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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建筑的建筑师｜群劳作与副产品｜中
编者按｜
任何社会实践都涉及到展示——这是集体策展团队“BLOOM绽”在2015年“评论展——谢英俊及其团队实践1999-2013”前言中的主导议题。将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建筑展设置为评论展，并不止于策展形式上的创建，而是为了构成“对那些业已发生于社会现场，又被展示现场收缩为作品的再行动”：来自不同学科和实践领域的评论人将在与谢英俊及其团队实践的关联中，重新激发并再度表述自身的工作。在相关的活动中，主策展组之所以总是以“谢英俊及其团队实践”去指称作为个体的“建筑师”，不仅仅是因为协力造屋的特殊性，而更是为了通过策动将建造与展示这看似分立的两个阶段，转化为一系列相互质问的社会实践中的不同面向与现场，由此逐步形成某种高密度、低成本以及远期持续、近期关联的展示工作方法。以此完成的2014年的专题“在地建造”是以谢英俊及其团队近十年来的实践为发端，梳理台湾社会都市状况及现代建筑运动以来的脉络，指出谢英俊的工作不只是建筑计划，而应以“社会性建筑”的视角将其理解为空间生产计划，进而详实剖析其应对方法与隐含却强劲的哲学基础，期待建筑师仍能保有追寻社会统合之希望。借助当代政治学为研讨基底，结合建造、展示、社会等多重维度，倡言“没有建筑的建筑师”之预设，将是从其特定行动模式的起因、持续参与到相应的后果中显现的主体化过程。由此，建筑正成为社会运动经由在地建造的副产品，规划正成为城市展示经由媒介传播而来的群劳作。本次推送的文章指出在谢英俊及其团队提出的为70%的人盖房子的口号下面，包含着一个值得关注的与现实操作路径相关的议题：在建造、展示、社会被隔离的现况下，如何联合起在地、媒介、运动，共同推进并突破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将建筑视作社会运动经由在地建造而来的副产品，将规划视作为展示经由媒介传播而来的群劳作，我们才得以重新审视“在地建造”这一概念及其中蕴含的潜能。作者在原文的基础上还特地附上了补记，院外将分三期推送。
文｜王家浩 责编｜BLOOM
4｜第七种资格：开端的开端
朗西埃对柏拉图的统治与被统治的七种资格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去解读这一由建筑领域继续维护着其自身边界的“没有建筑师的建筑”的再次“重申”，终将意味着什么。在柏拉图那里，前四种权威者的资格是由自然条件以及他所在的特定的社会奠定的：家长对于孩童、年长者对于年轻人、主人对于奴隶、贵族对于平民。而第五种，成为最强大者，可以说是对前四种原则的总括，是原则中的原则，但严格地说也是不可确定的。第六种，则是有知者对于无知者的统治。
然而最为吊诡的，柏拉图自己都没有充分展开的是第七种，“神的选择”，即利用“抽签”的方式来指定“开端”。柏拉图在其他地方暗示，这就是民主制，就是抽签的方法，也就是统治的资格的缺乏，一种政治关联的例外状态。它是开端的开端，它是既发出指令，又接受指令的“公民”，正像“没有建筑师的建筑”从字面上来看，是一种与建筑师以及建筑学无关联的例外。
但是，正是因为“建筑”这一陷阱，当前再取“没有建筑师的建筑”这一论述，不仅容易被反智主义的批评所窃取，而且严格地说，这种批评并不是一种关乎建筑与建筑师的批评，而只是暗地里从建筑学的领域出发，将七、六、五的资格颠倒为由强大者、有知者、替代神的选择的“鉴定”。“没有建筑师的建筑” 将这些素材对象封闭在选择性的审美中，作为一种民主-伦理的廉价标签，阻碍了问题关联域的切实发生。建筑师对此的趣味肯定，使得“没有建筑师的建筑”已经成了撩动建筑师自我精神治疗机制的情趣内衣，就如同毕加索说非洲木雕比自己的更“艺术”一样的矫情。
“没有建筑师的建筑”实在无法成为一个可以令人激动起来的“概念”，因为它只是大量充斥着的“现实”，不可回避的现实而已。例如由非职业建筑师资质的人员完成的违章建筑搭建，例如由职业建筑师资质的人员套用现成的建筑图纸去建造房子，不仅在乡村的建设中，也多见于建筑市场化的快速运转中。而另一方面，从奇观-媒介装置中涌现出的“建筑作品”越多，“没有建筑师的建筑”的范围也扩张得越大，即所谓的“建筑师的建筑”被框定在只有它被建成的那一刻，并成为了其最小的、最极限化的话语单位。当前，人们完全可以将那些进入到使用后的“建成环境”，看作是在建筑师的实践中被遗弃的“没有建筑师的建筑”。
因此，“没有建筑师的建筑”并不是为了满足某些人群的审美趣味，也不是为了让人们从中获得新的民间智慧或操作法则而存在的。事实上，它彻彻底底的是社会制度中诸多问题，例如土地、劳动、阶层、金融资本等等的显现，以及目前的建筑专业机制失去其政治动力的病灶。
在“没有建筑师的建筑”中投射的趣味以及在“公民建筑”中投射的伦理关怀等等，与朗西埃、巴迪厄等人批判的“政治哲学”有一定的相似性，它以一种特有的模式去“接纳”并作为其政治行为的奠基，但是，正是在哲学对政治世界的描述中，政治哲学实现了这种对政治争端的消除，即它只是（某）一种政治，而并非“政治本身”。某种政治是一种特殊性的政治，但是在某种形式下，将自己装扮成普遍性的政治，它以这一从拒绝到接纳的次第的循环代替了政治本身的构成性[7]。
简化地看，“没有建筑师的建筑”也正在构成这样一种自现代主义以来到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循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再次提出让建筑师们去关心民众的日常生活，或者说如何鉴定“没有建筑师的建筑”等等这样的问题，而是在这一过程中，那些来自职业分工的建筑师的对此的回答，已经远离了当下的建筑学的知识生产与建筑师的危机本身。
那么在这一“没有建筑师的建筑”的现实中，回到城市的建筑师还能怎样？塔夫里在六七十年代就反复强调，建筑师不用在这个问题上想得过多，并借此搞出所谓的“进步的建筑”。当前的情境转变的重点在于，整个建筑的生产条件，更包括对于生产“建筑师自身”（作为明星品牌化）的条件，在奇观装置中被刷新了:“建筑（师）”并不只在城市中，也在展示中[8]。应当指出的是，这仍然只是现代建筑运动遗留下来的建筑历史的发生框架，只不过在当下更偏向于展示而已，它并不是当下才涌现的全新现象。
5｜能力-位置：没有建筑的建筑师
展出的能量不仅限于作为建构建筑学话语的一种媒介，它同样也内在于建筑史与思想史的论述之间，却往往被建筑物或作品所遮蔽。在建筑的展示与建筑物的建造之间，仍然存在着新的政治想象与政治决断的可能。之所以“没有建筑的建筑师”可以从展示空间延展到社会空间，不仅因为它是对“建筑”的取消，而且也因为对于建筑师而言，将一栋建筑称为“作品”，这只是一次作者的（author）而不是权威的（authority）签署，事实上，这种签署是把自己卷入到整个时代命运中去的一道机关而已。
朗西埃认为政治的本质，在于异见的主体化模式，换而言之，政治是取消共识性的实践。也就是说，一种主体的存在是由其对于相背离事物的参与所界定的。“没有建筑的建筑师”并不存在建筑师与没有建筑师的区隔。就像抽签那样，民主词源中的“dèmos”并不是指一种低等级的社会类别，而是在不必言说时进行言说的人，那些参与到他并不是其中一份子的事情中的人。
另一方面，dèmos不能以同样的开端或血统等等作为计算的开始，也不能被当做某一部分或其部分的总和，它不是在权力结构中的通常意义上的抵抗性认同，更不是合法性认同。而是一项认同的计划[9]。因此，“没有建筑的建筑师”并不是奠定在职业群体的“建筑师”之上的社会抗争中的共同目标。
“没有建筑的建筑师”将要带入的是作为一种抽象的附加物的人民，规定着对未被计算者的计算，或无-部分（sans-part）的部分。因此，它也可以是试图摆脱既定技术分工的建筑师中的dèmos，但不是仅仅退回到建筑物的制作，或者超越性地去关怀民众，而是那些已经被卷入到了城市，卷入到了展示的建筑师中的dèmos。
换而言之，“没有建筑的建筑师”的政治，正是在“建筑师的建筑”这一作品化的陷阱的前后，在文字、图像、建造、场域、想象的共同体之间展开的一种悖论性的行动类型。因此，在已经是大量的“没有建筑师”的现实面前，无需再次提出“没有建筑师的建筑“。恰恰相反，正是让建筑师还能区分出，存在着一个所谓“没有建筑师的建筑”的这些能力，使得这一位置被误认为是内在于“建筑师”的。
重申，首先是为了悬置“建筑师”，承认所谓的建筑师这一身份只是已有的技术分工和相关制度给予的，其次是悬置“建筑”，不被在面对图像时才说出的那一句“这才是建筑”的话，而忽略了整体的机制。政治是“开端”的逻辑的特殊断裂，不仅是在行使一种力量者和承受此种力量者之间的位置的“通常”分配之中的断裂，而且还是与这一“能力”的观念的断裂。
不断地把“没有建筑的建筑师”抛在前头，让我们得以看透“能力-位置”这样一种固定秩序以及它的反面，对这一秩序的翻转。由此给予我们超越“能力-位置”的能量，从追随那些新的、旧的、从横里突然冒出来的不可名状的理论，当做了救命稻草般的小球球杂耍实践的怪圈中出走。除了在展示中，颠倒成为“没有建筑的建筑师”，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地取消大写建筑的重点工程式的展示，也就是对项目“去作品化”。取消这一展示，意味着这样的建筑师能够调整作为构建起建筑学媒介之一的展出，为了其持续的目的，借助一切可能的手段去“展示”。
“没有建筑的建筑师”也不意味着取消了“建筑师”。只有在维持投入到具体的情境中的同时又必然是试图脱离情境的主体化过程的双重性中，“建筑师”才得以出现。“政治是没有固定的场所，没有原初的主体的”，在朗西埃所称的“警治”那里，流通的空间只是流通的空间，政治就是将这种流通的空间转化为一种主体的呈现空间，重新构型的空间。因此当前的建筑（师）的政治，就是在城市与媒介之间的一种邻域的重建。
从建筑师到“没有建筑的建筑师”，政治的本质工作是对其自身的空间进行构型。其中并没有退路可言，即坦诚自己只不过是设计房子的建筑师，也没有既定的进路可循，即让所谓政治正确的社会秩序取得展示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平行关联，指导建筑师以展出系统的光环给现实的建造添加品牌化的福利。政治，是一种增补的，将无部分的部分带入，补充进来作为一种对于可见者和可说者[10]的干涉。
“政治本身”是对此种稳定秩序的扰乱，因此不让凭空的理想和权力的现实之争，先于自身的欲望占据了通道，这已经是成为“没有建筑的建筑师”的第一步。它是对这种社会契约中的“建筑师”的增补，它干涉了既定的建筑生产的体系。“没有建筑的建筑师”包括了被执业体系区隔开来的建筑师与非建筑师的同等空间，它正是建造的边缘。
德里达以及詹姆逊都曾经论述过“建筑的建筑”这一概念，当然两者的面向不同，甚至在表面上作为个体的欲望和作为集体想象的象征，看起来是截然相反的，但对于展示中的“没有建筑的建筑师”而言它们都是“建造的边缘”。建筑作品化、建筑生产体系的技术壁垒以及建筑学科的界线，是去除了建筑师的政治动力的死循环。只有在反建筑或者是非建筑的建造出现之后，公共建筑（public building）不再是公共的空间，而是藉由公共领域的媒介化手段的拓展，去建造公共（building public）。
[10] 可见者与可说者的关系，是福柯的权力谱系学考察中的重要关联，可详见德勒兹的《福柯》
让“建筑的建筑”成为元建筑，是这一“开端”的逻辑的特殊断裂，这一例外是面向了更为普遍的“建造”的政治特性的条件。“没有建筑的建筑师”并不是反建筑物中心的，正象如何看待写作与出版，媒介与传播，成像与图像的不同，从中，我们不仅切开了生产-消费的关联，也由此暴露出个体-集体之间的矛盾。在这一争议的空间里，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筑批评对生产以及工作程序的关注，调整已有的社会关系，让对于建筑师而言似乎是很重要的建成与未建成的区分，让社会生产与意识形态的区分，变得毫无必要。
就像让教师与学生在课堂中重新回到平等的位置，前者不再构成某种障碍，也无力再为后者给出承诺和提供担保，后者也并不是对两者关系翻转的动力，而是解构式地让双方共同地卷带出社会维度的建造，即使只是某种想象的决断。
我们以依赖于创造者新的方式去想象世界，并充分有效的表达这些想象能力的景观（landscape）设计中的成像（imaging）为例，它不仅是一种概念，而且是直接的行动，有其自身衍生而来的术，是为成像之术。只有从用于社会交往的项目文本的展示，而非建成物中，我们才可能得到一种当代竞争关系中的建筑师的更为直接的成像术，换言之，对于建造而言，它是“去中介的中介”。
从这一项目文本的展示中抽身而出，其中的审美体验唤起了一种乌托邦式的“悬置”，成为“没有建筑的建筑师”正是基于技术批判的从中进行增补的“给出”。结合另一种“倒叙”的行动——先于建造的批评——与封锁在犯罪现场“回环”物证式的建筑作品鉴定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将作品看作是一种方法，而且其自身也必然是用以破解作品的推演。无论准备进入或是甩脱这一“作品”，都必须将这一作品从中展开，从观察者到再生产的表演者，它是对这一前者的“给出的给出”。换而言之，成像术是在脱离了作品框架的时刻才得以显现的，因此建筑批评在此时，成为并超出了创作。
再看通常建筑批评中所认为的，这一建成物并没有它的效果图来得更好，或者反之，是因为建筑师无法兑现其承诺而出的错吗？这一物与像的分离，并不是像自身的缺点，恰恰相反是其特点。朗西埃所谓的感性分配，也直接导致了群体实施行为的场所以及相应的存在模式，构成了社会。在功能、场所、存在方式中，如果不存在“空”就成为了“警治”。
“政治”是一项空间的工作，主体和主体运作的世界的显现。“建筑”只是一次再阐释中的临时命名，一层薄薄的掩盖。其政治的本质就是对异见的揭示，作为在同一个世界之中的两个世界的呈现，变“一”为“二”地冲撞进去。因此，“没有建筑的建筑师”是建筑师在前冲锋，同时由建筑图示“做掩护”，它的政治形式正是可感知的物与像的两种划分之间的某种交锋，只有在“像”中，“物”才可能保留这种过程中敞开的方式，意即比一个概念既多了点什么，又少了点什么，辨证方法的“有用性”才得以超越既定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关联。
政治的差异总是处于消失的边缘。例如，人民趋同于人口或种族，无产者趋同于劳动者，人们的公共示威空间趋同于商贩的广场等等，相应的我们可以说，建造的边缘，也会将“没有建筑的建筑师”趋同于受过职业训练的建筑师的未建成作品的展示。但是，空间是否真的在这种趋同中具有了某种恒定性？在空间的物理形态不变时，其中的意义完全被置换或者抽空，因此，我们也可以认为，空间的物理属性就是对空间政治的警治化。
要突破这一点，空间的实践完全是一场政治上的社会运动，而不是建筑师的社会公益活动。留给建筑师当下所要演示的，是在这一新的社会运动前景中自身所处的技术位置，由此，这一演示才是建筑师当下的政治。“没有建筑的建筑师”意味着要抓住建筑师这一当下的政治，而不只依赖于未建成的或建造完成后的建筑。在作品与产品都无力替代的城市中，利用一切由作品与产品带出的手段，去公共地商定“建造”的社会地位。
版权归作者所有，作者已授权发布。
文章来源｜《新建筑》专题“在地建造”｜2014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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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更新圆桌2011导言
BLOOM绽的主策展组现场考察了谢英俊及其团队在台湾的几乎所有的重点项目以及在内地的工地和工厂，采样分析了1999年至2013年期间公共与专业媒体中关于协力造屋的各类报道，并在展出前将这些素材提供给参与活动的人员，先后在杭州、日月潭、雅安、重庆、成都、西安、贵阳、上海等地策划和参与了多次论坛、讲座、对话等活动，以期来自各领域的评论者能够事先对评论对象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以及更为重要的是，让评论者相互之间展开充分的论域交织与调整，最终促成了展出开幕九个多小时的讲座和对话和闭幕五个小时左右的回应。首先让我们回到评论展的开端，2011年与评论展同题的“社会更新”圆桌的导言。持续四天的圆桌议题推进，起于对共识的否定、承接破除神化之后的反转、由建筑转向社会生产、由设计转向社会意识、合于对职业化主体的自我批判。
将谢英俊及其团队的实践放在整体的社会部署中……任何社会实践都涉及到展示。
精编｜建造不仅是人权，更应当是已经在消费时代逐渐被忘却了的人的政治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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