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蒸饺店，“救了”十一个妈妈｜深度人物

记者/佟晓宇

编辑/计巍

在蒸饺店后厨里忙碌的母亲们

长春城北，靠近居民区有一家蒸饺店。进店后，你能一眼望进后厨——女人们手速飞快，馅料被塞进面皮，饺子捏成，蒸屉被迅速填满，一个个摞起来，两口蒸炉上热汽氤氲。

八十平米的店里放了十张桌子，在进门左手边角落里的餐桌边，总有孩子在削土豆皮、摘韭菜、装蒜盒。那是一张特殊的工作台。有时他们也负责收拾餐桌，扫地，偶尔照顾客人用餐，话语断断续续、含混不清。这些孩子最小的14岁，也有大一点的，22岁。他们患有不同程度的心智障碍，如自闭症、唐氏综合征、脑瘫等。特教学校放学后，他们会来这里帮忙。更多的工作由后厨里的女人们承担，前厅的服务、卫生，后厨里一切细碎的活计。

后厨里的女人们是他们的母亲。

2021年6月30日，在长春公益人徐旭牵头下，这家特殊的蒸饺店开业，十一个心智障碍儿母亲入股店铺，让蒸饺店运转起来。在此之前，为了照顾孩子，她们中有人超过十年没有工作，有人只能在夜里做些按件计费的手工活。她们曾是教师、裁缝、个体经营者、售货员……妈妈和妈妈是不同的。成为心智障碍儿的母亲后，她们不得不告别工作，变成24小时的贴身陪护，自己的生活也慢慢湮没在孩子的生活中。

在这里，填饱一些人的胃的同时，她们也终于给生活扯开一道口子，钻出来，让照护与工作得以平衡。生存之外，这同时是一场心智障碍儿母亲们关于生活乃至自我的探索与试验。

深一度视频：母亲们的蒸饺店（制作：习翔宇） 

卷帘门拉起

客人眼里，蒸饺店的一天从上午九点半开始。但早上七点，王春芝就在店里了，她是店长。卷闸门拉起一半，她带着儿子洪旭在店里备货。一天要用的菜品已经送来，她在后厨准备，洪旭就坐在前厅摘韭菜，把蒜泥装进小盒。洪旭十四岁，患有唐氏综合征，曾是医生口中那个“活不长”的孩子。现在，他一勺勺把蒜泥装进盒内，用手抹光边缘的残留，双手按紧小盒，直到听到“咔哒”一声，才安心放下，把它们成排摆进收纳盒。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店里逐渐热闹起来。收厨余垃圾的、送水的车都来过，早班的母亲们也陆续到店上班了。

上班时间配合着特教学校的上学时间。来上班前，她们先将孩子送到学校，到了下午两点半，第一班结束，刚好赶上孩子放学的时间。晚班的再来接力顶上，放了学的孩子也赶来帮忙。

下午一点半，王春芝就在后厨喊，“接孩子的快吃伙食饭啦”。吃过饭三五个人结伴走两公里，去特教学校。

在这里，每一位母亲的时间都能被最大程度地包容。上夜班的王雪，从中午十一点半工作到晚上十一点半，她38岁，是店里年纪最小的。孩子出生前，她和丈夫离婚，成为单亲妈妈。儿子睿晨两岁时，在北京被诊断为有自闭症倾向。睿晨很少说话，也不太能说出完整的句子。他能发平舌音，卷舌音发不出。母子俩在家时，王雪总是自说自话，有时睿晨突然冒出一个词，能跟她对上，她就高兴得不得了，但是再问，就得不到回应了。

早上送完孩子王雪就来店里，下午把儿子送到姥姥家，再回来上班。

大家都喊王春芝“王团”，以前参加徐旭组织的活动时，王春芝是艺术团负责人。王团热情主动，这个年轻时热爱服装剪裁的裁缝，在儿子出生后就放弃了那些色彩各异的面料和自己的手艺。

活动时，王春芝能张罗，总是最积极的那个。如今她每月固定染一次头发，用染发膏，自己动手。上班前，她会花上一个小时，将发丝向上梳拢，用摩丝固定发顶，给自己做个造型。49岁了，时间没能给她更多恩惠，发量稀疏，精心地做个发型是她对抗衰老的方式。

因为工作和照护孩子无法平衡，舍弃的总是自己那部分。王春芝已经十多年没工作过。韩怡仙也是，49岁的她曾是一名教师。中专毕业后，她跟同为教师的父亲一起开了幼儿园。儿子鹏飞患有自闭症，已经22岁，一米七多的身高，体重已经超过两百斤，是个壮硕十足的男人。

很小的时候，他就表现出绘画天分。在幼儿园时，小朋友让他画老虎，他就能画一只惟妙惟肖的老虎。韩怡仙曾想送他去专门的绘画班学习，可去了几家都被拒绝了，“怕影响其他孩子”。那时他不会表达，也不爱交流，总是自言自语。在幼儿园里温和、老实的鹏飞经常被欺负，但他从不吭声，也不反击。

直到上小学的年纪，有位校长告诉韩怡仙，鹏飞的表现是典型的自闭症。那时韩怡仙早已关掉幼儿园，家里唯一的收入来自丈夫。鹏飞的异常，让她再也没能走出家门工作。

在蒸饺店里，一场冒险开始了。

王春芝和儿子洪旭在店里

蒸饺店里的冒险

冒险开始，可一切艰难。为了让这些母亲们走出来，徐旭想了很多办法。她是长春中医药大学的教师，2012年开始关注心智障碍儿和其背后的家庭，带着家长们创业，开起了花店，也定期举办市集，卖孩子们做的香囊、帆布包、串珠钥匙链。她知道，很多家长不愿认命，期待孩子好起来那天，再带着孩子走出家庭，进入社会。但这其实很难。直到他们有一天意识到，“有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孩子这件事在家里捂着是捂不住的”，走出家庭就变得迫切起来。

徐旭说，家长自己也要走出来，才有变好的可能，等着孩子变好再走出家门，没人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一年还是十年？或许更久。母亲们常常在想，孩子的未来是什么样的，可是在家里，这个问题总是归于无解。

在此之前，徐旭带着妈妈们摆摊卖过卫生纸，卖过鲜花，也卖过孩子的手工作品。但这次太大胆，疫情下餐饮业遇冷，店铺一家接一家地关。她自己拿出20万，给这些母亲兜底。赚了，大家分，赔了，她来背。她很早就意识到，创业一定要联合起来，家庭和家庭联合起来，母亲和孩子也无法分开，在这里两种联合达成了统一。蒸饺是徐旭评估后，觉得靠谱的，她找来做公益的商人加入，一起给这些母亲们增添底气。

徐旭让王春芝担任店长，觉得这个责任她能担起。王春芝没打怵，“觉得我行，那就我来”。徐旭说王春芝是付出型的。蒸饺店之前，家长们带着孩子在夜市摆摊，王春芝总是最早到，组织大家，一直待到晚上九点多，夜市结束。

开业前几天，徐旭在监控上看到后厨，“乌压压全是人”。其他餐饮店里通常三、四个人手就足够了，但是蒸饺店里大多数时候都是七八个人，用工成本提高了。可是徐旭不舍得任何一个人离开。她明白，对于心智障碍儿母亲，他们太需要一份能兼顾孩子的工作。

对王雪来说，这份工作带着生存的意义。王雪微胖，圆脸，说起话直来直去，声音干脆。徐旭也说，她是个男人性格。

这个给自己的微信取名“雪大胆”的女人，年轻时从没操心过钱和生活。她自己开了花店，接婚庆的活儿。还帮父亲跑活儿，跟工人四处跑，去装防盗网。有次，一个男人来店里买玫瑰花，语气傲慢，王雪受不得这个，又不好赶走客人，就声称玫瑰花999块钱一朵。

意外地，男人买了，王雪就拿着钱带着店里的姐妹出去吃饭喝酒。

那时她赚得多，好像也没有干不成的事。她是照顾父母和妹妹的那个人。两岁半时，睿晨突然不说话了，王雪说话，他也不再回应。在这之前，“他13个月就会说话了，小嘴巴巴的（东北话，形容口齿伶俐）”。生活一下子像是翻了个个儿，她成了伸手要钱的人。那段时间王雪觉得自己像个鬼魂，不爱说话，吃得少，也多次想过死。

为了有时间照顾儿子，她曾做过很多种工作，多在晚上。快递分拣、饭店夜班服务员、卖保险，时间自由的工作她几乎都干过。但仍旧协调不开，儿子在特殊学校的接送时间固定，但是她不能保证雇主在那个时候准许她离开两个小时安顿儿子。她也做过按件计费的手工活，扎塑料花，但扎一袋子也才十几块钱。

去年夏天，王雪决定自己干，在家附近的工地旁卖烧烤、盒饭。她凌晨四点起来去买菜买肉，回来后把孩子送去学校，自己开始洗菜、切菜。下午接完孩子，就把摊支起来。一直到晚上九点收摊，她再安顿孩子休息，收拾一天的杂乱，睡觉时常常过了凌晨一点。一份盒饭十块钱，有时一天也就卖出四五份。睡眠越来越少，有时收拾着摊子，王雪靠着椅子就睡着了。早上起床，她腰疼得不得了，得先翻个身，拱起来。站着洗头时，要分三次洗，久了腰就受不了。

她已经算不清在儿子身上花了多少钱。去过哈尔滨、北京、上海看病，一切别人口中有效的方式她都尝试过。听说有用，她给儿子喝中药，一周一万块钱。喝了几个月，孩子见到黑色的饮料就跑，吓得直哭。王雪也哭。几个月后，睿晨没有一丁点改变。

母亲有时偷偷给她钱，怕她不要，就算好一天的花费——打车七八块钱，吃饭二十，她就在王雪衣服里塞上五十块钱。这折磨着王雪，她一方面享受着母亲的赠与，一方面又为拖累父母感到羞愧。

在蒸饺店，王雪可以接送儿子上学，也能自己上班工作，她终于不用跟母亲伸手了。“无论赚多少，我都知道我起码还能挣钱，不用什么都跟家里要。”那种舒坦的感觉，救了她。

徐强在擦桌子

硬着头皮走出来

其他餐饮店遇到的问题，在这里只多不少。除了于春芳，没人有做餐饮的经验。开始时效率低，三个人包饺子，供不上卖，有客人等得急，不吃了。大家也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项今天盈利明天可能就赔掉的生意。后来，徐旭鼓励大家比赛，开始时，一笼十个饺子，最慢的人要花7分钟。最后，时间被缩短到1分43秒。

员工间也曾有矛盾。来送煤气时，王春芝总是跑出去盯着，怕给不足量。有人找到徐旭，“王团也不在屋里呆着，就跑出去看着煤气了”。徐旭觉得这是好事，虽然始于误会，但是大家都在互相监督，最终都是为了店铺利益。但是她还是强调王春芝的领导位置，“总得有规则，有领导和执行”。王春芝就有话直说，下了班她再私聊，“都是为了店，做得不好，咱们就改正”。

王雪性子直，在前台点单、管理外卖时，哪个环节慢了，她就大咧咧地催。有时后面应付不过来，就抱怨她态度不好。一起上夜班的张凤艳说，王雪是好人，但是说话太直，让人担心。徐旭就跟王雪唠，这样的说话习惯在这里不行，大家都敏感，一定要注意沟通方式。

但问题总也掩盖不了这里的光。在这里，孩子和母亲，能够暂时解绑，达到另一种平衡。

原来的一天24小时，王春芝都盯着孩子，跟其他人接触少。重新回到社会，“跟人家好像不是一路人”，别人聊的是最新款的智能手机，但她知道的只有孩子的事。她可以一辈子窝在家里，但是孩子不行。他在长大，总要走进社会，硬着头皮也得走出来。

洪旭痴迷一切圆形的东西，有时他走到店门口，拿着个塑料圈在门前跑来跑去。王春芝站在店里结账，抬眼就看到儿子。

蒸饺店同时成了于春芳的“理想之地”。她和女儿同在店里工作，于春芳掌管着做汤和面的小灶，还负责着店里的酱菜。22岁的徐强收拾桌子，摆饮料。徐强小时候想拥有一间自己的超市。小时候于春芳跟她提过，你去学算账、理货，长大了给你开超市。满十八岁时，徐强尝试过其他工作。在玻璃厂，将两片玻璃贴在一起，她手小，动作慢，跟不上。别人贴七八片，她贴一片，久了就急得直哭。于春芳只好让她回家。

还没结婚时，是于春芳最快活的日子。那时她年轻漂亮，在服装店里卖服装。生活自由，有很多可能性。直到女儿徐强出生。由于缺氧，出生时徐强被抢救了十几天。于春芳看到她的第一眼，就意识到她与保温箱里的其他孩子不同，她白白胖胖，脸部臃肿，“像一只青蛙”。经济压力大，丈夫白天上班，晚上开出租车。于春芳开过麻将馆，开过早餐店。她想尽一切方式，不被丈夫落下，跟他一起撑起这个家。

她是母亲里唯一有餐饮业经验的那个。为了以后能带着徐强一起工作，她自己开过早餐店，卖包子、豆腐脑、豆浆和油条。每天早上两点多就起来熬粥。早餐的饭口一结束，关了门就接着去超市上班，到八点下班。那一年她没有休息日，每天连轴转。很快，单打独斗带来的疲惫几乎击垮她，她关了早餐店，只在超市工作。

出生后一直到成年，徐强大部分的时间都和爷爷奶奶在一起。于春芳早上出门工作时她还没醒，晚上回来，女儿早就睡了。疏于陪伴带来的后果是，徐强的脾气越来越大，也更爱哭。“她的年龄应该走入社会了，这样下去不行”，但于春芳需要工作，因为未来不可预估，“能给徐强多攒一点是一点”，但女儿似乎更需要她。

她做了一个艰难的抉择，辞掉超市的工作，跟徐强一起在蒸饺店上班。这并不容易，她已经在超市工作了13年，退休后每月能领至少三千块的退休金。她早就习惯了那一方天地，在那里自在，累了困了，能随性地歇一会儿。

做决定那天晚上，于春芳躺下就失眠了，眼皮发硬，眼睛闭上跟没闭一样。脑子里循环着超市里她负责的调料区，蒸饺店里的匆忙慌乱，“我是不是太冲动了”？踏进后厨的那一刻，于春芳意识到自己来这里的必要。没有人有经验，她身上带着一份隐秘的责任，“当时确实需要人，需要我来，我算是有一些行业经验”。

她能看到徐强在变化。不再轻易哭，不上课的时候她愿意呆在店里，不需要收拾桌子时，她就把饮料填进冰柜，把里面凉的挪到外面，再把新的放进最里面。于春芳有时在后厨抬眼看到她，她正默默做事，做完了就安静地守在前台，等着有人需要她。她也不大发脾气了，也更有耐心。她学习很积极，加入了徐旭新开的拼音班。以前读消息她四个字就要停顿一次，现在能读很长一句话。

晚上八点半下班后，母女俩一起往公交站走，坐40分钟公交回家。这是母女俩珍贵的相处时间，徐强会主动跟她讲起学校发生的事。跟哪个朋友闹了别扭，谁又拉黑了谁的微信。有时她说得急切，声音越说越大，公交车上有人投来异样的目光。但于春芳似乎没那么在乎了，她默默听女儿说，偶尔搭话。

来店里取餐的外卖员，在读墙上孩子和母亲们的创业故事

像背负着某种原罪

有母亲参与创业，开了花店，用第一个月挣的钱，给自己买了个手机。“她跟我说的时候轻描淡写，但是我知道她开心，这对她来说是有意义的。”徐旭说。在这样的家庭里，丈夫往往背负了养家的责任，他们的压力被理解和尊重，但同时，母亲的付出仿佛被隐匿了。

徐旭接触过太多心智障碍儿的母亲，她们像背负着某种原罪，“很多妈妈觉得我生了这样的孩子，好像我对这个家庭做错了什么事”。耻感总是突然而至，就像于春芳在公交车里感受到的异样目光。

父亲给徐强取名单字“强”，就是希望她能坚强，好好成长下去。他们没有放弃她，但于春芳还是花了很多年才从心底里接纳女儿。徐强小时候，她不愿抱着她出门，受不了邻居打探的目光。在超市工作时，也从不让家人把她带到超市去。

儿子睿晨八岁之前，王雪带着他去康复机构训练。每天坐车来回需要五六个小时。早晨走的时候天还没亮，回来时天早黑了。很久很久没看见过太阳。坐公交时，睿晨会站着等待坐着的人下车，如果没能轮上他坐下，他就会突然发脾气，在公交车上大喊大叫，声音尖刻刺耳。

没法再坐公交车了。走路呢？走累了他就躺在地上打滚。路过的人频频回头。睿晨上了特教学校后，她只能开妹妹家的车，为此特意去考了驾照。为了省油，把儿子送到学校后，车就停在学校，放学了她步行或者坐公交赶来，把车开回去。

睿晨在特教学校的前两个月，她不敢离开。孩子进了校门，她就在学校周围晃悠，坐在马路牙子上等，一直到放学。睿晨刻板行为严重，她害怕他突然喊叫。有一次，午睡时，老师没给他盖上被子，他崩溃大哭。她总是给老师道歉。

韩怡仙花了很多时间应付孩子给丈夫带来的羞耻。多年前丈夫在市场上做水暖工，也做电焊，最多的一个月赚1400块钱。那是全家的花销。儿子鹏飞进入特教学校后，她全身心扑在孩子上，有时丈夫埋怨她，“你啥也不是”。闲下来，痛苦像密密麻麻的小虫子一样扑过来。她爱笑，但那时都不知道对谁笑。

丈夫对儿子开始抱有某种“敌意”。他从不带他出门，去公共浴池，也拒绝带上他一起。有时鹏飞跟他抢遥控器，他会发火，鹏飞闹起来动了手，他也动手。

她其实能理解丈夫的耻感，可她无能为力。

2014年，北京一所专注心智障碍儿童艺术创作的机构联系上韩怡仙，她带着14岁的鹏飞和4岁的女儿，像是对丈夫的逃避，去了北京。

在那所学校里，鹏飞学习绘画，她担任生活老师，照顾那些十三四岁还有更大一点的孩子。

时隔十几年，韩怡仙再次有了一份自己的工作。她热爱这个行业，也觉得自己有天分。那些孩子都喜欢她，她温柔，笑着说话，从不严苛。有孩子悄悄跟她说，“我就喜欢你，不听话别的老师打我，你不会”。她短暂地找到了自己。

两年后，小女儿到了上学的年龄，她又带着孩子回到长春。也是在那个时候，她参与到徐旭组织的活动中，认识了更多的心智障碍孩子和母亲。丈夫也发生着变化，兴许是一家人分居两地给了他足够的时间思考。回到长春后，他更愿意接近鹏飞。参加活动时，韩怡仙如果没有时间，丈夫就顶上。

蒸饺店里放着孩子们的手工作品

裂变要持续下去

前一阵，徐旭陪着于春芳去给新店铺选址、签合同。于春芳想带着徐强自己开一家店。按照约定，她的店里至少要雇佣一名心智障碍儿母亲。这是徐旭规定的，她得保证有了好的开始后，裂变能够持续下去。新店120平方米，还给孩子们预留了活动室。现在徐旭的心智障碍儿家庭创业计划，已经有50多个家庭参与其中。

成为心智障碍孩子的母亲后，她们从自己变成了某某妈妈，关于自我的那部分被挤压，逐渐消融在孩子的世界里。进入蒸饺店前，她们就这么隐匿了十几年甚至更久。如今她们都顺着撕开的那道口子走出来。母亲们凑到一起，总是有话聊，在这里说起孩子少了忌讳，话不知不觉就变多了。后厨总是很热闹。

王雪的压抑感被那间拥挤的厨房稀释掉了。因为儿子，她几乎和所有从前的朋友都断了联系，“见面大家讨论着谁的孩子考上了什么中学，学了什么特长，但不会有人愿意听我讲睿晨的事”。她清楚自己在孩子的话题上敏感，为了不叫他人难堪，就干脆远离他人的生活。以前她爱热闹，喜欢跟朋友出去聚餐，睿晨生病后，她几乎没再出去过。

可是对着这里的母亲什么都能聊。大家有着差不多的遭遇，不会有突然扫过来的异样目光，也不会有阴阳怪气的语调，哪怕是善意的怜悯。头一个月，孩子们拿到人生第一笔工资，王雪比他们还高兴，“那种感觉说不出来，我们的孩子能挣钱了，他们不是废人，没有我们他们也不会饿着”。

韩怡仙最爱呆在店里，心情好。在店里跟其他母亲相处自在，说的多笑的也多，什么情绪都能表达。以前没有蒸饺店时，她爱站在学校门口跟儿子的同学家长唠嗑。都是没有负担的。现在回到家里，她也愿意说了，跟丈夫说话的语气也欢快柔和起来，家里的氛围变得更好了。“跟赚钱相比，我更喜欢大家抱团在一起的感觉。”韩怡仙说。

日子好像没什么大事发生，但又好像翻天覆地地变化了。

于春芳先迈出了一步，大家也都在有意无意地规划着未来。鹏飞喜欢电脑，韩怡仙给他在徐旭组织的电脑班里报了名，希望他好好学，以后能有机会给他开个复印店。

王雪对儿子更严苛了。她刻意给他划定规则，培养他的习惯，“我不能惯着他一丁点脾气”。如果睿晨不整理自己的玩具，她会整理，然后告诉他，玩具需要自己收，我可以帮你，但你再也找不到玩具在哪里。

以前，如果得不到某样想要的东西，睿晨会大哭，喊叫，摔东西，这是他抗拒的方式。“没人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大喊大叫，这会吓到别人”。现在他接受沟通，王雪说不可以买，他默默认可。每天放学他主动做作业，收拾书包。

为了不让儿子随意发泄情绪，她动过手。有一次跟弟弟抢玩具没抢过，睿晨挠伤了自己的胳膊。王雪照着屁股使劲给了两下。“你挠自己或者别人一次，我就打你一次”。打完之后，王雪自己躲起来哭。她必须让儿子知道，伤害自己和他人是绝不可触碰的底线。“我不知道我能陪伴他多久，即便别人照顾他，他也得是个值得人照顾的孩子”。

睿晨爱做手工，他用软泥捏了一盒子动物、水果和蔬菜。还有两个小人，一大一小，一模一样，黑色的头和身子，红唇白齿。王雪猜那是他捏的自己和父亲。

现在睿晨能够自己网上购物，十岁时，王雪放开手脚，让他学习做饭。帮他打开煤气，让他自己洗菜、切菜。第一次做的饭半生不熟，但是王雪很满意。现在他能自己削土豆皮，炒土豆丝。有时王雪在家不做饭，他就帮她泡一碗方便面。

可王雪从没想过让儿子结婚。“好模好样的姑娘谁会跟你在一起呢？”如果和儿子一样，她实在没精力同时照顾两个人。前几年王雪给自己买了份保险，受益人写了儿子。她总跟儿子念叨，你得表现好点，不然别人只要钱，不照顾你。

将近十一点半，街上只剩对面的24小时便利店还亮着灯。王雪按下开关，蓝白的灯牌熄灭，蒸饺店的一天结束了。

9月下旬的长春，风里透着寒意，王雪还穿着店里的短袖工装。回家的快速路上没什么车，车外路灯倒退，开车回家的这二十分钟，是她难得的静谧时刻。

在一些极尽疲累的时刻，焦虑也会突然袭来，她会想到，自己不在了那一天，王睿晨那小子到底会什么样呢？

租住的54平米的低保房，是属于王雪和儿子的全部世界。门一推开，一只棕色泰迪就跳出来，往王雪身上扑。狗取名lucky，是市场里一家人不要的，它跟在王雪母子身后，睿晨就坚持要养，平时也总是他负责喂和收拾小狗的粪便。有了狗，房间就显得拥挤和热闹。墙上贴着睿晨自己写的识字卡和他画的画。王雪走进屋里捡起地上的衣服，这是前两天换下来还没来得及洗。下了夜班，有时困急了，王雪脸都不想洗，沾上床人就睡着了。

9月19日，徐旭组织大家在蒸饺店给妈妈们集体过生日。她给她们准备了面膜作为生日礼物。“女人都是爱美的，想让她们回归到女性正常的生活当中”。第二天徐旭收到韩怡仙发来的消息，“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有个孩子的奶奶说，照顾孩子那么多年，这是第一次有人给她过这么隆重的生日。

王雪的生日也在九月，那天对着那个缀满梅花的蛋糕，王雪许了一个生日愿望：两三年后，和儿子有个自己的小店。

鹏飞给大家画的画

蒸饺店开业后，鹏飞曾为这些母亲画了一幅画。左边是王春芝，右边是于春芳，她托着徐强的脸，意味着照顾。戴眼镜的代表着他那做老师的母亲韩怡仙，长头发的代表着其他的母亲。

“他可能就是瞎画的。”韩怡仙说。可是大家都喜欢，王春芝总爱跟别人展示那幅画，“鹏飞画的，画的我们”。

她们以前从没想过，在看不到尽头的黑暗甬道里，有一天，自己能和孩子走出来，一起撑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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