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电影的诞生

在美苏两国对峙的长时间里，每一次苏联电影来到国际上，都会先伴以周遭西方国家的嘲讽与冷眼。但是当他们看完之后，又不得不承认苏联电影真是让人无话可说：其可贵之处在于，它能让人忘记冷战、忘记意识形态的不同。在同等条件下，他们极难得到理解与尊重，却依然运用高超的电影理念战胜了一切偏见。在冷战时期，苏联电影甚至获得了世界上所有重要的电影奖项，包括两次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及多次提名。当时，苏联是世界电影强国之一，影响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影迷。本文作者什克洛夫斯基，作为苏联电影从萌芽到初绽的实际参与和见证者，切实记录下年轻的电影工作者们如何从零开始，凭借真挚、天真与勇敢，将生命的热情诉诸新型的电影事业：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列昂尼多夫...在暴风骤雨的革命前线，这些青年人伴着苏联电影崭露头角，传递着革命的热血，也传达着春天的微笑。那是闪烁着奇迹光芒的年代，也是脚踏实地、幸福奔走的日子，他们所有人——普多夫金、演员鲍·里凡诺夫、摄影师阿·戈洛夫尼亚、美工师乌特金、导演米·道拉尔——坐在桌子周围，为电影争论，把自己想的东西直接告诉对方，只说最重要的东西；努力让自己的艺术修养符合这个时代。然后来到街上，迎接那个时代的、还非常寂静的、楼房层数不多的莫斯科。本文译自《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电影工作60年》，莫斯科“艺术”出版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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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    译｜张猛     责编｜619

晚年的什克洛夫斯基

苏联电影的诞生｜1963

本文3700字以内

谢·米·爱森斯坦准备做一名工程师。他学习了日语，画画也不错，在前线，他担任红军业余剧院的美工师和导演。普多夫金研究物理。杜甫仁科是一名画家，也是一位中小学老师。柯静采夫、尤特凯维奇、库列肖夫都是画家。申科拉亚是诗人。艾尔姆列尔是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差不多没有一位年龄大些的电影导演。苏联的电影工作者们走进了一间间穷困、陈旧，完全废弃的老电影棚。他们要从零开始一切工作。

爱森斯坦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剧院排演谢·特列季亚科夫的剧本，并对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本《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进行了讽刺性的改编。格里高利·亚历山徳罗夫[1]，当时还是一名艺术社的演员，要在观众厅的上方走一段钢丝。排练已经通过了，但演出的时候劳动保护部门却禁止他这样做——他们为演员，也为观众担忧，害怕他掉下来。剧本和奥斯特洛夫斯基没有任何关系。新的内容还没有找到相应的形式。他们采用了旧样式，也毁掉了这部剧，就像孩子弄坏玩具——尤其是这玩具和他们的年龄不符的时候。

所有人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急剧又欢快的速度成长着。到了1926年，苏联电影已经推出了享誉世界的精品，这其中包括《战舰波将金号》与《母亲》。

我还记得《战舰波将金号》在阿尔巴特广场首演的那一天。

那时候的广场完全是另一副样子。那里有一个小教堂，电影院后面是一个市场。还有一些其他的林荫道，以及鹅卵石铺就的马路。

在首映式上，谢·米·爱森斯坦让所有人员穿上了海军制服。休息室里装点着海军军旗。

我们在大厅里坐着，没有想到会成功。在这之前，在苏联电影协会接受审查时，一位负责人友善地说：“这部影片肯定适合在俱乐部放映。”他们把它当作宣传品来看待。

这时屏幕上涌起了海浪，它们在敖德萨的堤坝上被撞得粉碎。接着出现了一组类似于新闻纪录片一样的镜头。这样一部影片就这样诞生了，它抓住了整个放映厅，将一波接一波的海浪拍向大厅，把所有的观众带到了另一个世界，1905年革命的那个世界。在那里，革命被重新思考，作为一种对未来胜利的预言。

首映已经过去了38年，那部影片仍然停留在屏幕上。去年，它在罗马成功上演。

这部影片不仅是苏联的骄傲，也是世界电影的骄傲。

首映后过了几天，有一天晚上我去找爱森斯坦。他和马·马·施特拉乌赫一起，住在大牧首池塘边上的一个地方。就这么一名导演和一位演员——当时已经出了名——共同住在一个房间里。

住房委员会在看过影片以后，决定分配给爱森斯坦第二个房间——分房的方式是和楼内其他住户换住宅。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骄傲地向我展示了他的房间。在天花板上，靠近吊灯的位置有五颜六色的圆形装饰。黄绿色的木制百叶窗被拉到非常高的位置，以至于房间的比例都改变了。这是一个幸福的、满足的人所居住的、充满欢乐的房间：他有一部享誉全世界的影片，还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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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格里高利·亚历山徳罗夫（1903-1983）苏联导演，编剧，拍摄电影《快乐的人们》（1934）、《伏尔加，伏尔加》（1938）、《春天》（1947）等，参与演出《战舰波将金号》。

爱森斯坦

我从文学进入到了电影领域。这种跨越纯属偶然。我被喊去为电影《死亡的海湾》制作字幕，这部电影的导演是阿布拉姆·罗姆。编剧是鲍里斯·列昂尼多夫，一名战地记者。

那是在1926年。我进入了电影制片厂，开始卷胶片，浏览镜头，根据字幕更换情节，也开始为电影艺术创造的伟大可能性而惊讶不已。

后来我与列夫·尼库林一起，在位于今天的基辅、当时是布里扬车站的第三工厂制作影片《叛徒》。这家工厂非常非常小，里面的布景紧挨着，就像一群奶牛出其不意地滞留在大门口。我们珍惜每一米空闲出来的地段。弗·叶·叶戈罗夫，优秀的戏剧艺术家，曾为莫斯科艺术剧院的《青鸟》做过布景，对我们示范，怎样在电影里制造空间。他在前景放一个扩大了的物体，比如下垂的旗帜的一角，或者是一尊塑像的巨大的一条腿；在背景上他会再摆上这个物体，这次是整个的物体，不过缩小了十倍；利用不同的光线区域穿过间隙，就获得了遥远的效果。

我们学过用黑色的天鹅绒和一盆水来制造一片被探照灯照耀的大海。苏联的电影穷得可怜。那个时候，苏联的电影已经非常伟大了，因为它是被暴风骤雨的革命前线给托举起来的。

1926年还在向前走着。普多夫金的《母亲》、吉加·维尔托夫的《世界的六分之一》在拍摄，我为后一部电影的剧本写了第一稿。传真在工作——柯静采夫与特拉乌别尔格在拍摄《鬼轮》。普洛塔赞诺夫、库列肖夫也在拍摄。

我在第三工厂有机会和伟大的演员列·米·列昂尼多夫共事。电影《农奴之翼》的初始剧本由作家康·施里德柯列特创作，列昂尼多夫读完了剧本，弄明白剧本中伊凡雷帝的形象，说：“我不能在屏幕上大吼大叫。给我个什么东西让我握在手里。告诉我：我要做什么事情，对什么感兴趣，我最想得到什么。”于是我们为伊凡雷帝想出了他要做的事。他和皇后共同拥有一个“白色的保险箱”，对国家贸易事务感兴趣。我们在电影里是现实主义者。我们寻找一些东西和场景，为了确定一个人的行为举止、他的步态、他对其他人的态度以及他的兴趣爱好。

影片《农奴之翼》由导演尤·塔里奇拍摄，他如今年龄已经很大了。我们在卡洛缅斯科村拍摄，在那里造了些小木屋。当时给贵族们穿的都是真正当时的服装。我还记得那位艺术家——管理服装的大师——他姓瓦洛彼约夫。衣服穿烂了，贵族们便自己缝，而不是用什么粘贴。人们在屏幕上都显得非常漂亮。

那是一段天真的岁月。但却是各种伟大发明频出的年代。我们都在等待着，第二天会出现什么样的奇迹。

爱森斯坦与格里高利·亚历山德罗夫

在电影里，导演面前有这样一个人，一个观众可以仔细打量的人。这个人不是活的，而是被拍摄出来的。但观众是活的。他在那些被拍摄的人面前走来走去。导演同样是活的。他领着观众，向他展示一个自己看到的世界。他在这个世界里铺设了自己的道路。他时而弯下腰去，时而踮起脚尖。一会儿向上打量，一会儿朝下看看。他会用一个人的一只手来换掉他整个人，要是这只手此刻在镜头中是最重要的。

我们在拍摄。爱森斯坦已经崭露头角，以及普多夫金。我说的是，“崭露头角”，尽管在这两个年轻人那里，夸赞他们的总是第三者。普多夫金拍摄了电影《大脑机械学》。这是一部介绍巴甫洛夫院士理论思想的电影。巴甫洛夫看完它，说：“我原以为会拍一部庸俗化的片子，但是没有。”专注、对从事工作的兴趣、作为导演对现实本身的服从——普多夫金就是从这里开始自己工作的。在这之前，他拍摄了《棋迷》，一部喜剧，总的来说，微不足道。他的第三部电影是根据高尔基小说改编的《母亲》。编剧纳坦·扎尔西在我一生遇到的所有的编剧里，是非常出色的一位。他英年早逝，非常偶然，因为一场交通事故。他是编剧、戏剧家，喜爱音乐。纳·扎尔西的话剧《欢乐街》很棒，但我觉得，扎尔西的电影剧本写得更好。他不仅仅是在屏幕上反映了高尔基的小说，他找到了高尔基在文字中所建构形象的视觉等价物。通过演员的行为，通过所有的物件，通过拍摄的方法，他表达了同样的思想。

革命的传达不仅通过游行，不仅通过罢工，也通过春天来表现。孩子们在微笑，鸟儿在飞翔，河面的冰在融化。

电影里多次出现，主人公在冰冻期沿着冰面行走。美国的导演们也这么做。（大概这第一次出现在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里：一名女黑奴抱着孩子在冰面跑着躲避追杀。）

但是在普多夫金和纳坦·扎尔西那里，沿着冰面奔跑的人不是为了自救，而是要拯救自己的事业——革命者跑着去参加游行示威。他脱离了监狱，是为了冲向革命。他不是在救自己，而是在救革命。他对危险充满渴望。他被杀害了。红色的旗帜（当时它不是红色，而是灰色，这没有关系，因为电影还不是彩色的；那协调一致的红色旗帜是可以被游戏领会的色彩，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被建造出来的颜色）掉落在了地上。

一位妇女，片中的母亲捡起了旗帜，把它举了起来。太阳透过罕见的、粗糙的布透出了光，而这是革命的阳光。

影片《母亲》中的镜头

这不是象征主义——这是对那些表达了思想和内容的物品的解释。

苏联电影诞生的时代——一个充满奇迹的时代。关于爱森斯坦和普多夫金，我将来还要讲很多很多。

我有幸与普多夫金一起工作。那是一段幸福的日子，我们所有人——普多夫金、演员鲍·里凡诺夫、摄影师阿·戈洛夫尼亚、美工师乌特金、导演米·道拉尔——坐在桌子周围，讨论那些历史人物，让自己搞清楚他们的性格，为的是接下来向其他人解释。我们也为自己拥有勇气和智慧复原1611年的历史而开心不已。我们思考着，那个时候的人怎样戴帽子，那些帽子又是怎样压坏了头发，他们的袖子上的突起是什么样的，他们是怎么把那么长的袖子穿到胳膊上，又是怎样走路的。那段时光非常幸福。

在我对那段时间的评论中，有很多天真的成分。在评论中甚至看不到一位专家的兴趣点，而是一个现场的助手，一个敏锐却短视的人所拥有的好奇心。但这就是我们电影的历史。

我们聚在革命电影工作者协会。我们穿得都不算漂亮，用来看电影的大厅也谈不上奢华。我们在为电影争论。我们把自己想的东西直接告诉对方。只说最重要的东西。努力让自己的艺术修养符合这个时代。然后我们来到街上，迎接我们的是那个时代的、还非常寂静的、楼房层数不多的莫斯科。我们打量着路人，就像看自己人一样。我们这群人仿佛是他们所需要的那批人。我们仿佛和他们同一个时代，而同时又像是一群未来的人。

《墨西哥万岁》剧照｜1979

版权归译者所有，已授权发布。
文章来源｜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电影工作60年｜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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