾经指出，好的老师和好的学生都知道，师生关系的真相在别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在教学场景之外才被摆平的，他们是被远远多于他们所能想象的确定性所左右的。而建筑师、使用者和建造，同样也构成了这种关系。去成为“没有建筑的建筑师”，是与里克沃特曾经指出的“先于建造的批评“一起，在“建筑师”的建造(build)之后的building中，才可能被确认的。
在2009年一篇题为《先批评，后建造》的短文中，里克沃特援引了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并且指出，“（人类）对语言的使用能力，通过模仿、讨论，甚至是争执不断地提升到更高的层级，紧紧伴随着的正是建造技巧的不断发展。在这一个过程中的持续的对话，如果不被称为是批评，那还能是别的什么？”因此，如果建筑批评试图与当前的社会与知识体系的生产方式，也就是“实践-事件-时间”意义上的“现场”更紧密地结合，那么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地提出这样几个问题：建筑批评怎样将已有的历史与理论研究投入到建筑对未来政治的筹划中去？建筑批评之后又怎样同时为建筑学知识体系与现实政治中的实践做到更多？换而言之，应当怎样以面向“将要到来的共同体”的姿态，去反思建筑批评与建筑创作之间的关系？
由此，对“在何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称一些建筑的创作是‘原创’的？”这样的问题，给出任何一种对风格投入过多关注的，我们可以称之为“风格的幽灵”的答案，都会很自然地进入全球化的可能性的拼图中去。亟需转化的是我们自己的提问方式：“在何种条件以及拓展出怎样的条件下，建筑创作还依然可以被称为‘原创’的？”
版权归作者所有，作者已授权发布。
文章来源｜《新建筑》专题“在地建造”｜2014
未完待续｜
社会更新圆桌2011导言
BLOOM绽的主策展组现场考察了谢英俊及其团队在台湾的几乎所有的重点项目以及在内地的工地和工厂，采样分析了1999年至2013年期间公共与专业媒体中关于协力造屋的各类报道，并在展出前将这些素材提供给参与活动的人员，先后在杭州、日月潭、雅安、重庆、成都、西安、贵阳、上海等地策划和参与了多次论坛、讲座、对话等活动，以期来自各领域的评论者能够事先对评论对象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以及更为重要的是，让评论者相互之间展开充分的论域交织与调整，最终促成了展出开幕九个多小时的讲座和对话和闭幕五个小时左右的回应。首先让我们回到评论展的开端，2011年与评论展同题的“社会更新”圆桌的导言。持续四天的圆桌议题推进，起于对共识的否定、承接破除神化之后的反转、由建筑转向社会生产、由设计转向社会意识、合于对职业化主体的自我批判。
将谢英俊及其团队的实践放在整体的社会部署中……任何社会实践都涉及到展示。
精编｜建造不仅是人权，更应当是已经在消费时代逐渐被忘却了的人的政治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