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2年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决推翻“罗诉韦德案”。1973年此案裁决使堕胎在美国合法化。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最高法院24日裁定，取消宪法规定的堕胎权，推翻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的裁决，并将堕胎的合法性问题留给了各州应对。《推翻罗诉韦德案》纪录片/2018/美国点击观看Reversing

刘天宇：《延嬉室书画经眼录》的发现及其价值近代文学刘天宇：黄孝纾的生平、创作与书画【黄孝纾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陈云昊：孙衣言与“水心文风”的复苏民国文学鲁迅

张茜真正接触到这种学术性很强的知识，一开始也感受到深深的陌生感。若以“摆烂”心态自居，这样就真成老师口中的“自怜的小猫咪”了。我发现我好像对这些推荐书不是抗拒的心态了，反而是有些期待。文学院

李婉钰通过老师介绍，我发现鲁迅的生命无疑是强悍的，他在精神上是一个贵族，骨头是硬的，毫无奴颜和媚骨；但他也是一个和气的人，在政治上虽刚强但却和孩子亲近，同时还是一个妥妥的“宅男”……文学院

著摄影：陈上捷排版：刘靖莹人们愈是表现伟大的性格和强烈的情感，就愈要放进去一种高贵而热心的朴素。

一九四五：傅雷杂文创作的生成、选择与去向——从一篇佚文《热锅上的蚂蚁》说起作者简介李晓晓，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生，中国现代文学方向。原文刊《现代中文学刊》2021年第6期。笔者近日在翻阅《前线日报》（上海临时版）时，发现一篇署名傅雷的杂文《热锅上的蚂蚁》刊登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前线日报》（上海临时版）的第二版《晨风》副刊上。结合傅雷生平，基于他一九四五年居于上海，创作出大量的杂文现实；兼同版面撰稿作者群（马叙伦、周煦良）正为《新语》半月刊同人；再加之该篇文章所体现的思想理念颇为符合是年的傅雷，可判断为傅雷的文章。此外，笔者查阅最新的《傅雷百年年谱（1908-2008）》（中西书局，2011年版）《傅雷文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16年版）与《傅雷全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皆未收录，可确认为傅雷佚文。《前线日报》于一九三八年创刊于安徽屯溪，后由于战乱编辑部多次转移出版，一九四五年发行淞沪敌后版，江西铅山出版部也陆续迁往上海，于八月二十四日刊印上海临时版。如此，《前线日报》江西版与上海临时版两份同时刊售。这时编辑部已有俟铅山同人全部到达后，商议将《前线日报》全部迁沪的出版计划。九月一日《前线日报》（上海临时版）正式发布《本报启事》，介绍此事的来龙去脉。直至十一月十六日，《前线日报》江西版才正式停刊，单出上海版。《前线日报》上海版的运作较江西版而言较为困难，因为在这一时段，它不仅面临资金短缺，国民政府的言论压制的外部问题，内部还迎来了编辑人事代换的危机。总编辑宦乡的办报方针因与上海当局冲突，办刊受到掣肘，终于“在一九四六年初拂袖而去，加入了《文汇报》”。[1]而这一阶段的副刊编辑同样撤换：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的《晨风》副刊刊出文祺的《接编小言》，阐明自己的取稿趣向。文祺认为，好的文章不应作胜利八股，文章如何写任凭作者自己决定，评价文坛之前产生的“杂文与创作，言志与载道”[2]的争论之无意义，文章创作是开放的。可见新任编辑的文学主张是比较自由的，一改副刊往日较偏激进的文风。新编辑带来了新的作家团队，傅雷的《热锅上的蚂蚁》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刊登于《晨风》副刊。此外，九月二十日的副刊版面还一道刊登了马叙伦、周煦良等人的文章：马叙伦作了古体诗词《八月十夜闻日本允降》，周煦良贡献出杂文《午梦》与寓言《蛙的悲哀》。值得注意的是，《前线日报》（上海临时版）《晨风》副刊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的这场排稿本身，不止对于编辑来说，它是为刊物自身改头换面，期待为读者带来新的阅读感受的重要手段；对于撰稿者来说，它同样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遇。因为同在九月，傅雷就已经开始了创办个人刊物的想法并着手准备，这场《晨风》的亮相，不啻于也是《新语》半月刊同人（傅雷、马叙伦、周煦良）的提前预演。壹一九四五，在傅雷的杂文写作史上，是一个极其关键的年份。在此之前，傅雷主要以翻译为主，撰写一些文学译介文章，偶尔也作文学评论文章。一九四五年，傅雷开始创作大量的杂文并达到一个最高峰值。这些文章大部分刊登在《新语》半月刊，向读者展示出一个与翻译家傅雷不同的杂文家傅雷形象。为什么傅雷的创作重心会于一九四五产生如此大的改变？这要从傅雷本身的文学活动说起。一九四四年冬至一九四五年春，傅雷以沦陷时期精神苦闷，曾组织十余友人每半个月集会一次的茶话会，集会以文艺科技为主题，每次谈话后必对国内外大局交换情报及意见[3]，周煦良就为傅雷家茶话会的座上宾。这个茶话会不仅反映出特殊时期下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与价值立场，客观上也为傅雷同人积累了为《新语》供稿的资源，促成了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的实践行动。八月，日本战败投降，国家百废待兴，对于傅雷他们来说，贡献自己能量的时机已经来到（《新语》半月刊的发刊词指明了这一点）。九月，傅雷与周煦良共同商议主编《新语》半月刊，对现实发声，而发声的最适宜的文学体裁便是杂文。《前线日报》（上海临时版）上的《热锅上的蚂蚁》在整个傅雷杂文家族中的位置十分特殊。它不仅是现可知的在一九四五年，傅雷开始的第一篇杂文创作；其次，与一九四五年以前的杂文作品（如《我们的工作》《现代青年的烦闷》等）相比，创作风格也明显不同。从这个角度看，傅雷对于其杂文创作是有明确的主观选择的。现将《热锅上的蚂蚁》附录如下，其漫漶不清处以*代替：热锅上的蚂蚁傅雷这是一幅熟悉的街头景象：绳子前面，洋车，自由车，笨重的木炭卡车，横七竖八搅做一堆，男女老幼伸头探颈的挤着拥着，在肉阵车阵里拣空隙钻，望前的也有，望后的也有，望前的重新倒回，倒回的重新望前，仿佛这样没头没脑的来回挤，便可找到出路似的。公事包，小提箱，成捆的卷烟，气味不寻常的菜篮，全变了累赘惹人厌的东西。有些人始终站在原位上不动，抽着烟，左顾右盼，满脸的好整以暇，其实心里跟挤挤攘攘的人一样像热锅上的蚂蚁：惦记股票的行市这时候是涨还是跌，担心抛空的条子铺不进，日子又逢着星期六，头寸还没有轧齐……空荡荡的电车一字儿躺在绳子那边的横路上。看惯是满坑满谷的大动物，一朝僵死，格外显得难看。都市的动脉暂时硬化了，渺小的个人便感到莫名奇妙的威胁。倘使有坐三轮车的，黑牌汽车的，拿出什么证件随手一扬绳子一掀，两旁的车和人便吓得倒退不迭，赶紧恭送贵人越过封锁线。那贵人——不论一品二品或从九品——眼睛直望着前面，踌躇满志的神气，十足表现了“亲善”“提携”的便宜。正当大家立得腰酸腿软，连拥挤也无力的时候，忽然叮铃铃一连串的铃声，这是小型的“解除警报”。热锅上的蚂蚁出*了。可怜！那铃声在那些人的耳朵里比如今的花爆声还可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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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舍弃从前的原理去寻找别的原理以做调整”，“日本的意识形态当中不包含失败。日本的意识形态永远在失败，故永远是成功的。这是一种没完没了的重复，并被认知为是一种

蔡纪风：《明夷待访录》在清代中后期的传抄、阅读和接受排版学生：曹亚欣感谢作者授权推送！学校之盛衰，关系天下之盛衰也。

查尔斯·泰勒《现代性的冲突》.pdf刘小枫《〈玫瑰之名〉与诗术》阅读笔记（高清）.pdf政管院

《明夷待访录》在清代中后期的传抄、阅读和接受原文刊《船山学刊》2022年第1期摘要在清代文化政策的高压之下，《明夷待访录》始终处在思想潜流之中。道咸之际，《待访录》在广东和江南重新刊刻，这些刊本的背后代表着抄本的积累以及学者思想旨趣的转移。新见薛福成和袁昶的抄本以及其他《待访录》抄校本，不仅体现了抄本与刻本的接力，更展示出咸丰以降士人群体转相传抄《待访录》的盛况。同治年间以金陵书局为中心，士林形成了抄录、阅读和讨论《待访录》的新风尚。然而学人对于《待访录》中的制度设计充满了困惑和异议，对《待访录》的否定和批评构成了时代的一般看法。撰成于清初而到晚清大放异彩的《明夷待访录》并非百年无闻，而是借由以抄本形式暗暗流传。士林对其认识曲折多变，可以从中体察政治思想与社会现实之间所表现出的复杂纠葛。关键词《明夷待访录》；抄本；阅读史；政治思想作者简介蔡纪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近代思想文化史，经学史。《明夷待访录》代表着明遗民的深刻政治反省。这部书调整了传统思想的坐标，重新诠释了儒家的政治理想，尤其是激烈地批判了专制制度和独裁政治，被称为“儒家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4。然而《明夷待访录》撰成百余年来一直隐而不彰，清代政治的高压状态使这部离经叛道的政论一直沉寂在思想潜流中。它能为今人所熟知并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经典，原因在于书中所提出的政治设想成为清季士人推阐民权观念的重要本土资源。梁启超等人在鼓吹维新时将其节抄、散发，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也刻印、分发单行本《原君》、《原臣》动员民众[2]50

2022年惊蛰新学期第一周（授课板书）“如若没有神话，每一种文化那健康和创造的自然力都将受到损害；用神话包围的天空才会使整体文化运动实现完美统一。”——尼采《肃剧的诞生》优秀思维导图课堂笔记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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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第373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5]胡适：《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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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好霜：“重复”与“互文性”的理论关联及其实践面向——以J.希利斯·米勒的“重复”理论为例史料

王先生作亮、计先生纬、韩先生维湘、安先生效忠诸藏家，屡敷珍秘，不吝和随，正所谓与车便还，岂独刘翊；指囷而借，仿佛鲁肃。至于亲临答辩，问难攻错，解蔽豁蒙，则东台

张皓然：“狂人”浪漫与反抗绝望——鲁迅与尼采的对话加油，大学生！指导老师：陈云昊大小寒之间鲁迅的翻译观——从归化到异化摘

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14-215.[11]钱理群.心灵的探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06.[12]鲁迅.华盖集·杂感，鲁迅全集

迷狂的激情与智慧——鲁迅《狂人日记》对尼采酒神的借用与共鸣.王学谦.文艺争鸣.2017(02)[9]［德］尼采：《朝霞》，程立年译，华东师范大学

沈卫威：待刊新书《驶向档案馆的文学列车》节录18：从《松花江上》到《王小二过年》—

朱陆缘荐书：刘大可《生命的起源》翁福雷《一个偶像的黄昏：弗洛伊德的谎言》文学院2019级孙文截图自王路《其实你所知道的世界很陌生》外国语学院2020级

9月初在写“识图记张星烺篇”的时候，发现了1926年秋厦门大学全体教职员合影，张星烺、鲁迅都在合影里，粗看即认出了10来位。厦门大学教职工合影第二

主任及其同仁为本书的出版付出诸多辛劳，在此一并表示谢忱。从薄薄数页笔记衍化而印成纸本厚厚的书，也是一段值得回望的宝贵人生。==

冯荷潇在11月12日的课上，讲到鲁迅的美术收藏——汉代画像石刻、拓本时，提到汉文化的深沉雄大与当下文化的僵死狭小，也提到了“拿来主义”和文化自信。于是课后重读了鲁迅的《拿来主义》……文学院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北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84-285页。19.

沈卫威：简明中国叙事学感谢作者授权连载！//待刊新书《驶向档案馆的文学列车》节录第22哥大留学生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文

沈卫威：简明中国叙事学感谢作者授权连载！//待刊新书《驶向档案馆的文学列车》节录第21从“西洋文学系”到“东方语文系”——梅光迪的创新实验与倡言文

周宪《20世纪西方美学》学生暑期笔记童明教授对大一学生“通识阅读”笔记的回复1.“读作品是中学能力”2.“教材不是书”3.“不读书不准写论文”河南师范大学

陈云昊：《野草》诠释的思想史转向——评孙歌《绝望与希望之外：鲁迅〈野草〉细读》排版学生：曹亚欣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校园一隅

周宪《20世纪西方美学》学生暑期笔记童明教授对大一学生“通识阅读”笔记的回复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重复”与“互文性”的理论关联及其实践面向——以J.希利斯·米勒的“重复”理论为例（J.希利斯·米勒）内容摘要一般认为，“重复”是“互文性”理论的一种表现形态，但“重复”理论经柏拉图、尼采、克尔凯郭尔、本雅明、德勒兹等理论家的发展，已成为一种成熟的、独立的理论形态，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J.希利斯·米勒在使“重复”理论运用于文学批评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文学研究领域，米勒提出“重复”的两种基本形式——“柏拉图式重复”与“尼采式重复”，其内涵确与“互文性”理论的两种基本形态，即“肯定性互文”与“否定性互文”有本质上的相通之处，但二者对文本的界定，以及运用范围又有所不同，在具体文学实践上的指向也不同。二者在学理和理论实践上的异同为我们进一步思考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更加具体的参考。关键词J.希利斯·米勒；重复；互文性；文学研究；文化研究作者简介蒋好霜，南京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博士，研究方向：西方文论。本文原刊《华中学术》2021年第3期（总第13期），感谢作者授权。“重复”和“互文性”都是西方文论关键词，一般认为，“重复”是“互文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尤其在宏观的“互文性”理论中），但事实上，“重复”理论作为单独的理论形态具有悠久的理论发展史，经柏拉图、尼采、克尔凯郭尔、本雅明、拉康、德勒兹等理论家的发展，“重复”理论已成为与“互文性”并立的理论形态。“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也有人译为“文本间性”，由法国当代文学批评家克里斯蒂娃首次提出，通常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本之间存在影响关系，“任何文本都是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改编”[1]，“互文性”理论经过罗兰·巴特、德里达、热奈特、里法特尔等的发展，迅速成为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高频使用术语。在两种理论的发展史上，“重复”与“互文性”密不可分，殷企平认为：“‘重复’(Repetition)是西方文论中的关键词之一；经弗洛伊德、本雅明、德鲁兹、米勒和鲍德里亚等人之手，它逐渐跟‘怪异’(Uncanny)、‘互文’(Intertext)和‘类象’(Simulacra)等概念结下了不解之缘，发展成精神分析批评、解构主义批评和文化研究中必不可少的策略之一。”[2]其中，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J.希利斯·米勒在使“重复”理论运用于文学批评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米勒将“重复”理论发展为独立、自足的文学批评术语，被视为西方“当代批评思想的重要贡献”。“互文性”被解构主义者作为破坏文本统一意义、结构的工具使用，米勒正是解构主义批评的杰出代表，米勒的解构批评，例如关于“批评”的《作为寄主的批评家》，关于“重复”的《小说与重复》等都被认为发展了“互文性”理论[3]。因此，米勒的“重复”理论完全可以作为“重复”理论在文学研究领域内成熟的代表和典范，且使“重复”理论溢出“互文性”理论的范式，成为独立、自足的文学批评术语。有鉴于此，本文以米勒的“重复”理论为例，试图提供关于“重复”理论与“互文性”理论之间更加具体的比较研究，以期加深对“重复”理论与“互文性”理论异同的认识，并进一步探究同质的研究方法在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不同显现，为进一步认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提供一条路径。01“重复”与“互文性”的理论关联“任何一部小说都是重复现象的符合组织，都是重复中的重复，或者是与其他重复形成链形联系的重复的复合组织。”[4]米勒这句话中的“重复”完全可以置换成“互文”，正如巴特所言：“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5]。“重复”理论和“互文性”理论有诸多共性，两种理论有较高的契合度，这为二者可比性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追忆似水年华）米勒关于“重复”的理论主要在《小说与重复》一书中，其他书籍也偶有涉及，例如《解读叙事》。在《小说与重复》的第一章中，米勒在拉康、德勒兹、德里达“重复”理论的基础上，详细介绍了小说中“重复”的两种形式。第一种即一般意义上的同质性重复，也称为“柏拉图式重复”，这种重复存在一个可被模仿的“原型”，重复建立在各个事物之间真正的、共有的相似的基础之上，“只有在真实性上与模仿的对象相吻合，模仿物才有效力”[6]，例如哈代《德伯家的苔丝》中反复出现的“红颜色”，这种重复理论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主要法则，依然有着强大的影响力。第二种重复理论是“尼采式重复”，它假定世界建立在差异的基础上，每种事物都是独一无二的，并与其他事物有着本质的区别，重复建立在差异的基础上，相似是包含着本质差异的相似，这种情况下的重复是德勒兹所说的“幻象”，“它们是些虚假的重影，导源于所有处于同一水平的诸因素间的具有差异的相互联系”[7]，这种重复并不存在“范例”和“原型”，表面看来B重复了A，但二者有本质的不同。本雅明在解读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时，已经用到了“互文性”理论，米勒也用本雅明关于《追忆逝水年华》的解读（《普鲁斯特的意象》）解释两种“重复”理论的区别。米勒认为，“柏拉图式重复”类似于“白昼里自觉的记忆”，这种记忆是理智的，受意志支配的，它按照时间顺序把事实穿连起来，为我们构筑了一个清晰的日常世界。“尼采式重复”则是“梦一样的记忆”，即普鲁斯特的记忆，这种记忆是建构性的、想象的、虚构的，这种记忆的体验者以否定的形式（并不是生活中的实际情形）建构了一个错综复杂的、不曾存在过的世界。米勒进而论述了两种重复形式的不可分离，“尼采式重复”依赖于有着显现基础的、合乎逻辑的“柏拉图式重复”，并解构着“柏拉图式重复”貌似稳固的真实性和相似性，“重复的每种形式常使人身不由己地联想到另一种形式，第二种形式并不是第一种形式的否定或对立面，而是它的‘对应物’……第二种形式成了前一种形式颠覆性的幽灵，总是早已潜藏在它的内部，随时可能挖空它的存在。”[8]（马塞尔·普鲁斯特）不同的理论家对“互文性”的阐释和运用有不同的侧重，这造成“互文性”概念在理论上的含混不清。法国理论家蒂费娜·萨莫瓦约在《互文性研究》一书中将“互文性”概括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含义——“一是作为文体学甚至语言学的一种工具，指所有表述（基质substrat）中携带的所有的前人的言语及其涵盖的意义；二是作为一个文学概念，仅仅指对于某些文学表述被重复（reprises）（通过引用、隐射和迂回等手法）所进行的相关分析。”[9]由此可见，无论是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词之间语义上的相互覆盖，还是文学意义上文学表述的重复，“重复”都是“互文性”的本质含义。在历代“互文性”理论家关于“互文性”的概念中，“重复”都被作为“互文性”的题中之意被反复强调。（巴赫金）巴赫金的理论对“互文性”理论的提出发挥了重大作用，“表述”是巴赫金“对话”理论的重要概念，“表述”意味着对此前相关问题的“应答”，“每一个表述首先应视为是对该领域中此前表述的应答……它或反驳此前的表述，或肯定它，或补充它，或依靠它，或以它为已知的前提，或以某种方式考虑它”[10]。每一个“表述”都以肯定的形式或否定的形式“重复”着此前的“表述”，每一个语词都是其他语词的承担者，“表述”和“应答”构成互文关系，巴赫金强调诗学或话语的历史现实性，他的理论具有强烈的文化批判性，这为“互文性”理论的文化批判功能奠定了基础。克里斯蒂娃在巴赫金理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互文性”（文本间性）概念，“语词（或文本）是众多语词（或文本）的交汇……任何文本都是引语的拼凑，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改编。”[11]。也就是说，人们能从任何一个语词读出另一个或多个其他语词，每个语词的语义都“重复”着其他语词的含义，任何一个文本都通过吸收和改编的形式重复着其他一个或多个文本，语词、文本之间是互文性的，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概念从语言学的角度强调了语言的意义生成形式，文本通过语言持续不断的破坏和重组实现意义的多重组合。罗兰·巴特在《S/Z》一书中提出“互文本”一词，他否定了传统的，意义封闭和静止的“作品”概念，提出独特的“文本”概念，“文本”是开放的、不断生成的，是互文性的能指交织而成的，“文本的多元性并非来自内容上的复义……而是由能指编织成的‘立体摄影的多元’网络（从词源上说，文本即是编织物）”[12]。文本是由能指编织成的，能指之间不断地滑移、替代，文本因此“重复”着已知话语和已知意义。如果说克里斯蒂娃、巴特的“互文性”理论侧重的是话语、意义、文本之间静态的、正向的、同质的吸收和重复，那么布鲁姆无疑赋予了“互文性”概念动态的、逆向的、异质的的抗争意义，布鲁姆的“互文性”思想强调异质性地“重复”已知的话语和意义。“任何一首诗都是与其他诗歌互文的……（写作）诗歌不是创作，而是再创作。”[13]“诗的影响……总是通过对前一位的误读而进行的。这种误读是一种创造性的纠正……”[14]布鲁姆的互文意味着优秀的诗人总是同前面的经典诗人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这种斗争强调对峙和颠覆，互文不再是静态的、盘根错节的、相似意义的符号的集合体，而是偏离正向的影响，对前驱的作品进行逆向的、修正式的误读。布鲁姆的“互文”思想与米勒提出的第二种重复形式颇为相似，表面看来，后来的作品“重复”了前驱的作品，本质上却是修正、反讽、掏空前驱作品的本意。布鲁姆的互文思想集中体现在他提出的“六种修正比”，“克诺西斯”是其中之一，翻译为“重复和不连续”，可理解为以“重复”前驱的作品的形式中断或打破前驱作品的持续影响。从米勒的“重复”理论与“互文性”理论的内涵来看，二者存在本质上的相通之处，“互文性”意味着现有文本是已知文本语言符号和意义上的集合体，所有的文本都正向或反向地“重复”着已知的话语符号和意义。当代美国学者萨伊斯·摩根在《互文的空间》中提出“肯定互文性”和“否定互文性”，其含义分别对应于米勒的“柏拉图式重复”（肯定性重复）和“尼采式重复”（否定性重复）。米勒认为两种“重复”形式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纠缠，“互文”关系中两种方向的影响也不是对立的，而是影响在性质上的不同偏移，或者在程度上的不同位移。02差异：“重复”与“互文性”的理论适用范围作为文本的一种修辞方法或创作方式，米勒的“重复”理论与“互文性”理论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但二者在运用范围、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等方面也存在差异。在运用范围上，米勒的“重复”理论集中于文学批评，运用范围比较狭窄，但作为文学概念的“互文性”理论不仅仅具有方法论意义，作为语言符号的一种属性，已经上升到本体论意义，并进而运用于更广泛的文化研究，具有文化批判的力量。米勒深受新批评的影响，《小说与重复》虽然被视为解构主义批评的代表作，但依然能清晰地看到米勒经过严格训练的、从语言角度对文本进行细读的深厚功力。米勒一向反对纯粹的理论研究，强调对具体的作家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解读，他直言，写作《小说与重复》中这些阐释文字的主要动机在他刚开始研究文学时就已形成：“设计一整套方法，有效地观察文学语言的奇妙之处，并力图加以阐释说明……如果没有语言学的探索，缺乏对词语的热忱，不向人们传授对作品的解释……这个职业便一无所有。”[15]虽然最终的研究指向是解构性质的，但是米勒这套文学研究方法依然是新批评的研究方法，在新批评看来，文学作品的语言作为“文学性”的主要表现理应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这使得米勒的研究集中在文学作品内部，“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16]。因此，米勒的“重复”理论主要用于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朱立元将《小说与重复》中讨论到的种种重复现象分为三类[17]：（1）细小处的重复，如语词、修辞格、外观、内心情态等等；（2）一部作品中事件和场景的重复，规模上比（1）大；（3）一部作品与其他作品（同一位作家的不同作品或不同作家的不同作品）在主题、动机、人物、事件上的重复，这种重复超越单个文本的界限，与文学史的广阔领域相衔接、交叉。由此可见，米勒“重复”理论的运用范围是具体的文学作品，（1）（2）在单个文学作品内部，（3）则是在文学史内部。在米勒“重复”理论的三种运用范围中，主要是（3）与“互文性”理论的文化批评实现重叠。《小说与重复》中译本“intertextuality”本身又译作“文本间性”，从这种译法就可以看出“互文性”侧重的是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单个文本内部，“互文性”理论认为，“文本是有边界的……互文本却要破除文本的边界，打通此一文本与其他文本的联系”

周宪《20世纪西方美学》学生暑期笔记童明教授对大一学生“通识阅读”笔记的回复01>>>女性主义的平权诉求虚无主义与社会撕裂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小作业：定义“白左”

姚霏：《空间、角色与权力——女性与上海城市空间研究（1843-1911）》，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78页。[24]

沈卫威：待刊新书《驶向档案馆的文学列车》节录19：文学教育中的雅言与俗语信札

通识阅读《心灵的探寻》笔记（三）童明教授对大一学生“通识阅读”笔记的回复01方法论的准备2019级

在性情、理想、际遇、诗风等不少方面，郑孝胥与王安石确有近似的地方，当时陈衍即评其诗“多与荆公相近，亦怀抱使然。”见郑朝宗，石文英校点：《石遗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27]

具体而言，赵蕤的代言作用首先源于其《长短经》的“反向”思维模式高度契合了张大春对于语言问题的思考，即建构在语言之上的价值之虚无。张大春聚焦了《长短经》所可能内蕴的异质色彩并以之强化了赵蕤的叛逆性格。

他们把婚姻当戏演撰文：沈卫威教授南京大学文学院本文原刊《历史学人》2021年总第2期，感谢作者授权推送原题为《如何“表演”传统婚姻？——对四位“新文化-新文学”倡导者的家庭考察》

1618）后来的傅雷，也是由反思从印象主义而野兽主义而立体主义的“形式”倾向出发，理解了米勒艺术品质的伟大，并预言未来：“米勒还要受到从来未有底钦仰和崇拜。”（12）余

的过程中所必然出现的现象。而从统一战线的视角看，这一时期左翼文艺界的阶级话语体系与民族主义文艺界“民族主义”话语体系之间的论争，是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为基本特征的“革命的三民主义”

陈云昊：《野草》诠释的思想史转向——评孙歌《绝望与希望之外：鲁迅〈野草〉细读》本文观点仅代表原作者，不代表本公众号。

陈云昊：论白先勇小说的图像写作从“图画”到“书法”：论王文兴的现代主义写作（上）（下）从“图画”到“书法”：论王文兴的现代主义写作

赵岩.张世超.论秦汉简牍中的“稗官”[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5）.[26]（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据清嘉庆刊本影印），2009.[基金项目]

2020级汉文二班▼（提交笔记为：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以下笔记为：刘小枫《拯救与逍遥》）包芙蓉

2019级汉文二班该作业重组了竹内好原有的目录框架，从左侧的“欧洲近代”的运动，推出“抵抗”的有无，区分日本（转向型）与中国（回心型），然后在右侧强调竹内好的落脚点：日本不产生鲁迅。—

[英]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罗密欧与朱丽叶》，朱生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164页。为方便讨论，本文中引用《哈姆莱特》的部分皆采用此译本，英文本参照Shakespeare.

通识阅读《心灵的探寻》笔记（三）童明教授对大一学生“通识阅读”笔记的回复图集

），号入梦山人，蒙古族，南京大学古代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中国辞赋学、民国文学与思潮，《黄孝纾文集》编者。作者文章刘天宇：黄孝纾的生平、创作与书画【黄孝纾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美术

通识阅读五月学生笔记（四）童明教授对大一学生“通识阅读”笔记的回复期末送分题：我哭了课堂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