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吴昀编辑/杨宝璐10月14日，中央机关及直属机构公务员考试公告发布又是一年考公时。但这一年，35岁这道坎，被往后划了好几年。10月14日，中央机关及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发布。一般报考者年龄放宽至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至43周岁以下。此时，距离11月30日的公共科目笔试还剩47天。一些原本超龄的考生立即行动起来，找资料、查攻略、买网课……他们的备考时间更加紧迫，因而复习时间划分得也愈加精细——午休时间、接送孩子的路上，甚至是再早起一小时那不受打扰的清晨时光。这或许是人生调转船头的机会。突然放宽的考公的这道门，让他们再度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林桦给自己设置了严格的复习步骤临时决定10月9日，家在四川成都的林桦正式开始了考公复习。时隔两年，她再次打开番茄时钟——一款用于时间管理的应用程序，记录还停留在2023年，那时她正在备考注册土木工程师。经历过行业下行之后，她决定换个赛道，“重开一局”。10月初，林桦刚过了37岁的生日。看到公务员考试年龄放宽的消息后，她计算了一下，到明年，包括国考、省考和事业单位考试在内，她至少还能参加6场考试。最近一次考试是11月30日的国考，只有不到两个月的复习时间。她迅速调整了自己的日程。在网上购买了学习资料和网课，课程时长300多个小时，有准备的考生今年5月就开始上课了。她现在一天安排2-3节课，一节课3个小时，紧赶慢赶地，“至少这段时间内得把课听完，不然都没法考试。”家庭生活也围绕她的备考重新规划。早上7点多，她送儿子上学，8点30分之前返回家中开始复习；一起生活的母亲负责“后勤工作”，做好饭后喊她吃饭，午饭过后休息一会儿继续复习；儿子刚上一年级，周一和周五下午4点30分放学，由林桦接送；周二到周四放学时间为5点30分，则由母亲代劳——这样她每天能多出一小时的学习时间；孩子回家后，林桦负责辅导作业，直到晚上7点多，丈夫带孩子出门活动，她才能再次回到书桌前；孩子通常在9点左右入睡，她会再看书到11点；周末，她花一天陪孩子，另一天则去自习室进行模拟考试。其实早在今年8月，上海市在发布2025年度考试录用执法类公务员时就明确提出，年龄要求18岁到38岁。林桦身边的亲友给她分享了这个新闻，说“之后可能会全国放宽考公年龄限制”，但当时，林桦还觉得“应该不会”。9月底，四川眉山、遂宁、绵阳多地也放宽了考公考编的“35岁门槛”。林桦感觉有了希望，“突然有一个机会，就决心去试一试。”随着10月14日发布的2026年度国考公告明确，一般报考者的年龄限制由过去的“35周岁以下”放宽至“38周岁以下”，林桦报名了这次国考。紧接着，10月30日，她又报名了四川省省考。广州的蒋一维看到10月19日发布的《广东省2026年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之后，才开始着手准备考试。他出生于1986年底，从2015年到2022年，一直都在考公考编。如今政策放宽，38岁的他再次获得了考试机会。深一度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大龄考生早已从8月份上海释放的政策变动中推测，今年国考报考的年龄上限或将同步调整到38岁，但并未因此提前投入复习。“大龄考生面临的现实情况是，有家有业，做出的选择都很实际，没有看到具体的岗位之前，很少有人会真正启动备考”，有十年从业经验的公考讲师董迪迪说。二胎宝妈马潇潇也有过犹豫，她今年35岁，不知道还要不要“折腾”。“说白了，就是怕考不过，时间和精力都白费了。”但政策恰好在她35岁这一年放宽，马潇潇决定报考。“如果我抓不住的话，可能会后悔一辈子。”林桦多年来考取的证书中年备考林桦从储物间里搬出闲置已久的桌子，摆放在客厅靠窗的位置。她是全职备考，每次开始复习前，她会打开时钟界面，黑底白字的数字醒目地告诉她时间的流逝。为了备考，她还卸载了手机里的视频软件，即使放松时也不看手机。她习惯用思维导图拆解任务和知识点，对自己的学习情况进行全局性的把控。这些都是她在两年前备考注册土木工程师时总结的经验。林桦本科学的是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后的14年里，她先后考取了注册土木（岩土）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一级结构工程师等十余本专业资格证书，这让她一直保持着学习和考试的状态。在自控力方面，她很有自信，她的座右铭是“真正的自由，是自律的自由。”理科出身的林桦最担心的就是写申论和言语理解题。“理科脑看到数字比文字开心。”她自嘲。为此，她从复习第一天起，就一边吃饭，一边读《人民日报》。第一次模拟考，她的行测部分在没有严格卡时间的情况下，只考了50多分。而一般来说，行测要考到70分以上才具有竞争力。时间紧任务重，她把今年的考试当做“试水”，重头戏在明年。林桦心里清楚，自己只有这一年的时间，必须要有很大的决心。我先做了一个大的计划，然后细化到每月、每周必须完成的任务，督促自己一定认真执行。”全职备考已然不易，只剩一次机会且还在工作的“二胎宝爸”蒋一维更是难上加难。国考岗位少，难度大，备考时间短，他决定孤注一掷，把目标锚定在12月份的广东省省考。但工作和家庭占据了这位中年人的主要精力，他很难找出属于自己的整块时间。白天，蒋一维在社区居委会工作，工作内容多且繁杂。他放弃午休，想利用这段时间看看复习资料。但不时会有工作电话打进来，他不得不放下手里的书。偶尔趁着工作清闲，他会抓紧时间复习一会儿，但心里总觉得不好意思。正常的下午6点下班时间也难以保证，入户走访到晚上9点是常事。下班回家后，两个学龄前的儿子又都黏他。蒋一维重视对孩子的陪伴和教育，给娃洗澡、讲故事、哄睡觉。等孩子睡了之后，由于房子空间小，为了不影响家人休息，他选择早睡早起，在早上6点到8点之间复习。家里人对他考公这件事，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他们认为是个机会，但蒋一维成功上岸的可能性不高，因此“不会特别在意”，家人也不认为复习是什么重要的事情，有时还会让他去做些家务。蒋一维觉得，自己对考公的心态也有转变。2022年以前，二胎尚未出生，家庭责任不像现在这般重，他还有时间复习。越到中年，他越觉得“凡事应当以家庭为重”，自己只能在备考中找寻平衡，尽量不要让学习影响到家务。他对自己的状态不是很有信心，“静下心去刷题，确实对于我来说比较难。”他现在最多能保持40分钟的专注，这点时间不足以应对正式考试中2个小时的行测和3个小时的申论。“坐不住”与“记不住”，是中年备考最大的痛点。30岁之后，蒋一维发现自己的记忆力明显下降，原来轻而易举能够记住的东西，现在每次背完过不了多久，就又变得模糊，复习了三天，颈椎已出现不适。此外，他还饱受失眠困扰，常在凌晨三四点醒来，勉强睡去后又在六点强撑起床。精神不佳时，他只能通过观看备考视频代替刷题。随着考试日期逼近，他的身体疲惫与精神压力也与日俱增，“不知道身体能不能顶得住。”蒋一维说。在这种情况下，蒋一维觉得自己“上岸的几率基本上跟中彩票差不多”。马潇潇的复习资料切换赛道十年前，林桦根本没想过要考公。35岁那年，她离开了公司，虽然考虑过考公，但卡在年龄边缘，觉得自己希望不大，于是将精力转向专业领域的注册土木工程师考试。这本证书称得上土木领域里的“天花板”，也成了她职业发展的“基底石”。凭借它，林桦如今仍可以在家接到一些例如讲师、培训、设计之类的兼职工作，既保有一份不错的收入，也获得了陪伴孩子的时间。但林桦觉得这个状态没有足够的安全感，她还想“让自己再往上走”。她的丈夫同为土木人，拥有一份正职工作。考公年龄放宽的消息，正是丈夫最先告诉她，并鼓励她去尝试的。夫妻二人决定，至少应有一人寻求体制内的稳定，另一人则可以继续在行业内坚守。有了来自家庭的支持，以及此前攻克注册考试带来的信心，林桦更坚定了转向考公的想法。“注册考试是合格性考试，入门难，备考周期长，但只要及格就行；公务员考试则是选拔性考试，入门容易，可土木类岗位竞争激烈，想考第一太难。”林桦的想法是“考上是安稳，考不上是自由。我希望给自己多一份选择。”但一个现实是，如果考上公务员，根据《公务员法》规定，林桦将不得从事或参与营利性活动，也不得在企业中兼职。这意味着，两年前那张耗尽心血才考取的注册土木工程师资格证，将失去它的市场价值。与林桦相比，山东人马潇潇的考公决心，并不那么坚定。她坦言，自己不太有主见，容易受周围人影响、随大流。马潇潇大学专业是韩语，硕士毕业后，她就在青岛一所高校担任韩语教师，没有编制。工资4000多元，在青岛，这个工资水平不算低，且工作时间自由，一周就上10节课，每节2小时。这个学期她刚刚休完产假，课少的时候，一周只需到校两次。前些年，父母催促她考公考编。她有个年纪跟她差不多的表亲，学的专业也跟她相同。这位表亲三本毕业，年年考公，在35岁考上了老家的公务员，从此成了父母口中“别人家的孩子”。马潇潇其实心里挺羡慕的，“在老家，这是个很有面子的事情。”她之前也考了三四次，都在笔试阶段被淘汰，“那时年轻，对高校工作又很满意，没有那么迫切想考公。”但是今年，人生的重大变动来了。马潇潇的丈夫长期在北京工作，一两个月才回家一次，夫妻二人一直两地分居。眼看着大儿子马上要上小学，一家人想要团聚，马潇潇决定带着父母和两个孩子，举家搬到北京。来北京，她得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理想的工作仍是高校教师，但她投过两家高校的编外岗位，一次因“来回时间和成本太高”而没去考试，另一次笔试没过。通过这次考试她发现，报考高校岗位，自己并没有优势，于是放弃了“高校教师”这条赛道。她也做过培训机构的韩语老师，但比起英语老师每小时一两百、钢琴老师每小时好几百的课时费，韩语老师每小时五六十元的薪资显然太低，并且还要承担招生的任务。于是她又放弃了去培训机构的念头。思来想去，只有考公，但考公显然是一条更拥挤的赛道。10月26日，国家公务员局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度国考共有371.8万人通过了用人单位的资格审查，比去年增加30万人。本次国考招录38119人，比去年减少了1602人。最热门岗位有超过7000人参与报名竞争，最终过审人数6470人。马潇潇不敢告诉父母自己决定考公的事，“我会偷偷地考，不想丢人。“我的简历不是很出色，又是大龄，能力和精力都有限，哪怕过了笔试，面试也很可能过不了。”当机会降临网上有许多质疑的声音，时间少，精力薄，像马潇潇、蒋一维这样的中年人，坚持考公的意义是什么呢？“如果你在35-38岁之间，你会怎么选择呢？”蒋一维反问。在他看来，大部分想考公的人都是因为不太喜欢自己的职业。30岁以前，他一直在企业发展，做过销售和人力资源管理。2015年，公司发展前景不佳，为了谋求稳定，他先是在政府部门找了一份合同制的工作，同时开始报名市考、省考和国考，“基本上每一年都没有错过”。2022年，他来到社区居委会工作，几乎看不到入编的可能。而过了35岁再想换一份工作，基本上很难。他投过很多简历，都无音讯。这种状态让他缺乏目标感，“没有一个往上走的可能性路径，所以会迷茫。”他需要将考试作为抓手。这些年，他陆续考取了社工证、心理咨询师、中级经济师。事实上，这些证书在工作中几乎用不到。蒋一维坦言，考证也是一种焦虑的表现，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更有价值”。他将这次备考视为“一个修炼的过程”，“我知道现在大家很卷，但我其实不是很在意一定要考上，我更感兴趣的是，通过一些新的学习把状态提升上去。”他想，就算这次考不上，或许之后可以再试试法考。在马潇潇看来，公务员的工作有价值、有意义。如果能上岸，然后努力工作、升职，人生会有奋斗的动力，否则就一直就躺平了。董迪迪能明显察觉到，大龄考生比年轻考生有更多束缚，“他们处在又想考，又不敢投入的摇摆中。”她带过1000多名考生，现在正在指导的有四五十人，据她观察，近年来的考生群体没有太大变化，还是以年轻人为主，30岁到35岁中间人群则在减少。董迪迪判断，此次国考年龄放宽具有风向标作用，由于靴子刚刚落地，许多大龄考生还来不及准备。明年3月多省公务员联考及后续事业单位考试，或将有一批35岁到38岁的考生群体涌入。考公年龄放宽意味着什么？在董迪迪看来，此举“更大程度上是释放一个信号，引导社会不必再为‘35岁门槛’过度焦虑，给了很多人一个重新开始的希望。”今年8月，在林桦思考转行的时候，她去拜访了15年前自己初入行时第一家公司的老板，毕业于60年代初清华土木系，“说是老板，其实更多的角色像老师。”林桦说。大家都在感叹行业下行，这位老师则对她说了一段话：“干我们这行，好机会不多，但当好机会出现时，一定要珍惜机会并抓紧机会，如现在没有好机会出现，就应该抓紧时间多读书学习，提高个人水平，等待下一次机会出现时厚积薄发、一蹴而就。”林桦记住了这句话。几天后，上海执法类公务员考试年龄放宽到38岁，机会真的来了，林桦想牢牢抓住。（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林桦、马潇潇、蒋一维、董迪迪为化名）【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判后观察团：让判决落地，让事了人和“技术男”设三重安全墙，母亲95万存款还是被骗走了入职六个月，我从应届生变成了“诈骗犯”

记者/张蕊编辑/宋建华在法官黄勇花的调解下，当事双方握手言和“你家小子今年该中考了吧？”“听说大姐家装修房子，都安顿好了吗？”调解书签完字，支付完毕，六姐妹谁都没有先离开。刚刚氛围还略显紧张的调解室，渐渐被轻声细语填满。这些寻常的家常话，在曾经对簿公堂的姐妹之间，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而这样温暖的场景，正是“判后观察团”工作之后的写照。这是一起让通州法院张家湾法庭黄勇花法官至今难忘的继承纠纷案。六个姐妹因父母留下的老宅搬迁对簿公堂，留守照顾父母的妹妹与外嫁的两个姐姐各执己见。最初，姐妹几人谁也不退让，局面一度僵持不下。“判后观察团”成员黄勇花主动提出去做双方的工作，经过多次调解，姐妹们达成了共识：房屋归留守妹妹，她给予外嫁姐姐5万元补偿，其他姐妹自愿放弃遗产继承。“判后观察团”是张家湾法庭今年开始探索的新机制，由全庭的法官、法官助理担任“判后观察员”，核心职责是：在判决后主动介入，通过答疑、督促、调解、回访等方式，促进当事人服判息诉、自动履行，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充分调动全社会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数据显示，该机制运行以来，张家湾法庭一审服判息诉率提升至93%以上，自动履行率同比上升10%以上，605件调解案件在履行期内及时履行，实现了“权益兑现零时差”。“一纸判决并非终点。”张家湾法庭庭长孟强表示，“我们希望通过判后观察团的工作，让公平正义不仅写在纸上，还能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实现。”法官井龙主持双方当事人调解现场判决后，矛盾是否真的化解2024年初，北京通州法院张家湾法庭的法官井龙，接手了一起所有权确认纠纷案。案件中，兄弟姐妹六人因父母遗留的一处宅基地搬迁补偿款分配问题产生分歧。“这院子里的老房，判给我有份，白纸黑字写着的！”年过六旬的陈大姐握着一份泛黄的判决书，眉头紧锁。十年前，法院确认了她对祖宅中三间北房的所有权；十年后，这处院落面临搬迁，补偿款的分配却引发了亲人之间的矛盾。案件判决后，尽管法律上明确了各自的权利份额，本应支付款项的被告人赵大姐，内心却对补偿款分配充满抵触，态度强硬地表示“不管法院怎么判，这钱我不会给！”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判后观察团”主动介入。观察团的核心发起人之一、该案的承办法官井龙将双方请回调解室，组织“判后答疑”谈话，耐心地逐项向双方释明判决思路、明确款项计算方式，引导双方换位思考。他先以“情”为先，劝导双方念及家庭亲情，即便父母离婚、女儿外嫁、改姓，但不改变血浓于水的亲情关系；待双方情绪平复后，又以“理”为主阐释判决，井龙明确告诉赵大姐，其一家因为赡养父母在此前的继承纠纷中已经多分到了老宅的份额，故父母赡养的问题并不是影响本案判决结果的因素。最后，井龙还以“法”为盾，明确利害关系，释明了拒绝履行会面临的各种风险。经过多轮耐心的沟通，赵大姐的态度终于软化，心结被逐渐打开。她去银行取了现金，在井龙的主持下，将款项全额交到了原告陈大姐手中。看着手中的现金，陈大姐由衷地道谢：“法官，真没想到这么快拿到钱，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这一幕也被法庭的镜头记录下来。照片中，陈大姐洋溢着发自内心的笑容。这张笑脸，成为了“判后观察团”机制最直观、最温暖的注脚。“这个案子让我深刻感受到，很多纠纷的根源在于‘情’而不在于‘法’。”井龙说，“判决解决了法律问题，但观察员的耐心细致和富有温情的介入，才能触及并化解情感坚冰。”从“对簿公堂”到“握手言和”另一起老宅的搬迁引发了同样一场令人唏嘘的家庭纠纷。一家几兄妹因祖宅搬迁补偿款分配问题对簿公堂，年过七旬的大哥将弟弟妹妹等人诉至法院，要求分割父母遗产。老宅始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兄妹几人的父母建造。1993年，该院落登记在二儿子的名下；1998年，小弟出资将院内北房翻建。2022年，该院落被纳入棚户区改造项目，小弟作为被搬迁人签订了补偿协议，获得包括宅基地区位补偿款、房屋重置成新价等在内的全部补偿款。“最初，弟弟们想调解，也表示愿意适当给予大哥补偿。”黄勇花说，大哥的家人不同意，坚决要求法院判决。后经通州法院审理认为，老宅最初由兄妹们的父母建造，虽后续登记在小弟名下且由小弟翻建，但翻建行为不能完全否定原始建造部分的财产权利。法院判决小弟给付大哥遗产份额共计15427.49元。大哥不服一审判决，选择上诉，二审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张家湾法庭的法官们多次联系小弟，督促其按照判决履行给付义务，并向其阐明不履行的法律后果；同时与大哥保持沟通，进行判后答疑，促进其理解裁判结果。最终，在"判后观察团"的努力下，这起家庭纠纷得到圆满解决。当事人自动履行了判决，避免了兄弟姐妹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在一起运输合同纠纷中，原告证据不足，张家湾法庭的法官崔雨桐在开庭前后多次沟通，最终促成调解。被告当天携带现金到法庭，双方在崔雨桐的见证下完成交接，并录制视频留底。“起诉到解决，不到四个月，这已经是非常快的了。”北京乐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徐兴旺认为，“判后观察团”这一机制创造了一个“双赢的局面”。“当事人很满意，当庭就向法官致了谢。”徐兴旺说，事情得到快速解决，当事人也松了一口气，要不搁在心里始终不舒服。徐兴旺希望更多的法院也能够成立“判后观察团”，他认为，不管是对法官、律师还是当事人，这都是一个巨大的成本节约。在井龙主持下，当事双方现场履行判决“最后一公里”的难题2025年，张家湾法庭的案件量呈现爆发式增长。“一方面是辖区经济发展快，搬迁腾退项目集中；另一方面是老百姓法律意识增强，愿意通过诉讼解决问题。”孟强告诉记者，这也间接导致了判决之后“执行难”的问题日益突出。“很多当事人拿到判决书后，不愿意等，就直接申请执行。”孟强说。“我们不能只做‘裁判者’，更要做‘治理者’。”孟强说，“判后观察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该机制的创立，源于对司法实践

“我吐出来的不是食物，是错误”解除烂尾楼购房合同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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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见于儿童孤独症患儿到学龄期时部分症状改善或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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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徐岑编辑/宋建华被杨某虐杀的一部分猫的照片7月23日，方萍收到深圳市公安局光明分局的立案告知书，杨某因假借领养之名，虐杀送养人的20余只猫，被以诈骗案刑事立案。陈安清晰地记得杨某的样子——21日晚9点43分，对方敲开她的房门，微笑着带走了她和方萍一同喂养的4只流浪猫。不到24小时，4只猫凭空消失了。凭空消失的，还有在一个半月内其他10余名送养人的20余只猫。进入8月份，案件审理在移交检察院时，因无法确定损害金额，重新转为行政案件。对此结果，方萍和其他送养人表示将进行民事诉讼，继续追究杨某的责任。警方的立案告知书“领养人”杨某7月22日晚6点，方萍赶到深圳市光明区玉塘派出所报案。此时距离杨某假借领养之名，带走她们的4只猫并虐杀，不到24小时。被杨某带走的四只猫曾是方萍小区里的流浪猫，一只猫妈，三只猫仔。猫妈很瘦，但温顺亲人，方萍形容它是被业主“你一口我一口喂大的”，对人没有戒备心。6月底，猫妈生下一窝三只小猫，都是麒麟尾。方萍和楼下住户陈安长期投喂猫妈，两人决定带四只猫回家临时喂养，并在闲鱼上发布了领养信息，希望找到合适的领养人长期照料它们。7月21日晚，杨某通过闲鱼联系陈安，提出了领养意愿。当得知共有4只猫后，他表示可以全部领养。在陈安同意后，当晚9点43分，杨某上门领走了4只猫。第二天中午，得知猫被领养走的方萍，在和陈安的交流中，发现杨某“很不对劲”。方萍觉得杨某“太过急切”，且一般情况下，极少有人会一下领养4只猫。方萍查看杨某的闲鱼账号，发现账号是新注册的，没有交易记录。陈安查看杨某的朋友圈，发现自己已被屏蔽，打微信视频回访，对方也始终没有回应。到下午3点，杨某直接拉黑了陈安。此时，怀疑杨某有虐猫可能的方萍，决定立即报警，“离他带走猫已经过去十几个小时了，我想哪怕还剩一只，也要把它接回来”。在派出所，警方以“故意毁坏财物”将该案行政立案。当晚9点，“领养人”杨某被带到派出所。在调解室里，无论方萍怎么问，杨某一口咬定“猫不听管，自己跑了”。很快，方萍发现受害的猫不止4只，她在小红书上发帖不到一小时，就有另外两名送养人联系方萍，称自己的多只猫也被杨某领养走了。方萍质问杨某，“我们4个送养人有十几只猫在你手上，全都跑了，这说得过去吗？”面对质问，杨某沉默了。当晚11点左右，面对赶来派出所的另外两位送养人，杨某主动提出可以写保证书，只要金额合理也可以赔偿，并称他只想解决这个事情。对于这样的反应，方萍推测“他要么以前有过经验，要么有人向他传授过经验”。方萍事后告诉深一度，在她发帖后的几天内，共有10余名送养人联系她，诉说了各自将总计20余只猫交给杨某领养的经历。杨某的“领养”频率极高，有时一天之内连续“领养”。其中一位送养人把一只一个多星期大的生病流浪猫带回家，花钱把病治好，养到四个多月大，可猫交给杨某“领养”后，很快就不见了。7月23日凌晨，4名送养人结束笔录离开派出所。上午11点，方萍收到警方消息，根据目前掌握的证据，杨某以诈骗的手段把猫从送养人处带走并把猫杀害，达到诈骗案刑事立案的标准，已对其采取刑事拘留措施。据深一度目前了解的情况，此案为全国首例在虐猫事件中被刑事立案的案件。应送养人要求，杨某拍摄正面抱猫照片后把猫带走刑事立案转回行政案件据多位送养人描述，杨某处处表现得像是一位“爱猫人士”。他声称自己有养猫和带小孩的经验、与女朋友一起领养、持有电工证并月收入过万……这让许多送养人卸下防备。而在派出所，方萍了解到杨某其实并没有工作。对于送养人提出的照料需求，杨某也是有求必应。一位送养人曾向他提出一个月大的小猫还需要吃奶，麦德氏的羊奶粉质量比较好，杨某立刻下单购买，还给送养人发送了下单截图。线下上门接猫时，杨某讲话慢条斯理，与送养人见面时还会提着水果前来。见到送养人家中的小猫，杨某会主动与猫互动，看上去自然融洽。为了领养安全，有送养人曾要求杨某抱着猫拍摄正脸照片，杨某全程笑容满面，并不要求遮挡面部。有时，女朋友也会与杨某一同前来接猫，站在一旁，低着头并不说话。唯一能够使杨某绷紧神经的是领养协议。7月22日晚，在派出所接受调查期间，杨某主动提及与一位送养人曾签署领养协议。方萍回忆：“杨某说签过领养协议的那只猫已经还给送养人了，对方不能拿领养协议来告他。”而事实情况是，杨某在接回领养猫后，以猫性格不好为由，与送养人沟通后更换了一只，而在更换后，送养人出于信任并没有与杨某重新签订领养协议。根据我国《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一条，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领养协议中的违约责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领养人的行为，例如设定违约金、保留送养人在特殊情形下追回动物的权利。8月13日，警方通知方萍，在案件移交检察院时因无法确定损害金额，现已转回行政案件，此前杨某的刑事拘留天数一并转为行政拘留天数。律师崔灿向深一度介绍，目前中国大陆除《野生动物保护法》外，没有设立专门的动物保护法，这也导致对虐待动物行为追究责任时，需要依据现有的其他法条。据甘肃政法大学教授史玉成在《论动物的法律地位及其实定法保护进路》一文中介绍，目前在中国大陆，有关动物的立法主要围绕规范动物资源合理利用、动物实验技术规范和检疫防疫三个方面，相关法律规定包括《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实验动物管理条例》《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动物防疫法》等，但这三类立法不涉及保护动物福利。崔灿进一步解释，《刑法》中可以与虐待、虐杀动物行为关联的法条为第二百七十五条“故意毁坏财物罪”。以此条判刑需要首先确定动物属于他人财物，在此基础上，财物损失需要达到5000元立案标准，或出现三次以上损害财物的行为。其他罪名如“寻衅滋事”则适用于极端情况，比如在公共场合血腥施虐引发恐慌，但一般实践情况会运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寻衅滋事”的行政处罚，对施虐者通常采取最高15天的行政拘留措施，极少应用刑法中“寻衅滋事”罪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钱叶芳向深一度介绍，现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虽然可以惩治虐待虐杀动物行为，但如果缺少专门立法，一般性的法律较为容易被规避，导致在执法阶段出现阻力。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动物是一个“物”的概念。崔灿在接触多起宠物相关案件后总结道：“只有当这个‘物’可能影响到‘人’了，或者侵犯了人的权利，才能够对其惩罚。”方萍和陈安喂养的猫妈和三只小猫继续对虐猫人追责为了搜集证据、推动立案，越来越多虐杀动物案件中的当事人通过网络寻找更多当事人，同时也获得了舆论支持的声量。多位律师、学者、志愿者向深一度表示，舆论成为目前约束虐杀动物行为的重要抓手。3月5日，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通报一起在公众场合恶意伤害动物的案件，蔡某某在虐杀动物的同时，还与其他人产生口角和肢体冲突，扰乱公共秩序，被行政拘留。4月28日，成都律师胡某用复合弓虐杀猫引发舆论关注。4月29日，胡某被行政拘留，此后本人主动注销了自己的律师执业证。7月中旬，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湖校区出现多起虐猫事件，小猫头部被插入异物。在校内师生的推动下，施虐人被警方拘留。民间组织“彩色地球守护人”成员冯好向深一度介绍，每天他们都能收到3条以上来自全国各地虐待动物的救助信息。在核实情况后，他们会在微博、公众号等平台发布消息，帮助当事人获得更多舆论关注。而另一面，“杨某”们则藏在聚光灯之外的暗处。冯好曾以志愿者身份接触过多位虐猫者，他们可能是银行职员、学校教师、未满18岁的青少年……在网络空间的角落，他们通过群组传播虐待动物视频，获得流量。目前，社交平台对相关内容还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在舆论推动之外，社区共治的行动也在从社会基层改变现状。2020年底起，钱叶芳团队协同杭州市钱塘区海天社区开展社区动物文明建设。具体来说，社区动物文明建设推动在小区内文明养犬，督促狗主人牵绳捡便。同时以“抓捕-绝育-放归”（TNR）的方式救助社区流浪猫，并保障后续投喂。五年时间里，钱叶芳团队不断收到小区业主的投诉，但变化也在悄然中发生。一开始进入小区，钱叶芳感受到的是普遍的不理解，许多业主认为流浪动物就不应该存在在社区里。随着实践的深入，小区里流浪猫发情期的叫声没有了，乱翻垃圾桶的猫少了，遛狗不牵绳的现象基本消失，越来越多以往沉默的业主开始为爱护动物发声。目前，在开展活动的社区内，大家已基本达成了“可以不爱，不要伤害”的共识。钱叶芳希望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将模式继续推广到整个杭州市层面。自8月13日转为行政案件后，方萍仍然没有放弃进一步追究杨某责任的努力，她和其他送养人决定继续民事诉讼。此前，他们还一起咨询了律师，探讨了刑事自诉的可能性，因为“成功概率很小”，最终选择了放弃。“因为没有先例可循，我们其实也有些茫然，但我们想哪怕对虐杀动物的现象有一点点改变，都是好的”。方萍回想起和猫妈的最后一面。她开了一盒猫罐头放在一边，猫妈也不去吃，只是在她身边蹭着撒娇，直到方萍与它告别离开，猫妈才去吃完了猫罐头。（应受访者要求，方萍、陈安为化名）【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竞业限制滥用乱象：安装工、业务员、钢琴老师成为“两高一密”人员把自己作为“段子”无薪试岗，不只是“一笔小钱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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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柠宁编辑/计巍对于陷入竞业限制纠纷的劳动者而言，想要从一纸协议中跳出来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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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石爱华编辑/宋建华再审宣判前，郑小东来到工作过的农场门口，想到了从前在这里修路的经历2025年7月15日上午10点，62岁的郑小东在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等来了再审判决。判决从二审认定的三项罪名，改判贪污受贿两罪，刑期从八年改判五年。郑小东曾任吉林省四平市辽河农场副场长兼茅山分场场长，任职期间，分别在2007年、2010年获评四平市劳模、特等劳模。2017年7月25日，郑小东被四平市纪委提级双规，后被公主岭检察院提起公诉，受控罪名包括贪污、受贿、滥用职权、非法占用农用地。2020年3月6日，郑小东因贪污罪、受贿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终审被判有期徒刑八年。在此期间，郑小东始终自辩无罪，坚持申诉。【此前报道：副科级“劳模”涉贪污受贿等四宗罪，女律师为亲哥作无罪辩护】2023年，案件迎来转机。吉林省检察院对茅山分场的原始票证进行笔迹鉴定后发现，原本认定郑小东虚开的几张发票，实际存在领款人，因此不能直接认定相关款项支出为虚构。2023年3月9日，吉林省检察院向吉林省高院进行刑事抗诉。2023年6月7日，吉林省高院作出再审决定，指令四平市中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再审。【此前报道：一份笔迹鉴定，让被判“贪污受贿”的劳模看到改判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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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石爱华编辑/宋建华陈雅明一家如今还住在镇政府几公里外的老房里住在湛江雷州市唐家镇的陈雅明一家，一直有“买套楼房”的心愿。十年前，唐家镇镇政府的大院里建起了三栋“公租房”，得知部分房屋对外公租后，陈雅明一家举全员之力，凑了16.08万房款，“抢”到了最后一套。正当他们装修的时候，有人找上门来，声称也是这套房的“主人”。随后政府“封锁”了这套房屋。陈雅明后来了解到，唐家镇的公租房共有60套，却“租”给了72户，其中10套房涉及一房多主。随着住户们的维权，一房多主背后隐藏的资金筹集、施工手续，以及房屋面积超标、招租无序等问题被一一暴露出来。十年过去，陈雅明一家既没有住进公租房，也没有拿回房款。“现在回看，从一开工的时候风险就埋下了。”陈雅明说。陈雅明一家交纳16.08万元的收据对外放开的公租房陈雅明今年35岁，在雷州市唐家镇土生土长，在五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他家的自建房，距离唐家镇政府步行只需十来分钟。在不到4万人的唐家镇，消息经常口口相传。2013年，陈雅明的父亲听亲戚说，为了解决镇政府公职人员住房问题，镇政府准备在政府大院里筹款建“公租房”。他还听说，多余的房子有可能对“外面”的人出租。父亲把消息告诉了大儿子陈雅明。陈雅明不到20岁就到上海打工，每个月都会往家里寄一两千块钱，父亲说，如果用他的存款，再加上姐妹几个人的钱，能在政府大院里“买”一套公租房，将来无论是他结婚用，还是家人自住，都很合适，并且房价比市面上的便宜。但2013年，公租房尚未建成，也没有对外公租，只接受政府工作人员的预订。从唐家镇政府正门往里走，绕过办公大楼，就是镇政府筹建的公租房，一共分A、B、C三栋，每栋楼5层，每两个房号被拼成一套公租房，一共60套，每套面积117平米。2015年，陈雅明的父亲听说“公租房”对外放开的消息。陈雅明回忆，当时镇上有人“买”了公租房，父亲就去找人打听流程，对方告诉他，可以去找施工方，政府已经授权给对方对外招租了。公租房现场施工负责人名叫陈教英，施工资质当时挂靠在广东省雷州市建筑工程公司下面。根据陈雅明提供的材料，唐家镇政府曾在2014年9月1日与广东省雷州市建筑公司签订了一份公租房建筑补充协议书，协议约定镇政府在2014年9月10日前，要求符合条件的干部职工报名交款，若未按规定日期报名交款，承建方可将公租房对外公租，镇政府全程跟踪监督。2015年得知公租房对外放开的消息时，陈雅明和父亲都在外地打工，为了“抢到”房子，父亲托亲戚找到陈教英“购房”，被告知只剩下最后一套，房号是A栋的105和106。“抢到最后一套，当时觉得特别幸运”，陈雅明说，亲戚拿着16.08万元的现金，帮忙定下了这套全家心心念念的房子。这些钱几乎是陈雅明和姐姐、妹妹三个人的全部积蓄。在镇政府大院的办公点交完钱后，陈雅明的父亲只拿到了一张收据，没有签过任何合同，票面上的收款人为陈教英，上面没有写收款单位也没有盖章。陈雅明解释，因为房子盖在政府大院，交易地点也在政府大院，所以非常信任。“当时也不懂什么是公租房，也不知道什么叫产权证”。陈雅明说，公租房的价格平均每平米不到1400元，而当时镇上的商品房价格在两三千元左右，比商品房便宜了不少，所以即使知道可能没有“房本”，自己住也非常合适。交钱时，三栋公租房主体已经建好，只剩周边的配套还没有完成，他们被告知，一旦配套完成，便可以入住。如今透过窗户，还能看到当年砌的那道隔断墙和地面上的散砖一套房多个“主人”交款后，陈雅明的父亲经常到镇政府大院找到陈教英询问交房时间，到了2016年下半年，终于拿到了A栋105、106的钥匙。这是一套三居室，因为家里孩子多，父亲提出装修一定要多隔一个房间出来，以便家里的人能有独立空间。2017年初，父亲带着施工人员，用砖砌起一面隔断，把房子改成了四居。陈雅明原本以为，一家人很快就能从老宅里搬进楼房，结果有人叫停了装修。据陈雅明父亲说，2017年初，他准备到新房里查看水电如何改造，刚到门口，还没有进屋，就有一个人过来声称房子是自己的。对方是政府职工，称当时选房时抽中了这套，但由于不喜欢1层，就调换到2层的一套房子，但没想到2层那套已经被人买下了，于是决定还是要一层这套。争论中，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政府人员来到现场，叫停了装修，并且封锁了这套房子。如今，一封8年的房子还是毛坯房，透过窗户，还能看到那道砖砌的隔断墙。装修被叫停后，陈雅明的父亲特意到镇政府查看了政府职工的抽签记录，对方确实抽中了这套，但换到了2层，对方收据上的房号也是2层。据陈雅明的父亲了解，2层那套房同时被公租给了3个人。陈雅明父亲称，交房那段时间暴露了很多问题，有部分房屋“一房多主”，有人的收据上没写房号，还有陈雅明家这样存在争议的房子。情急之下，住户们报了警。报警之后，当地介入调查，施工负责人陈教英被抓。根据陈雅明拿到的官方回复，2019年5月22日，雷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对陈教英进行了询问，陈教英承认因建设工程资金紧张，重复收取公租房房款，从而造成公租房一房多主的情况。雷州市公安局于2019年6月6日立案侦查，同年7月1日将该案移送雷州市检察院，并与陈教英另外一起诈骗案并案起诉。2020年7月，陈教英因诈骗罪被判有期徒刑14年。唐家镇政府大院大门重复出租是怎么发生的陈雅明说，从发现房子有问题至今，已经8年多时间。对于有争议的房子，政府采取了“封锁”的方法，但房款一直没有退回。2024年，由于一直无法拿到房子又没有拿到退款，陈雅明起诉雷州市唐家镇人民政府、雷州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及施工方负责人陈教英，希望通过民事诉讼让对方交付公租房或者退还房款和利息。广东省雷州市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其出具的民事裁定书显示，唐家镇政府称，陈雅明的房款没有支付给唐家镇政府，陈教英重复出租房屋的行为与政府无关。而广东省雷州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也辩称与该案无关。其辩护人认为，陈教英借用其公司资质与唐家镇政府签订工程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陈教英作为实际施工人和发包人，与唐家镇政府形成了实际的法律关系。在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因唐家镇政府招租未达预期，遂委托陈教英面向社会招租，将收来的钱款抵偿陈教英垫付的工程投资款，收取的钱款分配和使用，完全由镇政府和陈教英决定，与公司无关。起诉时，陈教英已因诈骗罪处于服刑阶段，他在诈骗案审理过程中曾对公租房招租一事有过辩解，他认为，之所以对外招租是因为政府的工程款不足，其招租行为是镇政府授权的，而部分重复招租的原因，是因为镇政府同期也在对外招租，部分租户将房款交给了副镇长，由于沟通问题，出现了重复的情况，他认为自己并非主观恶意重复出租。陈雅明提供的资料也显示，部分重租公租房的出租收据上，同一套房，两个租户分别将房款交给了施工方的陈教英和时任副镇长周钊。最终，法院驳回陈雅明的诉讼请求，认为陈雅明与唐家镇政府之间的争议，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或者财产关系纠纷，不属于法院民事诉讼受理范围。

周岁以下的妇女，为她们提供工作时间、管理模式相对灵活，方便兼顾工作和育儿的就业岗位。2025年5月28日，湖北省人社厅、省总工会、省妇联联合印发《关于推行

记者/计巍编辑/宋建华打零工上班路上的黄珊关于自己职业上在走下坡路这件事，黄珊在失去眼前这份工作的两三年前就已经预感到了。在此之前16年的职业生涯里，她换过五六份工作，历经过互联网和电影行业的繁盛期，也从事过新媒体行业，过程都还算顺利，有几次是原公司的部门领导拉上她出来单干。但这一次不一样了。在她快要四十岁时，她发现自己很难再找到下一份工作。朋友和同事那里没有能给她内推的机会，这个年纪去大厂她会介意自己比部门领导年龄还要大，“你不介意，你的leader也会介意”。她也会怀疑和苛责自己，不是名牌大学毕业，也不是高学历，在过去从事的行业里还没来得及去深耕，就已经被“淘汰”了，竞争力在哪里呢？在40岁这一年，她不得不重新看清自己：你走到了什么阶段？你手里还有什么？你必须要做什么？你还能做什么？认清现实，接受下坡，翻到人生B面，寻找新的方向，是黄珊把自己从失落里“打捞”出来的抓手。为了对抗工作空窗期的焦虑，她开始四处打零工：一早去运动装备店上架货品，接着去咖啡店做咖啡，去餐厅擦桌子、洗碗。有一段时间，她每天要连轴干上8小时，“把脑袋一扔，就是干”。但这还不够，她必须要去面对那个问题——接下来“这一趴”到底要怎么过？作为一个中年女性，一个初中孩子的妈妈，除了不能停下来赚钱，要有陪女儿的时间，她仍希望自己是有趣的，一直可以去学习和成长的，就像她这十几年的职业生涯里所期待的一样。她必须再次拾回她的“脑袋”，去重新平衡生活，去给自己的人生B面想办法，让它尽可能精彩一点。以下根据黄珊的自述整理。“我得出门，找个活干”去年8月1日，40岁的我失去了工作。我没和家里人说，不能在家待着。一开始，我去了很多平时没机会去的地方，我喜欢逛博物馆，去了好多博物馆，连国博都去了，不用抢票，贼爽。但你总有没地儿去的时候，也不想玩了，就开始去图书馆坐着。每到星期五，我就可以松口气，因为终于不用去想明天去哪儿了。但到了周一，我就又开始焦躁：这个星期该怎么熬呢？你会突然间特兴奋，突然又不高兴，要是有人跟我多说两句话，我可能会当面哭出来。在此前两三年，我就感觉到自己在职场开始面对下坡路了。当时我在一个公司做新媒体运营，公司的人越来越少，我也在想自己接下来到底能干什么。想过换地儿，但这个年龄再去找一个同类型的工作，我会比我的leader年龄都要大，我不别扭人家也别扭。这个年龄海投成功率很低，找以前的同事聊，发现也没有内推的机会。那个时候就很崩溃，会一阵一阵地想不明白，我会跟自己说，你就是要翻到人生的B面了，要进入下一个阶段了。但你很难一下子就接受。最难的时候，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夸自己一下，说：你真棒，咱又把孩子养大了一天。孩子还小的时候我离婚了，女儿一直跟我生活。虽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当它真的来了，还是很慌。你没机会躲了。那段时间原本我已经开始为跑半程马拉松做准备了，但失去工作的第三周，当我换好衣服后就是不想出门跑，健身房也不想去了。我就知道要这么颓着，人就废了。我得出门，得高低找个活干。第一份零工是通过中介找的。在一个运动装备店里给货品上架，每天早上给闺女做完早饭后，我坐一个小时地铁，8点多到店里干上2个小时，赚70块钱。虽然不多，但天天干的话，一个月能有2000多元，开工早收工也早，不耽误其他事。没几天，我又在这个零工后面给自己加了去咖啡馆做咖啡的活，从11点干到晚上6点，有时候也干8个小时，时薪20多元。这活是真的累，它就要求你快，没那么多沟通，客人小程序下单，你把脑袋一扔，就是干。那个时候也觉得很解压。在这个咖啡店，你永远不会闲下来，高峰过去平峰时，你要做清洁，手里的抹布永远都不能放下，要收拾，补货，迎接下一个高峰的到来，桌子上的咖啡经常是一杯挨一杯，有时多到放不下。我们店员们经常说，如果想上厕所，你就扔下手里的活立刻去，不然你永远都出不去。大家开玩笑说自己就像是流水线上的女工，每人站在一个点位上，做自己的那一个环节。我负责的是出餐，要不停地帮客人找号、打包。一般干到第7个小时，我就已经到极限了，开始挂相了，但是好在戴着口罩、帽子，没有人能看得到我的表情。有一天，正当我干得特别累，被客人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就像一个打包机器人在出餐时，一抬头，看见一个好朋友正站在对面。我当时特别窘迫，也没空出柜台去见她。我们的关系特别好，她也知道我以前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状态——早上去健身，上班，干活，下班回家看孩子，睡觉。上班前会给自己选好衣服，甚至会把皮带扣和耳环搭配上。但就是这种对比，让我觉得天塌了，整个“人设”都没有了。我下班之后就跟她在微信上吵了一架，她说她是好心过来看我，我说我不希望这一面被看到。一个月后，运动装备店的零工没有了，在咖啡店的活之外，我又找了一家日式炸猪排店打了一段时间零工。作为服务员，我要收拾桌子，有时中午人多着急翻台，我就直接上手收拾桌子上那些乱七八糟的吃剩的东西。那一瞬间我都佩服我自己：竟然不嫌脏。在家里我都要垫着纸巾收拾的。我当时想的是，找不到工作不是我的错，但有你能干的活你又嫌弃，就是你的问题了。你干了就得认，就不能嫌脏。我也要去后厨刷碗，想想十几年前大学毕业时，怎么也想不到自己40岁的时候在刷碗。我还不会用洗碗机，别人都在忙，我也不好意思问，就闷头洗，然后悄悄观察别人怎么用。我会告诉自己，既然干了这个活，该跟上的节奏你得跟上。既然决定打零工，就要扛住那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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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计巍编辑/宋建华在周雨涵的作品《dressing》中，女孩仿佛被食物操控的木偶，与食物矛盾病态的关系，是进食障碍人群生活中每天面临的痛苦（图｜周雨涵）开始时，它看上去只是一场和“吃”有关的战斗。“我应该变得瘦一些，这会让我更自信，衣服上身更好看，也更能获得人们的好感。”——起初，一切看上去似乎都很好，你有一个要变得更好的愿望、一个明确的目标，甚至还有着强大的意志力，节食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发生了。你开始严格控制进食。体重秤上的数字几乎每天都在下降，那种实现目标的掌控感让你感觉很棒。就像一个短跑运动员想要不断地去突破自己的最好成绩一样，你更加自律地去“训练”自己，让秤上的数字越来越“好”，而且永远可以更“好”。饥饿被逐渐“适应”，在可以吃的食物名单上，甚至只剩下了一颗苹果。大脑被训练出了一套完美的“监工模式”，这不仅仅关乎体重的持续降低，更关乎你逐渐增强的掌控感和价值感。直到有一天，掌控变成失控。你开始被自己训练出来的那个“监工模式”反噬。它让你意识不到风险，哪怕你已经瘦到28公斤，哪怕你已经被送进ICU，被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它仍要求你听它的，继续节食，否则你此前的努力就白费了，你会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一事无成的失败者。运气好的话，你会通过一些渠道早一点知道自己患上了一种叫做进食障碍的疾病——也会知道除了神经性厌食，它还可能表现为神经性贪食和暴食障碍等类型——你会去认识它，和它周旋，找机会从它的嘴巴里逃脱。但也有可能，你仍在被它控制，感到它正在一点一点“吃”掉你。进食障碍是指以进食行为异常，对食物和体重、体型的过度关注为主要临床特征的一组综合征，是一种与心理因素相关的生理障碍。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进食障碍是主要发生于青少年和成年早期女性的心理生理疾病，是精神科中致死率最高的疾病之一。来自精神卫生机构的数据显示，进食障碍的患病率在我国存在逐年上升的趋势。作为多年进食障碍的亲历者，以及国内首个进食障碍同辈支持组织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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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苗昊鉷编辑/宋建华2025年3月18日，宋宁收到了两年前的鲜花订单——自己最喜欢的野逸套餐花加曾经风光过。

，以及震前楼下曾传出的砸墙声一个非典型“神童”的下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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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a公寓所处地理位置较好，生活也很方便。公寓附近有曼德勒市第一中学、仰光中央铁路、城市超市、皇宫、曼德勒山、固都陶佛塔。公寓早期广告单上的宣传语是：我们正在放弃拥有一个家的梦想（We

采写/王子伊编辑/宋建华兜兜转转之后，王存是重新回到天文研究领域世界上有两个王存是。一个是所谓的“天才少年”、“神童”，另一个是“选择坐下”的普通人。前者生活在人们的艳羡和夸奖中，跳级念书，比班级同学普遍小两岁，10岁获得天文奥赛二等奖，25岁获得理学博士学位，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做博士后。后者生活在北京怀柔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为不上补习班和妈妈“打架”，喜欢打游戏，在中学卫生间里偷吃辣条，因为接二连三的“失败”陷入抑郁，在大学宿舍整宿睡不着。在“鸡娃”“内卷”还没有成为热词的时代，“神童”“天才少年”曾是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许多孩子和家长追逐的神话。但长大后，王存是才发现，“神童”标签以外，人生的轨道不只有一种。以下内容根据王存是口述整理：“神童制造”工程从一二年级起，我开始在家附近的学生活动管理中心上天文的兴趣班。我听过许多故事，比如科幻的、历史的、神话的，他们都会告诉你，比较厉害的都是从天上来的。你看哪吒，就总是从天上“噔”地就下来了。跟着兴趣班老师学了几年，10岁时，我去参加一个天文奥赛，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学科竞赛，主要是为了选拔参加国际天文学奥林匹克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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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计巍编辑/宋建华搬到济南后的李小中用眼控仪打字李小中今年55岁，患渐冻症8年。这些年里，她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不能动也不能说，那台连接眼控仪的电脑，是她表达自己意志的最重要的外挂“器官”。为了掌控自己生命的主动权，她曾三次“雇凶杀己”，但都失败了。最后一次的痛苦经历，让她开始怕死。现在，她选择活命，生活的逻辑也发生了改变——从抵抗没有尊严地活着，变成了怎样在自己的计划中活下去。那个被困在身体里的她，一直在“折腾”。“出走”“呼吸憋气，一直开着车窗到这，从我家到这里，车窗结冰了。”对于去年12月从湖南老家安化坐车到济南一路上的经历，这是李小中印象最深刻的一点。那天下午出发不久，天就黑了，五年没有下过楼的她，并不记得路上有什么特别的风景。她说自己是投奔某种希望去的——当时她所能找到的唯一长期照顾的可能。老家良心好又有耐心的保姆很难做到三个月，保姆一走，照顾就落在丈夫身上，但她不想再被家里暴脾气的丈夫吼骂，像“刀板上的菜”，“没几天能不折磨”。老张是她生病前在北京开美发店时认识的朋友。在她和老张共同的叙述里，之所以要不远千里动身到济南，也源于一些“巧合”。去年，在北京做了十多年保安的老张接到家里电话，78岁的父亲生病住院。父亲为了不让他请假回来照顾，逞强出院，又再次入院。作为家里的长子，他知道自己是时候回老家照顾父亲了，于是辞了北京的工作。这时的李小中已经经历了一次自杀和三次“雇凶杀己”，但都宣告失败（此前报道：《两次“雇凶杀己”失败后，患渐冻症的女人要抵抗没有尊严地活着》）。第三次“雇凶杀己”的经历，也让她断了寻死的念头。那是2023年5月，为了能“百分之百成功”，在纠结了一年多之后，她最终决定用自己一直没有勇气去选择的方式——“比起长期折磨，我选择5分钟憋死”。这一次，她找了一个特别缺钱的朋友。“他也认为是在帮我的，还想和我家人商量，怎么样能让我减少痛苦地走。”李小中通过连接电脑的眼控仪打字说。但朋友也多次犹豫，劝她“活着比死去好”，并且他在行动当天松手了。朋友把钱退给她，说自己实在下不去手。李小中在微信里质问他，“你以为我是一只蚂蚁呢，就会那么轻松容易死……没捂严实漏气，让我有机会喘气，正常的反应是要反抗的，所以我把嘴巴都咬稀烂了。”第三次“雇凶杀己”失败后，李小中和朋友的对话原本，她把死当成一种希望，是彻底的解脱。但这次失败的过程，让李小中开始害怕死亡，“这5分钟300秒，哪怕一秒也难熬，像一个世纪一样漫长。”她经历了短暂的昏迷，又醒了过来。这之后，她曾跟家人说，可不可以搞点麻药帮她解脱，但被止住了。“我怕死的过程太痛苦，还是选择好好活着吧。”李小中说。“好好活着”就跟之前那种活着不一样了。她要为自己考虑两个问题——怎么能找到一个可以长期照顾自己的人，以及，每月要有4000块钱支付给这个人，让照顾持续下去。在第一个问题上，她想到了老张。“他刚好辞工回老家，照顾家里快80岁的爹，如果能在家里照顾我，每个月我支付给他4000块钱。他以前在北京做保安不到4000块一个月。”李小中说，这就像“把工作送到他家”。事实上，这不是她在确诊渐冻症后第一次想到老张。2018年，她曾想雇老张来帮她结束自己的生命。但那时老张坚决不同意，“我有俩心眼儿都不能干这事儿，杀了她，你得蹲监狱，杀不了，你也得蹲。现在科技那么发达，到处都是摄像头，还有跑得了的？肯定是糊弄大傻子！”不过这一次，老张同意了。在李小中的湖南老家跟着保姆“实习”了半个月后，他接下了这个活。李小中也觉得老张当时蛮好，虽有过几次矛盾，但还是有耐心，也细心。毕竟除了老张，她也没别的路可选，“想碰碰运气，赌一下吧”。家人都反对她来济南。在她和老张准备出发前几个小时，侄女、哥哥等亲人一波一波来阻止，婆婆也舍不得她走。说到这里，李小中大哭，她说婆婆84岁，对她很好，怕以后就见不到了。下定决心前，李小中犹豫了很久。让一个男保姆照顾，她担心别人说闲话，怕老公面子过不去，以后要是再回来就更难了。但如果活着，她就不想再过那种“生不如死”的日子。“我想摆脱那种生活，想着最差也比以前好吧”，李小中说。她也想过自己这一路上可能会面对的情况，“也许在路上就挂了”。出发前，她嘱咐女儿，如果在路上自己出什么问题，不要追究老张和司机的责任。去济南的司机是李小中自己在打车软件上找的。在几个备选司机里，她特意选了一个年轻的、个高的，并谈好了价钱。一路一千多公里的路程，她需要司机吃得消、反应快、灵活，还能顺便给她帮帮忙。这个年轻司机确实在路上帮了她。14个小时的车程中，李小中只要求上了一次厕所，但回到车上后，她一直哼哼着表示哪里不对劲。老张猜了几个可能会出现的问题，都被摇头否定了。带着眼控仪的电脑也调不好位置，没人知道她到底怎么了。情急之下，司机打开手机的拼音输入法键盘，一行一行指着问她，让她拼出自己要说的话。最终，四个字母破解了她的焦急——“屁股”。她的屁股正在往下滑，硌得她骨头疼。老张在喂李小中喝果汁“现在”老张的家在济南市平阴县的一个镇上，那里盛产红玫瑰。他住的回迁房小区周围有不少玫瑰田。他说，五月初田里会开出大片的玫瑰花，到时可以推着轮椅带李小中去转转。快到济南时，车子开进了大雾里。他们比预计时间晚了两个小时到家，年轻司机帮着把李小中抬上四楼，并按照约定帮她安装好电脑和眼控仪——有了它们，李小中才能开始掌控自己的生活。“一站起来就碰我电脑，没感觉吗。”李小中用眼控仪界面的朗读功能播放出这句话，声音像女机器人。“（电脑往）右边推点”，声音继续。一旦放在电脑上的眼控仪的位置不正，李小中用眼打字就会变得困难。老张放下刚喂完午饭的碗，走过来挪动电脑架子。“毯子枕头不要了，太（靠）后饭咽不了，容易呛，要垫前坐直，吞咽很差了。”李小中继续让电脑朗读她的话。老张拿走枕头，说：“这次行了么？”李小中不再说话。“你可以点‘谢谢’这个选项”，老张指着电脑屏幕说，但没得到回应。这是李小中“离家出走”到济南后的第三个月。她有点后悔了，觉得老张是照顾她的所有保姆里最不用心的那一个，“做什么都毛”。“一个腰枕每次都要重复两遍才能放好，衣服给我穿两个月结果前后是倒着的，睡觉时不知道怎样帮我把手臂摆好我才能翻身……”李小中说。“脾气可大，生气时咬牙”，老张说。下午三点多，他一手端着碗，一手扶着李小中的额头给她喂果汁，细数着自己的喂饭流程：每天像流水线一样，喂饭，用小棍拨到牙齿上方便咀嚼，要先吃切碎的肉菜，再吃丝瓜糊，2点到4点喝果汁、擂茶……“不要改变我的生活习惯。”李小中打字说，像是一种警告。不管是在老家还是在济南，李小中没有一天放弃掌控自己的生活。济南卧室的衣柜上贴了三张打印的A4纸，每一张上都列出了七八条注意事项，还有让老张手写补充进去的，包括如何抱起、放下她，怎样在床上拖动她，以及怎样帮她翻身等等。卫生间的墙上也贴了三张，这两个地方都是她离开眼控仪无法表达自己的“死角”。卧室衣柜上李小中要求贴的注意事项李小中解释，自己咬牙是因为老张没有听懂她的要求，睡前给她摆的位置不对，而她躺在床上没办法摇头，只能咬牙表示。她说自己有时候也是被气的：墙上贴了那么多字他也不看，不懂眼神也不懂动作。由于呼吸不好，李小中闻不了异味，会憋气。老张吃饭时喜欢配上一根大葱，李小中就会要求他在喂饭、抱她上床、带她上厕所等离她近的时候都戴上口罩。但老张总是会在去厕所时忘记。李小中会想办法让他记住：贴个挂钩在厕所墙上，挂上口罩，这样每当他看到它，就会记起这个要求。但老张还是会忘。她只能不断地发出“指令”，告诉老张该怎么做，就像这些年来，每隔两三个月就要给一个新保姆培训一样。换保姆，是李小中最头疼的事。生病8年来，她换过十多个保姆。她要重复地告诉照顾者们，自己需要的不仅仅是吃喝拉撒睡，她还需要有人帮她把歪下去的头扶正，需要帮她对准眼控仪，需要把疼痛的肩胛骨拉起来摆对位置。因为肺功能变弱，体温调节失灵，她还需要有人帮自己频繁地搭上被子或拿开，否则会控制不住地打冷颤，或者突然热到身上像有蚂蚁在咬，甚至是呼吸不畅。由于身体变形往右边倒，为了摆正她，“聪明”的办法是先把她的右臂放在轮椅扶手上撑住，再放左臂，不然她总会倒向右边……李小中要一条一条地告诉别人如何照顾自己，告诉别人自己作为人的最基本的日常需求。这对她自己和照顾者而言都是消耗，也很容易引来对方的不理解和不耐烦。所以，她经常说，照顾像自己这样的病人除了良心好之外，最重要的是要有耐心。但长期而持久的耐心是难求的，不管在老家还是“出走”之后。喂完午饭，老张去把饭菜放进微波炉加热，准备自己吃。轮椅上的李小中头向上抻着，表情痛苦地哼叫。“怎么了？”老张问。“吃饭也得把我坐稳。”李小中打字说。老张搬了搬她，把两只手臂放在轮椅把手上，“行了吗？”“聪明人要先把右边手臂放好。”“不明白为什么非得先右边。”老张搞不清这背后的道理，嘟哝了两句，但也照着做了，“这下我可以去吃饭了吧？”“我在家保姆都是先吃再喂我。叫你先吃饭，不听安排。”李小中说。她很在意“安排”。这是她在无法行动说话后，给自己的生活摸索出来的一套尽量高效的方法。她知道，如果让一个人长期照顾自己，那必须要让对方吃得消，能与她默契合作，不然，保姆都可以去选择更好更轻松的活计，而不是来照顾她。“在家时，快到中午保姆自己做饭吃，喂我吃饭，然后按摩，保姆午睡，然后我吃水果、晚餐，保姆晚饭后去遛弯，洗衣服，晚上没事就玩手机，9点按摩后洗漱，10点半能睡觉。”李小中打字说。但老张常常会加入自己的安排。比如说，为了避免李小中便秘，他觉得总用药不好，就给她的丝瓜糊里加香油，觉得这个方法又香又通便。但李小中不喜欢这个味道，让他不要放。或者，喂饭时，他会看电视剧，有时也戴着耳机听抓鬼小说，被剧情吸引得入神时，李小中就会用“关闭电视”的朗读声，来终止他的分心。李小中忍受不了被照顾者的忽视，那就像是自己的掌控体系失灵了一样。前几天，她早上洗漱完，叫老张把用完的护肤霜放床头，老张答应了，但一直没做。李小中再催，老张表示晚上用之前拿进去就行，但最后还是忘了。所以很多时候，李小中会在给老张的“指令”后面加上“现在”。比如，“那个裤头还是没撑大，太紧，肚子都勒烂了，再加一包纸巾撑大。现在。”患渐冻症的李小中收不住自己的笑和哭，容易“大笑大哭”“努力点”关于“好好活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赚钱。李小中知道，对于她这种病人，不走极端的往往有两种，要么是家里经济条件特别好，要么就是家属特别好。而她现在是不“敢”再走极端的那一类，要是想不受罪地活下来，必须要有稳定的钱请保姆来照顾，每个月4000块。除去每月900多元的低保，剩下的钱需要她自己来出。这些年，积蓄和捐款逐渐花完了，她的女儿需要来贴补这部分保姆费用。现在，女儿在长沙一个糕点店里打工，每个月三千多的工资，从早站到晚，家里还有孩子要养，房贷要还。李小中想赚点钱减轻女儿一些负担。去年4月，她开始研究做短视频和直播带货。“这个不需要本钱，也不冒险，不成功也不会亏本。”李小中说，“我这个病死不了活不起，请人照顾需要很大开支，不知何时是个头，能赚钱就少受罪，为自己也想努力点。”生病前，在做买卖这件事情上，李小中常常“看得准”，从没亏过。只读到小学的她，16岁学理发，17岁在老家县城开理发店，后来又去珠海打工，26岁在老家买客车经营，有过一天挣一千多的时候。不过这次，她的“生意”做得并不顺利。虽然发现不能动也不能说的渐冻人可以做直播挣钱，但真正做起来之后，她才知道自己在渐冻症这个“赛道”上并没有什么优势。李小中分析，那些能吸引粉丝的账号，有一类是家属在做，观众看的是渐冻症病人的家属是如何不离不弃的，能让人升起感动和敬佩。另一类是渐冻症患者自己做，他们往往很年轻，也有文化，视频做得很吸引人。而她自己，“要什么没什么”。为了做视频，她买了监控摄像头挂在墙上录下自己全天的生活。她下载剪辑软件，操控眼控仪来剪视频。“好多功能眼睛拖不动，速度太慢了”，有时为了定格在某一帧上，她需要重复操作几十次，一条短视频大概要做上三四天。每次直播时，她一个人坐在手机镜头前的轮椅上，像“静止画面”一样，用眼控仪回复着观众的评论。她会把要说的话提前打出来，直播时用朗读功能来播放，比如，“欢迎新进来的家人们”“有需要的话可以右下角的小黄车逛一逛”“橱窗里也有更多商品，帮忙拍一下，谢谢”。2024年4月，李小中开始尝试做短视频和直播老张也曾进入过她的直播画面，在旁边帮她说一些寒暄的话。但在一次直播中因“怼”观众把李小中吓哭，并导致直播被断之后，他便不想再做这件事了。“他之前说帮我做直播，这也是我来济南的原因之一”，李小中说，“现在没人帮忙完全不行，开播一两个小时就被判违规。”最近，李小中的直播账号经常被封号，平台给出的评判是“消极负能量”，但她说自己很注意，不会说违规的话，不明白自己到底怎么负能量了？在她关注的账号里，也有和她一样自己坐在镜头前的渐冻症病人在正常直播，“为什么我就不行呢？”她想不通。被直播封禁的30天里，她和老张的口角也在升级，常常互相看不顺眼。“墙上打印的字写了，就是不看。到现在也不会帮我翻身，手臂不知道放哪。”李小中打字说，“本来就不聪明不灵活，还每天听耳机一心二用。”老张烦了也会说，那你赶紧找人回家吧，“你这工资也不高，4000块我包你吃住，你要想在这，就别骂人。”李小中说，这三个月来，他们之间已经破了“不骂人”的规定，动不动就升级为人声和电脑朗读声之间的“骂战”。有时，老张的父亲就在旁边坐着，老张也觉得尴尬，本来父亲就觉得他带一个女人回家照顾不好。没等到小区旁的玫瑰花田开花，李小中就想要离开济南了。在3月下旬的一次激烈的争吵后，李小中让女儿定好了车，决定转天就回湖南老家。但在出发前，她又突然感觉很难走出这一步，“想想回去就没法活”。老张一句，“要回去吗？”她撕心裂肺地哭起来。老张也被带哭了，说了好多句“别走了，别走了”。“就这样没走了。”李小中说。3月下旬，她的直播封禁解除了（后又再次被封），为了避免再被封号，她不得不先叫上别人和她一起做。老张又出现在了直播画面里，李小中说，帮忙做直播，每个月多给他500块。不过，一个晚上的直播，李小中只赚了2块6毛钱，“还不够开工资”。她也不知道能不能把直播做起来，除此之外她也没有别的赚钱方式。前两天一个电话打到她手机上，向她推销打着公益名义的投钱返利项目，她用朗读功能询问了几句后，没再回应。“我希望能在我躺下之前，把账号做起来。”李小中说，她的病再往后发展，也许不到一年，可能会开始因为身体变形和没力气坐不稳，需要长时间卧床，那时她就没法自己直播了。“如果那时账号做起来了，就可以让照顾我的人来直播。”她羡慕那些能赚钱的渐冻症病人，“一个月能赚5位数字，被家人当个宝”。而现在她直播时最多也只有30多个人观看。李小中曾经和老张开玩笑说，要不给你买个假发，你男扮女装，假装女保姆，录个保姆虐待我的视频来博流量吧。“行，买假发吧，我一天虐你800回”，老张边说边笑，把轮椅里的李小中也逗笑了。作为神经系统遭到损害的渐冻症病人，她无法控制自己的笑和哭，一点点笑就会变成止不住的大笑，甚至笑到流泪。【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大学生请假离寝这件“小事”被学校“找事儿”的学生，回来做了爱“找事儿”的校长零元开店、无需货源，跨境电商骗局从这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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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王涓婷编辑/宋建华受骗人提供的“无货源跨境电商店铺”宣传页面截图搭建一个属于自己的跨境电商店铺，需要哪些条件？在这场骗局里，运营导师会告诉你，不需要任何执照、资质、货源，这些公司都可以搞定，你只需要提供真实信息，以及按时处理好每一笔订单。多位受害者告诉深一度，在自己下载的第三方软件里，跨境店铺、订单进度、利润数据都是虚构的，只有自己的一笔笔转账是真金白银，金额从小到几十元，到高达数十万。让他们陷入骗局的，是在一些直播间或社交平台上，这样的店铺从一开始就被天花乱坠地说成了只需“花一杯奶茶钱”，就可以试一试的“低成本创业”，甚至是零成本。入局的人并不是没有怀疑过，可对方很快发来可以查证的营业执照、信息匹配的身份证照片、标有正规跨境电商平台名称的“授权书”，甚至还有证明授权属实的线下视频，以及伪造的和国家反诈中心签订的“宣传协议”，反复强调着这份工作的正规和透明。出于对平台和资质的信任，又或是对已投入资金的不甘心，一些人选择继续做下去。也有人从中尝到“甜头”，成功提现部分金额，直到无力承担运营成本，又无法取现时，才彻底意识到这是一场打着跨境电商名义的骗局。“运营导师”发给许丹用来核实资质的部分材料一份副业2025年除夕这天，按照约定，顾一彬的店铺会有大概60万元的本金和利润提现到账。在一个独立的聊天软件上，通过运营导师发来的网址，顾一彬可以看到自己“搭建”好的店铺情况和盈利数据。导师告诉他，如果订单来了，他的工作是先垫钱提货，等客户签收后就能提现，赚取其中的差价，最晚7天会自动签收回款，“就像网购一样”。从半个多月前开始运营，顾一彬先后一共提现了1万多元，每次到账都很快。这一次，他在前一天发起申请，但直到当天下午，账户里还没有任何动静。他心里着急，这笔提款是打算用来还账的。在此之前，顾一彬已经往里垫了约40万，有20多万是借来的。过年了，债被催得紧。眼看迟迟没到账，他去问运营导师，得到的回复是，提款10万以上的金额，流程会不一样。紧接着他和另一位网友被拉进一个群聊，财务人员在里面讲解提现规则。顾一彬说自己操作时完全没注意到对方提到的要先“测试卡号提现”，这导致他的账号被“风控冻结”，需要交近18万才能解冻，而另一位网友则需要交12万。事后他觉得有太多可疑的地方，但在当时，没法还钱，也无法继续提现，他只好先想办法筹款。等找到堂哥借钱的时候，他把经过讲了一遍，做了10多年外贸生意的堂哥告诉他被骗了，还上网搜出很多讲述“跨境电商”骗局的受害者向他佐证。看到这些信息，顾一彬觉得这下“真的没路可走了”，当天被带着去了派出所报警。一切都源于一场直播。1月4日，顾一彬和往常一样刷视频，无意间进了“云小仓”直播间，主播热情地介绍着这种“新型带货”：无货源、低成本，花不到10块钱就可以试试。顾一彬家住义乌，身边也有朋友在做电商，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在直播间里下了单，打算当个副业，也不耽误平时上班。冯玲最初也是这样的想法，她今年50多岁，平时经常刷视频，多次看到过类似的直播，都没相信。2024年11月初的一天，当类似的直播间又被推荐到她的手机页面时，这次冯玲没有划走。她觉得既然能反复刷到，“如果有问题的话，平台早就封禁了”。她停下来，听主播一遍遍介绍，“一杯奶茶的钱，你们可以试一试”，“如果一周对这个不感兴趣，可以来退款”。冯玲试着下了单，主播让她去联系客服，搭建商铺。运营导师通过微信发来一个网址，让她下载一款聊天软件，注册账号。接下来的流程在冯玲看来就像开网店一样，不同的是，平时自己接触的是国内电商，而这次是面向海外的。对方也告诉她“这是跨境电商，要去赚外国人的钱”。当天下午4点，店铺就搭好了。第一笔订单来得很快，冯玲扫了对方发来的收款码，记得垫了36块钱，但忘了卖了什么。平台上有很多英文，每个订单上面有地址和姓名，页面上可以看到商品图片和信息，店铺里还有物流进度，显示订单是在分拣中、在途中，还是派送中，“一切像是真的一样”。头三四天她扫码垫付了三千多元，中间也有提现过，几乎是“秒到账”。大概11月8日，店铺以双十一活动为由发起了预存福利，存1000美金，能送礼品，或者可以把礼品折现到账户里用来提货。可这次对方让她用虚拟币支付，冯玲有些怀疑，得到的回复是因为国际形势，现在兑换美金只能通过第三方平台。她觉得好像也能说通，自己当时“自然而然地想去给他们开脱”，于是前后又垫付了大概19万，把自己的养老钱一起投了进去。发觉情况不对劲是半个月后。明明在一天前她已提出关店，但那天上午竟然一下子来了20多万的订单需要付款。冯玲心里咯噔一下，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下班后她赶紧去报警，做笔录到了凌晨。冯玲说，最近两年公司效益不太好，开年后她又遭遇裁员，自己现在还在找工作。“公司财务”告诉顾一彬提现流程、需要缴纳的解冻金以及两人事后对话截图账户异常多位受害人告诉深一度，自己被骗是一步步的：一个低成本试错的入口、以假乱真的资质证明、全程指导与回应、适当的返现给“甜头”，以及情感的维系。汪鸿接触到“TSCO乐购”跨境电商源于网上认识的一个“女生”，叫颜一红。他今年36岁，两人刚认识时，颜一红的IP地址正好在汪鸿老家，几乎每天都来找他聊天，会关心他有没有感冒、多注意身体、工作不要太辛苦。在他印象里，对方是个知心知暖的人，还是一家美容院的老板，很能干，平时还会发来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照。两人已经约好了之后一起去旅游。大概三个月后，颜一红正式把店铺推荐给他，此前，她有时也会聊到自己在经手一个项目。她说上班这么累，问汪鸿想不想有个副业，于是把网址发过来，说自己每天能在里面赚20%的利润。汪鸿点开后，看到页面提示风险，觉得不靠谱，又退了出来。颜一红有些生气，说如果不做的话会影响到自己的信誉，还说“自己一心一意不想让你这么辛苦，却换来不了信任”。后来直接把他删了。这反倒让汪鸿心里有些起伏，觉得两人认识了这么久，对方应该不会骗自己。后来又试着登录上去，这次他投钱了。汪鸿没有想到电信诈骗真的有一天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从去年12月初到月末，他通过银行汇款等方式，转了20多万进去，中途也成功提现过。但到最后发现无法全部提现，还要交10万保证金的时候，他彻底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并把所有信息提交到了反诈中心。最近，当他再次点开和颜一红的聊天页面时，账号上显示出“已涉嫌诈骗，请谨慎聊天”的标识。55岁的许丹也没想到，当对方发来工牌、公司营业执照、“授权书”、手持身份证照片，还有线下办公视频——这些在当时她能想到用来核实身份的材料，都摆在自己眼前时，一切竟然是个骗局。2024年11月，她在APP里听书，一条“19.8元开AI代运营小店”的弹窗时常出现，起初她并未在意，但连续几次推送之后让她产生了一些好奇。点开后她进到一个直播间，里面有上千人，她看到下单的人不少，加上试错成本也不高，于是跟着拍了一单，按步骤安装好聊天软件后，运营导师找到了她。涉及投资，她很谨慎，问后续还要不要收费。结果对方说，做个生意连备用金都没有，“指望天上掉馅饼吗？”这句话当时怼得她竟然觉得有些合理，“确实哪有做生意连垫付款都没有的”。刚开始，她只需要出几十块钱。后来群里推出预存活动，许丹看到大家都在群里晒截图，自己跟着存了一笔，原本打算可以用来周转一段时间，没想到等存进去后，订单金额就高了起来。有一天订单直接涨到七八千元，这让她“有些喘不过气来”。但到了第七天，她收到之前一笔单子的回款，到账了几十块，又打消了她的一些顾虑。信任的崩塌，是发现自己无法全身而退的那一刻。第八天，许丹本该有一笔上千元的单子回款，结果一直没到账，她提出想关店，把自己投进去的三万多本金，加上利润要回来。结果对方说闭店要审核和走流程，双方协商之后，运营导师答应可以给她先暂停一天，等订单回款。第二天醒来，许丹发现自己的店铺压根就没停，还来了新单子，点进去一看，发现有一万五千元——一个商家买了十多条同款的裤子。许丹心想又不是批发商，普通商家买这么多同款裤子干什么？于是当天就去报了警，警察一听，告诉她同样的骗局派出所已经接到很多起了。汪鸿被告知店铺异常需要缴纳保证金的店面截图真假店铺事实上，“无货源跨境电商”的骗局套路在反诈平台已被多次曝光：诈骗团伙首先会通过社交平台发布“0元开海外网店”“AI发货”等广告，宣扬跨境电商的盈利潜力；再以“客服”身份让用户下载第三方软件，虚构接单、发货、提现等标准化流程，伪装成正规操作；接着在后台制造订单数据，以“美元结算”为由，让用户通过付款码、银行账号、云闪付、京东E卡、虚拟币甚至现金等方式转账；最后等到提现时，平台又会以“账户异常”“操作失误”等理由冻结资金，层层索要解冻金和手续费。在跨境电商领域创业的邱先生曾在网上发布视频，揭露“0元开海外网店”骗局。他告诉深一度，跨境电商对于一些人来说的确是新领域，有想尝试的想法，但又没什么概念，连一些基本的行业知识、资质和门槛都不了解，这些信息差容易让诈骗有机可乘。“今天开始做，明天就能出单”——骗子正是迎合了人们这样心理，进行所谓手把手指导，让人卸下防备。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2024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达到2.63万亿元，同比增长10.8%，比2020年多了1万亿元。近年来，跨境电商行业的发展的确为从业者们提供了一定空间，但真实情况远不像骗局描述的那样，低门槛、轻松上手和高回报。Louis是一家跨境贸易公司的创始人，她介绍，平台上的跨境店和本土店有不同的资质要求和门槛，比如跨境店需要缴纳保证金，根据地区不同又会有区别，还要求企业提供国内公司营业执照，部分地区对注册时间的要求需要超过60天。另外，店铺“一般是通过电脑端运作，因为手机的页面显示不全，没法进行上品等操作”。像骗子说的“代运营”模式，实质上只是让受害者支付货款，并不会进行任何实际运营。骗局常用的手段是伪造资质、后台和订单，让受害者误以为店铺是合规且在正常运作的。而这类情况的泛滥对行业的信任度带来打击，她说自己在做直播时，经常有人留言说“是骗人的”，这让她也很无奈。冯玲在聊天软件上的交流记录，最终她在2024年11月19日报案难追回的钱几乎所有受害者在得知被骗后都选择了及时报警，但在得到的回复中，最多的是“这钱大概是追不回来了”。湖北楚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胡素文表示，这类诈骗维权面临三大难点，一是诈骗分子会盗用真实公司的信息，警方难以锁定实际责任人。二是跨境诈骗涉及境外服务器和资金链，需要国际协作，对现有警力和技术资源要求都高。三是许多资金通过云闪付、京东E卡、虚拟币等方式流转，难以进行追踪。据她了解，如果想追回钱，要么继续佯装，从中想办法讨回一部分，要么趁钱还没有转走，及时冻结，不管怎么说，这多多少少还有一些希望。就在许丹报案当天，回家路上小区物业来问她是通过什么方式转出去的，听到是京东E卡，物业赶紧让她找客服确认有没有被用掉，如果没有的话可以追回。就这样，在警方的协助下，她成功找回了两千元，但其余的三万左右还是没有办法。目前，许丹所在的维权群里有几百人，单人最高损失140万元，群内被骗总金额有数千万。据她了解，这样的维权群还有很多。直到现在，顾一彬第三方聊天软件里的“国际电商交流群”每天还是很活跃，人们讨论着选品、订单。3月的一天，群里的官方人员又发出一条预存“喜报”，一位网友紧接着附上祝贺，“恭喜老板生意兴隆”，其他人也跟着聊起这次的出货情况。群里有将近3000人，顾一彬说这是个“老手群”，自己刚开始是在一个上万人的“新人群”里。和两个月前不同的是，现在顾一彬的账号已经被管理员禁言，不能在群里发任何消息。有时候他会在软件里看到一些网友的手机号，就打过去提醒对方不要再上当了，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他说的话。事情发生后，许丹在网上发了一篇2万字文章，讲述自己受骗的心路历程，收获了上千人的阅读。在文章简介里，她提醒自己，“戒贪心，戒对陌生事物的盲目相信。认清现实，做一个踏踏实实的平凡人。”（应受访者要求，顾一彬、冯玲、汪鸿、许丹为化名）【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一个患癌医生与癌症的实时斗争抱住那个用头撞墙的孩子一起离婚财产纠纷牵出的法官受贿案

记者/石爱华编辑/宋建华2月20日，妙瓦底首批200名中国籍涉诈犯罪嫌疑人被押解回国

采写/张涵编辑/计巍兜兜与辅助犬伊莉在一起当你走近一个孤独症孩子跟前，他大概率不会看你，也不会说话。有时他会贴到身边拉住你，但又仿佛当你不存在。他们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即使知道这是确定无法被治愈的神经发育障碍，300多万孤独症儿童背后的家长们依然想抓住每一根可能有效的稻草。2024年3月，中国第一批经国际认证的3只孤独症辅助犬上岗。经过两年的专业训练，它们开始为孤独症儿童提供辅助治疗。一些焦虑的家长们迫切地希望“抢”到辅助犬。从最初的配对筛选，到正式进入家庭开始服役，狗治愈人的温暖故事不会理所当然地发生。我们在采访中发现，这3只辅助犬有的顺利融入了家庭，有的被退回，也有家长发现几个月后，孩子依然难以与狗建立亲密的关系，处境尴尬。2025年1月，又有新一批孤独症辅助犬毕业上岗，这场关于辅助犬融入孤独症儿童家庭的“实验”仍在继续着。煊煊在给辅助犬哈利梳毛“抢”狗的家长们李娟全家人是特意从山东泰安到上海“抢”狗的。当李娟听说国内培训出孤独症辅助犬的消息时，第一批领养已经结束。她不甘心，加了训犬基地负责人王春笋的微信，等待下一个时机。两岁多时，儿子兜兜说话缓慢，不与人对视，被确诊为孤独症。四年前带孩子在北京的干预机构康复时，李娟就听说过孤独症辅助犬，不过那时机构负责人告诉她，国内还没有这样的狗。在见到专业的辅助犬之前，李娟已经在狗身上花过很多功夫。前年，她花4000多元买了只金毛，试图给兜兜提供陪伴。但这只金毛常常向人爆冲，兜兜见了就害怕，也因此一直排斥犬类。在等待辅助犬期间，她又花8000元买了只拉布拉多犬送到普通训犬基地，目标是懂得基本口令，性格温顺。和李娟一样着急的家长还有很多，他们直接开车到王春笋的训犬基地参观，问得最多的问题，不是辅助犬的功能，而是能不能尽快申请到。“送给星星孩子疗愈犬”公益项目由救助流浪动物的公益人陈嫱和上海而行导盲犬学校创始人王春笋发起，旨在通过科学专业的训导课程培训出帮助孤独症儿童进行干预教育的辅助犬，免费提供给需要的人群，填补国内孤独症辅助犬干预治疗的空白。申请的家庭一般需要通过线上填写基本信息、视频面试或接受上门走访来接受评估和筛选，通过的家庭要前往上海参与共同训练，完成领养。申请的过程往往并不会一帆风顺。2024年初，来自广东佛山的11岁女孩璐璐的外婆为她申请了辅助犬。上门访问时，璐璐开心地迎上去，对辅助犬表现出明显的兴趣，对于来到家里的陌生人，社交意愿也比之前强烈。但由于璐璐和辅助犬的共同生活需要由成人带领进行，她从小被父母抛弃，如果领养成功，外婆必须要辞掉自己的工作，这也会使得整个家庭失去经济来源。最终，虽然干预效果明显，但王春笋和陈嫱商量后，还是不得不拒绝了她们的申请，因为“领养辅助犬后给家庭带来的负担比帮助更大。”通过筛选后，家庭还需要来到上海进行为期10天的共同训练。在专业训导师的带领下，来自5个家庭的孤独症儿童及其家长要与3只辅助犬进行磨合和匹配。和用于陪伴的疗愈犬不同，孤独症辅助犬需要拥有更多针对性的工作能力，其中包括三项高级技能：halt（锚定）、

“一生仅此一次的课程”。林彦峰的经历让他有种无助的感觉，“看着自己非常钦佩的人命运如此迅速地改变”。但他同样好奇，“这个人刚被诊断出癌症，他立刻想到的是什么呢？”

采写/施雨编辑/计巍小树在撞墙时同学抱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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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吴凯文编辑/计巍古慧晶在参加方程式大赛作为一个职校生中的佼佼者，从中职到高职，古慧晶拿下过两个省赛奖项，关于她的报道多次登上央视、《人民日报》等媒体，她是那个“从汽修专业中突围的女生”，也成为了“职校生的希望”。2024年11月，在一场方程式大赛中，她得到了某新能源车企CEO亲自发出的面试直通卡，这是她在高职的最后一年。就在人们都认为她将带着这种职校生的“荣耀”迈入职场时，她却选择放弃这个令人羡慕的机会，转换另一个赛道继续深造——专升本。让大众看到职业教育希望的“汽修女孩”，为什么会转换赛道“和本科学生挤一条路”？我们采访了古慧晶以及她的老师、队友和同学，试图去了解她在这场突围中的成功与挫败，机遇与迷茫。这不只是一个关于职校生的励志故事，还关于职校教育这条路径上更真实的一面。古慧晶给即将参加高职高考的同学加油职业教育“明星”在深圳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以下简称“深二职”）的校史馆里，有一整面墙用来展示优秀校友，古慧晶被排在第一个。照片下罗列着她的经历：从技能大赛的奖项到爆红后全网五亿+的流量，最后以从蔚来汽车CEO李斌手中接过面试直通卡来结尾。2024年12月18日，在深二职的四十周年校庆上，老师李世川带古慧晶参观新建成的校史馆。在这面校友墙前，李世川对她说：“不管学校如何变化，你都是历史当中的一页了。”李世川曾作为指导老师，带着古慧晶参加了2021年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他说，古慧晶是广东省汽车机电维修赛项目历史上第一个参赛的女生。在这场比赛中，古慧晶拿下了一等奖。校庆典礼上，古慧晶作为校友代表演讲。在老师们口中，古慧晶是深二职的“校宠”“明星”。人手一份的校庆伴手礼中有一份《中国教育报》，里面有关于深二职四十周年的报道。报道占了半版，开头是古慧晶，配图也是古慧晶。校庆活动的间隙，她曾经的汽车营销课老师邀请她到班上，给21天后即将参加高职高考的学生们加油。老师介绍道，古慧晶在2021年的省赛拿奖，后来保送到了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以下简称“深职大”），现在还拿到了头部新能源车企的offer。看台下的学生们没有反应，老师又强调了一遍：“你们知道offer是什么吗？”对于桌面上堆放着层层叠叠课本和练习册的学生来说，“保送”“offer”都还是一个遥远的词。竞赛保送与高职高考，是这个中职学校里两条不同的升学路径。在深二职古慧晶曾经训练的汽车实训基地楼上，挂着八条三层楼长的条幅，红底黄字写着学校师生在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获奖的喜讯。走到教学楼，条幅的内容则变成了“跨题海，奔前程”“誓金榜题名”。当年古慧晶所在的2022届共有1103位毕业生，其中像她一样凭借省级以上的奖项获得免试保送资格的学生有38人。其他绝大多数学生会通过春季高考继续升学，进入高职或本科院校。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走上竞赛这条路。李世川说，毅力和坚持是最大的门槛，“毅力不足的人，不用我们来淘汰，自己就淘汰自己了。”最开始三十多人的集训队伍不断有人离开，一年过去只剩下了个位数，古慧晶是其中一个。中考前，综合评估自己的成绩和爱好后，古慧晶决定通过自主招生的方式进入深二职的汽修专业。隔壁班的老师曾在班上拿她当“反面教材”，将她的选择称为“还没到中考就放弃了中考”。在古慧晶看来，“我们就生长在这样（看待职业教育）的环境里”。读职校后，身边也有同学会自嘲自己是“来混日子的”。她想，等自己拿到成绩，可能这些质疑的声音就会发生改变。开学第二周，她就来到了集训队。李世川一开始没想到这个女孩是认真的，他劝古慧晶改去参加更适合女生的汽车营销比赛，她点点头，可是第二天又回来了。古慧晶从小就喜欢汽油的味道，李世川说这或许是一种“方向味”。小学看到电影《速度与激情》时，她印象最深刻的角色不是赛车高手，而是出场机会并不多的修车工吉米，“每个人的车出了问题都要来找他，他才像那个真正的boss！”在那时的集训室里，她抬头就能看到“一技在手，终身不愁”的横幅。汽修训练中的古慧晶成为“汽修女孩”校庆散场，人群从会场转移到了聚餐的大厅。一位穿着灰色工装的女孩被带到古慧晶面前，老师介绍：“这是我校结对帮扶广西东兰职校的女生，她是受你的影响来学汽修的。你们合张影。”另一位老师接着说，“我们要打造一个广西的‘汽修女孩’！”老师们期待着这个女孩能在明年的技能大赛上拿奖，这意味着可能出现另一个“职业教育明星”。李世川形容古慧晶身上拥有的巨大流量是“国家级”的，“她和深二职的名字登上央视那么多次，一般的学生哪里能做到，是不是？”也有不同的声音在古慧晶面前出现，“古慧晶能火，完全是因为性别和专业的反差，她的专业能力不是最强的。”在古慧晶面前，一个老师这样评价她。2022年第一次“出圈”时，朋友也曾转给她一个群聊记录，里面有同样参加省赛的同学提出质疑：“我们在场哪个比她差”“因为她是女的”。“他们觉得我没有理由做到”，古慧晶说。在专业训练中，性别标签对她来说从来不是便利，很多时候甚至是障碍。作为深二职汽修集训队唯一的女生，古慧晶说自己和男生的较劲就好像一场“龟兔赛跑”。遇到不会的地方，她也渐渐放弃向同队的男生请教，因为他们会说：“你学不会的，你问我干什么？”“老师都给你讲过了，你还不会吗？”还有同学当着她的面，收起放在指定区域的车钥匙，阻拦她训练。老师安慰她的方式也是，学慢一点也没关系，你是女生。“我会想，自己是不是真的很笨？”古慧晶说，她甚至想过要不要找个理由退队。她还是选择了坚持，在训练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去和这些声音较劲。为了学懂电路图，她在高一那年每天六点半起床后，先把维修手册上电路的走向和针脚点一个个背下来。为了搞清楚电路在车上的位置，她在笔记里一点一点抠整车的结构图。这样的投入持续了一整年。高二，她开始看得懂电路图了，那个改变的瞬间，“好像你突然通过了一个洞听到了一些东西”，她觉得自己跨过了被那些观念蒙蔽住的自己。古慧晶还要解决体力上的问题，学会使用巧力。在卸轮胎的时候，她会扎好马步，蓄力后借着起身的劲把轮胎拧下来。她打比方说，就像对待非牛顿流体，当你使用蛮力，它也会变得顽固，如果用巧力，它就是流动的，轻盈的。面对汽车上的螺栓紧固件，一个成年男性需要在臂力的基础上压上体重才能成功拆卸。作为汽修中不可绕过的环节，两位老师和古慧晶一起探索出了一种办法：在套筒上加上加长杆，再连上指针扳手，通过加长力矩来省力。这种高效的方法现在全集训队都在使用。2021年，古慧晶在队内的筛选中最终得到了代表学校参赛的机会，在同年4月的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中，拿下了一等奖第三名的成绩。这场比赛中，她用26分的时间完成发动机拆装，比学校此前在该项目上的最好记录还快了半分钟。说起古慧晶从拿奖到出名的过程，李世川能一一细数：最开始是校园公众号的视频采访，接着是《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后来一个月内登了三次央视……“汽修女孩”古慧晶成为了职业教育的一张名片。李世川说，他希望古慧晶的成绩能够改变大家对职业教育的看法，因为即使在深圳这样产业发达的一线城市，职业教育依旧“不受待见”。2021年7月，央视的《新闻周刊》报道了古慧晶的故事，在这条节目的最后，白岩松说到：“古慧晶被社会点赞，并不代表读职校的孩子们都被社会点赞，甚至很大的问题是（他们）都不被他们自己和家长点赞。在职业教育的领域里，要改革的事情还非常非常多……我们不能因为古慧晶的成功，就以为一切就都可以了。”古慧晶收到了蔚来CEO李斌发出的面试直通卡比赛失利后中职拿奖并保送的经历给古慧晶带来了巨大的正反馈，“就像长跑中有人给我加油、刷礼物”，这让她相信自己没有选错。2022年，古慧晶被保送到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就读于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一路高歌猛进，让她对于高职阶段的目标也非常清晰：要拿一个国赛一等奖。但这一次，目标并没有如愿实现。2023年12月，古慧晶参加广东省智能网联汽车比赛的结果是二等奖，无缘国赛。从大一到大二，除了过年那几天，古慧晶一直留校训练。一场比赛需要准备一年半，高职阶段的她仅此一次机会。她曾经相信，这种不计投入的努力会有相应的回报，但这一次并不是这样。“我好像浪费了太多时间（在比赛上）”，她开始反思从中职到高职占满她生活的比赛生涯：比赛中人为设置的故障和现实复杂的情况还有很大不同；花大量时间练习的规定动作缺少实际运用，并不能很好地带来实际技能的提升；比赛奖项在实际找工作中的认可度也有限，中高职学生的省级比赛，依旧比不过本科生的院级比赛……很长时间里，她把自己对汽车行业的热情寄托在技能大赛上，成败会成为她的压力。在高职阶段临近省赛的训练中，古慧晶开始变得没那么自信——中职的获奖光环正在远去，她感到周围人对她能力上的不信任正在爬回来。在这种状态下备赛，疲倦取代了快乐。去年11月，古慧晶在给蔚来汽车CEO李斌的公开信里写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机械式的循环中……自己似乎只是为了比赛而比赛，而不是为了那份对汽车的热爱和兴趣。”这也是她后来加入学校方程式赛车队的理由。她发现这里都是学生作报告，老师在下面听，学生有更多的自主性。2024年10月，古慧晶所在的学校车队参加了“蔚来杯”中国大学生电动方程式大赛（FSEC）和无人驾驶方程式大赛（FSAC）。她所在的车队获得了2024FSAC“全国二等奖”“黑马奖”等三个奖项。她在赛场上偶遇了李斌，和他介绍自己就是17岁时拿了汽修大赛一等奖的“汽修女孩”。交流中，李斌把她的经历概括为从修车到造车，“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那一天，古慧晶从李斌手中接到了蔚来的面试直通卡，这也让她三年后再一次进入大众视野，让人们看到了职校生在就业上突围的可能。古慧晶在图书馆上高等数学的网课从职校到本科在拿到面试直通卡后的采访里，古慧晶说：“我觉得能得到offer很幸运，但我的基础不够扎实且不够沉淀，未来想要继续在汽车领域深造。”很多人以为她说的“在汽车领域深造”是在蔚来潜心工作，但她的“深造”其实指向了专升本。对此，李世川也有些不解，他认为如果能进入大企业就业，也可以在岗位中提升，还可以在职深造，“不一定非要和本科的人挤一条路”。她确实像是走向了一条更“窄”的路。在这条专升本的路径下，古慧晶只能报考广东省内的学校，其中开设与汽车有关专业的学校并不多，公办本科竞争更是激烈，比如深圳技术大学需要她考到全省前五十名。目前已经专升本的师兄吴泽桦曾经告诉过她，升本之后，学校的平台未必有深职大那么好。深职大被很多人称为高职中的“小清华”，校招上不乏一些世界500强企业。但是在民办本科，校招的企业数量很少，知名度也不如在深职大校招中的高。古慧晶的师弟小熊未来的规划是从深职大毕业后进入一个大企业，找一份测试岗位的工作，在“996”的工作节奏下，有希望拿到七八千的月薪。这类技术性岗位，也是汽车专业高职生的主要选择。但古慧晶有另一种规划。她看到从油车到电车，检修正在简化。只需要一个故障代码，就知道问题在哪，技术岗位很容易随着技术的迭代而被替代。她曾经相信的“一技在手，终身不愁”正在动摇。翻看招聘网站时，她发现开发类岗位的学历要求往往是本科以上。她看过本科的机械工程课本，全书一共十二章，她发现自己在高职学了一个学期的内容只占了其中两章。“如果我只是学成这样就毕业了，我觉得很不安心，轻飘飘的。”这种轻飘飘的感受在现实的对比中更加强烈。在方程式赛车比赛上，深职大和众多本科高校同台竞技，古慧晶看到别人的无人系统组有十几个人，不乏硕士、博士，拥有独立写代码的能力，而他们只有四个人，代码大多数要套用别人开源的，“有时候报错了我也不知道错在哪里，就像给你抄答案你也抄不懂。”拿到直通卡的瞬间，古慧晶开心的同时也有些不安。或许这张直通卡真的能帮助她跨过学历的门槛，但是面对李斌“从修车到造车”的评价，她觉得自己“修车也不是很会修，造车也不是很会造，还远远不够。”最终，她决定放弃蔚来的offer，继续深造。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半，这曾经是中职以来古慧晶准备技能大赛的作息。去年10月方程式赛车比赛一结束，她就以同样的强度扎在图书馆里备考。距离明年三月的专升本考试还有一百多天，她却倍感压力——中职起，每到临近比赛的几个月，她就会停掉所有的文化课，她形容自己的数学只有初中水平，“高中之后相当于没学”。为了应对专升本考试，她现在不得不以这样的数学基础学习高等数学。不过，以前学习电路图的经验让她相信，先埋头学，不久的未来就会豁然开朗的。【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我在北美说相声，台上台下是吾乡山西高院再审“紫藤巷命案”：新证据发现第三人DNA两年被家暴16次，受害者小谢的自我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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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爱华用法律保护自己，成为小谢重建自我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