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建筑观》序｜格罗皮乌斯｜包豪斯人
院外以纪念日为契机陆续整理包豪斯人的内容：以与包豪斯相关的个人的创作与经历为主要线索，以现代主义运动可容纳的多样性及其深度，考察每个个体对新的共同体信仰的不同预见。这项工作不止于填补某段被忽略的空白，或是重新打捞包豪斯的历史遗珠，更希望能够打破既定的叙述框架。本次推送译介的是格罗皮乌斯1953年应芝加哥伊利诺斯理工学院之邀而做的讲演，当时适逢他七十岁的生日。后来这篇文章收录于《总体建筑观》并作为整本书的序。格罗皮乌斯在讲演中想要极力地打破人们对他以及他这一代建筑师们的刻板印象，强调当下仍须聚集起全部的气力和原创力，保住创造冲动的活力和效力，用以抵御机械化和过分依赖组织化，防止它们拖垮这个社会该有的效应。格罗皮乌斯进一步指出时人共同的困境，正在于失去了对进步载具的控制，进步反过来践踏着人们的生活。然而其中的过失并不出在工具上，而是出在心智中。只有磨练平衡的感受和均势的情绪，从潮起潮落的时尚沉浮中，从批量生产的进程中，探究本质和类型，并不断地做出选择之后，文化的标准才得以形成。在整个过程中，为这种选择设置一定的自我限制，其实能给很多个体提供机会，让他们为同一个主题贡献出各自的变体，由此更有助于人们重构生活的统合模式。在格罗皮乌斯的理念中，如果建筑师们还想要缓解这个时代无处不在的混乱失序，靠建造房子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提供一整套新的价值，形成对这个时代的思想与感受的综合表达，并且为了达到真正的民主，应当将其展现在世人面前。归根结底，多样性才是真民主的来源。同时他也坚信个体的多样性和为了全体的公分母不仅能够而且也必须融合在一起。《总体建筑观》书中绝大部分的文章是格罗皮乌斯去往美国之后的写作与讲演，在全书的章节框架上进行了重新的编排——从教育到建筑师，再到城市规划与住宅问题。可以说这本书的主旨依旧延续着包豪斯以来未尽的理念之路，所以也是“重访包豪斯”丛书即将出版的重要文本之一。希望之后能够透过回溯性的历史动态构成，挖掘出新的视角和思考维度，并期待有志于此的同道加入，切磋砥砺。院外还将陆续推送相关译文。
文｜格罗皮乌斯 译｜王家浩 责编｜BAU
Walter GROPIUS｜1883年5月18日-1969年7月5日
《总体建筑观》序｜1953，1962
本文4000字以内
我的人生正在翻开全新的篇章，这与人们对年过七十之后的正常预期是截然相反的。然而这在我看来，与先前的阶段并无二致，依旧是动荡不安、危机四伏。我很清楚，我自己被人们贴满了标签，这样的一个形象或许到了含糊不清的地步。像“包豪斯风格”、“国际式风格”、“功能风格”等等名头，差不多已经把形象内核中的那个人隐藏得严严实实。所以我急切地想在这个木头人的壳上砸开几道口子，而那些忙个不迭的人早就丢下它溜走了。
我第一次引起公众关注时，还是个年轻人，我的名字开始出现在报纸上。可是我发现我的母亲对此却无甚欢喜，而是沮丧不已。当时的我相当纳闷，然而现在，经历了那么多事之后，我完完全全能够理解她在忧虑什么了。这个时代的飞速出版、分门别类、大肆宣扬，所有这些可能套到个人头上的事，就像是在往瓶子上贴标牌一样。每每如此，我常常就会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恨不能抖脱掉这越长越硬的板结，让世人再看看那个被裹在标签牌子里的人。
有人告诉我，有棵树将以我的名字冠名，栽在芝加哥迈克尔·里斯[Michael Reese]医院的园区里，以此答谢我在过去的八年里，一直担任着他们的建筑咨询顾问。我希望它能长成这样一棵树，形形色色的鸟儿栖息枝头。我希望这棵树不限制任何物种，无论是方头方脑的，流线轮廓的，还是国际范的、包豪斯帮的……简言之，我希望它是一棵好客殷情的树，让百鸟齐鸣，而不要弄些假鹦鹉来学别人的舌。
我还是小男孩的时候，有人问我最喜欢什么颜色？后来家里人拿这件事调侃了我好几年，他们说我当时犹豫了好一会儿，回答道：“Bunt ist meine Lieblingsfarbe”，意思是“我最喜欢的颜色是——彩色”。生命中每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都应该包括进来，而不要因为狭隘和教条排斥其中任何的一部分，这种愿望是如此的强烈，正是它塑造了我的整个人生。由此也不难想象，在看到各种不同的现代设计学派的代表们为了那些词语混战时，我会有多么的厌恶。挑起这些审美仗的通常并不是建筑师自己，而是那些自封为批评家的人，不管是出于善意，还是出于恶意。为了加持各自审美的或政治的理论，他们往往抓住建筑师们的某些言论，夸大其辞，也不去深究那些话的背景和来龙去脉，从而糟践了人们具有创造力的所作所为。
在我的生命经历中，我发现纠缠在那些词语上实在是弊大于利，尤其是那些从未受到过经验检测的理论。1937年来到美国之后，我很欣赏这里有一种倾向，这边的人会直接以实践去检验每个新冒出来的主意，而不是过多地、过早地去争辩它们可能具有的价值，由此扼杀掉每一棵萌芽。那是种坏习气，在欧洲挫败了人们如此多的努力。机械化和过分依赖组织化正在威胁着我们的社会，拖垮了该有的效应。如果想要对抗这种状况，那么我们必须聚集起全部的气力和原创力，保住创造冲动的活力和效力，由此，这一伟大的品质不该湮没在时兴一时的理论偏见之中，不该湮没在聒噪不止、徒劳无功的争辩之中。
Impington Village College｜格罗皮乌斯和福莱｜1939
当然，福兮祸所伏，不停探索的头脑一旦偏离了寻常之路而另辟蹊径，就会被当成旁门左道，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那个年代，纳粹斥我为赤色分子，共产主义者将我视作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鼓吹者；来到美国之后，又有人认为我是人地两生的“外来者”，不熟悉这里生活的民主方式。所有这些标签都贴在了同一个人的身上，不难看出我们的时代是多么的一团糟，那是由于一个人只心心念念于自己的信仰而造成的。我总是超然地看待我生命中倏忽而逝的疾风骤雨，这种态度来自于经验，因为我信赖自己的指南针，如果连这都做不到的话，那么我们时代的各种狂潮早已不知道把我的船推向暗礁险滩多少回了。
但是，我也不想让人觉得这种超然是将自己置身于时人共同的困境之外。我们对进步的载具失去了控制，这个时代造就出来的进步，已经反过来践踏着我们的生活。我的意思是，对机器的滥用生出一架大众心灵的碾压机，夷平了个体的多样性和思想和行动的独立性。归根结底，多样性才是真民主的来源。但是诸多便宜行事的因素，诸如高强度的推销术、组织的过度单一化、只以赢利为目的等等，肯定已经损害了个体的能力，导致人们无法寻求和理解生活中更深层的潜能。
让对比鲜明的两种宣言相互作用，这是民主的基础。一方面，我们需要心智的多样性，它起于频繁密集的个体展现；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区域表达的公分母，它源于代际传承和日积月累，并将任意专断从本质与类型中一一剔除出去。或许这两种表现看似无法调和，但是我坚信，它们不仅能够而且也必须融合在一起，否则的话，我们终会沦为机器人。
有位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曾经探讨过民主程序的实质，他将其定义为“本质上是‘程度’问题”，这一点我极为赞同。他不会以抽象的对错原则去裁案，而是把每件案子放在特定的情境和相对的比例中，因为他认为只有将相关的整个社会结构考虑在内才是周全的。那些或许在今天被当作有可能造成损害的事，随着条件的变化，到了明天或许就微不足道了，反之亦然。
我们所有人必须在自己的生命中去磨练平衡的感受和均势的情绪，让它们变得更加的敏锐。例如我们斥责技术与科学，认为它们扰乱了先前的美与美好生活，这时最好还是回想一下，究竟是因为技术化批量生产的机械，纷乱杂陈到了令人无所适从，还是我们头脑中的惰性或防备心，抑或是我们自己忽视了，没给这一发展提供应有的出路，才导致了事情变成这般模样。举个例子吧，完全以手工艺为基础的住宅开发，因为重复而枯燥乏味，我们这一代人为由此造成的恐慌而深感愧疚。于是反过来轻易地就用那些尚未考虑周全的预制系统与之竞争，原本只是房屋的组成部分，后来变本加厉地拿下了整栋房子，结果是死气沉沉的一式一样。其中的过失并不在工具上，而是在我们的心智中。
日本团地
艺术原本可以精准地认识清楚个体的本能达到了何种程度，现如今它不是被按捺下去，就是被用来撩拨人心，或者说我们的共同政策，是强制执行也好，是竭力抵制也好，显然都是那些少数聪明人的特权，而我们还无奈何地死赖于此。我们这代人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一代人，如此波澜壮阔的画卷向我们眼前涌来，充斥着各种互相冲突的趋势。而那些留给我们的遗产却过于专门化了，无法让我们把自己武装起来去应对这一势态。人们必然会从我们创制出来的那些建筑中，揭示出我们以怎样的程度去尊重一直发展至今的社会模式。我们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份子，没必要刻意抹去我们个体对此的付出。
从贴在我和其他人身上的那些为人误解的标签中，我想至少能扯下一个来。我指的正是“国际式风格”。除非你说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那些普遍的技术成就，归属于每个文明国度的知识储备，或者你说的是那些苍白的案例，从莫斯科到马德里、再到华盛顿的公共建筑中，都能找到它们的踪影，然而在我这儿，我只会称之为“应用考古学”。钢或混凝土的框架、条带窗、架在脚柱上的悬板或挑翼，都只是些当代的手段而已，并不带个人的色彩。打个比方，它们就像原材料，人们得用这些去展现具有地域差异的建筑。这就好似歌特时代的构造成就，拱顶、拱券、扶壁、尖塔等等，后来成为了国与国之间的共同经验。即便那些是共同的，不同国家的人也能在建筑表达上，造就出令人瞩目的地域多样性！
说回我的实践，我在美国建的第一栋住宅是自己的居所。那时我就特意留心，把生生未灭的新英格兰建筑传统吸纳进自己的概念中来。以当代的路线融汇地域的精神，而正是基于完全不同的气候、技术与心理的背景，才创作了这栋我自己从未在欧洲建过的住宅。
我尝试以同样的方式，去面对这片土地上的前人们也曾面对过的问题。他们建造得朴实无华，以当时能用到的最好的技艺手段，清晰地表明了所谓的房屋就是，既能抵御住严苛的气候，又要表达出居民们的社会态度。
我们当下的职责看似是以我们大工业文明的特性去表现最佳的也是最为持久的价值，由此，我们当下的职责也应当为新的传统培育出核心的价值。当然，要想让文化的价值恰如其分地发展起来，只有靠稳步提升的教育。在文化教育的领域中，落在我们建筑师身上首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强调新的价值，并让它变得更为精确。我们要从潮起潮落的时尚沉浮中，要从批量生产的进程中，筛检新的价值，分辨哪些是尚未发觉的转变，而哪些只是不必要的改进。面对大生产和所有那些详尽的货品和类型，我们好像什么都可以选，然而请务必牢记，只有在探究本质和类型并不断地做出选择之后，文化的标准才得以形成。设置一定的自我限制，绝对不是为生产那种无趣的一式一样，而是要给很多个体提供机会，让他们为了同一个主题贡献出各自的变体，由此更有助于人们重构生活的统合模式。随着机器时代降临之后，我们已然对这种统合不问不顾了。个体的多样性和为了全体的公分母，这两相的对立，将在重构之时再一次地相互和解。
上海艺术博物馆｜哈佛的研究生课程设计｜贝聿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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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Gropius, Scope of Total Architecture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