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记者/卢倩莹

记者/颜星悦编辑/计巍江妙遭遇性侵的事被封锁在学校里两个月今年年初，多家媒体曝出位于郑州市中牟县的河南省雅圣思素质教育基地（以下简称“雅圣思”）打骂体罚学生事件，其行为包括“扇巴掌、喷辣椒水、背轮胎跑步”等。1月28日，中牟县通报称，调查组已对网络举报内容及该公司进行调查。然而在调查结果还未公布之时，学员江妙向深一度表示，去年10月，她在雅圣思遭到了教官的“强奸”。受害人江妙时龄15岁，因为“叛逆”“同性恋”“不上学”“抽烟”等原因被母亲送到雅圣思，而李某某正是这里的教官。此案于2023年7月11日在中牟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庭审中公诉方认为李某某作为培训机构教官，与未满16岁已满14岁的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建议以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对被告人李某某处以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直到案发后两个月的2022年12月26日，江妙父母才得知此事。他们送女儿进雅圣思是希望女儿能变“听话”“懂事”一点，没想到女儿却在里面遭受了不可逆的伤害。最让江妙愤怒的是，在10月到12月期间，这个事情在学校里几乎人尽皆知，却完全被封锁在校内。为了让事情传出去让外界知道，她试过写小纸条，与校长打架，冲着校门大喊“报信”……但尝试都一一失败了。雅圣思学员受训（受访者提供）围墙和纸条江妙再次从梦中惊醒。自从1月初从河南雅圣思素质教育基地回家后，她已多次梦到自己被人按坐在床上，强行扼住手和腿，绑进面包车里。这让她一次次想起，两个多月前发生的那场噩梦。据江妙和其他几个学生介绍，雅圣思的校园位于郑州市中牟县郊区的一个封闭式大院里，院中有一栋6层楼，100多个女生住在二楼大厅内，三楼和四楼住着300多个男生。公开资料显示，河南省雅圣思素质教育基地隶属于河南省雅圣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位于郑州市中牟县，注册日期为2018年10月，经营范围为教育辅助服务、教育咨询服务、心理咨询服务、体能拓展训练服务等。据官网介绍，该基地招生主要面向10-20岁有烟瘾、酒瘾、早恋、自卑自闭、厌学逃课、离家出走、暴力倾向、心理人格异常、打架斗殴、与父母沟通困难、亲情冷漠、奢侈消费的青少年。这个封闭式大院只有一个黑色的大铁门，学生们只有在午饭和晚饭的一小时可以进出，大多是去门口的小卖部，除此之外，学校门口就只是一条公路。之前有学生想在这个时间逃跑，被教官抓了回来，当众挨打。手机和电子产品第一天进校的时候就被没收。在深一度的采访中，几名学生表示，在这里，学生的自由被限制，还会遭遇体罚。“教官拿一米长的塑胶水管抽人，被抽到的地方，会变得黑紫，好几天下不去。”江妙说。一个18岁的学生在采访中说，“殴打、辱骂每天都有。校规说什么不打不骂，但是其实也就那种新人教官（不打），那些老教官打人、骂人都是常有的事，校长也不管。”在这个地方，江妙前前后后住了近9个月。最煎熬、难捱的是最后两个月——被教官性侵之后，到终于可以离开的那两个月。被性侵后的每一天，她都在一张纸上画一道，她怕在里面等待的日子忘记了时间。在她的讲述中，因为学校认为她“出事”了，所以除了吃饭、睡觉，教官们都不让她与其他学生在一起，白天她由校长的一个亲戚看着，什么也不让做，也不能正常上课。她写了很多纸条，每张纸条上她写：我被“强奸”了，告诉我爸爸妈妈，每张纸条下方都写了父母的联系方式。因为没有私人空间，她把纸条藏在军训服胸口的口袋里，随身带着，每次有学生毕业离校，她就想办法塞一张给对方，拜托他带出去。这样的纸条，她记得自己至少传出去了10张。12月，校长陈米民发现了她向外面递纸条的事。她记得那天，距离她被爸爸接出去还差十天左右。她和所有学生一起端着饭碗，蹲在操场上吃晚饭，她吃完饭去卫生间时，被陈校长拦住了。江妙说，校长亲自搜她的身，军训服上两个兜里搜出了一堆纸条，除了“求救信”，纸条上面还记录了这段时间发生的所有事情：今天距离“强奸”多少天，陈校长找了“我”，和“我”说了什么；某日，“强奸犯”的妈妈找了“我”，她说了什么；某日，我找某老师，说了什么。江妙记性不好，又想“留证据”，就把这些事情一一记下来。校长要没收这些纸条，江妙不让，和他抢，抓他手臂，大声骂他，最后纸条还是被没收了。她什么“证据”都没留下。“后面我就总闹，隔一周我就闹一次”，江妙不怕风言风语，她恨不得这件事让所有人知道。“人们不知道的话，这个事情永远会封闭在这个学校里面。”江妙说，她害怕的是这件事和学生被虐待的事情一样，被封锁在校区里。去年年底，有领导来学校视察，他们正在对面的校区里，江妙趁机冲着校区门口大喊，“我被强奸了，学校不给我解决”，喊到她自己觉得都“崩溃了”，很多老师在她身边拉着她，有个老师哄她说学校不是不给她解决，正在解决着呢。由于看不到希望，渐渐地，江妙觉得自己精神状态越来越不好，她不想和任何人交流，就想一个人呆着。一整天一整天在宿舍的床上睡觉，白天也不下床，下来就想哭，经常有轻生的想法，“但是我想到自己要是轻生了，他（教官）会不会还和家里人和和睦睦的？我就觉得还得活着。”知道女儿的遭遇后，江妙的爸爸在雅圣思门口拉起了横幅香烟和性侵江妙所称的“强奸”，发生在2022年10月27日下午。在她的讲述中，当天上午，她才和教官李某某第一次正面交流，“以前都没有什么联系”。上午她在路过教官宿舍的时候，在宿舍门口与李某某聊了两句，并向他要了盒香烟。在来到雅圣思前，江妙就有抽烟的习惯，她会找跟她关系好的老师要烟抽，“他给了我一盒，然后我当时拿着烟就走了，没有进他的宿舍，就是在门口。”江妙说。吃完午饭，江妙在上厕所的路上遇到了从厕所里出来的李某某，“他看到我了，他本来是过去了，然后他又倒回来了”，江妙说李某某叫住了她，让她把早上的烟还给她，并用眼神示意说，放到厕所旁边的他宿舍的桌子上。“我进了他宿舍之后，坐在凳子上，点了一支烟，和他聊天，他坐在床上。忽然他就走过来摸我，我当时愣了两秒，没有反应过来，他就把我从凳子上给拉起来了，然后就开始亲我，我当时反应比较激烈，就一直推他，我的凳子旁边是一个那种高的铁柜子，然后他把我摁在柜子上面，然后我就咬他手，咬了他手之后，他就直接给我摁床上了。”江妙说，从烟点上到被按在床上这之间不超过一分钟，就被迫发生了性行为。教官李某某的说法和江妙的不同，关于2022年10月27日发生的事情，李某某在派出所的口供如下：我和未成年人是发生性关系了，她是学生，我是教官，我是自愿的，她是不是自愿我不清楚。我们认识两个多月，见面次数不太多，算是朋友吧……当天下午14:00，我在房间里准备躺着，江妙推门进来，她进来之后，把上衣脱掉，然后从兜里拿出来上午找我要的香烟，点了一根，她把香烟点了之后稍微吹了口气。我说我还要睡觉，然后她说也要在这里睡觉，然后……我和江妙发生了性关系，然后过了一会，江妙说时间太长了，得走了，于是穿上衣服就走了。她走之后我在床上睡觉，下午（晚上）11:00校长的司机喊我，问是不是和江妙发生了性关系，我说是，他让我去收东西回家，不让再在那继续工作。这起案件于2023年7月11日在中牟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根据中牟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2022年10月27日下午15时许，被告人李某某在该培训机构三楼宿舍内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案发后被告人李某某于2023年2月7日到公安机关投案。庭审中，公诉方发表公诉意见，通过调取的证据证明本案被害人江妙系该培训机构的学员，因此本案被告人李某某作为培训机构教官，与未满16岁已满14岁的被害人发生性关系，构成刑法上规定的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犯罪构成。被告人李某某尚未得到被害人谅解，社会矛盾尚未化解，本案的量刑部分，综合全案情节，经研究建议以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对被告人李某某处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当日，中牟县人民法院宣布该案择日宣判。逃离和报警怕江妙在法庭上情绪过于激动，江妙的爸爸江涛没有让她在2023年7月11日开庭审理中出庭。江妙站在法院门口等待庭审结果。她对现在的结果不满意，一方面觉得量刑建议轻了，另一方面认为雅圣思还没受到处罚。在她眼里，雅圣思的“罪行”超过李某某，她认为雅圣思欺骗她，不让她把自己的遭遇和求助传出去。事情刚发生时，江妙想去找心理老师，但她说，自己恰好在楼道里遇上了校长陈米民，江妙就把事情原委告诉了他，校长立刻把她带到办公室，告诉她不要告诉父母，会帮她解决问题。在雅圣思学校，每周学生可以写一封信寄给家里。每个学生写的每一封“报平安”信格式、内容都差不多，江妙说，“就是我在学校里很好，我在慢慢改好，你们放心”这之类的话，这是惯例。采访中，不止一个学生提到，学校会拆开检查学生每一封写给家长的信，如果不照规矩写，或者有抱怨学校的话，都会打回来要求重写。江妙已经一个半月没写了，她故意这样做——来引起母亲的注意，不给家里写信反而是江妙向家里传递信号的办法。江妙说，一直没收到“家书”的妈妈或许是感受到了有些不对劲，在12月中下旬联系了招生老师“飞哥”，让“飞哥”给江妙拍个照片发过去。“飞哥”找到江妙，要求她配合拍照。“我就说老师你把手机给我，我给她发个语音，拍照片就算了。”江妙保证，就在“飞哥”面前给她妈发语音，“飞哥”就把手机给了江妙。江妙一拿到手机拔腿就跑，一边跑一边按着语音键，但是一路上还有很多老师，江妙害怕自己如果提“强奸”的事，会立刻被按住。她飞快地跑，对着手机说，“我没办法在这学校呆了，你要是想见我的话，你就自己过来见，没必要拍视频拍照片。”发完这一条语音，江妙握着手机继续跑，直到过了两分钟，微信语音无法“撤回”了，她才停下。过了会儿校长又来找江妙，要她配合拍视频，江妙不配合，手机一对着她，她就大哭大嚎，校长的视频也没录上。这件事发生后，江妙的爸爸先后接到了江妙妈妈和学校打的两通电话，电话里只说“江妙在学校出事了”，让他赶紧过去。2022年12月26日，距离她被性侵过去两个月后，她终于见到了爸爸，把“强奸”一事的原委告诉了他。被爸爸接出去后，父女俩在中牟县留了几天，报了警，和校方、警方商议怎么处理。江妙几乎每晚都哭，江涛不善言辞，就陪着女儿，守着她睡觉。7月11日，雅圣思学校内部已搬空“我从来没被打服过”回到老家后，江涛才告诉江妙的妈妈，女儿在学校里被教官性侵了，“我妈当时就是不相信，她说这不可能。”好几个月后，江妙的妈妈才慢慢接受了事实，有一回和江妙一起喝了啤酒，哭着向江妙道歉，说“妈妈对不起你”。这次回来后，江妙能感觉到妈妈陷入了自责中，她总时不时地帮女儿吹头发，或者给她发微信说“今天做了红烧肉，你早点回来吃”。江妙知道，她在为前后两次送女儿进雅圣思而后悔。这次是因为收到妈妈“不会再把你送回去了”的保证，江妙才回家的。平时母亲对自己管教严厉，“我妈就想我能好好听话、懂事、上学，不要抽烟、喝酒、打架、染头发。”但妈妈越是管她——给她朋友打电话让她们不要和江妙玩，晚上拔掉家里WiFi——她越是不服。后来，江妙在与校长对峙时，才从校长口中得知，是母亲在网上搜索了这所学校，并给校长打电话，让他好好管管自己。2022年3月17日，江妙第一次被父母开车送进雅圣思。江妙在里面“好好表现”了快6个月，2022年8月26日江妙向校长和妈妈保证，自己已经“学好了”，妈妈把她接回了家。“我第一次回家，就跟她说那里打人，我以为她会心疼我，一定不会让我再回去。结果她跟我说，好好上学就不会让我再回去，她说的时候我就感觉不妙。”2022年10月7日，她因为逃学，又一次被送进雅圣思。在雅圣思，挨训、挨打几乎是家常便饭。“有些学生被打服了，但我从来没被打服过，在外边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特别刚，但是到那个学校里面，越压我越刚。”江妙说。从雅圣思回家后，江妙仍然不去上学，而且是彻底不上了。她开始在理发店学美发，和朋友一起喝酒、抽烟，晚上回家后，她就立刻进房间，反锁上房门——第二次被送进雅圣思，就是她睡着时被突然来的教官从床上绑进车里的。现在，她无法在没锁门的房间里安睡。据爱企查信息显示，2023年6月6日，河南省雅圣思素质教育基地隶属的河南省雅圣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注销状态。2023年9月14日，深一度记者致电中牟县教育局校外教育培训监管科，该科室的工作人员称该学校已经关停。（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江妙、江涛为化名）【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如果…你可能就要失去我了微信又双叒叕改版了，如果不标星，你可能就会错过我们的推送。星标只需要：①打开北青深一度公众号主页，点击右上角“..."②在弹出的界面，选择“设为星标”。我们期待与你在每篇推文中相见！参与“9958”配捐后，数十名白血病患儿的近千万救命钱被卷走验收合格获112万补贴款后，养猪老人被判诈骗罪对抗猴痘的高危者：怕得病，更怕“社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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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余颖欣编辑/杨宝璐助教拍下的糟糕的住宿环境2023年7月12日，当300多个孩子从“清北有道研学营”安全回家后，家长们发现微信群中突然出现了一份名为“致清北有道研学营家长”的文档。文档来自于研学营的助教，9名来自清华和北大的兼职学生联合发文称，7月8日至7月12日举办的“清北有道研学营”存在虚假宣传、生活条件恶劣、管理混乱等问题，“我们无能为力，只能选择离开，并向您揭露真相。”至此，家长才发现这个为期五天四夜的“清北研学营”，曾承诺“全程陪伴”的“清北学霸”们在开营第一天就离开了，而行程中“参观清华北大”也被变更为参观清华艺术博物馆。随着暑期旅游市场的火爆，今年的“新宠”研学项目频频被爆出问题。实际上，从7月初开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对提前预约的游客开放参观，且校园参观不收取任何费用。7月24日，北京大学保卫部通报称，7月21日有校外研学团队通过违规手段拆分预约139名学员入校，每人收费10800元，合计约150万元。因此，北京大学已关闭46名校友的预约系统权限。清北助教“不干了”7月7日，开营的前一天，清华大学的胡岑琳来到了位于北京通州区宋庄镇版银艺术主题民宿的营地。营地有两栋楼，二号楼还没有装修完。根据清北有道研学营总负责人张瑞的说法，该民宿特地为研学营增设了30间房。但房间的状况令人担忧：墙壁未上完漆、天花板上的管线裸露、制冷模式的空调吹着热风……胡岑琳看见建筑工人在二号楼进进出出，正在给这些新房间安装马桶、床铺。北京大学的张奔观察到，二号楼一层和二层的平台“都是毛坯的”，二层楼梯转角处的栏杆留有缺口，“不小心的话，可能摔下去”。而对于“让孩子们住毛坯房”的说法，张瑞对记者解释称：“装修的风格就是工业风。”按研学营主办方的安排，开营后，9位清北助教分别需要管理9支学生队伍，每队约有40个孩子，配备两位带队老师，一位是清北助教，一位是主办方招募的“安全员”，但胡岑琳负责的那支有36个孩子的队伍，安全员晚上6点多才分配下来。7月8日上午9点，胡岑琳接到了第一个任务——给孩子们分房，此时距离孩子们到达营地还有不到3个小时。“没办法提前分配。”张奔说。营地房型差异大，而主办方只提供了房间号码，张奔需要一间一间确认房型与入住人数。由于房间没有提前开锁，光是等掌控钥匙的民宿管理员，确认每个房间能住多少人就耗费了大量时间。上午11点多，孩子们到了，需要立刻安排入住，这时情形更加混乱。胡岑琳告诉记者，民宿走廊很挤，有别的住户在这经过，三楼还在装修，工人进进出出，孩子们则拿着大包小包站在一侧。一个人管理36个孩子，胡岑琳忙得头昏眼花，有的孩子要求和小伙伴一起睡，有的孩子要上厕所，还有哭着找妈妈的孩子需要安慰。好不容易安排好，胡岑琳发现有两个孩子被反锁在了一间没窗户、没空调的小房间里。两个七八岁的孩子一边拍门，一边哭喊：“老师快救救我，这里要热死了，我要被闷死了。”胡岑琳没钥匙，急忙去找民宿管理员，来回找了半小时才找到。整个民宿，胡岑琳只看到了两个管理员，且只有一人掌管钥匙。两个孩子出来时并无大碍，但胡岑琳一阵后怕：如果出了问题怎么办？更让胡岑琳错愕的是，晚上10点，好几个房间的孩子给她打电话，说别的老师把他们赶出了房间。胡岑琳赶到时，其他队的孩子已经住了进去，对她说：“我们老师说我们要住这个房子。”而原来的孩子则收拾好包裹和行李，在走廊上乖乖地站成一排。胡岑琳只好打电话给生活老师孙自然，对方称，现在有一些孩子缺房间，所以干脆重新打乱分配。胡岑琳不解：中午分房间至少分了两个小时，现在孩子们正准备洗漱睡觉，难道要齐齐站在走廊上等下去？她说：“我们队的孩子分得好好的，一个萝卜一个坑地分在这几间能住40个人的房间里面，不允许给他们换，他们现在就要洗漱睡觉了。”她把这间房的孩子安顿好，打算去安顿另一楼层的孩子们，但很快又接到了孩子的电话：“老师，又有人来赶我们出去。”胡岑琳只能来回跑，甚至有一间房的孩子收拾了四次行李，不断地被赶出。当天夜里，胡岑琳忙完已是11点左右。结束工作后，助教们一起去找张瑞，他们提出要求——要么增加助教人数，要么涨三倍薪资。但张瑞听完他们的诉求后，直接说了句：“那你们走吧。”胡岑琳走时，又瞥到了那台制冷模式吹热风的空调。4个孩子跑出空调坏了的房间，去了隔壁六人间打地铺。那一晚，只有三张双人床的房间睡了10个人。孩子们在排队打饭混乱的行程清北学生走后的第二天，只剩一位清北助教在营地宣讲，这位助教是被找来替班的，只参与了第二天的活动。同时，主办方又招募了一批大学生填补助教的空缺。但大部分家长对此毫不知情。刘女士是少数结营前就得到消息的家长。从开营第二天开始，她跟随孩子一起在营地住了四天，直到最后一天才得知此事。7月12号早上，刘女士目睹了新来的大学生助教梁雯被张瑞以“发广告”为由，赶到门口当场辞退。刘女士说，梁雯当时是在为胡岑琳带过的36个孩子派发“鼓励纸条”，36张纸条上各写了一句诗，诗句里藏着不同孩子的名字，下方还有一行“我在清华等你”的祝福，落款是胡岑琳，并附上了联系方式。但发到孩子手上的纸条都被没收了，只有刘女士拿到一张。刘女士跟女儿说了这件事，女儿才告诉妈妈，清北的学生早就已经离开了。刘女士的女儿和儿子都参加了此次研学营。开营第一天傍晚，女儿告诉她，弟弟一直在哭。她打电话给助教，助教对她说：“放心，孩子已经退烧了。”刘女士一下不安起来——“意思就是他发过烧，但没人告诉我。”第二天一早，她开了6个小时的车，从山东赶到了北京的营地，才发现研学营住的不是原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学院联训联教基地”，而是一个“自建的民宿，厂房一样的圆顶大棚，旁边盖了两层楼”。刘女士到达营地时正是饭点，她告诉记者，餐厅最多只能容纳几十人同时用餐，但参加研学的孩子有300多个。老师没有组织孩子们分批次用餐，只是让孩子排队打饭，有孩子见队伍太长，不想排，干脆不吃饭；有的孩子住在四楼，来晚了，排到自己的时候已经没剩下什么饭菜了。刘女士在民宿另开了一间房。听了孩子讲述，她发现研学营的条件比自己看到的还要差。儿子回忆，7月9日下午站军姿，一个同学晕倒了，他差点以为那个同学死了，直到那个同学被拖到一边，“慢慢又活了过来”。张瑞回应确有此事，但有工作人员照看这位“有中暑症状、因低血糖而晕倒的孩子”，帮他通风，“让他在地上坐一会儿就好了”。张瑞承认，宣传页面上写的“队医”，只是开营前招募的一个医学专业的学生。开营的最后两天，刘女士驾车跟随研学营一起游览了部分景点。她观察到，人太多了，导游介绍不过来，老师也组织不过来，孩子们都在自由参观。由于行程要在两天内赶完，并且大多数时间都在整队和拍照，孩子们实际参观的时间很少。跟随队伍的助教梁雯称，由于时间太赶，参观圆明园时大家只是拍了合照就离开了，什么都没来得及看。有时孩子还没到齐，大部队就往景点外撤了，导致有孩子被落下，找不到自己的带队助教。到了中午，除了第六队的司机和导游让孩子们在车上吃饭，其他孩子都在景区外的土路上，顶着高温吃完了盒饭。张瑞承认吃饭问题是自己的责任，研学团在出游时没有能够订到可以容纳大型团体的餐厅。有家长告诉记者，"清北有道研学营"将原定三天的游览行程都安排在了后两天，实际日程与原定的日程表不符，孩子第一天被暴晒，第二天被雨淋，没有一顿饭是准时吃的。“吃的不好，住的不好，学没有学到东西，玩也没有玩透。”刘女士本想通过研学营激励儿子向清北学霸学习，但几天过后，她发现儿子唯一能学到的就是吃苦，“一场造梦之旅，最后变成噩梦之旅。”家长称有视频拍下教官指着自己的儿子，并做了踢腿动作挨打的孩子孩子平安到家后，50多位家长自发组建了维权群。群聊中，家长们频繁提起一条“教官打人”的视频，拍摄者也是参与研学营的孩子，他拍下了对面楼的窗户透出的景象：教官俯着身子，伸出手指着什么，还做出了踢腿的动作。开营第二天，曹女士听儿子提起自己被教官辱骂，还有人帮他拍下了全过程。直到7月18日，曹女士在家长微信群看到了视频，她向儿子求证，儿子告诉她，“就是这个视频”。曹女士告诉记者，7月9日，儿子跟两个比他大的孩子发生争执“挨揍了”，脚因此受伤。儿子去告诉教官，教官却扫了他一腿，指着他说：“你被打了，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儿子只好借着室友藏起来的电话手表，给妈妈打电话。曹女士马上联系助教，让他们带儿子去医院检查。儿子的腿去年骨裂过，好在这次没有碰到旧伤。曹女士称，室友藏起来的电话手表是儿子联系她的唯一方式，此前主办方收缴了孩子的手机和电话手表，直到参观出游的前一晚才发下来。儿子室友的手表被老师甩在了地上，他悄悄捡起来藏好。“如果不是孩子的手表没有交上去，这个事情我可能从头到尾都不会知道。”曹女士说。对于孩子被教官“扫堂腿”，总负责人张瑞称：“我也问了当事人，根本就没有打人这种事情发生，我给他们也讲了，如果谁打人，我一定会第一时间报警。”霍女士的孩子也有类似经历。她将女儿和儿子一同送去研学营，两天后，女儿在家庭群里发消息：“妈妈，今天晚上我弟弟被一个男老师推到了地上，腿破了。”霍女士称，11岁的儿子口渴，想去接水，被一位助教老师拦了下来，称不能影响别的老师比赛。儿子渴得不行，想直接闯过去，助教老师把他拦腰抱起来，“扔到了地上”，又踢了两脚。霍女士的女儿在队伍中看到了全过程，发现弟弟膝盖擦伤。霍女士告诉记者，她找张瑞询问，张瑞只一再重复“你问问他（孩子）”。四天后，张瑞让当事助教录了一条视频说明情况，助教在视频中称：“孩子不老实，一边向前跑一边挣扎，您孩子劲儿非常大，挣脱的时候，自己把自己给绊倒了，磕破了点皮。”霍女士无法接受这样的解释，“如果孩子自己把自己绊倒的话，那后面被踢的那两脚算什么回事？”张瑞对记者称：“孩子应该是双腿磕在了地上，我们不可能存在这种老师打学生故意而为的行为。”诸多问题，让家长们对"清北有道研学营"充满质疑，多位家长拨打12345及市场监管局的电话投诉维权。7月21日，家长代表和张瑞在济南市历下区市场监管局见面，家长们以虚假宣传为由，“要求有关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罚款，赔偿，退款”。

记者/梁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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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汨一位使用者正在注射GLP-1类药物

纪佳文编辑/

记者/梁婷

采写/周煜博编辑/杨宝璐陆青如今需要服用多种精神类药品2023年6月23日，陆青终于鼓起勇气，踏入武汉市新洲区三店街派出所报案，报案的对象，是他在戒网瘾学校就读时的教官——张顺。2022年3月21日，当时陆青被父母送到“水沫榕泉青少年教育特训学校”（以下称“榕泉学校”）进行培训。这所全封闭式学校位于武汉市新洲区一处偏远村庄，据官网介绍，这里专治“贪玩、厌学、早恋、行为不端”，主打“个性化一对一心理辅导，陪伴式专业化行为管理”、“老师教官学生同吃同住”。学校还宣称，“毕业三年内孩子反弹，免费回学校重读”。因为叛逆和厌学，陆青被父母送进这所学校，并在此就读半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多次遭教官张顺猥亵，却不敢有所反抗。离校后，严重的抑郁症纠缠着他，拨开层层恐惧与困惑，他意识到，张顺曾经的“照顾”，不过是猥亵行为的矫饰，以及对他的胁迫。聊天记录显示，张顺承认自己对陆青实施了猥亵来自教官的猥亵2023年4月20日，陆青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儿童保健科确诊了重度抑郁、中度焦虑。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他时常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他胃痛、恶心，并且呕吐，还曾出现幻觉，总有声音让他拿刀自杀，晚上会听见有人叫他“去卖身”。这些都是抑郁症躯体化的表现。失控要从2020年说起。由于疫情学校停课，陆青在家上网课，他可以不受限制的接触手机游戏。11岁，叛逆期开始了，奶奶再也管不住他。他的日子几乎完全被游戏占据——上课时玩、吃饭时玩，熬到深夜也不睡觉。2021年复课后，有高年级的学生堵校门欺负他，“之前他们骂我娘娘腔，看不惯我，开始是语言暴力，后来就直接有人来打我。”陆青说。他开始厌学，与父母的矛盾也愈发激烈。本来，他就跟父母交流少，父母常年在外地打工，只有过年回家才见上一面，他和两个姐姐都是奶奶带大的。2022年底，父母回到武汉，一家六口挤在郊区一间拥挤的两居室里，父母和姐姐住卧室，陆青住书房，奶奶睡客厅。一家人的日常起居都由奶奶照料。父母看不惯他每天抱着手机打游戏，不肯上学，决定把他送到特训学校去“戒网瘾”。2022年3月21日，陆青正在吃午饭，榕泉学校的4个教官以其涉嫌网络诈骗为由，把他带上了一辆白色面包车，下车之后，他就进入了榕泉学校。跟众多的特训学校一样，在这里，教学核心是长时间高强度的体能训练，每天早晨，学生要先晨跑三公里，若有学生被子没有叠成“豆腐块”，会被责令抱着被子跑步；“体能训练”是每天的重点，少数时间是学科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名为“感恩课”；每天，学生们的训练内容包括变速冲刺跑圈、俯卧撑、蹲起、四肢着地爬行……训练量全由当值教官说了算。还有学生曾因教官的命令，在酷暑下连续奔跑四个小时。一位离职教官告诉深一度记者，他曾见过其他教官让一群十三四岁的孩子连续变速跑4个小时，有学生跑不动，教官就会让其他的学生拉着他的胳膊，拖着继续冲圈。另一位就读过榕泉的毕业生大庆则称，做四肢爬行时，有时学生们手掌甚至会磨出血。如果有人在训练中犯下错误，所有人都得在午休时间“连坐”受罚，在烈日下“加练”。在学校里，教官负责除招生以外的所有事务，每隔一周或半个月，学校还会安排心理老师给学生做一对一的心理辅导。这是学生难得的休息时间，因此大家都很期待。学生李泽告诉记者，只有在这一刻，他们才能体会到个体之间的尊重，虽然只有少数的心理老师比较专业，但心理辅导就像孩子们在榕泉学校的“避风港”。总教官张顺当时已在这里已工作两年多，负责领导其他教官，管理学生。学生李泽对他的评价是“很暴躁的一个人，容易在学生身上泄愤。”陆青告诉深一度记者，2022年6月20日晚上，在男生宿舍里，张顺对他进行了第一次猥亵。榕泉学校只有一间男生宿舍，20多名男生和教官住在一起。按照规定，晚上9点寝室熄灯以后，学生严禁讲话，不许随意走动。教官负责看管学生。陆青回忆，那晚熄灯以后，他本已睡着，迷迷糊糊中，感觉有人爬到他的床上来。他发现是教官张顺。张顺脱下他的睡衣，双手在他身上摩挲，包括隐私部位。陆青很害怕，但那时他不懂得性知识，不知道张顺在对他做什么。离开榕泉以后，陆青与张顺还在微信上又谈及此事。深一度记者获取的一份聊天记录显示，陆青说：“我还记得你第一次跟我滚床单，你就是连哄带骗的，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觉得你好吓人，不敢反抗，事实证明我当时很怕你。”张顺在回复中则提到了自己的猥亵行为，并说：“以后不许怕我。”陆青回忆，从6月20日到8月18日，张顺经常和他睡在一起，并多次对他进行猥亵。陆青告诉记者，张顺还曾性侵过他一次。大庆被确诊手臂受伤“不要跟别人再谈我和你的事”和陆青住在同一间寝室的同学赵达告诉深一度记者：“我来的时候，就觉得张教官对他非常亲密，午休或者晚上睡觉时，张顺就跑到他床上抱着他睡。”陆青尝试过拒绝继续和张顺的关系，但没能成功。张顺强迫他顺从自己的猥亵行为。陆青体格偏瘦，平日不喜欢运动，体能也比较差。他回忆，在没有和张顺发生关系之前，张顺时常针对他，批评他训练不够认真，让他“加练”。体罚对他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他很害怕张顺。在榕泉学校，教官对学生有极大的惩戒权，如果得罪教官，后果会很严重。学生大庆曾因为“表现不好”被加练，他回忆，他以俯卧撑准备的姿势从中午11点半趴到了下午6点，实在撑不动了，就趴下去休息一会，被教官发现偷懒，就得挺起身来继续。等大庆获准站起来时，他的手指已无法伸直。离校后，他因手臂受伤而住院治疗。为此，大庆的父母还向学校提出索赔。陆青回忆，猥亵发生后，张顺对自己有所“照顾”。陆青在训练时偷懒，张顺也不会再点名批评他，如果遇上其他教官“加练”陆青，他还会出面说情。2022年8月21日，陆青期满毕业。五天后，张顺主动添加了陆青的微信，两人一直聊到9月2日。陆青向深一度记者展示了他与张顺的聊天记录，张顺约陆青“出来玩”，还鼓励他“好好学习”，其中不乏语气亲昵的话语。张顺还嘱咐陆青，不要把“他们俩之间的事”告诉别人。陆青告诉记者，那段时间，他还继续跟张顺聊天，他甚至觉得自己对张顺产生了依赖。张顺给了自己“男性的关照”，那是他在家庭中从来没有获得过的。陆青搞不清楚他和张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也想不通自己为什么有这种情感，于是在网上寻找答案，他查到一个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名词，那是一种被害者对犯罪者产生的情结，这种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性、甚至协助加害人。陆青觉得，自己对张顺也怀有这种情结。同时他又怀疑张顺有可能在害他。他想不明白，于是就把张顺对他做的事告诉了只比自己大一岁的二姐。二姐一直是陆青最信任的人，听完弟弟的描述，二姐非常愤怒，说张顺心理扭曲，让陆青离他远一点，拉黑他。得知张顺还邀请陆青出去玩，二姐便对他强调，如果要见张顺，一定得由她陪同。后来，张顺得知陆青告诉姐姐在学校里发生的事，便取消了见面。张顺还发微信叮嘱陆青：“你不要和别人，包括你姐在内，再谈我和你的事了。万一你奶奶或者你爸知道会怎么想，有些问题只有等你长大才能解决。”学校的心理老师给陆青的回复，当月张顺被开除“放下”，以及如何“放下”二姐的提醒让陆青清醒了一些。2022年9月3日，陆青把他和张顺的聊天记录发给了榕泉学校的心理老师罗老师。罗老师回复陆青：“你发过来的聊天记录让我很震惊，为什么不论是（你）在学校还是心理辅导室从来没告诉我这些事情？不论是我，还是学校，这些都是绝对不允许的。”之后，罗老师向学校上报了此事，当月张顺被榕泉学校开除，陆青也拉黑了张顺。此后，陆青也曾尝试向家人求助。然而奶奶在听完他的话之后，只说了他一句“真傻”。之后，奶奶又将此事告知了他的父母。父母却建议他“放下”。但有些事是无法轻松“放下”的。陆青告诉记者，自己真的试过“熬一熬”，但情绪不受控制地恶化，他甚至出现胃痛、恶心、呕吐的躯体化反应。察觉到自己的异样，陆青让家人带他去医院，2023年4月20日，经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儿童保健科诊断，陆青患有重度抑郁和中度焦虑。诊断书中，医生意见一栏描述着他在这段时间的状态：“自认为情绪非常低落，感觉毫无生气，没有愉快的感觉，经常产生无助感或者绝望感，自怨自责。经常有活着太累想解脱、想消极的念头出现，经常哭泣或者整日愁眉苦脸，说话明显减少，活动量也明显减少，兴趣缺乏甚至连最喜欢看的动画片也不喜欢了，出现了明显的睡眠障碍，入睡困难或者早醒。”但父母不愿意相信他患上了抑郁症。在诊断书面前，陆青的父亲依然坚称他在装病。2023年5月31日，陆青被带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在住院过程中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目前正在服用治疗精神分裂的药物。6月23日，陆青向派出所报案受害人被建议住院治疗从榕泉学校出来后，陆青更加不信任父母。2023年6月19日，他决定独自去派出所报案。临行前，恐惧感突然淹没了他，他把早餐全吐了出来。6月23日，陆青再次鼓起勇气，在奶奶的陪同下走进新洲区三店街派出所。笔录从下午3点做到晚上8点，陆青签了整整87页笔录，他和张顺的每一条聊天记录都被打印出来，记录到了笔录里。报案惊动了校方。6月24日，榕泉学校校长董亚雄和招生办老师到陆青家拜访，这天陆青正好跟着警察在一起找证人，未能与校长见面。6月25日上午，董亚雄再次上门调解，希望陆青不要举报张顺，以免连累学校。深一度记者就此事电联董亚雄，对方回复称：“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张顺猥亵陆青的事情，你说的这个事情很莫名其妙，学校里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6月24日晚，陆青的父亲接到张顺电话。陆父告诉记者，他质问张顺到底对陆青做了什么，张顺并未承认和陆青有过性行为，只承认他确实和陆青“睡在一起，抱在一起了”。电话里，张顺这样解释自己的动机：“我一直把陆青当成弟弟来看待，我一直对他很好，我跟他的关系他也能感觉出来。我在保护他，可能让他产生了很强的依赖。我不会骗人的，我不是强迫他或者怎么样。”同时，张顺也在电话里提到：“当时我离开学校也是因为他这件事情，我也是被开除的。”张顺央求陆父放过他，请求陆青撤案，并要当面向陆青赔礼道歉，私了这件事。他提出，给陆青一万元左右的经济补偿。深一度记者也在当晚联系到了张顺，但张顺称“我现在有点事情”，随后挂断电话，此后再未接通。武汉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尚满庆告诉记者，由于本案当事双方皆为男性，强制性行为无法评价为强奸，而更符合强制猥亵的法律规定，张顺的行为符合构成猥亵罪。尚满庆表示，此案中受害人系未成年，侵害人与被害人之间具有监管关系，受害人目前的精神创伤严重。这都是法院开庭时要具体考量的情节。6月27日，陆青告诉深一度记者，由于近期受到的压力较大，他又去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复诊，精神医学科的医生建议他住院治疗。6月29日，陆青称，新洲区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科给他父亲打电话，告知公安机关已就此事立案，目前张顺已被逮捕。（为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文中除董亚雄、尚满庆外，其余皆为化名）【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如果…你可能就要失去我了微信又双叒叕改版了，如果不标星，你可能就会错过我们的推送。星标只需要：①打开北青深一度公众号主页，点击右上角“..."②在弹出的界面，选择“设为星标”。我们期待与你在每篇推文中相见！“老头乐”霸主雷丁申请破产：超6亿元经销商预付款未兑现境外偷拍网站运营者：每月最多100部“影片”从中国传来烧烤店爆炸后银川全市排查液化气罐

采写/李沁桦编辑/计巍正在书桌前准备考试的黄妹芳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在一场马拉松里，你面前是很多条紧绷的绳子，你往前走的每一步，都要经过这张网的过滤，有时，你还会被这张网弹回原地。对于深圳女工黄妹芳来说，落户就是这样一场漫长的马拉松，终点线是拿到深圳户口。那个盘根错杂的网，是学历、技能水平和持续缴纳的社保。“很难？在深圳，非深户要留下来（上学），要么孩子成绩杠杠的，要么父母经济杠杠的。”很多时候，她独自一人挣扎在这张大网中，生活的关键词是工厂、缴纳社保、拿学历和考证，它们合成了落户的可能性。现在，这场马拉松跑到了第十年。她仍在紧追着这些落户的可能性，这是她读初中的儿子继续留在深圳读高中的希望。45岁是深圳人才引进落户的最高年龄限制。黄妹芳需要在今年完成落户前的最后一个赛程，让自己成为一个“人才”。黄妹芳的书桌，为了能继续在深圳上学，她和儿子都要成为“人才”“人才”的筹码黄妹芳今年45岁。她有一头乌黑油亮的长发，沉甸甸地坠在脑后，垂到腰间。她看书的时候会把头发扎起来，再戴上眼镜。读高中时她也戴眼镜。草草毕业后，她从广西老家到广东打工，当时工厂里戴眼镜的人少，大家看她像看怪物一样，她就取了下来。直到后来又开始读自考，她又重新戴上了它。这是一个普通的周一，早上六点半，儿子去上学了，家里和周边都很安静——这时候附近的街道上几乎看不见人，孩子们去上学，大人们去上工。黄妹芳在出租屋的书桌前坐下。桌上有三本厚厚的中级社工教辅，书的边角皱巴巴地黏在一起。她住的屋子是一间握手楼，白天也需要开灯。白炽灯照着四面白墙，独自一人在家的她边看书边做笔记。但很快她就感觉到累，真的累，眼睛开始发酸，似是而非的概念和定义在脑子里掠过，她却记不住。“像我四十多岁，年纪大了，和年轻人不一样，很多东西实在是记不住了。”学了一个多小时，黄妹芳快要睡着。她摘下眼镜，揉揉眼，从书桌旁站起来，开始洗碗、扫地，把冰箱里的肉拿出来解冻。一个小时后，她又重新坐下来看书。她把每天的日程设定了闹钟，早上五点起床陪儿子跑步，六点煮早餐，十一点做午饭，下午三点外出发货，然后收货，五点半做晚饭……每天只有早上孩子去上学，晚上孩子睡觉之后，她才有两三个小时可以静下心来好好看书。为了照顾儿子，黄妹芳两年前从工厂辞了职。儿子覃武奥今年十四岁，马上读初三。儿子进入青春期，黄妹芳发现自己越来越不懂他。她最近大部分的焦虑都来源于儿子“砰”的关门声和上锁声。有段时间她还害怕孩子得了抑郁症。有一次英语考试，覃武奥只考了30分，脸上带着摆烂的神情，她意识到儿子出了问题。她决定从工作了六年的工厂辞职。“因为孩子没照顾好，其他都没意义。”黄妹芳的工友们听了她辞职的理由，对她说，“我们把孩子当人养，你是把孩子当‘人才’养。”不仅是儿子，黄妹芳自己也要成为“人才”。黄妹芳在五月底和六月中分别有两场考试，一个是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另一个是中级社工。要想在深圳落户，这是常见的中级资格考试。尽管这二者的通过率都不足20%，但在互联网上搜索，你能看到这种资格的“价值”——“考过就是中级职称人员，考证入户的首选！”从35岁到45岁这十年，“考试”像是黄妹芳生活中的魔咒。和考试相关的所有群她都聊天置顶，以便第一时间查看每一个关于上课、交作业、报名、考试的消息，手机相册里收藏着各种考试通知的截图。2018年，她先是通过工厂工会提供的“圆梦计划”通过了自考大专考试，转年，她开始自考本科。英语这一科的成绩不好，她考了五次才通过入学资格，然后接着上课和考试。或许有人知道以她为主角的纪录片《人生第二次》，有人用一句话概括黄妹芳的故事：为儿子留深上学42岁妈妈自考本科。她对着镜头说，“攒积分难过攒钱。拿到大专文凭，有60分的基础；按时缴纳社保，每年3分，封顶30分，但是四十岁以后，每年扣2分。我做了两手准备，同时冲刺本科文凭和社工资格证。”三年过去了，她还在冲刺。去年六月，她第一次考社工考试，和她一起去考的有五个工友。丈夫用跑货拉拉的面包车，一车载着六个考生去考场。她在考场上看到了好几个大着肚子的孕妇，“没办法，大家都要考，落户就是要早点为孩子做打算。”三个月后，成绩下来了，她没有通过。黄妹芳有些时候很后悔，觉得自己开始考虑在深圳落户的时机太晚。她的妹妹黄妹新比她小五岁，在落户前，黄妹新和姐姐有着相似的人生轨迹和目标：进工厂，结婚，生子，小孩上学，尝试获得一个深圳户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深圳几乎是国内最容易落户的“超级城市”。根据2020年及之前的深圳市入户办法，拥有全日制专科或本科学历的应届毕业生，只要对应满足35岁和45岁以下的年龄限制，就可以按人才引进直接落户，落户的整个流程可以达到“秒批”。不符合直接落户条件的，也可以通过积分入户。2019年，黄妹芳帮妹妹向落户窗口递交了材料，两个月后，妹妹收到了落户审核通过的短信。当时的黄妹新35岁，中专学历加上在工厂考取的初级会计师证，凑够了100分的落户积分。所有人都认为妹妹很幸运，因为第二年积分落户窗口就关闭了。黄妹芳没有交自己的材料。深圳市“在职人才引进”的标准里，那时她只有非全日制大专学历这一个筹码，价值60分。如果想离100分的及格线更近，她需要更多的“筹码”来证明自己是“人才”。黄妹芳把自己每天的日程都设置了闹钟100分时间回到十年前，黄妹芳35岁。她和丈夫覃项利带着五岁的儿子覃武奥，从东莞来到深圳。搬来深圳是因为一年后孩子要上小学，黄妹芳发现孩子幼儿园班上的外地人屈指可数。她不愿意孩子受排挤，“大家都说深圳是移民城市，教育资源也更好。”一家三口在深圳宝安区落了脚，在儿子的幼儿园正对面租了一个一室一厅的小房子。这是黄妹芳的“落户马拉松”故事的起点。她对深圳的第一印象是快，“赶地铁，所有人都在争分夺秒地跑，好像被人推着往前走。”她也要快。工厂每天中午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为了回家给孩子做午饭，她把这一个小时精准地分成四段，十五分钟骑电动车回家，十五分钟做饭，十五分钟吃饭，十五分钟回工厂。一秒钟都不能浪费，她甚至摸清了家门口交通信号灯的规律，估算着碰上绿灯的时间出门，可以再节省几十秒钟。第二印象是排队，人们上公交车在排队，孩子放学回家也在排队，还有一件，正在上幼儿园的孩子报小学也要排队。根据《深圳市义务教育就近入学管理办法》，无论是民办还是公办学校，家长们都需要达到对应的学位积分才有报名资格。学位积分越高，能选择的学校越多。以宝安区为例，拥有一个深圳市宝安区户籍，学位积分在这一项上就有95分，而非深圳户籍的她只有60分。系统里的学位积分是电脑自动判定的，黄妹芳把自己所有的“筹码”——非深户户籍+租房合同+缴纳一年的社保——都输入进去，屏幕上马上跳出一个对应的结果：71.2分。而当年小学入学的门槛是68分。学位积分低，她的儿子只能选择民办小学。但她觉得儿子在深圳读书很好，“你觉不觉得，其实小地方很多高中都是那种完全的应试教育？深圳这边的学校，学习抓得再紧也是全面发展的，但是回了老家，教材是陌生的，也比不上那些孩子会考试，成绩肯定是没有优势的。孩子已经回不去了。”6年后是初中，9年后是高中，12年后是大学，这是一场层层向上的教育台阶，也是不断收紧的过滤系统。儿子能不能留下？黄妹芳心里很忐忑，因为在这个系统里，“户籍”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深圳是中国流动儿童数量最多的城市，公开数据显示，2022年深圳市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158.85万人，非深户籍的学生超过了六成，比例全国最高。到了中考的节点，非深户之难更凸显出来。2022年，深圳市公办普通高中录取率是53%，非深户考生只占据其中25%的名额。从儿子小学入学时候起，黄妹芳就想在深圳落户。当时的黄妹芳只有高中学历，她只能在这场积分落户考试中尽力考到100分。这场考试有三个“科目”，名字分别是年龄、社保和学历。她需要像跑马拉松一样，在每一个赛程中，计算艰难而漫长的加法。年龄不是她的优势。根据落户办法，申请人35周岁内可以加5分，35-39岁不加分不减分，但40岁开始，每增长一岁就扣2分，超过45周岁则没有了申请资格。社保是相对来说最容易解决的事。来深圳找工作，黄妹芳对工作只有一个要求：交社保。她看见一个电子厂门前在排长队，问清楚了会交社保，她甚至不知道这家工厂叫什么名字就签了合同，她看中的是每个月可以得到0.3分，8年后，她可以拿到社保封顶的30分。学历则显得棘手。她至少需要一个大专文凭，这也就意味着，她需要像儿子覃武奥一样，回到课堂。2015年，她开始参加工会提供的成人自考项目。得到非全日制大专学历，60分；非全日制本科学历，75分。但2023年2月起，深圳市开始实行新的积分入户政策，大幅提升入户门槛。新政中，原有的100分落户政策失效，采取积分“由高到低”排序，排名靠前者才可以得到落户指标。落户这场马拉松中，黄妹芳本来已经遥遥看到了终点线，但她发现比赛规则更新了。刚拿到非全日制大专学历，黄妹芳就听说了这场改革的风声，她毫不犹豫地调整了思路。她头脑中的那一长串加法迅速转变成了另一个等式：非全日制本科+中级专业技术职称+45周岁以下=技术型人才核准入户。她自考班上的一个同学，去年也没考过中级社工，但考过了中级系统集成考试，拿了中级职称，迅速落了深户。她听说这个考试容易通过，马上报了今年的考试。今年45岁的黄妹芳知道，这或许是自己这十年最后的考试。如果不成功，孩子明年中考，只能是D类非深户考生。“但没有到最后，我为什么不可以再试试？”黄妹芳从去年开始就在研究中考填报事项“考不上的”四月底的最后一个周日，黄妹芳的丈夫覃项利回到了家。他初中毕业之后就四处打工，进过工厂，做过物业保安，当过电工，跑过货拉拉，目前在一家物流公司做长途货车司机。他每个月的工资，是切切实实地用货车的烧油量和公里数衡量的，条线行情好的时候，每个月工资能有一万多块。他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会在微信上给妻子发一个定位，厦门、泉州、福州、南昌、苏州、金华，还有更远的西安。他在家里的痕迹只有挂在阳台上的一件大号黄色文化衫，以及洗漱池前的牙刷。覃项利前一天凌晨一点才从南昌回到东莞，在车上睡了一晚，第二天中午回到深圳的家，手里拎着几个小菜，黄瓜、苦瓜和萝卜。他回来就进厨房，把钝掉的菜刀磨快了，切肉，洗菜，切菜，涮锅，烧油，油烟气和煎炒烹炸的声音从小得只能站一个人的厨房里飘出来。他做了儿子喜欢吃的炸鸡，又去洗碗，擦灶台，扫地拖地。他每周只回家一天，回来煮饭、炒菜、做家务，做完事就躺在床上刷短视频，累了就睡觉，第二天早上五点起床，开着自己的面包车去东莞发车。夫妻俩有不言自明的分工。覃项利是这么总结的，做丈夫的在外面负责赚钱，“回到家就得做家务”；做妻子的负责落户的大事，监督儿子学习，“还有她自己也要努力学，别的我也没办法。”儿子从小到大的每一份作业，每一次家长会，每一份成绩单都是黄妹芳的责任，他不懂，也插不上手。“家庭里面很多女性要承担很多东西，这本来应该是双方的，但是在现实中男性的角色会缺失很多。做爸爸的可能不会也没有能力管孩子。”这是丁当的观察。丁当16岁就辍学南下深圳打工，2015年，她建立了“绿色蔷薇”，深圳市唯一一家为女工及流动儿童服务的草根公益机构，她因此见过许多女工和她们的孩子们。黄妹芳喜欢做公益活动，她去过“绿色蔷薇”，还在那里看过《Y是一个流动坐标》——一部由“绿色蔷薇”创作的戏剧，讲的是深圳流动儿童就学难的问题，黄妹芳觉得那就是自己的现实处境。“相对于妈妈为了自己的孩子去考学历落户，爸爸考虑的比例会小很多。因为深圳的积分落户细则多且复杂，要去完整地了解所有的信息，对低学历的一方其实是有难度的。落户，是非常奢侈也非常未知的事。”丁当说。覃项利很怕这份未知。他怕一家子在这里白忙活一通，如果再不回老家读书，儿子在老家就没有初中学籍。如果一年后儿子考不上公办高中，妻子落户也不成功，回不去老家也拿不出民办的学费，那就完全没有退路了。“说实话，我希望儿子初二结束就回老家，这样至少退一万步讲有一个高中读。如果留在深圳，就只能读职业高中，风气很不好的。”他之前和黄妹芳说过自己的想法，黄妹芳很生气，觉得他太丧气。两人吵架和说家事的时候只用壮语，覃武奥不在老家长大，听不懂——在深圳，他只需要说普通话。当时，覃项利先和儿子用普通话说，“你考这么一点分”，再用儿子听不懂的壮语说，“考不上（公立）高中的”。黄妹芳很生气，和他大吵一架。她觉得这是负能量，不准他再在儿子面前说，他只好咽下去。与考试带来的未知相比，黄妹芳更相信考试带来的希望。她还记得自己的学生时代，家里一共有八个孩子，她排行老三，九十年代，广西农村的风气是女孩子读完小学就辍学，但是她的爸爸却叮嘱，“你们要努力读书，读书才是你们的出路。”她读书的时候聪明却喜欢犯懒，背文史题不耐烦，背英语课文背得头疼，躲图书馆看一下午的小说，但考试成绩却一直很好。整个村子只有两个人考上了高中，她是其中一个。高一那年，爸爸因病去世，黄妹芳回家待了一个月，看着家中年幼的弟弟妹妹，心知肚明自己不可能再读下去了。学校的老师同学劝她回去继续上学，但对于这个夏天卖松油、冬天卖木炭来维持生计的家庭来说，供一个大学生读书是一个不可想象的梦。她潦草地读完高中，拿到毕业证，在老家的甘蔗厂待了两年后离开家，顺着打工的潮流，去了东莞的工厂，拿每个月三百块的工资。那时她22岁。30岁，她和父母安排好的相亲对象见了面。她没想过结婚，也没想过不结婚，但大家都说，对方是一个老实人，又是广西老乡，是再合适不过的结婚对象。她承认覃项利的确是一个老实人。但结婚15年，她从来没有感到丈夫像现在这样“拖后腿”。儿子初二下学期期中考试成绩单上写的不是分数而是等级：5个A，2个B。覃项利只模模糊糊地知道A代表的是好，B代表的是没那么好。黄妹芳从去年开始就在研究中考填报事项，计算在一年后的中考里儿子的“赢面”。她的手机里有一个长长的“2023年指标生控制线”学校排名的截图，里面是深圳78所公立高中的中考录取分数线。“深中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全深圳十几万的考生都盯着，我们没什么希望。覃武奥的成绩……”从排名靠前的深圳中学、宝安中学、深大附中等著名的高中往后，她用手指把截图滑到底，指着列表的末尾，“这个最接近他的分数线。”她和儿子同学的妈妈聊前景，对方说填中考志愿的时候还是会把职业高中考虑进去，选那种未来好找工作的，“这样保险”。黄妹芳摇摇头，她从来没考虑过职高，“我宁愿拼个老命，让他读民办也可以。”她对职高没有好感。她见过职高学生走后门来厂里面试机械工程师，结果那些孩子什么技能都不会，在学校只学会了抽烟和打架。她没办法想象自己的儿子去那些学校，和那样的孩子混在一起。“真读职高，变成这样就废掉了。”黄妹芳家门上挂的帆布袋“非人才”孩子在哪儿读书，全家就搬到哪儿，从幼儿园、小学再到初中，黄妹芳搬了三次家。从高空俯瞰黄妹芳现在住的社区，周边林立的高楼包裹着城中村和工厂，东莞在一条窄窄的小河对岸。工厂密密麻麻地分布在河的这岸，很多在深圳沙井工厂上班的年轻人为了节省房租，选择在河对岸的东莞租房。白天，做工的人在这头上班，晚上，他们骑着电动车穿过长桥回到蜗居的房子。黄妹芳和邻居聊天，“我们是谁？我们就是非深户，非人才。”这固然是自我调侃，但从数据上来看，宝安区的确是非深户户籍人口比例最大的区,

临近餐厅称早想“液改气”“我为熊猫狂”：被笃信的谣言，被围攻的科普喊冤26年杀人案改判无罪，谢哲海申请国赔2067万

李想俣编辑/

实习记者/何欣欣

实习记者/赵萱编辑/

记者/王萍编辑/石爱华出狱后的谢哲海一边四处打工讨生活一边坚持申诉，喊冤26年后，他终于等来了无罪判决，如今国家赔偿已立案在27年前的一桩命案中，河南22岁女村民王云在看戏回家途中被打身亡，25岁的谢哲海被认定为杀人凶手。一审判决书显示，周口中院受理该案后，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退回检察院补充证据。检察机关在没有补充新证据的情况下，再次将案件移送法院。在仅有口供的情况下，法院认定谢哲海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终审维持原判后，谢哲海入狱服刑并坚持申诉，他自称在审讯期间遭到逼供、诱供，含冤入狱。另一边，受害者家人也无法接受无期徒刑的判决结果，觉得“没能让凶手抵命”，法院轻判了此案。2018年9月，服刑22年后，谢哲海减刑出狱，并四处奔走申诉，陈年旧案重新再审。2022年11月24日，该案再审开庭。2022年11月30日，谢哲海等来了无罪判决。“听到‘无罪’两个字时，差点晕过去”，谢哲海哭着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卧床不起的父亲，一周后，父亲去世。但事情远未结束，“把真凶找出来，我才能彻底清白”，谢哲海说。2023年5月29日，获得无罪判决半年后，谢哲海向河南省高院递交国家赔偿申请，要求赔偿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共2067万余元；同时要求河南高院在媒体公开赔礼道歉、为其恢复名誉。2023年6月1日，河南高院立案受理谢哲海的国家赔偿申请。原创视频：谢哲海讲述遭遇刑讯逼供改判无罪一周后父亲去世2023年5月29日，在工地干活的谢哲海请了假，和辩护律师一起来到河南省高院，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此时，距离案件最后改判无罪，已经过去半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谢哲海杀人案最后一次开庭审理是在2022年11月24日。因为当时的疫情，谢哲海在老家河南省太康县法院远程出庭。那段时间，谢哲海频繁询问河南省高院的法官何时开庭，“当时父亲身体不行了，怕撑不到过年，希望在他有生之年，把我的案子翻过来”。申诉期间，谢哲海谈了对象，双方年龄相仿，感情稳定，谢哲海也向女友坦白自己身上背着一起“冤案”。女友觉得他能主动坦白，诚实可靠，愿意相信和接纳他。谢哲海这几年坚持申诉，也希望能给女友一个交代，“早日了却这桩案子，后半生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2022年11月24日上午10点，谢哲海盼望多年的再审开庭。一位旁听人员告诉深一度，谢哲海在庭上陈述称，案发当天中午，他和一群年轻人喝了酒，醉酒后在朋友家睡觉。他们傍晚外出看戏，中途口渴回到朋友家喝水，随后跟朋友一起在院中的床上睡觉。半夜，他听到吵闹声，邻居们喊他们一起前去查看，但4人没走到地方就返回家中，随后不久得知村里发生了命案。再审旁听人员透露，谢哲海的律师当庭辩护称，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谢哲海行凶，应判无罪。庭上，死者王云家属的法律援助律师坚持认为谢哲海有罪，庭后提交了很长的律师意见。参加那次开庭的旁听人员告诉深一度，庭上，检察院补充提交了一些新证据。除了当年办案警察的情况说明和工作笔记，案卷外对谢哲海有利的证人证言也第一次被出示。针对新证据，谢哲海的律师当庭表示，“对谢哲海有利的证据为什么没有放入案卷，如今才拿出来？我觉得他们（警方）隐匿证据。”检察院否认存在这一问题。谢哲海告诉深一度，在案证据中，他的口供也存在缺失，当年很多对自己有利的内容没有记录。庭审最后，检察院当庭认为谢哲海虽有重大嫌疑，但是现有证据未达到确实充分，应宣告谢哲海无罪。谢哲海说，听到“无罪”建议时，他忍不住落泪，差点晕了过去。那天庭审后，他哭着跑到父亲病床前将消息告诉他，病重的父亲已不能说话，听后泪流不止。“他一直挂念着这个事，终于安心了。”谢哲海说。2022年11月30日，河南省高院正式宣判谢哲海无罪。喊冤26年后，谢哲海终于等到了一纸无罪判决，但对他来说，事情还远没有结束，“我还是接受不了，很多痛苦压在身上，我和死者两家人都是受害者，我必须把真正的杀人凶手挖出来，这是我最大的决心。”改判无罪一周后，父亲拉着谢哲海的手离世，临终前也希望可以找到真凶。另外一边，死者王云的父亲是文盲，谢哲海被宣判无罪后，王云的家人陷入无助，他们最大的困惑是，“当年的命案，还会继续破吗？”一切似乎又回到多年前，王云遇害的那个原点。大营子村，王云遇害的小路戏台边的命案在河南省太康县转楼乡大营子村西南角，至今留有一间破旧低矮的老庙，正南边是一片树林，树林边一条一两米宽的土路向南延伸，尽头处拐向东边。27年前，1996年5月30日，老庙前曾搭起戏台。在那个年代，哪里搭台唱戏，必能引来附近村、镇的村民们前来观看，十分热闹。一河之隔的杨庙乡五里庙村，25岁男青年谢哲海也和同村人赶来看戏。中午，谢哲海和大营子村的一群男青年聚在一位村民家中喝起了酒，醉酒后，他被安置在村中朋友王高升家中休息。也是在王高升家中，谢哲海遇到了该村的熟人王安生，两人聊了一阵之后，相约去戏场看戏。在谢哲海记忆里，那天晚上10点多，戏看到一半，他觉得口渴，独自返回王高升家喝水。在谢哲海离开不久后，一同看戏的王安生也离开戏场。按照王安生当年的说法，路过王高升家门口时，他看见有人在院子里的床上纳凉，坐在床边的是17岁的本村男孩王余鹏。在王余鹏的呼唤下，他走到床前，看见床上躺着王高升和谢哲海。不久后，王安生离开。之后，通往戏台的路上发生了一起命案。遇害人是时年22岁的王云，是王安生的姐姐。当晚，戏唱到一半，王云有意回家睡觉，一起看戏的同伴劝她看完戏两人一起回去，困意袭来，王云坐在椅子上睡了一阵。演出结束前半个小时，王云醒来后搬着椅子决定独自回家。回家途中，她在戏台南边那条东西向的小道上，遭遇了袭击。王云的父亲回忆，当晚他在附近帮别人看厂子，刚好回家路过，认出了倒地的女儿。众人一起将王云抬到不远处的村医家门口求助，很多路过的村民上前围观。随后，王云被家人用三轮车拉到乡卫生室，最后在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身亡。王云的父亲想问明白发生了什么，“最终没能从女儿口中得到一句话”。1996年5月31日上午，转楼乡派出所所长上报县公安局立案侦查。警方认定案发时间在深夜12时许，现场位于一个三岔路口，向西300米通往戏场，向东路过王高升家门前可达王云家，向北通往村里。现场勘查人员发现，事发地有一片长60厘米宽30厘米的片状血迹，向西1米处倒放着一把溅有点状血迹的藤椅，血迹向东20厘米处有一发卡。事发现场不远处的几户村民家都没院子，第二日一早，事发地北侧65米处的一户村民先发现院中的压井杆丢失，东南侧15米处另一户村民在自家厨房窗台上发现了那把带血迹的压井杆。尸检报告显示，王云头面部共10处挫伤；耳部有一处创伤；胸部一处表皮剥落；双臂和右大腿根部有5处表皮脱落。检验人认定，死者头部受钝性物体多次击打造成头面部多处挫伤、颅底骨折，导致死者因外伤性颅脑损伤死亡。为了破案，很多事发当天在戏场附近活动的年轻人被集中到大营子村学校，接受警方询问，有本村的，也有外村的。很快，当地警方给出了调查结果。一份太康县公安局1996年6月15日出具的破案报告记载，办案人员根据现场勘查、尸体检验及调查询问的情况分析，认为该案是一起流氓杀人案，犯罪分子应该是16岁到30岁左右的年轻人，品质恶劣、胆大心狠，有流氓行为或曾因流氓被打击处理过，熟悉现场环境，当晚曾活动于戏场附近。在此基础上，办案人员对案发当天活动在现场附近的人员及有劣迹的人员进行排查，排查中发现嫌疑人18名，进一步调查认为谢哲海有重大作案嫌疑。王高升家门口就在路边，案发后，谢哲海曾和王高升一起到凶案现场围观只有口供的命案至今，谢哲海依旧记得警方把他带走的场景。案发第二日一早，警察上门，在村中亲戚家休息的谢哲海被父亲喊回了家。谢哲海和家人记得，当时家中饭菜已做好，谢哲海拿起一个馒头夹了口菜，才跟着警察一起走了。谢哲海回忆，自己被带去大营子村的学校，很多村民被关在那里，大家可以自由活动，但不能离开。警察挨个询问事发当晚在干什么，睡在哪。谢哲海最初供述，案发晚上10点左右，他因为口渴，提前离开戏台，前往王高升家喝水，之后躺在王高升一侧，也睡了起来。不久，隔壁女邻居听到西边一男一女吵架的声音，找到了他们。谢哲海供述，邻居母女俩发觉异常后，来喊王高升去看个究竟。四人走过去，没走到跟前看清情况，又回去休息了。直到散戏时，人们围在王高升家隔壁的村医家门前，谢哲海听到人们议论有人被打了，和王高升一起去围观。在围观人群中，他遇到了五里庙的同村村民，一起走回村里，当晚照旧和同村的几个青年一起睡在亲戚家的空房子里，还聊起伤者被打的事情。同样有重大嫌疑的王高升和王余鹏也接受了警方的问询，几次更改口供后，他们的证言指向了谢哲海。最初，在大营子村的学校接受调查时，王高升的口供和谢哲海一致，说被邻居大娘叫醒时，他和谢哲海在一个床上躺着。1996年6月4日，王高升被带到转楼乡派出所。在那里，王高升口供发生变化，“我也怀疑可能是谢哲海干的。”王高升当年的口供显示，当晚，一行四人一同去查看动静时，谢哲海对他说，“躺着的人看着像王军家闺女（指王云）”，而自己却没认出来。另一位重点排查对象王余鹏最初接受调查时称，当晚他在王高升家坐着，看到一个人进来喝水，随后这个人向事发方向走去，那个人是谁他不知道；第二次供述称，事发当晚，王安生离开王高升家后，他也随即离开，当时他回头看到穿白衬衣的男子从王高升床上起身朝事发地走去，但不认识那个人叫什么；最后供述时他指认，从王高升家出来的白衣男子就是谢哲海。王余鹏对警方解释，最初关在一起调查时，他就怀疑过谢哲海，但害怕自己说出会被谢哲海反咬一口，还会被打，才撒了谎。警方调查时，外村村民赵建设的口供也指向谢哲海，赵建设提到，在戏场时谢哲海曾注意到死者王云，对他说过，“安生姐长得怪漂亮哩。”警方最终采信了赵建设和王余鹏的口供，认定谢哲海自述喝水之后就睡下的供词与二人证言有矛盾。此后，谢哲海成了破案的重点。警方破案报告显示，1996年6月6日，办案人员对谢哲海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6月7日一早，谢哲海交代了犯罪过程。警方据此认定了犯罪事实：5月30日晚9点，谢哲海和死者弟弟王安生到戏场看戏，碰到赵建设说了会儿话，随后王安生离开，谢哲海对赵建设说，“安生姐长得怪漂亮哩。”谢哲海先于赵建设离开戏场到王高升家喝水，看见王余鹏在王高升床上坐着未敢出去，在王余鹏走后随之离开，到附近一村民家中取压井杆，随后到王云回家的路上等候，在王云路过时拦住她欲行不轨，遭反抗后恼羞成怒，将其当场打晕致死后到王高升家睡觉。王云的父亲希望严惩凶手，还女儿一个公道未能找到的白衣服从审讯笔录中可以看出，谢哲海的口供出现多次反复。尤其对现场物证和作案工具的描述，存在多次变化。审讯笔录显示，1996年6月6日凌晨2点至6点，转楼乡派出所讯问时，谢哲海自称没有行凶，警方提醒他应当转变态度，不要抱对抗态度，态度好的话，政府会从宽处理。谢哲海回答，“我承认了是死，不承认也是死”，“一说就得死，抗不过去也得抗”。警方教育后，谢哲海反复了几次，最终承认自己是杀人行凶。谢哲海在接受审讯时交代，行凶时自己穿的白褂子，并沾了血，被他埋到了村窑西边。在其他人的供述中，除了村民王余鹏称他身穿白衬衣之外，其他人的证言中，谢哲海穿着灰色港衫、灰色裤子、白底黑格的外套。谢哲海回忆说，当时自己穿了灰色港衫和灰裤子，外面是一个黑白夹克外套，“白衣服”是在警方引导下说出来的。但在案材料中，作为重要证据的“白褂子”一直没有被找到。警方搜寻无果后，再三追问，谢哲海改口说“扔到河里了”、“埋到学校了”，警方最终也没找到。据谢哲海80多岁的母亲和四哥回忆，谢哲海被带走后不久，曾被警察带回村中寻找作案时所穿的“白衣”。谢哲海母亲说，儿子没有白衣，也没穿过白衣服。她认为儿子之所以说自己穿了白衣服，是遭到了逼供，因为她看到，儿子的左侧脸乌青，眼睛都睁不开。除了“白衣服”没有找到以外，谢哲海在辨认凶器时也存在诸多疑点。在案资料显示，1996年6月10日，谢哲海在刑侦队供述行凶过程，刑侦大队组织谢哲海对作案工具压水井杆进行辨认，谢哲海未辨认出所用的压水井杆。警方对作案凶器压井杆所做出的鉴定，仅能证明血迹血型和死者血型一致，并未确认血迹是否来自死者。最终，除了口供之外，警方没有找到关于谢哲海血迹、脚印、指纹等客观证据。首次认罪后，谢哲海的口供在认罪和翻供之间摇摆。1996年6月11日，谢哲海被关进看守所后，不再供认自己行凶。1996年6月22日，太康县公安局将谢哲海故意杀人案移交检察院审查，检察院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退回予以补充侦查，要求公安局检验谢哲海衣服上的血迹并调取新的证据。10天后，太康县公安局再次提请批准逮捕，1996年7月10日，检察院认为谢哲海的主要犯罪事实清楚，已构成故意杀人，决定批准逮捕。谢哲海被逮捕后，警方才针对检察院补充证据的要求做了说明。1996年9月4日，太康县刑侦队出具的一份证明显示，谢哲海羁押期间所穿的裤子便是作案时所穿，但上边没有发现血迹。此外，警方没有交代白衬衣的下落，也没有补充新证据。因为证据问题，周口检察院的起诉书也曾被法院退回。一审判决书显示，周口中院受理检察院起诉书后，曾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退回检察院补充证据。检察机关在未补充新证据的情况下再次移送，法院在此情况下开庭。2022年年初，谢哲海年事已高的父亲坐在自家门口，同年11月老人在病床上等来了儿子改判无罪的消息，案件改判一周后，老人离世故意杀人被轻判无期案发3年后，1999年12月26日，河南省周口中院才开庭审理该案。检察院起诉书指控，1996年5月30日夜12时许，谢哲海拦截看戏回家的王云，欲行强奸，遭到反抗，就用事先准备好的压井杆朝王云头部猛击数下，又朝王云大腿根部、胸部各捣一下，致使王云当场昏倒在地，经抢救无效死亡。谢哲海在庭上自我辩护，称自己没有杀人，与受害人无冤无仇，证人作证都是伪证，诬陷自己，遭到公安人员刑讯逼供、诱供。谢哲海自称不识字，当年警察念的笔录也听不进去，被拿着手指摁了手印。被送往看守所时，他已抬不起腰，走路困难，看守所所长先是拒绝接收，等了很久，他才被接了进去。到了看守所，身体稍微恢复，谢哲海就开始翻供，否认作案，称是自己被打屈招。谢哲海告诉深一度，开庭那天，他才从检察院的公诉材料里得知作案的压井杆放在谁家，他当庭提出疑问，“为什么凶器上没我的指纹？”谢哲海的家人一度存有谢哲海疑似被刑讯逼供的证据。谢哲海的四哥说，当年弟弟在转楼派出所被打，从家中带去的被子上沾满了血，后来家人把被子拿回家中留作证据。开庭时，家人曾拿去法院，但未做展示。存放了十几年后，家中房屋漏水，保管不善，才将被子丢掉。当年，一审代理律师河南乾元昭义律所的张乾也为其做无罪辩护，认为此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张乾辩护称，谢哲海前后虽作过十余次供述，但时供时翻，前后不一致，关于被告人作案时所穿衣服不清，作案工具压井杆经被告人辨认不能确认，且压井杆上未留有被告人的指纹。尸检报告中，受害人身上多处受伤与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打击部位不符。无直接证据证明被告人作案。法院审理后，支持了检察院对谢哲海犯罪事实的指控。法院认为，虽然谢哲海当庭拒不供认犯罪事实，但曾在公安机关作出有罪供述。供述与现场勘查、尸检报告基本一致，经提取检验，所用凶器压井杆上有王云遗留血迹。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足以认定。2000年2月29日，法院一审判决谢哲海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赔偿受害人6155.6元。一审宣判后，谢哲海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00年6月，河南省高院做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谢哲海的手写申诉材料申诉20年后获准再审判决后，谢哲海在商丘市监狱服刑。从那里开始，谢哲海一直坚持申诉。因为没上过学，是个文盲，谢哲海最初只能求其他犯人帮忙写材料。后来觉得申诉之路漫长，自己写材料能写得更清楚明白，他开始自学识字。在商丘监狱，谢哲海是个“刺头”。他经常找监狱长、科长谈话，到检察院驻监狱监察室反映情况，每月写申诉材料。有律师到监狱服务时，他也会去咨询自己的案子。监狱外面，谢哲海的家人靠种地谋生，生活条件差，父母年迈，兄弟家庭负担重，家人无力负担律师费用。后来，谢哲海放弃聘请律师，继续在监狱里写申诉材料，“自己没有犯案，早晚能证明清白。”谢哲海一直不认罪，经常在监狱喊冤。谢哲海说，一次，商丘监狱的管教没了办法，联系了自己家人来探望和安慰他的情绪。后来，可能是因为影响了其他服刑人员，他被远调到辽宁的监狱。远在千里之外服刑，谢哲海再没见过家人。表现得好，谢哲海才有机会和家人通话3分钟，即使打电话，也只能打给兄长，很少才能和父母通上话。每次听到家人的声音，谢哲海心里都美滋滋的，“起码老人还在呢”，心里既高兴又难受。但之后的一周，他会失魂落魄地想着家人的模样，晚上蒙着被子闷声哭一会儿，心里才痛快些。在辽宁的监狱，每个周末的休息时间，他都会一个人呆着，手写申诉材料。但由于他每年都不写认罪材料，一直未获得减刑。服刑期间，谢哲海得了肝病，身体状况差，经常住院输液治疗，有人建议他先出狱才能有申诉的机会，如果在狱中去世，将永远没有机会洗掉罪名。因为不认罪不能获得减刑，此后他转变态度，写了两份认罪书，获得减刑，最终在入狱22年后，于2018年9月出狱。出狱后，谢哲海没放弃申诉，他找到当年为他做无罪辩护的张乾律师。已经年迈的张乾接下案子，2019年2月，为谢哲海向河南省高院递交了申诉状。后来张乾因为身体原因无力代理案子，谢哲海辗转找到北京华一律所的屈振红律师。看了谢哲海寄来的判决书和申诉状，屈振红判断“案子肯定有问题”。两审判决比较简单，一审判决写明该案曾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退回检察院，检察院并没有补充新的证据；一审判决无期，“明显是从疑从轻的判决”，屈振红决定提供法律援助。阅了卷，屈振红更坚定了自己的判断，案卷中没有客观证据。屈律师认为，死者立着倒地，出血成喷射状，凶手身上应该有血，但在案材料里没有指纹、死者血液等证据证明是谢哲海杀的人，她认为，警方破案更多依靠证人证言进行推测，会说、有逻辑的人往往容易‘脱罪’，不会自我辩护的人就很吃亏”。屈振红认为，即使这样，所有的证人证言只能证明谢哲海看过戏、喝过酒、穿了什么衣服，没有人看到两人起过冲突，也不能证明是他杀了人。王高升的邻居听到动静就去喊王高升，王高升的证人证言恰好能证明谢哲海不具备作案时间，不在案发现场。在屈振红看来，谢哲海没有作案动机，他和王云的弟弟是朋友，当时也有准备结婚的女朋友。但谢哲海的申诉被河南省高院驳回。2020年，谢哲海向最高法申诉，商丘监狱为他出具过往坚持申诉的证明，最终收到河南省高院的再审决定。2022年初，深一度记者找到当年与谢哲海一起接受调查的王高升。王高升说，当年他和谢哲海听到邻居的喊声后一起前往事发地附近查看，他家和隔壁邻居家连着，没有院墙，像一家人一样，“他都没有时间，邻居听到打架就来叫我们了，我们一直在睡觉，他不可能打完架又跑到床上睡觉，哪有那么快。”虽然在案材料里，王高升曾供述称谢哲海认出王云，但他向深一度记者否认了这一说法。他记得，虽然当晚月光很亮，但四人没走到地方，隔了十多米，“他怎么会看出来啊”。看完热闹后，两人回去继续睡觉，直到后来听到隔壁村医门前嘈杂的声音，两人才爬起来去围观，“我们还一起去看，太淡定了吧”。在大营子村走访时，有村民告诉深一度，当年被带走调查的村民王余鹏后来神志出了问题，如今与人交流都有障碍，记者未能与他印证当时的情况。谢哲海减刑后，于2018年出狱，在车站跟哥哥见面时，家人已经认不出他的样子两个家庭的阴影谢哲海的人生随着命案的发生被改写。谢哲海细数着，从失去自由到回家，共离家22年4个月，回家时已年近半百。同在监狱改造，谢哲海觉得自己与其他罪犯心境不同，“明明没有作案，却背着黑锅，杀人凶手逍遥法外，受害人家属却恨着我。”谢哲海说，自己在狱中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心理不平衡，“有时恨得牙痒。”被释放前的一年，谢哲海感觉日子难熬。在监狱的最后一个月，他经常半夜梦见回家见到家人，兴奋地从梦中醒来，又一个人偷偷落泪。出狱前，谢哲海提前通知了家人自己的释放时间，虽然想让家人来接自己，但考虑到路途遥远花费较大，他还是决定自己一个人摸索着回家。在释放书上签字时，谢哲海手抖得写不成字，那天，他换上监狱管教给的衣服，浑身颤抖，泪流满面。迈出监狱大门，他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委屈，跪下身子放声大哭。谢哲海辗转从监狱回到家已是次日深夜12点，家人去车站接时，已认不出他。这些年，谢哲海的头发几乎全白了，身体瘦到仅百斤。对于谢哲海来说，村子也已变得完全陌生，原来低矮的房子变成了楼房，土路变成了柏油路，见到家中等待的爹娘，他一把搂住，一家人哭成一片。谢哲海身背命案的日子，家人一直相信他是冤枉的，这么多年从未放下，也默默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他们不好意思见到大营子村村民，晚辈的婚姻也受到影响。谢哲海的四哥曾和王云的弟弟一块儿在浙江打工，几个月里，两人互相没说过话。出狱后，生计成了现实问题。凭着监狱中学的缝纫工作，谢哲海先到北京的服装厂工作，又随亲人到建筑工地干活，但身体吃不消。他还曾到浙江，在王高升开的饭馆里工作过一阵。王高升说，看到兄弟一身是病又没钱，自己也想帮他一把。离开饭馆后，谢哲海辗转江苏、浙江、郑州打些零工讨生活，每有开庭的消息就辞工回家，延期后就是在等待中煎熬。如今杀人案改判，谢哲海和家人已经能够坦然面对乡亲，“不再抬不起头了”，谢哲海说，以前他都会刻意躲避熟人，尽量不去人多的地方。改判无罪之后，谢哲海和女友依旧借住在大哥家的房子里，跟着亲戚在郑州打零工，目前他最大的困扰是生计问题，女友的孩子已经拖欠了两个学期的学费，好在校长了解情况后没有向他们催缴学费。2023年5月底，提交国家赔偿申请后，谢哲海回到老家等待消息。多年的牢狱生活，让他特别渴望母爱和亲情，“晚上回来，有家人等待，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幸福。父亲走了，以后要好好照顾母亲，走上正常的生活。”6月3日，谢哲海拿到国家赔偿的立案通知，他的案子算是有了一个了解。而另一边，遇害女孩王云的家人依旧在悲伤之中。王云父亲回忆，女儿惨死，对当年50多岁妻子刺激很大，她不吃不喝，人也没了精神，后检查出乳腺癌，医生劝她不要生气；谢哲海被判无期，妻子觉得没能给女儿讨回公道，没让凶手抵命，最后癌症治疗无效去世。接连遭受变故，也让王家的日子变得艰难。王云的父亲说，原本出事当年，女儿就要出嫁了，女儿去世之后，只能凑钱返还男方聘礼。为了办理女儿的丧事和为妻子治病，老人借了亲戚很多钱，至今未全部偿还。王云的命案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家人心头。提及此事，弟弟王安生叹气，姐姐无端被害，至今没拿到赔偿费，村中闲言碎语多有议论。谢哲海无罪申诉后，河南省高院曾来王家询问家属意见，王安生和父亲态度一致，“没有啥要求，只希望公平、合理地帮俺姐找到真凶，还俺姐个公平。”【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如果…你可能就要失去我了微信又双叒叕改版了，如果不标星，你可能就会错过我们的推送。星标只需要：①打开北青深一度公众号主页，点击右上角“..."②在弹出的界面，选择“设为星标”。我们期待与你在每篇推文中相见！乐山垮塌19人遇难：新采矿井在工棚上方，每天都在爆破在音乐厅弹钢琴的农民工：月亮、六便士与流量被羁押22年后身患癌症，廊坊灭门案被告原伟东申请现场出庭被拒

实习记者/周煜博

实习记者/何欣欣

记者/张帆编辑/计巍老易在琴行弹钢琴钢琴是57岁农民工老易心底的“月亮”。跟真实挂在天空的那个月亮一样，老易心底的月亮也经历着“阴晴圆缺”。在不得不去挣得“六便士”的几十年里，在深圳的流水线上，在高楼的清洁间里，在临时做工的建筑工地中，他的月亮一直陪着他，虽然光线越来越黯淡，有时甚至看不见它，但老易一直把它当作老朋友。今年4月，他在深圳华强北的一架公益钢琴上弹琴的小视频意外走红，“农民工”与“弹钢琴”的反差感引来人们的关注，有人在评论区写，“三两碎银让一个钢琴家变成钢筋家”，还有人说，“六便士还没攒够，攒够了就去追月亮”。对于老易而言，网络流量带来的这个小小高光时刻确实让他心底的“月亮”亮了起来，但老朋友还是那个老朋友，用它来换“六便士”？他早就不这么想了。老易在音乐厅演出（图/深圳特区报）橙背心和雅马哈老易有双干体力活的手。手背被晒成暗红色，上面爬满皱纹，指甲缝里嵌着灰垢。这也是双会弹钢琴的手。手臂结实稳重，手指触碰在琴键上，动作是流畅又不失温柔的。5月2日那天，在深圳光明区文化艺术中心音乐厅的台上演奏钢琴时，老易头上戴着黄色的安全帽，工服外面套着橙色反光背心。这个舞台有15米宽，9米深，配有两块升降台，四周设有回音壁。抬头时，老易看到自己的头顶有数十个灯照下来，“大的小的，红的蓝的白的”。第一次走进音乐厅，还是作为表演者，老易其实挺紧张的。在弹奏《映山红》前，主持人在台上说：“我们工人师傅的这双手不仅能建高楼大厦，不仅能够建城市的道路、地铁、高铁、铁路，同样也能弹出优美的琴声”。快讲完时，主持人问老易，准备弹奏什么曲目：“下面请大家以热烈掌声欢迎易师傅给我们来一首……什么？”“《映山红》”，老易说了两遍，主持人没听清，凑近问，老易有点不好意思，下意识地拿手遮住嘴又说了一遍，“《映山红》”。这回主持人听清了，声音洪亮地向台下报出曲名，老易也在掌声中憨厚地笑着鞠了一躬。当《映山红》的旋律从琴键间流淌出来，老易的紧张与局促消失了。他眼前是台进口的雅马哈三角钢琴，音质好听，坐在琴凳上的他感觉自己像“神仙一样”，不自觉地露出笑容。他还弹了《致爱丽丝》《梁祝》和《追梦人》。每曲结束，台下坐着的几十个观众都给他鼓掌，那些是区建筑工人代表和领导。这个音乐厅是老易参与修建的，位于深圳北部，离市中心大约30分钟车程。老易记得，参与修补这个音乐厅时，去年的夏天还没结束。因为缺人手，他作为临时工，被派去在里面忙活了一个月，喷水泥，和灰，搬东西。老易参与做的是混凝土结构，到了钢结构阶段，他已经被皮卡车拉去别的工地上了。那会儿，老易还不知道这里未来是个音乐厅。就像在其他工地做事时一样，关于建筑物的用途，他不会去问，也没人提起，“干我们的活就行了，与我们关系不大”。音乐厅落成后，今年“五一”，老易获光明区住房和建设局邀请，参加“致敬最美城市建设者”艺术活动，在音乐厅登台演出。那天，他和其他工人代表还参观了光明区文化艺术中心的美术馆、图书馆，看到差不多天黑了才回。美术馆的画展中，有艺术家用一系列画作和装置，呈现了一棵“流浪的树”与朋友“卜罗Blue”的相遇。“卜罗”是个小男孩的形象，由蓝色填满，没有眼睛，但脸上挂着微笑。介绍语里说，“卜罗似镜子，让流浪的树看到了自己的照面。虽然他们外表不同，但内心身处却有着相似的孤独，并成为了彼此心灵的倾听者和理解者”。展厅里还有些一人高的花朵装置，有浅粉、鹅黄和鲜红色，它们伴随着音乐，沉静、缓慢地一开一合。老易和很多“安全帽”“橙背心”挤在一起，走完了画展的几个区域。现场不少人拍照，老易也和“卜罗”、花朵合了影。他觉得那些画和花挺美，文化艺术中心是好看的，整个光明区都是漂亮的。“月升”老易第一次见到钢琴，还是在湖南岳阳华容县城里的姨妈家。那时候老易十一二岁。姨妈家庭条件不错，有海外关系，买钢琴是想让表弟学。不过表弟的兴趣不在这上面，反倒是老易，买不起钢琴，初遇却迷上了这件乐器发出的声音。《致爱丽丝》和《梁祝》是老易最早学会的曲子。老易拿一张白纸和一根铅笔，照着教材把简谱一句句写下来，边练边记在心里，有时候一句练上一二十遍，“头都搞痛，但是又愿意搞”。那两年，老易每个月都往姨妈家跑，50多里的路，花两三毛钱坐中巴车过去，一去就住上两三天，全是为了钢琴。有时候练琴练得投入，姨妈嫌吵，他就把声音压低弹。认识老易的人都说，他对音乐的感觉很好。一首歌，老易听两三遍，就可以哼唱出来，给一段旋律或一句有唱词的歌，他就能揣摩出是什么音。老易最初的音乐启蒙来源于两个外乡人。四五岁的时候，村上来了两个知青，在老易家一住就是两年，他们教会了老易唱歌和吹笛子。长大后，走在村里，听到电线杆上高音喇叭里放歌，老易就会停住脚，站着把歌听完才离开，边走边在心里默默回味。和村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老易很早就不念书了。他曾有过学音乐的念头，想过在本村的小学当个音乐老师，被小朋友包围，带给大家欢乐，“很了不起的感觉”。但母亲给他泼了冷水，“不要想那么多，以后做点事啊，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钱，（就算）你怪我们，也没有办法”。他很快认了命，成了一个农民。家乡种植水稻，一年两季，3月抛种，4月插秧，7月收割，紧跟着又是新一轮的播种和收获。那年月没有机器，老易在田地里弯着腰，把一兜兜的秧苗插进泥里。闲下来的时候，他自学了五线谱，还研究起了二胡、笛子、萨克斯等乐器。老易觉得萨克斯的笛头像鸭子嘴巴。他从别人家借了一支出来玩，不到一个月就会吹了。虽然声音没有钢琴温柔，但这是老易第二喜欢的乐器。清晨、晌午和傍晚，老易带着它到田埂、塘坝，或是山边上吹奏，他觉得边看谱边吹的效果不好，就把曲谱全背在心里。老易还是村里第一个穿喇叭裤、用录音机听歌的时髦青年。老易去县城姨妈家时，看到街上很多穿喇叭裤的，回到村里，扯了布料请裁缝也做了一条。后来很多人也学着他穿。老易还玩过乡村乐队，成员里有拉二胡的、吹萨克斯的、吹笛子的，也有唱歌的，老易是负责乐器演奏的乐手之一。乡邻间有什么事情，需要音乐助兴，就请他们过去。农人生活的重心在农忙上，身体强壮、能干活的人最吃香，老易在这方面是边缘的，也因为“不务正业”而被母亲责备，“干活不顶用，玩起音乐来一下子就不见人影了”。老易在宿舍吹口琴“月隐”十多年前，老易进了深圳的工地。生活围绕着工地和宿舍转。下了班，他喜欢在宿舍区吹吹口琴，如果工友嫌吵，他就换到外面的草地上吹。老易现在的包工头叫王平，跟老易是同乡。王平不懂音乐，但听老易吹起口琴，他觉得还是能触到内心。有一次，在一个喝完酒的夜晚，王平和一帮兄弟光着膀子坐在公园的草地上，那里“很空旷，可以仰望天空”，老易吹起了《水手》，王平说，“他吹到我们心里，让我想起以前”。这只口琴是老易让工友帮忙网购的。生活的重担在老易结婚后压了下来，陪伴他的乐器也只剩下一只小小的口琴。2004年，两个在深圳的老乡把老易带出了湖南岳阳山村。那时老易已经有了妻子和一双儿女。他先后去了深圳的玩具厂、电子厂打工，也当过清洁工。进了流水线，每天工作10个小时，吃饭、睡觉都在厂区里，老易下班没心思消遣，不抽烟也不喝酒，每月300到500块的工资，大半都往家里寄。刚来深圳的头两个月，身体上的劳累加上无人交流的处境折磨着老易，“惆怅啊，看不到方向，心里酸酸的，要哭那种感觉”，这种情绪会在临睡前爆发。后来妻子也来深圳打工，老易才又有了撑下去的动力。老易工作过的深圳玩具厂生产毛绒小狗、小熊和洋娃娃，但他已经很久没给自己的孩子买过这些奢侈的玩具了。儿子易文理上初中时成绩不错，考上县里的重点中学，并获得了去当地一所普通中学免学费就读的资格。但因为拿不出每月300块的生活费，易文理在高二选择了退学。像当年的母亲一样，老易对儿子的退学虽有愧疚，但也没有反对，经济窘迫，“读书没有什么味了”。不过老易没跟儿子说出口的是，“如果他跟我一样，喜欢音乐，我砸锅卖铁肯定也会支持他的”。在工厂流水线上做工时，老易会在心里不出声地哼唱谱子，有时还会用手指在空中“弹奏”。后来，到了工地，手上拿着铁锹挖沟时，他心里时常也唱歌。但“月光”越来越黯淡了。出来打工后，老易很久没碰过钢琴，即便在电视上看到别人弹，觉得好听，他也没更多想法，“心动归心动，一想不现实嘛”。老易在深圳华强北地铁口弹奏公益钢琴“六便士”很早以前，老易从书里看到《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首歌的介绍，说它适合用手风琴和口琴配合演奏。几年前，他在手机上又看到这首歌，勾起了回忆，“这口琴可以搞啊。我不可能搞个手风琴出来，就用口琴”。他把这首歌的谱子背了下来，“像最亲近的朋友一样去对待，就很好记了”。不管是钢琴、萨克斯，还是口琴，这个“最亲近的朋友”一直默默陪伴着老易，直到这份“友情”被以短视频的形式呈现、传播开来。今年4月，老易在深圳华强北地铁口弹奏公益钢琴的视频在网络上掀起一阵波澜。短视频平台上，有人在评论区写，“三两碎银让一个钢琴家变成钢筋家”，还有人写，“六便士还没攒够，攒够了就去追月亮”。老易不用短视频APP，走红网络以后，来自媒体、政府、建筑公司的电话和消息涌进了儿子易文理和包工头王平的手机里。“五一”期间，深圳光明区住建局邀请老易作为“最美城市建设者”到音乐厅弹钢琴。5月13日，老易老家——华容县商会几位负责人也专程赶来，要把农民工老易的故事发在商会的公众号上。而此前，这个公众号发布的多是企业家的报道。华容商会想送老易一台钢琴，让老易自己挑。商会到访的第二天，老易被儿子带去了一家琴行选钢琴。这家店售卖的是日本的二手钢琴，买家主要为一线城市的家长。由于老易最近“有点火”，儿子易文理想把老易选琴的过程记录下来，剪辑后发在短视频平台上，维持老易的热度。他构想了几个镜头：老易进门，与导购员交谈，试弹几首曲子。实际拍摄中，老易用《梁祝》试琴时，有段节奏出了错，易文理打断了他，老易又不得不重新弹了一遍。儿子在细节上的设计和要求，让老易有些不自在，他说，先去吃顿午饭，回来再拍吧。除了与钢琴相关的动态，易文理还拍老易去工地铺电缆沟、坐皮卡车上下工的场景，包括餐馆里农民工吃盒饭的日常他也拍。易文理觉得，是老易身上的“反差感”带动了网络流量。一个学音乐专业的同学告诉易文理，老易在音乐上是有天赋的。“学钢琴的门槛很高，学成（老易）这样也很难”。他托人在网上查，发现国外也没有农民工弹钢琴的视频。像是在老易的“月亮”里看到了“六便士”的影子，易文理想借机找到一条用流量变现的方式，“我想赚点钱，解决基本的生活问题，小孩子以后能在深圳读书，老爸老妈以后年纪大了，我也不想他们在外面做事了”。不过，面对突如其来的热度，易文理也担忧，人们的好奇心会减淡，热度也会褪去。他同意了一些媒体的采访，不过也有些困惑，“这（采访）会不会是个机会？我要拍视频发不？如果想把这个热度延长一点，有什么方法没有？”儿子易文理拍老易在琴行试琴的小视频老牛和野猪对待拍短视频这件事，老易的想法和儿子不同，“我只把我自己分内的事做好就行了，我也不想发个财，搞好多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过，在家庭重要决策上，即便不理解，老易也是顺从儿子的。“（老易在生活上）中间就行了，他就满足了”，易文理说，“匆匆忙忙，碌碌无为”，这是他对老易前半生的理解。在易文理眼里，老易像头老牛，半生被绳子系着，而自己更像是只野猪，到处横冲直闯。高中辍学后，易文理也来了深圳谋生。他曾一度坚持学习，把每月挣来的生活费用来买书，也去找读大学的同学旁听课程。他还当过杀马特，留一米高的头发，染成黄色，只露一只眼睛。他曾在富士康的流水线上工作过10个月，抑郁情绪也在那个阶段爆发，“整个世界都是灰色的”。他不甘心一辈子在流水线上，想尝试不同行业。老易一直老老实实地在流水线和工地打工，没什么过多的想法。“他给我的感觉，是到哪里都是一样，反正是打工嘛”，包工头王平说。在得知老易会弹钢琴时，王平的第一反应是惊讶，“地地道道的农民，平时我哪个知道他会搞这些个东西咯”。在华强北地铁口弹公益钢琴时，老易也觉得自己有点格格不入。地铁口人来人往，“看起来都是城里的人嘛，穿得干干净净的，我们是乡下的，身上脏得要死，怕人家看我不起”。在被邀请坐下弹琴前，老易还特地拍了拍手上的灰，不好意思地说，“刚刚干完活”。他先弹了首《致爱丽丝》，然后是《梁祝》。不久前，老易还在网上看到钢琴家巫漪丽去世前演奏《梁祝》的视频。这位80多岁的老者被人搀扶着上舞台，把钢琴弹得行云流水，老易看得流眼泪。老易有双做体力活的手三十多年后，当老易那双被晒得暗红、皱纹密布、长了老茧的手再次触摸钢琴琴键时，他心底的月光好像重新亮了起来，“看什么都顺眼，想什么都舒心，像喝了蜜糖一样”，“有一种满足感，就像什么都忘记了一样，就剩钢琴了”。弹琴时，他一直在憨笑。《致爱丽丝》《梁祝》《恋曲1990》……手上在弹这些曲子时，老易有时会在脑海里浮现出儿时眼中家乡的景象，“我们那个村子很大，我们生产队挨着桃花山脚下，有很大的水库，水库下面是水稻田，有的种着莲藕、荷花，那个田里面青蛙叫啊，知了叫啊，整个山上的鸟都在叫啊，就像它们也在唱歌一样”。老易想，假如自己真的能有台钢琴，那每天收工以后，他要花一两个小时练琴。“我这个年纪，也不想做老师了，就想充实一下自己，达到自己认为更好的一个境界”。相比想要留在这个城市的儿子，关于未来老易的想法是，再赚几年钱就回老家。但回老家时，哪怕要花很贵的托运费，“钢琴也绝对跟着我走”。如果丢掉这位“老朋友”，他内心“就会觉得空洞”。【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点击上方图片立即参与⬆️如果…你可能就要失去我了微信又双叒叕改版了，如果不标星，你可能就会错过我们的推送。星标只需要：①打开北青深一度公众号主页，点击右上角“..."②在弹出的界面，选择“设为星标”。我们期待与你在每篇推文中相见！被羁押22年后身患癌症，廊坊灭门案被告原伟东申请现场出庭被拒吴谢宇的求生辩护“摔了”，骑行热潮的背面

佟晓宇编辑/

李一鸣编辑/

记者/梁婷

记者/纪佳文编辑/刘汨正在给客人按摩的王玉琼王玉琼上一次见到丈夫杨永成，是两年前的春节。那次过年回家，她应付着来自丈夫的“骚扰”：偷看手机、翻包、试图撬开她反锁的屋门……她觉得恐惧，更坚定了结束这段婚姻的想法。离婚不是突然才有的念头。从23年前第一次见面，王玉琼就不喜欢杨永成。她想要的另一半是自信、有担当的，眼前这个男人只会谨小慎微地讨好，在被“凶了”后，还偷偷抹眼泪。可父母很满意这个上门女婿，相对于先天全盲的女儿，这至少是个年富力强的健全人。王玉琼也放弃了抵抗，觉得自己是家里的负担，没资格。那时她以为，往后的命运就是困在巴中老家的村子里，直到老死。改变开始于34岁那年，她听说盲人可以学习按摩谋生，不顾家人反对到市里学艺。出走十年，她从一个没有经济来源的农村妇女，变成一家按摩店的老板，变得愈发有能力去掌控自己的命运。唯一没变的是，她不想和杨永成在一起，“这二十多年的婚姻，我的所作所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他主动放弃我。”王玉琼生于一个四川巴中的小山村婚事1979年，王玉琼出生在四川巴中的一个小村庄。她生来一双大眼睛，可透过那里，看到的却是一片黑暗。一岁时，她趴在地上摸索掉落的玩具，父母才发现，女儿看不见。她说，童年时曾给自己织过一个梦：某天醒来，摘下蒙在眼上的纱布，一个有色彩的世界出现在眼前。这是她在电视里听到过的桥段，一次次治疗失败后，她意识到，这不现实。她没上过学，每天在家做饭、喂猪、择菜，最熟悉的是从家到菜地的那条路。她对外界的了解大多来自妹妹的讲述：学校里谁和谁打架了、镇上新放了什么电影、班里哪两个同学正在谈恋爱……再大些，同龄的伙伴、弟弟妹妹到外地读书、工作。一到过年，她又喜又气，一大家子终于团聚了，可听到弟弟妹妹挣了钱给长辈们买东西，她又气自己要靠父母养活。她最高兴的事是“有活干”，至少不会觉得自己是个没用的人。村里的女孩，到了十七八岁，要是没读书，就有媒人上门说亲。她也开始有了对另一半的幻想：不用比自己高太多，最好不要太胖，“我希望我们站在一起，别人会说我们俩是般配的。”遇到杨永成之前，王玉琼有过几次不太如意的相亲经历。第一个相亲对象，听说喜欢偷奸耍滑；她和第二个相亲对象倒是聊得来，后来知道，对方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发起病来连自己爹娘都打，她害怕了。这之后，再有媒人给她介绍，她便哭着不愿意去。小时候，她见识过别人相亲：除了男女双方，七大姑八大姨们也会到场，像打牌一样，双方摆出各自的条件，彼此一番询问试探后，满意就定下，没相中就作罢。到了自己，王玉琼觉得完全不一样。她看不到，只能听着说话声在心里勾勒对方的形象，但她能感觉到，周围一双双陌生的眼睛注视着自己，好像她是件待人挑选的物品。有了前两次的经历，她听到相亲就害怕。即使再有推不掉的，见了面，她也一声不吭。几次相亲不成，父母开始有些着急：女儿看不见，找个合适的对象不容易，媒人介绍的，不是身体也有残疾，就是人不太机灵。杨永成就是在这时候出现的。他大王玉琼6岁，和她同村，父亲去世早，家里兄弟四个，还有一个妹妹，因为家里太穷，杨永成的一个弟弟从小就被送了人。在村里，像他这样二十七八岁还“打光棍”的并不多。第一次到王玉琼家，杨永成便跟她母亲下地干活，父母觉得，对方没什么残疾，干活又卖力，是个“合适”的人。但王玉琼不喜欢他，觉得他说话前言不搭后语，俩人聊不来。杨永成隔三差五就来家里帮忙，王玉琼从不搭他的腔，一次，他请王玉琼和父母去吃饭，她很“冲”地说：“我不去！”奶奶告诉她，杨永成离开的时候，拿袖子抹了下眼泪。这让王玉琼更反感，“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你，你还要天天来讨好我父母，我偏不让你称心如意。”她觉得杨永成也不是真的喜欢她。“你是正常人，你选择我，是因为穷，因为你比我大，因为你担心会娶不到。”后来的相处中，她还发现杨永成经常撒些小谎。虽然看不见，她却能感受到杨永成的目光，好像总是侧眼，偷偷看她。经历了几次相亲，她逐渐意识到自己想找的是一个自信、有担当的人，杨永成给她的感觉恰恰相反。她不想重复爷爷奶奶的老路。他们是包办婚姻，没什么感情，从她记事起，两人不是冷战就是争吵，就连干活儿也是各做各的，奶奶离世后，她没有听爷爷念叨过奶奶一句。“人家都说白头偕老，他们这样有意思吗？”王玉琼对杨永成的态度惹恼了父母，被母亲骂了一通后，她泡了一大盆衣服，边洗边哭——做家务，是她发泄情绪的方式。从小到大，她很少反抗父母的意愿，因为觉得自己“没资格”。比如她喜欢看电视，但哪个月听到父母念叨，“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就不再多看。相亲这事也是这样，“我一个残疾人又挣不了钱，不嫁人，有什么权利要求父母养我一辈子？”她只好将毁掉这门亲事的希望寄托在杨永成身上，想用冷战的方式让他知难而退。对男女感情一向迟钝的妹妹王玉涵也看出了她对杨永成的冷淡。一次，王玉涵试探着问母亲，“姐姐好像不太喜欢那个男的，实在不行，就算了吧？”母亲反问，“那不嫁人怎么办？”婚期定在1999年的冬天——他们认识半年后，当时，王玉琼21岁。王玉琼在打理按摩店的卫生困在这里，直到老死结婚证的照片里，王玉琼没有笑。杨永成是“倒插门”，婚礼那天，王玉琼的堂兄带着聘礼和唢呐队，将他迎入新娘家。王玉涵记得，新郎已经到了家门口，父母催了好几次，姐姐却在屋里迟迟没有出门。这些王玉琼都不记得了，她说自己像个旁观者，仿佛他们操办的是别人的婚礼。唯一记得的是，当门外响起唢呐声，她猛地恐惧起来，“你再旁观，入洞房的还是你自己啊！”婚姻没有给她的生活带来太大的变化。日子随着家务循环，夏天到了，她收起一家人的冬衣；要入冬了，再收起夏装……她最喜欢农忙时节，跟着家人到地里收粮食、割油菜杆；年前是最难熬的，猪杀好了，菜也不需要打理，她便觉得无聊，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丈夫跟着她舅舅在外地工程队上打工，舅妈说，杨永成肯吃苦，就是干活毛躁，不爱动脑子，有时被说了几句，他就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像是要偷听还有没有在议论自己。

记者/佟晓宇编辑/计巍流浪“兄弟”曾经在荒野里的“家”（图/《今日说法》节目）五年来，人们总能在网络上听到这个故事——关于一个偷来的“家”。2017年前后，21岁的马亮从四川流浪到陕西渭南，遇到了在城中村游荡的8岁男孩轩轩。当时的“事实孤儿”轩轩和马亮成为了“兄弟”，他们游离家庭之外，隐身于城市角落，在嘈杂的城中村中过起了如影子一般的生活。直到一个凌晨，警察在街边抓住了刚偷完东西的马亮，他们才被“看见”，而这个“家”也开始走向散场。2018年6月，马亮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对负责该案的警察周佼来说，事情却远未“散场”，而是走向了另一个开端。几年来，她不同程度地参与着两人的生活，让轩轩获得了走入校园的机会，也试图让出狱后的马亮能回归“正轨”，不再流浪。一些改变在发生，还有很多事是很难改变的。关于兄弟俩的故事，周佼想让人们看到“灰暗”处的一道希望：如果有一束光照进了两个人的生活，会怎样？但更现实的问题是，这束光能照多远，照多久呢？马亮被抓后，周佼常带轩轩回警队吃饭玩耍（图/《今日说法》节目）一种特别的连结最开始，这和周佼办过的很多案子类似，只是一起年轻人的侵财案件——马亮砸碎了多辆车玻璃，盗窃车内财物。但很快，案件的不同显露出来。在马亮的背后，还有当时8岁的轩轩。在巡特警大队值夜班巡逻时，周佼总能碰到深夜在网吧或者街上闲逛的孩子，他们大多数是和祖辈一起生活的留守儿童。办案的过程中，周佼觉察到，马亮和轩轩生活在一起，不单单是为了让轩轩帮助他销赃。她逐渐厘清，为什么一个年轻人愿意带着没有血缘关系的“弟弟”，流浪在荒地的草丛中。周佼的关注是从那场并不顺利的讯问开始。审讯室里一片安静，马亮将头深深地低下去，面对周佼的提问，他一句话也不说。周佼发现马亮格外排斥自己，她走到他旁边，马亮就别过头去。后来，他埋着头嗡嗡地对着周佼的男同事说，“让她出去”。周佼以为是自己此前的态度太过严肃，她让同事出去，单独和马亮“对峙”。“现在就我们两个了，你必须得看着我。”周佼提起了轩轩，安静了一会，马亮怯懦地微抬起头，又不太敢看她。周佼说他眼神里不是恐惧，而是不好意思，“像办了错事的小孩，被大人抓住了。”逐渐地，马亮向周佼打开了一部分的自己。渭南只是他漫长流浪路上的一个站点，他早想过离开，但是轩轩在他身后边跑边哭，祈求他留下。那一刻他想到自己在这个年纪时，追着要离开的母亲——马亮在幼年时被母亲抛弃，父亲外出打工，他和姐姐成为留守儿童。母亲当时没有回头，但马亮为轩轩留了下来。周佼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连结。“马亮和轩轩走到一起，并不是偶然。马亮并不是在利用轩轩帮他销赃，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两个人的生活和家庭在某些方面是比较相像的，孩子愿意跟他在一起，因为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哥哥非常照顾他。”办案时，周佼查看过一段监控视频。凌晨的街上，马亮的背影显得异常宽阔。头上扣着帽子，披着大罩衫，宽大的袖子支棱着。那是因为他的腋下夹着几箱牛奶，手上也拎着。十几箱牛奶反复运了好几趟。轩轩不爱喝鲜牛奶，马亮强迫他喝，说多喝牛奶就能长高、长壮，不被欺负。有一次轩轩卖完东西，兜里揣着一千多块钱，跑着玩的时候丢了。他哭着回去找马亮，马亮轻声说，“丢了就丢了”。马亮从不让轩轩偷，还叮嘱他长大了不要跟自己学。马亮被抓后，周佼和同事带着轩轩去找那些偷来的东西，东西被藏在那块荒地的各个角落里。结束后，周佼让轩轩上车，但他拉着周佼的手，转到了车尾处。他从脖子上拿下一个粉色的水晶小狐狸吊坠，又从兜里掏出来五六颗黄金转运珠。他跟周佼说这些是哥哥从别人车上拿的，问周佼，这些东西还回来，哥哥是不是能尽早回来。这让周佼触动。在这之前，轩轩曾问周佼，马亮什么时候能回来。周佼告诉他，“哥哥拿了别人的东西，我们先要第一时间把东西还回去，哥哥才能尽快回来”。轩轩想马上见到马亮，但马亮告诉周佼，并不希望弟弟看到自己被抓后的样子。他们在试图为对方着想，而周佼也在想怎么做才是对他们负责的。周佼明白，兄弟俩都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在他们背后还有更多类似经历的孩子与年轻人，单纯的惩罚并不一定能够完全改变他们未来的路。“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周佼说。“原本缺乏关爱，如果重新进入社会，他还是没有安全感和爱，很容易再误入歧途。”“今天没了他（马亮），我担心会再来另外一个他，我想对孩子好，想真正挽救他。”周佼说。周佼在看守所看望马亮（图/《今日说法》节目）亲爱的小孩马亮话不多。周佼知道他喜欢唱歌，有时音乐某种程度上代替了他的言语表达。在看守所时，周佼去看他，他清唱了一首《稻香》。媒体到看守所采访他时，马亮在记者的录音笔里给轩轩留下了一首《亲爱的小孩》，“小小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漂亮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弄脏了美丽的衣服，却找不到别人倾诉……”唱那首歌时他几度哽咽。周佼在一线跑了15年，她见过孤注一掷的亡命毒贩，也处理过为逃出传销组织而盗窃财物的年轻人。一次她去外地抓捕，两个年轻人被骗去传销，为了逃离窝点，偷了同屋人的存折。一见面，她就问女孩子，这么晚了冷不冷，这几天吃饱了不，有没有挨打？管教后来告诉周佼，她一走女孩就哭，这么多年没人管她，周佼问她那几句话，让她感受到被关爱。周佼很心痛，“她也没办法，为了不挨揍，为了生活，为了不干违法的事，结果触犯了法律，她真的错了吗？”几年前，周佼去监狱看马亮。她也尝试给这个似乎封闭住自己内心的年轻人带去点力量——一个MP3，那是一个在安徽生活的初中生寄过来的。了解马亮的故事后，他录了一段话，希望马亮加油，不要放弃，里面还下载了不少歌曲。周佼想以此鼓励马亮，让他能感受到爱。长时间缺少家庭的关爱，流浪时曾多次被抢、被骗，马亮变得很消极。他说之前流浪时曾有个人想跟自己做朋友，他们一起在网吧过夜，第二天一早马亮兜里的钱没了，那个人也不见了。在渭南时，马亮也几乎不和轩轩以外的人交流。有时周佼会想起，马亮曾轻描淡写地跟她谈起过死亡。他说未来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如果有一天活够了，会买上一瓶白酒，喝干了躺在雪地里，睡着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那些话像一根刺，有时想起来就扎周佼一下。马亮被抓后，轩轩回到了家，但大多数时间还是游荡在城中村里。父母在刚刚成年后未婚生下他，一岁半时他被扔给了收废品为生的爷爷奶奶，此后母亲杳无音信。父亲五年没有探望过他一次，也没有给他提供过生活费，只是偶尔会给爷爷打来电话。轩轩的奶奶有轻微心智障碍，爷爷是这个家庭唯一的支柱。不忙的时候，周佼会把轩轩接到警队吃饭，改善伙食。周佼的同事还特意给轩轩买了一套Hello

记者/李晶晶编辑/刘汨杜润栓站在荒废的校园里曾经被称为忻州教育界“常胜将军”的崇实中学原校长杜润栓拖着一条病腿，颤巍巍走过荒芜的校园。可以容纳3500人的校园空空荡荡，门口的招牌早已被摘掉。关停的十年间，杂草爬满操场、宿舍和教学楼前坪，只有一名雇来的保安长年看守在这里，他在学校养了一群羊，羊粪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2012年，这所升学率在当地名列前茅的“明星中学”，累计发现198例疑似肺结核病例、确诊104人，这所民办学校和杜润栓的命运就此改变。2013年8月，崇实学校的办学许可证被吊销，杜润栓及家人被刑拘。2016年5月，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杜润拴犯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2019年，忻州市中级法院以“原裁判认定事实不清”，将该案发回原平市法院重审。2020年12月21日正式开庭后，原平法院以“受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客观上无法继续审理等”为由裁定中止审理，直至今日。原创视频：因肺结核疫情获刑的中学校长疫情出现后被要求补签整改通知崇实中学成立于1999年，位于山西忻州原平市崞阳镇的一所废弃大院内。那年，杜润栓刚从矿务局教育处处长的位置上退休，他热衷办教育，选择了这处僻静的地方做为校址。学校小学部和中学部加起来约3500名学生，均采取封闭式管理。崇实中学因为管理严格、升学率高，常年位于原平市升学率的前四名，成为山西省忻州地区最大的民办学校，有不少慕名前来的外县学生。杜润栓还因退休后投身教育的事迹，获得过荣誉表彰。2012年，一场疫情让盛名在外的崇实中学陷入漩涡。当年5月中旬，杜润栓听一位班主任反映，班上学生的家长说孩子得了肺结核。他意识到这是一种传染病，向防疫部门上报。市卫生局与疾控中心赶到学校开始排查，共为453名师生和39名食堂炊管人员做了PPD试验（结核菌素实验），结果显示，一个初三补习班学生PPD强阳性值普遍较高，有21名疑似肺结核病例。此后，杜润拴一直忙于处理疫情善后工作，放假、清洁、消毒、通风。当年9月13日晚上8点半，原平市教育局工作人员来到崇实中学。根据当时的一段监控录像，原教育局副局长陈拴堂对杜润栓说：“局里头现在是全面支持你，不能放假，可以请假，怕造成恐慌，让班主任们做工作。”教育局工作人员还要求杜润栓补签一份2011年的年检文件，他提出疑问，为什么以前没有见过。陈拴堂表示，这是每年都要下的整改通知书，是自己“硬扛住”不让下的。按照杜润栓的说法，学校此前每次年检都是合格的。但陈拴堂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2011年以前，他给崇实中学发过多次整改文书，肺结核疫情发生后，还曾要求他们停止招生。在2012年的视频中，杜润栓不同意在年检文件上签字，并对其中提到的“非法办补习班”“初中小学没有分离学部”“乱收费”“管理混乱”等整改条款提出质疑，称学校没有这样的情况。教育局工作人员解释，这是把各家问题都汇总起来了，也可以把话说得再婉转些。陈栓堂还对杜润栓说，“我们压力太大，你同情同情小兄弟吧。”杜润栓表示，自己出于对“后辈的体谅”，怕自己不签的话对方为难，就签了名。但对一些“管理混乱”的评语提出了异议，陈栓堂等人承诺，之后会进行修改。这场肺结核疫情持续了大半年，感染人数不断增加，直到12月才稳定下来。据公开信息，截至7月19日，崇实中学累计发现23例结核病患者；截至9月3日，确诊结核病患者达到63人。12月，可疑临床表现者达到198人，未发现新的肺结核患者，至此疫情才算结束。崇实中学升学率曾在当地名列前茅难以溯源的肺结核疫情在杜润栓的回忆中，刑拘来得突然。疫情结束半年后的2013年7月10日，杜润栓要去北京看病，到忻州市时被警方拘留。一起被刑拘的还有他的大儿子李勇、女儿杜咏梅和二儿媳赵东霞。原平市检察院在起诉书中提到，2005年以来，崇实学校配套设施一直不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原平市教育局多次下达整改通知书，但杜润拴和李勇从未认真执行整改意见。在检察院提交的证据中，就包括疫情发生后，教育局让杜润栓补签的那份2011年年检文件。按照起诉书的表述，2012年5月份，崇实学校陆续发生结核病疫情，由于该校班容量长期超标，人员拥挤，通风条件较差，造成疫情蔓延扩散。截至2012年12月份累计发现可疑临床表现者198人，确针结核病患者104人，其中重伤6人，轻伤7人，81名学生休学一年。疫情发生后100多名家长多次到市、省及国家计生委等地上访，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直接经济损失5492390元。在杜润栓被起诉期间，崇实中学的办学许可被教育局吊销。行政处罚的依据中，同样提到超班容量办学、多年年检存在问题不进行彻底整改、2011年年检不合格、2012年不执行教育局禁止招生决定等问题。

记者/梁婷编辑/刘汨业主们在“新房”里寻找着细微的变化2023年4月24日，选择停贷一年后，江西南昌“新力城”业主王玉凤被中国农业银行南昌红谷滩支行以金融合同纠纷为由告上法庭。2020年年底，王玉凤购买了新力集团旗下江西运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运发”）开发的“新力城”商品房一套，合同规定在2022年6月30日交房。同年12月8日，王玉凤与中国农业银行南昌红谷滩支行签订了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江西运发是王玉凤的保证人，贷款金额115万元，贷款期限30年。但在2021年8月，“新力城”停工了。此后一年多时间，经历了几次停工、复工后，越来越多“新力城”业主开始担心无法按时收房，他们还发现，自己的贷款没有划入购房合同规定的预售资金监管账户，而是分别被打入江西运发的其他银行账户。他们认为，这是贷款银行的失职，应该对房子停工、烂尾负责。于是，从2022年3月到8月，包括王玉凤在内，陆续有近千名“新力城”业主选择停贷。王玉凤也从4月开始停止还贷。2022年下半年以来，“保交楼”政策给了王玉凤希望，“新力城”复工了。在延期交房近一年后，她终于看到了一点收房的可能。但在经历过各种波折后，她还是不敢太乐观，想等到收房后再还清欠款，继续还贷。2023年3月底，她才知道自己被银行起诉了，对方要求她一次性清偿贷款的本金及利息共1187304.13元。4月24日下午，南昌市红谷滩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这是银行诉“新力城”停贷业主中第一个开庭的案子。在庭审中，对于王玉凤质疑的按揭贷款为何没有进入监管账户的问题，农业银行回应：“我们是按照借款合同执行的”。庭审持续了50分钟，法庭并未当庭宣判。旁听的人群中，另一位被银行起诉的业主李军觉得“心里好委屈”。“（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得到房子。选择停贷是迫不得己自救，这个责任不在我”。王玉凤收到的起诉通知被起诉3月30日，王玉凤收到了法院的“应诉通知书”。她有点意外，“房子还没有盖好，银行干嘛要起诉我？”有人建议她，把银行的欠款全部还清后，再跟开发商打官司维权。还有人说，按法律规定，这个贷款她必须要还。“之前我们盲目地还着，那都是自己的血汗钱”。王玉凤说，在“新力城”2021年8月停工后，她一直坚持还贷到2022年4月。每个月六千多元并不是一笔小数目。她和爱人从山西来到南昌工作，为了孩子上学，选择了“新力城”。但因为一直没有收房，也没有房产证，孩子最终没有入读理想的学校。现在又被起诉，她意气难平，决定自己应诉。4月24日上午，王玉凤来到了法院。江西运发作为王玉凤的保证人，按照合同要求需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为此案的被告人，他们并没有出席庭审。在王玉凤之前，红谷滩区人民法院第四审判庭已经开庭审理了六七个停贷业主与银行的金融纠纷官司。有的业主因为已经收房、入住，选择接受调解。代表另一家开发商出席庭审的法务说，他最近参加了好多这样的（因停贷被起诉）案子。王玉凤的案子原本应该在上午10点30分开始，但直到下午1点20分，才终于开庭。庭审中，农业银行南昌红谷滩支行要求王玉凤立即清偿118万多元，其中本金113万多元，正常息、提前还息、罚息、复利等共56000多元。银行要求江西运发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王玉凤认为，农业银行没有将自己的贷款打入预售款监管账户，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农业银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理应知晓国家要求商品房按揭款应当专款专用于预售商品房后续建设中，商品房预售资金应当转至监管账户。而且，在签订个人购房借款及担保合同时，我也提供了自己和江西运发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商品房预售资金的监管账户是江西运发‘630’开头的民生银行账号”。但在借款合同上，房屋贷款却被划入江西运发以“140”开头的农行账户，王玉凤说，银行的行为致使自己的资金未能进入监管账户，脱落监管，存在重大过错，导致该楼盘停工，至今仍无法交房。她认为，在房子交付前，自己不应该承担按揭贷款本息的义务，期间的损失由银行自行承担。庭审中，王玉风几次向银行提问，“为什么把我的按揭贷款打入非监管账户，而不是商品房买卖合同中规定的监管账户？”对方回应，“我们是按照金融借款合同执行的，我们打入了合同规定的账户”。在法官询问农业银行实际放贷款情况时，农行称，2020年12月17日将115万元的贷款划入了借款人（即王玉凤）指定的江西运发的银行账户。对于这一陈述，王玉凤提出了异议，“这个账户是他们指定的，我没有指定，没有人告诉我要打到这个账号”。农行解释，之所以是这个账号，“是和开发商有协议”。这是“新力城”因停贷被起诉的业主中第一个正式开庭的。当天，至少40位停贷业主来旁听庭审，有的在附近上班、溜了出来，有的为此专门请假，还有的驱车200多公里特地从外地赶来。就像当初房子停工、不得已选择停贷一样，“新力城”987户停贷业主又卷入了新的不确定的风险之中。业主与开发商和银行签订的合同，贷款分别被指定打入不同账户“不甘心”同样收到起诉书的还有李军。2019年12月31日，他购买了“新力城”的房子，此后与邮政银行南昌分行签订了房屋贷款合同。接到法院电话后，“压力陡然上升”，他也被要求一次性还清一百多万元，“如果有这个钱，我怎么会去银行以那么高的利息贷款？”被银行起诉后，他清楚，在法律上自己并不占优势，“但也不一定就会输”。李军说，“我没有故意不还贷款，存心做老赖，没有这样的想法”。他查阅了大量文件，写了7页答辩状。他和王玉凤观点相同：银行未将按揭贷款资金拨付至监管账户是银行的失职。国家和江西省对于预售资金监管的政策给了他信心。他想“试一试，看看这个开庭结果到底会怎样”。江西省住建厅、银保监局曾于2020年11月8日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指出，商品房建设项目预售资金应列入监管范围，预售资金应全部存入预售资金监管专用账户。2022年初，住建部、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联合印发的《关于规范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的意见》也提到，预售款包含购房人缴交的定金、首付款、按揭贷款和其他形式的购房款等，应当全部直接存入监管账户。只有在监管账户内的资金达到监管额度后，超出部分才可由房企提取使用。事实上，早在2010年，住建部就下发过关于预售金监管的通知，要求各地加快完善商品住房预售资金监管制度。提出，商品住房预售资金要全部纳入监管账户，由监管机构负责监管，确保预售资金用于商品住房项目工程建设。李军查阅到了一个更为现实的参考案例。2017年，广东惠州的一位业主起诉银行，请求法院支持在房子达到交付条件之前停止还贷。法院一审、二审都判定业主胜诉。银行上诉后，广东省高院也在2018年做出裁定，银行未将业主的借款支付至预售款专用账户，致业主的利益受损，银行应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谭敏涛告诉深一度记者，在这个案例中，银行向市房管局出具了《商品房购房（按揭）款存⼊专户具结书》，承诺将商品房的按揭款全部存入预售款专用账户，如有违反愿承担责任。他认为，惠州法院的判决说明，银行应当为自己未将贷款资金划入监管账户的违规行为而买单，而不是由购房者承担相应责任。广东的业主之所以胜诉，一个很重要的书面证据是“具结书”。上海秦兵律师事务所房产律师徐斌认为，这对于“新力城”的业主来说，并不一定适用。他解释，出具“具结书”并非全国统一的明文规定，而是由地方自行制定。而这又与地方是不是有预售资金监管办法，开发商、地方政府、银行三者之间又是如何约定监管协议，以及不同地区政府内部的程序性规定等有关系。在与银行的关系中，就借款合同体现的内容，业主看起来的确比较被动。王玉凤告诉深一度记者，与银行签贷款合同时，所有内容都是提前打印好的，她只是去签字而已。她的贷款合同中，一个非常强势且不容置疑的表述是第二十八条，关于借款提取的规定：借款人不可撤销地申请并授权贷款人将全部借款直接划入以下账户。这也是在庭审中，农行强调的按照合同规定的账户。业主陈立平也被起诉了，在5月5日开庭，他记得，当年和邮政银行签的合同中包括账户信息在内的很多地方都是空白的，“这里按个手印，那里签个字，你找人家贷款，有什么能唧唧歪歪的？人家让你干啥就干啥。”在24日开庭之后，让王玉凤感到有点丧气的是，法官曾说，商品房买卖合同是约束业主和开发商的，对于她和银行的纠纷依据的是借款合同。法官告诉她，就法律关系来说，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监管账号不能约束案外的第三人，即本案的农业银行。她跟银行签的是贷款合同，里面有指定的账户，如果银行把借款打到了指定账户，那它确实是按照合同来履行的。徐斌进一步解释，“这两个是孤立的，在法律上叫一码归一码，银行没有遵守监管规则，那么银行是行政责任，政府可以处罚银行。但这和业主与银行之间的违约没有因果关系。客观来说，签字画押了，出现商业风险你就要承担。”根据合同，银行可以无限向业主主张权利。徐斌说，“你没有钱给，没关系，每年利息还要滚动累计，这是非常重的处罚”。徐斌想告诉业主，不要轻易选择停贷，把自己陷入这样的风险之中。“我们都同情遇到烂尾楼，但是目前，这种同情并不能转化成法律上的成果。”不止王玉凤，“新力城”业主提供的合同中，很多人的按揭贷款是被分散至江西运发在不同银行的不同的账户，这意味着，相当一部分放贷银行没有遵守商品住房预售资金要全部纳入监管账户的规定。徐斌告诉深一度，最早制订商品房预售制度时，虽然对银行有明确规定，但忽略了如果银行要违反规定的话，代价应该要多重，才能让它们不会愿意去冒风险。“就目前而言，银行这么做的代价就是被罚款，50万元已经算罚的很多了，还有一些只是被要求整改而已。”广东省城规院住房政策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说，就实际操作来看，银行很难真正对资金的去向加以监管，也没有很大的动力去做。“都是自己的客户，监管就得罪客户，你要这么紧的话，那开发商就会跑到别的银行开户。”李宇嘉说，把预售资金划给开发商，开发商再去拿地、投资，进而增加银行的开发贷款和按揭贷款业务，这是银行重要的利润来源。尚未完工的“新力城”项目买房与停贷2021年，王玉凤搬到南昌，她爱人从2016年开始就在南昌做生意。他们一直聚少离多。孩子小学毕业后，她想一家人在一起，不再两地分居，计划带孩子到南昌读初中。2020年买房时，南昌限购，他们没有本地户口，也没有社保，能选择的范围有限。相比于其他地方，“新力城”位置不错，靠近地铁，又有学上。据当时的媒体报道，这也是新力在南昌的一个巨无霸项目，由旗下项目公司“江西运发”负责开发。在当时的南昌，新力是值得信赖的大开发商，当地流传着一句话：“在南昌就要住新力”。新力集团2019年在香港上市，是港股上市的内地房企中最年轻的，用10年时间，实现了销售额千亿元的目标，而万科、碧桂园实现这一目标都花了超过20年时间。一家盛名在外、风光无限的房地产公司让业主们安心。一位业主说，按合同规定，他的房子会在2021年12月底交房。他都计划好了，一拿到房产证，就带着孩子去落户，包括通风除甲醛的时间也算好了，交房后晾半年，2022年6月刚好住进去。但在2021年8月，当时的施工单位贴出通知，因开发商拖欠4千万进度款要停工。一开始，业主们以为是小问题，“这么大的集团，怎么会差那一点点钱？”直到9月20日，新力股价暴跌87%，临时公告停牌。而新力的创始人张园林从2021年8月开始，一直没有露面过。更多的坏消息出现。10月，“新力城”的监管资金也因为新力与其他公司的债权问题被冻结。工商信息显示，原本由张园林实控的新力集团，也变更成了张良剑。新力的辉煌只持续了不到两年。王玉凤记得，选择停贷前，他们去过住建局，一个领导还在保证书签了字，约定会在什么时候开工。但后来的结果还是继续停工。陈立平直到2022年8月才正式停贷，他纠结了好久，自己是做生意的，“爱惜名誉跟自己的性命一样”。可是，从2021年8月停工以后，他坚持还贷整整一年，房子却没有动静。刚停贷那段时间，王玉凤睡不好觉，进退两难。她考虑过直接退房，但大概率什么也拿不到，可能只有一张欠条。首付款加上已经还了两年的贷款近40万元都要打水漂。她一度后悔搬来南昌，更后悔买房，觉得自己“买了个大麻烦”。李军说，当年选择“新力城”的房子，有保值的考虑，更是为了给孩子预备。他选了较低的首付20%，交了26万元，每个月要还贷6000多元，这占到他们家庭收入的一半。他们要养两个孩子，还有老人要照顾，“确实力不从心”。复工后的“新力城”项目新的不确定“新力城”的业主们以为和贷款银行之间应该达成了某种“默契”，一起等到交房那天再来讨论还贷。这也是他们明确表达过的，只要能正常交房，一定会还贷。经历过反复的停工、复工，以及开发商、银行、有关部门的拉扯之后，他们对于“新力城”的一切消息充满了不信任感，不敢轻易还贷。陈立平说，他一直觉得，即便被拉到征信黑名单，也能理解，“程序问题嘛，人家的工作也有个交代”。按照官方通告，“新力城”将会在2023年11月30日交房，他没想到在这之前，就被银行起诉了。开庭前，邮政银行的工作人员曾打电话给李军，询问是否接受调解。李军动摇过。他预想了最坏的结果——败诉了，一次性拿不出钱，法院到家里强制执行。老人、小孩可能都会经历心理上的创伤和惊吓。整个家庭也会陷入巨大的风险之中。基于这些担心，他同意调解，提出的条件是：只交付合同规定的本金和利息，但不接受包括诉讼费在内的其他费用。对方不接受。王玉凤也接到过农业银行的电话，工作人员建议调解。当她问对方是否可以代表银行出具保证书：停贷的过错不在业主，而是因为延期交房太久。对方回答，只是个人意见，不能代表银行。“这几年过的本来就比较忐忑”，李军说，之前怕开发商做不起来房子，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敢去看房，看了心情更坏。停贷被起诉后，他查过自己的征信，有了不良记录，他又开始担心孩子未来的发展。2023年4月13日，香港联交所宣布，新力集团的上市地位将被取消。新力成为港交所首家退市的房企。这个坏消息又引起了新的忧虑。李军判断，这意味着新力彻底没什么钱了。他听说，“新力城”的土地目前还被质押在银行，如果开发商不能还钱，土地就无法解押，他们可能就办不了房产证。这也是王玉凤担心的。她说，自己作为外地人，迟早是要离开这里，回老家。房子总不会一直住着，没有房产证，她无法买卖房子，最终的结果可能还是砸手里。陈立平好几次萌生过直接把房子退掉的想法，但舍不得60多万元的首付。而且，合同上只说可以退房，具体怎么退并没有写明，他担心一旦选择退房又会出现什么变故。但这两天，看到最高法重新界定购房者烂尾楼债务优先权之后，他觉得自己的忧虑“稍微好了一点点”。4月24日，庭审结束后，王玉凤带着记者来到了“新力城”。几名工人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继续作业。小区的路面还没有硬化，遍布着积水、泥坑。王玉凤和爱人在“新房”里前前后后走了好几遍，“中央空调有了”“安玻璃了”……他们细心寻找着家里微小的变化，经过还裸露着的内墙、线路，王玉凤说，“也不知道这质量怎么样？”对他们而言，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能“如期”收房。（应受访人要求，文中王玉凤、李军、陈立平均为化名）【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如果…你可能就要失去我了微信又双叒叕改版了，如果不标星，你可能就会错过我们的推送。星标只需要：①打开北青深一度公众号主页，点击右上角“..."②在弹出的界面，选择“设为星标”。我们期待与你在每篇推文中相见！广州康鹭制衣村：在“转型”浪潮中沉浮的小老板们郑州共享厨房合伙人：我反对接受捐赠，但拦不下来警务室重伤案当事人4年刑满出狱，申诉已获立案

记者/李一鸣编辑/计巍挤满了游客的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李秋仁现在也没闹清楚这条巷子咋火的。反正打上月，游客们涌入淄博的时候，这里就开始变了。外地人来淄博至少要做两件事。一件是吃烧烤，再一件就是来这里，八大局便民市场。它在淄博市张店区东部的老城区。大约三十年前，流动摊贩在这里开始自发摆摊，后来自然发展成了一家便民市场。李秋仁和爱人从1997年起就在这里卖水果，是在这间市场里呆得最久的人之一。在他眼中，这条街一个月的变化，比之前这二十六年间的改变还要大得多。买东西的人从中老年变成了一个个二三十岁的生面孔；服装店、理发店、维修铺，生鸡、猪肉、蔬菜，全都改卖了炒锅饼、紫米饼、牛奶棒。现在，“网红”是这里出现最多的词语。时间在这条被七八十年代的、灰土色住宅楼包裹着的巷子里突然加速，也打乱了这里几十年积淀的自然秩序。人群和流量的降临，让原来在这里购物的居民们不得不离开市场，也让市场的商户们纷纷转型。李秋仁不知道这场“风波”会持续多久，但至少事实是，现在，他也被卷了进来。淄博烧烤走红后，八大局便民市场也成为了网红景点网红淄博啥时来了这么多人？李秋仁的印象是三月初的某一天，这里的人流突然多了一倍多。根据当地出租车司机们的信息拼凑，这个时间可以被具体到3月10日。那个周五的下午，很多司机都从同行微信群里接收到一条信息：火车站全是人，外地来的大学生。八大局便民市场是人群的热门目标之一。周末最堵的时候，市场门口的道路会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即便这样，有时候还是会“从一个路口堵到下一个路口”。南门外摆着喇叭，宣传乘淄博公交去旅游景点——八大局也是新开设的“烧烤专线”上的一站。但本地人还是不理解，“一间市场，怎么成了景点了呢？”是因为一个事件，一个人，还是一种食物？都不是。问游客，也都说是“网上推荐”“要来打卡”，或者看的视频，“大伙都来”。拍视频把大伙都叫过来的人就在市场里游走。有在镜头前唱歌的，也有拿专业设备探店的，举着手机对着手里的吃的运镜的。还有直播的——想知道此刻八大局市场什么样，打开短视频平台搜“八大局直播”就行，准有人正带你看。网络记忆显示，这里还来过三个穿着统一的男生，在这街上开着直播间，跳舞甩脑袋，后来叫人请走了。四月末有几天的晚上，还有雄安的房产中介举着牌子到这边卖房：“在我们那边卖得可好了，到这里也宣传一下。”“八周，火到现在已经第八周了。”出租车司机左手握着方向盘，右手比划出个“手枪”在后视镜前头左右晃。“到五一，人还要多几倍！”后面这句话，不少当地人都这么说。李秋仁看这堆人也看了八周了。洪流每天一股股从市场两端的入口涌进来，随机堆在不同的店铺门口，队伍走走停停。但就是没人往李秋仁的水果铺前堆。那些店铺，排队长的排队短的，门头上基本都写着“网红”俩字。他的店叫“猕猴桃火龙果专卖”，最红的是红心火龙果。门头对过常年是两条大队，一家做炸鸡架，一家做牛奶棒。李秋仁说，这家牛奶棒店几年前就开在这里。而自从八大局火了之后，做牛奶棒的店家越来越多了。从那些新挂上的门头能看出，牛奶棒前面也自动加上了“网红”两个字。市场上的店铺纷纷转型为网红店李秋仁两口子平时也经常上网，最爱刷今日头条。网上说，游客们都坐“烧烤专列”要来八大局“打卡”。他们的生活离“打卡”比较远。“打卡那不就是做高铁免费的意思？”李秋仁的爱人说。熟识的店主也坚信抖音上的说法，清华北大的来淄博吃住也全免费。新闻还说，来淄博游玩能享受不少优惠。李秋仁总结说，这些政策挺好。有游客到李秋仁这里存包，他全都笑着答应。他觉着，淄博之所以这么多人来，也是因为“这里人好”。“淄博人全都热情好客”“真的非常开心来到淄博”——在这条街上游走的主播都会这样说。“热情”“实在”“好客”“大气”，这是淄博在社交媒体上普遍呈现的“人格”。多位店主告诉北青深一度，市场管理方告知过他们，不能乱涨价，不能缺斤短两，最重要是，不能和外地游客发生冲突。有些生意冷清的门头会被排队或驻留休息的游客挡住些许，“搁以前肯定叫他们挪走，现在可不敢”，一位家纺店经营者说。爆火之后，八大局便民市场整条街都被呈现在了摄像头下和网络世界中。而这里，也在经历一场网络对现实的改造。改造范围包括名字。这间市场有两种叫法，一个是立在市场南门的“北二巷便民市场”，一个是当地居民们叫起来的“八大局”——这里曾是淄博市八个政府部门的所在地。4月1日早晨，“北二巷”被摘除，换上了新门头“八大局”，民间昵称因为流量而转正。炒锅饼是八大局便民市场的“网红”加速在流量到来之前，这里基本上就是一家农贸市场的模样。除了新鲜的肉蛋菜，还卖些五金零件，劳保用品的那种。对附近的居民来说，在八大局，你可以做任何事——买菜、买小吃、修车、打散酒、配钥匙、扯布料、买三十块一件的衣服。但游客涌入后，商铺们被分成两类：生意好的和生意一般的；转行的和没转行的；累的和不累的。李秋仁属于那后三类：生意一般的、没转行的、不累的。有一上来就被流量抓住的人。比如王敢。因为“B太”——一位在抖音拥有1875万粉丝的“打假博主”——发布于4月8日的一条视频。在那条视频里，“B太”走访了八大局便民市场的多个商铺，发现均没有缺斤少两的现象——这与他之前探访的全国其他地方的许多市场现象完全相反。那条视频截至现在收获了342.1万次点赞。而他走访的其中一家，就是王敢的炒锅饼摊。炒锅饼是淄博当地的一种小吃，做法是把山东锅饼（一种较大较硬较厚的硬质烙饼）切成一寸寸薄片，油炸后和蚝油、花椒、辣椒等调料一同炒制。是这条视频，正式让炒锅饼成为“网红”。4月8号之后，王敢的锅饼摊前就排起了长队，抖音上也全是找他订购的人。王敢的抖音昵称现在叫“山东淄博炒锅饼哥”。他盘下了一间店面，把摊子从巷子南部搬到了北头靠近门口的位置，还定做了一块泡沫板，印上大大的“B太唯一指定门店”还有自己与“B太”的合影，覆盖住门脸下方。整条街也因此被炒锅饼改造。这小吃门槛不高，也方便量产。“炒锅饼哥”的门头不远，一家肉铺花2800元购入了一台切锅饼机。刀片一刻不停，流出一袋袋锅饼条，供给做锅饼的商家们。凡是来淄博的游客，基本都要来一趟八大局。凡是“B太”视频里出现过的店铺，都成为了“打卡点”。一家熟食店也换上新的门头，写上“网红公平秤”。巨量的人流，让游客代替本地居民，更为了市场里最主要的消费者。原本依靠本地居民的选择建立的、商家与顾客之间的信任系统失效了。菜市场变成了小吃街——对于绝大多数都是游客的客流来说，小吃，尤其是“有流量”的小吃是最适合的品类。被流量抓住的炒锅饼和紫米饼被摆在了一家又一家商铺门口。一堆堆装着炒锅饼的塑料盒摆进了熟食店、水果店、菜店，摆上了原本放肉的案板，还有服装模特们中间。“成了锅饼一条街咯！”一家服装店老板说。她的店已经按十多万的价格兑出，搬到了离八大局不远处的街上。肉铺也卖起了网红炒锅饼切锅饼的肉铺转让底价是35万，那家家纺店的标价是21万。后者的老板本来没想着转，觉得这条街“火一阵就过去了”，而且店里堆满了货，搬家太麻烦。可渐渐地，他发现来视察的领导级别越来越高。最近听说省委领导也要来，他意识到，“这会是个长期的事”，“真得走了”。热销也带来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根据数家卖锅饼的商家提供的信息，现在，一盒售价六元（六元也是八大局市场里，小盒锅饼的“标准售价”）的炒锅饼，商家的纯利润约为五角。但一天下来，卖上几百上千盒根本不成问题。一家生猪肉铺也撤下了切肉的案板和绞肉馅的机器，把一半店面改成紫米饼铺。店主告诉记者，自家雇了两名做紫米饼的师傅，每天的工价是500元。商家们要适应全新的节气。对于那些生意火爆的店家，不绝的顾客让他们的动作停不下来。王敢的微信和抖音每天都在一条条弹出订购信息，来自外地顾客和代购们。他大清早就要到店里，有时要炒到深夜。肉店和菜店要提前到五六点钟进货——再晚一点，等到游客们进场，电动车就开不进来了。在人潮汹涌的网红市场里，李秋仁的水果店很冷清改行整条街都在加速，李秋仁属于被时间落下的那批。“改吧！跟潮吧！”有朋友过来劝他。朋友在附近菜市场开店，趁着八大局晚上人少时，像他这样的本地人才多起来。“我看明白了，都是看八大局这个名字来的。你偏一点（生意）都不行。”白天，总会有淄博市其他地方的商家到这边宣传，在门口举个广告板，或者发放些印着店名logo的购物袋，试图把“流量”也引到自家去。大多数人努力抓住潮水的涌动。一家水产店里，原本盛着活鱼的玻璃柜全空掉被堆到旁边，取代的是一盆盆捞汁小海鲜。对于水果来说，最热销的是西瓜果切、樱桃、草莓。流量下的八大局里，简单直接的东西是最受欢迎的。绝大多数商铺的门头跟市场管理处的办公室里早年贴出的统计表都对不上了。奶茶、小笼包、烤肠烤面筋臭豆腐，这些美食街上的快消品全涌了进来。好多店门头来不及换，就做一条红横幅挂上去。“香酥网红牛奶棒”盖住“山东老面千层馒头”，“网红紫米饼”盖上“小杨鲜肉”。商户们也说不准，哪天这些东西又卖不动了呢。可八大局越热闹，李秋仁这就越安静。从1997年到现在，从路边摊变成店面，李秋仁家的水果品类也在一点点摸索中确定下来：夏天芒果火龙果，冬天火龙果猕猴桃。往年这个时候，门口一半多都摆着火龙果，海南产的“红绣球”。进货是一筐32个，少的时候一天至少五筐。但八大局火了以后，火龙果成了滞销品，一天也就卖出去一筐。带皮的吐刺的，一般都不好卖。什么食物，都要能全部吃下去最好。他考虑过做果切，但芒果切好最多放半小时就氧化变黑了，卖不出去就等于全报废。现在，店门口最中间的位置放着一堆椰子。闲着时候李秋仁也跟人学着拿马克笔在椰子上写点“淄博欢迎你”这种字，或者画个小笑脸。来八大局之前，他在老家日照民办学校做教师。有人来找他问过转让或租出的价格，李秋仁之前都拒绝了。一名在这里工作了三十余年的市场管理人员告诉记者，他已知转出价格最高的一家是38万；最近新开的，八大局历史上第一家烧烤店，是老板花90万，盘下了六间门头改造的。店家们说，那家烧烤店上午还在装修，晚上就正式营业了，改造全程也就两三天。现在，这里是八大局生意最好的店之一。最忙的时候，门口两排人坐马扎上等位，屋里穿着外卖制服的都在帮着烤串。墙上还贴着招聘启事，烤串师傅工资开到八千至一万五。有同行已经行动了。李秋仁北边的一家水果店，老板转行加盟了一家奶茶店，还在装修。那对过的修理铺，一月两万多租给了别家，店主正把店里配钥匙的机器往外搬。李秋仁店旁边的生鸡店已经关门了，改成啥还不知道。“蹭上这波流量呗”，一家新开的烤肠摊店主说。记者走访的店面中，根据面积和位置，盘出的价格为十几万至35万不等。八大局便民市场里休店的店铺也不是谁都能蹭得好流量。不远处有家肉铺，上周也进了几千块的炒锅饼，跟五花、排骨、前腿、后尖摆一块，可总也没人去买。李秋仁听说几千块钱白白亏里头，回家叫老婆一通骂。人潮拒绝暧昧，要改行就要改得彻底。李秋仁说实话也在犹豫，犹豫时他伸出手挠挠脑袋。店里面，椰子旁边是一堆芒果。进的时候是青色，有些放黑掉都没卖出去。李秋仁根据变软变黑的程度把芒果分成八块一斤到四块一斤，卖完这批，他就不再进了。4月26日，淄博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致广大游客朋友的一封信》，信中表示：“五一”期间，淄博的客流量已超出接待能力。当夜色降临，游客人群转移到各大烧烤店时，八大局才渐渐安静下来。这条南北约700米的街道越来越热闹，也看似越来越规范。现在，它的门口码上了伸缩护栏，划定了出入口。买菜的居民们驾驶的电动车，要到这时才方便进入。“全是新的，没有老的”，一位一直居住在旁边小区的老人进来走了一圈，留下这样一句。街坊们不知道这里还会不会变回原来的样子，但现在，他们可能得考虑换个地儿买菜了。（应受访人要求，文中李秋仁、王敢为化名）【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如果…你可能就要失去我了微信又双叒叕改版了，如果不标星，你可能就会错过我们的推送。星标只需要：①打开北青深一度公众号主页，点击右上角“..."②在弹出的界面，选择“设为星标”。我们期待与你在每篇推文中相见！广州康鹭制衣村：在“转型”浪潮中沉浮的小老板们郑州共享厨房合伙人：我反对接受捐赠，但拦不下来警务室重伤案当事人4年刑满出狱，申诉已获立案

采写/李迎

黄思韵编辑/

儿子出狱一周前，家人已经提交了申诉材料，洛阳中院已经受理并立案。

实习记者/徐玉婷

张蕊编辑/

吴雨编辑/

王小璐编辑/

颜星悦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