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 | 任一江 重塑“身体”：论中国当代“新科幻”小说中的“赛博格”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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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身体”：论中国当代“新科幻”小说中的“赛博格”书写
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新科幻”小说塑造了众多“赛博格”的文本形象，讲述了一种关于人类与智能机器结合的故事，其中隐喻了人的本体不断向技术世界“敞开”的状况。作家在其中超克了传统人文主义视域下对人之“异化”的批判声潮，重新思考了在“赛博格”形象中所蕴含的有关人之解放的可能性。这主要反映在“赛博格”身体的“自由”状态；“赛博格”主体与技术的缠绕以及“赛博格”理想的启蒙内涵三个方面。其身体的“自由”状态展现了一种“延伸”可能，它是对自然和技术的双重超越。其主体与技术的缠绕表明了“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共生关系，并由之形成了新的“赛博格”主体。“赛博格”理想的启蒙内涵反映出某种“后人类主义”试图将启蒙的目标从掌控自然转向掌控自身的努力。
关键词新科幻；“赛博格”；身体想象原刊《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21年第16卷第1期。
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作者简介
任一江，1987年生，安徽合肥人，文学博士，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讲师，院长助理，科幻文学与数智人文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科幻文学。
当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在于确定性的不断丧失。在自然科学领域，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发展改变了人们对于世界的看法，它们所揭示的“质料的本质是不确定性”[1]，致使物质世界的实体观遭到了扬弃，事物的“本质”不再固定不变，任何实践主体都将面对一个“测不准”的世界。此外，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浪潮，也将人们推到了一种在“转瞬即逝性中得到把握”并且与“静止的过去相反”的“短暂的、易逝的、偶然的”[2]现代性处境当中。古代神学的线性时间观和因果循环论——代表着稳定的永恒性，都被“信奉他性（otherness）和变化”[3]的现代性观念打破了。在这样一种“持续的脱离，一种永无止境的分裂”[4]中，人及其所处环境的确定性也受到了威胁。因此人们亟需打造一个建立在“硅——碳”综合体之上的“控制论活物”[5]，并将自身得以奉献为永恒的东西“建立在变化之上，而且必须和基础一起变化”[6]，以此来消除有限的自我在面对变动不居且无法把握的世界时产生的巨大恐惧，最终“从这些‘综合体’的生命活动中来寻找意义”[7]。
尽管这些“综合体”在社会实践层面仍是某些处于伦理论争中的“人体增强技术”，但自新世纪以来，在“新科幻”小说呈现的审美镜像中，作者却暂时悬置了此种现实层面的伦理论争，使它以一种生物与机器物复杂缠绕着的，“精神——肉身——机器”三位一体的“赛博格”[8]形象大量出现。此种“赛博格”使人的体验愈发建立在技术的增殖之上，而人的本体也不断向技术世界“敞开”，倘若从“本质主义”的立场出发，人们似乎可以轻易得出关于人之“异化”的结论——即“人的生命存在状态的‘工具化’与‘技术化’”[9]。表面看来，这或许是传统人文主义视域下的通常结论[10]。然而，“新科幻”小说却并未落入窠臼，除了此种显见的结论之外，其作者继续思考了另一种积极的可能，即人之解放的可能。这种解放并非局限于对“精神主体”的关注，它试图解放的是如美国技术哲学家唐·伊德（Don Ihde）在《技术中的身体》中提出的“第三种身体”——在“科技时代”开始出现的科技意义上的身体。这正是21世纪以来在“新科幻”小说中出现的，且在传统文学中少有言说的“赛博格”形象。它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在“科技主体”的视野下，身体继续进行解放的可能。这种可能意味着身体的边界将被科技不断打开，而其主体也会成为某种开放性存在，两者共同反映了某种“后人类主义”式的启蒙理想。
#01
“赛博格”身体的“自由”状态
“工具乃人之延伸”是当代“技术哲学”的重要观念[11]。事实上“身体”从来没有离开过技术的增补和支持，“人们需要负责设计自己的身体”[12]，而与“机器”的某种结合，便可看作是在“后人类”语境下对“身体”的继续解放和完善。在此视域下，身体的“延伸”表征了一种超越的可能，因为只有“延伸”，方可“达到”。正如张之沧所指出的，随着当代科技的高速发展，自然与人工相互融合，不断“构成新的人体，使人们普遍成为自然和科技的共同产品，这种‘技术人’再也不是原先那种纯粹的自然肉体，而是对自然和机器的双重否定和超越”[13]。那么，“延伸”的身体所要超越并“达到”的又是什么呢？在部分新科幻小说的具象表述中，人们可以发现，“赛博格”们所要达到的是一种更加“自由”的状态，即一种通过“不断改造自身的生存机能与机体结构来提高自身的生存能力和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14]的发展状态，这便超越了传统人文主义视野中的那个完美的“维特鲁威人”。
（《金刚狼》剧照）
在陈楸帆的《愿你在此》中，“人工视网膜”既是使用者视觉的延伸，同时也是其观看世界的延伸。个人所能观看的生活空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只要激活相应模块，“她所关注的世界”便会“纷至沓来，薄薄地交叠在视野上”[15]；在《机器之门》里，更换了“人工肺”的楚南天能够“在高原上健步如飞，完全没有任何呼吸问题。”[16]这是身体结构的提高；在《决战奇点》中，“共情分享系统”可以使观众“感受到主持人所体验到的一切……从而获得在别处无法获得的精神体验”[17]，因此是一种神经系统的延伸；以及《爱丽丝没有回话》中的C种人将部分身体进行了机械化改造，在运动能力上强于普通人数倍。可见无论是机械媒介，亦或是电子媒介，在“赛博格”身上装置的此类“工具”，都“是人类感觉器官或身体功能的巨大延伸。”[18]辩证地看来，当这些身体器官的“延伸”普遍发生时，人们或许再也无法将其与自然的“身体”区分开来，这意味着最初不断“延伸”的“工具”，最终却发展为一个“新器官”返回了“身体”，并将进一步借此抵达“一个被扩展的关系型自我”[19]生成的“赛博格”主体领域。这便是设计的“自我”，同时也是自我的设计，它会从一个身体“外延”的范畴重新凝聚为主体的“内涵”，体现了身体对“工具”的某种开放性。所以，当吴克抖出香烟，“习惯性地竖起右手中指想要点火”时，他不禁又“怀念起之前的那条老机械臂了。”[20]因为这条“老机械臂”正是吴克自我设计的“新器官”，它已经养成了吴克的某种“习性”，使之成为了其主体获得的新的内涵。这正像“具身认知论”所强调的那样，“心智在本质上是基于身体的。”[21]当人们暂时失去某种“工具”时，并不会感到痛苦，然而，当人们暂时失去自身的感官时，却往往难以承受。正如萧星寒所描述的那样，当前往火星观光的乘客因搭乘“太空电梯”需要暂时关闭他们的“植入系统”时，这一短暂的关闭过程会“让他们多么痛苦，而今打开植入系统又让他们多么高兴……植入系统早就成为了我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22]这正是延伸的“工具”被接纳为身体“新器官”的“真实”写照，同时也表征了人与机器关系的延伸。
“延伸”的“赛博格”们使新科幻小说带上了一层乌托邦色彩，尽管这一抹色彩可能出现在诸如“恶托邦”“异托邦”“反面乌托邦”的叙述范围内——例如上文所举的《机器之门》《终极失控》《AI迷航》等就是某种“恶托邦”题材的创作，但是它仍然体现了一种“乌托邦责任”，即“一个强有力的未成形的愿望”[23]，反映了人们试图摆脱单调贫乏的生活世界、消灭罪恶不公的性别压迫、超越狭窄有限的身体空间、获得广阔多重的自我体验的理想，延伸的身体使个人得以凭借“技术资源来扩展他们的自尊感和自我感，并且增加身体资本”[24]，从而在身体的解放过程中，展现出某些关于个体生死与种族存亡的矛盾冲突以及主体选择与被动改造后的生命感觉。值得注意的是，当人们借由技术手段延伸了他们的身体，扩展了其“自尊感”和“自我感”时，此种感觉的来源正在于身体的“新器官”能够颠覆自我的设计，使人们可以再次选择成为他试图成为的那个人。
正如詹姆逊所言，“在这个新事物身上，我们自己世界的次要属性变成了它的主要属性。”[25]在《荆棘双翼》中，当纳米机械延伸进入身体的有机质时，便使“生命拥有了惊人的韧性”[26]，化身为“尖刀”的“赛博格”们“可以变化外表，甚至改变生命形态”[27]，这显然都是以往自然身体所欠缺的“次要属性”，此时却被设计提升成一种新的感觉和自我，于是当叶燃藉此变身“尖刀”时，“人类的感官替换成伯劳的知觉”[28]，他也获得了与之共存的“异类本质”。在《机器之门》中，人们面对的是一个延伸的机器无处不在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曾经不变的“主要属性”也可能降格为“次要属性”，但却更有利于生存。例如赛博格化的军人冯大刚，发现“和自己一样的机器化的人类，根本就不需要储存食物……吃饭对这些血肉之躯的平民来说却生死攸关。”[29]而楚南天经过了机械化的改造之后，也忽然发现，自己和其他人一样“都需要用机器来让自己变得更像一个完整的人。”[30]他本人也从一个保守的纯种主义者变成了一个改造主义者，其所言“完整的人”，也就是经由“工具”和“身体”的共同设计之后的“后身体”了。正是这些关于“工具”延伸和“身体”解放的想象，使新科幻小说带上了某种乌托邦色彩，并表现出一个身体“自由”的，并“以新力量的形式被展开的”[31]全新社会的可能性。
#02
“赛博格”主体与技术的缠绕
当延伸的“工具”重返身体时，它便与主体之间形成了一种紧密的“缠绕关系”。“缠绕”是新科幻小说所描述的“赛博格”时代的总体特征，这意味着对“自然”与“技术”之间界限的抹平。在这个世界里，“自然成为人的世界、人成为自然的世界”[32]。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可以说“自然”被“技术化”而不复存在，当“自然”与“技术”深刻地缠绕在一起后，便为形成新的“赛博格”主体提供了契机。由于此种“缠绕”仍然植根于个人的肉身，便使得人、自然与机器物之间达成了一种亲密的可以互相协调并制约的平衡，正如布拉伊多蒂所说，“我们需要将与技术制品的关系重新定义为如同过去的自然关系那样亲密无间……这种亲密关系比现代性所造成的假体机械的延伸更具有复杂性和生殖性。”[33]此后，“赛博格”主体必须将“人”与“机械”的相互关系视为彼此共生的构成要素，“鉈”们将会被重新安置在一个以地球物质为基础的连续的统一体中，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普遍生命力”（布拉伊多蒂）。
当身体的“延伸”和主体的“缠绕”已成为某种“新现实”的萌芽，就需要新科幻小说为这种“普遍生命力”创造有关“起源”的故事，创造有关“鉈”们的“启示录”。这不仅关涉身体中“构件”的缠绕，还将关涉由此引发的主体间“关系”的重构。对于前者而言，是一种“活力唯物论”的叙述范畴。在该视域下，一切物质都会具备其自身的生命活力，也会因“具有创生性、生成性、游牧性”[34]而生成某种“生态——智慧联合体”，这点此前已有论及，不再赘述。而后者的叙述重点在于“生成”主体之后“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嬗变。在“关系实在论”看来，“‘关系者’和‘关系’可随透视方式而相互转化……关系的改变，在一定条件下对应于对象及其本质属性的改变。”[35]因此，“鉈”们将会重新选择成为“自己”，新旧主体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已被“赛博格”化的身体所改写，从而重构某种社会秩序。
于是人们在新科幻小说中首先发现了“强弱关系”的改变。在文本镜像中，各种形式的“赛博格”在“一场社会关系革命的基础之上”[36]解构了由“父权”主导的传统社会的性别秩序，向人们展示了某种“后性别世界”（哈拉维）的可能性。迟卉的《荆棘双翼》正是如此，虽然她着意构建了一个人类与异类战争时期的非典型社会，但在这个社会中，性别的秩序发生了改变，可以看出，在经过了“赛博格”改造后，女性拥有了更可支配的力量，同时也对历史发展之不确定进程有了更大的干涉力。例如被改造后的卓音获得了某种无关性别特征的力量，正是藉由此种力量，成为了“尖刀”小组的链接核心与实际指挥者，她的“每一句话都自有其力量……她的意志如同钢铁般压制着他，甚至令他感到了一丝恐惧。”[37]这并非源于“女性主义”对“父权”社会的批判，而是在“赛博格”的语境下，性别已经退居为一个并不重要的身份特征，主体甚至是“无性别”的，因此也使秩序排列的双方都失去了标识。在这些文本里，任何决定未来可能性的因素，都不再是“性征历史中产生的力量”[38]，而是由一个全新的“赛博格神话”和一个源于“技术决定论”的重构宇宙所提供的，一种信息的力量。它赋予了“后性别世界生物”重构秩序的能力，同时也“使女性看到了全面解放的希望。”[39]例如《荒潮》中的“小米”获得了“赛博格”的力量时，原先那个备受蹂躏的女性形象便不复存在，“鉈”转而成为了一个新的主体——“小米-机械人”，于是由生理决定的力量强弱瞬间遭到颠覆，作者不无隐喻地写到，“小米闪念间被吸入深渊”但片刻之后，“深渊化为高峰”[40]。当“女性”的身份已被“赛博格”解构之后，人们可以发现一种“无性别”的书写趋向在新科幻小说中萌芽了。例如纪大伟《膜》中的“默默”和“安迪”，后者是为挽救前者生命而特别定制的半人半机器的“生化人”，当默默的大脑被移植到这个“生化人”身体上之后，一切性别表征也都消失了，“她把衣裙脱掉，抚摸自己的身体——奶奶——肚子——小鸡鸡不见了。”[41]由于生化人是无性别的，故而移植之后的默默也“未曾有过月事”[42]。这些书写仿佛隐喻了在“无性别”的“赛博格世界”里，决定社会秩序的不会再是性别因素，这种决定力量已经让位于对信息的处理能力，正如作者在其腰封里写到的：“血浓于水，但是讯息更浓于血”。
另一类书写“克隆人”[43]的新科幻小说则试图颠覆以往奉“人类中心主义”为圭臬的“主从关系”。作者尝试解放“被造物”的身体，使之获得相应的主体性。此种“解放”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对“被造物”的解放，同时也是对“造物者”自身的解放。人，以造物者自居，而当“他”把自己创造的生命仅仅视为工具时，便不啻为一种自我设限，因为“他”毫不在意“普遍生命力”的“复杂性”和“生殖性”，“他”的目光只能凝视自身，于是整个世界便只存在一个“唯我”的、“独白”[44]的并且歧视“差异”的主体。人们不会忘记《弗兰肯斯坦》中那个“科学怪物”的悲剧，它证明了“唯我”的主体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会“在利用科学创造出活生生的人的同时失去人最宝贵和最重要的东西：尊重和爱。”[45]唯有打破这种自我设限的“主体观”，“消除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主义的障碍”[46]，才能实现不同主体之间平等的多元对话，而不再将其看作仅仅是追求利润的商品。秉承这种思想，人们看到了在《类人》中，人类最终无法阻挡成千上万的“类人”获得指纹，摆脱从属地位。作者也借安倍德卡尔之口充满信心地说道：“他知道，完全抹平那道界限已经为时不远了。”[47]由此看来，作家无疑认为对于“普遍生命力”来说，传统的主从秩序已经成为双方交往的藩篱，而如何拆除这道藩篱，在互为镜像的人与“克隆人”之间打开和解之门，已经成为“关系型自我”继续发展的题中之义。在他的另一篇小说《百年守望》中，作者认为“自然的”不应成为人与“新人”的绝对界限，亦非二者地位高下的标准。“后身体”改变带来的“阵痛”终将在灵魂的平等中得以纾解。这似乎是返回了传统文学的主题，但新科幻小说家所探讨的“灵魂”已是“缠绕”之后的新“精神主体”了。
面对不断“缠绕”的“赛博格”主体，相当部分的既有秩序或许都将面临重构，新科幻小说正是为此种可能到来的变化提供了一处思想实验场。正如王德威指出的：“当代中国作家也参与了后人类的反思……人与人，人与世界关系的另类塑造，一种新的‘人’的观点逐渐浮现，让我们重新思考。”[48]在这一场域内，通过对“强弱关系”和“主从关系”的颠覆，扩张的主体实现了自我身份的解放，质言之，源于生理因素的性别和“血统”不再成为主体身份的标签。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或将渐次转变为“后人类中心主义”，以便使人们可以在那个与“鉈”共存的“新世界”中，摆脱各种排异的、压迫的剥削形式。
#03
“赛博格”理想的启蒙内涵
滥觞于16世纪的启蒙运动将人类从种种不可控的生存处境中解放出来，由此逐渐摆脱了困惑和恐惧，借助于理性和知识，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在掌控和利用自然方面，“人的能力和信心史无前例地在增强”[49]。在此基础上，启蒙运动锻造出一个“人”成为主宰，“人”掌握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于是，“文明迈出的每一步都走上对自然进行控制和阻隔的又一个阶梯”[50]。在某种意义上，人们或许可以声称，“启蒙”的要义便在于对外部世界的掌控，它“希望艺术和科学不仅能使人控制自然力量，而且要能帮助人们更加理解世界和自身”[51]。然而，在“启蒙辩证法”的逻辑下，对自然和“他者”无限的统治必将走向启蒙的反面，形成权力的独裁。倘若这一演变逻辑是传统“人类中心主义”摆脱不了的魔咒，那么“后人类主义”则试图在实践领域将启蒙的目标从对外在的掌控转向于对自身的掌控。因此，在一些新科幻小说作者看来，对自身的掌控将会是人类继续解放和进步的另一条路径。在一篇关于重塑自身形态的小说中，王晋康写到：
“自然界是变化发展的，这种变异永无止境。从生命诞生至今，至少已有百分之九十的生物物种灭绝了，只有适应环境的物种才能生存……这规律也适用于人类。在我们的目光中，人类自身结构已经十全十美，不需要进步了……这是一种典型的人类自大狂。比起地球，比起浩渺的宇宙，人类太渺小了，即使亿万年后，人类也没有能力去改变整个外部环境。”[52]（《豹》）
这便是以自身的变化将“人”从自然限制中解放出来的“后人类主义”式理由。在作者看来，人类唯有控制自身，改变自身，才能继续进步。同时人们应该注意到，无论是传统社会所偏重的对自然环境的掌控，亦或后现代社会聚焦的对人类自身的掌控，其内核都对“人”之解放的继续发展。
如前所论，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征服自然的可能与限度，于是一种卡西尔所言凝视自身内部的“内向观察就变得越加显著。人的天生的好奇心慢慢地开始改变了它的方向。”[53]也早有学者注意到“人类的发展归根结底要靠改造自身而不是改造自然”[54]，并试图以此来超克那种人与自然之间愈发紧张的关系。可以发现，新科幻小说所描述的“赛博格”世界里，一种“超人”形象正是此种思想的文学表述。此种“缠绕”后的“赛博格”主体实现了控制自身的多重可能，超越了传统身体无法获得的生存能力和时空感觉，显然，“鉈”比以往的人类更加自由。
（唐娜·哈拉维）
在《超人列传》中，斐人杰是一名追求真理的科学家，他的毕生愿望便是对真理的无止尽探索，正如他自己所言，“有许多问题，我一定要找到解答。即使这得花一两千年，我也原意。”[55]然而，他同时认识到“凡人的生命太短暂了”，要想以现有肉身来实现其愿望则毫无可能，于是，斐人杰决定把自己的身体替换成了机械身躯，将生命的时间线掌握在自己手中。由此获得了传统身体无法容纳的时间资源。另一方面，“赛博格”化的身体不但获得了时间的自由，亦获得了空间的自由，因为通过控制身体外形的尺度和生理的需求，使得“超人”不再需要以往身体所依赖并受限的物质条件，成为了“最理想的太空探测家”[56]。《傀儡城之荆轲刺秦》中的主人公则是通过一个“新器官”超越了传统的视觉范围，得以掌控以往自身无法把握的情状。《决战奇点》中的卢文钊和萧菁，也通过“植入系统”对自身做出了某种程度的改造，实现了更有效率的工作模式和交往模式。这正是一种“运用高新科学技术从而达到迅速改变人类自身的功能与特性以超越现实的阻碍与获得‘超人’的生活的追求，是改善人类自身从而更好适应自然的过程。”[57]可见，控制的目的是改善，是超越，是将“身体”这个个人所有的“最后一份私有财产”[58]的控制权，真正交还给个人。黑格尔和柯耶夫曾说，对身体的管控，是人超越动物的地方。而身体作为一种生命的限度，一种与动物性密切相关的领域，总是被不可预知的变故和必将到来的死亡所累。因此身体需要控制，身体需要被超越。当病痛侵袭着楚南天日渐衰竭的身体，他唯有选择“赛博格”的身躯才能免除病痛以再度掌控自我，才能重新获得选择的自由，继续在“纷乱的世界上寻找真相”[59]，否则一切都将无视其不愿止步的意志，并迎来无可避免的终结。所以，在新科幻小说的叙述中，“控制”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启蒙主义设置的诸如“自由”“解放”“幸福”等目标密切相连的。这种思想并没有脱离启蒙的轨道，而是对它在科技时代的一种深化和补充，因为“它依然根植于启蒙理想，是在人类主体性的概念下各方面具体能力的补强。”[60]虽然文本中呈现的“赛博格”并未形成完整书写此类“控制”的主题，但散落其中的“碎片”仍然反映出作者自发的以人为本的价值预设。
由此可见，“赛博格”的身体表征了某种人类继续“解放”的可能性，并且为此种可能性在思想和技术层面提供了强大动能，展现了“一种试图克服人类身体有限性的超人形象”[61]。但是当其无限逼近那个永存的技术身体之后，人们会发现，原本向他者的借鉴或将沦为向他者的投诚，自我亦成为“鉈”的注脚。“人”只有作为理性存在者时做出的选择才是自由的，当他无限进入“赛博格”的身体并充分解构了传统的经验、思维、道德之后，便只能呈现出一种“人类‘不自由’的状态和‘异化存在’……当试图以此回归自我时, 实际上迷失的正是自我”[62]。故而，“赛博格”的身体只是人类在追求解放之路上的一段中间过程，而绝非终极目标，与他者的融合必有其“度”的规定性，“鉈”的边界必须树立在由多样性、同一性和有限性构成的基础上，否则便会踏上一条从解放到禁锢的自我异化之途，使憧憬再度走向困境，使真理转而成为谬误。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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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罗嘉昌：《从物质实体到关系实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0页。
[2] [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50页。
[3] [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69页。
[4] [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69页。
[5] 童天湘：《控制论和哲学》，《国内哲学动态》1980年03期。
[6] [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0页。
[7] [美]唐娜•哈拉维：《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0页。
[8]所谓“赛博格”，即一种机械化的有机体。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 )在其《赛博格宣言》中提出：“赛博格是一种控制生物体，一种机器和生物体的混合，一种社会现实的生物，也是一种科幻小说的人物……生活于界限模糊的自然界和工艺界。”（[美]唐娜•哈拉维：《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14-315页。）需要指出的是，“赛博格“这一概念并非由哈拉维提出，它最早是由两位美国航空航天局的科学家克莱斯勒（Man Clynes）和克莱恩（Nathan Kline）提出，其目的是为了采用机械化的辅助工具来增强人类的能力，以此克服外太空的艰险环境。其后随着控制论的发展，这一概念越来越受到重视，并且广泛传播，在文学领域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将人与机器融合起来的故事，由之产生了一系列叙述“赛博格”形象的文本如《神经浪游者》《机械战警》和《攻壳机动队》等，使这一概念逐渐深入人心。国内学者近年来在该领域的研究也逐渐加深，如单小曦认为“凡是借助外物、机械、装置、技术提高性能的人类身体都是赛博格”。（单小曦：《媒介性主体性——后人类主体话语反思及其新释》，《文艺理论研究》2018年第5期）张之沧认为：未来的赛博格是机器与人的共同产物，人逐渐成为一种“‘自然+技术’的综合体”。（张之沧：《身体认知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5页）
[9] 江璇：《人体增强技术的伦理研究》，东南大学2015年伦理学博士学位论文，第44页。
[10] 例如林德宏在其著作《人与机器——高科技的本质与人文精神的复兴》中就否认了人与机器结合的可能，他指出，在任何科技条件下人都不是机器，同时机器也不可能是人。同时他似乎是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再次印证了“维特鲁威人”的完美形象，尽管一些结论看上去有些武断。例如他认为“人是宇宙中唯一的创造源。人是宇宙中唯一能进行创造的动物。唯有人才能成为创造者”，这就否认了游牧主体的可能；“大自然演化出人，是为了让人改造自然界”，这就否认了人的自我“改造”。（可参见林德宏：《人与机器——高科技的本质与人文精神的复兴》，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1] 该领域的学者认为，人体的结构是“所有工具的源泉和本原……工具乃是从人的器官中衍生出来的，是人的器官的投影。”（王楠、王前：《“器官投影说”的现代解说》，《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年第2期）由是逐渐从理论上将人的自然身体和工具结合起来。
[12] [英]克里斯·席林：《文化、技术与社会中的身体》，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0页。
[13] 张之沧：《“后人类”进化》，《江海学刊》2004年第6期。
[14] 韩民青：《当代哲学人类学》（第3卷），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第267页。
[15] 陈楸帆：《愿你在此》，载《未来病史》，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84页。
[16] 江波：《机器之门》，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192页。
[17] 萧星寒：《决战奇点》（上），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2页。
[18] 王楠、王前：《“器官投影说”的现代解说》，《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年第2期。
[19] [意]罗西·布拉伊多蒂：《后人类》，宋根成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6页。
[20] 墨熊：《爱丽丝没有回话》，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第15页。
[21] 叶浩生：《具身认知的原理与应用》，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50页
[22] 萧星寒：《决战奇点》（上），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2页。
[23] [英]爱德华•詹姆斯、法拉•门德尔松主编《剑桥科幻文学史》，穆从军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25页。
[24] 刘介民、刘小晨：《哈拉维赛博格理论研究——学术分析与诗化想象》，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2页。
[25] [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吴静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64页。
[26] 迟卉：《荆棘双翼》，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59页。
[27] 迟卉：《荆棘双翼》，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59页。
[28] 迟卉：《荆棘双翼》，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58页。
[29] 江波：《机器之门》，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224-225页。
[30] 江波：《机器之门》，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198页。
[31] [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吴静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63页。
[32] 刘介民、刘小晨：《哈拉维赛博格理论研究——学术分析与诗化想象》，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7页。
[33] [意]罗西·布拉伊多蒂：《后人类》，宋根成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0页。
[34] 单小曦：《媒介性主体性——后人类主体话语反思及其新释》，《文艺理论研究》2018年第5期
[35] 罗嘉昌：《从物质实体到关系实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第13页。
[36] [美]唐娜•哈拉维：《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18页。
[37] 迟卉：《荆棘双翼》，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77-78页。
[38] [美]唐娜•哈拉维：《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15页。
[39] 吴岩：《科幻文学论纲》，重庆出版社2011年版，第76页。
[40] 陈楸帆：《荒潮》，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05页。
[41] 纪大伟：《膜》，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55页。
[42] 纪大伟：《膜》，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81页。
[43]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哈拉维所称意义上的“赛博格”外，对于由机器参与生产、培育的“克隆人”的身体，亦应属于“赛博格”的身体范畴。因为这仍然是在机器参与生命的概念下对自然繁殖的人工复制，是机器与人的共同产物，它同样能够在物质层面扩大“人”的边界。
[44] “唯我”“独白”的概念皆来源于巴赫金，在他的道德哲学中，我与“他人”之间有两种道德模式，即独白思维和对话思维。前者在交往过程中“只有一个意识”，包含“唯我”型的独白意识和“唯他人”型的独白意识，最终形成了一个给定的“普遍之人”或“普遍意识”，它追求一种静止的状态，强调过去的优先地位。这正如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中对待“他者”的态度。
[45] 曹山柯：《弗兰肯斯坦·序言》，载玛丽·雪莱著《弗兰肯斯坦》，耿智、刘宜译，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
[46] [意]罗西·布拉伊多蒂：《后人类》，宋根成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1页。
[47] 王晋康：《类人》，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246页。
[48] 王德威：《史统散，科幻兴——中国科幻小说的兴起、勃发与未来》，《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8期。
[49] 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420页。
[50] [美]凯文·凯利：《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张行舟、陈新武、王钦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89页。
[51] 张光芒：《混沌的现代性》，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
[52] 王晋康：《豹》，载《百年守望》，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0页。
[53]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 甘阳译，西苑出版社 2003年版，第6页。
[54] 韩民青：《当代哲学人类学》（第3卷），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第267页。
[55] 张系国：《超人列传》，载叶永烈主编《超人列传》（3），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第390页。
[56] 张系国：《超人列传》，载叶永烈主编《超人列传》（3），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第404页。
[57] 江璇：《人体增强技术的伦理研究》，东南大学2015年伦理学博士学位论文，第36页。
[58] 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3页。
[59] 江波：《机器之门》，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111页。
[60] 张春晓：《从反人文主义到一种狭义的后人类：跨越拟人辩证法》，《文艺理论研究》2018年第3期。
[61] 李俐兴：《后人文主义：超人还是非人？》，《理论界》2017年第12期。
[62] 张光芒：《从“启蒙辩证法”到“欲望辩证法”——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与文化转型的哲学脉络》，《江海学刊》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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