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更为人熟知的语境中，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合同工”。明面上，他们与在编员工坐在同一个办公室，但他们的工资、福利待遇或许低于在编同事，工作内容也可能更琐碎。即便如此，过去，他们坚定地相信，虽然没有编制，自己所从事的还算是一份稳定，甚至称得上“好”的工作——给政府打工，起码比外面的公司稳定。
然而在过去一年多时间，“清理规范编外人员”逐渐从传闻变成越来越广泛的行动。看着越来越多清退的新闻，他们心中的“确定性”被动摇了。有人虽然还在岗，却已清晰地感知到被解聘的风险，想出去拼一拼，但又恐惧于外面的不确定性，左右为难；有人在超过35岁的年纪被清退，人生好像一下子没有了余地，求职毫无竞争力；还有人做惯了“不用过脑”的执行工作，连做实时会议记录都成了巨大的挑战。直到这一刻，他们才意识到，在“编外”这个并不牢靠的保护罩里工作了五年、八年、十几年甚至更久之后，自己已经丧失了直面变化的勇气和能力。2023年9月，秦雯工作第八年，和河北一家单位一年一签的劳动合同到期了，直属领导让她“先回家等等（续签消息）”——好像也是可以解释得过去的理由，秦雯听话地回了家。离开前，领导让她签了一份离职单，她并没有注意到，上面的离职原因写的是：自动离职。几天后，秦雯所属的劳务派遣公司打来电话，通知她解约。她再想去工作单位找领导，已经不被允许入内，还被踢出了工作群聊。就连离职要带走的东西，她都只能托之前关系好的同事打包好送到大门口。没来得及和相处八年的同事们告别，她就“灰溜溜地走了”。后来，她才意识到，几天前，领导的那一番话已经预示着，自己事实上“被清退了”。进入2024年，各地对编外人员的清理规范工作依然在进行中。在福建龙岩一所学校工作的一位编外人员表示，他们已经“摸底”了。她说，以前对聘用人员的统计，只需要报一下人数和以什么方式聘用即可。今年年初，当地人社局下发了详细的表格，要求统计聘用人员包含奖金、福利、补贴以及五险一金在内的年收入。秦雯在社交软件上找到有相似经历的人，她发现自己好像更惨一点，其他网友虽然也被清退，但单位给了赔偿，还可以领到失业金。她去当地社保局咨询之后才知道，自己离职单上签的自动离职意味着，被迫离开这个工作了八年的地方，她不仅没有得到任何赔偿，也无法领取法定的失业金。她感觉自己像是“被骗了”。在东北一所高校做行政的女孩被学校以“背调”为由相威胁，迫使她主动辞职。学院领导对她感谢一番之后，很直白地说：不再续签合同，希望她主动离职，否则下一份工作背调的时候，就把这两年来，她在工作中的大小失误都说一遍。她不得已提交了离职报告，这份报告被逐层审查，连她写到的“工作认真负责”的内容，都没能被允许保留。还有一些人，被迫周旋于谁留谁走的算计中，最终也无法改变结局。陈静文在统计系统下属的西南地区一个县城的调查队工作了八年，劳动合同与单位直签，调查队一共十一个人，她是四个编外人员之一。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她考了两次编制，都过了笔试，但在面试环节被刷下来，她只能先找个班上。她生活的县城企业很少，同龄的朋友除了在体制内工作，就是做生意，没有太多选择。结婚有了两个孩子之后，她觉得这个编外岗位也挺好，有交五险一金，还有时间带小孩，就这么干到了现在。2023年6月的消息是，包括陈静文在内，四个编外的合同工要转成公益性岗位。在当地，这类岗位由人社局支付70%左右的工资，可以分担很大一部分本单位的工资支出。但根据规定，如果转成公益性岗位，社保必须停缴三个月，他们不同意。陈静文说，公益性岗位工资低，社保交得也很少，公积金、医保完全没有。转岗的事情就这么搁置了。一个月后，陈静文和另一个编外的女生被领导叫到办公室。这是一次看起来非常正式的谈话。在场的有三个领导，大领导明确表示，公益性岗位转不了了，财政紧张，必须辞退她们俩。“你们是什么标准？”——对于陈静文的疑问，领导回答，按照工龄。陈静文工作8年，在四个编外人员中，她的工龄排第二。她觉得，如果这是标准，不可能轮到自己。领导模棱两可地应付着她的追问，“也要考虑工作的重要性……”她无法认同，从会议室出来后，又一个人单独回去，表达了对清退的不满，她直言，这种标准不明的清退，就是在针对自己。领导的态度突然变了。陈静文回忆，当时，其中一个领导把会议室的门关了。大领导随后解释，他们只想让另一个女生走，因为那个女生来的时间最短。之所以让陈静文一起，是担心只让另一个女孩走，女孩会有情绪，“事情就不好办了”。领导还宽慰她，非常认可她的工作，让她“放放心心地在这里上班”。陈静文相信了领导的话，“我觉得领导说话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真实的，一个单位三个领导都在，应该不会骗人吧。”又一个多月过去了。陈静文收到的通知突然变成，工龄10年以上的不用清退，没满10年的转劳务派遣。她没有同意。8月底的一天，临近下班，她又被叫进会议室，领导开门见山地告诉她，因为她不同意转劳务派遣，单位要和她解除劳动合同，陈静文只拿了三万多元的赔偿。在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吕芳看来，像陈静文这类政府编外工作人员可以被称为“影子雇员”。她在《中国地方政府的“影子雇员”与“同心圆”结构》一文中提到，这些人由政府以“聘用工”、“派遣工”等形式聘用，承担本单位的部分岗位职责，支出大多由财政预算负担，却缺乏固定编制。目前，很难找到关于编外人员数量的确切统计数据，大多只是估算，我国实际上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超过了7000万，其中非编制管理人员超过2000万。在一些地方，想要获得编外的岗位也要经过筛选。一个在江浙地区的县城司法所做社区矫正工作的编外人员说，她报考的岗位的考试内容、流程和考编几乎一样，难度虽然比考编低很多，但因为不限制专业，学历门槛低，大专以上就可以报名，所以各个年纪层都有，竞争也不小。她参加考试时，有超过250个人参加考试，最后只录取了8个人。进入编外只是她过渡期的选择。2022年大学毕业，她在一个律所工作一年多之后，决定回老家考公。这个岗位刚好也在招聘，她顺道报了名，一边上班一边备考。她说，这份工作“性价比非常低”，工作内容虽然不复杂，但很繁琐，她要管理20多个服刑结束、回到所在地的缓刑人员，每日查看他们的轨迹、定位；出现异常第一时间核实；定期走访本人以及相关的保证人。工资每月一千多元，单位只负责社保和医保，没有其他福利。她所在的部门一共14人，只有3人是在编的。在吕芳的研究中，“影子雇员”规模庞大。就某中部省会城市一个常住人口126万的区，截至2014年9月，全区1188名政府工作人员中，“影子雇员”的人数就达到了692名，超过半数。而行政编、事业编分别是186名、313 名。基层政府具有较为明显的“编外膨胀”问题是一个共识性的结论。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岳嵩在《“编外管理编制化”，能否抑制基层政府的“编外膨胀”?》一文中分析，“编外膨胀”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属地管理的事务范畴不断扩张，基层政府的治理性压力越来越大，必然要通过增加人手来落实各类工作，但编制管理在机构改革的“精简”导向下坚持“只减不增”的原则。基于此，基层政府会以“编外”的方式招聘工作人员，来消解基层治理的负担。过去几年，对编制的控制一直很严格。2018年《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明确要求，要严格执行机构限额、领导职数、编制种类和总量等规定，不得擅自增加编制种类，不得突破总量增加编制。2023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进一步明确要精减中央和国家机关人员编制，要求各部门人员编制统一按照5%的比例进行精减。对于编外人员的管理，起码在政策层面，同样是趋紧。2018年的文件也明确提出，要严格控制编外聘用人员，从严规范适用岗位，职责权限和各项管理制度。只不过，少见公开的清理规范行动。深一度检索信息发现，近两年，较早开展清退工作的是湖北省监利市。2022年9月，当地官方账号就发布了“动真格，监利首次清理规范机关事业单位编外人员”的通知。当年3月，监利市委编办对市内的编外聘用人员数目做过一次排查，统计出编外人员的数量占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的1/3。通知指出，清理清退是为了规范全市机关事业单位用人行为，节约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能。通知明确，清退工作将持续到2025年11月22日。进入2023年，湖北十堰、内蒙古鄂尔多斯、黑龙江哈尔滨等地都开始进行编外人员的清退工作。一些地方的清退也的确带来了成效。湖北十堰2023年4月发布了清理规范工作的阶段性成果：共清理规范编外人员326人。这意味着，当地节省了大约1500万元的财政支出。陈静文私下找人看过领导口中“缩编”的红头文件。文件只是提到，要减少财政支出，避免浪费，不能再招人，但没有明文规定要马上解聘合同工，她也无从得知清退的具体标准。陈静文说，她从不拉帮结派，除了工作，其他的事情一律不多嘴——在体制内小心谨慎地周旋也没有真正帮到她。后来的进展更让她觉得“被社会狠狠地上了一课”，这次清退，最后只走了她和那个女生，另外两个“平常和领导关系好”的男同事，一个工作九年多，一个六年，既没转劳务派遣，也没有被清退。秦雯也反思，是不是自己平时太“埋头干活，没有抬头看”，所以才会成为被清退的那个。失去了构筑在“稳定”之上的工作，她整夜睡不着觉，一直哭。采访中，她细数着自己兢兢业业的过去，“回家都是24小时待命，随时等领导电话安排任务。”工作八年，她自觉“日常大家都很喜欢我，感觉（喜欢）不是假的”，她始终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突然地、丝毫不被尊重地就被“轰走了”，那些她以为关系还不错的同事，在她离开后，也逐渐不联系了。被清退后，她尝试过卖车险，也面试了物业客服的岗位。对方以她超过三十岁、年龄大为由，拒绝了。广东一位工作了16年，同样也在2023年被清退的编外人员赵丽媛最想知道，“怎么界定、如何衡量清退谁？”更重要的是，负责清退的领导究竟有没有私心？据她了解，在她被清退后，此前离职的一位编外人员又重新回到了岗位上。以劳务派遣的方式在山东一个“国家单位”工作了7年的吴晨晨，虽然还没有被清退，但一直“提心吊胆”。
7年前专科毕业，应聘这个单位时，她“非常天真”，对事业编、非事业编的界限认知模糊。她所在单位的用人合同有三档，最好的是在编；其次是和分公司签聘用合同；最差的就是以劳务派遣的形式签的第三方合同——她就是这种。但她相信，只要自己认真工作，一定会出头。开始的时候，作为货场保管员，她在两年之内就拼到了班长的位置，大领导来检查，总是她负责迎接、讲解。但后来她发现，去外地培训、开会的机会永远轮不到她。她想争取和分公司签合同，得到的回应却是，“你找不到人弄不到”。她想入党，拿着自己参加志愿活动、做公益的记录给领导时，对方答复她，选了另一个人，理由是“人家是在编的，就要优先考虑，你那些都没有用”。周遭的环境也越来越强势地提醒她有无编制的不同，换领导之后，事业编和非事业编原本统一的饭卡，也换了两种不同的颜色来区隔。她终于意识到一个现实——自己看似被需要，其实就是一个边缘的透明人，“别人看不见我。”她只有过一次“被看见”的机会，但结果更差了。三年前，她被调到了本单位的应急部门做调度，去之前，领导允诺她当主管。很快，部门改革，没有了主管的岗位，她又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值班员，至今如此。吴晨晨形容现在的岗位，“完全是一个闲职”，她负责应急、调度工作，日常“除了看监控也没什么别的活儿”。看着越来越多清退的新闻，吴晨晨清晰地感知到编外人员面临的解聘风险，她很想出去拼一拼，但又害怕外头的不确定性——怕裁员，怕公司经营不善倒闭。在稳定的体系工作了七年之后，尽管只是作为编外人员，吴晨晨觉得还是和外面不一样，毕竟现在是在给国家打工，虽然只有三千多块的工资，但起码“国家单位”不会突然倒闭。只是，当她想要改变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丧失了直面变化的勇气和能力。最大的挫败感也来源于此，电话里，吴晨晨有点哽咽地说，“我不知道我这种比较差的人应该找什么工作”。刚参加工作时，她并没有因为自己的专科学历而觉得低人一等，现在，自卑感越来越强烈。她想升本科，咨询后才知道，即便通过专升本的考试，升入本科之后，如果想要获得学士学位，还必须考学位英语。“想救一救自己”，但她总是无法投入学习，温水煮青蛙这么多年，她没学到什么新技能，考过几次本单位的编制，都失败了。更沮丧的是，临近30岁，她发现，那个积极、阳光的自己消失了，“我的感觉是自己变得越来越差”。在仓库保管员那两年，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在货场经常刮伤，她也觉得值得。吴晨晨说，现在，哪怕什么都没干都很累，患得患失的，看不到希望。稳定的过去再也回不去了。38岁的赵丽媛被清退后，来到一家小公司做前台，单休，没有五险一金，也没有其他福利，她内心落差非常大。在“体制内”的16年间，她享受着便宜的饭堂，早餐2块、午饭4块，还有可以午休的宿舍。工作也简单，负责迎接创文、应对突击检查等，大多是“不用过脑的”执行工作。现在，做一份一小时的会议记录对她来说都很费劲，领导讲得太快，没重点，她跟不上，只能录下来，会后再整理。以前开会她都是“坐在那里玩”，现在“要认真听了”。她没办法适应，工作三个多月后，就从这家小公司辞职了。被清退时，赵丽媛只拿到了一个月的赔偿，有人建议她“硬刚”，她不敢。爱人也在体制内，她怕影响爱人的前途。更重要的是，她对“体制”心怀感激，几年前，赵丽媛身患疾病，严重到无法工作，但单位一直保留着岗位，每个月还给她发工资。现在，她只想再次进入“体制”内，考编制是不可能的了，她已经超过了35周岁的上限，但编外或许还有机会，她说：“不在乎钱多钱少，在外面太难了。”（应受访者要求，本文除研究学者外，其余人物使用化名）【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微信又双叒叕改版了，如果不标星，你可能就会错过我们的推送。星标只需要：①打开北青深一度公众号主页，点击右上角“..."②在弹出的界面，选择“设为星标”。我们期待与你在每篇推文中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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