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李晶晶
编辑 / 计巍
中德融创工场的绩效考核表，完成个人平均值的员工能够获得绿色笑脸，未完成的得到红色哭脸
2021年9月，24岁的心智障碍者小吉终于找到了稳定的工作，这已经是他的第5份工作了。
此前，他在公益机构里编过串珠，也在餐厅里端过盘子，但这些都无法成为他真正的工作。现在，他装弹珠、安铜线，在一个位于江苏太仓的特殊工场里做汽车零件、电子零件的组装工作，每天工作时间不到7小时，月工资2000元左右，享有五险一金、双休日和法定假期。
小吉的姐姐王丽形容一个心智障碍者融入社会的艰难，“我们想获得接纳，以为这只是要喝口水的事情，但是会发现周围根本没有水，我们就被逼着要去挖口井。”
创办于2015年、现有产线员工（即参与零件组装的员工）42人且全部是心智障碍者的中德融创工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口井。有人不远万里举家搬迁来这里只为能拥有一份工作，也有人业绩优秀从这里“跳槽”到“不特殊”的工作单位。不管是作为心智障碍者家属的王丽，还是中德融创工场，他们一直在试图去做的，并不仅仅是对心智障碍者的特殊照顾，而是一点一点去争取他们平等参与社会活动和就业的机会。深一度视频：中德融创工场为42名心智障碍者创造就业机会表面上看，这里和普通的车间没什么不一样，操作间整齐明亮，员工操作机器的声音规律有致。“特殊”体现在细微的地方。为了防止心智障碍员工误将手放入设备中，工场里的机器都经过特殊设计——原本一只手就能启动按钮的机器，在这里被“改装”成了需要两只手同时按动按钮才能启动。在中德融创工场的介绍中，这是全国首个专为心智障碍人士提供真正工作机会的地方。小吉身穿统一的灰色工作服，正在将黑色的塑料圆柱元件一一安插在黑色的平板上。他的姐姐王丽也在这里工作，作为项目发展经理，她负责开发就业辅导员课程和面向企业的“残障平等意识”培训。王丽9岁那年，小吉出生，药物原因导致他智力发育迟缓，3岁时仍不会说话。和许多心智障碍家属一样，她在很长时间内都无法接受自己有一个心智障碍的弟弟。他们的父母也想不通，第一个孩子学习好、聪明机灵，第二个孩子怎么这么“笨”。安徽的小镇没有特殊教育学校，小吉被安排随班就读。因为成绩太差，小吉一年级结束后，老师拒绝让他升学，在母亲多方找人说情后，他被迫“跳级”读书。2013年，小吉16岁，“八年义务教育”以中考2分划上了句点，他的教育阶段也随之结束。对于大部分心智障碍者来说，从学校毕业如同提前步入了“退休生活”。小吉被安置在家里，每月领着几百元的补贴，无事可做。与此同时，王丽在北京读完大学，进入纪录片行业，生活中是镜头、聚光灯和不停变换的城市。她不愿主动提起，同学和同事也都不知道她有一个心智障碍的弟弟。王丽也曾做过帮助残障者的义工——但不是心智障碍，那一直是她想要逃脱的作为心智障碍者手足的“宿命”。但同时，沉重的现实又让她没法不考虑弟弟，她经常在网上了解与残障有关的信息。2013年，王丽报名参加了一个呼吁残障群体平等就业的线下会议，会议内容后来被总结为残障者融合教育与平等就业的《武汉宣言》。在会议的现场，她第一次看到，“原来有这么多的残疾人”。中国残联2021年2月发布数据，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总人口数，及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我国残疾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和各类残疾人占残疾人总人数的比例，推算2010年末我国残疾人总人数8502万人，其中智力残疾568万人，精神残疾629万人。王丽在会后感慨，“很多残障人士被‘藏’在家里，甚至生活在福利院里，在一堵堵有形无形的墙内，成为被忽视的人，小吉就是这样。”2014年，为了训练小吉的基本生活技能，王丽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把弟弟接到江苏和自己一起租房子住。刚开始是以“出来玩儿”为理由，等父母反应过来，她已经决定不把弟弟送回去老家了。一开始，小吉把酱油当做食用油，一盘土豆丝炒得黑乎乎。弟弟不熟悉路线，过马路也容易被来往的车流吓到，王丽就慢慢帮他记路，每次记一点，逐步缩短接送他的距离。她带着小吉一遍遍地练习坐地铁、公交。小吉遇见不认识的车站名就“连蒙带猜”，有一次告诉她自己到了“蛋江路”，王丽笑出声来，哪里是“蛋江路”，是家附近的地铁站胥江路。经朋友牵线，小吉还参加了橄榄球队，和一帮身材健美的哥哥们一起打球。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体育场的橄榄球训练时间，总会有一个矮小的女生和一个平衡能力、体能都不太好的男生，同时出现在球场。生活技能通过反复练习达到熟练，但王丽心中最重要的事还是没有解决。
她想知道自己不在家时弟弟会做些什么，出于拍纪录片的职业习惯，王丽在家里放了一台摄像机。在第一天录下的视频里她看到，整天坐在客厅中那张灰色的沙发上发呆，是这个已经比自己高一头的弟弟一天中唯一能做的事。“基本的生活技能教会了，然后呢？一个十几岁的阳光男孩，就已经无处可去了吗？”王丽想。在家待了半年后，小吉进入了苏州喜憨儿公益会所学习手工，这是一家教残障者做串珠和手工画的机构，除了周末，他每天按时“上下班”，每月有300元的补贴，要交200块的饭费。那些串珠以“残障人士制作”的名义在公共场所进行公益售卖。会所负责人和王丽，也尝试着为这里的心智障碍者找到其他的工作机会。小吉走出会所的第一份工作是去星巴克做店员。他跟不上指令，在操作区常常手足无措，做了三天后就被告知“不太适合”。第二份工作是去素食餐厅上菜、刷盘子，但因为忘关保温箱的热水，被以“有安全隐患”辞退。第三份工作是去王丽朋友的餐厅做店员，因为证照问题，在小吉去的第三个月餐厅就歇业了。第二次被告知弟弟又被辞退后，在外出差的王丽在陌生的城市大哭，“太无力了”。回到家，她感觉到一直乐观的弟弟也非常低落，一副颓然愧疚的样子。每次被辞退后，小吉都会重新回到喜憨儿公益会所，会所里的人打趣他，“又被退回了呀”。王丽决定为小吉制定一个计划——找100份工作。她告诉弟弟，对于很多人来说，都要尝试很多次才会找到合适的工作，对他来说，尤其如此，可能需要100次。这句话，是对小吉的安慰，也是姐姐的决心。疫情期间，小吉在家附近找到了一份学徒工作。当学徒的第一天，他在电梯里抱着空调，不知道怎么收线——这些对他来说，都是从未有过的经验。被门挂住的空调线导致电梯升降故障，惊险下落了半层，电梯里的师傅吓坏了。小吉再一次回家了。待在家时，小吉每天都会做做手工。串五颜六色的小彩球钥匙扣、爱心挂件，也给芭比娃娃串彩色的裙子，直到家里的柜子都放不下了。在他知道自己找工作真得非常难以后，他和姐姐商量，要出去摆地摊。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他都会拎着自己的工具盒，去人流密集的地方摆地摊，拿一块红布往地上一铺，就开始叫卖。小吉不擅长主动交流，说是叫卖，其实就是在等路人来询问。2021年，王丽偶然知道了太仓有一家专门招聘心智障碍者的工场——中德融创工场。王丽为小吉制作了简历，上面写着小吉的教育和工作背景：初中学历，在公益会所学习做手工，在餐厅摆盘及洗碗打扫。简历附带的个人照片上小吉挎着自己做的串珠包，站在青砖屋顶前的阳台上，咧着嘴笑得十分灿烂。小吉成为了中德融创工场产线员工中第一个没有家长陪同、独自来应聘的人，也是第一个有自己简历的人。在经过一系列互动和家庭情况的询问后，2021年8月，小吉顺利成为了中德融创工场的产线员工。面试小吉的是以色列人玛丽娜，她和丈夫纳达夫是这些员工们最熟悉的人。这对夫妇经常穿梭在工厂的操作机器间，员工们会笑着和他们击掌、打招呼。2015年3月，中德融创工场正式运营。工场由太仓欧商投资协会发起并借鉴了德国心智障碍者就业模式。目前，产线的42名心智障碍员工的特征包括智力发育迟缓、唐氏综合征，也有自闭症。工场的场地租金由当地政府免费提供，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为其提供项目前3年运营费用的部分补贴，订单全部来自太仓及周边的外资企业，多为汽车企业和电器企业。玛丽娜和纳达夫也在这一年进入工场工作。玛丽娜出生于以色列，18岁服兵役时，在军队医院见到过唐氏综合征患者，在之后开办幼儿园的过程中，她接触了心智障碍儿童群体。“他们成人后会是什么样子”是她感兴趣的社会工作方向。
在玛丽娜看来，在残障群体里心智障碍者是最难找工作的。有些员工曾告诉她，自己在外工作时遭受过霸凌，被叫做“傻子”“残废”，还有人的公交卡被同事长期盗刷。大部分心智障碍者的面试玛丽娜都会通过，这些员工大多是由太仓残联、社区介绍来的当地人，有免费的班车接送上下班。来自江苏昆山的员工姚圣洁无法乘坐当地的班车。他今年22岁，患有自闭症，已经在工场工作了四年。每天早晨六点半，父亲姚运卫就要从昆山的家中出发，开30公里送姚圣洁去太仓上班，之后再匆匆赶回自己在昆山的汽车内饰改装店工作。到了下午三点半，姚运卫要关上生意正好的店铺，去接儿子下班。同样的道路他一天要走4遍，“走一趟105个红灯，来回一个半小时跑了4年，现在闭着眼睛都可以在脑海中画出路线。”姚圣洁很小的时候就被确诊为自闭症。为了儿子能像正常的孩子一样，姚运卫放弃了需要经常出差的工作，带着姚圣洁去南京做了半年康复，但效果不佳。从南京回来后，姚运卫在昆山开了一家汽车内饰改装店维持生计。“说白了，养个宠物也应该有感情了，何况他是个人，能怎么办呢，好好供他活着就行了。”这是在姚圣洁生命的前18年，父母对他最大的愿望。姚圣洁爱啃手指，指甲很秃，经常流血，胳膊上还残留着自己咬下的一排深深的牙印；他经常从家里往楼下扔东西，最严重的一次从六楼扔下了一双溜冰鞋；他也会把姚运卫店中的很多重要零件当作垃圾扔掉；他会喝掉面前所有的水，忙了一天的姚运卫想喝水，茶壶里总是空的；衣服上的线头全部被他拽下来，不该缝线的地方又被缝起来，留下一串七扭八扭的针脚。“没办法改变的，只能去适应他。”姚运卫用铁丝网封上了家中所有的窗户，向便利店的老板解释儿子为什么不会付钱，向楼上的邻居解释儿子为什么半夜突然大喊大叫地收拾行李。进入工场后，姚圣洁也会把自己认为“破”的东西全部扔掉，工场里还算新的手套被他扔掉过几双。培训师干脆适应他的行为方式，让他每天负责关灯。下午五点半，即便屋里还有人，他也会“啪”地一声把灯关上。工场里每个产线员工都有自己的特点，有的来工场6年都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也有人工作时会莫名兴奋大喊大叫，有人干活时总是睡着。玛丽娜会根据每个员工的特点安排工作——如果分不清螺丝的正反，那就做不需要辨认正反的工作；如果坐着总是睡着，就站着工作；不愿意说话，可以用微信打字沟通。
培训师也会给每个人安排不同的发展计划，姚圣洁的个人发展计划书里写道：“适合简单易操作、对质量要求不高的工作，要用智能游戏锻炼他的专注度。”小吉的计划书里则写着：“要培训理解工作的能力，从简单的记歌词开始。”心智障碍者家属送孩子来这里的第一步就是要接受“断奶”——不再享受国家的专项补贴，拿自己劳动所得的工资。很多心智障碍者在进入工场前一直待在家，但家长却表示，已经有企业给孩子买过社保了。一些心智障碍者家属在深一度的采访中说，企业名义上会招聘残疾人来“工作”，实际上只是通过残疾人的“挂靠”来减免企业自身的税收，每个月发给一千多元的工资，而心智障碍者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真正融入到社会中。中德融创工场每月会按照完成件数、情绪稳定能力等标准在一块白板上给产线员工打分，完成个人平均值的就有一个绿色的笑脸，没有完成的就贴一个红色的哭脸。结合生产评估和生活培训评估，总分最高的员工将有300元的月奖金。工作当天不来工场必须提前请假，迟到、旷工的员工要加班一个小时以示惩罚——虽然玛丽娜也不知道产线员工们能不能意识到这是一种惩罚。通过这块绩效板可以看到，姚圣洁的情绪稳定能力不太好，但计件工作的速度比其他人快；小吉能够很好地完成任务，标志牌上都是笑脸。心智障碍家庭互助组织“不同之美”举办的户外活动（受访者供图）
姚圣洁进入工场两周后的一个周末，当姚妈妈在店里和客户聊对方的工作时，客户说自己是“做编程的”，姚圣洁在一旁大声介绍起自己：“我是（在工场里）做弹珠、做塑料球的。”一旁的父母感到吃惊：“这是自己儿子说出来的话吗？”姚运卫也慢慢开始跟亲戚朋友提起儿子在做什么，跟店里的客户解释自己的儿子是自闭症，有怪异的叫声请多包容，店里还贴着一封《来自自闭症孩子家长的信》。工场建议家长们成立一个心智障碍家庭互助组织，姚运卫主动报名，成为了负责人，定期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心智障碍者家长们分享经验。“说白了，做这么个负责人确实是想和其他拥有共同经历的家长交流，但于一个父亲的私心来说，就是想等自己不在了以后，这些家长们能够相互帮衬一下自己的孩子，毕竟指望自己比孩子多活一天是不可能的事。”这个家长互助组织叫“不同之美”，名字是王丽取的，在她看来，“心智障碍者只不过是和普通人不同而已，参差多元，本身就是美。”家长们带着“不同之美”的心智障碍者走出家门，一起在公园草坪上举办运动会，一起在工场里写福字、贴祝福，还一起为生育不久的玛丽娜染红鸡蛋，用中国的传统方式为她祝福。到工场不久后，小吉曾把工场的照片发给之前一起做手工的朋友“炫耀”，并告诉对方：“这回我不会再被退回了。”现在，王丽给小吉在自己的宿舍附近租了一套房子。小吉的厨艺也进步了很多，王丽夸赞他：“土豆丝味道很不错，除了油放得多。”现在小吉天天给姐姐带早饭，做晚饭，散步送她回到宿舍。照顾与被照顾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相互陪伴接送的路程也越来越短。有员工在拿到第一笔工资时给外婆买了一双鞋，小吉也模糊懂得了钱的概念。一天下班后，小吉问王丽：“姐，50万能买一辆车么？”“姐姐，你在学驾照，我想给你攒钱买新车，不想让你开老爸的旧车，新车香的，也干净。”晚风中，小吉骑电动车载着王丽，她在后座忍不住流泪。现在，中德融创工场最大的员工48岁，最小的只有18岁。喜欢扎马尾辫，戴着眼镜，操着一口东北口音的女孩李融是这里最小的员工。去年，她和父母一起从1500公里外的葫芦岛搬家至太仓。工场里的李融是一个开朗乐观、爱帮助人的女孩。一月底的一天，她做了本不属于自己的工作——关电闸，但由于操作不慎将手夹伤，在家休息了两周。李融的书柜上，贴着“要孝敬爸爸妈妈”的字条。她常常想象自己是一只飞来飞去的蝴蝶，她画蝴蝶，在卧室贴蝴蝶，微信名也叫“小蝴蝶”。在工场的一张合照中，她发现，露出笑脸的人不多，这让她发觉可能工场里的一些年长的员工并不快乐。她决定以后要和妈妈一样，考心理咨询师资格证，帮助他们纾解心理困境。在一次家长交流活动中，李融遇到了心理辅导的“难题”。一个来自上海的14岁女孩听说了李融的故事，一见到她就哭了。原来，女孩也想来工场工作，“融融姐姐，你知道我有多羡慕你吗。”李融渐渐了解，这个心智障碍女孩的父母离异，自己现在还在上学。不知所措的李融轻轻拍着女孩的后背，约定等女孩上完学后在中德融创工场相见。变化也导致了一些意外的发生。一天，工场举行家长面谈会，活动结束后姚运卫找不到儿子了。他四处询问，得知儿子和同事一起坐上了公交车。一辆永远开不到昆山的太仓公交载着不知道往哪去的姚圣洁驶向远方，留下不知情的家长和工作人员急作一团。李融听说后不吃晚饭也催着妈妈出去帮忙找人，小吉提供了关键线索——哪路公交车，他还通过姐姐叮嘱姚圣洁妈妈：“找到他后不要打骂，也不能不给他吃晚饭。”姚运卫吓出一身冷汗，在路上回想起儿子十岁时在常熟一个公园走丢的经历——公园的山上植被茂盛，一个半小时里，他上上下下跑了四个来回，终于在一个草丛里发现蹲在那里的姚圣洁，从此以后他再没让姚圣洁独自出过门。姚圣洁的同事后来告诉姚运卫，上车前他曾询问姚圣洁：“不是你爸爸来接你吗？”姚圣洁说：“我今天自己回家。”还向他借了一块钱坐公交。这件事提醒了姚运卫，“或许儿子潜意识里是觉得有能力自己乘坐公交车的，以后可能要学会慢慢放手让他自己去做一些事。”情窦初开的员工们也让工场有了另一个难题——性教育。一个白净瘦高的男孩曾在工场微信群中对李融公开表白。李融回忆：“那个哥哥可厉害了，那是班上最优秀的员工，每次都是第一名。”这个男孩梦想着去做飞行员，家人和同事不忍告诉他做飞行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只是说，“飞行员的选拔标准很严格的，你要十分努力才能够得上。”玛丽娜和王丽也在研究，到底该怎么告诉他现实情况，“告诉他事实才是对他的尊重”，只是需要找到合适的方式。李融跟妈妈讲了自己的小心思。妈妈让她自己拿主意：“被优秀的男孩子喜欢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呀。”李融不好意思：“那就再考验他两周。”一些隐隐的担忧被李融的妈妈藏在心里，“这个男孩和李融都是智力障碍者，如果他们以后结婚了，（生育上）有遗传怎么办。”但看着女儿谈论起男孩时眉眼带笑，她不忍破坏这份快乐。小吉让王丽教他怎么把手机桌面设置成他和另一个女孩的合影，那是工场员工饭后散步时在草坪上拍的。王丽惊讶：“你确定要这样做吗？”小吉说：“是的，我觉得她很可爱，我挺喜欢她。”“是哪种喜欢呢？”“同事间的喜欢。”王丽不确定小吉的真实意思，但又觉得自愧不如，弟弟原来比自己更能自由地表达爱。曾经也发生过让王丽担心的事情。工场的一名员工曾在公共场合跟随一个陌生女性，还从后面拍了对方的肩膀后，冲她笑，女孩吓坏了，报了警。经过审讯，确认这名员工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分不清家人和陌生人的边界，最后以家人代写道歉信、员工在家接受惩罚收场。“我以前觉得性教育只是两性之间的问题，但实际上，性教育还囊括了更广泛的社交界限的问题。”王丽说， “他们是成年人了，有理解自己社交行为的需求，也需要为自己的行动负起责任。”王丽决定加快为心智障碍者开发性教育课程的进展。在工场微信群里，王丽也会“教育”一些不顾女生感受高调示爱的男孩：“这样会让女生难堪的。”她也跟小吉说：“对女孩子要有分寸感，就算是姐姐，也不可以勾肩搭背的。”把心智障碍员工们留在工场不是中德融创工场的目的，让他们走向更大的世界才是。在中德融创工场，表现优秀的员工会被推荐到其他企业，但这需要漫长的过程。玛丽娜在带其他德资企业工作人员来工场参观时会提议——能不能接纳自己工场的员工去工作。有的负责人会直言担心，“招聘他进来不会打我吧。”玛丽娜觉得这是最大的误区，“普通人也会出现暴力行为，心智障碍不能和暴力行为划等号。”为打消企业对心智障碍员工的顾虑，工场承诺会签署“三方协议”，玛丽娜说，“如果不满意我们的员工，还可以退回来。”但现在还没有被退回来的案例。第一个从工场走出去的员工去了一家企业做质检员。今年30岁的彭欣是走出去的第二个员工，在一家有名的德企里负责收发快递。彭欣渴望更大的世界，并不满足于工场的薪资水平，常年业绩最优后，他向玛丽娜提出请求，“想去别的地方工作。”彭欣1991年10月出生在山东，满月后，持续高烧了20天，留下了心智障碍的特征。到初二时，他不愿意继续上学，跟随做生意的父亲搬到了太仓，经残联介绍得到了一份保洁的工作，每月有一千出头的工资，工作了四年。父亲去世后，他回到山东开了一家报刊亭，卖书报、冷饮和电话充值卡。2015年，他随家人又回到太仓，加入中德融创工场工作，彭欣的妈妈靠打零工维持生计。从前在工场时，太仓本地有一个啤酒节总会赞助这些员工去玩，彭欣去新公司拿到工资后，自己花钱去了一次啤酒节，“门票要350元呢，我自己花的钱。”即使去了新的公司，第一个月，彭欣还是习惯早起一个小时，先回到工场，和自己的培训师和老同事打招呼后，再去不远处的公司上班。现在，他有了年终奖，月薪也翻了一倍。小吉在走出去和留下来之间常常犹豫。他喜欢工场，喜欢这里有趣的工作，喜欢这里的同事，但看到彭欣“炫耀”新单位的食堂、奖品、收入，他也会“哇”地一声表示羡慕。他时常会追问培训师：“这个月我会不会拿奖？”他给自己制定了目标，“排在xx后面差不多，第一名太难了，但是我会努力的”。有了这个目标后，小吉做产品的速度也跟着快了起来。像小吉这样的员工，有走出去的动力，但愿意接纳心智障碍员工的企业仍然屈指可数。与此同时，中德融创工场也面临着未来发展的问题。在德国，这种工场模式仍然有一半的经费来自于政府支持，另外一半依靠自身经营所得。但现在，中德融创工场每年都是亏损状态，部分支出还是要依靠有责任心的企业和政府的帮扶。玛丽娜说：“完全做到盈利是不可能的事，但如果有更多的企业给我们订单，我们就能够为更多的心智障碍者提供机会。”
现在，中德融创工场有已经通过面试的5名心智障碍者在排队入职，因为工场订单不够，收支仍有差距，他们还在等待。一些想要从工场走出去的员工，也暂时没有合适的岗位接纳他们。6年来，除了顺利被推荐去外面公司的两名员工，还没有其他人能“跳槽”。王丽会给一些企业管理者培训，引导他们怎样去对待残障员工。培训中有一个情景实验——如果你开了一家餐厅，一个残障人士来到你的餐厅，他要怎样点餐用餐？很多人的回答都是“代劳”“喂饭”，也就是直接帮他点餐。王丽会解释道，让他们能通过各种无障碍设施，自主点餐用餐，才是真正的平等、融合。每周三，王丽都会和小吉去太仓市羽毛球馆打羽毛球。但这件事的开始并不顺利。第一次带小吉去羽毛球馆时她看到公告栏里写着残疾人、军人、儿童半价优惠，但收费的阿姨却对她说：“残疾人不能打羽毛球的，打羽毛球对身体有要求，会出事的。”刚开始时，阿姨甚至用了“残废人”的称呼。“残疾人不等于连羽毛球都打不了。”王丽反驳道。而体育馆里，还挂着无障碍坡道、无障碍洗手间的指示牌。“那你们一个不残疾，一个残疾也不行，要使用残疾优惠也不行，要两个人都是残疾人，同时在场上打球才行。”阿姨说道。“打羽毛球肯定要人陪着啊，还得都是残疾人才享受残疾待遇，这是什么要求？”王丽气愤地说道。在一旁的小吉窘迫局促，不愿意陪姐姐吵架，他说，“你为什么要和别人吵架呢，不让我们打就不打了，我们走好了，你在那里，也不好意思拉你。”
体育馆外下着大雨，王丽看到小吉手上拿着的伞，向他解释：“如果你的伞被人拿走了，别人说要拿走你就让他拿走吗？”王丽感慨，“我们似乎得当个战士，才能得到原本属于我们的东西，哪怕看上去微不足道。”【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代购“氯巴占”被诉贩毒，当事人庭审不认罪：这是救命药，没有一粒卖给涉毒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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