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札 | 黄立斌：新发现档案里的台静农佚信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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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一为台静农，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

新发现档案里的台静农佚信七通

（台静农）

作者简介：黄立斌，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2019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

本文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21年第3期。

作家书信是研究作家生平经历的重要资料。笔者近来翻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新见台静农与教育部来往信函数件。2015年版《台静农全集》所编录的《台静农往来书信》未见此信，可判断为佚信。这组信件所陈之事为台静农向教育部申请登记战区专科以上学校教员，并受聘担任青年读物临时编辑的具体经过。《台静农先生学术艺文编年考释》（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2009年）、《台静农年谱简编》（黄乔生主编，海燕出版社2015年）等著作对此事均未提及。因此，笔者特以此作一考释文章，以补台静农年谱和史料之不足。

（中胡小石，左二台静农）

一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迅速占领了北平城，台静农此时正住在北大教授魏建功家中躲避。八月初，京津铁路恢复通车，台静农便决定南下安徽找自己的家人。魏建功托台静农向胡适当面转达有关北大将来的问题，于是，台静农先从北平绕道南京，将北大的情况告诉胡适后，再回安徽霍邱。不久，上海失守，前方战事紧急，台静农举家逃难，一路颠沛流离，最终落脚于四川白沙。

抗战军兴，学人星散，战区学校教员与千百万难民一样，纷纷涌向大后方。为了向流亡教员和学生提供救济，教育部在1938年1月19日颁布了《战区专科以上学校教员暨学生登记办法》，其中第六条规定，“教员登记经审查合格后，由本部就可能范围内按照本人专门研究分别介绍服务，或由本部指定相当工作。”①因此，台静农在逃难至汉口时，曾写信向教育部请求登记战区专科以上学校教员。

俊升司长大鉴,久未奉教。每用劳结，近谂翊赞中枢、辅植政教,不胜钦迟。二十五年度,静农任厦门大学文学院国文系教授。二十六年请假一年,受青岛国立山东大学文理学院聘。卄七度厦门大学改归国立，又聘静农回任国文系教授。时方暑假，静农偕春寓居北平，忽值芦沟桥事变，交通阻梗，直至北平沦陷于九月初，逃经天津，绕道回皖。不久，上海失守，去厦交通益形困难，因滞留故里，未能前往。本月皖西吃紧，仓卒来汉。奉悉大部轸念流亡，有专门以上教员登记办法。惟静农家寓北平，去年逃出时所有书籍、聘约均不及携出。顾十年来静农服务北平各大学久接末席，当荷亮察用，特恳予辅以登记，是为至幸，专此即询公祺。

弟台静农谨启

六月三十日

照片后日奉上②

台静农仓卒间南渡，在各大学任教的资料遗失不见，故而向高等教育司司长吴俊升详细阐明自己任教的经历。不久后，教育部通过了台静农的登记请求，给予审查合格。根据1938年4月18日颁布的《教育部登记战区专科以上学校教员分发服务及待遇办法》，登记合格的学校教员，依其所长及志愿分发工作，包括有：（一）国立编译馆临时编译；（二）师范讲习所教师；（三）地方教育临时辅导员；（四）乡土教材研究员；（五）青年及民众读物临时编辑员；（六）其他相当工作。而工作人员的待遇问题，依照资历分为三种，现任助教者每月生活费五十元；现任讲师或教员每月生活费八十元；现任教授者每月生活费一百二十元。③据统计，至1938年10月31日为止，救济的战区专科以上学校教员共计340人，担任临时编译及编辑工作的有326人，担任地方教育部辅导工作的有7人，担任社教团工作的有7人。④在教育部分发的战时服务工作中，以临时编译及编辑的人数最多。

二

1938年秋，台静农“始经丧乱”而进入四川，在友人帮助下，居住在江津县白沙镇富绅邓燮康的庄园里。在教员登记合格后，教育部暂聘台静农担任青年及民众读物临时编辑，每月发给生活费120元。这份工作勉强维持台静农一家的生计，但依然入不敷出，生活十分清苦。1939年，台静农未及四岁的四子夭折，遭遇丧子之痛，更让家人痛苦不已。

根据《青年读物临时编辑简则》，由临时编辑员自拟读物书名，并且要填送一份编辑计划表，由教育部审核通过后，再进行编撰。1938年8月4日，台静农将编辑好的《青年读物编辑计划表》呈送吴俊升司长。

俊升先生司长大鉴

兹将静农之《青年读物编辑计划表》奉呈，惟拟编之书，属于文艺历史范围，除文笔渲染外，尚须加以考证，拟先以搜集材料，然后着笔。然按照规定，月须交万五千字，今请以四个月完卷，不必限此月日，或易于编撰，为何？尚希核酌是幸。此外，日前面陈欲整理一旧著文学史稿，当发俞兄，并拟借此时间进行，谨以附问，专此即询公祺。

弟台静农正

八月四日⑤

台静农所拟编辑计划，大致符合教育部的要求。遗憾的是，笔者尚未在档案中发现台静农所提交的编辑计划，从之后信件可知，台静农最初呈报的题目为《民族英雄张苍水》。为了使编辑读物能够按期完成，教育部建议台静农对内容详分章节。按照规定，每月须交稿一万五千字，而为了提高效率，更易于编撰，台静农认为可不必受月日所限，遂申请以四个月为限完稿。但教育部每个月末需要核对工作成绩，并凭此发给生活费，所以还需要每月汇报一次撰稿的进展。

1938年9月23日，台静农又寄教育部修改编辑计划。

敬启者：

顷奉到九月十七日来函，关于六七两月报告，静农已经于日前补上，至于八月所缴之工作成绩报告表，幸勿改移，俾便与正在进行之工作联系。再者静农前所拟定之题目为《民族英雄张苍水》，现因已搜及之材料较广，拟改为《晚明讲史》，至其内容主旨，以及体例，均仍照前所规定，不过旧题专以张苍水一人为主干，今则于苍水事迹之演述外，改益以他种史实，内容比较为丰富了。现正着手编撰，已成万余字。此一部分俟修改重抄，即寄奉审核。八月份生活费若尚未批发，务希早日发下，是为至盼。专此即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鉴。

台静农谨启

九月卄三日⑥

1938年10月12日，有信如下

敬启者：

接奉来函，谨悉。兹将《晚明讲史》计划表填具寄上，至于该编篇幅，仍照原来计划，不致过长。九月份工作，已经寄奉，至于九月份生活费，已托人在渝代领，前已函达，即希早日发下为盼！此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长鉴。

台静农谨启

十月十二日  

通讯处：中白沙溜马岡邓褵仙先生转⑦

1938年11月14日，有信如下：

敬启者：

兹收十月份工作成绩报告奉上，即请登收。前预定本编之《晚明讲史》字数为五万字，除交来之一二两章约有三万字外，现已全部草成，尚有三万字左右。因有待于《清史稿》（清初部分）、《张苍水诗文集》、《四明山寨记》三书参考改正，始约为定稿。三书不日可以借到，改正后即行抄交。总之，本编决可于十二月内完稿，不致稿延时日也。专此即上高等教育司鉴。

台静农谨启

十一月十四日

再者本月生活费，因需款孔急，恳请发交来人收领，至于本月份收据，已交来人带上，即希照准为幸。

台静农又启

十一月十四日⑧

在受任青年读物临时编辑后，台静农便积极投入到编撰的工作当中，据罗联添所考，他推测《晚明讲史》的成书时间应该在1940年9月。⑨而根据上述信件可知，台静农于1938年12月便已按照编辑计划，大致上完成《晚明讲史》的撰述。

（陈独秀谈《晚明讲史》函）

1940年10月2、3日，台静农将自己所撰成的《晚明讲史》寄请陈独秀修正。14日，收陈独秀回函，信中建议“《晚明讲史》不如改名《明末亡国史》，修改时望极力使成为历史而非小说，盖历史小说如列国、三国，虽流传极广，究于历史及小说两无价值也。”⑩《晚明讲史》是讲史体裁的历史小说，但陈独秀主张写历史，而不是写带有虚构性的小说。或许是受到陈独秀批评的缘故,使台静农失去了出版《晚明讲史》的热情。1946年，台静农去到台湾大学任教，也将《晚明讲史》文稿带到台湾，但他始终没有和人谈及此稿。这部写于抗战初期的小说虽然迟迟未能出版，但台静农渡海去台，一直将文稿带在身边，足见他对这部小说心有戚戚然。直到1981年，台静农才吩咐罗联添，让他另外找人抄写，还将定稿易名为《亡明讲史》，似乎有整理和出版之意，但依然未能及时出版。台静农“逝世后，其遗稿送中研院文哲所收藏，八十九年（即2000年）移台大图书馆收藏。《晚明讲史》原稿及代钞稿均杂在遗稿中。”⑪到2020年，手稿以《亡明讲史》为书名，由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出版，才使这部迟到了八十多年的小说得以面世。

（《亡明讲史》书影）

另外，战时的生活艰难，台静农在信中申请提前发给11月份生活费一事，由于临时编辑员生活费不得预支，没有得到教育部的同意，未能如愿。

三

敬启者：

奉到01792号通知，谨悉。静农除担任大部指定工作外，并未作任何工作。日前奉到“青年读物组”函，嘱编《道德与青年》一书，惟静农近已接受大部特办之“大学先修班”教员工作，该书事实上未能兼顾，尚希转知“青年读物组”是为至幸。补缴二寸照片两张附上，此上高等教育司大鉴。

台静农谨启

一月二十九日⑫

敬启者：

接奉贵司4750号大函，并工作表数纸，命每月填报工作等情。惟静农奉调充大学先修班国文教员，每月工作原为固定之性质，似与编撰工作不同，可否免除此项手续，如何，伏希裁酌。专此即上高等教育司鉴核。

台静农谨启

四月卄三日⑬

1939年初，台静农受任教育部特办之大学先修班国文教员，未能兼顾青年读物组的编辑工作。这两封信函是向教育部所做的汇报说明。

教育部特设大学先修班创建于抗战期间，自抗战军兴以来，战区不断扩大，沦陷区的青年学生相继流亡到抗战后方，设立大学先修班就是为了抚慰和救济失学的高中毕业生，为他们提供大学升学补习教育的机会。1939年1月，教育部以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专任委员谢循初为特设大学先修班筹备主任。先修班成立后，分别在重庆、成都、贵阳三地招考新生，一个月的时间里便招收新生四百名。同年2月20日，借白沙乡村师范举行开学礼，27日仍用该校舍正式开始上课。先修班免收学杂费，修学期为一学期至一学年。在教务方面，课程分必修和选修两类，公民、国文、英文、算学、军训、体育、音乐为必修科目；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为选修科目。先修班成立一年后，增建校舍百余间，不断扩充学生，班级数也由八班增加到十二班，计划招收学生六百人。值得一提的是，谢循初还在1940年筹备成立国立女子师范学院，7月时，借先修班校舍成立筹备处。台静农在1942年辞去国立编译馆职务后，应胡小石之聘，就任于白沙女师院国文系教授。

台静农在大学先修班的任教带有临时教席的性质。1939年4月，国立编译馆为逃空难，由重庆迁到白沙，而台静农计划下半年开始从事著述，便在编译馆谋得一席之地。教育部准许台静农于1939年9月份起辞去大学先修班临时教席职务，并改派国立编译馆临时编译工作，生活费仍照原支数额，则由国立编译馆转发。⑭

（林文月与台静农）

据罗联添《台静农先生学术艺文编年考释》所记，台静农在“抵白沙后不久，受聘为编译馆编译委员会委员，时陈可忠任馆长。”⑮此任编译委员应当为非正式人员。国立编译馆隶属于教育部，其职能是掌理关于教科图书及学术文化书籍之编译事务。抗战爆发后，编译馆几度迁徙，馆内人员逐渐减少，最少时期只留二十余人。“二十八年（1939年）教育部分发撤退各大学之教授、讲师至馆，为临时编译及编审员，人数稍增。二十九年（1940年）十一月间，馆内有专任编译十二人，编译及部派编审员四十二人。”⑯据台静农回忆，“我不是该馆（国立编译馆）正式人员，而是沦陷区的大学教授被安置在那里，没有工作约束，可自由读书做自己的事。”⑰依托编译馆的各种资源，台静农将治学方向转向学术性论文和散文的撰写，停止了小说的创作，而旧体诗的创作越来越多。台静农日益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尤其在书法艺术上受益颇深，晚年终成书法大家。

任职编译馆期间，台静农在1939年9月改聘为特约编译，1940年7月再改聘为专任编译。1942年1月，编译馆人事变动，由教育部长陈立夫兼任馆长，陈可忠任副馆长，同月25日，台静农受聘为编译馆编审。1942年9月10日，编译馆迁往重庆北培，10月底，台静农便辞去编审一职，11月就任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教职，讲授历代文选、各体文习作等课程。

四

饱经丧乱，避居四川，是台静农人生中最为艰难的时期，也是他文艺创作、治学方向发生转变的重要阶段。

抗战爆发后的流亡生活，让台静农目睹了国家山河破碎，民众流离失所的惨状。在白沙落脚后，台静农一家才得以稳定下来，但战时清苦的条件，生活拮据困顿，常常挖野菜充饥，甚至要典当衣服换取食粮。《亡明讲史》正写作于这一时期，战时的家国破碎、流亡离散直接影响着台静农的创作动机和文化心理。这部小说虽是青年读物临时编辑的工作任务，但饱含了台静农内心浓厚的感叹与哀思。

《亡明讲史》以明末王朝破灭之际的种种历史事件为背景，从闯王进京、崇祯自缢，到清兵入关，南明覆灭，完整叙述了明末一步步走向灭亡的动态过程，也深入描绘了身处亡国中的人物群像。在抗战国难之时，台静农创作这样一部小说，必然带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在叙事中，台静农常常以说书人的全知视角，夹叙夹议，表露出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评说和感慨。如写清兵在扬州犯下的暴行，“且看这偌大的扬州城，被清兵闹得比地狱还惨，奸抢焚杀，无所不为，正如三百年后现在的日本兵的兽行一样。”⑱将清兵“扬州十日”的暴行与日本侵略者联系起来，正是台静农对时局动乱的忧患与悲愤之情。台静农将自己流亡中的所见所感付诸笔端，“皇帝所在的京师动摇了，各城门紧闭着，城外尽是扶老携幼的难民，城里面呢，像网里的游鱼，东窜西撞总是找不到出路。”⑲民众流离失所是台静农在战争环境里最切身的感受，《亡明讲史》对时局动乱景象的描绘和针砭，传达出台静农对战乱流亡的情感体验。

《亡明讲史》最为精妙的是对人物的刻画。明末社会山河破碎，台静农笔下的弘光皇帝昏庸无能，王朝重臣各自心怀鬼胎，内斗四起，在敌军面前，又毫无气节地大举投降。台静农借古鉴今，表达了对时局的指涉和不满。在抗战时局下，汪精卫投降日本军阀，台静农强烈指斥这种“发国难财”和“当国难官”的卑鄙小人。台静农褒扬史可法等爱国将士，以史可法作为人格的精神典范，而对钱谦益等人的失节行为嗤之以鼻，以嘲讽戏谑的手法描写钱谦益投降清豫王的丑态。在《记钱牧斋遗事》一文中也写到，“今日的时势，在任何方面都不能和晚明相比，而比迹于钱牧斋者，却偏有其人，反正经不起霜雪的瓦，遇了微风也会裂的，这没有用的东西，只有让它裂罢。”⑳从这一时期的文字可以看出，台静农对文人失节最为痛心，他将周作人出任伪职的落水行为比作钱谦益。台静农曾在流亡途中买了一本《瓜豆集》珍藏，但看到周作人从北平传出的照片，“缅想着那么渊雅冲淡的知堂老人，竟混迹于其平日所怨恨与轻蔑的敌人群中，真如坠在五里雾中，四顾白茫茫，无从摸索。”21与《瓜豆集》所读到周作人恬淡素雅的形象不同，现实中的周作人让台静农倍感失望，认为如此“文人的史例，只有钱牧斋一流人物作此态耳。”22抗战时局虽与晚明多有不同，但台静农笔下流露出来的现实指斥，则是心中郁愤难平的真实写照，而在愤恨之余，又增添一种失望与无奈。

台静农对晚明历史和文化有深入的研究，虽名为讲史，但是在基于原始史料上加以引录和裁断的。《亡明讲史》虽带有强烈的现实指向，但行文中更多的是台静农个人感时抒怀的哀伤之叹。如崇祯面对京城失陷时的描写，“遥见宫中树木新叶正发，晨光中已能辨出油绿的柳色，皇帝不禁心酸，霎时间过去十六年中的一切，都一一的陈现在面前，忽又一片漆黑，一切都不见了，只有漆黑。”23这段文字笔力力透纸背，写出了崇祯心中盘结着难以言表的痛苦，晨光中的新叶如旧日幻影一般，这一丝希望反而增添了无尽的绝望，愈加悲凉，只剩下漆黑一片。《亡明讲史》寄托了台静农处于乱世之中的彷徨、孤独和呐喊，对晚明历史兴亡的感叹也好，对晚明人物身上精神品性的取舍也好，都表露他对自我灵魂的思索和个人情志的抒发。

避难四川的九年时间，是台静农书法艺术精进的重要时期，这与他取道晚明书法的文化精神不无关系。台静农晚年回忆起自己一生学习书法的过程，年少受父亲影响，沉浸书艺，爱好成性。但后来求学北京，视书艺为玩物丧志，所以一时荒废。直到抗战后，避地巴蜀，独无聊赖，才开始重拾书法，将其作为抒发情性的对象。台静农在初到四川的行李中就有《王铎赠汤若望书册》，于是便以王铎为临摹对象，后来沈尹默见之，认为王书“烂熟伤雅”，建议改学其他书家。之后，执教白沙时，在胡小石的建议下，改习倪元璐字。台静农与师友相研，为倪字“格调生新”所折服。加之任国立编译馆时期，得以整理汉简资料，对台静农的书法创新影响颇深。台静农临摹倪元璐较多以方笔，实与汉简学习隶书有关，继承倪元璐书法之大长，同时也加入自身的创新。张大千曾评价说，“三百年来，能得倪书神髓者，静农一人而已。”24

（王铎书法）

书法是自我内在生命的抒发。台静农师法晚明，以书法表达心中所叹，一笔一画中体察无尽的家国兴亡之痛和身世飘零之感。启功对台静农书法的感受颇为独到，“抗战时他在四川江津白沙女子师范学院执教，余暇较多，一本本地临古帖……稍后又见到用倪元璐、黄道周体写的诗，真是沉郁顿挫，与其说是写倪黄的字体，不如说是写倪黄的感情，一点一划，实际都是表达情感的艺术语言。”25 从王铎到倪元璐不仅是台静农书法风格上的改变，也是他精神价值取向的结果。倪、王二人同为崇祯朝进士，倪元璐在李自成进京时自缢而亡，王铎则在清兵围攻南京时开城受降。在危亡之际，倪元璐殉节，王铎失节，二人在文人风骨上高下立判。倪、王都是晚明书法的大家，但倪元璐身上流露出来的忠烈品格和遗民意识则更加契合台静农当时的心境。

身处乱世的台静农对晚明的文化精神多有体悟，包括他此时的诗文也多取法明末遗民诗。舒芜回忆到，“在诗学方面，我从静农先生受到最大的教益是，第一次知道晚明诗特别是明遗民诗的价值，知道卓尔堪选编的《明四百家遗民诗》这么一部书。静农先生大概对晚明文学艺术有深好，那时已开始写倪元璐一路的字，后来去台湾后成为一代书法宗师；他常对我说起明遗民诗，这是我从不知道的。后来我看到了《明四百家遗民诗》，才知道他的诗境的冷，是从明遗民诗来的。”26 台静农与人论诗，也常将晚明诗境的意味表达出来。晚明之际江山易代、世事更替，晚明诗中所表现出来的怀旧恋国、离愁别恨和风节独立的遗民意识，引起台静农内心深处的复杂情感。

总的来说，台静农于战火中流离辗转，抗战流亡的生命体验加深了他对晚明文化的寄托，又将这种复杂的情感融合进他的小说、书法和诗文当中。与早期参加左翼活动的激情不同，此时台静农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和书法风格，都表现出另一种文化生命的积淀，这种积淀也深深影响着台静农赴台之后的文化活动。纵观台静农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亡明讲史》最为集中地展现出台静农心中难以言表的郁结，同时也影响着他对书法和诗文的不同理解。而这七通信件让我们得以更真实地感受台静农身处的历史时刻，以及能更好地体察台静农小说写作时的文化心理。

（台大图书馆藏台静农手稿）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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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向上滑动)

① 《战区专科以上学校教员暨学生登记办法》，见教育部编印：《教育法令特辑》，正中书局1938年版，第47页。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五-13940，第42-43页。注：此封信件原文无标点，文中标点为笔者所加。

③ 《教育部登记战区专科以上学校教员分发服务及待遇办法》，见教育部编印：《教育法令特辑》，正中书局1938年版，第59-60页。

④ 《教育通讯》1939年第2卷第6期。

⑤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五-13940，第150页。

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五-13941（3），第96-97页。

⑦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五-13941（2），第179页。

⑧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五-13942（1），第135-136页。

⑨⑪⑮ 罗联添：《台静农先生学术艺文编年考释》，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297、298、249页。

⑩ 靳树鹏：《陈独秀晚年书信三十八封》，见中共江津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陈独秀在江津》，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页。

⑫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五-13943（3），第130页。

⑬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五-13944（3），第72页。

⑭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五-13945（1），第123页。

⑯ 陆殿扬：《战后两年来的国立编译馆》，《中华教育界》1948年复刊第2卷第2期。

⑰ 台静农：《酒旗风暖少年狂——忆陈独秀先生》，见黄乔生编：《台静农全集·龙坡杂文》，海燕出版社2015年版，第259页。

⑱⑲23 台静农：《亡明讲史》，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20年版，第141、146、31页。

⑳ 台静农：《记钱牧斋遗事》，见陈子善、秦贤次编：《静农佚文集》，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248页。

21 22 台静农：《老人的胡闹》，《抗战文艺》1942年第7卷第6期。

24 郑骞：《静农、元白之书画》，见陈子善编：《回忆台静农》，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0页。

25 启功：《读<静农书艺集>》，见陈子善编：《回忆台静农》，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26 舒芜：《忆台静农先生》，见陈子善编：《回忆台静农》，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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