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于1996年的《无目的的手段》一书，收录了意大利思想家吉奥乔·阿甘本以“笔记”体成文的政治学思考，也是他最集中的政治学表述。书中涉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至成书时段，关于欧洲以及与欧洲密切相关的政治事件。正如中文版译者赵文老师在译后记所述，这些“时政”既是他行文的背景，也构成了阿甘本思考“即临的政治”的一种事件性中介。本期推送的《语言与人民》以吉普赛人的语言如何被重塑再进入欧洲为例，辨析语言与人民的关系。在阿甘本看来“我们全部的政治文化都建立在人民与语言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之上”，语言界定了“人”之为“民”的政治身份，尚未被规驯的“黑话”则游离于语言/权力的边缘。“我们的任务既不可能是把这些黑话建构成语法，也不可能是将人民再编码为各种国家身份。相反，只有时时处处打断语言、语法、人民和国家之间的纽结，思想和实践才能胜任当务之急。”这篇文章也是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导读系列第二讲的阅读文本，摘自《无目的的手段》中译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感谢译者的授权。院外将在之后推送导读全文。
在15世纪头几十年——那是一个以战争与混乱为典型特征的时期——里，一群群吉ト赛人[1]出现在法国。他们声称自己来自埃及，由自称 Egypto parvo[2]的公爵或 Egypto minori[3]的伯爵所带领：最初几批吉卜赛人于1419年在今属法国的地区被发现……1419年8月22日，他们出现在沙蒂永昂敦贝镇（Châtillon-en-Dombe）；第二天，由某个名叫安德里亚的小埃及公爵带领的一批吉卜赛人到达了六里格[4]之外马孔的圣洛朗（Saint Laurent de Mâcon）……1422年7月，更大的一群吉卜赛人南下进入意大利……1427年8月，在穿越饱受战争蹂躏的法国国土之后，吉卜赛人第一次出现在了巴黎城门之外……这座都城已遭英国入侵，整个法兰西岛上随处有土匪出没。有几批吉赛人，在细小埃及或小埃及的公爵或伯爵们的带领下，翻过比利牛斯山，足迹远至巴塞罗那[5]历史学家将黑话——coquillards[6]及其他匪徒帮派使用的隐语切口——粗略地追溯至这同一个时期。这些帮派得到孳生的那些纷乱扰攘的年月，也标志着中世纪社会向现代国家的转型：“的确如此，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前面提到的强盗间使用的一种 langage exquis[7]，若无传授，其他人是根本就听不懂。此外，通过这种语言，他们可以辨认出所谓贝壳帮的成员”（贝雷内在审判贝壳帮的法庭上的证词）。阿丽丝·贝克尔-何[8]仅将各种材料与这两件平行并列的事联系起来，就能意识到几乎全部用引文就能写出一部原创之作的本雅明式写作计划。[9]贝克尔-何这本书的主题表面上看没什么特别：正如副标题——“危险阶级黑话起源中一个被忽视的要素”——所示，问题就是要指明罗姆群[10]中那部分黑话语汇——吉卜赛人的语言——的衍生过程。卷末简短而基本的词汇表将那些“在欧洲吉赛人方言中”有着“明显影响更不要说有确定的起源作用了”的黑话词语逐一列出。[11]这个主题虽说并没有超出社会语言学的范围，但它暗含着另一个且更加重要的观点：严格说来，切口不是一种语言而只是一种黑话，就此而言，吉卜赛人并不构成一类人民，而是前代众多法外之徒（fuorilegge）[12]所构成的一个阶级延续至今的后裔：吉卜赛人封存着我们的中世纪；是来自另一个时代的一个危险阶级。演变成各种不同黑话的吉卜赛词汇像极了吉赛人：实际上，自他们首次出现以来，他们浪迹到哪个国家就从哪个国家获得姓氏——gadjesko nav[13]，结果，在那些自认为识文断字的人们看来却差不多丧失了纸面上的“身份”。[14]这说明了学者为什么永远不能成功解释吉卜赛人的起源并熟悉他们的语言和风俗：在此情况下，人种学调查将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受访人都在系统地撒着谎。
1.吉卜赛人一词（Gypsy或 Gypsies）是从英语埃及人（Egyptian）一词演变而来的，这是英国人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对他们的传统称呼这是由于15世纪时欧洲人对于流浪到他们那里的异乡人不太了解，误以为他们来自埃及，所以就称他们为“埃及人，慢慢就变成“吉卜赛人”了。吉卜赛人在欧洲的称呼与他们的来源一样复杂法国人认为他们很可能来自波希米亚，就叫他们波希米亚人Bohemia），同时也称他们为吉赛人、吉坦人（Gitan）、金加利人（Zingari）等十余个名字；西班牙人称他们为吉ト赛人、波希米亚人的同时，还称他们茨冈人（Atsigano）或希腊人，认为他们来自希腊，俄国人也将吉ト赛人称为“茨冈人”。——中译者注
4. League,里格，长度单位，1里格=3哩。——中译者注5.弗朗索瓦·德·沃·德·富勒蒂埃:《古代法国的茨冈人》 (François De Vaux de Foletier, Les Tsiganes dans l'ancienne France),转引自阿丽丝·贝克尔-何:《切口君主:危险阶级黑话起源中一个被忽视的要素》扩充版( Alice Becker-Ho, Les princes du jargon: Un facteur négligé aux origines de l'argot des classes dangereuses; Édition augmentée; Paris: Gallimard,1993),第2—23页。——英译者注6.15世纪欧洲大陆上有许多流浪团伙，其中勃艮第地区常见的一伙人用贝壳装饰衣领冒充朝圣者，沿路盗抢，形成帮派，被称为“coquillards”即“贝壳帮”，也音译为“科基亚尔”。——中译者注
7.法语，字面义为“精致的语言”，这里实际就是“江湖切口”，即帮会或某些行业中的暗语，或一个阶层（如窃贼、乞丐）所使用的特殊而常常是秘密的词汇，这里译为“切口”。——中译者注8.阿丽丝·贝克尔-何（ Alice Becker-Ho，1941—），她的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阿尔萨斯-洛林人，她本人出生在上海，1947年随父母定居法国。1963年贝克尔参与“情境国际”并与居伊·德波建立了长期的友谊关系，并于1972年嫁给德波，合作发表过《战争游戏》（Le Jeude la Guerre）。——中译者注9.引文出自网丽丝·贝克尔-何:《切口君主:危险阶级黑话起源中被忽视的一个要素》。10.吉赛人分为三大群，即罗姆（Rom）群，讲罗曼尼语（Romany）马努斯（Manus）或特（Sinte）群，讲辛多语（Sinto）；卡列（Kale）群，讲卡洛语（alo）。同一群吉卜赛人分布于许多国家。然而，不管是欧洲的还是亚洲的，也不管是流浪的还是定居的吉卜赛人，他们大多数都使用罗姆这个词作为自己的共同称呼。——中译者注11.阿丽丝·贝克尔-何:《切口君主：危险阶级黑话起源中被忽视的一个要素》，第51页。——英译者注12.Fuorilegge，除“法外之徒”含义之外，还有“被剥夺法律保护者”、“丧失公权者”之义，这里应予特别注意。——中译者注13.吉卜赛人使用的罗曼尼语：“外国姓名”。——中译者注14.阿丽丝·贝克尔-何:《切口君主：危险阶级黑话起源中被忽视的一个要素》，第50页。——英译者注这种最本原的假说——它归根到底涉及的是边缘语言现实和边缘人口——何以如此重要？本雅明曾写道，在那些关键的历史时刻，最后的一击必由左手挥出，打击社会认识机器（macchina del sapere sociale）上的关节要害。阿丽丝·贝克尔-何尽管将自己限制在自己的主题范围之内，毕竟很可能相当明确地意识到她已经在我们政治理论的真正焦点之处布下了一颗地雷，随时都会爆炸。事实上，对于什么是人民，什么是语言，我们根本就一无所知。（众所周知，语言学家只有将factum loquendi[15]视为理所当然，只有将人类言说着并相互理解这一事实——这是至今仍为科学所未解的一个事实——视为理所当然，才能建构语法，也就是说，建构我们可称之为语言的那种描述性同一系统。）不管怎么说，我们全部的政治文化都建立在人民与语言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之上。浪漫派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断地对二者的联系有所发明，进而不仅广泛地影响了至今仍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理论，而且深刻影响了现代语言学理论——试图凭借相当晦暗不明的东西（语言这个概念）来澄清更其晦暗不明的东西（人民这个概念）。而多亏了这样建立起来的共生对应关系，这两个偶然的（contingenti）且无规定的文化实体才使自身获得了必然法则和规律特性，从而将自身转变成为几近自然的有机体。实际上，政治理论虽无能力解释却必定设为前提的是 factum pluralitatis[16]（该词在词源上与 populus[17]有关，我以该词表示人类虽众但共属一共同体的事实），另一方面，语言学家虽无能力质疑但必定设为前提的是 factum loquendi。这两个事实之间的直接对应规定了现代政治的话语。吉赛人与黑话之间的关系就在按常规重演这种对应关系的同时恰恰对这一对应关系进行了彻底的质疑。吉赛人之于人民，正如黑话之于语言。尽管这种类比只能维持片刻，但它毕竟启示了语言与人民间的对应关系意图秘密掩盖的那个真相：众民皆帮、皆为贝壳帮，所有语言都是切口和黑话。这里，关键的不在于对该命题的科学精确性进行评估，而是相反，在于切莫使它的解放性力量从我们手中溜走。我们的目光一旦盯住了这个问题，控制我们政治想象力的那台倒错且强大的机器顿时就失去了力量。毕竟，每个人都明白，我们正在谈论一种想象，尤其是在人民这一理念已经长久地失去了其实质现实性的今天。我们承认，这个理念除了老哲学人类学列出的枯燥乏味的特性目录之外，从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即便如此，它还又被同样现代的自命为人民之守护者、自命为人民之表达的国家搞得毫无意义。尽管所有老生常谈再怎么善意，人民这个理念不过是国家身份的空洞支撑，并且就是这么得到承认的。对那些或许对此仍持疑虑的人来说，不无裨益的就是从如下观点来看看我们周围发生着的一切：一方面，世界各国武装起来保卫一个没有人民的国家（科威特），另一方面无国家的众民（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巴勒斯坦人，巴斯克人，流散的犹太人）却遭受着肆无忌惮的压迫与灭绝。只有这样，那些也许对此仍持疑虑的人才会明白，人民的命运只能是一种国家身份，人民这个概念只有在公民概念内得到编码之后才有意义。这样看来，留心那些没有国家尊严的语言（加泰罗尼亚语[18]，巴斯克语[19]，盖尔语[20]等语言）——语言学家当然视它们为语言，但这些语言实际上就是黑话和方言，几乎总是带有某种直接的政治意义——的特定状况，也是非常重要的。语言、人民与国家之间的恶性缠绕在犹太复国主义的个案当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它是这样一场运动：它力图将一群par excellence[21]人民建构为一个在其土地上保有该民的国家，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又要使早已在日常使用中为其他语言和方言（拉地诺语[22]、意第绪语[23]）所替代的一种纯礼拜性语言（希伯来语）重新复活。而在传统的守护者看来，对这种神圣语言的复活恰恰是一场荒唐的亵渎，语言终有一天会对此加以报复。（1926年12月26日，杰舍姆·肖勒姆在从耶路撒冷写给弗朗兹·罗森茨威格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如行走在深渊边缘的盲人般生活于我们的语言之中……这种语言充满了未来的灾难……当它变得与言说着它的人们相敌对时，那一天就到了。”[24]）
15.拉丁语：“有言语存在的既定事实。”——中译者注
16.拉丁语：“多样性存在的既定事实”。——中译者注18.加泰罗尼亚为西班牙的一个地区。位于西班牙东北部。包括巴塞罗那、赫罗纳、莱里达和塔拉戈纳省，居民主要为加泰罗尼亚人，使用加泰罗尼亚语，约有600万人口。为西班牙工业发达地区。1931年曾建立自治政府，但在1938年被佛朗哥政府废除。长期以来当地一直要求自治。佛朗哥死后，1980年1月11日成为自治区。设立自治议会，建立自治政府。在该地区一直存在着民族分离主义势力，西班牙境内外的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组织要求脱离西班牙独立，对西班牙和法国的国家认同形成威胁。——中译者注19.巴斯克语所属巴斯克语区位于巴斯克地区，地处伊比利亚半岛北部比利牛斯山脉的西端，北临比斯开湾，现分属于西班牙和法国。西班牙境内的巴斯克地区由阿瓦拉、吉普斯夸、比斯开和纳瓦尔四省组成，法国境内的巴斯克人居住的地区包括拉普、索勒、下纳瓦尔三省。弗朗哥政权对巴斯克人的镇压和对巴斯克语的取缔刺激了巴斯克分离主义的增长，巴斯克人的抵抗组织“埃塔”今天已经畸变为恐怖主义组织。——中译者注20.盖尔语为苏格兰人民族语言，19、20世纪盖尔语逐渐被排斥出苏格兰学校教育和公众生活领域，但争取恢复盖尔语地位并获得独立身份的苏格兰人反抗从未终止，比如20世纪出现的“苏格兰分离主义组织”。该组织是支持“苏格兰民族解放军”的政治组织，于1995年成立，其三大目标是要扭转英格兰人大规模移居苏格兰的趋势、恢复盖尔语为苏格兰国语，以及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苏格兰共和国。另外使用爱尔兰盖尔语的爱尔兰分离主义势力，是更著名的影响英国国家认同的力量。——中译者注22.拉地诺语是希伯来语与西班牙语相混合的犹太人方言，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一种西班牙语方言。其语言区大致在伊比利亚半岛和地中海沿岸。——中译者注23.意第绪语是希伯来语与德语相混合的犹太人方言，从另一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一种德语方言。其语言区大致在中欧和东欧。——中译者注24.杰舍姆·肖勒姆:《杰舍姆·肖勒姆给弗朗兹·罗森茨威格的封未发表的信:关于我们的语言。一次告解》(Une lettre inédite de Gershom Scholem à Franz Resenzweig: À propos de notre langue. Une confession),斯泰凡·摩西(Stefan Moses)由德语译为法语,载于《宗教社会科学文献与宗教社会学文献》Archives des Sciences Sociales des Religions et Archives de Sociologie des Religions 60: 1)(Paris, 1985）：83—84。——英译者注隐含所有人民都是吉卜赛人而所有语言都是黑话这一主张的论点则解开了这个纽结，使我们能以新的方式对我们文化中周期性地出现而又被误解并被拉回到那些主导观念之中的语言经验进行审视。但丁在《论俗语》中讲述巴别塔神话时说造塔人被打散为众多族类，各族类人皆获得了自己独有而为其他族类无法理解的语言，他这么说还能意味着什么呢？他要说的正是：大地上的所有语言都是黑话（生意买卖上的语言就是再好不过的黑话）但但丁并没有（像他长久以来的那种伪饰思想可能会做的那样）提出对民族语言和语法的矫正，使之免于所有语言皆备的内在黑话倾向；相反，他提议要加以改造的恰恰是对词语——也就是他所说的“高贵的方言”（ volgare illustre）——的经验方式这样一种改造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黑话俚语的一种解放，并非语法上的解放，而是诗学和政治学上的解放，使之同样名正言顺地成为 factum loquendi。[25]在某种意义上，普罗旺斯行吟诗人所使用的“特鲁巴克利斯风格（ trobar clus）[26]是把奥克语[27]转化为秘密黑话的一种改造（其改造方式与维庸[28]以贝壳帮行话创作其某些歌谣的方式大不相同）。但这种黑话所言说的，仅仅是另一幅语言图景，一幅被标记为爱情经验的地点及对象的图景。从这个观点来看，在近期的一些争论中，难怪有维特根斯坦主义者会主张对语言之纯粹存在（即 factum loquendi）的经验是与伦理学一致的；也难怪本雅明将获得了救赎的人类的图景全托付于某种“纯语言”之上——这种“纯语言”既不可化约为某种语法，也不可化约为某个特殊语言。语言都是隐藏着对语言的纯粹经验的黑话，正如人民或多或少都是成功掩盖着 factum pluralitatis[29]的面具。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我们的任务既不可能是把这些黑话建构成语法，也不可能是将人民再编码为各种国家身份。相反，只有时时处处打断语言、语法、人民和国家之间的纽结，思想和实践才能胜任当务之急。打断的方式——只有在这种打断中，语言factum和共同体 factum才瞬间曝露出来——随时随地而变，多种多样，可以是对某种黑话、“特鲁巴克利斯风格”、纯语言的复活，也可以是对某种语法语言的少数化实践，等等。但不管怎么说，显而易见的是，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于纯语言学或文学，而首要的是政治和哲学。
25.拉丁语：“有言说存在的既定事实”。——中译者注
26.trobar clus，为奥克语，字面义是“封闭形式”。是12世纪由行吟诗人马尔卡布里（Marcabru）发展起来的诗风，这种诗风创造针对的是宫廷审美趣味挑剔的听众，无论是诗人还是听众都出身精英，因而该诗风具有高度的封闭性，成为一种“黑话”，终于12世纪后很快消失。——中译者注
27.是印欧语系罗曼语族的一种语言，主要通行于法国南部（特别是普罗旺斯及卢瓦尔河以南），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山谷，以及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是中世纪南方吟游诗人的主要诗歌创作语言。—中译者注
28.弗朗索瓦·维庸（François Villon，1431或1432——1463？）是法国诗歌史上一位难以准确名状的诗人，这不是一般地表现在他生卒年月的难查上，主要是由于他的名字往往与盗贼、恶汉、无赖搅混在一起。据说他出于寻找乐趣的原因，而参加过贝壳帮，他的诗中也有着贝壳帮黑话的成分，如《绞刑犯谣曲》。——中译者注
29.拉丁语：“多样性存在的既定事实”。——中译者
文章来源｜《无目的的手段》，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本书所收的每一篇文本都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思考特定的政治难题。如果说今日政治看上去正经历着一个被延长了的黯淡期并且出现于相对宗教、经济甚至法律的较次要地位之上的话，之所以如此，其原因恰恰是，政治已然丧失了对自身存在论位置的把握，并在相同程度上未能正视逐渐掏空了它的范畴和概念的那些改造。所以，下面的章节将在通常不被视为政治的或仅被视为边缘政治的经验与现象中探寻真正政治的范式，这些经验与现象涉及:人类的自然生命（一度被排除在政治正式领域之外并按照福柯的生命政治分析来说至今尚未还其城邦中心之义的zoē）；例外状态（被证明构成了法律体系本身基础结构的法律统治之暂时悬置）；集中营（不仅是公私之间模糊化的一个地带，而且也是我们生活的政治空间的隐蔽母胚）；难民—以前被视为边缘形象，现今却因其能打破人与公民之间的纽结而逐渐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决定性因素；语言——其过度生长和征用规定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景观-民主社会的政治；还有被定位为政治的真正领域的姿态或纯手段所构成的领域（也就是说，从与某个目的的相对性中解放了自身而又仍保持为手段的那些手段所构成的领域）。所有这些文本通过不同方式并根据自身的问世背景而指向各种探究，这些探究至今仍然是开放的。有时它们触及了那些探究的核心，而有时则只是提出一些断片和碎片。（这类探究的最初成果是那部以《牲人》[Homo Sacer］为题的专著。）这样，这些文本注定只有在全部工作的视域之内，也就是说，只有在通过主权权力与赤裸生命（nuda vita）之间关系的视角对我们政治传统中全部范畴的重思之中，才能获得它们的真正意义。
意大利思想家吉奥乔·阿甘本的《无目的的手段》这部书篇幅虽小，却对译者来说是一项挑战。尽管不像他的《剩余的时间—解读ㄑ罗马书》那样涉及大量的古希腊语、古代普罗旺斯语知识及古典解经学知识，《无目的的手段》一书毕竟仍涉及许多重要的欧洲语种，对译者来说构成了第一重挑战。《无目的的手段》作为阿甘本政治学的最集中的表述，涉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的欧洲的及与欧洲密切相关的政治事件，比如巴以冲突、海湾战争和意大利“贿赂之国”事件等等，这些“时政”都构成了阿甘本思考“即临的政治”的一种事件性中介，在他行文的过程中也构成了一种背景，甚至如果不离开其文本去回顾这些事件的历史及其在欧洲政治史中的脉络的话，几乎就无法准确地译出阿甘本行文的意涵，这对译者来说又构成了第二重挑战。由于作为“笔记”—实际上，阿甘本迄今为止发表的所有著作都是作为“手段”的笔记的《无目的的手段》并不像学院传统意义上的“著作”那样恪守学术文献征引的格式，作者往往从其阅读经验的记忆库中信手引用各类著作家的文本段落和话语片段，只以引文形式征引，并不以注脚说明出处，译者考虑到这些引文不仅是阿甘本“信手”拈来论证其论点的“材料”，而更应该说，这些引文、话语及相关的思想材料是阿甘本借以展开其思想的“中介”，是其思想完成运动过程的基本介质，因此对译者来说有必要尽可能去查对并标出其来源，这又构成了第三重挑战。
阿甘本在1991年写了《科莫雷尔，或论姿势（gesto）》，又于次年写了《关于姿态的笔记》。两个文本互为渗透，甚至有重合段落，就两篇文章的共性而言，阿甘本非常强调gesto的中介性，或者说，阿甘本对中介性的重视使他看到了居于gesto中的视觉隐喻和潜能——打破了“手段-目的”非此即彼的二分，“姿态是对中介性的展示:它是使手段变得可见的过程。它将使人类的在中间物之中在（l’essere-in-un-medo）得以呈现出来，并进而使得伦理之维向他们开放。”（1992）。姿态的哲学构成了阿甘本的哲学撰述的一个主要旋律，他对“姿态”问题的表述则内在于20世纪的现象学方法。
身体政治之外｜ “关于姿态的笔记”篇｜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导读
阿甘本是一位特殊的思想者，他往往通过思想的姿态去思考，以致很难勾勒他的整体思想，但可以通过一些关键词接近他的语言姿态、思想姿态本身。在阿甘本看来，姿态、身体或物质性这些概念，和他的另外一个概念“潜能”（Potential）密切相关。“关于姿态的笔记”中，阿甘本引述了古罗马时期的一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瓦罗的评论，勾勒出介于“做成”（facere）和“演作”（agere）之间，甚至超出二者的第三种“行”，即导读要拆解的第一个关键词——“姿态”。回复：BAU、星丛、回声、批评、BLOOM，可了解院外各板块的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