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头之躯｜“城市之冠”节选
布鲁诺·陶特在由英语重写的“主流现代建筑史”中长期处于边缘，直到2015年之后他编撰的重要著作《城市之冠》才被完整地翻译成英语。然而在当时的魏玛共和，陶特不仅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建筑师、组织者，而且还曾提出过不少乌托邦的构想，与《城市之冠》同年推出的格罗皮乌斯《包豪斯宣言》也颇受陶特的影响。如果说“宣言”还在探寻通往社会更新的道路，那么陶特的方案已经通过历史脉络的梳理，相当自信地推演出这一未来社会的城市形式。百年之后，重新译读《城市之冠》这一历史文本的意义何在？在回应这一提问之前，我们应当先弄清楚为何这本著作长久以来会为人忽视，或者说大多数人为何只闻其名、略识其图。这并非因为文字上的“晦涩难懂”，部分的原因来自于它的体例。严格地说，这本著作更像是一本文集，书的几部分出自四位作者之手。不同部分的主题几乎迥异，而经由陶特的编排，却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论述：开篇与结尾是陶特推崇的谢尔巴特所写的两篇散文诗《新的生命》《死寂的宫殿》；在推出自己的方案之前，陶特引用的40例“历史上的城市之冠”图片；主旨文章“城市之冠”揭示了历史之原型，批判了现实之危机，以文字和设计图纸的形式论述了一个以新的城市之冠为中心的“田园城市”方案，甚至还附上了建设“城市之冠的经济成本”；在随后的“构筑”这一章节，新闻工作者、政治人物埃里希·巴龙号召通过艺术与建筑去实现社会及精神层面的教化；而建筑批评家、艺术史学家阿道夫·贝恩的文章则批判了哥特时代以来艺术的“堕落”，并预言所谓“总体艺术”，将各种艺术整合于建筑之中的“建造艺术的重生”。陶特试图以这些跨领域作者的论述，从多个侧面支撑起“城市之冠”这一怀有建筑、社会、精神等多重理想的城市方案。也就是在这本著作之后，陶特逐渐摆脱了由“玻璃宫”这一创作留给人们他关注于材料、美学的印象，更多地转向了社会及精神层面。但是或许也正因为这一转向，让这位曾经被简单的定义为表现主义者的建筑师，逐渐退出了后世建筑学人的视野。本次推送的是这本著作核心部分“城市之冠”方案的开篇段落节选。“院外”感谢这一中译本的编辑和出版社授权，之后还将推送相关的翻译与讨论文章。
文｜布鲁诺·陶特 译注｜杨涛 责编｜PLUS
Bruno TAUT｜1880年5月4日-1938年12月24日
无头之躯｜1919
本文4500字以内
过去的城市｜
过去的城市肌理是对人类的内在结构和思想的清晰反映。显而易见的是，我们眼前任何能让人感到心灵相通的事物都是精神的建筑。棚屋、住宅、市政厅，都在教堂、寺庙，或者某种可被称为伟大、独一无二的建筑中达到顶峰。这种超越实体建造物的肌理的凝聚力如此紧密，通过生命的愉悦、世界观、各种艺术形式将人类融为一体。建筑渗透了一切的存在，它的这一特点才使之本身成为建筑。建筑的意义会被高估吗？它是每个时代的载体、体现、试金石。我们不需要研究文化史、日常生活的细节或是不同时代的政治教条和宗教教义，就可以在石块构筑的证据中清楚看到是什么满足了人类的愿望。因为建筑连接了各个世代，它象征着人类的第二生命，它是最忠实的镜子。它宣告着逝去先知们的教导和各个朝代的信仰。因此，对于以石块呈现的生命和思想世界来说，“建造艺术”一词似乎太小了。
旧城的风貌是真实的、纯粹的、清晰的。最伟大的建筑物源自最崇高的思想：信仰、上帝、宗教。礼拜堂统领着每一个村庄和市镇，就像大教堂雄伟地统领着大城市，这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蔓延至旧城外的廉租公寓完全不同。在过去是虔诚的思想造就了那些建筑的雄伟，这一点无须解释。要塞和城堡虽常常位于显要位置，却与宗教建筑毫无共同之处。实际的防卫需求造就了它们的显要位置，但在今天的战争中这种需求已不复存在。大教堂却凭着动人心魄的中殿和实用性稍弱的塔楼（其用途仍必不可少），作为真正的城市之冠留存至今。尽管过去的城市在政治上有着很强的独立性，但市政厅、市政建筑、行会大厅和许多其他建筑在精美壮丽程度上都次于大教堂，就像多彩的宝石围绕着闪亮的钻石。代表最崇高理念的一切都蕴含在其中。城楼林立的城墙，环绕着市政厅的一排排有山墙的房子，教堂的塔楼，最后是大教堂——这一切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越来越强烈的韵律，并在顶端达到高潮。鉴于城市生活丰富，城市的各组成部分也许并不总能被清楚地识别，但其内在的结构是明显的。单凭神职人员的存在并不能解释城市的这种渴望，因为这是更深层次的宗教需求的结果。无论我们如何试图解释这一现象，不管它是否是过去的建造者们有意识的计划，它都在那里，并且与我们对古老而美丽的城市的认知密不可分。在遥远的过去也可以发现同样的现象，在古代巨大的庙宇中，在亚洲的寺庙和佛塔中，这种现象更为突出，没有了围墙往往形成与民居更强烈的对比。
《城市景观》｜查尔斯·库特
混沌｜
无须太多的解释，人们自然而然地把旧的城市结构看作一个生长的有机体。虽然不同的地方性特征导致了数不清的差异，但本质上保持不变的是城市围绕大教堂和市政厅来发展。城墙原本坐落在离中心非常远的地方，以便在攻城战发生时农村居民可以逃入城内。随后城市不断向外围的城墙扩展。
经济繁荣带来振奋人心的成效，使得火车交通量大增，城市的结构怎么就突然改变了呢？廉租公寓、工厂、办公楼大规模扩张，却依然依附于老的中心，威胁着一直以来真正的城市核心。由于新与旧的结合已不再可能，城市规划的理念中充斥着不确定和困惑。过了很久，人们才终于意识到城市混沌状况的浮泛无根。在可预见的未来，似乎已没有可能清理这种文化缺失的奥革阿斯的牛圈[1]！对建筑基本观念的忽视已过于泛滥。“天堂，艺术的发源地”已消失，成为“地狱，权欲的发源地”（谢尔巴特）[2]。变了样的城市曾经是最美丽和谐的事物，对自然规律的遵循总是可以带来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即使是最肮脏的廉租公寓，或是所有独户住宅，无论多么丑陋，都总是与发生在其中的生活相协调。如果现在上帝降临，赐予人们最美的居所，这些新居所中的生活也会随之变得美好。然而，这种混乱的现状确实需要上帝。只有少数认识到这种物质至上生存方式的无望和丑陋的人，才能从独特的观点出发，慢慢挖掘并寻找新的秩序。
[1] 奥革阿斯的牛圈（德语：Augiasstall），希腊神话中的典故。奥革阿斯是希腊神话中埃利斯国王，太阳神赫利俄斯之子，拥有大批牲畜。因为传说奥革阿斯的牛圈 30 年从未打扫，污秽不堪，所以在西方常以“奥革阿斯的牛圈”来形容“最肮脏的地方或者积累成堆难以解决的问题”。
[2] 陶特在此引用了保尔·谢尔巴特的著作《天堂：艺术的故乡》（Das Paradies. Die Heimat der Kunst, 1889 年）。
托莱多｜
新的城市｜
起初，有人对过去城市意象的美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浪漫热爱，他们通过对街道和广场形态的研究，寻求一种新的美学取向（卡米诺·西特）[1]。此外，还有人从社会、经济、健康的角度对城市规划这一新的概念进行研究。其目标是组织城市街区和街道，同时认清建立新城市应首先遵照的所有原则（特奥多尔·顾克）[2]。这一思路形成了被称为“城市设计”的理论。然而直到今天，它在很大程度上只被一些后来者表面化地理解，常常只是流于形式。但事实上，这一新的理论是一颗希望的种子。所有进步的力量一点点地被城市设计理论所吸收。由于许多设计和理论研究的出现，今天我们对如何最好地组织一座现代城市有了一个大致的概念。
至少在理论上，最终找到了居住区、工业区、商业区、公立学校、公共建筑的一种固定分布形式。然而，重塑和重构现有的城市是不够的。对于新城市的必要的新形态的研究仍在继续，这样居民才能在其中安居乐业。批判性的回顾导致了理论上对廉租公寓住宅的否定，并让人意识到建造小型的独户联排住宅是可行的。田园城市运动致力于创造一种新的城市。新城市包括每套都有自己独立花园的联排住宅，与园艺和农业联系紧密；新城市的居住区街道结构布局实用且经济，旨在让人们居住在分布广泛的公园附近；工业区和城市人居环境中所有元素的位置都经过考虑和控制，以杜绝房地产投机。这一运动在英国得到了大力的推广，并在距离伦敦一个小时火车车程的地方建成了“第一座田园城市莱奇沃思”。在德国，许多依附于大城市的城郊住区都将按类似的理念建造。[3]
虽然经常湮没在妥协之中，但田园城市运动中蕴含着一种新的理念，为发展和改进现有城市的规划提供了富有成效的建议。新的理念指导着人们的头脑和双手，它是一种新的城市模式。深切的渴望引导着我们所有人：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我们不仅希望能在城市中生活得安全和健康，也希望能生活得快乐。这种渴望依然深藏在我们的内心之中，不需要我们回想过去。我们自豪地认识到自己的愿望和意向，而这些愿望和意向早已今非昔比。我们满怀希望地为此奋斗，不受任何禁忌的束缚。
[1] 卡米洛·西特（Camillo Sitte，1843—1903 年），奥地利建筑师、城市理论家、画家，其著作《城市建设艺术——遵循艺术原则进行城市建设》（Der Städtebau nach seinen künstlerischen Grundsätzen, 1889 年）对城市规划、城市设计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特奥多尔·顾克（Theodor Goecke，1850—1919 年），德国建筑师、城市规划师。他还是柏林夏洛滕堡工学院（Technischen Hochschule Charlottenburg，现柏林工业大学）的教授，陶特曾于 1908 年在此学习。
[3] 德累斯顿（Dresden）北部的海勒劳（Hellerau，始建于 1909 年）是德国第一座按照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1850—1928 年）的理论建设的田园城市。
巴黎｜
无头之躯｜
这一关于新的城市的理念将会结出硕果，我们应为拥有它而高兴。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份坚定的希望：我们的后代将会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但是，让我们牢记一种思想：组织-重构-组织-重构。这一思想不应被低估；然而，它可以被建构出来吗？它本身具有建构推动力吗？没有形象就不存在艺术，形象在哪里？我们应该赋予新的城市什么样的形象？健康的住宅、花园、公园、美丽的道路、工业、商业——一切都秩序井然，人们安居乐业。这里有一所学校，那里有一栋政府大楼——一切都以或浪漫或古典的方式布置得井井有条。但是，似乎不可能所有事情都是舒适、轻松、愉快的。这一切可能就如阳光之下的雪般冰消瓦解。难道这一切没有头，这个躯体没有头吗？这不就是我们的样子，我们的精神状态吗？我们看着过去的城市，不得不无奈地说：我们没有坚定的立足点。
我们有市政建筑、学校、浴场、图书馆、市政府大楼等。这些建筑当然可以统领整座城市！——但是出于实际的原因，其中的一些建筑（除了中央图书馆）必须散布在我们宜人的城市中，以发挥它们有利的影响。尽管如此，位于城市中心的政府大楼仍可以居高临下，就像曾经的市政厅！然而，虽然市政厅是政权的忠实体现，但它仍然次要于大教堂。我们的市政厅中只有各种市政管理部门。市民们到来，登记，纳税或缴费，然后离开。除此之外，市政厅可能包含市议会大厅、会议室和其他的空间；我们对生活的看法可能支配、凌驾于整座城市之上，但市政厅这样的架构是否充分体现了我们对生活的看法？因为成本原因，赋予现代市政厅一个塔楼和厚重的建筑形象的做法被抛弃无可厚非，因为它与建筑的内部运作相矛盾。今天的城市或许有自身独立的行政管理，但早已不再像过去的城邦那样高高在上和具有权威性。而且即使在那时，城市也并不是围绕市政厅而建的。因此，特别是对于国家来说，赋予现在的市政府大楼同样的重要性与我们的现代感并不相符。
近来，德国公民越来越习惯于让国家代替自己思考，因此或许当这种想法最终占据整个国家的思维机制时，人们可能也不会对此感到不满。然而，我们受教化只是为了国家吗？全世界都将严谨的纪律视为德国理念，但它并不是所谓的德国理念。在我们眼里，国家并不是独立的，也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权力机构，而是一个以为所有公民利益服务为己任的架构。此外，我们相信公民有权利监督国家履行这一职责，并有权利掌控政府机构的活动。
尼采在《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中写道：“任何一个国家，倘若还要除政治家之外的其他人来为政治操心，就必定治理得很糟，它活该毁在这么多政客手中。”
这种有关国家概念的观点，在政府建筑与城市景观的结合中得到了清晰的表达。菲利普·奥古斯特·拉帕波特[2] 在《城市设计》[3] 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从古至今，国家建筑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古代，每一个大城市都是一个城邦，在中世纪也是如此。国家的建筑就是城市的建筑。国家的福祉就是城市的福祉。公共建筑的特点是由当地的限制条件所决定的。自从国家包括了数百个城市，国家的建筑一定程度上在各个城市都是外来的。此外，情况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所有的一切都恭敬地为公共建筑留出空间，并朝向公共建筑。公共建筑不再享有这样的特权。它们在城市中的正确位置往往难以确定，其艺术设计不再源于国家地域间一致的特点。
他还建议，建筑规范和发展规划具有与城市社区同等的权利，如果国家没有适时取得公共建筑用地的使用权，两者有权在城市公共空间中组织公共建筑。将市政建筑移到城市边缘的做法相当于“逃离土地”[4] 。因此，这样看来现在的表象和内涵是完全吻合的，我们必须为这个躯体另寻一颗头。
[1] 亚历山大·冯·格莱兴-奥斯沃姆（Alexander von Gleichen-Rußwurm，1865-1947 年），德国作家、翻译家、文化哲学家。
[2] 菲利普·奥古斯特·拉帕波特（Philipp A. Rappaport，1879—1955 年），德国建筑师、城市规划师。
[3] 《城市设计》（Der Städtebau）是卡米洛·西特与特奥多尔·顾克在 1904 年共同创办的杂志，是第一本关于城市设计的德文杂志。
[4] 逃离土地，指的是 19 世纪后期发生在德国的大量农民离开乡村、迁入城市的现象。
位于巴勒斯坦的希伯伦｜大卫·罗伯茨｜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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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城市之冠｜1919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