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头婚”的现实忧喜 | 深度报道
采写/佟晓宇 易英子
编辑/刘汨
婚后依然回家与父母长住，生下两个孩子各随两家姓氏……2020年底，“两头婚”成了网络热议的话题。
杭州婚介从业者余航表示，虽然“两头婚”形成的具体时间已无从考证，但在最近十年确实有了明显增加，与二胎政策的放开相随并行。
社会学者赵春兰于2017年到2019年期间在杭州西郊的水村完成了关于婚育模式的田野调查，她认为，“两头婚”最重要的特征是生育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分别延续两方姓氏。
在江苏昆山，张含所在的婚介公司2020年促成了80多对客户走进婚姻殿堂，其中近半数选择了“两头婚”的模式。
在过去一个月，北青深一度找到了多个“两头婚”的家庭，并试图记录下这种新型家庭关系下的真实故事。
“多一家人疼我”
周末，婆婆进了卧室，哄蒋心陪她出去逛街。“想躺在家里偷懒”，蒋心不想去，拒绝的话到了嘴边，没好意思说出口。她使个眼色，丈夫赶紧来打掩护，“她还要陪我呢，要不你自己去吧”。
听了这话，婆婆没不高兴，一个人乐呵呵地出门了，她知道，这对小两口想多些独处的时间。结婚后，蒋心大部分时间还住在娘家，丈夫在外工作，两个人周末的时候才能团聚，一起回婆婆家住上两天。
选择这种看似“聚少离多”的婚姻模式，蒋心和丈夫并非迫不得已，他们都是江苏南通人，二人相识于大学，组建家庭前两个人达成一致，成为了“两头婚”的践行者，婚后仍各自保持着和父母家的密切联系。
婚后七年，蒋心和公婆几乎没发生过什么摩擦。她觉得，一方面得益于自己更多和父母住在一起，让那些误解和矛盾没了滋长的空间。另一方面，这更像是“多了一家人疼我”的感觉，碰上小两口吵架，“两边老人第一时间骂自己的孩子”。
逢年过节，蒋心和丈夫两家都是聚在一起，蒋心和妈妈、婆婆出门采购年货，一起做饭、跨年，“有两个妈妈疼着，我可以随时跟她俩撒娇。”
在杭州，90后的胡楚萧和妻子同样是“两头婚”，几乎从筹备婚事开始，胡楚萧就相信，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谈婚论嫁的时候，彩礼是绕不过去的话题，胡楚萧的一个朋友，女友不是杭州本地人，婚礼前要求了几十万的彩礼和桌数众多的婚宴规格。胡楚萧的朋友觉得压力太大，“最终没谈妥，散了”。
这些麻烦在胡楚萧结婚时都没发生，岳父岳母对婚礼规格没什么要求，“怎么便捷怎么来”。而且在“两头婚”的模式下，彩礼嫁妆更多的成了一种形式，无论多么贵重的礼品，在完成仪式后，总会被送还回来。
为了尊重妻子家里的习俗，胡楚萧准备了“三金”，精心挑选了金项链、金戒指和金耳环三样首饰送给妻子，没几天，丈母娘用这三样东西合在一起打了一条金项链，又给胡楚萧还了回来。他也没推脱，还回来就收下了，这是两家人之前就已经达成的共识，“反正东西最后还是给小两口的。”
2020年底，随着网络热议，“两头婚”的话题走入了更多人的视野。但对于胡楚萧和蒋心来说，在他们生活的江浙一带，这样的婚姻模式早已存在，在他们这辈对婚姻有了概念的时候，几乎就已经确定，将来也要以“两头婚”的形式组建家庭。
“两家合一家”
2020年，在江苏昆山，张含所在的婚介公司有八十多对客户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其中近半数选择了“两头婚”的模式。
在张含看来，这并非人人可以复制的婚姻模式，地域、家境，这些现实的因素，都有可能成为制约因素，以她的观察，最终选择“两头婚”的新人，大多两人都来自本地，家庭条件也相差不多。
就像胡楚萧，婚前他和妻子分别住在杭州两个不同的区，但是离得近，开车15分钟的路程。现在胡楚萧父母搬了家，开车7分钟就到了，这也方便小两口往返于两边父母之间。
自蒋心成年之后，父亲就告诉她不能远嫁，“对象一定要离得近，远了不同意”。和老公谈恋爱的时候，蒋心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老家是哪的？”两家离得不远，蒋心才决定走入婚姻。
家庭条件也与嫁娶形式息息相关，在胡楚萧的观察中，以杭州富阳区为例，那里本是农村，家里普遍有好几个子女，那里女孩普遍还是会选择传统的婚嫁模式，“因为要把收的彩礼留给兄弟结婚用。”而胡楚萧所在的下城区原本是郊区，由于国家政策、拆迁等原因，居民经济条件普遍更好，没有经济压力，“两头婚”很普遍。
一位杭州本地的婚介人员也表示，在他工作中的所见，男女双方家中有多个子女的，一般不会选择“两头婚”，因为在分担父母赡养费用上，容易出现矛盾。“另外，非独生子女也容易在财产分割上遇到问题，而独生子女可以全部继承父母财产，不存在这方面的担心。”
这位婚介人员所接触的杭州本地独生子女，大多选择了“两头婚”，“包括那些90后，也有很多人选择两头婚，很多还是女方主动提出的。”
这似乎成了“入赘”传统的一种演化，特别是那些条件不错的女方家庭，父母不愿女儿远嫁，但“招个上门女婿”的方式已经有些跟上不时代的脚步，因而在杭州，“两头婚”也被叫做“两家合一家”。
绕不过的姓氏
知名学者费孝通1938年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时，以在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今属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的调查资料，撰写成博士论文《江村经济》。文中，费孝通首次提到了具有“两头婚”雏形的继承形式“两头挂花幡”。
在“继承对婚姻和继嗣的影响”一节中，费孝通提到，当一个家庭仅有女无子时，他们有权利将其女儿所生的一个男孩作为他们自己的孙子。这类婚姻称作“两头挂花幡”，意思是在两个家的祖宗牌位上插两面花旗，用以象征传嗣。
社会学者赵春兰于2017年到2019年期间在位于浙江北部、杭州西郊的水村进行田野调查，在澎湃新闻对她的采访中，赵春兰提到，“两头婚”最重要的特征是生育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分别延续两方姓氏。
作为杭州当地的婚介人员，余航表示，虽然“两头婚”形成的具体时间已经无从考证，但在最近十年确实有了明显增加，与二胎政策的开放相随并行。这也是因为，在“两头婚”结成之后，子嗣的姓氏传承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大多数这类家庭，会生两个或者三个小孩，而且在之前就会商量好每个孩子各自跟随哪家的姓氏。
麻烦也来自于此，余航观察到，很多上一辈仍旧存有重男轻女的观念，虽然结婚的时候双方会商量好，一胎随男姓，但如果第一胎是女孩，第二胎是男孩，男方老人可能会有意见。
婚介人员张含在做离婚辅导时，就接触过这样的个例子，一对“两头婚”夫妻最终因为孩子的姓氏走向离婚。双方曾在婚前说好，第一个孩子随男方姓，但是第一胎生了女儿，第二胎生了儿子，为了“抢儿子”双方起了争执，“他们在婚前其实已经谈好了，只是后来反悔了。”
张含接待过一位潘先生，家里条件很好，父母各自开公司，住着别墅。潘先生的父亲一开始就很抵触“两头婚”，一直在强调，儿媳妇是需要“娶进门”的。后来在恋爱的过程中，女方家里提出“并家”，潘先生父亲不同意，他觉得自己有足够的财力来给儿子娶妻，为自己的家族传宗接代，“就把这门婚事拆散了”。
张含听说，后来潘先生又找了一个女孩，以传统的婚姻方式组建了家庭，但是没多久就离婚了，“我觉得他（潘先生）对父母可能有点报复心理”。
现在潘先生的父亲又找到张含，希望继续给儿子介绍对象，但他不再要求那么多了。“女方能接受娶进门更好，但是如果实在要求‘两头婚’，他也能接受”。
那些来自传统观念的桎梏，最终还是要靠年轻一辈的努力来打破。
蒋心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很多“两头婚”的家庭，要把两个孩子的姓氏、抚养方式以及财产继承，“硬性”分隔开来，“明明是兄弟姐妹，硬生生搞生分了，遇到大矛盾可能就反目成仇了”。
在生几个孩子和孩子冠姓上，蒋心和丈夫有更为自由的处理方式。他们只生了一个孩子，不打算要二胎。孩子出生时，蒋心曾问丈夫，孩子跟谁姓？丈夫说：“我无所谓，跟你姓也可以。你爸妈想要孩子跟你姓吗？”
蒋心的父母对此也没有意见，“反正都是我们的孩子，跟谁姓没有区别”。孩子最后还是跟了丈夫姓，蒋心说，这并不是遵循着孩子随父姓的传统，完全是因为她考虑到丈夫为这个家庭付出更多，“赚钱比我多，也比我辛苦，就当哄哄他”。
蒋心也早就想好，会让孩子将来跟两边老人都称呼“爷爷奶奶”，“为了不混淆，打算在前面加上爷爷奶奶的名字”。
跳出“条条框框”
胡楚萧父亲家里的条件不好，他是“入赘”进了妻子家，所以胡楚萧随了母亲的姓，从小就称呼姥姥、姥爷为爷爷、奶奶。
当胡楚萧结婚后，父亲有过想法，希望儿子能再生个二胎，跟回自己的姓氏。他能理解父亲的想法，“入赘”或“出嫁”的形式，必然意味着一方在婚姻中处于较低的地位。
但胡楚萧拒绝了父亲的提议，到了他这辈，已经对所谓的姓氏优势，没有什么执念了，“要再往上追溯，我妈妈的父亲也是个上门女婿，他也没留住自己的姓氏。”
如今胡楚萧选择了“两头婚”，但他并不想遵从生几个孩子、各自跟哪家姓氏的“条条框框”，在他看来，“两头婚”应该是意味着更多选择权和平等的地位，“平时住在哪里，生几个孩子，这些都是强迫不来的。”
现在女儿跟了胡楚萧的姓，如果再生二胎，孩子会跟妻子姓。但有了第一胎的生产经历，妻子说不想再生了，两边的老人都没有意见，也不在乎孩子的性别，“他们反而更喜欢女孩多一些。”
践行“两头婚”几年后，胡楚萧越来越觉得，相比那些吸引旁人眼球的“创新模式”，维系一个家庭和睦的根本，仍然是包容和理解。
婚后第二年，胡楚萧和妻子暂时住到了娘家，白天他和妻子工作，就把九个月大的女儿送到自己父母那边，晚上接孩子时一起吃个饭，再回妻子娘家过夜。“十分钟的路程，住哪里都不是问题。”
无论跟哪一方父母一起生活，都会有习惯磨合的过程。胡楚萧本不喜欢这么麻烦，“方便”才是他的座右铭，但他还是在努力适应。跟妻子住在娘家时，也会有摩擦，自己吃饭没有固定时间，但老人吃饭按点，再晚也都要安排晚饭，“我就抱着一个宗旨，少说多做，总不会错”。
对于女儿以后的婚姻，胡楚萧坦言，无论哪种形式他都能接受，他并没有对“两头婚”的执念，“我们这一代老了，跟不跟子女住都不一定，做个潇洒的老头不好吗？”
（应受访人要求，文中蒋心、胡楚萧、余航、张含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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