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李想俣 实习记者/乔雨萌
编辑/杨宝璐
即将走出高校的毕业生
每到论文季，就到了毕业年级的学子们最为忐忑的时候。他们将要迎来硕博学位论文最关键的一环——盲审。
所谓盲审，是高校将本校学生论文的评价权交予校外评审人，以遏制本校教师评价中可能存在的人情影响。这本来是一种为了提高学术公正性的措施，但在执行的过程中也会遇到“失灵”的情况。少数学生因各种原因而得到不公平的审评，有人不得不延迟毕业。今年4月底，一个电话让黎欣陷入了与盲审制度的拉扯中。黎欣是上海一所双一流高校社科专业的硕士研究生。2023年5月，她的毕业论文正式开题，一路写写改改，到2024年3月顺利通过院内的预答辩，4月送到校外进行盲审。“院系的预答辩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导师自己组织专家进行，另一种是院系随机分配专家。我的导师觉得自己组织专家，可能会有人情关系的干扰，因而选择了由院系分配。”黎欣介绍道。黎欣告诉记者，在同组预答辩的同学中，老师们给她的反馈不错。“当时一位评委老师的原话是‘这篇论文已经写得很完整了，我只是鸡蛋里挑骨头，给你一些意见和建议。’另一位老师则是从格式上给我提了一些建议。预答辩时所有老师的意见和建议，包括导师先前对我论文的建议、我请教其他师友的建议，我都认真整理成一个文档，列了一个对照修改的清单。在送到校外盲审前，我一个个打上钩，把那些建议全都改掉了。”黎欣回忆。 等到4月底，导师给她打电话，说她的论文被一位盲审专家打了40多分，而另一位专家则给出了80多分。黎欣介绍，盲审专家出具的《评阅书》由评价指标得分、评价等级和是否同意参加答辩意见等部分组成。给出40多分的盲审专家，在“规范性”一项中给分很低。而另一位专家在此项中的给分在85分以上。此外，打低分的盲审专家在“总体评阅意见”和“修改建议”两栏中，写的内容几乎一模一样。黎欣的导师也向教务员提出了抗议，认为该盲审专家给分存在问题。但教务员咨询上级后告诉黎欣和她的导师，学校规定另一盲审专家给出的等级是“优”才有资格申诉，而那位给出80多分的盲审专家在等级上给出的是“良”。黎欣告诉记者，在很多学校，85分以上就是“优”等范畴了。但她所在的院系并未要求专家对应分数给出等级。据她所知，校内部分学院在每份论文前，附了一份打分标准，注明了等级与分数的对应关系。“不同的评审老师本身就有松紧之别，有的老师可能一年都给不出一个‘优’，有些则可能觉得给出‘同意答辩’对学生来说已经足够好了，但他并不知道，因为没有给出与分数匹配的‘优’，可能会让一个学生失去申诉资格。”黎欣说。按照她所在的学校规定，如果一份盲审《评阅书》里有两个‘一般’、或一个‘差’，四项分数中有任一项低于60分或出现‘作重大修改再送审通过后答辩’和‘不同意答辩’这三项中任一项，均称为存在“异议”。一份《评阅书》“异议”且另一份无“优”或两份均为“异议”，都必须延迟三个月或六个月才能参加答辩。据黎欣所知，去年全校被抽中送审的同学中，有近1/3的论文被打回，无法直接参加答辩。而今年她所在院系100多位专硕研究生中，被抽中盲审的约40人。黎欣告诉记者，院系的教务员一开始沟通时也提到，之所以把两份文档直接发给她的导师，也觉得打低分的盲审专家的评阅书有问题。“他基本推翻了我做的所有工作，也没给出任何可行性的具体建议。最后是建议我换一个主题去研究，所以我很难针对这份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黎欣说。按照以往经验，学生提出申诉增评成功率不高。根据其学校博士、硕士双盲评审办法的规定，如果黎欣申诉失败，她和导师会被全校通报，后者暂停招生资格，所在院系也要缩减招生名额。黎欣曾致电咨询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她告诉记者，教育部其实给学校列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工具。比如学校收到盲审不通过的结果后，可以马上引入第三位专家进行增评，如果有两位给出通过，学生就可以参加答辩。其次是给原专家留言，告知其意见不具体，或评审有偏差，需要细化建议或重新评分。黎欣回忆，当她描述完自己学校的申诉机制，电话另一端的教育部工作人员直言其学校的制度设计不科学，但对方也补了一句，具体决定权在学校。黎欣所在的院系，虽然没有阻拦学生申诉，但对于学生来说，如果申诉没过，就只剩最后一次外审机会了。最后一次送审需要给一审和申诉没通过的两位专家同时审评，需要两人都同意答辩，不然就会失去学位证。在黎欣、导师和院系的共同努力下，专家组对其论文和打低分的盲审专家的《评阅书》进行了审评。专家组认为，那位盲审专家的意见有待商榷，黎欣的论文符合硕士论文的要求，为她争取到了申诉资格。虽然可以申诉，但教务员还是表示，如果她想毕业，最稳妥的办法仍是按盲审专家的意见改一改，继续送回对方手上二审。最终权衡再三，黎欣为了避免申诉可能导致的后果，决定继续修改论文，准备再次送到给出40多分的那位盲审专家手上。申诉机制的不畅，让部分想要申诉的学生受制于导师、院系等因素，不得不妥协或“曲线救国”。浙江某双一流大学的工程学硕士研究生陈亮告诉记者，他所在学校需要导师同意才能申诉。陈亮介绍，学校要求所有学位论文都要外送盲审，硕士是三位专家评阅，博士是五位。陈亮的前两份专家意见反馈都很迅速。第一份结果是优秀、小修改后同意答辩，第二份是良好、同意答辩。最后一份专家意见姗姗来迟，临近学位委员会开会的6月5日才反馈。据陈亮了解，系统先会匹配相同研究领域的专家，匹配到专家后，会给专家一周时间。在这个机制的约束下，专家反馈意见最长时限大概为半个月，所以第三位专家是拖到最后才给出了意见。最后一份专家意见的结果出乎陈亮的预料：总体评价为一般、评阅结果是大修改。根据学校规定，如果出现“大修改”的评阅结果，需要修改30天以上，并再送原专家评阅。30天的修改时间，意味着让陈亮无法如期毕业。此外，这位专家的《评阅意见》表达了对陈亮论文题目定义上的分歧。该专家认为论文题目和方法不匹配，却未在论文的研究方法上提出任何建议。面对这则意见，陈亮并不认可。因为陈亮的另外两份盲审意见中有一个“优秀”，按规定符合申请学术意见分歧的标准。对于学术意见分歧，可以送审两位新专家，如两位专家给予通过，就可以直接申请答辩。按陈亮的想法，如果能尽快完成学术意见分歧的申请，或许还有机会避免延毕。但导师得知后，并不支持他。陈亮告诉记者，申请学术意见分歧的流程比较复杂，按学校规定，需要再成立一个专家委员会，请五位专家对盲审的评阅意见和原论文进行评审，并出一份报告，确定是否属于学术意见分歧。如果确属分歧，院系就可以送审两位新专家。然而他导师的工作重心都放在科研项目上，在学生培养方面比较散养，并不想花太多精力在为学生重新组织专家评审上。最终，陈亮只能按照导师的意思，修改30天后再送原专家审阅。陈亮告诉记者，他们班有20人左右，有3位同学拿到了“大修改”或“不同意答辩”的负面意见。有一位同学就在导师的支持下申请了学术意见分歧，并获得了两位新专家的通过，如期毕业。而他只能在延毕期间提前入职做实习生，以两个月只能拿到正职1/4报酬的代价保住工作。在整个盲审流程中，申诉是事后补救的“托底”环节。而处于更前端的论文方向与盲审专家研究领域的错配，也成为了一些硕、博研究生盲审被卡的原因。复旦大学社会学系胡安宁教授等在论文《毕业论文匿名评审制度中的“误判”问题》中指出，找评审专家，目前有两种主流做法，一种是利用教育部已有的专家数据库进行库内同领域专家的随机选择，即“库内找专家”；另一种是由本校同领域专家提供专家名单，即“专家找专家”。但教育部的专家库可以匹配大的学科门类，无法照顾更为精细的学科分类，对于某一小的学科或者研究方向，使用此种专家库容易出现“错配”。此外，教育部的专家信息更新相对滞后，对于特定学科的新发展顾及不到。两相对比，“专家找专家”更具优势。比如，专家邀请的专家更能保证专业的“精细”对口。只有同一学科或者研究方向的专家对于本领域内的适格专家最为了解，由他们提供专家库，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找到真正的“同领域”的内行。原本应在2023年毕业的北京某医科院校博士研究生刘琦，因盲审专家给出12分，被迫延毕半年，与一家全国顶尖医院的工作失之交臂。刘琦告诉记者，他的第一次盲审结果分别是78分、69分和12分。他认为大概率是匹配到了基础医学领域的专家，并进一步解释称，如果论文关键词选择得过小，很可能会匹配不到同领域的盲审专家，后面就很容易会落到相对更宽泛的基础领域里，产生错配。刘琦发给记者的那位给出12分的专家的具体意见显示，该专家认为论文写作粗俗，格式、文字错漏百出，研究设计深度不足，研究结果不能支持作者提出的主题，作者及其所在团队并没有意愿申请学位及相关的答辩机会，评论人不能支持此次答辩申请。“专家提出段落处理、格式有问题，这个我可以接受，但后面的‘缺乏基本的汉语常识’‘缺乏对研究生的基本教导’‘作者及所在团队完全没有申请学位的意愿’，我觉得都不是评价一篇论文的应有维度。”刘琦认为专家并没有从内容出发进行审评，这些标点和格式的问题也不值得用延毕半年的时间去解决。刘琦分析称，盲审专家没有关注到论文中临床部分的研究，评审意见都是按照基础医学的逻辑来的。而他这篇论文是临床医学与基础医学相结合的研究，即先观察临床病例和临床标本的现象，然后在基础实验中进行验证，最后再回到临床实验验证。第二次盲审前，为了让论文更精准地落到神经外科的专家手中，刘琦将关键词改为了神经系统肿瘤相关，半年后，第二次盲审结果是94分、86分和75分，他获得了学位证。同样受困于领域错配的还有北京大学医学部2024届硕士毕业生颜凌。两位盲审专家给她的分数分别是80分和58分。颜凌说，她发现打低分的专家提的意见第一条就是针对选题方向的，认为其选题没有临床意义。颜凌向记者解释，自己的导师是国内皮肤科的知名专家，所以她的硕士论文内容也是一种与脱发相关的前沿技术，此前在国内几乎没有人研究，她甚至怀疑盲审专家没看懂该技术的新颖之处。颜凌的导师也认为这位盲审专家的水平有待商榷。导师帮她分析后认为有两种可能，即论文落到了整形科的专家手上，或这名盲审专家在做相似的技术，出于竞争目的给她打了低分。万幸的是，辅导员告诉颜凌，今年学校政策有优化，她的情况可以申请增评，送审一位新专家，只要新专家通过，学校会允许她参加答辩，不会延毕。按照导师的建议，颜凌增评时在盲审系统中将先前的一个关键词换成了“毛发疾病”——一个皮肤科的专业名词，论文会更大可能匹配到皮肤科专家，而非整形科专家，最终增评结果显示，颜凌的论文获得了80分。此外，整篇论文只进行了两处修改，分别是增加了实验的伦理批号、样本来源医院和时间，以及第一例患者的开始时间和最后一例患者预计可能的结束时间，以证明颜凌一直在补充数据，没有放弃实验。“之后的学位答辩非常成功。作为病人之一、我们科的老主任也说我特别认真，直接给了我八个字的评价，‘科研精神，实事求是’。外院的专家也特地来问实验里一些细节的处理方法。当时我就问导师，今天答辩反响这么好，为什么盲审那个专家会给我58分？我导师说，‘不要因为别人的存在而否定自己的工作，不要因为他们可能出于某种目的给了你低分，你就不自信了。’这是读研三年中我导师说的为数不多的肯定我的话。”颜凌回忆道。“博导们各有自己的一摊事，盲审能带来的收益有限，隐形价值也比较低。”一位医学博士对记者说。作为盲审专家的苏州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杨正也认可这一说法。2022年成为硕士学位论文的盲审专家以来，他每年要审近20份论文。而每份硕士论文从头看到尾，加上写参考意见大概需要两三个小时，杨正坦言这是“非常大的负担”。而博士学位论文盲审专家要审的份数更多，单篇体量也更大。与付出的时间、精力不太对等的是，每审一篇的酬劳是260元，且论文需要在收到匹配2天内决定是否审评，如接受，就要在7到10天内给出反馈。杨正告诉记者，在硕士论文评审上，整体趋势已经不再硬性要求创新性了，而更多从工作量、行文严谨性等维度看学生的态度。从他个人的判断标准上，基本的权重是工作量占40%，严谨程度占30%，包括论述的创新性在内的其他方面占30%。如果一个学生的论文工作量是足够的，有基本的分析过程和行文逻辑，就会被认为是一篇合格乃至良好以上的论文。“如果教育部抽审抽到一篇文章发现不合格，学生的学位要被取消，学校的学位点也可能面临警告，导师也要负连带责任，可能会被警告，评优、职称晋升也有可能受到影响。所以在接学校委托审稿时，对方学校也会告诉我，你一定要严格评审，如果我们作为专家不严轻易给过，之后教育部抽检抽到该校的论文没过的话，这个专业学位点就会受影响。”杨正向记者解释了审评从严的原因。在杨正看来，每位老师都有自己偏爱的研究取向。如果看到与自己研究取向相关的文章，必然会有一些好感。反言之，看到自己不熟悉领域或学术意见有分歧的论文，有些不太客观或自我要求不高的老师确实可能打分低一些。但也有老师反而会更严谨，尽量摒弃个人好恶去公允评审。此外，还有极个别的导师间个人恩怨牵连学生的情况。此外，杨正认为部分学校的申诉机制确实有待细化和完善。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副教授刘锐已经成为盲审专家近10年，平均每年审评50份左右的硕士论文。刘锐表示，天赋很高且研究能力很强的学生是少数，所以得A的学生比较少，但只要工作量饱和，一般都会给通过，不通过的是较少数。在他经手的论文中，每年最多只有一两篇不通过，都属于质量特别差的一类。刘锐也告诉记者，对于不同学位类型和不同层次的学校，评审标准确实会有所差异，对于专业型硕士和学术型硕士，普遍会对学硕的要求更高一些。在学校层次上，985或学科领域内的名校，要求也会要更高一些。刘锐提出，解决现行盲审制度中的问题，需要更多完善学位论文和专家的匹配机制，提高匹配的精准度。胡安宁认为，允许学生进行多轮评审，可以尽可能地从制度设计方面避免对毕业论文的误判。具体到制度设计层面，他建议允许学生随时通过抗辩来启动新一轮的评议，而不是在多轮评议中人为设定障碍。多轮评审也并不一定要求是多轮匿名评审，比如，学校可以设立一个独立于外审的论文审核机构，如果论文外审结论为不合格，学生可以有地方“上诉”。（应受访人要求，文中人物除胡安宁、杨正、刘锐外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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