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透明人到被看见：疫情下精神障碍者的众相与救赎
药瓶空了。
张尧将自己关在房间里，窗帘遮掩，阳光透过仅有的一丝缝隙，照在有刮痕的地板上。他窝在床角，眼睛盯着手机，一遍遍刷，迫切地寻找什么似的。虽然身体蜷着不动，但被子早已被汗水浸湿。一整天不说话，也吃不下东西，一阵眩晕，一阵呕吐。
武汉封城的第二十五天，张尧的生活重回失序状态。他是一名中度焦虑症患者，疫情所引发的紧张情绪在断药后迅速积聚，将张尧围堵在了巨大恐慌中。
疫情当中，大多数人将目光聚焦在新型肺炎患者身上，而精神障碍属于慢性疾病，更多时候，他们都是装在套子里的透明人。断药、病耻感、负面新闻和社会偏见等一系列因素，让求生欲本就微弱的精神障碍者，堕入到灼人热浪里，他们中有些能够挣扎着浮出水面，大声疾呼，而有些，肆意下沉，无声无息，越陷越深。
疫情之下，精神障碍群体生活状态如何？他们遇到哪些困难？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凤凰网公益采访了三位与精神障碍直接相关对象，他们分别从不同视角叙述了疫情期间精神障碍者的生存处境，并呼吁社会给予精神障碍者足够的尊重与理解。
以下是他们的自述。
大三学生格林：
看到“有尊严”三个字的时候，我哭了
2岁的时候，因为我妈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父母离婚了。
当时外公和外婆觉得是丑闻，不愿带她去看病。直到病情无法控制，被邻居举报，妈妈才被强制送进医院。后来，她的状态稳定下来，只是不愿吃药，每次都是外公偷偷将药放在饭里。多年过去，她被带走时的身影，一直停在我的记忆里。
2016年，高考前期，我得了贪食症。每天点十几份外卖，吃了吐，吐了吃，没有力气了就去睡。每次一吃东西，情绪高涨，可吃完之后，就会抑郁，两种情绪不停循环，觉得生活没有希望，像动物一般，毫无尊严。
直到2018年1月，从杭州休学，我回到武汉精神卫生中心住院。去年9月，病情康复，开始停药。住院期间，我认识了一个患有强迫症的朋友小慧，她在几年前就辍学了。
前段时间，武汉封城，小慧说起病友群里许多人出现断药问题，其中有一位重度抑郁的妹妹，曾三次自杀，目前也断药了，希望我能帮忙联系。
因为之前有过类似经历，我完全理解他们的焦虑，药物不仅能在生理上发挥作用，更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心理支撑。
我先后联系武汉市防控中心和精神卫生中心等相关部门，得到的反馈是情况紧急，没有相应措施。于是，我在网上发起求助，四处打听，动用所有资源加入到这场紧急救援。
小慧负责统计病友信息，我将搜集到的可能渠道转告给她，她再发到病友群里。我反复让她将我的联系方式发给病友，或是直接把我拉进群，省去中间过程，但一直也没有人愿意加我。有时候，消息回复慢了一两天，出于情急或是怀疑，群里的病友们还曾将小慧踢出过群。
他们生活得太小心了，可现实又不得不让他们小心。
后来我被拉进了一个疫区病友互助群，他们发的求助信息几乎都是化名，只有病史和疾病一栏真实。我在联系渠道的过程中，也特别注意保护病友们的隐私，将信息打码，待对方确认有药可发，再将详细内容发送给他。
2月10号左右，断药情况尤为严重，路被封死，网上平台也很难买到，有些患者需要医生见到本人，依据现时情况才能开出对应药物。
在求助信息发出后，其实有许多患者找到我，表示自己有药没吃完，尚在保质期内，如果其他病友需要，他们愿意提供。感动之余，担忧更多，一方面是群里的病友未必缺这种药，另一方面，也害怕有人趁机钻空子，收款后不发货，之前就有病友吃过亏。
在网友的积极响应和帮助下，我们联系到好心情平台、昭阳医生网和一些外省精神科医生，核实资质后，将患者信息和确诊处方发给他们远程开药，他们也同样需承担责任，之后我们又联系到快递可以支持配送，这才解了燃眉之急。
我曾接到过一位患者父亲发来的微信：
女儿16岁的时候得了抑郁症，我和这个病打了8年交道，她现在除了吃药，什么都好，马上就能拿到大学毕业证。我也想成为一名志愿者，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让他们更有尊严、更快乐地活着。
看到“有尊严”三个字的时候，我哭了。
最近常听人说，现在一线救援如此紧张，像打仗一样，哪有人管你抑不抑郁。
在一间间如战场一样的病房里，新冠肺炎夺走了那么多鲜活的生命和完整的家庭，是灾难，会把人打垮。
而在一个个混乱又绝望的瞬间，心理精神疾病也在蚕食着这些生命和家庭，是顽疾，会把人抽干。
我想，对生命的敬畏应该平等，活命和尊严都要兼顾。不论是国家，还是社会，在一个健康的体系里，应该要有这样的期望，这个期望，从我们病人自己开始，或许到达的路道阻且长，但期望要在，要说出来。
自媒体主笔刘远晴：
发病九年，不知道这种病的存在
第一次听到“双相情感障碍”这个名词，是在3年前医院给我开的诊断书上。
当时这个词对我来说很陌生，也是我从17岁第一次发病，坚持9年都没有去医院看病的主要原因。
简单来说，双相情感障碍，就是躁郁症，结合了抑郁和躁狂两种极端情绪，自杀率和致残率非常高。
双相一旦断药，终身都会有发病风险，所以我一直在吃药，情况基本稳定。
我时常后悔，没能早点治疗，责怪自己对精神健康知识所知甚少。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到处搜集关于双相的资料和信息，发现有一群人，正经历着同样的痛苦。
2016年10月，我注册了双相躁郁世界公众号，记录自己的治疗经历和心得。后来认识越来越多的患者，渐渐发现他们中许多人也需要情绪出口。于是在坚持写作一段时间后，我选择了开放投稿。
公众号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为患者群体提供一个发声平台、一个能被理解的场合和一个能将双相科普更加广泛的媒介。在平台上，可以看到患者与家属的生活故事、患者之间话题探讨、相关知识科普以及帮助患者建立自信的才艺展示。
我们还成立了多个线上交流社群，包括患者群、海外患者群、家属群等，目前有上千人。由于当前我国精神健康科普不足，一些小城市患者很难得到诊断，因此占比较高的确诊患者所在地，仍集中在北上广深杭几个城市。
这次疫情放大了许多东西，包括病友及其家属的无助。
除了断药问题之外，并非所有患者都去精神科专科医院看病，出于就近或可行性考虑，许多人会选择去综合医院。但受到疫情影响，有些综合医院被征用，患者无法复查又担心感染，加重了焦虑程度。
与此同时，疫情相关的悲剧新闻会让部分病友过度共情，难以克制地将自己代入其中，直至情绪崩溃，在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挤压下轰然坍塌。
长期困在家里，抑郁情绪难免发酵，更危险的是一些独居患者。我们会尽可能增加线上沟通频次，了解他们的状态，帮助他们积极面对。
还有一部分病友，陷入到抑郁的反面——躁狂。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问对方是否真实需要，发疯似地想要给武汉捐赠，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也会介入，理智辨别，避免他们上当受骗。
此外，全天候相处也让患者与家属产生许多无法排解的矛盾。一方面，患者较为敏感，另一方面，许多家属也比较暴躁，具有双相倾向，可当时条件未能确诊。作为中间人，我们会在社群中调和开解，鼓励他们多站在对方角度思考。
不同身份催生出程度不一的处境，双相漩涡越卷越大，患者不容易出来，外面的人也难以走进去。
不得不说，现在对这个病的歧视，太严重了。
作为患者，我们并不只是在疫情期间面临各种问题，大多数人都是隐藏痛苦活在当下。被扣上矫揉做作的帽子，不被理解和接受，长此以往，患者自己也会戴上了一个假装快乐的面具，其实，是给自己套上了一个情绪枷锁。
我接触了各式各样的患者，他们活在孤独的阴影笼罩下，非常容易受到伤害。我并不苛求每一个人都能理解精神疾患的想法和情感，我只希望，在得知有人患病时，我们不要随意去指责和评判患者人格。最重要的，还是希望公众能够重视起精神健康。
我真的不希望有下一个我，发病九年都不知道有这种病的存在。
心声公益创始人姚灏：
不要屏蔽远方的微小声音
精神障碍者的世界里，大都充斥着无序和紊乱。
在取得复旦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后，我决定去哈佛就读公共卫生硕士。专业的缘故，自己尤为关注社会精神病学、社区精神卫生和全球精神卫生领域。
几年前，在选专业的时候，我曾经问过许多我身边的朋友，我问他们为什么有人会得抑郁症？
结果许多人的答案是：可能是压力太大了，或者是性格不够坚强。
更多人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却对我选择做精神科医生这件事本身感到既惊讶又好奇。
他们反问：精神科是看精神病的吗？是不是得天天和精神病人打交道？
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当有人问起我的专业时，我都会像是做错了什么事一样，不太好意思地挤出“精神科”三个字。
2017年，我创办了心声公益，希望通过一些倡导和科普性内容，减少社会对精神疾病的误解和偏见。
目前，我们有五位全职和三十几位志愿者，正在围绕疫情下精神疾患断药和家属照料等方向进行调研，希望从公共卫生角度出发，找出最为突出的困难，再联动其他机构推动问题解决。
其实，除了焦虑和抑郁之外，疫情期间的精神障碍失药者会呈现多种状态。
有些人会觉得是自己做错事情，或在这场抗疫中没能帮上忙，看到别人难过，自己也会陷入极度内疚和自责，替代性创伤表现明显，还有一部分患者会将所发生的一切视若无睹，完全置身事外。
最近，我经常在网上看到病友间互相赠药，风险是存在的。精神科药物与其他药物存在很大差异，如果在不了解患者精神状况下服用，很可能适得其反，而且无法判断对方真实想法，一些重度精神疾患很可能已经产生自杀倾向，这里面存在太多不确定因素。
我自己即将成为一名精神科医生，虽然身处医疗行业，我发现，对于精神疾病，医务工作者中也存有一定偏见，这种偏见并非普通人才有，很多非精神科医生也难以避免。可想而知，倘若一位精神障碍者感染新冠肺炎，处境或许要比一般人艰难得多。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还发现，关于精神疾患断药求助的报道，存在一定偏倚。
一般来说，那些主动求药的患者，认知功能相对较好，才能在病友群里倾诉、抱怨和求助。由此也暴露出另一个问题，很多缺乏自知力的患者甚至没有痛苦意识，他们往往活在自己构建的虚妄里，这些人群反倒没有声音。
如果身处一二线城市，当地政府平时会对这些偏重型精神疾患免费发药，不需他们专门去配。但在三四线城市的偏远地区，缺少专门医院，卫生条件有限，政府资源又没办法给到，这些患者应该是最需要帮助和关注的群体。
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下，包括精神障碍者在内的诸多弱势群体，往往面临双重甚至多重困境，很多服务没办法送到这些少数人手中。
我们不应该忽视，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里，可能有一小部分群体，他们的声音是发不出来的。但我相信，人与人之间只有坦诚相待，只有彼此倾听与诉说，才能消弭对于精神疾病与精神病人的污名。
总有一天，社会能够接纳和理解不同精神疾病，就像接纳和理解我们的哭与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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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德瑛
微信编辑：何升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