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76名老人滞留额济纳之后 | 深度报道

记者 / 梁婷 实习记者 / 陈冬艳 李聪 习翔宇 方怀恩

编辑 / 刘汨

额济纳街头的核酸检测点

当4476名老人滞留在疫情中心的小城之后，那些因地域和年龄而来的碰撞无法避免，对老人们的安置照顾成了一件繁重且琐碎的事情。

“人生50个必打卡的景点”

52岁的胡守强坐在车里等着排队进入胡杨林风景区，距离入口只隔着两辆车十来米，越来越近了。

他是在一段网络视频中第一次看到了额济纳旗的这片美景，视频把这里形容为“人生50个必打卡的景点”，于是他决定带着妻子和朋友来看看。

排在前面的两辆车突然停了，随后传来消息，“疫情防控，不让进了”。北京时间早上8点30分，额济纳的天还没全亮，胡守强一行11人就这样和他们慕名而来的美景“咫尺天涯”了。

10月18日这天，两名新冠确诊病例曾自驾游额济纳的消息，像被推倒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触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当胡守强还在尝试进入胡杨林景区的时候，一个来自上海的33人老年旅行团已经察觉出了可能的变故，他们临时改变行程，凌晨5点就准备出发前往银川。旅行团的大巴在高速口被交警拦了下来，他们被告知“额济纳要封闭管理48小时”。老人们返回县城后又发现，原本入住的酒店已经被政府征用为隔离点。

这是一群每年都会结伴出游的上海老人，因为每次旅行的食宿标准比较高，他们半开玩笑的把自己称为“高端团”。但在眼下的额济纳，一家坐落于临街三层小楼里、外部几乎看不出任何装潢的保险宾馆，成了他们唯一能找到的栖身地。

保险宾馆的老板雷东兰接到上海旅行团的电话求助时，觉得眼前的一切“非常棘手”。

每年，她会在胡杨林节这一个月临时雇4个服务员，其他时候都是自己和亲戚打理生意。到了10月下旬，胡杨林节已经临近尾声，服务员在前一天都回家了。旅行团入住的时候，宾馆的40个房间还没清理完，她只能又叫来亲戚帮忙。

本来处在旅游旺季尾声的额济纳彻底变了样，大街上不见了来回穿梭的旅游大巴、下车闲逛用餐的游客。整座城市的人群全都聚集到了核酸采集点，一位本地向导说，他一度排到了800多号，凌晨一点才完成了采样。

胡守强也出现在了等候检测核酸的人群里，这是一条他从没见过的“S”形队列，因为阳光太足，队伍不自觉地挤到了阴面里，工作人员拿着喇叭反复强调“保持一米间隔”后，人们才稍稍拉开了些距离。

排了一个小时，胡守强只向前移动了不到10米，这已经是他尝试的第三个核酸检测点。队伍始终看不到头，他决定再换一个，去了距离酒店更远的文化中心，又是一小时排队后，他终于完成了检测。

正在隔离点执勤的警察王文亮在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反复说，“真的完全没有经历过”。

过去近两年的时间里，额济纳旗几乎没有过和新冠病毒正面交手的经历。作为500多名支援当地的民警之一，王文亮出发时是“信心满满”的，“这么多人来支援，一定能做好”。他随便拿了几件衣服，过冬的衣服都没带，觉得很快能回去。

很多事情都出乎了王文亮的预料。他发现队伍里有人出门取饭盒的时候会忘记戴口罩，他自己第一次换岗以后，把防护服穿回宾馆才脱下来，等医生来检查时他才知道，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几天里，王文亮变换了几次执勤岗位，先是进行核酸检测的广场，之后是社区，后来又到了隔离点。“之前总开玩笑说明年见，这次兴许真要明年才能回家了。”王文亮觉得，事情的严重性超出了他的想象，确诊病例里还出现了医生和护士。

过去的十多天里，这座常住人口只有3.56万的小县城，不只要面对不断上涨的确诊人数，同时要担负起包括4476名60岁以上老人在内的近万名滞留旅客的生活起居。最初的几天，一切都有些忙乱。

上海旅行团滞留所住的保险宾馆

琐碎的碰撞

滞留的游客有的从北京、河北、陕西、甘肃自驾前来，也有人来自四川、广东、重庆、浙江等更远的南方地区。突然开始的疫情防控，放大了地域上的差异，一些细碎的碰撞无法避免。

入住保险宾馆以后，上海旅游团的负责人第一时间去买了红烧牛肉味的方便面，因为上海人“一点辣都吃不得”。最初几天，他们还可以派代表外出采购。但从10月25日开始，额济纳旗政府发出通告，要求居民和游客实行足不出户（店）。 

当地政府每天为滞留旅客发放一餐免费盒饭，两天发放一次泡面和火腿，光是额济纳旗一家本地企业就捐助了96吨蔬菜、3000公斤肉以及3000公斤鸡蛋。尽管如此，吃饭还是成了个“大问题”。

随着封控时间逐渐延长，老人们顿顿要吃到“绿叶菜”的要求变得有些“奢侈”。上海旅行团借用了雷东兰的后厨，接受采访的这天，他们本来想做一餐猪脚，但宾馆储备的食材只剩下土豆和白菜。

团里的赵伯伯对早餐只有一碗小米粥和一个白馒头有些不满。他抱怨，一包榨菜都让他分成了四份，每天吃一份，“我们以前上山下乡都经历过的，都没这么苦的，对吧？以前上山下乡还可以到田里去摘一点、偷一点，现在你跑出去没东西吃，还不能出去。”

“上海人比较讲究一点，生活质量要比我们北方人高一些，但他们在缺乏物资的情况下还是挺好（说话）的，素质特别高，都是有文化的人。”老板雷东兰身上有着西北人特有的直爽，“咱能帮的就多帮大家一点”。

在上海旅行团之后，保险宾馆又迎来了46位散客。雷东兰的一天被客人们的各种需求挤满，有时可能在凌晨12点还会有新的问题出现。老人们年纪大了，觉少，早上五六点就会起床，雷东兰也要在这时候跟着起来照看。

上海旅行团的33个游客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年纪最大的79岁，在疫情面前，老年人的防范意识成了最不用担心的问题。他们带着些“自豪”地说，自从18日住进保险宾馆，他们就再没出过门，而且他们告诉那些尝试外出的散客，要是再乱跑，就要“找警察了”。

老人们担心交叉感染到了不敢出门做核酸的程度，雷东兰辗转托了关系，找人来上门做了核酸。内蒙古空气干燥，南方来的客人流鼻血、喉咙痛，有人需要买护手霜、乳膏，还有每天吃的蔬菜瓜果，雷东兰也得通过私人关系才能买到。能出门的时候，她就自己外出购买，后来被限制出店，她开始四处打电话，托人帮忙。

为滞留的旅客分发免费午饭的任务也落到了雷东兰身上。说起这个，她有点生气。10月27日早上，她在分发香肠泡面的时候，接到了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宾馆里有人投诉，25日有7个人没有吃到政府分发的餐食。

事实上，雷冬兰正在分发的这批香肠泡面就是25日的物资。因为各种原因，物资发放时间不是固定的，25日这批物资她直到26日晚上10点30分才接到消息，但取货的人正在协助社区做核酸，直到凌晨一点才结束，只能第二天取。

接到投诉以后，雷东兰觉得很委屈，执意找到投诉的旅客对质，不为别的，就想把事情说清楚，“我做了事，最后没有得到好名声不说，还说我不给你们饭吃？不要说是现在，平时我也做不出来，这一生我也做不出来。”

疫情的重压下，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总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埋怨与不理解在某些时刻会被放大。10月24日，一则新闻在网络上引起了巨大的愤怒：一些送去隔离酒店的免费午餐，都没打开就被滞留旅客扔掉了。一位抗疫一线工作人员的家属很生气，“自己孩子在一线，一天只能吃一顿饭，休息三个小时。”

胡守强在接受采访时主动说起了这件事。当他讲起自己的经历时，这则“引发众怒”的新闻背后，出现了一些可能被忽视的细节。

有一天直到中午1点半，胡守强才收到导游的通知去拿午饭。但当天额济纳旗的最高气温只有8℃，他拿到的盒饭已经冰凉，没办法加热，胡守强也不饿，勉强扒拉了两口，就吃不下了。“天天待在房间，基础消耗就比一般人少，吃的东西也少。这个东西你接手了，再退出去的话，给谁好啊？万一有新冠病毒的话，你是要传染给其他人的。”

上海旅行团在宾馆后厨准备餐食

酒店旁的胡杨林

被困住的人们偶尔会在严丝合缝的焦虑中抓住一点可以放松的时刻。10月19日下午，疫情管控还没那么严格时，胡守强外出采购回来，瞥见酒店旁边的公园里有一片胡杨林，他偷偷跑了进去，以弥补被拦在景区外的遗憾。

眼前的胡杨林金黄灿烂，虬枝盘曲，金叶连成一片，胡守强忍不住赞叹。当天，他一口气更新了6条朋友圈，其中5条是小公园里的胡杨林。

第二天去做核酸回来的路上，他又一个人偷偷来到公园，在社交媒体更新了8条胡杨林的视频，配文预测了自己接下来的生活：“守着小公园，朝朝暮暮14天。”

到了10月24日，他又更新了4张在小公园拍到的胡杨林，这时候他已经完全不能出门了，“人去不了，但要发朋友圈，让大家以为我去了。”

仲伯伯是上海旅行团里年纪最大的，79岁的他和几个伙伴每晚会在房间里喝点小酒，“天南海北的吹吹牛啊”。他偶尔还觉得自己挺幸运，两个人住着三人间，房间宽敞又朝南，每天都有阳光，“好得不得了，真的不得了。”

从上海来到西北，老人唯一不适应的是气候，太干燥，“喉咙有点毛，皮肤也是痒得不得了”。他操着一副上海调调，炫耀般地说“我一直在酒店待着，一直不出门，我自己很识相的。”他又强调，“除了高血压，我没什么病的，牙齿全部都是原装的。”

刚被滞留的时候，仲伯伯发现自己带的降压药不够了，但当地买不到他一直吃的那种，他有些担心“换药”的风险。后来他还是接受了另一个牌子的降压药，一下备足了20天的药量。特殊时期，很多难题的解决都需要变通。一位滞留旅客的糖尿病注射药剂用完了，妻子联系了很多药店都没找到，情急之下她打了110，最后是警察从医院把药剂送了过来。

凌晨十二点半，又一次核酸检测在保险宾馆门前结束。上海旅行团一行人准备进门时被服务员拦了下来，要他们一一抬脚，在鞋底喷酒精，接着是全身消毒。

那位对早饭很不满的赵伯伯说，“西北边境的小城能有这么一种意识，很不容易的呀。这么小的地方，所有物资供应都是外地过来的，一下子增加一万人，当地政府压力也很大。”

老人们尝试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感谢，比如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一再强调要提到“保险宾馆”的名字。又或是在发来的通讯录上，在雷东兰的名字后面加上一个括号，写上了“倾心服务”几个字，而雷东兰的妹妹则因为给老人们表演了蒙古舞，被备注成了“最美义工”和“著名舞者”。

经过几天的紧张、焦躁，混乱中逐渐有了一点秩序和理解。

上海旅行团63岁的组长谢振偶尔会出现焦虑抑郁，他是领队，团员们与其说是顾客，不如说是朋友，他们经常组团全国各地游玩，“如果有人出事情，我感觉会......对不起。”他担心的不仅仅是感染风险，老人们长时间待在室内，他怕情绪也会出现问题。

雷东兰打开了宾馆顶楼800平米的天台，足不出户的老人们终于可以到户外活动了，晒太阳，锻炼身体。但有位旅客曾登记购买抗抑郁的药品，雷东兰有点紧张，担心有人出现心理问题，发生危险。

最后雷东兰想到了折中的办法，限制天台开放时间，上午、下午各两小时，而且一定要她在场的情况老人们才能上去。

疏散滞留旅客的车队

回家

年轻时胡守强就喜欢带着父母旅行。身体一向很好的父亲在70岁那年突然患病去世，他一直觉得对不起父亲。那年他“就跟疯了一样”，一年之内带着妈妈去了8个国家，他说，这是要“先给她捞点本”。

“我们这代人，到了五六十岁，手上有钱了，也退休了，按照子女的说法是应当享福了。”胡守强如此总结旅行之于自己的意义，年轻时不富裕，所以趁着还能走动，必须要出来看一看。他来额济纳旗前，刚关掉开了半辈子的诊所，决定和妻子出来享受人生。

把额济纳旗作为此行的目的地，老人们起初并没有过多担心。新冠肺炎在各地爆发的两年间，这里受到的影响很小。2020年1月到10月，额济纳旗共接待国内游客575.25万人次，其中380.22万人次是在9月26日到10月25日胡杨节期间来到这里，而这一个月也是当地民宿酒店的主要收入来源。

胡杨林确实让人不枉此行，仲伯伯说这一趟痛并快乐着，“在全部都是沙漠的地方，能长久地长着一片胡杨林，到秋天还变成金色的，这和电视里看是两样的。”旅游就是为了来看实景，老人说，碰上疫情确实有点遗憾，不过人生就是有遗憾的。

在电话里，仲伯伯总是很乐观，他开玩笑说，“现在就好比是无期徒刑，回去（上海隔离）就是改判了有期。”在宾馆这漫长的十多天，他其实一直着急回家，平时看的连续剧也没心思看了，每天盯着新闻频道看最新的疫情。

每个人对家里的牵挂都不一样。“我母亲九十多岁啦，平时靠我照顾的”，计划出行一星期的赵伯伯不知道多久才能回家，只能拜托邻居帮忙照应母亲，他怕老人担心，还编了个“交通堵塞”的理由。

在一个53人的酒店滞留旅客沟通群里，每天都会出现相似的问题：啥时候能回家？他们提醒老板，要积极向上汇报，“我们一例阳性都没有”。

10月27日晚，有人把第一批滞留旅客开始返程的新闻视频发到了群里，人们终于看到了一点曙光，好像出发在即，开始了相互告别。

酒店的老板有些感伤，“等你们走的时候我们才是最着急的，没人作伴了”。她的这句话让群里出现了少有的平静时刻，上海的、陕西的、四川的游客都在下面留言：欢迎你来玩。

但这种平静没有持续太久，接着又有人开始提问，“我的信息报上去了么？”“有批自驾游的走了，我们上午报了名怎么没通知？”老板好像也着急了，“能安排你走的时候绝不会让你多待一天”。

在游客们焦急等待的同时，10月29日下午，额济纳旗确认又新增了1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上海旅行团在这天早上6点半离开了滞留十多天这座小城，他们的大巴汇入一条长长的车队，在警车的引导下行驶在戈壁滩的高速路上。

车队的终点是包头，尽管那意味着继续14天隔离的开始，但毕竟是回家的第一步，老人们很激动，有的人凌晨四点就起来收拾行李。雷冬兰还是跟着起了个大早，早早等在了宾馆门口。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文亮、胡守强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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