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的天性｜巴克敏斯特·富勒《设计革命：地球号太空船操作手册》节选｜上

本次推送的文章节选自2008年再版的巴克敏斯特·富勒三本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设计革命：地球号太空船操作手册（1969年初版）》（2017年已出中译本，详情可见文末链接）。某种程度上，把巴克敏斯特·富勒仅仅称为建筑师，的确是一种“错误”。不少人还将他看作是工程师、发明家、几何学家、系统学家、未来学家……这足以证明富勒自己一直以来想要破除专业化分工的试验，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不从跨界的建筑史，而是从更具统合性的另一种建筑史的视角，回溯性地去阅读富勒的创作，那么仍然可以将他看作是一位“建筑师”，因为富勒的所作所为并未偏离建筑师这一身份命名的本意——统合各种技术的操持者的形象。然而，在当下这样一个技术加速和组织创新的语境中，富勒往往会被重新塑造成另一种技术乐观主义的偶像受人推崇。这与他在自己的文本中更多显现出来的幻想预测的那一面不无关系。但是，只有从他偶尔闪现的话语中，我们才有可能更为精微地体会到他的批判性所在。比如一方面他赞许冒险家们突破了人们此前用以解决危机的思维惰性，同时又不忘提醒人们不要将冒险家们当作领袖权威，不要将这一面的思维惰性无限放大。正如在本次推送的节选中他说到的那样“由顶级武力加以强制维护的‘国家’观念……会让人们陷入更加严重的专业化奴役深渊和高度个性化的身份等级泥淖中。”而他的诸多构想试图合乎科学逻辑的进化论，也使得他的“乌托邦”明显地在六七十年代同期或乐观或悲观的氛围中独树一帜。我们不难从他另一本著作的标题“要么乌托邦，要么消亡”中看出，富勒仍然延续着他早期所身处的现代主义时期的普遍理念。由此，比起具体分析他“设计”的方案，或从他的形式体系中获取再造创作的灵感，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从他的乌托邦未竟之处，回到或者如何回到他一直关切的基源命题和总体原则，同时这些也是他最为激进的出发点。以下引自杰米·斯奈德为自己的外祖父巴奇（即巴克敏斯特）的再版书所写的前言：

时至今日，“地球危机”已不再耸人听闻，不再遥不可及。世界性危机已成为全民共识，还交织着气候急剧变化、环境急剧恶化，更不要说核武器危机和全球大面积极端贫困问题持续无解了。当前形势告诉我们已经越来越逼近不可逆转的临界点，这时，人类的集体意识已经逐渐清醒和明朗起来。今天的人们几乎再也不可能回避地球危机了。例如，科学家指出，如果北极冰盖持续快速融化下去，那么五年之内便将荡然无存。如果我们仍然无法认识到人类完全有能力建设可持续的未来，有能力把“危机”转化为“生机”，那么即使我们对环境问题有所警醒，也很难彻底走出当前困境。那么，你手里拿着的这本书将如何帮助你理解可持续的未来？将如何帮助你参与到拯救地球的行动中，学习驾驶“地球号太空船”成功进入安全飞行模式？我所了解的巴奇有一项卓越的才能，那就是他善于描绘最宏大的全景图像，让我们很容易发现目前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才能阻止地球危机。巴奇在书中把这样的拯救行动描述为一门“宏观上综合全面而微观上精准确切”的学科。在他看来，拯救行动具有两种相反的极端特性，单独强调其中任何一种都会引起失衡，最终导致拯救行动失败。巴奇把这样一种解决问题的“大策略”称为“综合性预期设计科学”。他认为这是解决地球危机最有效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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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巴克敏斯特·富勒    译｜陈霜    责编｜PLUS

Buckminster FULLER｜1895年7月12日-1983年7月1日

综合的天性｜1969

本文5000字以内

人类的创造力非同凡响，时而迸发，有如天降一场及时甘霖。为此，我总是欢欣鼓舞。假如有一天，你不幸遭遇海难，而所有的救生艇此刻都不见了，这时，如果你抱住了一块钢琴琴盖，便可以漂浮逃生。偶然之间，琴盖成了一件救生工具。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救生工具全都应该设计成钢琴琴盖的样子。然而，人类往往会犯这样的毛病，那就是抱住了许多信手拈来的“钢琴琴盖”不放，认定这就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案。人类的大脑只能专事专办，但人类的思想却不然；人类只有运用思想才能够总结发现万用的普遍性原则，人类一旦发现并掌握这些普遍性原则，便能凭借知识优势，无往不胜。

在我们的孩童时期，许多天性驱使的自发行为因大人们不经意的阻挠而频频受挫，导致我们从此一蹶不振，习惯于龟缩，不再起心动念想要大胆尝试去挖掘潜力。我们发现苟同他人、追随潮流最不费力。因此，尽管工业时代的专业化大生产已经暴露出狭隘短视的弊病，但大多数人却置若罔闻，不求新、不图变，将全人类共同的难题留给少数人去解决——主要是政治首脑们。我们成年人思维狭隘，业已习惯成自然，要想彻底改变，必须竭尽全力，以孩童般的无所畏惧，挑战未来。在本书中，我将循此思路，尽我所能放眼最远的未来，尽我所能探讨更多的问题——虽然这样的思考也许不够长远。

我曾受训于美国海军学院，有切身体会，认识到人类在天文导航技术、引航技术、弹道学和军事物流学等领域的预测手段已经高度发达；同时我还认识到，过去海军由于精通长期预测性设计科学而掌握了全球海上控制权，而今这门科学逐渐发展形成了通用系统理论。1927 年，我开始对以下两个指标进行认真研究：其一，对人类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的时效性能达到多长；其二，在现有资料和数据的基础上，对人类全面发展进化的物质细节进行预测的准确性能达到多高。最终，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预测时效大约可达 25 年，也就是说，人们能够比较准确地预测到 25 年后的未来发展。这大概是每一代工业工具的适用期。平均而言，所有的新工具从发明到应用，随后被淘汰，大约要经历 25 年。上一代工具的金属材料被回收，再次用于性能更高的新一代工具的生产制造。总之，我在1927 年经过分析推导，做出了若干预言。其中大多数预测针对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即 1952 年；而少数则预测到了半个世纪之后，即 1977 年。

1927 年，每当有人问起，我就会跟他们谈我的预测一一描述了 20 世纪的 50 年代、60 年代和 70 年代，世界会变成什么样。人们听完之后，总会付之一笑：“真有意思——不过，您预测的是 1000 年以后吧！”如前文所述，我自己专门研究过预测的时效性，现在看到别人竟然随口一句便可轻易预测千年之后，时效长度达到了我的 40 倍，对此，我颇感啼笑皆非。随着时间推移，人们慢慢改口了，先是说我超前了 100 年，而现在他们干脆说我有点落伍了。我总算见识到社会大众对新鲜事物会作何反应，也明白了当现实世界发生了变化，人们会迅速接受并轻松适应，就好像世界原本如此。因此，我意识到，人们之所以说我落伍，仅仅是因为我预言过的进化事件按时发生了。

不过，有了这样的经历，我更有信心对未来 25 年进行预测了。首先，我想要探讨一下人类社会的现实状况，例如，目前全世界有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1]，悲惨无助，亟须全面改变生存环境。把穷人赶走，就是把贫民窟改造成豪宅，导致原先的住户付不起租金，无奈迁离——毫无疑问，这种方法极不可取。但我们的社会采取了种种诸如此类治标不治本的措施，而许多人宁愿眼不见为净，假装这样就大功告成、解决问题了。今天，人类社会面临着许多困难，我们苦苦挣扎却力不从心，原因之一便在于我们估算成本的时候，总是短视，而后却产生大量计划外的费用，最终不堪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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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1 年，18% 的人口（61 亿人口中的 11 亿）生活在“极度贫困”中。极度贫困是指无法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每日生活费低于 1 美元的人群。1981 年，34%的人口（44 亿人口中的 15 亿）被划分为“极度贫困”。Jeffrey Sachs, The End of Poverty: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Time (The Penguin Press, New York, 2005 ), chapter 1.

Geodesic Dome｜巴克敏斯特·富勒｜1954

固然，我们的失败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专业化分工。由于整个人类社会的运作建立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我们坚信专业化是成功的关键，却没有意识到专业化阻碍了综合性思维。这意味着各行各业经年累积的技术与经济优势本来有可能经过整合而发挥更大效用，但专业化思维无法对这些优势进行综合认知和理解，因而也无法发挥集成优势。有时，集成优势虽然得以利用，却被用于武器生产或其他军事工业上了。

今天的大学全部都已逐步组织形成极端精细的专业化分野。全社会想当然地认定专业化是自然而然的，是无可避免的，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我们观察儿童就会发现，他们对万事万物都充满好奇，并能够自主地理解、领会和总结出一套又一套的经验来。孩子们一向是天文馆的热情观众。人类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正是因为这种渴望洞悉宇宙、参透万物的求知欲。

推动人类发展的一大动力是理解和被理解。地球上的其他所有生物都具有高度专业化的天性，唯有人类例外。在对某一领域的事务进行理解和协调处理方面，人类具有独一无二的综合性理解。如果造物主的本意是要让人类成为专家，那么他应该让人类长有带显微镜的眼睛才对。

大自然需要多向适应的人类，而非单向适应。因此造物主既给了人类大脑，更赋予人类以思想，由大脑充当协调的中枢。人类有了思想，便能理解和领会飞行驾驶和深海潜水的普遍性原则：需要上天时，人类坐上飞行器，有如插上了“翅膀”；需要下海时，人类有辅助呼吸的工具，仿佛装上了“肺”；而不需要时，可以脱掉“翅膀”，摘掉“肺”。飞行专家鸟类为翅膀所累，行走不便；潜水专家鱼类离不开江河湖海，永远无法登上陆地——因为鸟类和鱼类都是“专家”。

由于我们对儿童行为和儿童教育知之甚少，我们开始研究行为科学，至今略有收获。过去，我们想当然地以为儿童就是一张白纸，可以任意涂写；我们总是企图往儿童的头脑中灌输人类历史传承下来的知识和智慧，直到他们“受到教育”。但是，现代行为科学的实验表明，这种教育方法并不合适。

孩童表现出了人类的综合性思维，他们无所不及、无所不在的好奇心与生俱来，显而易见，有目共睹；但我们非但没有尊重孩童的综合化天性，反而刻意通过正规教育体制引导他们走上狭隘的专业化道路。为什么呢？我们追溯一下历史，不需要久远，就能找到答案。让我们回到那个大时代，整个世界大多数人都处于蒙昧和无知之中，唯有彪悍的领袖们野心勃勃，实力超群，偶露峥嵘。我们发现，早期的人类社会经济艰困，仅有不足 1% 的人口能够活到寿终正寝。其原因有三：第一，表面上看来，生活必需资源十分匮乏；第二，文盲社会生产力低下，无力与环境抗争；第三，与此同时，人类不断繁衍后代，必须承担新生人口带来的生存压力。于是乎，人们在苦苦挣扎中，就听见一声高呼，“跟着我干就会超过别人！”——正是这些精明强干、足智多谋的领袖们发明出“专业化”的概念，并将之发展完善。

看看人类历史的总体格局，考虑到地球面积的四分之三被水覆盖，这就不难解释人类为什么一直待在陆地上——把自己限定为“陆地专家”，从未想到有一天会上天入海、乘坐潜艇穿越大洋。由于人类局限在占地球面积四分之一的陆地上，很容易逐步发展为专职农民、专职猎人，或者领袖麾下的专职士兵。然而，适宜人类生存居住的陆地面积尚不足总陆地面积的一半。人类有史以来，99.9% 的人口都蜗居在 10% 的地球表面，因为只有在那些地方能找到生活资源。人类宜居地并非连成一片，而是散布全球各地的无数细小地块。因此，人们各据一方、各行其是，对外界茫然不知。他们完全不了解世界有多大、环境有多不同、资源有多丰富，他们只盯着自己鼻尖底下的小世界。

康沃尔郡“伊甸园计划”｜尼古拉斯·格里姆肖｜2000

但也有少数人不安现状、乐于冒险，他们潜心发明，反复测试，终于建造出各种水上航行工具，从木筏、独木舟、草船到舷外支架式帆船，不一而足。最初，冒险家们驾船在本地河流海湾中游弋；接着，他们沿海岸线探索前进；然后，他们离开海岸驶向大洋。最终，他们开发出体形庞大的肋腹渔船，冒险出海；船只体积越来越大，功能越来越强，冒险家们在外海停留的时间也就越来越久，乃至长达几个月。从此，冒险家们开始了航海生活。海上航行让冒险家们环游世界，并迅速发财致富。这样，他们成了第一批“世界人”。

冒险家们不仅在海上站稳了脚跟，而且技术高明，称霸水陆，威风八面。他们高瞻远瞩，善于设计船舶，还具有原始的科学观念，掌握着较高水平的数学知识和探测技术，在航海时，能保障船只在雾、夜和风暴中安全行驶，躲避岩礁、浅滩和湍流等。同时，为了建造生产大型船舶，这些海上大冒险家必须想办法发动和指挥其邻里乡党，组织起相当规模的金工、木工、织工及其他技术行业工匠。而要保证冒险家及其手下的造船工人们有吃有穿，就必须让当地的猎户和农民供给粮食；为了让猎户和农民服从听命，冒险家们就必须树立和维护自己的领袖地位。于是我们看到，这些优秀的剑客冒险家既富有远见卓识，又深谙协调管理之道，在他们的高度权威下，专业化分工日益加剧。等到“他的船进港了”，也就是说，一旦海上冒险成功归来，全城乡亲都得以分一杯羹，那时，人们对冒险家的领袖权威就被无限放大了。

冒险家领袖为数不多。他们在海上冒险时逐渐发现，原来全球水域是连为一体的，那么，全球人类和全球陆地也都可以联系起来了。他们深知麾下水手们目不识丁，不可能认识到这个事实；那些水手们每晚泡在酒馆，不醉不归，迷迷糊糊被拖上船，次日清早醒来，又在海上航行了。他们眼里只看见大海茫茫，他们毫无航海知识，对自己身在何方一无所知。

很快，海上领袖又发现，世界各地的人们对其他地方的人群一无所知。大冒险家注意到，地球资源分布不均，如果把各地资源集合起来，就能够取长补短，就能够制造优质高价的工具，提供优质高价的服务，生产优质高价的消费品。这样一来，某些资源原先在产地不值一文，但换个地方就会突然身价百倍。海上冒险家航行于世界各地，通过整合资源、分销产品迅速积累起巨额财富，充满好奇心而且购买欲旺盛的买家络绎不绝。身为船主的大冒险家们发现，由于海水浮力的自然法则，船舶能够运载大量货物，如此之巨，绝无可能由牲畜背负，更无法依靠人力搬运。此外，船舶可以直接横跨海湾或大洋，不必顺沿弯曲漫长的海岸线，也无须穿越艰难险阻的崇山峻岭，海上运输路程短、费时少。因此，为数不多的海上冒险家们拥有了万贯家财，权倾一方。

首先我们想要了解知识专业化是如何形成的。为此，我们必须看看冒险家领袖与他们管辖的无数专业人员的差别在哪里：冒险家领袖具有综合的智力，而从事各行各业的属下则掌握着各种各样体力劳动、手工技艺的专门能力；冒险家领袖凭借智慧和武功令所有专业人员臣服。大冒险家们永远以“全世界”为思考单位，他们知悉全球的四分之三面积被海洋覆盖，而所有海洋将整个世界连为一体。与之相反，在近代发明和使用电缆之前，全球 99.9% 的人口都只以本地为思考单位，他们永远只看得到自己鼻尖下的一块土地。尽管先进的现代通信技术拉近了人们的距离，尽管全球的整体意义被人们普遍认知，但在 1969 年，世界仍然按照地域性的主权独立原则各自为政、各行其是，这实在太过时了。

这种“国家”观念由顶级武力加以强制维护。由于人们出生地不同，当他们被灌输了上述国家观念，就会陷入更加严重的专业化奴役深渊和高度个性化的身份等级泥淖中。我们会发现，这种奴役性的划分导致了种种不合科学逻辑的荒谬问题，譬如：“你住在哪里？”“你从事什么职业？”“你信仰什么宗教？”“你是什么种族？”“你是哪国人？”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习以为常。但到了 21 世纪，要么人类终将明白这类问题荒谬绝伦，有违进化规律，要么地球上已经无人幸存了。

AVA_V2｜Ouchhh｜2018｜设计源自Buckminster Fuller标志性的穹顶结构

版权归译者与出版方所有，已授权发布。

文章来源｜设计革命：地球号太空船操作手册｜1969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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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豪斯之于今天
直接切入包豪斯对任务的构划以及它宣导的理念和方法。包豪斯体现了最大限度的集聚作用以及最大限度的动力、非稳定性、转化。之所以它能够构成了一个独具张力的场域，是因为一面以总体艺术作品去探寻新世界中的新人类，另一面以个体之间的差别反对所谓划一的概念，这两极的同时存在意味着历史上的包豪斯本身就是自我批判的。乌托邦理念的溢出价值，以及将设计看作是一种社会功能，可实践的社会行动，可以将这两个关键层面的结合看作是对“包豪斯之于今天仍是至关重要的”这一问题的回应。
只有将包豪斯的理念转译到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才有可能在完全不同的实际应用中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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