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武汉社区副书记61天的内心抗争史
文/胡琪琛
编辑/计巍 宋建华
邓阳安逸的小日子快速消失了。
朝九晚五没有了，正常双休没有了，“图书馆的周末”没有了，小长假的爬山远足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被疑似新冠肺炎感染者打爆的手机，是居民发来的自己躺在床上无法动弹的照片，是61天内目睹20多人的死亡。无数求救向她涌来，也有人威胁她。
新冠肺炎在武汉爆发时，邓阳所在的社区“正书记”病倒，作为副书记的她在大年初三当天“毫无心理准备”地成为社区疫情中“扛把子”的那个人。她突然从一个每天与修路、补漏、疏通厕所、解决家庭纷争等琐碎、庸常、“婆婆妈妈”的小事打交道的社区工作人员，变成挽救百余位感染及高度疑似患者生命、解决近5000居民生存问题，以及时刻与确诊病人打交道的“高危”战疫人员。
她觉得自己“一生中从来没有如此忙碌”。最难的时候，她甚至想，我要是也感染上病毒就好了。
3月24日，武汉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称，从4月8日起武汉市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邓阳的战役快要接近尾声了。但这六十一天的焦躁、恐惧、绝望、无力，以及在黑暗中挣扎自救的经历，却永久地改变了她。
她开始重新看待那些平平淡淡的小日子，并发觉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色“都有他存在的价值”。
尽了最大努力，却好像什么都没做
大年初三，武汉封城第五天，社区中一位疑似患新冠肺炎的居民找到邓阳说，“医院不接待我，要社区安排住院。”
邓阳不信，“不可能，救人是医院的职责，不可能你快死了，医院不救你。”
居民告诉邓阳，医院说要在社区登记，由社区统一上报才能就医。
邓阳还是不信。她是社区的副书记，并没有从街道办事处收到类似的通知。
但很快，她的手机被社区里出现感染症状的居民打爆了。电话那头有人在求情，“你快救救我，救救我，我真的要死了。”也有人威胁她，“你要再不给我床位，我就去你家、去居委会，把这个病传染给你。”她还没来得及说话，又有新的电话插了进来。有些人白天打不进电话，就半夜两三点给她打。
一个又一个“救命”电话，使邓阳不得不接受那个“自己不相信”的事实——在医疗资源日趋紧缺的日子里，社区成为了病人能抓住的唯一的救命稻草。
患病的居民们试图用各种方式让邓阳知道，自己是最急、最需要病床的那一个。
社区里一位无法确诊的疑似患者给她发来一张照片。照片中这位和自己相熟的“在各个方面都能聊到一起”的朋友任莹莹，正躺在家中床上无法动弹。
春节前，任莹莹开始发热、咳嗽，拍了CT，肺部呈磨玻璃样。当时，核酸检测试剂盒紧缺，她不能确诊，也无法入院。
从2月1日开始，任莹莹连同她的丈夫、儿子、侄女、侄女婿、朋友、原单位的领导等身边一切可利用的“资源”给邓阳打电话。每天，邓阳都能接到七八个帮任莹莹求床位的电话，每次通话时长不少于半小时。电话一接通，那头就给她讲道理，教训她，或是大哭着质问她：为什么这么狠心，见死不救？
她一遍遍解释，社区无法与医院对接安排床位，她们能做的，只是将登记的个人情况反映给街道，街道反映给区里，区里再反映给市防控指挥部，最后，由市防控指挥部统一安排就诊资源。
电话那头的人听不进去她的解释。最后，她不得不开始说一些“连自己也不知道真假”的话，“现在床位紧，只能先安排最严重的人住院。”
任莹莹有高血压、心脏病，觉得自己就是最严重的人。求情无果，他们开始动用一些关系给邓阳施压。
她只能再次耐心解释，“不管你们是哪个领导，在我这里都是一样的。生命没有高低贵贱。”
任莹莹不接受，打市长热线投诉邓阳。
好多次，邓阳被逼到无奈，打电话给街道，“语气很直”地说，“我不是对你们有看法，只是把病人的想法说给你们听。”街道说，我们也没有床位，床位也不由我们来分配。
通电话的次数多了，她开始对街道的工作人员有了一种惺惺相惜的理解。本质上，他们和她是一样的，除了执行指令，什么都做不了。
那几天，邓阳的工作逐渐明晰为“登记、上报、安抚”的无数次循环。在不断重复“居家隔离就是最好的办法”后，她感觉自己快要被“不管怎么做就是帮不到别人”的痛苦和无力淹没。她不停问自己：到底应该拿他们怎么办？
没人能回答她。
她觉得自己明明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从结果上来看，却好像“什么都没做”。好多时候，她希望自己能变成医生，冲在最前线给病人治疗。
压力最大的那段时间，邓阳晚上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她害怕半夜又被居民的电话吵醒，听到一些“特别戳心窝的话”，于是心一狠，将铃声调小，自我安慰：这是为了“明天能更好地工作”，毕竟“休息好免疫力才强”。但闭上眼后，她又开始纠结、担心，“万一接不到居民的求助电话怎么办”，“我要不救他们就没人救他们了”……翻来覆去后，邓阳坐起来，将电话铃声调大。
一晚上，手机铃声调整了两三轮，最终，还是调大铃声后她才睡得着。
她也总被噩梦惊醒。梦中是一张张患感染新冠肺炎的小区居民的脸，向她发出求救。
大年初八前后，她在街道开会，终于接到上面下发的正式通知：医院不接受单个病人，所有病患先由社区排查后就医。
社区志愿者用私家车拖运菜
最让她崩溃的，是居民的“失望”
武汉封城前，邓阳所在的社区已经开始了新冠肺炎的防疫宣传，但那时还没有人感到紧张。大年初三，社区里有居民确诊，而正书记因发烧感冒正隔离在家，邓阳代替她去街道开会。会上，街道工作人员问她，“书记怎么没来？” 她说，“她在发烧。”对方说，“书记病了，你就负责。”
那时的她还无法想象，原本安于小日子的自己，即将面对怎样的冲击和改变。
邓阳四十多岁，个子不高，有一头利索的短发，说话爽快、泼辣。在为社区工作之前，她是一名房地产销售。那份工作很忙，每个周末她至少要坐半个小时公交车去上班，带客户去各个楼盘看房。那时，她最想要的是“一个可以陪伴家人的周末”。
女儿升小学时，她下定决心要找一份离家近、可朝九晚五、有正常双休的工作。得知社区正在招聘，她辞了职，向社区投了简历，成为社区的工作人员。
她终于有了生活。每天早上8点，她迈出家门，走10分钟到居委会，8点半上班，中午休息2小时，下午5点半下班。下班后，她会做好晚饭，等丈夫和女儿回家。周末她喜欢带女儿去江滩散步，去解放公园踏青，去博物馆闲逛，或者是去图书馆坐上一下午。
趁着小长假，她和女儿爬遍了武汉周边所有的山。武当山、黄山、华山，东湖的磨山，黄陂的木兰山，她们都去过。这个春节，她本计划和女儿再去一次武当山，看看它冬天下雪时的样子。
虽然一直没有正式的编制，工资不到3000元，但这份工作还是带给了她极大的成就感。
水管漏水、路面不平、厕所淤堵、家庭纷争……遇到问题的居民总是第一时间想到她。似乎没有她解决不了的问题，“社区就是万能的”。
她也享受着被居民需要的感觉。在小区居民易贵菊眼里，邓阳“热情，大方，任劳任怨，肯帮助别人，一报居民的名字她就能知道对方住几栋楼、几号房”。一位曾在社区挂职半年的书记说邓阳是个“女汉子，说话办事很利落，为人朴实”。在回岗前，他跟她开玩笑说，“你要不辞职到我们单位去？我来聘用你。”
新冠肺炎在武汉的爆发，把她平静、安稳的生活掀翻了。
现在的邓阳，早忘了大年初三那天突然成为社区“负责人”的心情，只记得：很快，自己的手机就被惶恐的居民打爆。接着，交通暂停，小区封闭，居民闭户，商超不再对个人开放，社区成为了疫情下的第一道防线。她的工作量与日剧增，排查，测温，上报，根据上级消息联系医院转运病人……她觉得要解决的问题无穷无尽。
她头一回觉得社区工作人员如此缺乏——居委会正式工作人员一共十几个人，其中有同事确诊，也有同事的家人确诊，还有人年纪太大不适合上前线或是困在外地无法回来。最终能和她一起“并肩作战”的，只有7人。这7人，要负责社区一千余户，四千多位居民在疫情期间的所有需求。
邓阳觉得自己“一生都没有这么忙过”。社区网格员刘秋记得，“整个疫情期间，她（邓阳）没休过一天”。在丈夫安强的眼里，她两个月没好好睡过觉。每天早上六点多闹钟一响，他看着她咚地一下从床上弹起，洗完澡后头也不回地出门，有时煮好的面也没来及吃；每天晚上，她都在10点后回家，有时候是11点，有时要凌晨1点多。
她不怕忙。之前武汉办军运会期间，邓阳也忙，但那时候，她没有“随时就在危险边缘”的恐惧。她怕自己感染，更怕会传染给家人。街道没有给社区工作者安排隔离的地方，她只能回家。每晚到家她先把衣服、鞋子脱在门外，拼命给自己消毒，冲去厕所洗澡。
最让她崩溃的，是曾经在无数生活琐事上依赖她、信任她的居民，对她的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安强说，有时夜晚两点，看着邓阳从床上爬起来接居民电话，边说边哭。挂了电话后，她眼泪巴巴地看着他，说自己好无力，好没用。安强在旁边看着，急出了白头发，“好大一块，都是这段时间白的”，安强说。他担心妻子的安全，为自己什么也做不了而焦心，只默默给她倒杯热茶。
社区志愿者摆好菜准备分发给每家每户
“百分百的执行者”
真正将邓阳从无力感中挽救的，是2月9日之后，每晚11点来自防疫指挥部下放床位的电话。
2月9日新闻报道，连日来，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率中央指导组，指导督导湖北省、武汉市刻不容缓依法采取果断措施，不折不扣落实“四类人员（确诊患者、疑似患者、不能排除感染可能的发热患者和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分类集中管理措施，真正做到应收尽收、不漏一人。
与此同时，新冠肺炎患者确诊标准也由原来的需核酸检验呈阳性，变为CT影像辅以临床症状也可确诊；大量的酒店被征用为隔离点，会议中心、体育馆被改造成方舱医院；外省援汉的医护人员也在陆续抵达武汉。
床位是一点一点多起来的，紧俏的状态仍持续了一段时间。但对邓阳来讲，有总比没有好，哪怕只有一张——毕竟“无力感，真的是帮别人争取到床位之后才会好一点。”
和前期一样，邓阳和同事能做的，只是将患者的个人信息，包括身份证号、联系方式、身体状况、过往病例、CT影像片以及核酸检验结果统计于表格，提交给上一级，并等待来自防疫指挥部给患者下放床位的电话。对于其中的分配细则，她并不清楚。
她记得小区内一位高度疑似感染患者因社区前期无法提供床位，连续两天来社区“闹事”。他不戴口罩来到居委会，说着带有攻击性的气话，向工作人员吐口水，还要求他们扶他上厕所，说要把整个居委会的人都传染。
之后，邓阳连续一周向街道上报社区内所有确诊及高度疑似患者，但没一人分到床位。几日后，火神山医院第一批就诊名单公布，那位“闹事”的患者在名单之中。她很诧异，电话问他，怎么进去的？对方自称找关系住进去的。
虽无力要到床位，但邓阳一直要求自己做一个“百分百的执行者”。每晚11点，指挥部会电话告知社区，现在哪些医院有几张床位，哪些街道的哪些小区可以送哪一个人。接着邓阳和同事需要“立刻、马上”准备车，将病人送到医院，一是因为白天禁止转运病人，“会引起市民恐慌”，二是因为五六个不同社区的“候选病人”都在抢这一张床位，行动一慢，哪怕送到了医院，床位也早就没了。
时间就是生命。
很多个夜晚，她听完通知，即刻出发，带好交接病人的资料，把病人扶上车。车是街道配的，有三辆。一辆和救护车一般大，其余两辆更小。邓阳坐在副驾，病人躺在距离她一米不到的车后方。
转运车奔驰在前往医院的马路上。那时社区的防护物资也紧张，邓阳只穿着一套生鲜市场菜农用的防护服，带着一层外科口罩。病人的咳嗽声从后方传来时，她也忘了害怕，默默祈祷，车子能快点到，快点到，送完后，安全回家。
在车上，邓阳通常会把窗子打开。吹着风，她觉得那种无力和绝望的感觉也好了一些。车载着他们，向医院和希望飞奔去。
养老院的病人连夜被转移
问题从没消失过
2月14日，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知，要求住宅小区一律实行封闭管理，对居民出入进行严格管控。邓阳所在的小区原有十几个出入口，在封控的要求下，她找来工人将一半的门用围栏封了起来。
居民强行出小区的纠纷、封控点上栅栏被踹掉引起的矛盾，每天都在发生。有一次，邓阳在小区门口站岗，一名吸毒人员要强行从门口通过。她去制止。他说，我有刀子。邓阳说，那你就把刀子拿出来，我现在打110，你有本事站着别走。
“应收尽收”接近尾声时，社区里所有感染以及疑似感染者全被收治。就在邓阳觉得社区终于快安全时，小区养老院发生了群体性感染事件。
2月中旬，养老院老板感觉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测后确诊为新冠肺炎，养老院被要求全员进行核酸检测，结果十余个老人呈阳性。
她止不住害怕。小区已封闭，此时爆发疫情的养老院简直“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造成更多感染。
她让自己冷静下来，先将养老院隔离，接着联系街道，申请将所有老人转移出去。转移当晚，小区志愿者易桂菊也在现场，她看见在大家因怕被感染不敢靠近时，邓阳第一个上前扶老人上车。有些老人因为惶恐不愿意走，邓阳耐心地劝说他们，最终将那些坐轮椅的、不能动的、走路歪歪跌跌的老人全都送上了救护车。
“炸弹”被拆除了，但麻烦仍旧不断。
邓阳的小区内患有如乳腺癌、宫颈癌等恶性肿瘤的重症病患百余户，这些重症病人的药物不能断。社区工作人员需要想办法帮他们买药。
当时社区所在的区域只有一家重症药店，每天店外全是各个小区派来买药的工作人员，“人山人海，像是在庙会”。她派去的买药人员，从早上七点到药店门口排队，先拿号，再拿药，晚上六点才能“满载而归”。
每一次，买药人员至少要为50个重症病人买药。重症药物的名字相似易弄混，买药人员就把每位病人的医保卡、医保卡密码、名字、电话以及要买的药品盒子全部装好放在一个袋子里。药一买就是一个月的剂量。那种一米见方的纸箱，买药人一次至少要抬两大箱回来。箱子装不了的，就系在身上，从上到下，从手臂到大腿都绑满了药袋子。
除此之外，社区工作人员还要给小区居民买菜。
社区封闭后，超市也不再对个人开放。很多居民找到居委会来，说超市不再接受个人购买者，要来社区登记后才能买菜。邓阳苦笑，这件事，她又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她派工作人员联系附近的中百仓储，问菜要怎么买。中百仓储说，要按照套餐购买，我们提供26个套餐。他们将这26个套餐全部提供给了居民。武汉人爱吃热干面，很多居民冲着热干面，花50块钱买了一个面类套餐，结果拿回来的套餐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热干面。
还有些人买的是肉套餐。居民将套餐拿回家时，附在肉上的冰，早因为温度高融化了。居民觉得是社区缺斤少两，跑来居委会要求他们补差价。
她就再跑去找超市。超市工作人员说，把票根拿好，等疫情结束后再来单独算差价。邓阳觉得可笑，“100多块钱肉套餐，里面有各种肉混在一起，这一块肉怎么单独计算价格？”
3月3日，政府给武汉所有居民发短信，说要投放10元每斤的爱心精瘦肉给武汉市民。等她去中百超市拿“爱心肉”时，却被告知，一个小区限购30斤。她当场懵了，“30斤呐，我们上千户，怎么分呢？” 那段时间，她每天早上睁开眼，就能接到居民找她要爱心肉的电话。
有时候，她希望自己也能得上新冠肺炎，“要是得病就好了，不仅可以去医院或者方舱吃吃喝喝，更重要的是，居民不会再埋怨我了。”
社区志愿者在外买菜
我们已经坚持到现在了，不能出问题
3月19日，国家卫健委发布数据显示，武汉新增确诊病例首次实现“零报告”。但邓阳并没有从不安的状态中走出来，社区里新增的四位无症状感染者并不属于确诊病人，其中一人住进医院，三人在家隔离。每天，她都会去给在家隔离的无症状感染者送药，并试图让他们“不出家门”。
“之前的‘雷’是在外面可以看见的，现在的‘雷’埋在里面，根本看不到。”邓阳仍对病毒的变化感到担忧。
3月24日，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决定武汉市从4月8日零时起解除离鄂通道管控，有序恢复对外交通。当晚看到“武汉解封”的新闻时，邓阳“很淡定”，“是逐步而有序的解封，我现在还是尽量劝说，让居民少出去。我们已经坚持到现在了，不想到最后我们再有问题。”
邓阳能清晰地感受到她的社区在一点点变得“正常”。上周有好几个晚上，她8点半就下了班；她不再密集地接到居民的求助电话；电话中居民的语气也不再惊慌；商超逐渐复苏，居民想买的物资，60%她都能买到；10元每斤的瘦肉，她现在能拿到上百份；她的“正书记”也带着几名网格员回到了岗位上，她不再需要做那个冲在最前头的人了。
她知道，疫情总有结束的那天，而疫情带给她的改变，却固执地、永久地留存下来。
对生活在自己周边的人，邓阳有了新的了解。疫情期间，最让她觉得安心的志愿者，是小区内曾多次不与她交好的小旅馆老板。她是对工作顶认真的人，而他的小旅馆，证件一直不太齐全，店内的消防设备也不到位。她说过他很多次，他一副对她“爱理不理的样子”，就是不整改。
新冠肺炎爆发后，他却主动找到她，说要做志愿者；她交给他的任务，他每个都完成得很好。有天她跟他道歉，“实在是不好意思，以前都不知道，你这个人特别好”，他反过来安慰她，“没什么，这都是应该的，我做的比你们差多了。”
那一瞬间她突然意识到，今后要试着“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人”，“可能在某一个阶段或是某一个位置，他为了生活不得已这样子”。
抗疫六十一天内，她目睹了二十场死亡，这使她发觉死亡是件“如此正常的事”。
1月29日，她遇见了肺炎期间的“第一次死亡”，逝者叫李树青。头天晚上8点，她和李树青的女儿“费了好大功夫”将他送去了“跑了好多次才跑到的医院”，第二天晚上10点，她接到李树青女儿的电话，说爸爸去世了。
那一刻，恐惧与震撼一同向她袭来，“太快了，真的太快了，为什么人这么渺小，说死就死了。”
电话里，李树青的女儿哭着告诉邓阳，她排了三个小时队，终于把父亲送到了医院外临时搭建的观察室内。她进不去，在室外吹着冷风守了一夜，看着观察室内的父亲躺在地上吸氧，还没来得及做检查，就离开了人世。
邓阳拿着电话，和她一起哭，但也努力不让自己崩溃，安慰她：你已经做到女儿应尽的义务了，你爸爸也会走得安心。
她不是没经历过死亡。两年前外婆离开时，她的脑海里如同放映旧电影一样，一幕幕浮现出与外婆有关的回忆。但疫情期间的死亡是来不及细想的，伴随着接连不断的自我谴责：“是不是发现得更早，就能够不让这种事情发生？”
3月18日，她的同事李夏嫣离世。李夏嫣有癌症，新冠肺炎期间所有的医院都变成了发热门诊，她无法做化疗和放疗。邓阳亲手帮她办理了死亡证明。那时，她已经不再崩溃大哭，只感到内心有种缓慢而绵长的痛。
疫情初期那个把她逼到“快要神经衰弱”的朋友任莹莹，虽然后来被收治入院也未能活下来。她发给邓阳的那张躺在床上无法动弹的照片曾反复出现在邓阳的脑中，提醒着她的绝望与无力。现在只要想起照片中的画面，她就会忍不住流泪。
如果说对接下来的生活报以怎样的“希望”，邓阳发觉自己仍想平平淡淡地过日子，但对于组成“平淡日子”的琐碎工作和生活，她有了新的理解。
以前，邓阳觉得自己每天的工作都是在解决一些婆婆妈妈的琐碎小事，诸如谁家漏水了，谁家马桶又堵了，“很不起眼”。她从没想过自己会充当守卫小区、保护居民安全、挽救生命这样的“一线角色”。
这场猛烈来袭的新冠病毒，让她发觉这个城市的每个岗位都很重要，“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她也在某一刻突然发觉，“自己的责任感好像已经起来了，有责任了”。
现在的邓阳也不再做噩梦，她觉得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看到了病人能够得到治疗、很多患者也康复了的缘故。
她觉得自己现在好像对什么事情都更乐观了一点，“没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和家人在一起就很好了”。
她告诉自己要出去玩，要休息，要真正地热爱生活。她记得女儿上幼儿园时，两人总是一起去爬山，但是上了高中后，因功课繁多女儿总是拒绝跟她出门，“以后，我要强迫她多出门，看看世界。”
几天前，邓阳在小区内值守时，从一号大门走去居委会，发现路中间小花园里的樱花不知何时开了，两个月前，这里还飘着雪，花园整个银装素裹。但眼下这一天是个大晴天，太阳很亮，阳光照在粉色的樱花瓣上。
她突然感觉到了一种久违的幸福感。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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