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之眼｜《观察者的技术》、《透视之源》短评

当人类文明正在步入一个虚拟现实的时代，观看技术产生了何种变化，而这种变化又意味着什么？作为视觉主体的、我们的角色，是否也在配合着发生转变；又或者说，我们究竟该如何应对这一貌似全新的视觉世界？在《观察者的技术》中，乔纳森·克拉里向我们展示出，19世纪早期，人类是怎样经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视觉革命：从“暗箱”到“立体视镜”。由此，人类之眼成了“现代之眼”。然而，观察技术的转变并不是单纯在技术层面上的革新，“每一种仪器都可以理解为不只是一个对象或是某种技术史的片段。同时，可从它是如何嵌入那些更加巨大的事件与权力的汇聚中来加以理解”：其背后纠缠着对人类身体的崭新阐释、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的变迁、商品经济的勃兴以及哲学思考的演变等诸多错综复杂的因素。而在达米施的《透视之源》中，则聚焦于人工透视法在现象学上的原初旨趣，以及作为思想装置所具有的智性特征。当透视不再单纯作为再现性工具加以考量，而从更富于建构性意义的认识论视角出发：透视的主体不再是笛卡尔式的“我思”主体，而是受欲望驱使的、被抽象固定的无意识主体，他们被视作理想化的一只眼、一个点，安置于现代科学之中，无法彼此分割。被科技史进步叙事所遮掩的、同时又被不断揭露的我们与世界的裂痕，就此揭开。院外“批评·家”计划以组合形式不定期推送议题相关的短书评写作，诚邀同好批评与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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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迪佳    责编｜619

视觉考古与现代性的起源

评《观察者的技术》

克拉里最精彩的论述之一在于通过对暗箱（camera obscura）和摄影技术所代表的“认识型”的区分，完成了对现代性起源的重新断代。书中提到，在传统艺术史中，暗箱的操作原理常常被看作是摄影和之后的电影技术的先驱，因为它们都基于单点透视成像。摄影技术也常常因此被看做是视觉现代化的象征，本雅明的诸多文本都证明了这一点。在这本书中，克拉里则试图证明，技术的演进并非视觉变化的主要推动力。相反，观察主体（the observing subject）的观察行为是由社会文化的权力结构和知识生产方式所建构的。暗箱和照相机所代表的不同“认识型”即是这一论断的直接证明。

克拉里强调，尽管后世许多史学家都侧重于谈论暗箱对于图像呈现的作用，但事实上，暗箱在16世纪末到18世纪末都更多被作为一种人眼视觉模型使用。有趣的是，无论当时的理性主义或经验主义哲学家都热衷于将暗箱作为模型进行分析。暗箱将“视觉”从身体原本互不可分离的知觉中分离了出来，作为主体的人成为了一个光学器材的一部分，他的个人行动无法影响他在暗箱中所能看到的图像。一方面，暗箱将人眼的作用机制以机械化的方式进行再现；另一方面，暗箱隔绝了其他感官，生产了独立于人体之外的视觉图像。暗箱所代表的、被明确划分的“内”“外”关系，将观察主体与“外界世界”区分开。这与文艺复兴之前观测主体与被观测客体之间不做区分的现象相比，代表了现代性的萌芽。

尽管暗箱构成了一个在人眼成像之外的“客观图像”，它仍然与“真实世界”相联。暗箱作为一个光学器械，与人眼所见的世界不可分离，它的成像也因此仍然与“触觉”相关。暗箱所代表的是对人眼成像原理的理性化，与经验的真实世界相关联。与暗箱相比，照相技术尽管看似基于相同的原理，但却更加以生产图像为目的，其所生产的图像可以无限复制、交换和流通。人不再与真实世界交流，而是逐渐愈发与图像本身交流。照相技术将图像与现实世界彻底割裂。克拉里认为，这种图像与金钱一样构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而观察主体也在其中被建构成为了去特征化、割裂化、可度量的单位。

在这里不得不谈到克拉里在本书中的另一个精彩论述，即对福柯理论的应用和发展。很显然，福柯对于现代社会通过包括医院、学校、监狱等机构（institution）规训个体的论述是克拉里本书的理论基石之一。权力和知识生产也是克拉里抨击技术决定论的主要武器。然而克拉里并没有止于对福柯的重复，而是基于本书的主题，进一步谈到了“观察”这一行为本身的二重性：一方面，“看”是主体的身体机能；另一方面，“观察”又是针对主体的规训手段。在1840年前后，以暗箱为代表的观察方式逐渐瓦解，人们不再认为暗箱成像代表了对人眼所看到的真实世界的再现，而是将视觉重新放归“身体”之中，对包括视觉在内的各种感知进行科学化的分析、度量和描述（包括建立公式）。不同的知觉被分离，主体在其中被解构。现代性不仅规训了作为身体知觉之一的视觉，也完成了对“规训”行为本身的建构。

在19世纪后期，现代性对身体的科学化度量基本完成。光学器材的主要目的也固定为图像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自此，观察主体被建构起适应于资本主义“奇观社会”的视觉方式。

The Ideal City of Urbino｜1480~1484

作为象征性秩序的透视与西方艺术史的建构

评《透视之源》

Hubert Damisch的《透视之源（the Origin of Perspective）》一书试图以结构主义的视角将透视看做是一个自洽的象征系统，以此来反对艺术史研究中将透视看做一种作画工具的惯例。在Damisch看来，“再现”并不是作画的主要目的，透视更不是仅仅完成准确“再现”的科学手段。透视本身构成了一种认识画作、认识对象的秩序，这种秩序本身所构成的系统不仅独立于作画系统之外，而且建构了西方艺术史定义艺术、认知艺术的方式。

Damisch对于透视的论证很大程度上基于Panofsky的《作为一种象征性形式的透视（Perspective as Symbolic Form）》一书。这本书象征着以透视为中心的西方艺术史研究的巅峰。Panofsky在其中谈到透视一方面围绕作为人的主体被建构，另一方面又可以准确无误地通过科学手段加以证明。人/科学/艺术，主体/对象在其中完美合一。透视因而象征着现代性中主体与科学的胜利。在认同Panofsky的同时，Damisch则更进一步，认为透视正是将主体放置在现代科学中的一种方式。自此，人及其客体无法彼此分割，认知世界的手段和被认知的对象也无法分割，而人的身体被抽象成了一只眼睛，眼睛又被抽象成了一个点。主体在科学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种在Panofsky看来十分完美的合一性是通过对主体的抽象、安置和固定而完成的。

Damisch在书中最精彩的两个章节分别是对Brunelleschi的透视装置的分析和对文艺复兴时期“理想城市”的三幅画作的分析。Brunelleschi的装置中，画板上有一个圆锥形的小孔，人眼透过这个小孔观察镜中的画作和身后的真实城市图景，并通过调整镜子的位置，使得画作内容与真实场景完全契合，以此证实画作中透视关系的准确性。在这个装置的使用中，主体、再现方式和对象坍缩到了同一平面上，这个平面同时又是一个非真实的镜像平面。Damisch在这里引用了拉康对“镜子阶段（mirror stage）”的叙述，将这一装置看做是以透视为核心的艺术史发展的“镜子阶段。”

拉康以结构主义的视角重读弗洛伊德，并建立了“镜子阶段”理论。拉康认为，婴儿在镜子中认出自己，标志着一个人对自我的最初认识。然而这个认识并非基于真实的自我，而是镜中的、虚幻的自我。这个图像位于真实的自我之外，并且基于前语言的（prelinguistic）、视觉化的图像而建立。拉康由此认为这是人与自我之间异化的开端。这种异化在人学习语言、进入社会之后，通过文化习俗和符号系统不断强化，人对自我的认识也因此建立在一系列意识形态和社会规约之上。

Damisch引入了拉康的这一理论来理解Brunelleschi的透视装置。他认为，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这便是人通过透视而“误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的瞬间。透视并不只是一个工具，正相反，它构成了视觉意义上的人在世界中的位置。通过对镜子的使用，人通过一个虚幻的图像来辨识对象，并将其作为“真实”的依据。Damisch对这一装置的分析也证明了视觉从来都不只是一个生物现象，也不只是技术发展的结果。视觉是意识形态化的，它是由不可分割的文化因素与生物因素共同建构的。

Damisch的另一个章节探讨了文艺复兴时期出自三个不同地方的三幅非常相似的“理想城市”画作。在历史上，对于这三幅画作的分析基本致力于分析其中的内容表现了哪些建筑要素、在现实中是否有对应的参照、以及这些参照所代表的舞台化的意识形态。Damisch则认为画作的重点并不在于它们表达了什么内容，而在于它们本身所建构的、以单点透视为核心的“理想”秩序。尽管一幅画作必然会再现某些内容，但是对Damisch来说，这些内容远不如画作本身的秩序重要。譬如在“理想城市”中，没有任何一幅画作是真实再现了某一个城市或者某座建筑，但是与此同时它们又出奇地相似。事实上，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和城市的建设大都出现在这三幅画作之后——对于建筑的再现事实上在建筑实体建成之前就出现了。“理想城市”的理想秩序通过透视来表达，“理想”的空间和序列根据作为个体的人的视觉需求而建构。不存在于画作中的、作为观察者的人事实上构成了画作的中心。人不仅是画作的“透视之源”，也同时被困在了一个理想化的视点上，他与他的对象彼此互相建构。而真实的城市和建筑空间正是基于这种锁定关系而设计的。同时，近乎轴对称的、在视觉消失点处放置某座重要建筑物（庙宇、凯旋门）的一点透视画面结构也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作画秩序。在西方艺术史中，创作和观赏的行为都被这种秩序建构起来，没有遵从严格的透视秩序的作画方式则被看做是“不懂”“不专业”“非现代”。

在全书最后一个章节中，Damisch谈到了作为主体的“我”与画作中的消失点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果将画作看成是一个镜面的话，那么构成“透视之源”的便是画面一侧的、被抽象成一个视点的主体，和另一侧的通过科学化的几何建构而确定、但却代表着无限延伸的空间深度的“消失点”。为了进入画作（同时也不得不进入画作），主体必须被抽象成一个去肉体化的抽象点；而这个抽象点在画作中的对应点则是一个并不存在于真实世界的、在无限远处且不可到达的几何点。因此，“透视之源”事实上只是一个虚幻的建构。Damisch通过对这两个看似一线相连、简单清晰，实则问题重重、并不存在的“透视之源”的分析，反思了主体、科学手段、客体在现代艺术史中的位置，并认为透视正代表了现代性对身体/文化的不可割裂的双重建构。

The Ideal City of Baltimore｜1480~1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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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重或释负，这是一个问题 | 关于阿多诺与盖伦对技术问题的分析的笔记

在《技术与人道主义》中，阿多诺更像是在为那些面临同样问题的同路者们提供建议、试图发动人们抽身反观自己、以及内在于自身的技术问题。盖伦与阿多诺对技术问题的关切共享着相当类似的时代语境，在批判的层面上，盖伦在《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的前两章中面向日趋严峻的技术问题也有着类似的反思，尽管它们观念上的矛盾之处似乎更甚于一致之处。盖伦并不是像阿多诺那样迫切地批判技术问题，而是考察其发展再进行分析，却得出了同样悲观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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