驶向档案馆的文学列车 | 沈卫威：从“西洋文学系”到“东方语文系”——梅光迪的创新实验与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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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刊新书《驶向档案馆的文学列车》节录第21

从“西洋文学系”到“东方语文系”

——梅光迪的创新实验与倡言

文 | 沈卫威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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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同年10月24日教育部发布《大学令》[1]，确立民国国立大学的学科设置：文、理、工、法、商、医、农。私立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也基本遵循这一分科。而私立教会大学原本依照国外大学的如此分科，只是有的综合大学多出一个宗教学院或者系、所。1913年1月12日，教育部又颁布《教育部令第一号》，明示《大学规程》，在第二章《学科与科目》[2]中将文学门、史学门、哲学门中的文学门细分为国文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言语学。传统中国学术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和义理、词章、考据的文章学，以及其学问基础即文字（形）、音韵（声）、训诂（义）的所谓“小学”，都被分化在文、史、哲三大学科之中。这是自1905年科举废止后，中国大学教育兴起，并自觉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趋势。国文系在文科建制中也日趋独立。这实际上也是民国大学的教育立法。

（《国文月刊》）

因此，民国时代大学学科分类中通常称“国文系”，而不是“中文系”。“中文系”是1949年改朝换代后的新称号，同时用“现代文学”取得原有“新文学”、“国语文学”，用“现代汉语”取代原有的“国语”。这其中的政治考量，即去“中华民国”的“国”。因为原来的“国文系”和“国语”的“国”是“中华民国”的“国”。新桃换旧符，是每一个新开国体的必须的政治手段。翻阅1949—1976年间的文献，还可以看到另一种“桃符”，即把“中华民国”、“总统”、“宪法”、“教育部”、“首都”、“中央大学”前面都加个“伪”字（抗战期间汪精卫政权下的机构则加称“汪伪”）。许多南京大学的教授称自己1949年以前的身份是“伪中央大学教授”。

（国立中央大学校门）

民国时期相对自由的大学校园，每个大学的教授们都可根据自己学校的师资实力和教学研究需要，自主设立专业或系科，不需要教育部批示。在梅光迪的积极倡言和努力下，东南大学在原有英语系基础上，新开设西洋文学系，并于1922年9月正式成立，梅光迪为系主任，吴宓为教授。

（《学衡》杂志）

作为反对新文学，制衡、牵制新文学激进、霸权的“学衡派”，在新文化运动后期是以一种反对力量存在的。在与新文学家争夺话语权失败后，试图在大学学科建设上有所作为，以另一种方式抗衡新文学。据《吴宓自编年谱》1922年的时段所示：“今秋开学时，两系分立。学校命每一学生自抉自择：或转入西洋文学系或留在英语系（年级不变）。择定后，不许再改。——结果，四分之三皆愿转入西洋文学系。英语系益相形见绌矣。”[3]其中原南京高师英语科，现改制后的东南大学英语系七位女生李今英、吴淑贞、曹美思、陈美宝、张佩英、黄叔班、黄季马都转入西洋文学系。导致英语系系主任张士一（谔）与西洋文学主任梅光迪结怨。1923年9月，梅光迪、吴宓等新引进了留法的李思纯和留美的楼光来，正谋求势力壮大，大干一场时，学校内部出现的办学理念分歧和政治势力纷争，梅光迪、张士一同时下台，两系合并为新外国文学系，要求新系须兼包英、法、德、日语言及文学。新从哈佛大学回来的楼光来为新系主任。中国大学出现的第一个“西洋文学系”仅仅存在了一年。吴宓说自己“辞却北京高师校‘系主任’三年之聘约，舍弃每月300圆之厚薪，而到东南大学就任月薪160圆之‘教授’”[4],乃为“西洋文学系”而来的，这个系没有了，他便决定带着自己主编的《学衡》（原主编梅光迪自第12期后即不为刊物写文章。依照创刊之初的约定，不写文章即实际上退出“学衡社”）杂志一起离开。已有妻儿的梅光迪因陷入与李今英的师生恋，也无法在东南大学立足，只好远走美国教汉语。这也就自然导致“学衡派”在南京东南大学的解散。

2

（胡适与梅光迪）

1924年梅光迪经由赵元任推荐，离开东南大学到哈佛大学讲授汉语，直到抗战前才正式回国到浙江大学任教。梅光迪1938年当选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在1944年提交的《国民参政会提案二件》中，明确反对国内教育界“故步自封”，主张战后“请教育部通令国立各大学增设东方语文系”，“改国立各大学现有之外国语文学系为西方文学系”，使得“吾人改变观念，重新估价，以弥过去之缺陷，以作未来之准备”[5]。这是梅光迪自1922年9月在东南大学创立中国第一个“西洋文学系”后，又一次为中国大学的学科建设留下的一项积极宝贵的建言。1945年12月27日，梅光迪在遵义病逝，他所倡议在中国各大学“增设东方语文系”的主张，首先在1946年胡适回国执掌北京大学时实现了。经由陈寅恪推荐，胡适聘请留学德国十年归来的原清华毕业生季羡林在北京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东方语文系”。

（季羡林先生）

季羡林在为2003年版《胡适全集》写的《序》中说：“由于我的恩师陈寅恪先生的推荐，当时北大校长正是胡适，代理校长是傅斯年，文学院长是汤用彤，他们接受了我，我才能到北大来任教。……我一进北大，只当了一两个星期的副教授——这是北大的规定，拿到外国学位的回国留学生只能担任副教授，为期数年——立即被提为正教授兼任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6]。梅光迪的建言在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都没有反应，倒是在北京大学实现了。这可以看做是梅光迪“积极”建言的“结果”。和胡适相比，梅光迪确实是时运不佳，在美国和胡适讨论文学改良，把胡适“逼上梁山”，胡适回国发动文学革命，取得空前的成功，他却落入“学衡派”的消极对抗，根本无力与新文化对决的狭小阵营。自创中国第一个“西洋文学系”，却因自己和本系女学生谈恋爱，被本校的反对势力借机吞并掉了。首倡在中国大学设立“东方语文系”，自己不争气的身体却垮掉了，又被胡适当校长的北京大学拔得头筹。

“西洋文学系”是民国文学教育空间里的自然生长，短暂绽放的一只奇葩。“东方语文系”却成为跨越民国、共和国两个时代，七十多年独立不倒的一棵大树。

（今日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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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中国新文学研究论丛》第10卷第2辑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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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第108页，凤凰出版社，1991。

[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第116页，凤凰出版社，1991。

[3]吴宓：《吴宓自编年谱》第238—23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4]吴宓：《吴宓自编年谱》第25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5]梅铁山主编、梅杰执行主编：《梅光迪文存》第254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6]胡适：《胡适全集》第1卷第27—28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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