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有乡中的此时此地｜“复古”的历史与世界

编者按｜

本次推送的短评缩减版曾刊载于《艺术界》的“复古”专题。围绕着所谓“复古”中隐含着的历史命题，人们可以回到对“建造”之更为根本性问题的探讨，其中必然已经包含了不同实践者的道德决断。或许这种决断只有在当下社会生产的可能性条件的视域中，才有了“历史”的发生。借助威廉·莫里斯《乌有乡消息》的书中之意，作者认为历史研究应当超越于事物的构成、因果与关联，为人们在现实的社会中搞出平等。然而在当前的语境之中，复古或许无关于“历史”，它更像是一项全球文化版图中的地理计划。被我们视作为“尚古派”与“现代派”之间的转折性人物威廉·莫里斯在其写作中的“溢出”部分，也就是他所想象的人人“劳动”对于社会公共生活组织将起到重要的作用。他在现实中的“设计作为实践”的失败，并不能就此简单地将乌有否定为某种空想，恰恰相反，这一失败反倒成为了对其“写作作为实践”的某种政治上的证明。从这个意义上，当前对传统的恢复首先应当被放在一种全球化的生产方式中的建造，而并非仅仅作为某一种独特的文化认同或传承加以论述。如果从设计并非创新而是对世界的改造来看，那么所有的这些“历史”，无论他们将自身命名为现代的或是复古的计划，他们都将挑战我们自己的历史意识中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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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家浩    责编｜批评·家

William MORRIS｜1834年3月24日-1896年10月3日

乌有乡中的此时此地｜“复古”的历史与世界｜2013

本文4000字以内

进行革命那天，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六人出席，代表了政党的六个派别，四个是坚定而有分歧的无政府主义。

但愿，我能看到这么一天的到来。

仿佛，是在一个美妙的乡间庄园。

只有，一种希望。这种希望，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快感。

让我们的灵敏的心智，去加以考虑。

开始形成一个使他觉得有趣的，故事。

此段，缩写于《乌有乡消息》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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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谈论“复古”时，这一谈论本身就是在历史姿态与当下实践之间的决断。复古不仅是这两者的矛盾体，而且也是对历史对象进行研究之后的孪生物。通常建筑史上公认的复古时期受到了当时编年史计划的影响，处在布雷、勒杜等具有革命性建筑理念的纸上构想与全面展开的现代主义建筑运动之间。就此，我们不妨将复古看作是革命进程中的某种断裂与犹疑，但同时我们也可以认为它重新界定了何谓“革命的时间”。“历史”，在这里所能起到的作用是让人们在实践面前，在难以确定分期化的实践面前，回到对“建造”的更为根本性问题的探讨。在这些探讨中，必然已经包含了不同实践者的道德决断。

回到更为根本性的问题，可以让我们将“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推向极限，意即被称为“历史”的，都是在其自身情境中的实践，因此它必然已经是“当代”的。因此，真正的问题是并不在于“历史”在当代中才成为了当代，而在于“历史”在历史中就已经是当代的。反之，只有在当下社会生产的可能性条件的视域中，才有了“历史”的发生，这一发生不是为了把可能性还给历史，而是要把历史还给可能性。那么当下，尤其是在中国所处的语境中，复古或许无关于“历史”，它更像是一项全球文化版图中的地理计划。

威廉·莫里斯《乌有乡消息》的书中人物，迪克，曾经指出过这样一种历史研究的终局。他说人们多半是在动荡、斗争和混乱的时期才会非常关心历史，而在他们这个平等并以劳动为乐趣的社会中，人们更愿意研究关于事物的构成以及事物之间的因果关联等问题。在他看来，具有书本知识的学者是在快活地从事别人不大想干的工作，有意思，也没什么坏处，不过，仅此而已。这与古希腊人的看法不尽相同，他们将历史看作只不过是一个时空中已然确定的事实，所以不值得研究。亚里士多德就认为诗歌要比历史更有学问，因为历史是与普遍性相对的事物。然而在乌有乡（no-where）中的“历史”是相对于此时-此地（now-here）的“平等”而言的的。这一假设并不应当如乌有乡那样的被人们诟病为空想，恰恰相反，在一个尚未平等的社会中，历史研究也同样与平等有关。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如果历史研究只关注于事物的构成、因果与关联，那么显然是不够的。即使它只是从过去史出发，也不只是为了研究历史，而是要为人们在现实的社会中搞出平等的。

“乌有乡”的消息并非乌有，它也曾描绘过它所经历的革命过程，但其重点仍然在于作者将其想象的社会平等建基于“手工劳动”之上。莫里斯并不只是象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想用手工劳动作为一种概念去抵制机器生产。他之所以能够被我们视作为“尚古派”与“现代派”之间的转折性人物，并不是因为他处在这一承上启下的历史时机中，也不仅是他设计的那些手工制品，而主要是在于他写作中的“溢出”部分，他所想象的人人“劳动”对社会公共生活组织的重要作用。

我们可以这样拆解“手工劳动”：传统“手工”是为了将社会性重新汇入到当下的材料与劳动中，人人“劳动”首要冲击的是私有财产权、商品化以及交换体系。一方面，受制于当时想象力的条件限制，这一社会平等明显的带着一些乡愁的印迹。另一方面，在一场物质产品向新技术领域的社会变革中，劳动也的确如马克思所论断的那样，正从具体劳动变成抽象劳动，因此它的社会潜能并不容乐观。

此外，莫里斯尽管被戏称为一个“中世纪主义”者，但是他对于历史保护的态度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教条古板。书中的迪克在介绍被当做粪便储藏所的曾经的议会大厦时，说当时大量的人将爱好古物的团体视作是“莫名其妙”的。这一判断对于一个人人劳动的平等社会而言，确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因为“这些没有价值的老房子无论怎么坏，总还可以做我们目前正在建造的漂亮房屋的陪衬。用不着为了保留几座不大象样的房子而抱怨，因为我们总可以在别的地方进行建造。”

建筑历史学家柯林斯曾经在论述现代建筑运动之前的复古时期时，着重例举并区分了哥特主义复古中的几种不同的动机，分别是浪漫主义的与理性主义的、民族主义的与教会建筑艺术的、以及将其作为社会改革的理想。我们不能从机器生产对手工劳动更替中的个人偏好去区分，而是应当沿着社会的联合与更新这条线索去理解现代主义前后的几个乌托邦时刻。从拉斯金到莫里斯，想让群众互相联合起来，人人成为新设计师；格罗皮乌斯，想让设计师联合起大资本家，做出新人；而汉斯·梅耶，想让设计师联合起群众，做出新社会……每一次对前人的转译，都是正逢其时的断裂。

以各种形式回归的客体，如果它的可能性条件已经在当下转换为全面的不可能，那么我们需要警惕的历史研究方法，恰恰是对内在于整个文本中的历史条件与我们当下任务的可能性条件的双重忽略。对传统的恢复，例如现在常常被称为新的中式建筑，它首先应当被放在一种全球化的生产方式中的建造，而并非仅仅作为某一种独特的文化认同或传承加以论述。

如果我们能够深入地理解塔夫里所说的“作为体制的建筑”，那么国内所谓被“西化”的建筑与城市的现象事实上应当被看作是经由中国这一地点上的各种机制交织而成的，更为彻底的全球化的当代所引发的命题。社会对抗的普遍存在造成了这样一种结果，意即为了学科之对抗而做的选择，同样也可以用来对抗社会，但是如果它只是位于其学科内部选择的结果，那么其所设置的对抗性结构便是狭隘的，我们必然要求从中跨越学科本身在当前的必要性。然而，跨越学科并不是通常所谓的跨界，它是学科与社会复合之后的实践。复合实践的切分与描绘，是为了发出清晰的声音，而不是回归到故作神秘的文化论述。

对莫里斯的写作作为实践，以及手工设计作为实践的再评述，正是如此。佩夫斯纳不久之后，论证了莫里斯及其学生们的手工设计制品卖得更为昂贵，但是不能因为后者“设计作为实践”在现实中的失败，便将前者“写作作为实践”否定为空想。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后者的失败成为了对前者的一种政治的证明，它要求我们对前者的目的再次给出肯定。表面上看，卖得更为昂贵这一点与我们当下的机器-手工、全球-地方全面融合的时代中，那些自我标榜为民间手工制作、高端品位设计的奢侈品的情况相似。但是两者的区别在于，莫里斯用以对抗资本-机器生产的手工劳动的过量，在当前早已被资本主义的逻辑吸收，并且已经内化为对奢侈品的生产目的的控制。这一控制处于齐泽克所论断的大背景之中，当今世界的政治是对现代主义时期的无限制的需求和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紧张冲突的一种反转：当前的资本主义已经有能力给每个人提供文明化的生活水准之时，人们的要求却极为有限。

在利用本地材料以及民间工艺的复兴过程中，所谓对生态环保的可持续性的强调，涉及到了一个更为广泛的人与自然的总体视野。例如在王澍设计的中国美院象山校区的建设中对大量旧砖瓦的回收通常被评论为，一方面是对城市迅猛发展的沉痛反思以及个体救赎，另一方面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美学上的当代回应。但是，塔夫里曾经在重写他的现代建筑史时，开宗明义地切换了建筑学的总问题。他认为重点并不在于之前的那些老命题，例如建筑语言怎么让人们共同关心，怎么解释自己的寓意与象征，怎么隐喻其新秩序和新目的等等，而是建筑语言怎么与超语言学的关联域打通，怎么变成经济价值的手段，怎么适应实际的生产结构的需要。就此，我们可以用来检验这其中的生态环保的可持续性，如果它并不能发动出可持续的本土经济，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种对商品-资本的关系发出的单通道的祈愿。

本土经济的全球化——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大局中，看似是一个字面上的悖论——或许才是对真正的可持续性，即对平等与分配的可持续性的探究。我们甚至还可以从象山校区的案例中看到，由于这一民间工艺带来了并不必要的后续维护费用的增加，这一大面积的墙体滥用显然不是一种可推广的模式。恰恰相反，只有基于当地的大量拆建，才可能被它吸收而形成如此的表面文章。与其说它是积极的回应，不如说它就是现实的黑洞。如果到此止步，那么它至多至多只不过是向全球化的学科内部发布的一种道德政治的宣称。

从认识世界到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必须先认识到其改造世界的能力之有限，然后在这一限度上去改造其认识世界的能力，并尽其所能地推及无限。这是真正的跃升的途径，而不是用改造世界替代认识世界。在认识与改造中，“世界”都是一个默认值，这意味着跃升的焦点已经转移到了世界。世界来自于何处，去向何方？是脚下、书中、眼前？还是远方、人间、天边？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将建筑师的设计带来的建造理解成改造。设计即改造，而非创新。

改造并非折中，狄德罗曾经这样描绘过真正意义上的折中主义者，他蔑视偏见、传统、举世公认的权威，他敢于独立思考，返回到最清晰的一般原理，除了那些通过自己的经验和理性证实的东西之外，一概不予接受。于是从全部的哲学之中，形成了他自己的、他本人特有的一种哲学。与之相对应的是，建筑批评家维德勒所谓的“后历史”中的社会世界将终结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对立与辨证。现代主义看上去是拒绝历史的，但是恰恰相反，或许这一拒绝正是因为他们太尊重“历史”了，他们将历史看作是最基本的力量去重新发动社会。而后现代主义看上去陷入到了历史的叙述中，其实只不过是更偏好非历史的神话。因此，所有的这些“历史”，无论它们将自身命名为现代的或是复古的计划，并不重要。如果从设计并非创新而是对世界的改造来看，那么它们都将挑战我们自己的历史意识中的偏见。

版权归作者所有，作者已授权发布。

文献来源｜原载于《艺术界》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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