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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上学”，读技校，一个18岁女孩的教育之路｜深度报道
采写/王思思编辑/计巍今年7月，常沐在第五届LIFE教育创新大会上演讲当一个孩子不适应学校的教育，难以融入主流教育体系，未来会怎样？10年前，正在读小学三年级的常沐从学校退学，之后进行了7年“在家上学”的教育实验。2021年，15岁的常沐选择进入一所技校学习一门手工艺，并于今年夏天从这所技校毕业。对于自己所走的这条特殊的教育之路，常沐觉得“庆幸”，她说自己现在仍有“九分的倔强和九分的反骨”，以及探索这个世界的兴趣。但另一面，她也必须要去学会面对和处理自己的“格格不入”，以及去应对学历、出路等一系列现实问题。格格不入2023年12月末的一个下午，为期一周的期末考试已进行到最后一日。按照老师的要求，学生们需要在这一周时间内，交出一个和“季节”相关的手工作品。教室里，常沐佝着身子站在桌前，埋头雕琢。这个女孩今年18岁，身高1米72，长着一张娃娃脸，做起事来慢悠悠的。她手里的那支荷花发簪，已完工八九成，为了让作品看起来更完美，她打算再添点东西上去。常沐截断一根细铜丝，在铁钉上绕了几下，再用剪刀掐出两个铜圈。随后，她拧开火枪，想要把铜圈焊在荷花底部，以便能挂上两个吊坠。固定铜圈时，遇到了麻烦。她刚把前一个焊接好，再去接下一个时，火苗突突跳跃着，迅速将前一个熔掉了。常沐连续试了几次，都没成功，“焊接真的很考验技术，这个火的大小不太好控制。”此时，过道另一侧早已上交完作品的女生，溜达到常沐桌前，目睹了屡次失败的操作过程后，冲前面喊道：“哎呀老师，你快过来帮帮人家常沐吧。”老师很快扭出一个连接在一起的两个铜圈，并嘱咐常沐，遇到此类问题就照着她的方法来。常沐默默听着。老师走后，她又拿起铜圈反复尝试。在常沐看来，连在一起的铜圈，会让两个吊坠挨挤在一起，“那样不好看”。教室里一片喧闹，只有常沐还在考试。前排的女同学被男同学开了句玩笑，和对方理论了几句后，飞速跑到讲台前抓起一只拖把，准备“开战”。另一位女生直呼着老师大名，开起了玩笑。其他考完试的同学，大多在聊天或刷手机。常沐只盯着手里的发簪忙活，半个小时后，她终于按照自己的方法装上了吊坠。常沐的同桌迪迪，是当天最“沉默”的那一个，她长时间保持着特殊的睡姿——脚踩在抽屉口，身体倚靠在背后的桌子上。老师走过去问，“你在这儿睡得倒挺舒服啊。”女孩一动不动，“那可比在宿舍睡觉舒服多了。”睡醒后，迪迪在座位上涂起了指甲油，她手上正戴着一套几厘米长的甲片。迪迪又喊几位女生过来嗑瓜子，她们聊起了名牌衣服和鞋子。不知最后又聊到了哪里，迪迪有些伤感地来了句，“要是能一直在学校就好了，我可不想去上班。”在这所技校里，常沐学习一种镶嵌专业，这已经是她入学的第三年，也是最后一年。在这里，常沐经常显得格格不入。与大多数学生不一样，她来这所技校就是奔着这个专业学一门手艺去的，是一个“认真”的学生。常沐的格格不入从10年前就开始了。读技校之前，除了小学的前三年在学校接受教育外，她一直远离主流教育赛道，“在家上学”。小时候的常沐（右）和一起“在家学习”的伙伴禾禾（左）为自己开办的餐厅设计的标志退学四五岁时，常沐在学前班阶段开始表现出一些“异常”。她被家人发现有一定程度的读写障碍，“字母b，会看成d，p会看成q，完全是镜像的。”在班上，常沐经常面临窘境。课堂上因书写出错时，她难免会受到同学们的嘲笑。转学到新班后，由于学习进度不同，常沐回答不出“兔子”一词的拼音，被老师要求罚站。最难堪的一次，她因不敢告知老师想上厕所，在课堂上尿了裤子。妈妈贾凌冰愈加感受到女儿心里强烈的抵抗，每天上学时，“死活都不愿意下车，非得硬拉才行。”觉察到事情不对劲，贾凌冰开始反思自己的做法，“这事我做反了。鞋不好穿的时候，应该换一双鞋，而不是让脚去适应它。”虽然小学期间也经历了几次转学，但也一直没有找到适合的学校，2015年，正在读三年级的常沐从学校退学，开启了“在家上学”的尝试。在贾凌冰看来，这并不是一个冲动的决定。退学前两个月，她一直在衡量这件事的可行性。她的判断是，常沐产生了厌学情绪，待在学校是一种折磨。更何况，女儿在画画方面展露出一定天赋，可以着重去培养。退学的事，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最大的阻力来自丈夫，他认为，女儿哪怕学习吃力，也应该像其他孩子一样，正常考大学，乃至出国读书。在这件事情的讨论上，两人争执不下，最后演变为争吵。贾凌冰讲话颇为强势，“你有好的解决方法也行，你如果没有，就照我的方案来。”最终，丈夫拗不过她。常沐并不记得父母因她退学的事产生过口角，只知道“爸爸是不高兴的”。在退学后的前两年，常沐最主要的学习是听各种有声读物。她时常提着一个小喇叭，走到哪里听到哪里，里面有下载好的《绿野仙踪》《海底两万里》等儿童故事。反复聆听有声读物的结果是，有一天常沐在看纸质小说时，意外读出了从没学过的“波光粼粼”一词。“听了那么些遍，她都记住了，一看到前后认识的词，就能猜出来。”贾凌冰解释。玩，几乎是常沐每日的主题。作为一名建筑设计师，贾凌冰的工作时间相对自由，这让她有更多的时间和女儿相处。在大部分学生都上学的周一至周五，她带着常沐在外面活动时，总有陌生人问，“你家孩子今天不上学吗？”为解答这种疑惑，贾凌冰通常会大讲一番自己的教育理念，后来被问烦了，就拿“逃课”搪塞。对那时的常沐来说，看到其他小朋友背着书包被大人领着去上学的场景，会觉得庆幸。常沐对学校没有多少留恋，直到现在回忆起退学后的时光，她都觉得自己占了大便宜。常沐（左三）与禾禾（右一）在自己“创办”的餐厅里做饭“在家上学”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中国“在家上学”调查报告（2020）》显示，2017年，有意尝试在家上学的人数为5万，亲身实践这一教育模式的约6000人。2013年，贾凌冰在北京昌平区租下一个两亩见方的院子，筹办起“啊呜创想社区”实验学校（简称“啊呜社区”）。啊呜，是小兽的吼叫声，意指孩子，贾凌冰想走一条和传统教育不同的道路。常沐在退学后的第三年，开始系统性地接受啊呜社区里的学习规划——每周跟着网课学习语数外三门科目，剩余的时间主要围绕手工设计、商业项目等方向，在老师的引导下自主学习。在常沐的记忆中，在啊呜社区里，她会和小伙伴在院里爬树、摘果实，在小区的池塘边看天鹅游泳，也带着自家狗钻山洞“探险”。事实上，那些所谓山洞，只是别墅区里的一些自然景观。十多岁时，看到院中自由降落的小鸟，常沐幻想能长出翅膀，像鸟儿一样飞翔。她翻阅了书本上的空气动力学、流体力学，及飞机发展史，然后找来乐高小人模拟人体，做出了一个类似滑翔伞般的翅膀。常沐将乐高小人从屋顶抛落，反复观察它坠地的过程。她还想把翅膀放大到与自己身高相应的比例，为自己插上一对翅膀，但最终因买不到翅膀骨架的专业材料而放弃。虽然飞翔失败了，但她一直记得自己为那对翅膀做出的一番努力。在啊呜社区，常沐印象较为深刻的是“开餐厅”，她和小伙伴要从种菜开始。播种时，他们只被告知苗间距是30公分。接下来，有人拿着尺子测量，有人用棍子比划。待植物长大，他们又出入菜地除草、抓虫，甚至主动去养毛毛虫，观察它们破茧成蝶的过程。当时的老师雷丽丽称，啊呜社区提倡项目式教学，每个项目周期性长，且会涉及方方面面的知识。在开餐厅前期，孩子们完成了课本上的动植物观察，“他们还可能会去画画，等于又做了美育。”那时，常沐的理想是当一名生物学家。她把这个想法说给爸妈听，但当得知实现这个理想要学好数理化后，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我不喜欢数学”。常沐记得，他们还经常参加或举办一些社会活动，比如做完手串、项链等手工后，出去摆摊，“第一次认识到了钱从哪儿来”。此外，每年会去到1-3个城市“读城”，学习不同地区的文化习俗，甚至还会参与乡村振兴活动，在实地考察中，他们要从儿童视角给出一些规划建议。啊呜社区的学生年龄不一，和常沐关系最好的是小她一岁的禾禾。三年级时，禾禾因较为孤僻，暂时办理了休学。雷丽丽记得刚见到禾禾时的样子，“非常封闭的一个孩子，不爱说话，也不想学习。”禾禾休学后，妈妈杨岚一边忙于工作，一边照顾身患重病的丈夫，无力看管孩子，她只好把禾禾托管到啊呜社区的夏令营。待完一个假期，看女儿状态不错，杨岚尝试把禾禾再次送进公立学校，但一个学期下来，又变回了从前的样子。一年之后，杨岚决定让女儿退学，来到啊呜社区。10年过去，雷丽丽早就离开了教育行业，但依然对常沐和禾禾记忆犹新，“禾禾擅长手工，常沐在绘画和设计方面非常有想法。”在雷丽丽看来，常沐从小就是个有想法的人，总会比别的孩子“多走一两步”。一次扎染时，大家都按照所教方法将皮筋扎在相同位置，常沐却尝试扎在领口、袖口等地方，看看不同效果。禾禾最喜欢的是做手工。13岁时，她看到大院里有现成的缝纫机，就从网上看了些资料，动手做起衣服。杨岚至今留着女儿为她做的那件白色绣花衬衫，“我是看着她一点一点做出来的，穿起来也很合身。”啊呜社区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常受到邻居的举报。由于一群孩子整天喊叫和疯跑，物业人员曾三番五次找贾凌冰谈话。这不是最要紧的，后来因资质问题，贾凌冰不得不把“学校”二字去掉，只能作为一个举办亲子活动的组织。雷丽丽回忆，啊呜社区位置较为偏僻，吸引来的都是“厌学或有问题的孩子”，“在学校不能被很好地接纳，家长才会有勇气把孩子送过来。”最多的时候，这里共有8个学生。除了常沐和禾禾，其他孩子们在啊呜社区进进出出，没人能长久待下去，而他们最后的出路，大多是再次回到国内学校或出国读书。啊呜社区面临的挑战远不止这些，2016年雷丽丽因怀孕离职后，再没有招到合适的老师。“别人怕老师不会讲课，我们怕老师太会讲课。”贾凌冰说，老师自己忙着输出，就抢了孩子的主动权，“我们需要老师做的是‘陪聊陪练’，而不是灌输”。到了2020年，由于疫情的影响，啊呜社区没有办法继续开展线下活动，面对高租金的压力，贾凌冰只好把大院退租。常沐和禾禾也不得不回到各自家中，分别跟着网课学习。常沐在创作自己的发簪作品融入早在常沐退学两年后，贾凌冰就给女儿做了个规划，小学和初中跟着网课学习，到了高中阶段，去读一个职业高中或技校。在她看来，人工智能将是未来一大发展趋势，常沐无论如何都该学门手艺，“手艺是个垫底的，最基础的保障。”2021年，“在家上学”7年后，常沐进入到一所技校就读。在这之前，她和妈妈考察过两所私立高中，一年学费20多万元，“太贵了”。常沐坦言，她原本打算去其中一所私立高中，但学校要求很多，还要统一着装。过惯了啊呜社区大院里无拘束的生活，常沐讨厌紧张的学习氛围，综合考虑，就去了技校。禾禾的选择，恰恰与常沐相反。她选择在私立高中就读。禾禾的这个决定，有她自己的考虑，也寄托着全家人的期待。除妈妈杨岚外，家里其他成员还是希望她能有一个社会认可的学历。回忆初入私立高中的状态，禾禾觉得“比较崩溃”，“当时学校有人读高一的时候，托福已经考到110了。”禾禾所在的高中英语课程采用分层教学，高一有A、B、C三个班级，她在C班。第一学期，禾禾有些跟不上课，一段时间后，才逐渐跟上大家的节奏。到了第二学期，因疫情原因线下课转为线上，她的焦虑感陡增，“成绩比之前低了好多”。2022年，当常沐在技校读高二时，禾禾的高中因资质问题被叫停，她转到了常沐所在的技校。假如那所私立高中继续办下去，禾禾说她压根不会考虑转学，毕竟两个学校的学习氛围差得太多。常沐有着同样的苦恼。入学第一天，她就往家里打了电话，“妈妈，我跟他们合不来。”细问才知道，她介意的是同学说脏话。贾凌冰只强调了两点：第一，他们不是坏孩子，只是有些不良习惯；第二，要想明白自己是去学什么。想要融入同学，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高一时，常沐在一个四五十人的大班。素描课是基础，老师经常要求上交作品。那些不爱做作业的同学，就常委托常沐帮忙画画。她也没有太多怨言，毕竟“看起来是被欺负了，实际上长了自己的本事，还换来了友谊。”高二，细分专业后的班级有20人。到了新环境，常沐有意改变自己的处境，她想变得合群一点。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跟着他们一起说脏话。有一次，几个新同学围在一起闲聊时，她也加入了进去，还跟着“爆了句粗口”。看同学们没有任何反应，常沐暗喜，“那就证明我说对了。”此前大约有一年的时间，她一直在观察其他同学如何飚脏话，要揣摩用词，要模仿语气，但她所学到的也只是拉高了嗓音说出些很生气的话，“你……是不是有毛病？给我滚出去，别来烦我！”再过分的，她说不出口。第一次抽烟也是如此。前几个月，室友因失恋买了包烟发泄情绪，“一天抽6根”，这激起了常沐的好奇心。她拿过一根烟点上，学着室友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小心翼翼嘬了一口。理想中的吞云吐雾并没有实现，反而是把烟咽到了肚子里，难受了一晚上。那之后，她再没尝试过抽烟，“好呛好苦，我不适合抽这个东西。”在做了一些“融入集体”的尝试后，常沐对这一切失去了兴趣，“我没有必要融入他们”。而一旦开始了说脏话的习惯，就很难轻易戒掉，直到现在，常沐偶尔在家里也会蹦出一两个不合时宜的字词。贾凌冰听到会念叨几句，劝她改正。常沐决意把心思花在学习上。去年看到有同学参加专升本培训，她还不想去，春节过后她告诉贾凌冰，“也想要去试试”。她担心技师的毕业证不被当下的就业环境认可。相比之下，有一个本科的毕业证书，就相当于多了一重保险。2019年的一个创新教育活动上，常沐（左）和禾禾（右）在深圳海边未来的路今年6月，常沐从就读的技校毕业。她迎来了丰富的暑期生活，先在妈妈的支持下办了一个教小朋友学花丝镶嵌的学习班，又和朋友去天津玩了几天，后来去了成都小住。提起未来的出路和打算，常沐想再在技校深造三年，这样，中级技师的身份就可以转为高级技师。毕业后，无论是有幸留在老师的工作室，还是出去单干，都有更多的底气。接下来的三年中，她给自己安排了两个任务：一是拿自己的手工艺作品去市场“踩踩水”，找到当今人们审美与消费的实际感觉。二是申请进入西班牙的一所创新学校，根据常沐的了解，那所学校每学期会带学生去一个国家，学习不同的创业、市场经验。这恰好符合贾凌冰的心意，“有商业头脑，又有手艺，不平趟天下吗？”杨岚也认可让女儿继续在技校读三年的想法，但如果禾禾想提前出国，她也支持。以前禾禾表示过，想去日本读个设计专业，杨岚已为她攒下了学费。今年初夏，常沐过完18岁生日，开通了属于自己的线上支付账号。很多个周末，常沐会叫上禾禾一块出门，她们有着共同的爱好，喜欢看各种艺术展、漫展，玩Cosplay。禾禾会买材料，尝试自制一些二次元服装，常沐则经常买一些自己喜欢人物的周边，画一些图进行“二创”。在班主任的印象中，常沐一直很安静，她爱画画，总抱个iPad走来走去。高一暑假，曾有出版公司找常沐出绘本，讲的是水稻如何长成的科普故事。从暑假到寒假，常沐断断续续地画，最终完成30多页的绘本，换来了2000元的稿酬。这让贾凌冰很是自豪，“她现在毕竟还小，等到去社会上慢慢闯一闯，我就不愁了。”不过，直到现在，常沐对技校的环境还不能完全适应，因为“没有真正能够交流的人”。常沐所说的交流，是大家可以针对一些事情，聊聊自己的看法和观点，而不是急于吵赢对方。贾凌冰也知道女儿内心的苦楚，她分析这件事的成因，“那些孩子都是成长过程中不被肯定的。没考好，就会被否定，脱离标准答案，就会被否定。所以长大后，他们的底层心理和底层逻辑，就是一定要证明自己是对的。”当前的状态，贾凌冰也无解。还好，技校只是一个过渡。贾凌冰最庆幸的是，女儿拥有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所以不担心她会受到影响。这些年，由于“在家上学”，常沐成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长期观察对象。今年7月19日，在其举办的第五届LIFE教育创新大会上，常沐作为嘉宾之一，被邀去做了一个9分钟的演讲。她在这次演讲中提到自己有着九分倔强和九分反骨，每次学习中遇到难题，其他同学尝试几次没成功，就去找老师解决，但她自己总是穷尽一切办法，“实在不会整了”才去求助。在今年临近毕业前的一场手工艺比赛预赛中，常沐和三位同学组了队。他们打算以自己的专业手艺打造一条项链，迎接秋天即将到来的赛事。提交设计图后，得到了指导老师的认可。但没多久，老师又要求他们参考往届获奖的同类型作品，让大家照着原型来创作。常沐突然没了兴趣，“我不是特别喜欢被这样安排，我对做那个东西的兴趣也不太大。”常沐退出了原先的小组，决定自己打造一个新的作品，参加个人赛。正如多年前脱离主流赛道“在家上学”，这一次，她又要单打独斗了。（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迪迪、杨岚为化名）【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如果…你可能就要失去我了微信又双叒叕改版了，如果不标星，你可能就会错过我们的推送。星标只需要：①打开北青深一度公众号主页，点击右上角“..."②在弹出的界面，选择“设为星标”。我们期待与你在每篇推文中相见！国乒粉丝，偶像无需你与全世界为敌学者廉思：与青年再谈“卷”与“不卷”南方暴雨公益筹款遇冷，民间救援尝试“急钱常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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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廉思：与青年再谈“卷”与“不卷” | 深度报道
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学者廉思用时下流行的话说，廉思是个“自来卷”。作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副校长，他一天的行政工作通常从早上8点多持续到晚上8点多，行政工作之外，晚上9点后他开始做自己喜欢的研究，这一“写”往往到凌晨。他吃得最多的食物是汉堡，因为可以拿在手上立刻吃完，三餐几乎都是外卖，从办公室走到食堂的时间就省了下来。但他乐在其中。廉思喜欢上大课，4小时起步，课后学生们还围着他不让走。他也热衷于课题组开会，8个项目同时推进。就是依靠这种高度的“自来卷”，廉思提前跑完了一个学者的“通关指标”——29岁破格晋升副教授，还写出了名噪一时的《蚁族》，34岁破格晋升教授。之后，他进入了可以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随心所欲做研究的状态。但他也会陷入“然后呢”的困境中。他和他团队的研究需要做大量的实地调查，但疫情开始后，他们被迫“停摆”。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正陷入一种“路径依赖”的循环——作为一个关注社会底层群体的学者，总是在重复“发现问题、产出报告、撰写论文、接受采访、引起关注”的惯性套路。这当然也有收获，可是就这样一个群体一个群体机械式地研究下去，这么做的意义在哪里呢？在寻找意义的过程中，2021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通宵写出了《时间的暴政——移动互联时代青年劳动审视》。文章提到，社会在加速。时间成了生活的指挥棒，时间成了最高的价值标准，“倒计时”令“速度”这一要素更为凸显出来，速度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也成为分配正当性的依据。而人们则在追赶deadline的过程中被加速、被掏空、被断裂。廉思自己卷，但他并不认可这种“卷”法，“时间本应是属于我们自身的存在，现在却被统统剥离开来，成了整个社会崇拜效率至上的通行证”，他写道。这篇三年前的文章在今年夏天又小小“火”了一把。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劳动者的工作时长正在不断攀升。2024年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周平均工时为48.6小时。人们又翻出这篇旧文，转发讨论，如果继续这么卷，卷到没法再卷，没法再在“速度”上做提升的时候，又该何去何从？以下是廉思的自述：隐形的“暴政”疫情那几年，我们团队的调查陷入停滞中。我开始反思已有的研究成果，决定写三篇文章把以前的研究“串”起来、同时也尽可能“深”下去，这就有了《暴政三部曲》——《时间的暴政》、《KPI的暴政》、《完美的暴政》。《时间的暴政》先写完了，《KPI的暴政》现在也快写完了。文中强调的这种时间的“暴政”，是隐形的。所有工作都有deadline,必须在deadline之前把事情做好，哪怕做好了还担心别人做的更好，所以每个人都不断提前自己的deadline、挑战自己的极限，往所谓“更高”的标准去努力。我们会不自觉地进行自我剥削，比如周末加班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常态，大家觉得就必须这样，不这样就觉得自己“没尽力”。这种自我异化比通常意义上的异化更难以察觉，它往往打着“精进”的面貌出现。明明已经非常努力了，但还要对自己“更狠一些”，希望这样结果就会“更好一些”。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速发展时代，同时带来的是人与人之间激烈的竞争。我觉得要通过设置一些机制，避免过度竞争，防止过度竞争引发的负面作用。我算是逃离了“时间的暴政”。我博士毕业后入职的单位，算是比较早施行“非升即走”的高校，我是学校开始搞“非升即走”前最后一年入校的教师。刚入职那几年，我是个无名小卒，没人关注也没人逼我，所以我可以在唐家岭待两年，自由自在地写出《蚁族》这部作品。在我之后入校的教师，他们在进校后6年内，有两次晋升副教授的机会，两次评不上就得走人。副教授晋升条件中有获得国家社科基金或自科基金的要求，但是国家项目就像高考一样，一年只评一次，也就是说6年只有5次评上的机会，就好比你5次高考都没考上北大，对不起，你必须走人。我之前供职的高校是竞争激烈的“双一流”大学，每年都会解聘一批不达标的教师，我也亲手解聘过教师。解聘时我心里很难过，跟人事处去争取，看有没有机会让教师转去行政岗？人事处回复也很诚恳：凭什么研究做得不好，就要来抢行政人员的饭碗？在人类历史上可能确实没有出现过这种高速发展和充分竞争的阶段，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不可避免地，就会进入高度比拼的状态，人们不得不追求在某一小点上的超越。但社会总要设计一些保障机制，来限制竞争的界限。就像非升即走，男老师和女老师就不能一刀切。社科基金中青年项目的年龄限制是男性35岁，女性40岁，我觉得这个机制是必要的，因为女性有可能要怀孕、生产，而男性没有这方面的压力，所以必须要给女性多留出一些空间，要给她们一定的政策倾斜。倒不是说女性就必须要照顾，而是要基于事实做出判断，通过机制去校正原有不合理的方面，让制度更符合人类发展的规律。博士毕业一般在二十七八岁，我觉得，对于青年学者，可以有一定的考核，但尽量是长线考核。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霍维茨教授是2002年的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得主，他在诺贝尔奖演讲的最后5分钟，专门强调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他说的大意是：我在30年之前，就是1974年开始做小线虫研究的时候，既不知道线虫研究有任何应用价值，也不知道能发现什么。我只觉得那个东西很有意思，是一个完完全全、根本意义上的基础研究。所以，我觉得很难分清楚一个人是在玩、在闲、还是在做研究，短时间内是分辨不出来的。我个人建议，对于学者，在他们40岁以前，尽量让他们自由探索，不要过多打扰。到40岁的时候，学者已经长成，这时可以用更多元的方法去看待不同人的发展。前20%的教师你没必要管，他们热爱学术，已经养成做研究的习惯，有内驱力自然就会做好。后20%你可以通过KPI，力图把这些人优化出去，但有可能伤到前20%的积极性。而剩下中间地带的60%，可以多设置一些可替代性指标去考核。这个事干不好可以干那个事，写不出论文的老师，就把课讲好，或者带出几个好学生，也同样有价值。下课后，学生围着廉思讨论问题“游隙”我讨厌“狼性”这个概念，追求狼性的人或机制在短时间内也许能取得胜利，但是一旦卷起来就很难停下来，这种风气对于整个民族的创造力和创新力，未必是好事。在一些大公司里，狼性正在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有的叫做“352“制度（即根据员工绩效分前30%，中间50%和末尾20%，末尾20%，无论KPI完成不完成，都被淘汰），有的叫做末位淘汰制，实际都在把人变成了纯粹的工具，员工就是个数字，唯一价值就是被量化的价值。2019年，我去Google公司考察，遇到我师弟，他说的一件事让我颇有感悟。他刚进公司时，想好好表现一下，于是在一个周末赶完工作并给主管发了邮件，他认为这样做定会赢得主管的好感。结果周一上班主管把他训了一顿，主管说请你以后不要这么做，你这样做会让我和所有同事都很紧张。我希望你能平衡好休息和工作的关系，这样你可以走得更远。这种宽松感我称之为“游隙”。“游隙”就在一套系统的转轮里，齿轮和齿轮之间的缝隙很大，因此齿轮之间咬合不紧密，有弹性，但是这样的转轮反而很能抗压，如果说一套转轮里没有“游隙”，每一个缝隙都卡得紧紧的，这转轮会转的很快，但很脆弱，一旦某一个卡扣出了小问题，这套转轮就会崩溃。我觉得，中国到了目前这个发展阶段，我们的社会需要“游隙”。在马拉松比赛里，跑至中段的时候，经常会看到有两三个人一起紧追不舍的现象，这就是跟跑策略，找一个速度高于自己的人，方向已经定了，我们跟着跑就行。过去几十年，我们一直在“跟跑”，而如今，在很多领域，我们实际已经在“领跑”。在“领跑”阶段，“跟跑”策略有时就未必合适，盲目的跟跑只会导致没有意义的“卷”。要知道，创新是“无人区”，是无法设置KPI的，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KPI究竟包含什么内容。最近这一年，我们课题组在全国很多地方调研，无论是在大城市，还是在小城市，大家普遍非常焦虑，压力很大，工作生活难以平衡，我觉得有必要让全社会松弛下来。给社会松绑，核心是不要有太严苛的KPI考核，要给干活的人更大的“容错”空间。在设计工作机制中，考核不要太细碎化，不要太密集，不要滥用一票否决，追责尤其要慎重。同时，不要动不动就顶格要求，制度要留出20%—30%的“留白”，鼓励大家去自由探索、自主掌握，要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积极性不是被“管”出来的，而是被“激发”出来的。最后，还要认识到，休息不是躺平，娱乐不是摆烂。人是要放松的，搞得紧张兮兮、精神紧绷，是不会有很强创造力的。换一种思路，就算为了更好工作的角度，也要保障不被打扰的休息。休息的时候不充分，工作的时候也就无法投入。我觉得对于青年人来说，“休息养力”是必要的。好的研究是“闲”出来的，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是KPI压力下拼命打工发现的吗？当然不是，是要有放松的心态，才能有看到苹果从树上掉下来的灵感一现。廉思和他的博士生人生阶段的交待说归说，很多时候，作为一个老师，我也抵抗不过整个社会越来越“卷”的趋势，我也还是会逼我的学生。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你们可以自由探索，但是一定要用最短的时间完成所有的规定动作，比如评上教授以后，你的自由空间就大了，你的选择权就多了，你就可以做你想做的研究了。你先不要跟我谈特别“远”的事情，先要努力达标活下来。你要适应这个规则，等进入自由空间后，你就有更大的责任。这时，你要去呼吁一些事，或要推动一些事，你才有底气。我的一个博士后很优秀，我跟她讲，在非升即走的大环境无法改变的前提下，还是要先把基本关通过。毕竟要在好的高校任教，就得发文章。你不发表，最后怎么能证明你的学术水平比别人高呢？你还是得多发文章、发顶刊文章。其实我很怕害学生，我让他们“自由探索”，最后他们说廉老师我按你的要求做了，奖学金没拿到，工作找不到满意的，怎么办？我怕学生的父母有一天责问我，孩子跟你读了几年书，工作找的不如别人好，你负责任吗？孩子们不懂事，老师也不懂事么？你不知道督促他们学习吗？我害怕如果不要求学生“卷”起来，最后害的是学生，我总不能跟家长说，您们别着急，您们的孩子可能20年以后会有大成就，我让他们现在闲下来，为的是他们20年后有更好的发展。这种说法有人信么？我能理解学生们的焦虑，学历水涨船高，本科生现在很少直接去找工作的，都想读研，本科生也焦虑，但是不迷茫，因为他们的目标是明确的。相比较，研究生既焦虑又迷茫，因为大部分研究生不会选择读博，他们会更在乎第一份工作，他们觉得第一份工作会影响一辈子。我也会跟我的研究生说，第一份工作没那么重要，人生长着呢，你以后可能会换很多工作，但他们会说，老师不是这样的，第一份工作很重要。我说人生不是百米赛，而是马拉松，谁会因为你第一份工作去评价你？就像我现在，谁还会问你高考多少分？本科在哪读的？但他们就是很在乎，就是焦虑，就是压力很大。我说服不了他们，作为老师我也会有挫败感，因为本身我就是做青年工作的。我以前对一个学生说，你学习成绩很好了，国家奖学金也拿了，别那么紧绷自己，可以多看看其他领域的书，对你以后一生发展都会有助益。但他不在乎，因为这些书对他现在没有实际价值，这些书在他眼里是“不确定性收益”，他要做的是有“确定性收益”的事。我让博士生好好做研究，因为这三四年可能是他们一辈子学术水平最高的阶段，他们以后可能都不会再写十万字的东西了，我觉得毕业论文很重要，是对人生的一个交代。当年我博导跟我这么说，我是认可的，尽管当时我并未想清楚以后是否做学术。我导师说，廉思你以后想做什么都没问题，但是你要知道，读博可能是你一生中能安下心来、心无旁骛做学术的最好时光，以后你就知道生活有多少烦心事了。现在我体会到了，在学生阶段，享受权利多；现在身份角色多了，承担义务多，要挤出时间才能去干自己想做的事。但现在我跟我的学生讲这些，他们就觉得这些都没有意义，他们认为，我要去多实习，我读书就是为了找工作，你别跟我说什么“要给人生一个交代”，我没那么多可交代的。这些学生，为什么会觉得毕业论文不重要呢？是因为用人单位关注的KPI是实习经历，至于毕业论文的好坏，用人单位是不关心的。所以学生就会把实习的权重放得很高，我告诉学生，论文对你一生的意义，但学生再追问一句，廉老师，意义能量化吗？我哑口无言。如果某件对人生特别有意义的事，可能在KPI里它是无法量化的，那么它在很多人眼里，就是没有意义的。为了完成KPI，我们把自己当成了手段，但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廉思课题组的研究：全国39个重点城市的发展、友好、创新指数重新理解“努力”和“结果”我们要创建“青年友好型城市”，未来城市的兴衰，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青年人口的规模和潜力。去年我们课题组做了城市比较研究——《青年发展型城市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户籍、住房、就业机会、权益维护等方面综合评定国内39个城市，寻找最能吸引青年走进、留得住青年的城市，结果发现成都、重庆和长沙，在新一线城市中青年流动和聚集指数是最高的，其中成都有很强的“城市包容度”。“城市包容度”指的是，一个城市对于展现不同特质的成员及其行为，只要不违法、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都允许其存在，都抱着宽容的态度看待其发展。我前些日子到成都出差，专门去看了“成都迪士尼”，一群老头老太笑呵呵地在摇摇椅附近维持秩序。那个地方本来是个老旧小区，但是经过这个事情，青年人和老年人打成一片、融洽相处。嘻哈这种音乐形式成都没有简单地予以排斥，而是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接住了”。后来我跟成都的领导说，一切评价指标最终的衡量标准就是“青年流入率”，年轻人会用脚投票，他们愿意来成都，就是最好的证明。请你们一定继续保持这种松弛包容的城市状态。2007年，我租住在北京的唐家岭，看到窘迫的生活场景，但也看到青年用力蓬勃的生长。《蚁族》刊印前，出版社想邀请有名气的学者给我的书写序，我不同意，我坚持让我隔壁那哥们写，他叫邓琨，他写序言中有句话让我记忆犹新：我并不认为我是失败者，只是我尚未成功！那一代年轻人对奋斗的信仰与现在不同，他们十分笃定自己能向上流动、改变命运。2014年我又回到唐家岭调查。有个小姑娘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在不足5平方米的房间中，她的床头贴着一份自己的买房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之购房计划（2013.1.1—2018.1.1），建筑面积53㎡，实用面积45㎡，单价2万/㎡，总造价106万；首付30%，即31.8万；每年存6.36万，每月存0.53万，即5300元/月；需月收入8000元/月。一定行！一定行！一定能行！努力！努力！再努力！国家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奋斗和回报之间的关系不像改革初期那么简单直接了，我觉得有必要重构对奋斗回报叙事的理解。在2022年我写了一篇关于“成就预期”的论文，其中把青年分为几类——上游青年，和解青年、躺平青年和摆烂青年。上游青年积极进取，但也往往急功近利，一旦没有实现预期目标，很容易焦虑和有心态落差；躺平青年、摆烂青年是向下的状态；中间的部分是和解青年。和解青年并没有像摆烂青年那样放弃人生，也没有像躺平青年那样看淡一切，他们依然很踏实地工作，甚至可以说，他们也是认真工作的一个群体。但他们不想出人头地。他们是对工作、对家庭负责任的平凡人。比如说，在高校，我就想一辈子当讲师，行不行？我觉得也得给这种人留下空间，只要他不摆烂自己、不祸害别人，踏踏实实，好好教书，就得肯定他的价值。以前，我们看待人生，就只有两种形式：努力的和不努力的。但在这两者之间，还有着巨大数量的和解青年，和解青年平和的心态是社会稳定的要素，是对浮躁功利社会的一种修正。从某种意义上说，“和解”虽然不会成为理想的催化剂，却不失为某种社会病态现象的解毒剂。从课题组以往的调研来看，和解青年对社会的感知整体趋向正面，表现出偏高的社会公平感、普遍的社会安全感与较高的社会信任感。我认为人生中只有两件事“努力”和“结果”有较为密切的正向联系，一个是健身，另一个是学习。其他情况下，“努力”和“结果”的关系会比较复杂。努力能带来什么？带来的是风险最小化，而不是效率最大化，努力能降低你的风险，但并不保证你能实现目标。“努力”和“结果”的关系是必要但不充分。你努力了，不一定达到预期，但你不努力，一定不能达到预期。当然，很多学生对我这个回答并不满意，一再追问我影响“结果”的因素除了“努力”还有哪些，我大概列了六项：个人努力、组织培养、时代机遇、高人指路、贵人相助、众人监督。我觉得年轻人，一要奋斗，奋斗一时不难，难的是一直奋斗，永葆奋斗的状态；二要坦然接受奋斗的一切结果，既然你知道奋斗是为了防风险，那么奋斗的结果如何你都要有心理准备；第三点特别重要，我们毕竟是人，是人就会有情绪，再怎么坦然面对，当没有实现目标时心里总还是沮丧或悲伤的，要找到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互相慰藉，扶持着往前走，可以帮你熬过那段艰难的日子。【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如果…你可能就要失去我了微信又双叒叕改版了，如果不标星，你可能就会错过我们的推送。星标只需要：①打开北青深一度公众号主页，点击右上角“..."②在弹出的界面，选择“设为星标”。我们期待与你在每篇推文中相见！我的老师朱锐：与死神争夺课堂高分考生挤进二本和大专暴雨过后，田里的积水无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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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子厂老板涉黑，离职8年的“打工人”被判非法采矿罪 | 深度报道
记者/佟晓宇编辑/石爱华原陈杖子石子厂的碎石设备，如今已荒废张玉宝无法接受自己是一个顶着非法采矿罪名的人。2010年6月起，张玉宝在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下称青龙县）的陈杖子石子厂工作3个多月，主要负责石子厂碎石机器设备的管理和维修。他以为，这只是自己打工生活中短暂的一段，但8年后，原石子厂主要负责人涉黑被查，他虽未被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但也卷入了非法采矿案中。2020年8月14日，秦皇岛市山海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张玉宝非法采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5万元。2020年12月10日，同案人员上诉，秦皇岛中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原判。此后，张玉宝提出申诉。张玉宝称，自己只是负责车间加工及维修的打工者，对石子厂的生产经营都不了解。他无法接受法院在判决中认定自己是石子厂的第二任厂长，还让他费解的是，石子厂的“第三任厂长”并没有被起诉定罪，“假如我们情况一样，为何他无罪，而我有罪？”2024年2月1日，张玉宝向秦皇岛市检察院递交申诉请求，未获支持。2024年5月13日，张玉宝继续向河北省检察院提出申诉。张玉宝被判刑后，四处奔走递交申诉材料涉黑案件牵出的非法采矿罪48岁的张玉宝是青龙县本地人，去陈杖子石子厂工作前，他是一名厨师，有时也接些垒墙砌地基的零活儿。2010年6月，陈杖子石子厂的老板之一白胜国找到张玉宝，让他去一个钢筋厂里帮忙砌墙。张玉宝介绍，那个工作最终没干成，白胜国便询问他是否愿意找两个懂设备维修和电焊的人，一起去自己的石子厂工作。“当时不管是厨师还是垒墙，都没什么活儿，我就同意去厂里上班。”陈杖子石子厂隶属于青龙县德立胜建材有限公司。天眼查信息显示，德立胜建材公司是一家以从事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为主的企业，注册资本700万，张德怀、白胜国、佟立新三人共同持股。张玉宝去工作时，石子厂成立不久，据他回忆，厂区大概占地8-10亩地。“车间是露天的，只有一台破碎机和两条传送带”。张玉宝记得，当时厂区员工不多，算上他只有四五个人，他和另一个人负责设备的维修管理，“机器有问题了、卡住了，我们就给修一下”。还有人负责碎石头和运输，在山上采石的是另外一批人。张玉宝介绍，石子厂的老板是张德怀、佟立新和白胜国，他们并不经常出现。白胜国第一次带他进厂时向他介绍，三位股东分别委派了熟人在石子厂负责管理。到厂第一天，他见到了张国宝和李天宝，他们分别是佟立新和白胜国的“代言人”，不久后，张德怀的外甥王春华也来了。张玉宝说，自己平时工作的对接人是李天宝和张国宝，“不管有啥事都先请示他们，由他们向老板汇报”。张玉宝提到，石子厂日常管理、采购工作，由张国宝、李天宝和王春华签字拍板。工人的工时、请假，由李天宝和张国宝登记管理，“有时李天宝没时间，也让我帮他记工时”。在他看来，张国宝负责厂里的全面工作，包括采矿、生产了多少石子、厂里买了什么东西，“有事他们也会商量”。在他眼里，当时的领导或者厂长就是股东派来的这三个人。张玉宝在石子厂的工作并不顺利。第一个月因调试传送带很少开工，加上频繁下雨无法生产，“没有多少天完整转车（指生产）”。张玉宝说，干了三个月左右，佟立新就让他“走人”，“他说我干呆着也没有生产，别在这干了”。张玉宝介绍，石子厂承诺每月给他五千元工资，前两个月正常发了工资，第三个月由于经常雨天，老板按天给他算钱，“平常发工资都是拿了现金，在纸上签个字”。离开石子厂后张玉宝继续打工，没再与石子厂的人联系过，他觉得这不过是打工生涯的一个片段，然而8年后的2018年冬天，他却接到了秦皇岛公安局山海关分局的电话。张玉宝回忆，警方当时询问他是否认识佟立新，并称他已因涉黑被抓。张玉宝觉得，自己没犯法，即使认识也不会有事情。据案件材料，因涉嫌非法采矿罪，2018年11月27日张玉宝被秦皇岛市公安局山海关分局刑事拘留。同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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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的孩子，主动伤害自己的身体 | 深度报道
采写/安然然编辑/刘汨去年岳珺发现女儿出现了自伤行为一切的不对劲，是从孩子画在自己身体上的血腥图案开始的，直到有一天，图案变成了真实的伤口。孩子说：“妈妈，我不想死，我还有好多要做的事。但是我很痛苦，所以才会伤害自己。”在医学上，这被称为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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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灭门案再开庭：“最初嫌疑人”出庭作证，称曾遭逼供 | 深度报道
记者/佟晓宇编辑/石爱华两位被告人的代理律师在法院前合影，站在中间的吕宝祥律师年事已高，最早介入该案2024年6月5日上午9点，廊坊灭门案二审上诉一案在廊坊市中院开庭审理，庭审持续了四天。这是河北省高院针对这起案件进行的第五次公开开庭。2023年6月3日，该案在廊坊市中院进行第四次二审开庭，因原伟东现场出庭被拒，汤凤武解除对辩护人的委托，庭审最终中断，主审法官宣布休庭。多年来，该案原始卷宗丢失、马拉松式诉讼等问题一直引人关注，原伟东、汤凤武也已被羁押逾23年。【此前报道：被羁押22年后身患癌症，廊坊灭门案被告原伟东申请现场出庭被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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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岁独生子，决定带着妈妈上班｜深度报道
采写/何欣欣编辑/计巍妈妈跟着孙元金待在办公室里“出门别忘了带钥匙啊！”孙元金对着监控画面说。母亲听到后，把钥匙举了起来，给他确认。那时是2020年，孙元金的母亲刚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症。四年后，母亲病情加重，孙元金嘱咐她记得关煤气，但重复一遍、两遍、三遍后，她还是忘记了。从今年2月开始，中学老师孙元金决定带着母亲去上班。1979年出生的孙元金，是家里的独生子。当照护失能失智老人的重担开始落在他身上，他不得不去独自解困突围。这不止于孙元金一个人的困境。截至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的独生子女数量约为2.08亿人。而在照护压力上，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2021-2022)》显示，截至2022年末，我国失能老年人数大约有4400万。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预测指出，2030年中国失能老人将超过7700万，他们平均要经历超过7年的失能期。在照护家人与日常工作这一组难以平衡的矛盾上，孙元金是幸运的——他所就职学校的校长经过走访后，接受了他“带着妈妈上课”的请求。在孙元金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支持体系给予独生子女照护群体接纳与支持的一种可能性。但孙元金也清楚，现在的一切，只是暂时的解法。随着母亲病情的加重，孙元金给家里装了监控带着母亲上班孙元金是山东济南第二初级中学的一名地理老师。近三个月以来，他的日程表里多了一项事务——接送母亲“上学”、回家。早晨6点20分，天刚亮，孙元金从家出发去学校，管理学生晨跑；8点30分至9点，他回家接母亲去学校；12点30分，孙元金在学校陪母亲吃完午饭，送她回家休息；14点30分，孙元金再把母亲接回学校；18点30分，妻子下班，去学校接母亲回家。孙元金的生活正在一点点地和生病的母亲捆绑在一起。韩树芳今年70岁，2020年被查出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父亲早在他16岁时因车祸去世，母亲一人将他抚养长大。结婚后，孙元金便把母亲接来住在一起，家里的饮食起居，时常由母亲来照料。但当韩树芳“把锅放在炉子上，之后就不知道先放油还是放盐”时，孙元金意识到，母亲可能生病了。他要从那个被照顾的人，转变成一个照护者。2020年底，他带着母亲到医院检查，韩树芳被确诊为轻度阿尔茨海默症。他对这个病并不陌生。在早些年里，孙元金的二舅和姥姥都因阿尔茨海默症去世，“当时得知这个病，他们已经到了谁都不认识、身体情况也快不行的阶段”。他对阿尔茨海默症有家族遗传的风险早有心理准备。但当母亲被确诊时，他心里仍很难接受。确诊后的两年里，韩树芳的病情仍算稳定。直到2023年10月，韩树芳的短期记忆能力严重衰退，不论孙元金和母亲嘱咐什么，她基本上都记不住。也是在这个时候，孙元金给家里装了监控。有一次，韩树芳和6岁的孙子在家，厨房蒸着馒头，水都蒸干了，满屋子全是烟。孙元金打开监控，看到这一幕，立马让儿子提醒母亲把煤气关掉。那之后，孙元金和妻子出门前一定先把煤气关紧，客厅的监控也必须一直开着。除了留意母亲是否安全，孙元金也会时不时打开摄像头，陪母亲说说话、聊聊天，他怕她一个人在家孤单；会提醒她吃药、关好水电；再看看她的衣服有没有穿少，怕她冷着，或有没有穿多，怕她太热。孙元金说，这类老人对冷热没有概念，比如想穿哪件衣服，随手拿起来就穿。更让他头疼的是，“不是你安排好这些东西，她就会按照你说的去做，哪怕你一遍一遍地说，她还是会照着自己的想法来。”每天清晨，孙元金的妻子会提前把母亲当天出门要穿的衣服、鞋子准备好。吃完早饭后，妻子刚给母亲换上衣服，没过多久，母亲自己又换了下来。甚至有的时候，他们只能和母亲“斗智斗勇”，把她要找的衣服，藏起来，放到一个她看不到的位置。症状的加重在逐渐显现。在韩树芳把家里3个锅、2个壶烧坏之后，外出走失的情况也变得愈发频繁——“她收拾完东西，就说要出门了，你拦都拦不住”，如果不顺从，母亲的情绪就会更崩溃。如果情况发生在周末，他会陪母亲一起下楼，在小区里一圈一圈地走。有次母亲闹着要回老家，母子俩人在小区里转了5个小时。从早上11点多走到下午4点多，没吃午饭，孙元金体力都快跟不上了，母亲还在走。最后母亲有点累了，他连哄带劝地说服她坐了下来，再和她聊点其他事情，转移注意力，母亲才愿意跟他回家吃饭。孙元金发现，面对这类老人，当他们有情绪的时候立刻转移话题是没有用的，他能做的只能是先一直跟在母亲的身后。但孙元金不是总能陪在她身边。大多数时候，他在学校上班，如果看监控发现母亲出门了，他不能丢下眼前40多个学生不管，只好给家里亲戚打电话，先帮忙找人，或者拜托民警和同事一起把母亲找回来。但麻烦的次数多了，他心里也过意不去。2023年11月，孙元金带母亲去医院复查。在正常线为27分的“简易智能精神状态检查量表”中，韩树芳只得了9分，被认定为重度认知功能障碍，日常生活能力测试结果也低于及格水平。最终，母亲被确诊为中度阿尔茨海默症。医生说，韩树芳的病情发展速度加快了。但孙元金不想请保姆，他认为自己亲自照护会更细致，他也不想把母亲送到康养中心，认为病情还没到那样严重的程度。一开始，当母亲偶尔情绪激动、闹着要回老家时，孙元金会把她接到学校，待一个下午，等她情绪缓和了，再把母亲送回家。孙元金在了解病情的过程中，也逐渐读懂了母亲频繁走失的原因——她总是想回到那间住了19年的老房子。“阿尔茨海默症老人是对年轻时候的记忆印象最深”，在孙元金观察里，母亲一直想着小时候的事。她住进孙元金在城区买的新房子，只有4年时间。母亲想“逃离”新环境的另一面是，她不想拖累儿子。扫地、整理卧室、洗碗、洗衣服……韩树芳平日在家中，基本不能让自己闲下来。孙元金说，如果没事可做，母亲就会说，“你看，我在这里也没什么用了”，接着又想收拾东西回老家。面对每周走失两三次的情况，孙元金感到崩溃。他不敢继续把母亲独自留在家中，和家人商量后决定——把母亲带在身边，和他一起上班。孙元金觉得，带去学校总比一个人在家里安全，学校里有保安，“只要我妈不出大门就好，学校范围小，走丢了也好找回来”。此后，不管是上班，或是假期拜访亲戚、家庭出游，他都要带上母亲。为了让母亲能在学校里待住，孙元金会给她在教室外安排一些“任务”社会接纳孙元金有时在想，如果能有兄弟姐妹，每个人能轮流交替照看几天，也不至于把母亲带到学校里了。母亲走失的情况越来越多，孙元金不得不找到校长马勇，忐忑地说出了当前的困难。马勇记得，孙元金进门时脸上挂满疲惫和无奈，他能看出来孙元金“实在没办法”。马勇想到了自己的母亲。比孙元金早一年出生的他，有着相似境遇。马勇的妈妈今年75岁，早在10年前，也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症。当他听到孙元金的求助，能共情到身为照护者的无力感。从校长的角度，他认为教师职业的本质上是做“与人相关”的工作，“没有幸福的老师，就不可能教出幸福的学生”，他不希望教师们带着压抑、抱怨、难过、痛苦的情绪来上课，“一节课可能影响不大，那两节课呢？一年呢？三年呢？这种情绪要是一直持续下去，对孩子的影响可能就很大。”一个月后，马勇来到孙元金家中探望。他需要确定韩树芳的病情发展到什么程度，以此判断韩树芳进入学校，是否会对正常教学秩序带来影响。韩树芳给马勇留下的印象是，“像一个小孩子怕生，很拘谨，性格安静”。在他看来，现阶段的阿尔茨海默症仅让韩树芳的记忆力减退，但老人的行为举止是温和的，性格品质仍然质朴和善良。马勇担心影响教学秩序的顾虑被打消，接受了孙元金的请求。2024年2月底，新学期开学，孙元金正式开始带着母亲上班。每天，他去哪上课，就把母亲带到他所在的那间教室外，给她布置些任务，比如在楼道里擦擦窗台，整理书橱，为的是不让她闲下来。一旦没有事情可做，孙元金担心她会走到别的地方。另一边，进入学校后，马勇仍在观察韩树芳的身体状态，他担心老人是否容易在校园“磕着碰着”。两三周后，他发现，韩树芳的身体素质和这个年纪的老人一样，甚至在校园内走起路来，比其他老人的腿脚还要利索，这让他打消了顾虑。韩树芳从原本只有四个家庭成员的家中，走到陌生的人群里，她也在学着适应新的变化。孙元金记得，母亲在融入新环境之初，总喜欢待在楼道的角落里，不愿意和人接触，偶尔会和他说“想回家”。但一两周后，母亲逐渐熟悉校园环境，情绪状态也开始松弛一些。在孙元金看来，能让老人一点点卸下防备的背后是校园内的包容和支持。校门口保安被马勇嘱咐要“盯紧点”，不能让韩树芳独自一人离开学校；负责检查楼道安全隐患的值班领导，也会在巡逻时顺带留意韩树芳的动态；当孙元金不在办公室时，其他老师会交替地陪韩树芳聊聊家常，帮忙短暂照看；到了午饭时间，学生在食堂遇到孙元金母子俩，有的会主动上前帮韩树芳打粥，或者帮她倒餐盘剩菜。孙元金说，自从母亲来到学校，整个人的状态变得比之前开朗，情绪激动和发脾气的次数比一个人在家时少了许多。孙元金带着妈妈在学校食堂吃午饭暂时的解法哪怕把母亲带在身边，孙元金也有“看不住”的时候。他也不确定，在“带母亲上班”这条路上，他还能走多远。但更现实的一面是，这不取决于他和学校“想不想”，而是母亲“能不能”。医生曾告诉孙元金，韩树芳的病情发展到后期，行动能力会退化，“当她真正不能自理的时候，想跟我来学校也来不了”，他说。实际上，在把母亲带去学校之前，孙元金找寻过其他解法。他去当地能实现24小时照护的康养中心以及日间照料中心里咨询，但这些选项最终都被他一一舍弃了。孙元金担心，一旦老人进去后出现情绪不稳，没有家人陪伴，仅仅借助药物维持，会加快病情恶化的速度。马勇也在面临这样的抉择。他的父母生活在山东泰安老家，自母亲患阿尔茨海默症以来，“好几次做饭，泡大米，她直接把米倒进高压锅里，没有放内胆”；经常去河边收集垂钓者喝完的空瓶子，攒起来拿去卖钱，但有一次差点掉进河里；忘关煤气、出门后找不到回家的路……这些情况时常发生。如今，马勇妈妈的病情发展到末期，生活起居主要由父亲照看。父亲职业厨师出身，是家里掌勺做饭的人。马勇还有一个妹妹，结婚后留在了青岛，平日很难长时间留在父母身边。马勇也向父母提出过，请保姆来家里照顾，但母亲觉得“浪费钱”，不愿意接受。为了缓解父亲的照护压力，马勇给大姑一些补贴，托她来照顾妈妈，比如陪她出门，以及帮忙应对母亲偶尔大小便失禁的状况。去养老院的方案，马勇不是没想过，但他“不忍心”。马勇曾带学生到当地敬老院走访，他观察到，里面基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他们几乎每天都在面对死亡。“今天一起聊天喝茶的同伴，可能第二天早上就死了”，马勇担心，爸妈住的时间长了，他们的心理状态会出问题。而且群居性的集体生活，也让马勇感到不放心，“老人们抵抗力差，如果一旦爆发疾病，容易相互传染”。马勇说，在母亲患病的十年里，父亲像是被“绑定”在她的身边，在漫长而琐碎的日常照护里，父亲的头发已经全白。“这种病，最痛苦的不仅是老人自己，还有周围的人”，他描述，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思维逻辑和普通老人不一样，“你不想让她那么干，但她还是会继续”。每当母亲无法克制地想要捡瓶子、捡破衣服和破鞋子，甚至在垃圾桶里翻东西吃时，父亲很难说服她。2023年，马勇的父亲突发脑梗，出院之后，腿脚变得不利索。“我的父母，一个脑梗，一个老年痴呆，突然之间，我感觉压力变得非常大”。马勇为了确认爸妈的安全，几乎每天都要和他们视频通话。从济南到泰安老家，相隔81公里，倘若碰上突发状况，他很难及时赶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接下来，他考虑着在学校附近租房，把爸妈接过来住，离自己近一些，下班后能陪他们吃晚饭。像孙元金一样，带在身边方便照看。但对于这种方式，马勇仍在犹豫。“要是搬来这边，和‘坐牢’有什么区别？”他担心，爸妈不适应新环境，终日留在家里，不如在老家自由。母亲韩树芳在楼道里帮学生摆放书包漫长的照护之路对于接下来几年母亲的照护之路该怎么走，孙元金也茫然。医生告诉孙元金，按照母亲目前病情的发展速度，大概再过两年到五年时间，便会进入该病的重症阶段。当母亲逐渐失去行动能力，生活开始不能自理时，孙元金能想到的是把她带到日间照料中心进行照护。“白天把母亲放在照料中心，晚上下班后，我们再去接她”，孙元金说。在他看来，托管式的照料方式，起码能让他尽可能多地去陪伴母亲。相比于让母亲24小时住在养老院里，孙元金希望能经常看看母亲，也让母亲多看到自己，这样，或许能给她提供更多安全感，而不是漫长的孤独。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20年的数据，超过95%的失能或半失能老人由家庭成员照料。一篇发表于2023年的名为《居家养老的失能半失能老人的护工市场分析》的论文指出，从老年人自身所期望的护理模式来看，89.9%的失能老人更愿意选择在家里接受照护服务，自愿选择到养老机构接受照护服务的老人只有4.5%。居家养老，也是孙元金曾想到的“最优解”。为了实现更长时间的陪伴，他曾考虑过请保姆或护工上门照顾母亲，但最终止步于高昂的护理费。“如果在市区的家政公司找保姆，价格可能要五千到六千”，所以他托亲戚朋友问老家有没有靠谱的熟人，愿意来城里照料老人。这样途径找到的“非正式的保姆”，价格只需两千到三千左右。但对于每月工资六千多，要养育两个孩子，还要担负母亲就医费用的孙元金来说，这仍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为减轻失能家庭的医疗费用支出，分担家庭照料者长期居家照护失能老人的压力，早在2016年6月，人社部正式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以下简称“长护险”）试点工作。“长护险”是我国针对失能老年人，需要长期照护时提供护理费或护理服务的保险。2016年，孙元金所在的山东省济南市，也开始探索建立“长护险”制度。长期护理模式中的“家护”模式，能为失能老人提供上门照护或社区日间集中照护等医疗护理服务。其中，参保职工的家护模式，按小时付费的结算标准为60元/小时，每天最高支付时长为4小时，限额内符合规定的费用可报销90%，个人只需负担10%。但对于孙元金来说，“长护险”的上门照料服务也只是另一种“暂时解法”。平日里，他和妻子在早上7点半出门，直到晚上6点半才回家，母亲独自在家的时间长达11个小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唐钧曾在接受采访时称，严重失能的老人需要有人长时间、甚至24小时陪护，只有每周几次、每次几小时的上门服务是不能满足老人需要的。而另一方面，护工质量也是孙元金所担心的。他从当地的社工组织了解到，“有的日间照料中心，如果老人情绪过于激动，会被要求吃一些镇定药物”，尽管孙元金知道，多数情况下，护工是基于专业能力做出的判断，但他仍然有些不放心。他承认，这种担忧的情绪，与网上偶尔传出的“护工虐待老人”等负面信息也有关。《居家养老的失能半失能老人的护工市场分析》一文中还指出，我国护理人员尚不属于正规职业领域，且缺乏相应法律法规界定护工职业和持证上岗要求，护工职业一直存在人员管理复杂、无法可依的现象。同时，我国养老护理人员也面临着巨大缺口。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达到2.8亿，其中失能、半失能老人大约4400万。他们不同程度需要医疗护理和长期照顾服务。据统计，我国对养老护理员的需求达到600万名，但目前相关从业人员只有50万名。2023年10月，北青深一度曾发布《照护母亲15年，我成了她的“敌人”》一文，报道中的杜明军为了照护患有阿尔茨海默症进入重度阶段的母亲，选择在事业上升期辞去工作，回归家庭成为专职照护者。但这对于孙元金而言并不现实，“我没有勇气辞职，还有一家子人等着我养活”。在照护时间、护工质量、护理费用等多个环节的权衡和对比上，孙元金仍在寻找更合适的解法。他通过当地社工了解到，小区去年新建了一所日间照料中心，目前仍然在筹备中，那里离家和学校步行大约10分钟，孙元金想如果这里能让他放心，他或许会考虑帮母亲申请“长护险”，让她白天在这里接受日间照料，晚上下班了再把她接回家。对于母亲未来漫长的照护之路，孙元金并没有把握。他和马勇一样，仍在找寻更合适的解法。【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如果…你可能就要失去我了微信又双叒叕改版了，如果不标星，你可能就会错过我们的推送。星标只需要：①打开北青深一度公众号主页，点击右上角“..."②在弹出的界面，选择“设为星标”。我们期待与你在每篇推文中相见！19岁女孩最后的人生：相亲、订婚、投河自杀这所幼儿园的孩子，正在被老人代替智能猫屋撤出长沙：流浪猫，怎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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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你一起，做一篇独家的调查报道 | 深一度招实习生
出狱后病中的李四强安徽省利辛县孙集镇曾有个天生智力残缺的“傻子”李四强。2005年，他从家人和村民的视线中“消失”，音讯全无。2007年，南京建邺警方在流动人口普查时，发现了在南京打工的“傻子”。因身上持有一张汕头抢劫案在逃犯人“刘西文”的身份证，“傻子”当场被抓，并以刘西文的身份被判抢劫罪，入狱服刑。服刑期间，监狱的管教发现“傻子”的真实姓名是李四强，这一“乌龙”被上报后，李四强没有获得自由，法院调查后，裁定他冒用“刘西文”身份参与了汕头抢劫案，随后将判决中的“刘西文”更正为“李四强”，“傻子”继续在狱中服刑。2016年，服刑完毕的李四强回到老家，家人们得知他的经历后，认为抢劫案发时间段，李四强在安徽利辛的村子里，不在广东汕头，没有做案可能，于是决定帮他申诉。七年过去，李四强的家人始终没有放弃申诉，而“傻子”李四强，早在出狱后两个月因病重不治，离开了人世。2023年2月21日，北青深一度刊发调查报道《一张身份证牵出“真假”两个抢劫犯》。2024年1月29日，广东高院派员到安徽利辛县，将“李四强抢劫案的再审决定书”递到了李四强哥哥李奎星手里。2024年4月18日，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法院对李四强所涉抢劫案再审宣判，判决李四强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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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岁女孩最后的人生：相亲、订婚、投河自杀 | 深度报道
采写/王思思编辑/杨宝璐彤彤跳河后被送到虞城县人民医院抢救3月28日，订婚不到20天的19岁女孩彤彤投河自尽。半个月后，有关她的消息以“花27万才订婚准新娘十余天后自杀身亡”的词条上了热搜。3月初相亲，3月11日订婚，3月28日轻生。在这大半个月中，彤彤好像只是“轻微地反对了一下”这桩仓促的婚事。别人稍加劝说，她便又同意继续推进议婚进程。直到轻生前，这个19岁的女孩也没有留下关于这个决定的任何只言片语。没人明确知晓到底什么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围绕彤彤的轻生，她的亲人、男方与双方媒人各执一词。他们都认为，彤彤的死与自己无关。虞城县二河口公园投河3月28日晚上10点多，家住河南商丘虞城县的周蓉接到派出所电话，工作人员告知，她的女儿彤彤被从河里捞起，送到了虞城县人民医院。周蓉赶到医院时，彤彤正在抢救。按老家的说法——当孩子掉河里救不过来时，要一直喊孩子的名字。周蓉站在抢救室门口，不断叫着女儿的名字。20分钟后彤彤有了心跳，但瞳孔已经放大。医生通知，即便救回来可能也是植物人。抢救进行了一整夜，第二天早晨六七点，监护仪上的心电图还是停在一条直线上。周蓉告诉深一度，其实彤彤出事前几天，她就觉察出些异样。那段时间，彤彤总有一种“不想活的状态”。她记得有一次，彤彤跟男方通完话后，觉得压力很大，还说自己胸口疼，喘不过气来。担心女儿出事，那段时间周蓉去哪儿都带上彤彤。事发当晚，周蓉不想做饭，她决定带孩子们出去吃。可彤彤拒绝出门，想一个人在家待着。最终，她拗不过母亲，跟几个妹妹一起出了门。周蓉回忆，那晚彤彤看上去有点不高兴，但等大家吃完饭后，她还是主动去结了账。晚上9点左右，周蓉开车带着孩子们回到小区门口。彤彤突然说自己想出去转转。“转啥？别转了，明天还得送妹妹上学呢。”周蓉不同意，但彤彤坚持要走，“我一会儿就回去。”14岁的大妹想跟彤彤一起出去，等她把3岁的小妹送上楼，再跑下来找姐姐时，已经看不到姐姐的身影。她不断给姐姐拨语音通话，却只收到了语音回复：“没事的，我出去透透气，一会儿就回家了。”“你放心，我不会扔下你的。”在最后这几段语音里，彤彤语气一如往常，听不出任何端倪。当晚近10点，她把衣服、背包和手机放在虞城县两河口公园附近的河岸上，然后翻越护栏投入河中。从抢救失败到下葬，彤彤的后事操办得仓促。当地的风俗是，没成家的女孩过世后不能停放在灵棚。彤彤去世当天早上，她的几个舅舅建议将彤彤尽快下葬。尽管有些不情愿，但周蓉还是同意让女儿快一些入土为安。女方媒人李颖在上午10点接到男方媒人张民的电话后，才得知彤彤去世。张民问：“彤彤是不是跳河死了？”李颖立马责怪道：“你瞎说什么，我大前天赶集还看见她在卖衣服。”挂断电话，张民又再次打来。李颖决定向周蓉求证，中午，她收到消息，“刚埋完闺女回来”。退婚与订婚彤彤出事前几个月，常和周蓉在大侯镇北街摆摊卖衣服。附近开店的人几乎都认得这对母女。李颖的店铺也在这条街上，主要卖香火、冥币和佛像。她告诉深一度，自己是周蓉多年没打过交道的表姐。两人建立联系后，周蓉委托她给女儿介绍相亲对象。没多久，李颖打听到四五十公里外的村子，有一个23岁的小伙子邢亮在外地打工，比彤彤大四岁。在双方媒人的撮合下，两个年轻人先加了微信。周蓉回忆，彤彤对邢亮的第一印象是“挺老实的”，就是有点显老。李颖主动向彤彤母女解释，邢亮常年在外跑车，风吹日晒的，自然就显老些。认识四五天，邢亮提出要订婚，但彤彤想先聊一段时间再说。这时李颖出来劝说彤彤，她一心想要撮合这段姻缘。在她看来，这纯属做好事，“我不要他们一分钱。”周蓉也是赞同订婚的。在她眼里，邢亮无疑是门“好人家”。据李颖介绍，邢家除了老家村里一套房外，在商丘市还有四套房。周蓉觉得，女儿跟着自己吃了不少苦，她就想给彤彤找个家庭条件稍微好点的男人。在李颖和周蓉的助力下，邢亮和彤彤有了进一步接触。得知彤彤喜欢马面裙、簪子等古装服饰，他带彤彤去商丘古城玩了一天。尽管彤彤表达过对订婚的抗拒，终于还是在“不行再退婚”的劝说下做了退让。就这样，相亲五天后，订婚如期举行。网上传出的视频中，周蓉和李颖在订婚宴上当场数彩礼，收下了27万元。但订婚的过程并不愉快。周蓉解释，男方说好连彩礼带给女方舅舅们的礼钱，一共28万多元，却少拿了一万，最终到周蓉手上只有27万。因彩礼的问题，她曾跟男方提出过退婚。张民告诉记者，邢亮家给出的27万彩礼，在当地并不算高，“高的有三四十万”。据张民介绍，很多村子里像邢亮这样的年轻人，都比较心急娶媳妇，“一个村子里，有20多个人找不到老婆。”此外，周蓉还提到，彤彤觉得邢亮很强势，“问在干嘛，怎么不接电话？好像我女儿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背叛他了（一样），质问逼问的那种（语气）。”周蓉表示，直到彤彤去世前，女儿都处在“想退婚”的状态中。有一次，周蓉还跟李颖商量，“真的不行，孩子不想了，咱也别强求，万一出了事谁也扛不了。”李颖说服彤彤不退婚的理由，主要围绕着原生家庭和经济能力。周蓉记得，李颖反复跟女儿强调，生活在单亲家庭本来就被人看不起，退婚后，更不能帮母亲减轻经济负担。听说彤彤要退婚，邢亮的父亲专程从外地赶了回来说情。周蓉至今对那个场景印象深刻——邢亮父亲不断为儿子的说话语气道歉，还说自己办订婚宴是在五星级酒店，请的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如果被退婚，就太过丢人了。顾及到一个快50岁男人的颜面，也考虑到刚订婚就退婚，名声不太好，彤彤心软了。婚，最终没退成。周蓉怪李颖给彤彤做了太多思想工作，在她看来，李颖当时苦口婆心地劝女儿，是图那笔介绍费，但李颖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说法。她告诉记者，周蓉要求过分，男方也曾想要退婚。“要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和一辆新车。男方家里有两辆车，一辆三十多万，一辆十几万，任她挑，都不要。都是农村人，哪里（能马上）拿得出那么多钱，但她就不愿意。”信号彤彤轻生后，在她生活的村庄，乃至她常卖衣服的镇上，都流传着对这件事的叹惋。“小妮儿性格随和，人也好。”这是认识彤彤的人们的普遍看法。彤彤出生两个多月，父母离了婚。据知情人透露，彤彤母亲改嫁多次，共生下6个孩子。彤彤是老大，下面还有三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彤彤的二舅妈张晓月告诉深一度，彤彤在15岁之前一直由姥姥抚养。读到五年级退学后，她去了母亲当时生活的浙江打工。母女俩最近两年回老家，带着妹妹们住在虞城县的出租房里。在张晓月眼中，彤彤懂事又孝顺。由于家里经济条件有限，妹妹只能在村里的小学读书。彤彤每天6点起床给妹妹买早餐，再开着电动三轮车，往返10多公里接送妹妹上下学；周蓉身体不太好，她就揽下了许多家务；彤彤还间歇地打过好几份工，帮周蓉分担经济压力。张晓月记得彤彤曾经说过“我即使卖血，也要供妹妹上学。”就在投河的那天中午，她还去了张晓月家，说自己想吃糖糕，那是她最后一次向舅妈提要求。“早知道这样，我就不会叫她回去了，就叫她在俺家住。我能开导开导她，两个人说说心里话会好一点。”张晓月说。回想事发前的某些细节，张晓月觉得早有预兆。在投河前三四天，彤彤曾提出给她买衣服。张晓月没当真，“你哪儿有钱啊，不买。”在彤彤的坚持下，她们去到附近镇上，买回一件带毛毛的褂子和一条黑色裤子。彤彤还想再买双鞋，张晓月嫌贵拒绝了。那身衣服张晓月穿了两次。彤彤出事后，她再也没拿出来。“一穿就想起她，难受。”她甚至怀疑，彤彤当时说要给她买衣服，是早就计划好了的，为给她留个纪念。还有一次，彤彤脱口而出“我找俺姥姥去”。姥姥几年前已过世，张晓月数落了她几句，没往深处想。彤彤传递出轻生的信号，不止一次两次。事发前，邢亮也曾感受到彤彤情绪不佳，他告诉记者，3月28日晚上9点多，彤彤给他发消息，问他，“人死后会去哪儿？”“我就问她怎么回事，她说跟妈妈吵架而已。接下来我就联系不上她了。”第二天，邢亮接到周蓉的电话，“说我把她闺女逼死了。”关于彤彤轻生这件事，邢亮始终觉得跟自己无关。他说，彤彤去世时自己不在家，“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过邢亮记得，彤彤跟他抱怨过家里的情况，“说母亲给了她很大压力，弟弟妹妹还要她照顾，就连家里做饭和打扫卫生也是她完成。”但没有谁真正重视彤彤的话，亦或只是被当做随口开的一个玩笑，“她还那么小，谁能想到她寻思那个。”张晓月感叹。第一次退彩礼的收据退彩礼彤彤头七当天，邢亮给周蓉打电话协商退彩礼。第二天中午，周蓉跟邢亮父子见面时称，因彤彤抢救和安葬花了几万元，她手里只剩下183000元。在两个媒人的见证下，周蓉先退还了18万元彩礼，并签字、摁手印。当天下午三四点，邢亮父子再次打电话给周蓉，催促她退还剩余的彩礼。事情闹到当地的派出所后，周蓉才发现，邢亮身份证上的出生年份是1997年，比自己女儿大8岁。“他们这是欺骗。”之后邢亮无论是打电话还是找上门，周蓉都躲着，“我就不愿意再跟他们协商（彩礼一事）了。”接下来的几天，为要回彩礼，邢亮和家人频繁往周蓉娘家所在的村跑。村民们向记者描述了当时的场景——4月中旬，男方开着一辆三轮车进村，喇叭一连吆喝了好几天。找不到周蓉，邢亮就带着爷爷奶奶去张晓月家，“躺到我嫂子院子里，说要死人家里。”周蓉告诉深一度。李颖亦是此事的见证者。作为女方亲戚兼媒人，邢亮一家也曾去她的店里闹事。店里的摄像头记录下这些画面——三轮车上挂着红色横幅，喇叭里高音循环播放着：“XX村周某与她闺女，订婚不到20天，你欠我彩礼28.5万。退我彩礼，还我血汗钱！”车子横停在她店门口的大街上，不让路人通行。周蓉告诉记者，彤彤去世后，她的亲生父亲没有任何表示。在这之前，听说彤彤订婚拿到了彩礼，父亲还曾找她要过钱。在周蓉口中，前夫是个“不正干”的人，女儿不愿跟他联系，还曾将他的电话、微信拉黑。彤彤的死，让男方媒人张民很懊恼。他反复称，自己没有拿到本该属于自己的介绍费，“我七十多了，跑了好几趟说亲，最后（男方）还把那4000块钱要回去了。”他对着采访电话大吼，“去查查究竟是谁的问题。”张民还透露，女方媒人李颖也曾收到过一笔介绍费。当时邢亮父亲将5200元发给周蓉，让她转交给李颖，“女方扣了她400元，只发给她4800元。”这笔钱最终也被男方收回。要不回剩余的彩礼，邢亮一家选择了找电视台曝光。4月21日，在经过当地各部门的调解后，邢亮一家又要回7万元。纠纷至此作罢，邢亮对这件事的处理结果满意。关于彤彤的死，他不愿再提起，“那跟我没关系”，在彩礼纠纷过后，他删掉了彤彤的微信号。彤彤母亲与邢亮的调解书流言4月4日，周蓉用彤彤的社交账号发布了一条动态，“孩子，我想你了。”配图是彤彤的一张照片。彤彤的朋友赵阳刷到这条动态，觉得十分奇怪。十多天之后，她无意中刷到一则“商丘准新娘跳河自杀”的新闻。反复对比网上流传的多个视频后，赵阳通过里面晒出的微信头像，确认死者是彤彤。赵阳跟彤彤相识是在2021年。彼时，17岁的彤彤在浙江一家超市打工，跟赵阳的母亲是同事。看彤彤穿着朴素，手头也没什么钱，赵阳母亲就经常把彤彤领回家吃饭，两个女孩就此成了朋友。在赵阳眼里，彤彤是个顾家又知恩图报的女孩。每个月4000元的工资，彤彤会给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们寄2000元。不好意思在赵阳家白吃白喝，收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后，彤彤还送给赵阳母亲一张超市会员卡，让她买菜用。彤彤有时会留宿在赵阳家，赵阳告诉记者，彤彤提起过，自己母亲有抑郁症，犯病时会虐待她，有一次，她被母亲用衣架抽到不能动。周蓉却表示，她在2021年确实得过产后抑郁症，但吃药半年已经痊愈，更没有打过大女儿彤彤，“她12岁以后我就没碰过她了，孩子已经很苦了，我不可能再去打她。”她至今也想不通女儿为什么会寻死，出事前几天，彤彤还跟她说想去割个双眼皮，还想给小妹妹买个3000元的手镯。这两件事，最终都没实现。“彩礼钱都叫她妈给存起来了，孩子想拿出来花，一点权利都没有。”李颖称，彩礼钱是自己陪周蓉一起去存的，钱由周蓉掌管。而周蓉称，密码虽是自己设的，但卡在女儿手里。电视台的曝光让27万元彩礼成为舆论焦点。借由此话题，网友们争论着男方能否顺利要回彩礼，以及女方是否应该全额退还彩礼。还有人怀疑彤彤是假死，把女方定性为“婚骗”，建议男方去派出所查看有无销户。当被问及外界流传的关于彤彤去世的传言，周蓉变得激动，“他们说，我给我孩子逼死了。我一年给她花3万，我给她养了19年，我给她花多少钱？我给她养大了，我再去给她弄死？”不过，周蓉承认她欠女儿的实在太多了。最让她感到愧疚的是，她没有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彤彤、李颖、周蓉、张民、邢亮、张晓月、赵阳为化名）【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如果…你可能就要失去我了微信又双叒叕改版了，如果不标星，你可能就会错过我们的推送。星标只需要：①打开北青深一度公众号主页，点击右上角“..."②在弹出的界面，选择“设为星标”。我们期待与你在每篇推文中相见！智能猫屋撤出长沙：流浪猫，怎么管？村民“被注册”工商执照背后：无法完成的“市场主体增量任务”庭审被上级法官“遥控”，证据就在审判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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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幼儿园的孩子，正在被老人代替｜深度报道
记者/张涵编辑/计巍招生人数下降后，幼儿园里闲置的教室当退休后的老人们来到一家日间托老中心做海底灸时，幼儿园的老师们正外出派单、宣传招生。这两个地点的老板，是同一对夫妻。于波和崔瑾在山东济宁经营了20多年幼儿园，从2003年的第一家，逐渐扩张到2020年的十一家。夫妻俩原本打算把这当成一辈子的事业，但出生率下降伴随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现在，他们的目标客户不得不转变为在校门口等着接孩子的人。盼不来的孩子王姨不管于波是不是什么教育集团董事长，她就要教他种三角梅。于波还在托老机构的二楼办公室接受媒体采访，王姨给崔瑾打去电话，“那得下来，我今天必须教给他，还带了两袋化肥。”王姨是这家托老所的会员，热爱养花，之前看到于波把三角梅剪秃了，一定要指导他。这家托老所开在济宁市中心最大的城市广场附近，为60-75岁的活力老人提供日间活动场所和服务。年前正式开业，目前吸纳了五六十名会员。吃过早饭后，老人们纷纷来到这里，做八段锦、做海底灸、打牌。中午回家吃过饭，又来了，要接孙辈的下午四点多就得走。这个场所镶嵌进老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替代了原本在家看电视和手机的时间。大家建了个微信群，店员每天预报天气，问早晚安。老人们生活规律，如果有谁每天九点进店，有天超过十点没来，就要打去电话问问。这样的情形让从事了二十多年幼儿园事业的崔瑾感到陌生又熟悉。小朋友们也是如此“考勤”，如果早餐后半小时还没来，就要联系家长：要不要留早餐？为什么没来？2003年，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的崔瑾创办了第一所幼儿园。那年她20岁，和丈夫从招生、地推、上课和维修干起。幼儿园品牌在济宁当地口碑不错，一些家长的二胎、三胎都继续入读，老师们也一路跟随，教育集团逐渐扩张到2020年的11家幼儿园。出生率下降的影响是滞后的。2016年二孩放开后，全国迎来了一波生育小高潮，达到1786万，但从2017年开始，新生儿数量持续下降。到2022年，已经跌破1000万。而2016年到2021年间，全国幼儿园数量从23.98万所增加至29.48万所。崔瑾记得，2020年9月，幼儿园瞬间就招满了。园长李伟就职于于波和崔瑾在2014年创办的一所幼儿园，通常情况下，往年至少能招到100多个孩子，但2023年3月报名期间，只招到了30多个。恐慌突然来临。在2016年婴儿潮中出生的孩子集中在2023年前后毕业，数量是近几年最多的一波，占在园孩子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一波孩子的毕业，叠加上新生儿变少，在园人数和前两年相比减少了一半。崔瑾估计，今年9月孩子毕业后，幼儿园将面临更严峻的考验。对民办幼儿园来说，在园人数达到多少才能不亏损，是个可计算的现实问题。李伟算了一笔账，由于园区较大，一年的房租最高时将近190万，在园孩子要达到330个左右才能收支平衡。但目前，园区只剩下300个孩子，一年亏损30万左右。到今年9月，又将毕业100多个孩子，李伟必须想办法补上这个空缺。园区里的每个人都要跟着忙碌起来，一部分老师讲试听课，一部分老师轮流外出派发招生宣传单，李伟也会带着小孩喜欢的小风车到附近的公园，邀请家长去听免费的体验课。但再怎么努力，幼儿园能覆盖的目标人群有限。目前，周边街道的十几所幼儿园已经关了三所，有一所曾携款跑路。有家长找到李伟，“咱们幼儿园会不会关？”李伟坚定地说“不会”，但心里依然很恐慌。2023年，于波和崔瑾关停了一所位于老城区的幼儿园。他们了解后发现，整个社区里的新生儿不过二十多个，全是老人，坚持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今年，崔瑾认识的几位其他幼儿园的园长还在不确定中观望，“就看9月这一阵招生了，招上来就干，招不完就不干了。”托老所里的老人们从幼儿园里“长出”托老所在出生率下降带来的“变天”之前，于波和崔瑾已经在疫情之下被动地开始过一些“转行”的尝试。三年疫情，关园的时间加起来有一年多，期间幼儿园完全没有收入，而房租、物业费、老师的基本工资和社保不能断，全体员工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夫妻俩不得已关停了两家幼儿园。无课可上，如何把现有的人力利用起来？他们尝试过做外送，通过家长和社区建起微信群，厨师做饭，老师们当配送员。尝试了两三个月，亏损好几万。于波亲自跑腿，开车给顾客送十斤芒果，最后只落得几块钱，对方问他：“你这外卖员开汽车送外卖，是来体验生活的吗？”后来，他们还尝试过小学生课后托管服务和学业规划，但都好景不长。崔瑾和于波发现，在同一个行业中坚持了20年，“脑子都有点固化了”，其他的商业模式都不太懂。300多人的团队中，不少老师的工龄在10年以上，如果老师们失业，可能也难以适应别的行业。有没有一种转型既能利用幼儿园的场地，还能发挥老师的技能？起初，他们想过做养老院，但被朋友劝住：“不好干，投资还大。”于波的爷爷今年100岁了，父亲兄弟三人每人轮流照顾一个月，于波开玩笑地问爷爷，“去养老院吧？”爷爷耳朵也不聋，眼也不花，“不去”。于波说，“济宁这个地方，如果听说谁把爸爸妈妈送到养老院了，那都得挨骂，说不孝顺。”于波还想过做老年大学，但调查下来，济宁公办的老年大学，每门课半年只收100块钱，“这怎么跟人竞争？人家不图挣钱，场地也是免费的。”反复考虑后，于波想到了在幼儿园里开设托老所。幼儿园临近社区，餐厅可以改造成社区食堂，而孩子和老人的餐食几乎要求差不多，烂碎、少油少盐。等待接孩子的时间，老人们可以在教室改造的活动室中娱乐，幼教老师可以给老年人上课，生活老师未来可以提供保洁、护工等服务。夫妻俩在外地考察时，注意到上海一家专门为老人提供高端上门服务的机构做得很好，他们只收有限数量的会员，年费八九万。但是济宁和上海不一样，“你收3万也没人来。”上门服务的思路给了于波灵感，他想通过建设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吸纳会员、建立社群，当基数足够大的时候，一定能产生许多上门服务的需求。于波和崔瑾决定从身边开始做市场调查。从2003年至今，幼儿园的毕业生累计达到17000人，覆盖了好几万各行各业的家长群体。利用这些资源，他们给每个在园的孩子发下问卷带回家，“如果有这样一家托老机构，还能给老人配置安全预警的设备，你愿意花多少钱？”担心没有市场需求，于波和崔瑾不敢贸然开始拿幼儿园做实验。他们租下了一个家具卖场开始改造，一楼设有养生仪器、厨房和书法区，楼上可以打乒乓球、唱歌、按摩和上课，年费定为1288元。初期的推广很困难。夫妻俩想找社区的网格员在群里发免费测血压、血糖和理发的通知，但被拒绝，对方说自己只能发政府的通知，担心有风险。不少老人刚进店的时候也很谨慎，担心这里是卖养生产品的地方。离店面不远处，一间名为“社区智慧养老”的门店已经关门了。那里曾以发鸡蛋为名吸引老人，售卖几万元的医疗器械。于波的店面推广期间，有老年人一边做着艾灸，手机里还播放着那家店的课程，听完对应的时长、回答问题再发朋友圈宣传，一天大概能得5毛钱，老人们乐此不疲。当于波和崔瑾想寻求政策支持时，他们发现关于托育的建设补贴和经营补贴已经很完善，但针对无床位的托老服务，还有些空白。崔瑾说，任城区卫健委答复他们，虽然“一老一小”在自己的管理范围内，但是目前没有具体的政策或实质性的补助。在不确定中进行尝试并不容易，但幼儿园的土壤让他们看到了希望。今年春节后，门店正式发布店员招聘，一位幼儿园孩子的家长前来应聘，他的孩子十年前就读于于波夫妻俩旗下的幼儿园。他之前从事美容健康行业，但疫情后，大众消费收紧，客户群体也快进入退休阶段，他意识到养老行业似乎更有潜力。双方一拍即合。还有幼儿园毕业生的家长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他主动联系于波，希望能开展合作，由社区提供活动场地，把他们的模式引进社区。目前，于波已经和两家街道达成了合作，他们签订了协议，在满足基本公益服务的前提下，运营社区食堂，还可以开展收费的上门服务。在济宁老城区的一处广场上，陪伴孩子玩耍的大多是老年人在不确定中转型周鑫是于波教育集团旗下的幼教老师，2023年幼儿园因招生问题关园后，她有两个选择：转去旗下的其他幼儿园继续当老师，或重新开始，服务老人。2022年起，周鑫开始参与外出派单招生。孩子不断流失，身边的同事也各自谋划出路，有人转行直播，有人干销售。周鑫意识到出生率下降，老人增多，“一整个就是翻转了，未来肯定不好走。”如果继续在幼儿园呆着，没问题，但是更长远的路呢？暗淡的行业前景和疫情带来的影响，靠信任也难以维系。一名老师跟了李伟八年，一个月前，她说自己想去公办幼儿园，虽然工资低点，但学费低，招生压力小，“园长，我不是不信任你，我是不相信这个行业的未来，我不信咱们民办园还能坚持下去。”还有一个孩子原本在园区就读，学费一学期7000多元，但爸爸在外有负债，而附近的另一所民办幼儿园只要4000多元，家长没有任何犹豫，把孩子转走了。李伟找他沟通，对方说，“我对你们很满意，我真的是自己没钱了。”但孩子转过去没多久，那家幼儿园也关园了。和家人商量后，周鑫决定离开幼儿园，到新开业的托老所工作。平日店里的事情不算多，周鑫提供最多的服务就是倾听和陪老人们打牌。起初，出于对老人的尊重，店里要求员工和顾客保持距离，但她发现老人就喜欢和她亲昵。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带大了两个孙子，每天做一日三餐，坚持数十年。但最近儿子和她说，等明年孙子上了高中以后，“你可以轻松了，解放了”。但老人心里难受，陪伴了孙子这么多年，说走就走，好像少了什么东西。每天来店里说说话，变成了她生活的重要部分。老人们和周鑫渐渐熟悉起来，谁的手机流量刷超了、谁中午吃了芹菜炒肉、谁家电费该交了，没有人比店员更清楚，还有老人张罗为周鑫介绍对象。从前周鑫是老师，现在她觉得自己更像家人。崔瑾曾担心过，虽然老师们经常给小朋友擦屁股和清洗沾了屎尿的裤子，但他们不一定能接受老年人的味道，不爱听老人的唠叨。目前，托老模式还没有正式引进幼儿园，李伟尝试着试探老师们的态度，先鼓励“呀，你这个画画得太好了”，再提“如果将来的话，咱有老年人的一些课程，让你带他们去做，你高兴吗？”老师们都清楚幼儿园的处境，平时也常和孩子的长辈们打交道，“没问题”。66岁的宿爱云是托老所打扮最精致的老人，用丝巾点缀衣服，再配上高跟鞋。但她已经三四年没再买过新衣，觉得年纪大了，穿不了多少年。她家附近开了所养老院，每天路过都能看到里面的老人坐在院子里，“不吱声，看着挺可怜的”。她和店里的其他老人讨论起以后养老的规划，大家一致认同，只要生活能自理，不上养老院，实在不行就找保姆上门。宿爱云还想过和好友一起抱团养老，正好家里有空房间，但细细讨论起来，谁住哪一间？会不会产生矛盾？计划又搁置了。目前于波的托老所还没开始盈利，但蝴蝶已经扇动了翅膀。从去年开始，他在短视频平台上分享自己关于幼儿园转养老机构的想法，积攒了几千粉丝，全国各地的人陆续来店里考察，地图软件提示他，店址搜索量一周达到100多个。银行、牙科、各种推广和投资人都找上门来，还有客户打电话提出希望能新增上门助浴服务，这些对于于波来说，还是需要摸索的领域。由于人力有限，于波的团队目前提供过200多单上门服务，主要是打扫卫生和清理热水器。他发现护工的市场缺口很大，计划未来和职业培训学校开展合作，培养更多技师。等整个模式成熟起来，五年之后开设自己的养老院。他相信老年人市场的稳定，“服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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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北商科毕业生“疯狂赚钱”的野心落空后｜深度报道
采写/乔雨萌编辑/计巍在投行招聘市场的剧烈收缩下，银行岗位成为清北商科毕业生的“救命稻草”过去十多年间，清华、北大等顶尖高校的经管、金融类专业吸引了一批“最聪明、最能干、最勤奋、最有学习能力的人”，他们满怀野心，相信未来充满可能性——进投行，年入百万，和企业高管谈笑风生，过上“空中飞人”般忙碌但光鲜的生活。2023年9月，以为“形势一片大好”的他们迎面撞上剧烈收缩的招聘市场，之前在职业规划中从未出现过的银行变为“救命稻草”。从投行到银行，他们做出职业选择改变的同时，也意味着进入截然不同的另一套评价体系——“都是人情那一套，一眼望得到头”。这背后是金融业近两三年所经历的震荡。盛时，“大家都疯狂挣钱，也预期以后会疯狂挣钱”。监管来得猝不及防，从2022年5月开始，几道“限薪令”，一纸“827新政”，以年终奖和福利补贴的缩水为开端，投行的降薪、裁员、缩招接踵而至。从投行到银行，走上一条更安稳但同时也更封闭的轨道，他们中有人心怀不甘，仍期待有朝一日能跳出。也有的人主动让渡工作带来的物质回报和成长，转向对更加稳定和丰富的个人生活的追求。这是一个关于信心和预期的故事，发生在金融业，不止于金融业。中国建设银行在北京大学召开的校园招聘宣讲会“最聪明的人”今年春节，徐凯陪母亲到家附近的银行网点办卡。营业员看起来和他年龄相仿，穿一身老式西装，头也不抬地给他们讲解办卡的手续，语气不带起伏，一套冗长的流程不知反复说过多少遍。隔壁柜台，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将手机屏幕贴到玻璃上，拉高声音问对面，“小伙子，这个理财APP怎么用啊？”徐凯对母亲自嘲，“这就是我以后的生活。”即将从清华大学经管类专业硕士毕业的他从未这样预期过自己的未来，直至与残酷的就业形势交手。去年9月底的一天，他在“三中一华”（指国内四家顶级券商，包括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金公司以及华泰联合证券）之一的暑期实习即将结束。晚上6点，他合上电脑，走出北京金融街附近的一座高楼，辗转1个小时后回到10多公里外的宿舍，掏出电脑正打算继续加班。“叮”，一封新邮件传来，他点开，加粗的一行字冲入眼帘：我们很遗憾地通知，您未能进入XX证券的录用环节。瞬间，“心拔凉拔凉的”，按照往年的留用率，他本以为自己稳操胜券。徐凯只得投入茫茫秋招大军，经过几个月的提心吊胆，终于在今年初收到了国内一家银行总行管培生项目的录用通知。签三方协议书前，他有些犹豫，想等等更好的机会。同学劝他，“现在这个行情下，别要求太高。”他不曾想到会有这样一天。在过去十多年间，经济、管理、金融是最受追捧的专业类别之一，吸引了大量的优质生源。清华、北大等顶尖高校的商科生更是“金字塔塔尖”般的存在。曾任清华副校长的著名生物学家施一公在2016年的一个演讲中感慨，“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板我想去金融公司。”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高西庆也曾公开表示，“今天世界上的金融机构吸引了整个社会上最聪明、最能干、最勤奋、最有学习能力的人。”在各类金融机构中，投资银行（在国内常被称作“券商投行部”）因其高薪和光鲜尤其令商科生们趋之若鹜，“可以说是皇冠上的明珠”，一位清华大学金融学专业的学生这样形容。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就业质量报告中，投行常年位列就业去向首位：2019年，24.3%的本科生和39.5%的金融硕士毕业后进入投资银行；2020年，17.8%的本科生和25.4%的金融硕士毕业生入职投资银行。一位北京大学金融学专业的大四学生记得，四年前入学时，学院做过一个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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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涉黑线索牵出的“破坏生产经营罪” | 深度聚焦
记者/张涵编辑/石爱华张金萍到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申请调取材料2017年8月，湖南怀化的液化气经营户张金萍因阻止其他网点跨区域卖气，情急之下钻进了对方货车的车底。这一钻，带来了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张金萍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但两年后，因一条指控燃气公司涉黑的线索，“钻车底”的事情被重新挖出来，张金萍因涉嫌破坏生产经营罪被逮捕。张金萍的家属说，经历了近十个月的羁押调查后，检察官曾告知他们，如果张金萍签了认罪认罚书，可以做出相对不起诉处理。但就在张金萍签下认罪认罚书后，检察院却改变意见，决定提起公诉。最终，张金萍因破坏生产经营罪获刑一年零三个月。张金萍认为，在这起案件中，检察院的意见或受到了人为干扰，这对她来说，是不公平的。张金萍拦车的液化气站附近“钻车底”引发的行政处罚张金萍今年62岁，从小在怀化生活。2005年下岗后，她成了一家燃气网点的个体经营户，在怀化城区售卖瓶装液化气。2010年10月1日，为规范燃气市场秩序，确保燃气的供应和使用安全，怀化市人民政府牵头将当地中民燃气有限公司、怀铁液化气站、怀化市液化气供应公司三家企业和74家个体燃气网点进行整合，按就近原则分成10个配送点，由中民燃气公司负责网点人员的管理和编制。整合后，张金萍进入中民燃气公司销售部工作。燃气委托经营协议书规定，74家经营网点将现有的配送站及3700只重瓶提供给中民燃气公司作为股本，每个配送网点送出一瓶燃气，中民燃气就给原74家燃气经营户5元的分红。为了监督送气量，保证股东的权益，74家经营户选出了监事会。合同规定，监事会有权对中民燃气的瓶装气经营业务进行监督，对各配送站销售报表进行核实。张金萍是监事会的一员。从2014年开始，她和网点的工作人员发现，有没穿公司制服的人在城区用摩托车运气。张金萍说，整合后，怀化城区的燃气只能由指定的三家企业销售，配送人员都会穿公司的制服，钢瓶上也印着城区的标码。经营户们判断，这些人在跨区域卖气，违反了《燃气经营许可管理办法》中“应当依法取得燃气经营许可，并在许可事项规定的范围内经营”的规定。对于下岗职工来说，分红就是他们所有的收入，从2014年开始，74家经营户看到跨区域送气的车辆，就会互相告知，安排送气工跟踪到窝点，再拿着相关证据向燃气办举报。在经营户联名投诉之下，当地政府一度大力打击，但跨区域卖气的情况仍屡禁不止。2017年2月，有人向张金萍反映送气量明显减少。正常情况下，整个怀化城区的送气量每个月约八九万瓶，但外来的瓶装气进入后，每个月下降为六万多瓶，经营户们的分红也从三四千元下降到两千元左右。张金萍调查发现，有芷江县网点的货车去怀铁液化气站装气后，又返销给怀化城区，而这些销量不在分红范围内。芷江县隶属于怀化市，距离城区约50公里，怀铁液化气在芷江县设有配送网点，按照规定，该网点只能在芷江县内配送。她认为怀铁液化气站这种销售方式损害了74家经营户的利益。她多次向怀化市燃气主管部门和怀铁液化气站投诉，但未获得回应和处理。2017年8月31日上午10时许，张金萍和几位经营户一同来到怀铁液化气站的生产区。她们发现，怀铁液化气站下属芷江网点的一台运气车上装有很多印有怀化城区标志的液化气钢瓶。如果经营范围在芷江县，瓶体上的标识和电话号码应与城区不同，张金萍认为这是怀铁液化气站和芷江网点跨区域送气的证据。查看钢瓶后，她电话联系了燃气主管部门和怀铁液化气站的领导，请求工作人员到现场取证执法。直到15时左右，芷江网点运气车陆续从怀铁液化气站生产区大门开出，相关部门的人员还没有到场，张金萍再次打电话催促。为避免证据无法固定，当运气车行驶至门口处，张金萍将车辆叫停，司机下车与她理论。此时怀铁液化气站的工作人员报警，广场派出所民警于17时左右赶到现场，要求将芷江网点的运气车全部放行。张金萍钻入了车底，要求等燃气主管部门到场取证后再放行。民警劝导无果后，将张金萍带至广场派出所处理。2017年9月1日，怀化市公安局鹤城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张金萍在怀化市鹤城区怀铁燃气站门口处，以为了维护原来怀化市74家燃气网点经营户的权益为由，不听现场民警多次劝阻，采取拦车钻车底等方式不让怀铁燃气运输车通行的行为，扰乱怀铁燃气站正常单位经营秩序，给予其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张金萍说，此后，她们也发现过非法经营燃气的现象，依然继续向相关部门举报，但再没有过过激行为。张金萍“钻车底”后，公安机关对她作出行政处罚。两年后，她因拦车等行为被指控破坏生产经营罪一条涉黑线索牵出旧案本以为“钻车底”的事情，会以行政处罚告终。张金萍没想到，两年后自己又因此吃上了牢饭。2019年5月8日，怀化市公安局扫黑办收到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16督导组下发的线索。该线索举报怀化市湖南中民燃气有限公司涉黑，垄断怀化地区液化气市场，偷税漏税，采取打击其他液化气经营者等手段谋取暴利。两个月后，这条线索被移交至广场派出所，线索中，张金萍被指可能涉嫌其他犯罪行为，“建议深挖彻查是否有涉黑嫌疑。”根据举报，2019年6月10日，湖南省市场监管局依据反垄断法对中民燃气公司、怀铁公司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执法人员在调查中发现，中民公司与怀铁公司涉嫌垄断行为是在怀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主导下进行的。怀铁公司说明，其是迫于政府部门压力与中民公司达成协议，且协议达成后公司利益受损，市场份额逐步减少，其多次要求恢复自主经营的报告均被怀化市住建局拒绝。由于两家企业的垄断行为是被动遵守行政命令所导致，且积极整改，湖南省市场监管局对中民公司减轻处罚，罚款175.81万元，对怀铁公司免除处罚，并责令两家企业停止违法行为。反垄断执法机关对怀化市住建局涉嫌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进行立案调查，作另案处理。这条涉黑举报，给企业带来的风波得以平息后，张金萍却吃上了官司。2019年8月，张金萍被带走调查。她介绍，除了两年前钻进车底的事，民警还详细讯问了2014年至2017年之间，他们是否私下成立过打击所谓“黑气”的队伍，向相关部门输送利益。张金萍和其他接受讯问的同事都表示，他们发现线索后，就联系主管部门进行处理，从未进行过私下处理，最终关于中民燃气涉黑的情况没有做实。被羁押的十个月，张金萍只能和律师联系，但她想，既然自己没有犯罪，等调查结束，会有被放出去的一天，但她等来的却是一纸判决。2020年5月末，张金萍因涉嫌破坏生产经营罪被提起公诉。2020年8月10日，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法院以“张金萍由于个人目的，多次以拦车、锁门等方式破坏其他企业、单位生产经营，造成销售收入确已下降”为由判决张金萍犯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张金萍不服提起上诉。2020年10月26日，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案件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是否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破坏生产经营案的立案追诉标准规定，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造成公私财物损失五千元以上的；破坏生产经营三次以上的；纠集三人以上公然破坏生产经营的；其他破坏生产经营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张金萍觉得，自己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并一直坚持申诉。原审认为，张金萍由于个人目的，多次以拦车和锁门等方式破坏其他企业、单位生产经营，其行为已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除了8月31日下午钻进车底，公诉机关对张金萍的指控还包括：8月29日下午将怀铁液化气站大门上锁，阻碍正常经营约半小时；8月31日上午又将大门上锁，民警到达后进行劝解，才解锁离开。张金萍的行为是否是出于个人目的？一审辩护律师彭际均提出，2017年8月31日下午，张金萍阻拦怀铁气站运气车辆是因为当天发现了疑似跨区经营燃气的车辆，在打电话请求燃气办领导来处理，但迟迟未到达后采取的措施。其目的在于保留证据，而非为了破坏怀铁气站的生产经营。其行为虽在一定程度产生了妨碍怀铁气站生产经营的后果，却没有破坏生产经营的故意。不具备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的主观要件。张金萍的客观行为达到三次是否有充足的证据佐证？在案资料显示，于2017月8月31日下午发生的拦车行为，客观证据有当天的110受案登记表，还有现场照片、笔录等。2017年8月31日上午的锁门行为，民警于2019年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其中提到8月31日上午有人报案。不过，证据中没有报案人的证人证言，也没有张金萍“锁门”的照片或监控录像等。张金萍的申诉律师刘汉西表示，警方在事发两年后补充的情况说明属于主观证据，其效力不如客观证据，公安机关一直未提供2017年8月31日上午的出警记录，原审由此认定当日上午曾有出警不确实、不充分。申诉期间，他曾去公安分局申请查看出警记录，但被拒绝。8月29日下午“锁门”行为的证人证言均出自怀铁气站的员工，刘汉西指出，张金萍的举报行为可能影响怀铁的利益，因此怀铁员工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且证人关于张金萍的具体行为、事发时间点和人数的描述不一致，均未对张金萍实施“锁门”行为的具体情节进行描述，如锁的是位于怀铁气站什么位置的铁门、采用什么样式的锁具、张金萍锁门是在铁门里面还是外面等。此外，关于8月29日下午和2017年8月31日上午的指控，均没有相应驾乘人员、受害人证明其车辆或门被张金萍实施阻拦、上锁。彭际军辩护，关于8月29日下午及31日上午的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张金萍没有主观故意。张金萍辩解其未实施这两起被指控行为。但法院认为，除了多名证人对于主要事实描述较为一致的证言以外，还有民警出具的情况说明、气站的销售单等证据证明，29日及31日怀铁液化气站单日销量低于前后日期，以上证据彼此印证，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指控事实，不予采纳张金萍和其律师的意见。张金萍被捕之后，怀铁液化气站出具《谅解书》表示：“2017年8月31日下午张金萍并没有给怀铁气站及下辖液化石油气站的生产经营带来任何不利后果及任何经济损失，因此公司对张金萍的行为予以谅解。”怀铁液化气站的经理表示，销量下降并不代表有经济损失，销量有波动很正常。虽然得到了企业的谅解，但张金萍还是没能避免刑罚。怀铁液化气站对张金萍“钻车底”等行为出具了谅解书，并请求公安机关对本案予以撤案检察院改变“相对不起诉”意见？2020年11月，张金萍刑罚执行完毕。她找到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汉西准备申诉。刘汉西对当时在场的中民燃气经营户和门卫进行问询，多人表示张金萍8月29日下午及8月31日上午没有实施锁门或拦车行为。此外，74名原燃气经营户出具联名诉求书，表示张金萍为74家燃气经营网点授权代表负责人，她是在替大家维护权益的过程中出现情绪激动行为。张金萍认为，这个案件除了证据不足，还遭到了人为干预。2020年5月27日上午，张金萍案的主办检察官和律师彭际均通过视频和张金萍进行了远程会见。彭际均说，主办检察官认为张金萍犯罪情节轻微，拟做出“相对不起诉”处理，但张金萍需要先认罪认罚。张金萍记得，起初自己不认可材料中记载的几次行为，不愿认罪认罚。检察官告诉她，签认罪认罚，就可以不起诉。当天下午，相关材料被送到张金萍所关押的看守所。张金萍回忆，自己签署了一式三份的认罪认罚具结书。她记得，材料上写着“对于触犯破坏生产经营罪是否有异议”，上面没有关于量刑的记载。5月29日上午，张金萍家属接到彭际均的电话，通知他们去检察院见主办检察官。在张金萍家属提供的2020年5月29日与主办检察官的对话录音中，对方表示“我们跟政法委汇报了，但是没同意我们的意见，没得办法。”并向家属解释：“认罪认罚，才能相对不诉。如果我们的意见是直接起诉，也不会和政法委汇报，也不用再和律师会见她，多此一举，我们也是为你们好”。录音里，主办检察官提出：“认罪认罚书可以撤回去，我们正常起诉。你如果想继续用，我们就送到法院”，张金萍的家属要求撤回，检察官提出，“认罪认罚书都签了，我们就直接把它销毁就可以了，当你面把它销毁，这个你爱人还有律师签字了，你看到的。”张金萍的家属说，三份认罪认罚具结书都在当场销毁。张金萍执行刑罚完毕后，四处上访。2021年6月，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在《张金萍控告申诉案理由说明书》中答复，“经调查核实，本院审查批捕及审查起诉阶段案件办理过程中，均没有任何单位和个人过问、干预案件处理。”说明中提到，经调查，该案于2019年9月10日，由怀化市公安局鹤城分局以犯罪嫌疑人张金萍涉嫌寻衅滋事罪向本院提请逮捕。在审查批捕阶段，本院承办人依法审查了案件全部材料，讯问了犯罪嫌疑人张金萍。这条线索系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交办，鹤城区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9月16日召开检委会对本案进行研究后，认为案情重大复杂，于2019年9月17日向鹤城区扫黑办进行了汇报，区公检法相关人员参会，区政法委主要领导参会。区扫黑办反复讨论研究后，认为张金萍其行为已涉嫌破坏生产经营罪。2020年5月28日，鹤城区人民检察院再次召开检委会对本案进行研究决定，认为张金萍由于个人目的，多次以拦车和锁门等方式破坏怀铁液化气站的生产经营……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张金萍依法提起公诉。鹤城区人民检察院在说明中称，审查起诉阶段，办案人员依法告知了张金萍认罪认罚从宽的相关法律规定，同时与其辩护律师沟通，建议张金萍认罪认罚争取从宽处理，但张金萍最终未认罪认罚，未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2023年2月24日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出具《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认为张金萍在申诉阶段提交的证明材料，不能与本案的其他定案证据互相印证，不足以推翻原判的事实认定。2024年3月15日，深一度记者联系了办案检察官，记者就张金萍提供的录音内容，向检察官进行核实，对方表示，“我们都是依法依规来处理她这个案件的。”对方告诉深一度，关于案件是否受到过外部干涉，已经书面回复过张金萍了。如果张金萍不服，可以继续申诉。因为背负罪名，张金萍失去了自己的工作，退休后的保障受到影响，家人们也承受着外界的压力。“我不服这样的结果”，张金萍说，她将继续为自己正名。目前，张金萍正准备向最高法和最高检继续申诉。【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如果…你可能就要失去我了微信又双叒叕改版了，如果不标星，你可能就会错过我们的推送。星标只需要：①打开北青深一度公众号主页，点击右上角“..."②在弹出的界面，选择“设为星标”。我们期待与你在每篇推文中相见！谁动了我的黄金姐妹为父海上追凶案开庭：相撞后被告人驾船离开，并曾拒绝参与搜救层层把关下，一份判决书何以出现100多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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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医生、心理咨询师的推荐下，他们把孩子送入了“戒网瘾学校”｜深度报道
采写/周煜博编辑/计巍有家长表示自己将孩子送入“指南针”，是因为当地精神科医生的推荐在河南南阳，有一所名为“指南针心理智业集团”（以下简称“指南针”）的“戒网瘾学校”。2022年9月至11月，徐秋菊曾任“指南针”的心理老师，她向深一度表示，自己在工作中目睹了多位未成年学生遭受殴打和虐待。在她看来，这些行为给学生们造成难以弥补的心灵创伤。离职后，她和多位学生、家长，一起举报“指南针”禁闭、殴打未成年人的行为。除了“指南针”内部存在的问题，在举报材料中，有家长还表示，自己将孩子送入“指南针”，是因为当地精神科医生的推荐。在这名医生的表述中，肯定了景海永（“指南针”创办者）在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的专业水平，“近二十年一直都做这行的。”深一度记者调查发现，多位家长有类似的情况，来自南阳当地的公立学校副校长和老师、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师的推荐，让他们最终信任了这个原本并不了解的地方。但当家长们以为自己终于抓住了解决孩子棘手心理问题的救命稻草时，却发现他们把孩子送入的很可能是另一个“豫章书院”。有的家长在得知孩子的真实遭遇后，自责自己太心急，但在她看来，如果没有精神科医生的推荐，她根本不会知道“指南针”。还有的家长向当地教体局举报了把孩子推荐到“指南针”的学校副校长和老师，“凭什么给我们推荐到那去？你到底有没有责任心？”精神科医生（左图）和心理咨询师（右图）的推荐校长、医生、心理咨询师的推荐2009年景海永的“指南针”在南阳创办，其官方公众号介绍：“指南针心理智业，16年青少年心理行为研究。”主要业务是“青少年心理咨询、青少年学习治疗、青少年行为纠正、青少年成长训练营。”“指南针”由心理咨询工作室和营地组成。心理咨询工作室名为“指南针心灵港湾”，位于南阳市宛城区，景海永和心理老师在此给家长上课，给学生做心理咨询。营地在远离市区的内乡县云露山中，学生被24小时准军事化管理。目前，在“指南针”的视频号中，有名为“变形计成长营”的营地，其视频中介绍：针对孩子网络成瘾，厌学、辍学、自闭、孤独抑郁、离家出走、敌对、逆反、结交不良群体、亲情淡漠、不懂感恩、社交障碍等成长困惑提供专业心理行为帮扶。林霄爸爸多次和深一度记者提到，在决定把孩子送到“指南针”营地前，他以为“指南针”和女儿的中学是有合作的。2022年，14岁的林霄在南阳一所中学读初三，这所中学是南阳市一所心理健康教育示范校，也是家长们口中公认的“好学校”。林霄爸爸评价自己是一个性格比较急躁的人，他说：“我们家小孩本身学习还挺好，但是到初二之后她比较叛逆，那时候，我就老打她。”初三开始，林霄逐渐厌学，“上着课就跑了，不遵守纪律。”她总是与班主任顶嘴，经常被叫家长，被要求回家反省，父女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大。2022年10月，林霄爸爸又一次被叫到学校，这次班主任带着林霄爸爸见了学校的副校长。林霄爸爸回忆，这名副校长向他介绍了景海永，说景海永曾来学校演讲过，是治疗青少年叛逆的专家，并向他推荐了“指南针”营地。与林霄爸爸的经历类似，付宽妈妈如今也很后悔信任了南阳一家精神专科医院的医生。付宽读高中时，患上了强迫症，每天频繁地洗手，上厕所时，总感觉自己会沾上“脏东西”。他辍学回家后症状愈发加重，每次上完厕所，都会一个人在浴室洗很久的澡，他妈妈说：“洗澡的时候差不多都达到8个小时”。2021年12月，付宽的爸爸带他来到这家精神专科医院。付宽妈妈说，精神科医生让付宽做了些检查，开了药，并让他在手腕上绑一个橡皮筋，再出现强迫行为，就拉橡皮筋弹自己的手腕，利用疼痛产生的厌恶刺激，抑制他的强迫行为。付宽爸爸回忆，当时还有一项测试是“沙盘游戏”（运用了心理映射技术的一种心理治疗游戏），由另一个医生进行，付宽爸爸添加了这个医生的微信好友。回家后，付宽的病情加重了。当付宽爸爸发微信向做“沙盘游戏”的医生反映病情时，这位医生向他推荐了景海永。她在后续的微信沟通里向付宽爸爸表达过对景海永在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的认可，“近二十年一直都做这行的。”景海永在南阳心理咨询领域深耕多年。当地媒体2010年和2012年的报道称，景海永原本是中国地质大学国际金融法专业的学生，2000年退学回到家乡，改学中西医结合专业。毕业后，他在部队医院担任心理辅导员。2009年，他辞职创办“指南针心理咨询中心”。2022年6月，另一位来自南阳的家长——江飞扬的妈妈从当地的一位心理咨询师口中得知了“指南针”。江飞扬住在南阳市郊的农村。上了高中后，焦虑、叛逆这些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在江飞扬的身上愈演愈烈。抑郁情绪笼罩着他，学习的热情也开始消退，并沉迷于手机。他说：“一开始（学习）跟不上，他们（同学）越来越优秀，我越来越落下来。后来我翻墙了，逃学，只想在家里，不想出去了。”江飞扬的妈妈听说同村的孩子抑郁休学后，找当地一位心理咨询师做咨询后成功复学，还考上了二本。于是，妈妈也带江飞扬找到了这位心理咨询师，但江飞扬只做了一次咨询就不想再去了。在和江飞扬妈妈后续沟通中，这位心理咨询师向她推荐了景海永，建议江飞扬休学，去“指南针”营地戒手机。学校不批准休学，江飞扬妈妈在微信里询问心理咨询师该怎么办，得到的回复是：“先请个假，去（“指南针”）营地，现在已经跟不上了，争取下学期正常上课。”在深一度记者的采访中，多位家长表示在把孩子送到“指南针”前，都或多或少了解过网戒学校里发生的殴打、拘禁等现象。但校长、医生、心理咨询师的推荐，让他们对“指南针”放下戒备，以为自己找到了救命稻草。他们支付19800元的单月学费或43000元的半年学费，把孩子送进“指南针”。“指南针”营地的训练入校咨询宣讲覆盖南阳15所学校“指南针”曾在南阳多所中小学进行过公益咨询、宣讲。2022年9月28日，景海永带着徐秋菊和“指南针”的另外两位老师，曾来到林霄就读的中学进行公益咨询。公益咨询前，景海永先与这所中学的校领导进行了沟通，确定了在这所中学进行公益咨询的方案。方案包括一对一心理辅导、班级团体活动、家长课堂等，并定期为学生提供个案辅导。去学校前，景海永曾在“指南针”微信工作群中叮嘱：“重点是和班主任建立联络，让班主任知道我们能帮助他们做什么？”同时他在群中发了一个文档，里面收集了20余名“问题学生”并简述了他们的问题。类似“17班，李某某，沉迷于网络，不想上学，已经有两周没到学校上课了”“14班，王某，喜欢一个人在家，不喜欢人多，害怕去学校，没有安全感，很长时间没去上课了”。一周后，当景海永第二次来到这所中学时，“目标”家长、孩子被请到办公室，进行个案咨询。景海永在微信中向下属们强调：“把问题严重的引流到咨询室，辍学的引流到营地。”个案咨询室需要孩子和家长一同参与，徐秋菊说：“给孩子做咨询，付费的是家长，需要家长的配合，所以要求家长一起来。”在徐秋菊看来，与社会上的心理咨询相比，家长更容易建立对走入学校的咨询师的信任。“他们不会去问咨询师的受训背景和专业技术，会直接说，我们的班主任让我来找你，说你们是很专业的心理老师，甚至很感激。”徐秋菊回忆，当时包括她在内，办公室里有三位咨询师同时在这里进行个案咨询。房间外还有学生、家长排队等待，找景海永咨询的人会更多一些。个案咨询首先需要填写一个心理测评表，主要是关于学习状态的评估。徐秋菊说：“评估完大部分孩子是有状况的，然后会告诉他（家长）这孩子的情况比较严重。”接下来会告诉家长，免费的咨询只有一次，后续需要到“指南针”咨询室进行。咨询室指的是“指南针”提供的心理咨询服务，徐秋菊说：“我每小时600元；景海永的咨询费是800元每小时。”而咨询费还需要分给学校，一份内部聊天记录显示：“50%给你们（咨询师），30%给学校老师，20%留公司。”如果能引导“问题学生”来到“指南针”营地，介绍人的回报会更丰厚。徐秋菊曾从景海永那里得知，介绍一个学生进入营地，可以提成3000元。从2016年到2023年间，指南针微信公众号及学校宣传文章显示，景海永及“指南针”的心理老师至少在南阳市15所学校进行过宣讲、组织教师团建等活动。对此，景海永在采访中对深一度表示：“因为我经常到各个学校做宣讲，给学生们公益讲座，包括教师们的心理健康讲座。讲多了，很多老师都遇到这样的问题，老师们又解决不了，他就会推荐我。”对于将学生推荐到“指南针”营地这一情况，景海永说，“有些（问题）是心理咨询可以解决的，前年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孩子已经网络成瘾，在家跟父母闹矛盾、对着干。这种的，我们在咨询过程里如果解决不了，我们就给他推荐进入营地。”休学，是许多孩子离开校园进入“指南针”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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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冲突后，他用监控、录音、道歉短信也没能证明自己被打伤 | 深度报道
记者/佟晓宇编辑/石爱华监控录像显示，2021年10月16日，因停车位的问题，汪杰和母亲与邻居康某某发生了肢体冲突2021年10月，汪杰因把车停在未设标识的小区停车位上，与邻居康某某发生肢体冲突。汪杰报警就医后，被诊断多处骨折。汪杰称，住院期间，康某某多次发来短信承认打人并道歉求和，甚至直接将5万元现金送到病房希望私了。但他一直拒绝和解，想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伤情鉴定后，警方于2022年3月22日正式立案。汪杰认为，事发现场的部分监控、录音，以及他与康某某的沟通短信足以证明对方打伤自己的事实存在。但2023年3月10日，大同市平城区检察院作出不批捕决定，认为汪杰伤情来源不清，现有证据无法排除其他可能性。在事发两年后，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中。停车冲突后，汪杰身体上的淤青停车纠纷引发肢体冲突汪杰没想到，一件停车的“小事”，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如此大的影响。2021年10月16日中午12点半，汪杰将自己的车停到了位于大同市平城区某小区地库的一个车位上。汪杰回忆，当时车位上没有悬挂私家车位的标识，为了方便，他将车暂时停在那里，而没有停到自己的车位上。近1个小时后，一位自称车位主人的康先生打来电话，要求他挪车。汪杰认为，只要道了歉、挪了车，问题就解决了，“我自己有车位，当时只是为了方便停一下，也不是一直占着。”但在他道歉后，对方的态度并不好，二人还在电话里发生了口角。母亲担心他，决定一起进入地库挪车。地库监控记录了之后的情况，当天14时04分，汪杰进入监控区域，1分钟后，康某某和妻子向汪杰及母亲处走去，随后四人聚在一起发生肢体冲突。视频显示，康某某与汪杰发生了肢体冲突，汪杰母亲阻拦中摔倒在地。随后几人进入监控死角。约1分钟后，14时06分汪杰从监控死角出来，手捂头部，走路摇晃，随后背靠一辆车坐下。汪杰告诉记者，为了保证安全，在14时03分进入地库后，他打开了手机录音进行记录。录音显示，二人先争论了谁先骂人，随后汪杰多次质问“你干啥呀”，并向母亲提出帮忙拍照记录。汪杰称，此时康某某已经开始对自己动手，“他走上来动手推打我，我母亲用手拦着他，我走向另一边，他还在推打……我说要报警，他一拳头打掉我的手机。随后冲上来左右手挥拳打在我头部，一直打我头部，我被打得后退到监控盲区。”录音显示，康某某妻子要求汪杰将车开走，“你开走了不就完了吗？”，但汪杰称，“那哪行啊，你打了我，必须经公（指报警，走法律途径）了。”在一段汪杰录制的视频中，康某某自称被指甲挖伤，一边展示肩部一边询问汪杰“你看我这肿了没有？”录音显示，汪杰同样展示了自己的肩部和头部，并询问康某某“你看看我这里肿了吗？”康某某回应称，“肿了，我给你看病，你先把车给我挪开。”随后汪杰选择报警。一段警方到达后的视频显示，警察先询问双方“怎么打起来的”，随后询问是否需要去医院，双方均表示需要。对于当时的情况，记者电话联系康某某，但对方并未回复。汪杰住院后，康某某家人将5万元现金送到医院，以求和解，汪杰拒绝了对方并报警当事人送5万现金求和解此后，汪杰进入地库监控室查看录像，“当时差不多14时50分左右，我查看现场监控，并向物业人员调取14点前地库入口及沿途录像，我感觉对方应该是醉酒状态，想查看对方的车是谁开回来的。”据汪杰称，这之后他送母亲回家取U盘，在监控室拷贝了两人争执时的监控录像。16日下午5时左右，汪杰同母亲、妹妹，自行开车到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治疗。病历显示，汪杰左侧颞骨、蝶骨骨折，左侧颞部硬膜外水肿，左锁骨骨折，右侧第3-4前肋骨骨折。汪杰告诉记者，入院两天后，在自己未告知对方病房号的情况下，康某某的家属来到病房道歉并寻求和解。期间，康某某本人也多次来到病房并打电话给汪杰。据汪杰提供的信息显示，康某某曾在短信中提到，当时车位被占比较冲动，不够冷静，事后也比较后悔。短信中，康某某表示“我一直在和你沟通，找朋友也是想积极的补偿你去解决问题，我想一方面把你的医药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及其他费用明面上补偿给你，私下里，我再把你的要求补偿给你，让你满意，咱俩之间交流或让朋友转达都行。”“明面上的事合情合理合法的去处理，包括你后续养伤直到伤痊愈的各项费全算在内……事出偶然不冷静，过了这么长时间我也很自责，你伤比我重你是受害人，我满足你的补偿，你受益我受害，活该……”汪杰称，2021年10月19日早上，康某某家人进入病房并留下一个红色袋子，他们报了警，并拍摄了视频。当天的视频显示，保安从汪杰病床的床头柜子中取出一个红色袋子，里面有5万元现金。“不一会，对方就过来拿走了钱。”汪杰说。2021年10月24日，康某某来到汪杰病房，试图与汪杰和解，康某某在录音中提到，“你身上这些伤，不管咋地，它都是我造成的。这个我得认账呢，没有必要推卸责任。”汪杰称，对于康某某及家属的调解请求，他都拒绝了，还是希望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医院出具的关于汪杰入院原因的补充说明影响鉴定的入院原因案件调查进展并不顺利。2021年11月5日出院后，汪杰来到负责案件的派出所做笔录，并再次表示了拒绝接受调解，希望尽快做伤情鉴定，但伤情鉴定卡在了病历上。记者发现，汪杰的就诊原因，病历材料中几次出现如“摔伤”、“车辆事故”等记录。汪杰事发当日的急诊科就诊病历显示，“患者入院五小时前，不慎摔倒伴头晕、头痛，左侧肩部疼痛”；汪杰的住院病案显示，其损伤原因为“车辆事故中的人员损伤”；其在该院骨科的入院记录显示，病史为“骑电动车不慎摔伤，致左肩肿痛……”汪杰对此解释称，进入医院后，医生说被人打伤不能住院，摔伤可以住院。“因我当时受伤很重，无奈说是因外伤就诊。”针对这一情况，记者联系了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工作人员表示负责领导对此不知情，无法回应。汪杰表示，他选定的一家鉴定机构以入院原因是“骑电动车不慎摔伤”为由，拒绝为他做鉴定。汪杰称，自己没有电动车、案发当年大同市也没有共享电动车，他平常上班都是开车或坐公交。“案发前我几乎每天都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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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容二手房骗局：资金托管也没能保住151万房款 | 深度聚焦
记者/纪佳文编辑/刘汨周丰才等人办理过户的不动产登记中心2019年8月，周丰才卖出了在江苏省句容市那套274平米的房子，几个月后，他发现这场交易是精心策划的骗局，至今他也没收到151万元的尾款。与深一度曾报道过的多起二手房骗局类似，这起案件中的“买家”在与周丰才完成过户后，利用交易流程上的漏洞，没有如约申请按揭贷款，而是将房子抵押获利。深一度在采访中还发现，这起案件涉及的多个机构，在沟通衔接上存在明显缺失。买卖双方同时领取产权证和房款的流程没能得到落实，而将产权证交给“买家”的不动产登记中心，甚至不知道这笔交易处在资金托管协议的保护中。在多名行骗者被刑拘后，周丰才仍看不到拿回151万元尾款的希望。他将负责此次交易资金安全的房屋置换中心告上了法庭。周丰才办理资金托管后收到的解款凭证拿不到的151万卖房款2019年8月，因为新房装修需要资金，周丰才打算出售句容市碧桂园一套274平米的房屋。自称某房产中介工作人员的朱士垚联系到他，称有人想买这套房子，想见面谈谈价格。与买家李志刚见面后，朱士垚介绍，“李老板”是在新西兰做奶粉贸易的，想在句容买个房子做办公室，两年后再卖掉，对房子的格局、装修并不太在意。几番谈判下来，房子以216万的价格成交，首付65万，剩下151万以按揭贷款形式支付，并进行资金托管。周丰才觉得，对方还算爽快，“有一个老板的风范，不是太磨磨唧唧的。”交易前，因为担心有风险，周丰才找熟悉的中介朋友了解过资金托管服务。在二手房交易中，为了保证资金安全，买卖双方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对交易资金进行存放和划转。周丰才得知，句容市房地产管理处的房屋置换中心可以提供这项服务，且房屋置换中心和办理过户手续的不动产登记中心在同一楼层。当年8月27日，双方约好一起到不动产登记中心签合同、办手续。当天一起来的，还有李志刚的哥哥、朱士垚和另一位女士。交首付款时，李志刚提出自己名下已经有四套房，要交的税比较多，想把房子过到哥哥李志友的名下。周丰才觉得，金额不变，交易方式也没变，过到谁名下没什么影响，便同意了对方的提议。签房屋买卖合同和过户都是在不动产登记中心完成的，根据合同内容，双方约定由二手房交易监管机构对交易资金进行监督，结清尾款当天交房，受让人是李志友。合同一式四份，除了买卖双方，不动产登记中心和房产交易管理部门各留一份。办完过户手续，几人又一起到旁边窗口办理资金托管。买卖双方和房屋置换中心签订了《二手房交易资金托管协议》，周丰才把相关材料交给房屋置换中心后，工作人员向他出具了解款凭证，这是之后领取托管房款的凭据。根据协议内容，完成交易需要经过以下流程：房屋置换中心收到“句容市房屋权属登记收件收据（下称收件单）”后，会在收件单领证日期5个工作日内通知买卖双方，买家来领取房屋他项权证并交到银行办理贷款。在银行放款到资金托管账户后，买卖双方同时到房屋置换中心，卖家领取托管房款，买家拿新的产权证。工作人员告诉周丰才，整个流程大概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记者从句容市一名中介处了解到，按照当时的资金托管流程，收件单一式两份，一份留给不动产登记中心，另一份由买家领取。但为了规避交易风险，一般由中介将收件单交至房屋置换中心。另一名中介称，网签合同签完后，房屋信息在网上都可以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和房屋置换中心的信息应该是互通的。几个月过去，一直没有收到消息的周丰才打电话给朱士垚问进展，对方总是说“我帮你催”。他开始有了怀疑，求证后发现，朱士垚并不是房产中介。他又赶去房屋置换中心，工作人员很诧异地说：“啊？你还没收到钱吗？”随后，朋友帮他查到，李志友在2019年9月就取得了产权证，随后将房子以经营性贷款的名义抵押给了另一家银行。让周丰才疑惑的是，明明签了资金托管协议，如果买家没有向约定银行申请按揭贷款，怎么能领到产权证呢？2020年5月，周丰才起诉了房屋置换中心。法院发现，李志友在与周丰才进行房产交易前的一段时间内，还购买了句容碧桂园凤凰城小区内的另外两套房产，且都与卖家和房屋置换中心三方签订了资金托管协议。但房子过户后，李志友都没有向协议约定的银行申请贷款，而是私自将房屋抵押，且没有向卖家支付尾款。法院认为，李志友等人的行为涉嫌资金诈骗犯罪，应当等待刑事程序终结后再恢复审理，驳回了周丰才的起诉，并将案件移送至公安机关处理。周丰才这才明白过来，这次交易从头至尾都是一场骗局。让行骗者拿到产权证的收件单谁该为骗局负责2021年3月到6月间，因涉嫌犯合同诈骗罪，朱士垚、李志刚、李志友等人先后被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刑事拘留，后被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在案材料显示，李志刚、朱士垚等人从2018年3月起，利用相似的套路骗取了26套房子。几人与被害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支付首付款，将房屋骗过户后，没有向协议约定的银行申请贷款，而是悄悄抵押套现，且未支付尾款。包括周丰才的房子在内，其中三套都签署了资金托管协议。2022年12月，李志刚、朱士垚因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6个月，李志友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查封在案的房屋作为赃物依法处置，不足部分责令被告人在各自的犯罪数额内继续退赔，二审维持原判。这样的骗局并不新鲜，过去几年里，国内多个城市发生过类似的二手房交易骗局，深一度先后报道过重庆、丽水、厦门等地的二手房诈骗案例，骗子们的套路大同小异，都是通过钻交易流程的漏洞，达到先过户的目的，然后将房产抵押套现，而受害业主“房钱两空”。回顾交易的过程，周丰才认为，多方约定的资金托管协议没能得到落实，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李志友拿到了产权证，“（不管）李志友有没有罪，不能免除房屋置换中心的违约责任”。2023年7月，周丰才和房屋置换中心的合同纠纷被立案。此时，他的房子已经被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拍卖，款项都归予了李志刚抵押房子的银行，他要求房屋置换中心赔偿损失。同年11月，该案在句容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在多方的陈述中，这次房产交易与此前约定的流程大相径庭。被告房屋置换中心辩称，其履约的前提条件是指定银行账户收到房款，且收到“句容市房屋权属登记收件收据”，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收到收件单，托管账户也没有收到贷款，无法正常履约，原告周丰才的损失是李志友等人的犯罪行为造成的，房屋置换中心不应该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房屋置换中心还称，产权证不是其交给李志友的，而是李志友经周丰才许可，从不动产登记中心处取得的。第三人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承认，产权证是李志友过户后凭收件单在不动产登记中心发证窗口领取的。2019年8月28日，即过户的后一天，李志友在不动产登记中心领取了收件单。收件单显示，领证人（买家）可于二手房买卖转移登记三个工作日后带身份证和收件单到发证窗口领取权属证书。这份收件单，在开庭时被作为证据出示。周丰才认为，拿到收件单是李志友脱离资金监管的根本原因，买家可以凭借它独自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处领取产权证。房屋买卖合同上写明了交易经资金托管完成，但涉及的两个部门在工作中没有顺利衔接，房屋置换中心没有提醒不动产登记中心不能直接将产权证交给李志友。办理不动产过户登记时，他和李志友都在场，但他并不知道对方会拿到收件单。但不动产登记中心的代理人称，不知道原告和被告签署过资金托管协议，其将收件单交给李志友符合法律规定。另外，不动产登记办理过程中需要双方同时到场，因此原告对于收件单会交给李志友一事应该知情。法院认为，被告正常履约的前提是李志友全额托管房款（含贷款）划入被告指定银行账号，且被告收到收件单。经查明，李志友未向协议约定的银行申请商业贷款，之后也没有把私自抵押的150万元贷款汇入托管账户。在此情况下，被告实际上无法按约履行合同义务。原告称被告将房屋产权证交付李志友，因未提交证据证实，不予采纳，驳回了周丰才的诉讼请求。目前，周丰才已提起了上诉。另一名遭遇李志友团伙诈骗的受害业主告诉深一度，他同样起诉了房屋置换中心，法院判决也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补上二手房交易的漏洞记者发现，在骗局发生之后，当地的二手房交易流程有了一些调整。2021年10月，句容市住建局联合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句容市支行印发了《句容市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办法》，委托市房产业发展服务中心负责交易资金监管工作。和之前的托管流程不同，如果买家贷款购房，需要等贷款资金转到指定银行的资金监管专用账户后，再办理过户和抵押登记。除此之外，交易资金监管平台要实现银行、房屋交易、不动产登记等部门的信息共享。记者从句容市多名中介人员处了解到，现在，二手房交易流程又有了新变化，增加了“银行预审”环节，买卖双方谈好价格、交付定金，一起到银行申请贷款，银行审核通过后，卖家收到首付款，将房子过户给买家，银行放款到卖家账户，甚至不需要资金托管，也能保证交易安全。“其中，预审是最重要的环节”，该中介人员透露，现在银行通过贷款申请后，如果想取消申请，需要买卖双方共同签字确认，这样就避免了过完户卖家收不到贷款的情况。之前没有预审环节的时候，需要中介来帮助规避风险，比如代为保管产权证，如果中介不尽职，很容易出现问题。这也是以往同类型案例中，骗局成功的关键。比如，深一度曾报道过的重庆市二手房诈骗案中，买卖双方到银行申请贷款，银行通过审批后，买家私自取消了贷款申请，导致过户后卖家收不到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地方共同的办法是，将“银行通过贷款审批”提到过户前，且每一个环节都必须有买卖双方的参与。2022年1月，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出台《关于优化存量房转移预告和抵押预告登记工作的通知》，自1月12日起，存量房转移预告登记和抵押预告登记可以在网上并案完成，而撤销则需要通知买卖双方，这意味着按揭贷款申请通过后，在没有获得买卖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即使是银行也无法撤销贷款申请。在北京，二手房交易也是在银行发放批贷函后，再办理过户。一名中介称，在这种模式下，“卖家收到钱与买家收到房产证，可以在一天内完成。”和许多同类案件受害业主面临的索赔困境一样，周丰才在失去自己的房子后，至今没能收到151万元尾款。卖房时，他想着几个月内就能收到房款，就对新房开始了装修，结果后来欠下了装修方的钱，装修进程也一度停滞。2020年春节前后，装修工人到家里要钱，“闹得我们不敢回家”。4月11日，他和房产置换中心的案子将在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周丰才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如果…你可能就要失去我了微信又双叒叕改版了，如果不标星，你可能就会错过我们的推送。星标只需要：①打开北青深一度公众号主页，点击右上角“..."②在弹出的界面，选择“设为星标”。我们期待与你在每篇推文中相见！南京火灾15人遇难：停满电动车的架空层，存在隐患的采光井离婚冷静期第13天，她倒在丈夫刀下网约车司机想要慢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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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上诉被加刑”的组织卖淫案背后 | 深度聚焦
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2014年警方对金都宾馆进行检查时发现宾馆内存在卖淫行为，原金都宾馆如今已经闲置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说，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当年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1年5月，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以容留卖淫罪判处许镇明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自认无罪，提出上诉。同年10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3年3月，66岁的许镇明拿到了等待近两年的“重一审”判决书。意外的是，他被改判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不仅被改判了更重的罪名，还加大了刑罚，他因此不服，再次上诉。这一次，检察院也提起了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榕城区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2023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决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刑期二年二个月。许镇明坚持自己无罪，就在他和家人计划继续申诉时，2024年1月9日，他得知，法院以量刑不当为由，启动了再审程序。在反复上诉中，许镇明等来了最差的结果，但他并不后悔最初选择上诉，他说，“争取自身应有的权益，我从来都认为是正当的”。许镇明如今年近七旬，身体状况并不好，需要长期住院养病时隔五年被羁押让广东汕头人许镇明陷入“组织卖淫案”的，是十多年前他在广东揭阳空港经济区地都镇投资经营的金都宾馆。2014年，当地警方在对金都宾馆进行检查时，发现了卖淫嫖娼活动，现场将负责日常经营的客房部经理郑某和财务人员樊某等人一同抓获。判决书显示，2014年10月中旬，金都宾馆开始接收、容留卖淫女，直到2014年11月25日被警方查获。2015年6月8日，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检察院对二人提起公诉。同年8月，郑某、樊某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分别被判刑五年、二年。在判决书中，樊某称，至被查处时，宾馆获利约两万元，钱都被老板许镇明拿走了。二人都供述，老板许镇明知晓宾馆内有小妹提供性服务。这也是许镇明后续被认定对宾馆卖淫知情的重要依据。许镇明在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则称，当年，他对于宾馆卖淫一事并不知情。这家宾馆只是他投资的项目之一，并没有实际经营管理。他主要经营着建材水泥贸易、鳗鱼养殖生意。许镇明说，在郑某和樊某二人出事时，他还主动去过派出所接宾馆的其他工作人员，当时，警方并没有让他进一步接受调查。许镇明的儿子许尔成告诉深一度记者，2019年4月4日，父亲被抓后，警方出具了一份在逃人员登记表，上面显示，父亲被以组织卖淫罪立案的时间是2015年6月8日，但时隔四年，2019年4月4日被抓当天才录入网逃人员名单。当地公安后来复函解释称，侦查民警当年（2015年）已经对许镇明办理了网上追逃，但被上级审核单位撤回。2019年，民警在审核单位案件材料时发现，并重新进行网上追逃。许尔成说，父亲被抓后，他们去翻找之前的案卷、卷宗，郑某和樊某的判决书里提到，父亲的情况是“另案处理”。但许镇明告诉深一度记者，在自己被抓捕前，没有人通知他被刑事立案了。四年间，他出行没有受到任何限制，照常坐飞机、高铁，在国内外做生意，家庭住址和手机号也从未更换。2020年1月3日，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诉讼期内，检察院认为在案证据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不充分，于当年11月，变更起诉罪名为容留卖淫罪。许镇明的辩护律师一直坚持无罪辩护。据一审判决书显示，辩护人认为，对于许镇明是否知情，其他同案人员的供述自相矛盾也没有合理解释，所以该案已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许镇明对卖淫活动知情。经过四次庭审，榕城区法院认为，同案人员郑某和樊某的供述都提到许镇明对金都宾馆存在卖淫一事是知情的，仅是细节方面存在不一致，符合人体记忆的客观规律。许镇明作为金都宾馆的实际控制人，对宾馆存在卖淫活动知情，且没有制止，该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最终判决许镇明犯容留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2021年5月收到一审判决后，许镇明提出上诉。2021年6月3日，被羁押两年两个月后，他被取保候审。同年10月26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一审部分事实不清，撤销了一审判决，发回榕城区人民法院重审。许镇明一度以为，会等来心目中公正的判决。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上诉被加刑“重一审”两次开庭后，2023年3月，榕城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许镇明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为五年六个月。看到改判结果，许镇明“很意外”，他研究了法律条文，“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但自己却被变更了罪名、加重了刑罚。他认为，法院作为最懂法的机关却做出了违法的判决，于是再一次上诉。同时，榕城区检察院也提出了抗诉。检察院认为，法院在此案发回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我国在1979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中确立了“上诉不加刑”的原则，最初的规定是“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的，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北京大学法学院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记者，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法院对于“上诉不加刑”的原则遵守的并不好，“如果法院觉得被告人应该判重一点儿，在实践中，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加刑，一种比较常用的方式是，二审法院不直接加，选择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后，让一审法院来加”。陈永生说，2012年，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时，加强了对发回重审案件“上诉不加刑”的规定，明确了，“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实，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原审人民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刑罚”。后续的《刑事诉讼法解释》将“除有新的犯罪事实，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调整为：“除有新的犯罪事实且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他说，“所以在法律层面，规定是很明确的，除（前述）特殊情况外，绝对不可以加刑”。北京市中闻（西安）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谭敏涛认为，立法规定“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目的，在于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防止被告担心上诉加重刑罚而酿成冤假错案。他认为，法院这种行为公然违反了“上诉不加刑”原则，违背了法院的中立角色，行使的是检察院的权力，这种角色缺位会导致被告人的权益受损。2023年5月，关于许镇明组织卖淫一案二审开庭。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予以纠正。许镇明的二审代理律师，广东宋氏律师事务所的赖建东指出，无论是一审、重一审，还是后来的二审，认定许镇明对金都宾馆存在卖淫一事知情的最重要的证据是证人证言，但很多证言存在前后矛盾的情况。他认为，认定许镇明知情，不能只依赖有错漏的证人证言，至少应该有物证、账簿书证、银行流水等其他客观证据予以佐证。但在本案中，这些证据都没有。据二审判决书，法院认为，同案人郑某和樊某多次稳定供述许镇明对金都宾馆存在卖淫活动知情，其他几位证人也从不同侧面证实，足以证明许镇明主观上对存在卖淫活动是知情的。许镇明作为金都宾馆的老板、实际控制人，雇佣同案郑某、樊某经营客房部，对二人的经营行为负有监管责任，二人的经营成果也归属于雇主许镇明。最终判决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和他的家人无法接受的是，法院程序违法只需纠正，而他们在官司中消耗的时间，却在程序的反复中被无限拉长。几年间，许镇明一直生活在动荡中，他的身体状况恶化，查出了糖尿病二期，事业也几乎终结。十年前，他管理着建材水泥贸易、鳗鱼养殖基地。2019年突然被抓后，明面上的损失达到几千万元。对于法院被认定程序违法是否会有惩处的问题，陈永生指出，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和其他实体法的重要区别在于，其他实体法都有相应的处罚机制，但《刑事诉讼法》的大部分条款没有制裁机制。以本案为例，即便认定“重一审”法院违反了“上诉不加刑”原则，二审法院把错误的量刑撤掉即可。陈永生认为，在司法系统内部，可以考虑把违反程序作为内部绩效考核的指标之一，以约束法官的行为。“至少如果是被上级法院认定的程序违法，年度考核应该扣分，不能只考核实质问题，也要考核程序问题”。原创视频：许镇明认为上诉加刑是不公平的法院发起再审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就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就继续申诉。2024年1月3日，许镇明突然接到揭阳市中院的电话，要求他去签署一份文件。由于对方没有明确是什么文件类型，他有点担心，就没有去。1月10日，当地公安局打来电话，说父亲涉嫌组织卖淫的案子被立案再审。“法院启动再审程序从中国法律层面来看没有问题，但从刑诉法理来说，是值得讨论的。”陈永生对深一度记者解释，刑诉法理将再审分为两种，对被告人不利的，和对被告人有利的。而我国现行法律的再审并没有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还是对被告人不利的。“这就导致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启动困难，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容易启动”。陈永生说，其实理论界一直在呼吁，再审的条件应该更严格，区分对被告人有利还是不利的再审，但一直没有被采纳。许尔成表示，他们了解到，揭阳中院认为同案的郑某和樊某作为员工被判五年和二年，但作为老板的许镇明却仅被判两年二个月，基于量刑明显不当，于是发起再审。许尔成了解到，再审将不再受“上诉不加刑”的限制。许尔成说，法院一直以来给他的感觉就是，“要给父亲更重的刑罚，否则也不会发回重审加刑，二审判决之后又再审”。据许尔成说，目前对父亲许镇明的三份判决书，判决的事实依据几乎一样，只是判决结果不一样。谭敏涛认为，如果按照再审程序来纠正此案，当事人可能会被重判。他说，无论是原审还是再审，都应当以事实错误和证据不充分为理由，而不是以刑罚畸轻为理由，在没有任何新的案件事实基础上，哪怕人民法院启动了再审程序，也应当以纠正事实错误和证据不充分为前提，而不能仅仅为了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就使用再审程序。【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如果…你可能就要失去我了微信又双叒叕改版了，如果不标星，你可能就会错过我们的推送。星标只需要：①打开北青深一度公众号主页，点击右上角“..."②在弹出的界面，选择“设为星标”。我们期待与你在每篇推文中相见！多名学生在新余火灾中遇难：培训教室由塑料板隔断，少有窗户逃生云南镇雄滑坡搜救进展：持续降雪增加难度，落石有三四层楼高献血、考证、做公益：卷“积分入学”的外来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