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 | 庞云芳：张承志西域古道考及相关考释
提要：1975年，张承志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组工作。1976年，张承志随考古组赴新疆伊犁地区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并对新疆的地理山河发生兴趣。1980年代初，他先后踏查了他地道和阿尔泰山古道。西域古道考察经历不仅使张承志的身份意识发生了变化，也为他积累了文学经验。张承志后来以作家身份为人所知，而他早期的考古经历始终乏人关注。对张承志西域考察经历的考释，有助于深入了解1980年代初期张承志的考古体验与文学经验之间的关系，为全面理解张承志其人其文提供一个视角。
原文刊《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张承志是一位对山河地理怀有深厚情感的作家。踏查山河间的交通古道，是他多年所热衷的事情。浙江山阴道、江西梅关道、太行山羊肠坂道都曾留下他的足迹。而他对古代交通发生兴趣则与他的西域古道考察经历有关。1980年代初，张承志凭着实地勘查的考古精神和手段，先后踏查了贯通天山南北的他地道和阿勒泰地区的阿尔泰山古道。张承志相关研究多会提及作者本人常说的“内蒙、新疆、甘宁青”三块大陆，却对张承志与新疆接触的具体情状少有关注。学者程光炜曾从“作家的历史地图”角度谈及张承志的新疆考古经历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1]但是对具体的考古事实并未展开叙述。本文在作品细读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史地研究资料，对张承志的西域古道考再作考证，旨在厘清张承志西域古道考察的具体事实。据此又对张承志西域古道考察经历与文学经验的关系作出一些解释，或有助于理解张承志1980年代初期的身份意识与文学创作。
他地道踏查与天山风景记述
（图片为本文作者所摄）
1980年，张承志由北向南穿越东部天山，踏查了从北庭（今吉木萨尔）至高昌（今吐鲁番）的天山古道——他地道。他地道是历史上贯通天山南北的古道之一，南起高昌，北至北庭。高昌即车师国之高昌壁，是西汉与匈奴反复争夺之地。车师附汉后，西汉在此屯军，为戊己校尉治所。西晋前凉张峻置高昌郡。贞观十四年（640）列为西州，设安西都护，置高昌县。[2]同时，唐太宗在突厥可汗浮图城设庭州[3]，与之前设置的伊州，并称伊、西、庭三州。[4](P156)西州与庭州隔天山南北相望，不仅是中原通往西域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贯通天山南北的交通要塞。敦煌莫高窟唐代文献《西州图经》残卷记载，西州东向、东南向、西南向、北向、西北向共十一道，其中花谷道、移摩道、萨捍道、突波道、乌骨道、他地道皆通庭州。[5]《西州图经》如此记载“他地道”：“右道出交河县界，至西北向柳谷通庭州四百五十里，足水草，唯通人马”。[6](P75)
张承志勘查他地道与《宋史·高昌传》密切相关。755年安史之乱时，西域精兵调回平叛。漠北回纥（788年改称回鹘）也出兵助唐，势力大增。840年，回鹘内乱，漠北回鹘四处溃散，其中“一支投奔‘安西’，以后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4](P272)。回鹘西迁后，散居于天山东部地区，与当地居民逐渐融合。981年，高昌回鹘可汗以西州外甥[7]的名义向宋朝遣使贡献，宋朝遂遣供奉官王延德和殿前承旨白勋出使高昌。984年，王延德从高昌返还，并向朝廷进献行纪《使高昌记》，又名《西州使程记》，[8]这一行记“乃是《宋史·高昌传》的史源”。[9](P39)
宋使王延德从高昌到北庭的行进路线，是由南向北穿越天山。《使高昌记》记载：“历交河州，凡六日至金岭口，宝货所出。又两日，至汉家砦。又五日，上金岭。过岭即多雨雪，岭上有龙堂，刻石记云，‘小雪山也’。岭上有积雪，行人皆服毛罽。度岭一日至北廷，憩高台寺。”[10](P163)王延德沿途历经交河县、汉家砦[11]、金岭[12]，最后至北庭高台寺。据《西州图经》残卷所记西州通庭州之道，唯他地道出交河县，因此王延德所走路线正是《西州图经》记载的“他地道”。《新唐书·地理志四》记载西州交河县至北庭的道路情况较为详细：“自县北八十里有龙泉馆，又北入谷百三十里，经柳谷，渡金沙岭，百六十里经石会汉戍，至北庭都护城。”[13](P1046-1047)由此可见，从交河县至北庭所经之地有龙泉馆、柳谷、金沙岭、石会汉戍，终至北庭。孟凡人著作《北庭史地研究》谈及他地道主要地名的比定问题，书中根据《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及《新疆图志·道路志》的相关记载初步认为，龙泉馆似位于今桃花园子一带；柳谷似在今三岔口附近；石会汉戍可能与神仙镇是同一地点，似在今泉子街。[14](P143)从这些史地文献及相关研究资料可以了解他地道的大致路线，即从吐鲁番交河故城出发，经桃花园子、三岔口、天山大坂、泉子街，终至吉木萨尔。张承志在《火焰山小考》中提到：“我在1980年骑马调查了天山东部的古代通道即王延德当年代表宋朝出使高昌的通道——沿途景物遗痕，一一与那位使节一千年前的纪录相合不二。”[15](P177)1980年，张承志踏查他地道是从北向南穿越天山，行走路线与宋使王延德正好相反，具体线路应是从吉木萨尔县出发，过泉子街，翻越冰大坂，出天山山谷，经三岔口，沿大河沿河顺流而下，抵吐鲁番交河故城。《相约来世》散文集中收录的《大坂》附有一张泉子街人民公社的照片，照片下有“翻越大坂前的基地泉子街公社”[16](P92)的注释。
《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p177
张承志骑马踏查王延德出使高昌时从高昌至北庭的路线，是为考证《使高昌记》关于西域贡物硇砂的记载是否可信。他在《考古与学习》中写道：“因王延德在北庭目击了‘北山’火光涌起，从此得知名产硇砂，又引起了我考证此事并否决长泽和俊（Nagasawa Kazutoshi）对《高昌传》的错误见解一事。”[9](P39)基于此次考察，又结合相关地质资料，张承志撰写了日文文章《王延德高昌——北庭路线考》，反驳了日本学者松田寿男（Hisao Matsuda）关于宋使王延德西行龟兹的推断。文章认为松田寿男的著作《古代天山的历史地理学研究》虽对天山硇砂进行了细致的校勘和考证，但推断宋使王延德西行不仅止于高昌，还曾继续西行至距高昌千里以外的龟兹的观点不足信。松田氏根据史籍早有大量文献记载龟兹出产硇砂，而北庭一带并未有硇砂的文字记录认定王延德所见硇砂是在龟兹，而非高昌，并依此质疑《宋史·高昌传》是有佚失错简的残本。[17](P186-188)为了对王延德所记硇砂产地及天山硇砂问题展开实证性的论述，张承志又撰写了《王延德行纪与天山硇砂》，从王延德的硇砂记载及西行龟兹问题入手，辨析了天山硇砂地点及其成因，并对历史上的硇砂问题进行了梳理。从而“否决了日本学者松田寿男、长泽和俊对天山硇砂的错误结论”。[9](P37)张承志先后撰述两篇文章论述王延德出使高昌行走路线及行记中的天山硇砂问题，是为证实《使高昌记》及《宋史·高昌传》的可靠性。
1982年，张承志以他地道考察经历为题材创作了短篇小说《大坂》。小说中这样写道：“自从二十世纪初法国探险队在敦煌发现了一份珍贵的唐代写本卷子以来，这条空寂的山峡连同它中间的那道冰大坂，就成了历史、考古、地理世界里的响亮名字。”[18](P245)“二十世纪初法国探险队”指的是1905年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任队长的法国中亚考察队。1906年至1907年，考察队先后于喀什、图木舒克、库车、乌鲁木齐等地开展发掘、调查工作。1908年初，伯希和一行离开新疆赴敦煌，在敦煌莫高窟劫去藏经洞出土的数千件珍贵敦煌写本及大批其它文物。[19](P444-452)“一份珍贵的唐代写本卷子”即前文提到的敦煌文献《西州图经》残卷，卷上所载“他地道”便是“历史、考古、地理世界里”赫赫有名的天山孔道。
《大坂》主要叙述了“他”和向导“老李”翻越冰大坂的艰难情形。整篇小说在焦躁、痛苦的气氛中展开，压抑的情绪随着登山的高度不断积聚，直到山顶才得以宣泄。作者极力渲染主人公悲痛的心理情境，使其与考察古道的壮举形成强烈反差，是为冰大坂的形象铺设情绪。当他们立于大坂之巅，天山南北两大盆地尽收眼底。张承志描述了嵌在南侧深涧里的大坂：
大坂上的那条冰川蓝得醉人。那千万年积成的冰层水平地叠砌着，一层微白，一层浅绿，一层蔚蓝。在强烈的紫外线照射下，冰川幻变出神奇的色彩，使这荒凉恐怖的莽苍大山陡添了一分难测的情感。“大坂——”他失声地喊起来。他想不到这大坂、这山脉、这自然和世界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安慰他。他久久勒马伫立着，任那强劲的山风粗野地推撞着他。[18](P256)
小说一直节制的抒情，在天山之巅终于得以释放。面对二十公里的蓝冰川，“他”的失声痛喊是之前情绪累积的宣泄，那变幻莫测的色彩恰与焦灼不安的心理相映照。心理反差越大，越能体现天山景象带给作者的心理震撼。站在天山之巅，“他”的视野渐次扩大，在大视野中伤痛得到抚慰，心灵复归平静。“古希腊的艺术家是对的，经过痛苦的美可以找到高尚的心灵。”[18](P257)张承志的小说让读者心中有了一个动情的大坂，它悲壮的底色是作者追求古希腊美学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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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北麓松林草地，天山之巅冰川叠立，天山南麓则是焦土砾石。从北向南越过冰大坂，就到了天山南麓，景象与北麓迥然不同。散文《汉家寨》描写了天山南麓的地理形貌，从中可以了解天山南北风景的差异：
和北麓的蓝松嫩草判若两地——天山南麓是大地被烤伤的一块皮肤。除开一种维吾尔语叫uga的毒草是碧绿色以外，岩石是酥碎的红石，土壤是淡红色的焦土。山坳折皱之间，风蚀的痕迹像刀割一样清晰，狞恶的尖石棱一浪浪堆起，布满着正对太阳的一面山坡。马在这种血一样的碎石中谨慎地选择着落蹄之地，我在曝晒中晕眩了，怔怔地觉得马的脚踝早已被那些尖利的石刃割破了。[15](P138)
“汉家寨”即《使高昌记》所记“汉家砦”，也就是历史学家推测的三岔口一带。文中天山南麓的粗粝景象在作者笔下铺排开来，好像一幅色彩不调的油画。张承志的风景叙述是他文学创作中十分重要的部分，这一现象也为论者所讨论。颜水生在《论张承志的风景话语及意义》中对张承志的风景话语作出很多精彩且有意义的解读。然而论者认为“与其说张承志在描绘风景，不如说他在创造风景，‘风景’是张承志内心存在的‘认识性装置’”，是张承志批判西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话语实践。[20]诚然，柄谷行人（Kojin Karatani）之“所谓风景乃是一种认识性的装置”[21](P15)确实拓宽了张承志风景叙述的研究视野，也有助于深入理解作者及其风景话语，但论者忽视作者创作阶段的差异，把所有风景话语纳入一个理论视角则欠缺说服力。
从张承志的他地道考察经历与天山风景记述的关系可知，他对天山风景的叙述并不全是他的“创造”。作者在切身体验了天山南北截然不同的景致后把这种风景写入作品，并在其中践行了自己的美学追求。短篇小说《大坂》提到莱辛（G.E.Lessing）的“美就是古代艺术家的法律”[22](P12)，而作品中的“他”在莱辛的注视下自觉渺小，显示出这一时期张承志的美学倾向。通过对张承志1980年代初期的人生经历及文学创作的考察，并未发现张承志在这一时期表现出批判西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有效信息。可见张承志对西方霸权主义持强烈的批判姿态应是之后的事情。
1980年的他地道踏查经历，后来多次出现在张承志的文学作品中。如《考古与学习》《一册山河》《留在戈壁滩上的涂鸦》《火焰山小考》《从大坂到鱼儿沟》等作品都或详或略提及此事。长篇小说《金牧场》也叙及翻越天山大坂的经历，值得注意的是，《金牧场》中“他”和天山的关系与《大坂》已然不同。《大坂》的主人公是以征服者的姿态战胜天山，而《金牧场》的“他”只是谦卑地去接近“山界的理想”[23](P348)。作品中人与天山关系的变化，反映出张承志1980年代中期以后与1980年代初期不同的人生态度，这不同在文学中也表现为从追求莱辛式的古希腊美学转向倾慕冈林信康式的西方现代艺术[24]。2018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三十三年行半步》附有张承志的后记《大坂下致读者》，后记的第一句便是“早在1980年第一次从北疆翻越天山抵达吐鲁番，我就发觉熟知的蒙语‘大坂’（daban）,含义不同寻常”[25](P289)。时隔近40年，天山风景的美学表现已不重要，作者的他地道考察经历已化为他对民间的一种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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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初，张承志赴阿勒泰探寻阿尔泰山古道。他在《留在戈壁滩上的涂鸦》《荒芜英雄路》《一册山河》等散文中，都或多或少叙及阿勒泰之行，但是关于探寻阿尔泰山古道的具体时间，各处所述却并不一致。《张承志文学年谱》（修订版）依据相关散文的叙述把阿勒泰之行的时间编于1980年。[26] 2011年出版的《涂画的旅程》收录了《考古与学习》一文，文中附有张承志多张考古笔记的图片。从文本与现实的关系来看，考古笔记应比散文更加可信。
《考古与学习》收录的考古笔记图片中，与阿勒泰古道考察相关的有三张[9](P43-46)。其中两张是考古记录并附有路线图，一张似为后期绘制的详细的“阿勒泰山脉古路示意图”。考古记录包括发掘地点、时间、气候等信息。考古笔记显示，时间是1982年6月17日，发掘地点是青河。除此之外，还记录了当地的随同工作人员，包括青河县县长、书记、办公室主任、青河县人武部工作人员、东风公社派出所所长等人。笔记中记录的青河县人武部的地卡、巴达正是散文《荒芜英雄路》中陪“我”一起考察古道的Dika（地卡）和Bata（巴达）。“第一个见到的是县武装部长Dika，土尔扈特部蒙族军人”，[15](P10)“Bata是博州出身的察哈尔蒙古人，武装部干事”。[15](P11)张承志探寻阿尔泰山古道是与历史文献《长春真人西游记》有密切关系的。考古笔记附有长春真人行迹路线简略手绘图。散文《荒芜英雄路》也曾引用《长春真人西游记》所载古道情况与现实中的地理形貌相印证。在考古笔记与散文的相互对照中，从所记人员信息和路线图两个方面来看，散文《荒芜英雄路》所记古道寻迹一事确与1982年青河县考察经历一致。另周涛在《有关张承志的随笔》一文中提及他与张承志一起在阿勒泰考察阿尔泰山之事。“在阿尔泰的那段日子，他白天考察古迹，晚上修改《大坂》。”[27](P359)而《大坂》的写作时间正是1982年，这可成为张承志是1982年而非1980年踏查阿尔泰山古道的旁证。
《涂画的旅程》p45
张承志在散文《一册山河》中叙述了他为调查蒙古时期的新疆，然后在地图上发现阿尔泰山古道的情形：
我再把眼睛瞄准阿勒泰山脉，渐渐地它在我的视野中浮动起来，朦胧又逼近。是它造成了两个大地理区之间的分界，因为它，两个世界被隔开了。
但是，游牧民族是不承认山脉的阻拦的，两侧都是天然的牧场，他们一定自古就穿行迁徙于山脉两侧。这样，山脉里应当有古代的交通线。心中那时被照得雪亮，我被一阵逻辑带来的兴奋攫住了，翻越地图的手剧烈地抖。[28](P135)
经过逻辑的推理之后，张承志认为阿尔泰山脉之间必有交通线，决定探寻山间的古道。阿尔泰山古代交通线自然不是张承志于地图和逻辑中的推论。先秦时期直至唐代，中原通往西域的主要交通是经河西走廊入西域，再走西域南道或北道。辽金时期，西夏据河西地区，对中原与西方的交通形成阻隔，中西的陆路交通只得取道漠北。因此，13世纪初蒙古灭西夏之前，由华北出发，途经漠北，辗转抵达西域的交通线便发展起来。陈戈在《新疆古代交通路线综述》中论述了四条古代新疆的交通干线，除史籍常载的中原通西域的南道、中道、北道外，还论及新疆北部与蒙古草原相接的大北道。此道的大致路线是从蒙古西部的科布多向西南方向行进，越阿尔泰山，进入阿勒泰地区，又分东西两路，分别沿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南下，与西域北道相接。[29](P40)陈戈论述的大北道阿尔泰山段便是张承志探寻的阿尔泰山古道。
阿尔泰山古道在历史上的地位得以凸显并见诸记载，与成吉思汗的西征密切相关。阿尔泰山山脉两侧均有牧场分布，山间牧道形成已久。成吉思汗西征时，其子窝阔台率军对道路加以休整，始可通车。有关阿尔泰山古道的文献记载，也集中于蒙古时期的行纪中。如李志常记述《长春真人西游记》、耶律楚材《西游录》、刘郁《西使记》以及法国传教士卢布鲁克《卢布鲁克东行记》、亚美尼亚旅行家乞剌可思·刚扎克赛《海屯行纪》等都记述了蒙古与中亚以及欧洲相连接的漠北交通干线的大体走向。以《长春真人西游记》为例，可以大致了解蒙元时期阿尔泰山古道的具体路况：
西南约行三日，复东南过大山，经大峡。中秋日抵金山东北，少驻复南行。其山高大，深谷长坂，车不可行，三太子出军，始辟其路。乃命百骑挽绳，悬辕以上，缚轮以下。约行四程，连度五岭，南出山前，临河止泊。从官连幕为营，因水草便，以待铺牛驿骑，数日乃行。……渡河而南，前经小山，石杂五色。其旁草木不生，首尾七十里，复有二红山当路。又三十里，咸卤地中有一小沙井，因驻程挹水为食。傍有青草，多为羊马践履。……前至白骨甸，地皆黑石。约行二百余里，达沙陀北边，颇有水草。更涉大沙陀百余里，东西广袤不知其几千里，及回纥城方得水草。[10](P569-570)
金山即阿尔泰山。经窝阔台率军休整之后的道路虽可通车，但也不易通行，需挽绳悬辕缚轮方可。据清代丁谦《元长春真人西游记地理考证》，穿越阿尔泰山需先度阔克达巴山口，越过雅玛特山峡，从阿尔泰山东北乌图霍提里井地入阿尔泰山正脊乌兰达巴山口，然后出阿尔泰山所临之乌龙骨河继续南行，经白骨甸即博尔腾戈壁后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抵西域北道古城。[30](P399)
张承志在散文《荒芜英雄路》中对阿尔泰山古道的记述如下：
经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一座叫做乌兰大坂（U Lan Daban）的山口，自三十四号界碑进入阿勒泰。于克勒干敖包东侧南下，绕边、中、花三个海子；与自三十五号界碑入境的另一条古路于卡增大坂（Kazen Daban）以东汇合。汇合后的大道遇滩消失，遇山修起，陡谷石筑，通向山外的哈尔嘎特大通道。
然后，再汇合（或并行）自中蒙国界六十七号界碑处Baka-ebi（小山，引者注）至盐湖、再至Ike-ebi（大山，引者注）的大道，南下准噶尔将军戈壁，直指木垒或吉木萨尔一线的古路。[15](P14)
《荒芜英雄路》中提到的“乌兰大坂”入口就是丁谦所考“乌兰达巴”。“边、中、花三个海子”指的是青河东北山谷中分布的三个高山湖泊，分别是切特克库勒、沃尔塔库勒和什巴尔库勒。[31](P72)而丁谦考证的博尔腾戈壁便是《荒芜英雄路》所记“准噶尔将军戈壁”。可见《荒芜英雄路》所述阿尔泰山古道交通线与《长春真人西游记》所载大体相合。由此，我们可以大致描述一条从中原出发、经漠北抵西域的交通路线：从华北北上，到蒙古国乌兰巴托，继而一路西行抵中蒙国境线，翻越乌兰大坂进入阿勒泰地区青河县，折而向南穿越将军戈壁、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抵奇台，再沿天山北麓一路向西，可到吉木萨尔、乌鲁木齐、伊宁等地。与汉唐时期中原通西域的交通路线相比，元时经漠北的交通线不仅过于迂绕，又处高寒地区，物产不丰，行旅困难重重。蒙古灭西夏并控制关中后，中原经河西直达西域的道路又成为重要的交通干线，阿尔泰山古道也就慢慢湮没于历史文献中。
张承志的考古笔记记录了1982年阿尔泰古道的现实状况：“沿35#—37#界桩方向，均成段有此路；而三个海子以北未亲自踏查。调查，筑法相同。此道路必为古道：增筑方法古朴；仅于最险处以石为路以通车；并不修全路；分段道路；原因：必有车，与蒙军当时条件相类，而不走北塔山路，很有道理。不可取代解放前走科布多之路。当地哈族未知此路，更不见汽车来往。”[9](P46)张承志在踏查中认定阿尔泰山古道必是成吉思汗西征之路，与历史文献记载并无二致。他还根据古道是分段石路的特点，推测蒙古军队进入阿勒泰地区不走北塔山路。北塔山路是从蒙古高原进入阿勒泰地区的另一途经，后成为清代内地通西域的重要驿道。其实，成吉思汗曾多次翻越阿尔泰山，曾走过北塔山路并非没有可能。笔记中的“科布多路”，即指阿尔泰山古道，因是从蒙古西部科布多进入阿尔泰山也称科布多路。张承志在踏查了阿尔泰山古道之后，认为此古道在1949年以前仍是主要交通通道。其实，蒙古先是于1911年宣布“独立”，再占科布多城，继而不断制造边境冲突，频繁进犯青河，导致该地社会局势动荡。至1947年，青河县大部分牧民迁走，留居牧民仅有13户。[31](P20)由于不安定的社会环境，这一时期从科布多翻越乌兰大坂进入阿勒泰之路或并不通畅，阿尔泰山古道也就日渐荒芜，先是消失了人的足迹，后来逐渐消失于人们的记忆。
（图片为本文作者所摄）
阿尔泰山古道的探寻经历使张承志意识到学术与现实间的裂隙。散文《一册山河》这样叙述阿勒泰之行带给他的转变：
那次阿勒泰之旅，巨大地扭转了我的求学之路和人生之路。对于一个考古队员来说，那次调查可以说是一发命中，但是对于一个使用蒙古语和乌梁海人相交，在哈萨克的夏牧场感受世界的原牧民来说，我察觉到了学术形式的苍白。我把研究报告写成了散文，并且暗暗决定了文学地表现思想的方向。[28](P135)
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张承志的身份意识发生了变化。如果说，阿勒泰之行以前张承志是以考古队员的身份从事文学创作，那么，阿勒泰之行后他开始倾向于作家身份的写作。也是在这一年（1982），张承志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26]他在《留在戈壁滩上的涂鸦》中把《荒芜英雄路》（1988年7月）看作是“文学和学术合流的努力”[16](P55)获得的成功。其实创作于1983年3月的中篇小说《北方的河》，不仅与阿勒泰经历直接相关，也已表现出作者协调文学与学术的努力。
在《北方的河》中，主人公“他”曾是一个在阿勒泰插队六年的知青，刚从新疆大学毕业，正在准备人文地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考试。作为一名考生的“他”需要准备大量的地理学知识，因此小说中提到多种地理学著作及研究资料，如《中国自然地理》《地表水》《中国》（日文版，李希霍芬）《中国的黄土堆积》《黄土》《历史自然地理》《地理学报》《地理学资料》《国外人文地理研究动态》等。“他”还用非常专业的地理知识在小说中分析地形地貌，然而，地理学知识并不能给“他”带来满足感。小说这样叙述“他”的心理状态：
在黄河里游着的时候我就想，这不仅仅是河流地貌，也不是地理学。这是一支歌，一曲交响乐，是一首诗。在湟水边上我又在想，人文地理是科学，它有它的办法和路子。可是我除了科学还需要些别的。河流地貌不会关心青杨树是怎样长大的，描述性再强的地理著作也不会写到黄河浪头那种神秘的抚摸。还有那些彩陶片。暴雨冲垮了台地上的古墓葬，陶器在激流中撞得粉碎，接着，那彩陶片就流成了河。[32](P37-38)
小说中的“他”并不安于研究河流地貌，而是更关注历史变迁中的生命体验。“他”的矛盾心理正是作者情感态度的投射。“他”在备考人文地理学硕士研究生考试的同时，也在构思一首《北方的河》的诗歌。主人公的双重身份恰恰反映了作者身份意识的双重特点。研究者李有智曾对小说中主人公的身份特点予以关注：“主人公以考取研究生的方式来完成自己从知青向学者、作家身份的转变。”[33]论者敏锐地发现《北方的河》于张承志身份转变的标志性意义，但具体的身份形式值得商榷。具体说来，张承志的身份转变应分为知青向学者、学者向作家的两个阶段，《北方的河》是后一阶段身份转变的文学表现。当然，张承志的身份转变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状态，只能说张承志在阿尔泰山古道之行后更加自觉地认同作家身份，从此他的考古队员身份慢慢退隐，作家身份逐渐凸显。
张承志的西域古道考察经历对他的人生志趣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虽一直对人文地理抱有兴趣，但终以作家身份为人所知。1998年，张承志曾主编一本《人文地理》杂志，尽管只发行了试刊第一期，但他对此刊甚是用心，先后撰写了《〈人文地理〉稿约通信》《人文地理概念之下的方法论思考》《“新大陆发现”500周年专题编辑导言》《就〈三联人文地理〉试刊遭停止致作者信》等文章阐释自己对山河地理的思考与理想。他曾两度行走于浙江山阴道并作《东浦无人踪》；考察古代贯通南北的水路——梅关道写下《水路越梅关》；在踏查曹操《苦寒行》所记羊肠坂道后完成《羊肠坂》。张承志对古道的考索兴趣由此可见一斑。古代交通考察经历也成为张承志叙述山河的文学经验，而他的山河叙述又总是包含着强烈的现实关怀。正如孟繁华文章《在地缘与历史的纵深处——读张承志的散文》论及张承志处理经验、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时所说：“他将经过选择的个人经验和间接获得的历史知识，自然地镶嵌于他对当下事物的表达中。通过他关注的经验和历史，彰显他的思想情感和价值立场。”[34]一道道山水，形成一块块相阻隔的地理空间。不同地理区域之间的交通线，不仅彰显了区域间的历史交往，也沟通着不同地理空间的人心。可以说，山河地理不只是张承志的研究对象，也是文学作品的审美对象，更是张承志表达思想的重要依托。
作者：庞云芳，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生
注释：
[1]程光炜.《心灵史》的历史地理图[J].文学评论，2014（1）.
[2]唐时高昌县县名曾更为前庭县，但《元和郡县图志》与《新唐书·地理志》所载更名时间并不一致。关于高昌县地名变更情况，参见刘振刚.敦煌写本《西州图经》中的“高昌县”问题[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1）.
[3]据《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记载：“庭州，因王庭以为名也。……长安二年（702年，引者注）改置北庭都护府。”后在庭州基础上扩建而成北庭。参见（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1033页。
[4]余太山.西域通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5]王仲荦考释，郑宜秀整理.敦煌石室出《西州图经》残卷考释[J].文史哲，1991（6）.
[6]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
[7]据《宋史·回鹘传》记载：“唐朝既以公主下嫁，故回鹘世称中朝为舅，中朝每赐答诏亦曰外甥。五代之后皆因之。”参见陈世明、孟楠、高健编注.二十四史西域史料辑注（下）[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13.第1567页。
[8]张承志在文章中把这一行记称为《王延德行记》。为叙述保持一致，文中统称《使高昌记》。
[9]张承志.涂画的旅程[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1.
[10]王国维.古行记四种校录[C]//.章义和，王东主编.王国维全集·第十一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
[11]汉家砦或位于唐时柳谷，今三岔口附近。参见陈戈.新疆考古论文集（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第47页；孟凡人.北庭史地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第143页。
[12]据《新疆图志》孚远县（今吉木萨尔）条案：“冰岭（今称天山达坂，引者注）即古金岭，四时积雪含冻，故俗以冰岭名之。”参见（清）王树枬等纂修，朱玉麟等整理.新疆图志（中）·卷八十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1512页。
[13]（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十[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4]孟凡人.北庭史地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
[15]张承志.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16]张承志.相约来世[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
[17]张承志.以笔为旗[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18]张承志.老桥·奔驰的美神[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19]（法）伯希和（Paul Pelliot）著，耿昇译.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
[20]颜水生.论张承志的风景话语及意义[J].文学评论，2016（5）.
[21]（日）柄谷行人（Kojin Karatani）著，赵京华译.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第2版）[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22]（德）莱辛（G.E.Lessing）著，朱光潜译.拉奥孔[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23]张承志.金牧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24]关于张承志与日本歌手冈林信康的关系，参见沈杏培.张承志与冈林信康的文学关系考论[J].文艺研究，2019（9）.
[25]张承志.三十三年行半步[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8.
[26]马梅萍、黄发友.张承志文学年谱（修订稿）[J].东吴学术，2015（4）.
[27]周涛.周涛散文（第二卷）[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
[28]张承志.一册山河·谁是胜者[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29]陈戈.中国古代交通路线综述[C]//.新疆考古论文集（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30]（清）丁谦.元长春真人西游记地理考证[C]//.蓬莱轩地理学丛书（第4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
[31]青河县史志编纂委员会.青河县志[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
[32]张承志.北方的河·西省暗杀考[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33]李有智.“艰苦的浪漫”——张承志的知青文学写作[J].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4（1）.
[34]孟繁华.在地缘与历史的纵深处——读张承志的散文[J].励耘学刊（文学卷），2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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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得以升起所凭靠的翅羽，其天性也靠这青草地养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