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一场喊楼，“务必对老师保密” | 深度报道
采写/乔雨萌 刁乐瑶
编辑/刘汨
在这个夏天，经历一次喊楼，已经成为越来越多高三毕业生“必须实现的心愿”。在高考来临前的某个夜晚，他们相约在一起歌唱、呐喊，又或是把书本试卷撕成漫天纸片，以此与高中三年告别，也释放着积攒到临界点的压力。
和常规的学校集体活动不同，高考前的这场狂欢通常是自下而上、由学生们自发组织。几位喊楼活动的策划者向北青深一度讲述了他们的经历，有人获得了学校“一路绿灯”的支持，但在更多情况下，这是一件“务必对老师保密”的事情。
对于喊楼活动，许多老师的态度复杂，他们理解同学们想要宣泄压力的心情，但对安全、卫生、考前情绪也有着多方面的顾虑。也有老师展现出了更强硬的姿态，当音乐刚刚响起，就砸了音响，摔了喇叭。
硬件设施、校园文化、教育理念和氛围......渗透在高中三年的种种细节，也影响着一场喊楼活动的进程。这背后是不同的高中管理模式的缩影，从学生一天的作息如何安排，到日常管理的重点落于何处，再到最根本的，高考对于每所学校师生的意义。
喊楼成了一个小小的窗口，折射出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之间升学压力和教学资源的现实差异。但共通的是，在十八岁上下的年纪，一个人对勇气和自由的追求，对未来人生的憧憬，以及“走得更远”的心。
宁夏的高三学生丁远想办一次“喊楼”，尽管学校从去年起就明令禁止。
他记得学姐林述的尝试。去年四月中旬的一个晚自习课间，音乐声从教室外传来，混杂着同学们的欢呼声、尖叫声，他走出教室，看到林述在楼下小广场唱歌，走廊栏杆边围满了同学，都在拍照、录像，跟着大声合唱。
人群中心的林述在那一刻感叹，青春真好，自由真好。高考前那段日子，林述觉得班里变得“死气沉沉”，“压得太紧了”。高三下半学期开学后，他们进入每天做卷子、考试、讲题、写题的循环，日复一日。学校没有假期，同学们也不敢休息。
林述当时的同桌就是这样，她早上进教室时，同桌在写题，到她下晚自习回家前，他还在写题，“一整天不停”。同学们课间聊天、开玩笑的时候，他也很少参与。有一次她问同桌，你一直这么写， 不累吗？对方看了一眼她，没说话。
“大家好像变成了没有情感的机器，生命里面少了很多朝气。”林述觉得自己和身边的同学都需要一个喘息的缝隙。合唱活动之后，很多同学对她说，“谢谢你让我们活了过来。”
这不算一次真正的喊楼，但在现场的丁远仍然觉得“很热血”，“大家一起唱歌的时候，你会回想起来很多美好的时刻，不管同学之间有什么矛盾，你之前在学校闯过什么祸，在那一刻都不重要了。”
今年他和朋友决心效仿，“也想有这么一次大胆的、为我们的青春呐喊的机会。”他们将喊楼的日子定在高三毕业典礼前一晚，提前三个星期便着手准备。
在后来被同学们传阅的手写策划案中，活动时间、地点、流程、需要的设备一一列出，如何将同学们从教室引出来、如何“应付”校领导和老师，各种细节都被考虑到。他们还设想了活动的四种走向——活动正常进行、音响提前被发现、活动中途被终止以及同学和老师之间出现激烈冲突，分别作出了预案。
在策划案的最后，丁远写道，“以和为贵，来日方长，薪火相传，经久不衰！”在忐忑中，他期待着喊楼那天的到来。
以一场喊楼作为高中三年的结尾，已经成为越来越多高三毕业生“必须完成的仪式”。在这个夏天，当一个接一个喊楼视频出现在社交媒体上，评论区里有羡慕、有期待，还有带着炫耀的展示。喊楼的形式越来越五光十色，除了最基本的音乐歌声，还出现了更夺目的灯光音响，甚至还有航拍和烟火。也有成年人发出了自己学生时代的视频，那时的喊楼更多是撕碎书本试卷后的漫天纸片，以及声嘶力竭的呐喊欢呼。
在四川自贡的一所高中，喊楼就仍然在以这种更“传统”的形式进行。五月末，高三学生郑薇的班上，筹备“撕书”的微信群二维码就已经传开了。今年撕书的日子定在拍毕业照当天。筹备的日子里，同学们学累了就会撕书撕试卷，把盛满纸屑的垃圾袋藏到教室的角落，为了避免引起老师注意或者被保洁阿姨收走，他们还找了一些书盖在上面。
一开始群里很热闹，后来有人说“有内鬼”——有老师发现二维码并混进了群，微信群沉默下来。但撕书的动作没有停下，教室后方的垃圾袋越堆越多，最后光是郑薇一个班就攒了十多袋纸屑。
郑薇的同学之间流传着一句话，“我们考这所高中就为了这一天。”他们一直盼着。
喊楼大多由学生自发组织，但老师和学校的态度左右着活动的进程。
作为学校外联部部长，上海高二学生刘一然想到为毕业生策划一次喊楼时，距离毕业生离校只剩三天了。她找到高三年级组长李妍，老师只问了一句，时间来得及吗？她说没问题，老师旋即同意，还帮她联系了其他校领导。
其实学生的设想与李妍“不谋而合”。到了高考前的最后两周，每天“滚语数外”，有一些同学进入了瓶颈期，陷入焦虑和自我怀疑，用李妍的话说，“小朋友们整体的状态不够嗨”。她带过六届高三，熟悉学生的心态，“到高考的时候，应该把孩子们的情绪激发到某一个嗨点，不能太嗨，也不能太低迷。”她正想着如何“转移一下他们对于做题的注意力，提一下情绪点”，刘一然找到了她。
“学校大开绿灯，给了我们各种支持。”刘一然说。李妍帮着她润色策划案，将活动时间从十分钟延长到半小时，“既能充分抒发情感，也不至于抒发得太久”。学生处和资源处找来了活动用的荧光棒、麦克风、音响。无人机社团答应全程跟拍。学校还联系了家委会，邀请家长代表到现场观看。校方也有安全上的顾虑，联系了学校安保部门维持秩序。不到三天的时间，一切便准备就绪。
同样是策划喊楼，刘一然选择与校领导和老师正面沟通，林述和丁远则是“完全不敢跟老师说”。
去年四月的课间小合唱后，林述还是想办一场正式的喊楼活动。在此之前，学校已经明确禁止喊楼，理由是聚众和扰民两方面的顾虑。于是，她将活动的时间定在下午下课后到晚自习之间，“那个时间，高一高二同学都回家吃饭了，只有高三的一部分同学留在学校，不算聚众；晚上6点多，我们把时间控制在20到30分钟之内，也不会扰民。”
但精心策划的喊楼还是夭折了。当天唱到一半，几位校领导走过来收走了音响，林述回忆，“（他们的）表情很严肃，很恐怖，让人很不舒服”。那一瞬间，她很想哭，“我只是想唱两首歌，难道那些考不上一本的同学，因为多了这两首歌的时间做题，就能考到清华北大了吗？”她不理解，也不接受。
在宁夏的这所中学，这不是去年唯一一次夭折的喊楼活动。丁远的一位朋友也曾“密谋”给高三的学长学姐喊楼，没想到有同学向老师“告密”。活动戛然而止，老师把他们“当犯人似地押送回宿舍”。
有了学姐和朋友的失败先例，在丁远的策划案中，有一句话被划线加粗，“绝对保密，不向任何领导、老师透露”。为了防止去年的告密事件再次发生，他们直到喊楼当天下午才通知高三同学，“在此之前务必保密”，他对策划团队的其他同学反复强调。
该怎么看待学生在高考前组织一次喊楼的心愿？老师们的看法不尽相同。
“狭隘化地看待高考才会有担心。”刘一然高中的学生处主任潘毅说，“按照科学的教育规律，高考前最后几天我们能做的无非是情绪调节。再背一个单词有用吗？有用，但背了也未必考。考试嘛，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更多时候，老师的心态是复杂的。吴平是江苏一所县中的高三班主任，她理解同学们想要喊楼的原因，“长时间都是非常平淡地度过，孩子的内心是非常疲倦的。”但她并不支持。“到高三，特别是接近高考的一个礼拜甚至十天内，我觉得不要有什么活动。”吴平强调，“心要稳，要静。”
邵阳在河南一所老牌县中教语文，最近七八年一直担任高三班主任。高考前她接到学校的任务，对学生进行感恩教育，引导学生“爱护学校的一草一木”，用“正确、理智、平静”的方式发泄压力、纪念青春。学校还做了预案，在高考前后安排老师值班监督，如果出现喊楼撕书的情况，及时制止。“站在领导的角度，学校可能是担心学生们的情绪过于激动，导致一些出格的行为发生，比如破坏公物或者危害人身安全。”邵阳解释。
这所“参照衡水模式”的县中，也曾有过高考前撕书的传统，但在十年前因为“安全的考虑”被叫停。回想起那时的情景，邵阳觉得，“既然发生了，只要不是说特别过分、特别偏激，让孩子们释放一下也是可以的。”她笑道，“让纸片飞一会儿。”
办一场喊楼，对刘一然来说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想法。
在她的高中，很多大型活动比如课本剧、服装秀、歌会诗会都是学生会负责，作为外联部部长的她操办过明信片互寄、跨校点歌、元旦迎新等诸多活动。
有着过往经验，刘一然不到一天时间拿出的喊楼策划案已经让李妍感慨，“想得很周到，就像一个成熟的成年人在给领导做汇报。”歌曲的选择和顺序尤其让她惊艳——从《七里香》《海阔天空》，唱到《后来》《起风了》，以《凤凰花开的路口》收尾。“由振奋人心到依依不舍，再到展望未来，有很明显的情感上的递进。”李妍说。
学校无人机社团的全程跟拍为活动后续的宣传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李妍告诉深一度，在他们学校，学生想组建什么样的社团都可以申请。除了无人机社，赛艇社、龙舟社，还有李妍担任指导老师的哲思社都是同学们出于兴趣组建起来的。
社团成立后，学生处每年会发放一定的经费。以哲思社为例，成员们经常会请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来做讲座，“每次几百块的讲课费”。去年社团用学校发的经费买了两千多元的书，图书馆还有一个图书角专门留给哲思社。
林述和丁远就读的是一所省会重点高中，也曾有过各式各样的社团，但近几年被学校“取缔”了很多，比如林述所在的倾音社。喜欢艺术的林述很难过，“你懂的，学校希望发展学术类社团，不希望我们往文体方面发展。”她不想妥协，组建了倾音兴趣小组，夭折的喊楼就是小组成员一起筹划的。但学校不允许他们借用学校的教室和资源办活动，“只能私下玩，类似于地下社团”。
即便如此，这对于邵阳的学生们来说已经是无法想象的奢侈，“我们的孩子们自由的时间是非常少的，非常辛苦。”每天5：20起床，上早操半小时，早读40分钟，随后是9节课，再上晚自习到10点，这样的作息从高一入学便是如此。“我觉得用严苛一词形容是完全可以的。”邵阳说。
除了作息，这种严苛也体现在对学生的日常管理中。同为县中班主任的吴平告诉深一度，“重常规”是学校管理的核心，从监督学生每天穿校服，到禁止学生在教学楼内吃东西，再到迟到早退的管理、课堂状况的管理、作业完成情况的管理，“这些方面都做得好的话，小孩子从成绩的角度来说不会出什么问题。”
“卫生和纪律是我们抓的重点。”吴平说，“一个班级的差往往是从教室卫生出现问题开始的。教室脏，接下来就是课堂纪律乱，进而就是学生整体的风貌差。你不脏不乱，最后怎么会差呢？”
随着高考临近，无论身处何地，升学的压力都骤然加剧。
回顾整个高三，丁远说，“真的压抑。”到喊楼前，他们已经连着上了三周课，坐在教室里，“像坐牢一样，学也学不进去，但看见大家都在学，不学又很难受”。实在熬不住了，他请了一天假回家，睡觉，玩玩手机，“才感觉有点精神继续撑下去”。
有时学生找邵阳聊天，说着说着就会泪流满面，头疼的，失眠的，幻听的，比比皆是。学校尝试用“更有意义的方式”帮助同学们减压。比如在体育课上安排跳大绳、“三人两足”、“同舟共济”这类趣味活动，“既能减缓压力，又能增强团队意识”。此外，老师们会在班会课上放励志电影，以及往届毕业生录制的高考祝福视频。
而对于李妍带的高三同学来说，压力有着更具针对性的纾解渠道。她执教的学校有两位名校毕业的专职心理老师，相关硬件也配备齐全，在专门的放松室里，有沙盘，按摩椅，拳击沙袋，还有呐喊宣泄仪。针对高三同学，心理老师每个月开展心理讲座，也会对高三班主任定期培训，教他们如何共情，如何疏导同学们的情绪。
硬件设施，校园文化，教育理念和氛围......渗透在三年生活的种种细节，最终也影响着喊楼这场高中告别式的情感基调。
在李妍任教的学校，这是第一次举办类似的活动。在她的印象里，上海有喊楼和撕书传统的学校不多，因为这类活动一般在晚自习前后举办，而“上海上晚自习的学校很少”。学生们将这次活动定义为“属于我们的青春狂欢”，还要给学弟学妹们送上真挚的祝福，这让李妍感慨，“很有爱。”
而当丁远说起顶住学校压力组织喊楼的原因，他将这形容为“一个释放的窗口”，“大家太累了，压抑太久了。”
5月28日，毕业典礼前一晚，下了晚自习，丁远提着音箱和麦克风跑到楼下，将音响声调到最大，喊道“大家都出来，我想给你们看一场秀”。说完，他放下麦克风，跳了一段街舞，跑动声、笑声、呐喊声、欢呼声在他的耳旁炸开。一曲跳完，小广场和教学楼走廊已经站满了同学。
他们本来准备了一个歌单，但到了现场，“玩开了”，同学们喊着要放什么，他们就放什么。有人点了一首凤凰传奇的歌，丁远站在人群中央，“听到那个声音真的很震撼，所有人都会唱，那么齐，比早读时齐多了。”
第一首歌唱完，丁远看见了去年叫停喊楼的刘副校长慢悠悠朝他们走来，背着手，看不清神情。他严阵以待，在心里打好了应对老师的腹稿，“老师对不起，我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是我必须这样做。”没想到刘校长只是站在一旁，静静地听着。
唱了两首歌后，另一位姓陈的副校长冲过来抢走了丁远的麦克风，“学校明确禁止喊楼活动”，他刚说完这一句，就被丁远拔了麦克风线，另一个同学提着音响跑到一边。让丁远意外的是，刘校长走上前，拉走了陈校长。
第二天毕业典礼结束后，年级主任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好样的。”有人问老师，组织喊楼的同学会不会被处分，老师说，“不会，大家开开心心的多好。”
在朋友圈刷到学弟学妹喊楼的视频时，林述想到了一年前的自己，她怀念那时的勇气，“上大学之后，很少能再找到那种和身边朋友齐心协力朝一个目标努力的感觉了。”
在郑薇的学校，班主任还是知道了撕书的计划，那晚来到班里说，学校会派老师守在楼梯口，正说着，已经有其他班级的同学跑到教学楼高层开始撕书。郑薇班上的同学也“一窝蜂地跑出去”，撕书，打纸仗，大声地笑和闹。看着漫天飞纸从头顶落下，郑薇觉得恍惚，“三年的青春就这样过去了，快到不可思议。”
几乎同一时间，在上海，刘一然策划的喊楼以一曲《七里香》开场。一开始李妍在楼上的办公室往下看，后来忍不住跑了下去，站在离学生们一两米的位置，看着看着，“泪水止不住”。
“上海的学生，尤其是像我们这种重点高中的同学，考一所大学是不难的。我们一直对同学说不要只聚焦于考上大学，而要聚焦于未来的人生要怎么走，对家庭和社会能做出什么贡献。”李妍说。在喊楼那晚，她仿佛看到了过往教育的成果。
而作为县中的高三班主任，在高考前，吴平和邵阳的目标依然是现实和迫切的——陪伴学生们平安地、平静地度过这场考试。
吴平小心翼翼地关照着学生们的情绪。她在网上看到，有的学校的老师会陪学生一起上晚自习，甚至老师们集体开车灯为学生照亮回家的路，她告诉深一度，“老师的这份心意对孩子来说是莫大的支持，但是我个人觉得在考前还是尽量让学生保持一个平静的心态。”
“我们这边的小孩大部分都不是靠智商，而是靠踏实和勤奋取胜。”吴平坦言，“孩子们寒窗苦读十二年，我们希望他们以最佳的状态迎接高考。”
邵阳对孩子们有着类似的感情，“很理解，也真的很心疼。”在河南的这所县中，一个年级就有一两千人，一本率的指标压在每位老师身上，也压在每个学生身上。
看着一张张疲惫的脸，她安慰学生们，“高考不能决定一切。”她经常举曾经教过的一个学生的例子。那是一名复读生，最后只考上了一所三本院校，但不服输，一直努力，现在在读博。
邵阳说，“先有学上，我们再创造条件，走得更远。”
（应受访人要求，文中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