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 | 陈云昊：新发现冯至诗论佚稿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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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冯至诗论佚稿两篇原刊《新文学史料》2021年第3期

冯至（1905年9月17日-1993年2月22日）

作者简介：陈云昊，1992年生，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山东大学学士、硕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想史、文学图像关系研究、鲁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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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至作品）

《冯至全集》十二卷本（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在《冯至选集》二卷本（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的基础上做了大量的辑佚汇编工作，是目前收录冯至作品最为完整的集子，被学术界广泛引用。笔者注意到，中年冯至谈论新诗的两篇刊于报纸的讲稿——1946年的《论新诗的内容和形式》与1948年的《诗的还原》——因为没有收入《冯至全集》而少有人留意到。《论新诗的内容和形式》刊于《中国诗坛（广州）》1946年光复后第2期，又题《中国的新诗》转载于《广播周报》1946年光复后第14期；《诗的还原》刊于南开大学校园刊物《诗生活丛刊》1948年第3期，是南开大学新诗社记录的讲座稿，保留了较多口语色彩。这两篇佚稿是冯至在1940年代诗论的重要文献，它们发表时间相近，而且对新诗的本质、内容和形式问题有连贯而独特的思考。

诗人冯至有着自觉的文学批评意识。其1940年代诗论的出发点，见于他同时期从马克思·本塞（Max Bense）的《批评与论战》引申出的文学批评观念。冯至认为：“一个文艺批评家要从眼前无数的作品中分判出什么是真的什么是伪的，什么是实在的什么是空虚的。”①其两篇诗论佚稿具有一贯之处，表面上围绕内容与形式论述，内里是在探讨严肃的诗歌本质，下面分别论述之。

01

（歌德）

先看第一篇佚稿。冯至的《论新诗的内容和形式》（1946），围绕歌德的名言“诗人是比任何人所想象的都更为真实的人”讨论诗歌的内容与形式问题，重审了新诗对“真实”的品质追求。诗是真实，不是玩弄，这个理念助推了冯至对旧诗的批判，也引起了他对新诗写作中形式主义倾向的不满。

在此三年前，冯至在《认真》（1943）中已经确立了诗歌真实、严肃、认真的品质追求，他认为龚自珍的《己亥杂诗·偶赋凌云偶倦飞》这类旧诗立足于不沾不滞的随意态度，把“一个整个的人生打得粉碎”②；后来在《诗的还原》（1948）中，冯至再次提及这首龚自珍的诗：“这种偶然想做官，偶然又想做隐士，偶然间遇见一个女子便想恋爱，四句里找不出一点严肃。像这种东西，没有真实的情感，而只是情感的玩弄。”这说明冯至在1940年代诗论，仍然继续着《新青年》时期对旧诗的批判原则：“雕琢是陈腐的，修饰是新鲜的”③。不过，冯至是从歌德、里尔克那里体会到“真实”“工作”的典范意义的。

（里尔克）

冯至在欧洲文学和中国古典诗歌两大典范下认知白话新诗。毕竟新诗在中国只有不到三十年的历史，若要与古典诗人那些“崇高的名字”比较自是不足；而对西洋文学史来说，不足为奇的诗歌境界，如“对于宇宙人生的感应”、“对于自然的赞颂，人生积极意义的追求”，在中国却是一种新境界。就算白话诗表现得“不免幼稚平淡”，比如西洋诗歌已经厌倦的“爱情光明一类的题材，对于我们是新的内容”，冯至也认为“我们不能为了外国人的爱好而写旧诗，我们宁可要我们幼稚的新东西，我们要努力去建设它”。这是他对新诗的冷静反省。

《论新诗的内容和形式》一文，富有创造性地将象征派新诗批判和旧体诗词批判综合在一起加以审视。文章认为，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主义诗作在“民国十三四年到抗战开始”这一时期出现，得益于两股文学潮流的合流，“一则是象征主义的余波到了东方，一则是从清末以来对于词的发现的影响，二者交叉在新诗的发展上”。象征主义引入白话诗的意义固然可嘉，然而冯至认为，传入的只是“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外表”而非精髓，而传统词作的“内容比诗的内容狭小了许多”，这为新诗带来了“搔首弄姿，咬文嚼字，以声音的美、色彩的美以及离奇的比喻，代替了内容，丢弃了内容”的流弊。出于这种历史的理解，李金发的一些“过于艺术了，反倒失去生命”的诗，正是象征主义的形式外表与传统词作的雕琢特征相结合的产物。这是冯至的经验之谈，因为他自己在1920年代曾经走过类似的道路，当年在“晚唐的诗、宋人的词”那里“受到一些感染”。④而到了四十年代，冯至已经意识到这当中的“Mannerism”（矫揉造作的习气）的弊病：“中国的新诗，并没有显出几分成熟，而在它正在生长的途中，便有些诗沾染上矫揉造作，搔首弄姿的习气，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幸。追溯病源，一部分由于模拟西洋象征派的诗的皮毛，一部分由于依恋旧词里狭窄的境界。”⑤这些末流诗作，习得的是技巧的皮毛，失去的是真实的生命感受。

（纪德）

这种独到的文学史见解，或者说对象征派的“偏见”，很可能是冯至从纪德那里继承的。他所熟悉的纪德《赝币制造者日记》中写道：“象征派。我最不服他们的地方就是他们对于人生太少好奇心”，“把人生剥削了他们认为无非虚饰而已的一切兴趣，怀疑人生是否值得过一遭，可怪他们只带来一种美学，而不带来一种新的伦理学……”⑥可以对比的是，1945年，冯至在青年诗人缪弘身上看到了与纪德相似的美学追求：“没有雕琢，没有粉饰，没有怪诞，没有空虚的喊叫，没有稍欠真实的夸张，也没有歪曲的古典与矫揉造作的象征，在单纯的字句里含着协调的韵律。”⑦

《论新诗的内容和形式》（1946）在抗日战争的历史语境下讨论了新诗形式和内容的更新。冯至认为，象征主义诗潮的结束是因为经过抗战的严肃洗礼，正如他在青年诗人的诗作中看出了抗日战争对于新诗的净化作用：“……内容这样广大，而文字又这样单纯，则恐怕只有这个时代里的青年才能写得出。因为这次战争使我经验到许多想像不到的事物，尤其在中国，往日许多被蒙盖着的丑恶，以及被隐埋着的美善如今都自然而然赤裸裸地显在人的眼前，好像在示意于人：新的时代里不容人有一些伪装，早晚会露出本来面目。”⑧因为抗战对新诗的净化，“新诗无形中又接上了肇端时的精神”，在内容上扩充了生活真实的范围，在形式上“从旧形式的解放，再追求新的形式”，使得自由而有节制的新形式能够符合真切而广阔的真实世界。两年后所写的《诗的还原》，与本篇佚稿构成了表里呼应，在内容与形式的基础上推进到诗歌本质的更深处。

02

第二篇佚稿《诗的还原》（1948），是冯至给南开大学新诗社的讲座稿。南开大学新诗社前身是1944年成立的西南联大新诗社，发起人是萧荻、何达等学生，闻一多是诗社导师，而冯至、楚图南、李广田、光未然等西南联大教师经常参与诗社活动。1946年西南联大回迁后，新诗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继续存在。同在1948年，冯至为北京大学新诗社写了《从前和现在——为新诗社四周年作》（1948），又为南开大学新诗社讲演《诗的还原》，这两篇同为新诗史与战后大学回迁史交织的珍贵史料。

《诗的还原》的结尾，简要引述了英国诗人史提芬·斯班特（Stephen Spender）的诗论文章《反抗中的诗人》（1944）的核心观点。这篇论文在四年前由袁水拍翻译，刊发在桂林复刊的《青年文艺》（1948年新第1卷第3期）。斯班特写道：

“全世界一致的生命的意义到底还存在着，不过被现代秩序的表象所掩盖了，真正的诗人始终还能够写出真正的诗来的原因，也是为此。所以现代的诗歌是向这现代社会挑战的，为了这一切的组织蹂躏了个人的感情，忽视了本来所有的人性的一切标准。这一种挑战和反抗的记号已经留在我们今天若干诗人的生活上，也留在现代诗歌作品中。”

相比之下，冯至并没有重视斯班特表现的对现代工业文明机械化、物质化倾向的反抗。他更关心的是，斯班特坚信的“全世界一致的生命的意义”的存在——“现代诗歌是企图在追求这毁灭、腐化之外，还存在着的真率与信仰”，这也是诗的自然本质所在。冯至将斯班特的“反抗”之论转化到他的德国浪漫派诗学理念中，他联想到“这种要求也正如古代诗中的，对于神的赞颂，这个神也可以说是真理的化身”。这个神（或真理的化身），才是冯至所谓“诗的还原”最后的本质。冯至从人性、生命的意义直接跨越到对神的超越性统一的赞颂上。

（诺瓦利斯）

冯至抒情诗中的神学传统一直隐秘不彰，这可以溯源至其博士求学时研究诺瓦利斯这位浪漫派诗哲的时期。因抗日战争结束随大学迁回北平的冯至，直到1947年仍然从富有神性的诗句中获得了最大的安慰。他在给德国友人的信件中说，自己在战争时期始终准备抛弃一切，而他认为，所有生活空间被破坏的人们都可以在贝根格洛恩（Bergengruen）的这几行诗找到安慰。据说，贝根格洛恩“写这一节诗的那天他的房子全部被破坏了，这时他真的必须靠空空的双手为自己和他的家庭重新寻找一个栖身之处”，诗云：

假如上帝爱这空空的双手，

那末匮乏就会变成丰盈。

终结就将永远

显露出辉煌的开端。⑨

这首诗歌的安抚力量，是匮乏者（人类）依靠对超越者的信仰而出现的。斯班特虽然写过《我不断的想……》这样赞美人类性灵的诗歌，但冯至由他联想到的并非一种艾略特式的现代主义思想，而是想起西洋古代诗中的“神的赞颂”。这其实正是德国浪漫派文化本具的神学维度滋养的结果。

（Watts油画）

写作这封信的一年之后，冯至就发表了这篇全集失收的《诗的还原》（1947年），由浅入深地探究了新诗的本质问题。他首先反思了“诗言志”这个传统对诗本质的理解，“也就是把情感和思想用合乎节拍的言语表现出来”。然而，“诗言志”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惰性的影响，使本质变质。冯至所谓恢复诗的本质，是一种以复古为革命的提法，目的是为了革新已经变质的诗，并不是真的复古。为了说明从变质到还原的过程，冯至从真实与空虚、游戏与玩弄、工作与聪明、讽刺与油滑、自由与散漫五组对立来说明。第一，他认为新诗的公式主义和旧诗的“标榜神韵，标榜高尚境界”都是一种空虚化的变质，在社会上的表现就是标语口号式的诗作；那么，还原的办法就是求真实，这在两年前《论新诗的内容和形式》一文中是借歌德的名言来表述的：“诗人是比任何人所想象的都更为真实的人”。第二，他引用席勒的“游戏说”来批判玩弄技巧的创作迷途。第三，他重申了从里尔克、罗丹和歌德那里学来的，艺术是一种“工作”的理念，反对卖弄无聊的小聪明（比如赞颂跳蚤的诗）。第四，他区分了讽刺和油滑，前者是一种“对现实有所不满，和有更大光明的信念”的表达手法，而后者隶属于“给帝王当侏儒的奴子传统”。第五，无论是精神和形式都要求自由，而且是有组织的自由，但散漫并不是自由。最后，冯至对诗的还原，就是对诗的革命；不过，他诗歌革命的最终目的，是追求严肃切实的艺术信仰的诗艺，而非走上十字街头。他的所谓诗歌的严肃性，其实更侧重于摆脱世俗社会，而进入灵魂的超越维度之中。

通过《诗的还原》的卒章显志，其中隐微不彰的诗的恒常的超越维度与《论新诗的内容和形式》一文构成了对诗歌“真实”本质的持续探讨。冯至对诗歌本质描述的背后，有着歌德、诺瓦利斯、里尔克、贝根格洛恩的精神血统。诗歌变质之后的“还原”二字，也脱胎于他所熟悉的里尔克的名言：“我解释革命是克服许多恶习而有利于最深的传统。”⑩冯至还原诗歌真实本质，目的是还原涉及灵魂的“最深的传统”，此诗论与《十四行集》（1941）具有内在亲缘性。质言之，《论新诗的内容和形式》一文从内容和形式入手，论至诗歌本质中生命真实的层面；而《诗的还原》将冯至1940年代诗论推至了更高的“神/真理”的本质层面。这两篇佚稿的学术意义重大，现照录如下。

（排版校对：李婧雯）

参考文献     （向上滑动）

①冯至：《批评与论战》，《冯至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页。

②冯至：《认真》，《冯至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③俞平伯：《白话诗的三大条件》，《新青年》1919年3月15日第6卷第3号。

④冯至：《谈诗歌创作》，《冯至全集》第5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46页。

⑤冯至：《关于诗》，《冯至全集》第5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95页。

⑥冯至：《关于诗》，《冯至全集》第5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95-296页。

⑦冯至：《新的萌芽——读缪弘遗诗》，《冯至全集》第5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22页。

⑧冯至：《新的萌芽——读缪弘遗诗》，《冯至全集》第5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页。

⑨冯至：《19471102》，《冯至全集》第12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页。

⑩冯至：《传统与“颓毁的宫殿”》，《冯至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引用请以期刊为准）

本文原刊《新文学史料》2021年第3期

附录（见刊时佚稿因版面有限有删减，此处是完整版）

论新诗的内容和形式

冯至 原文，陈云昊 整理

歌德说过：“诗人是比任何人所想象的都更为真实的人。”我们不妨拿这句话作为衡量诗的价值的标准，这标准可以说是不大容易改动的。

回顾一下中国的文学史，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诗歌发展到了南宋，已经告一段落。在这一时期以前，中国产生过不少的真实的的诗人，创作了极真实的诗；宋以后，真实在大部分的诗人身上可就有问题了。最使我们感到痛苦的要算是诗人的艺术与人格的分裂，一个是人的诗与人常常不能配合起来，——这中间当然也有稀少的例外，像顾亭林就是这例外中最显著的一个。但大部分诗人他们的诗与人多是背道而驰，尤其是在现代有一个使人不胜惋惜的现象：像汪精卫、黄秋岳、王揖唐等这些背叛国家的罪人，却是著名的旧诗人，他们的旧体诗相当成功，功夫很深，然而艺术和人格却相差得那么远。

新诗到现在还没有三十年的历史，这是一个孩子，现在学习的时代，他的成绩也很可怜，若是要和陶渊明杜甫那些崇高的名字分庭抗礼，是一个不自量的僭妄，可是将及三十年来的新诗人，不管他们的成绩怎样，至少有一部分把住了真实，这点是很值得宝贵的。

谈到新诗的收获，我们可以分两方面来讲，一是它的内容，一是形式：

第一、诗的内容：在中国文学史上，诗因失真而枯，元明以后尽管有些诗的技巧很高，可以使人百读不厌，可是内容思想，尤其是诗人的人格，每每被人忽略了，而现在的新诗，能够令人快意的就是他已注意到思想及人格的问题，尤其在思想上，已将旧诗的范围扩大了许多，其中可以说的，第一种是咏理诗；咏理诗走到一个新的境界里来了。从前，人们多主张诗是不能用来说理的，但今日新诗人的咏理诗可以说相当成功，尤其是哲理诗，但所谓说理，并不是伦理的，道德的，而是对于宇宙人生的感应，其实这在西洋原是很平常的，但在中国则是一种新的境界，其次是爱情诗，中国过去不是没有爱情诗，可是从前的情诗大抵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原始性的情歌，像古代的子夜歌，竹枝词一类的东西，和我们现在常常见到的苗人夷人的情歌差不多；另外一种便是文人的无题诗，游仙诗之类，多半缺乏真实的体念，意境虽高不免使人有架空之感，直到五四以后，真实体念的爱，以及理想的爱，才渐渐被新诗人所歌颂。其实这并不足为奇，因为五四以后，生活的解放，男女之间的关系也与往日不同，这是自然的趋势。第三种值得谈的，是积极的精神，旧日的诗，大都偏于感逝伤怀，缺乏积极的精神；而新诗，则含有前进的意义，对于光明的追求。以上是中国新的三种新诗的境界，回顾过去，我们觉得还有一点交代，自然，这在西洋文学中常是不足为奇的，譬如说：我们新诗中对于自然的赞颂，人生积极意义的追求，在人家看来却不免幼稚平淡。西洋人翻译起中国的诗来，或许倒还翻译我们的旧诗，而不喜欢我们的新诗，因为断肠销魂一类的辞藻，对于我们虽已（陈）宁愿[陈]腐，但对于他们是新鲜的，而爱情光明一类的题材，对于我们是新的内容，但对于他们又是平凡的，我们不能为了外国人的爱好而写旧诗，我们宁可要我们幼稚的新东西，我们要努力去建设它。

第二是新诗的形式：形式的问题，在二十五年内有过许多次纷争，甚至有人说这是新的分裂，有的人主张打破形式，有的人主张追求新形式，甚至双方面互相攻击。但依我看来，时至今日，这两件事原是不成问题的，就以人生来说，一个人只要有求生的欲望，就常常一面要打破陈旧的生活形式，一方面要追求新的形式，一方面要脱去旧的，一方面要穿上新的，人是如此，何况是诗？如果只是解放，那便好比一匹野马，如果只是为新旧形式所限制，那便如一匹套上沉重的车子，走不动的马；一匹受过适宜的训练，而又不失去弹性的马，走起路来才会有美的姿式，合乎韵律的步骤。从旧形式的解放，再追求新的形式，这两方面都是生命力的表现，自始至今没有结束过，也永远不会结束的，这是新诗所表现的生命的欲望。

可是在新诗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却遭逢了一段不幸：就是在民国十三四年到抗战开始那一段时期，有一部分所谓象征主义的诗，这也是时代的关系，一则是象征主义的余波到了东方，一则是从清末以来对于词的发现的影响，二者交叉在新诗的发展上，无形中给了他一点磨折，一些善意的象征主义的诗人，本想给新诗添加一点新的色彩，新的内容与技巧，这种意义是值得感谢的，只可惜多只学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外表，很少得到他的精髓，近于探求色彩与声音的美，反而失却艺术的本质。至于词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如何，我不敢凭着个人的感觉评论，至少我认为它的内容比诗的内容狭小了许多，而有些新诗却依恋着词的境界。由此而产生的新诗，它的流弊就在乎搔首弄姿，咬文嚼字，以声音的美、色彩的美以及离奇的比喻，代替了内容，丢弃了内容，李金发的诗，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过于艺术了，反倒失去生命。

这类的诗现在已经结束了，这是抗战的严肃，这种近乎虚伪的作态给消除了，现在，新诗无形中又接上了肇端时的精神，这精神表现在两个并行不（背）[悖]的趋势上：一方面追求曙光，另[一]方面追求新形式，并且作了些很成功的试验。这两种趋势在新诗的前途上，是非常值得珍惜的，它们还要继续发展下去，如一对兄弟，携手前进，给新诗创造远大的前程。

（《冯至全集》未收录此二篇诗论）

诗的还原

冯至先生讲演，本社记录；陈云昊整理

诗的还原是最近两三年来我常想到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一方面论什么是诗，一方面论什么是还原。

中国在两千年前，就给诗下一个明显的定义，即是“诗言志”。这也就是把情感和思想用合乎节拍的言语表现出来。这是诗的本质，但是这种本质，往往发展下去，就很容易受了文化上环境上和人类不可避免的惰性的影响，而产生了许多毛病，使本质变质，到了毛病太多的时候，人们看着不合理，便要求革命，去掉那些不合理的地方，恢复本质，这是人类要求进步的一种征象，人们一面要求进步，一面要求还原，但是还原不是复古，是要恢复他原来的本质。因为一种文化的发展到了高潮，便容易变质，到烂熟时，便容易堕落。譬如说：一个农夫，一个工人，一个诗人，我们对于农夫和工人有一个完整的概念，因为他们是单纯的，不容易变质的，一说起农夫就会想到泥土和锄头，一说起工人就想到工作，可是诗人是常常变质的，所以人们对于诗人有时是一个尊贵的称呼，有时是一个嘲笑的对象，在目前，将“诗人”加在一个人的头上是嘲笑的成分居多，因为诗人是容易变质的。

我们看看过去的历史，每逢到了社会败坏的时候，就有一个革新的要求，这个革新的要求就是恢复本来面目，有如一幅油画，上面蒙了泥垢，便须要将泥垢洗刷揩拭下去，中国过去文学每一次的革命运动都提出一个复古的口号，其实这种复古并不是真的复古，但是革新却是要恢复本质。譬如韩愈，一般说来是一个文学上的功臣，他曾说“惟陈言之务去”，以扫去六朝以来萎靡的风气，和陈腐的旧套子。这种精神完全是革命的精神，提出复古的口号只不过是利用民族的好古心理，以便于达到他革新的目的。

现在我们看什么是诗的原，诗怎么变了质，大略可以分下面的几点：

一、真实与空虚：诗是人类最真实的东西，所以诗最重要的是说真话，说实在的话，如果不说真话，而只是说空话，那是最使人不能忍耐的，但是因为现在印刷的方便和表现欲的强烈，有些人便爱抄袭了别人的东西，说出自己不曾真实感觉到或是不曾经验到的空话来。抗战时期，重庆的公务员有一种流行的歌谣：“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大员来训话。”（台下哄笑）“不怕天，不怕地，就怕专家讲党义。”（台下哄笑）因为大员和专家所讲的多半是空话，他们的空话是使人不能忍耐的，使人感到无聊。（笑）现在报纸上一般的社论往往都是空话，他们常常用些模棱两可的口气说这个固然不对，那个也未必好，结果弄得人莫名其妙（台下热烈鼓掌），因此报上那些空的社论都没有人喜欢去看，现在的社会里充满了这些空话，证明了现实社会是空虚的，人的生活也是空虚的。那些社论作者大员专家，因为受了面包或地位的限制，不能不说空话，（笑）我们可以不必理会他们，但假如诗人也和他们一样的说起空话，那是最不能原谅的。我们第一步向诗人的要求是要真实，而不要空。我们先从旧诗里举例来说：从先有一派批评的标准，所谓神韵派，清初王渔洋提倡的最厉害，他引用《（仓）[沧]浪诗话》里的话，诗要作到“空中之言，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这种虚无飘渺，使人难于捉摸，往往流于欺骗。因为我们人是不可能离开现实世界的，所以空幻的诗是最要不得的东西。就是最近一些文艺批评者所提出的“境界”二字，也容易发生流弊，一个高贵的人写出高贵的境界是可能的，如果卑鄙无聊的人要写高贵的境界就是欺骗，明朝的陈眉公，曾经有人这不嘲笑过他，“翩然一双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家”。（哄笑）中国过去社会里就有许多自命清高的人物，出入于达官富宦之家，而写些自以为具有清高境界的诗，这也是说谎，是欺[骗]。

在新诗里有些诗，流入于公式主义，也与那些标榜神韵，标榜高尚境界的旧诗异曲同工。因为现在一般的反对悲观反对伤感需要战斗和前进，于是就有一部分人没有战斗的经验，没有真实的感觉，却关在黑屋子写战斗，写光明，结果和前人所标榜的空灵境界是同样空虚的，现在我们随便拿一首诗来作例子：

“但愿能帮助中华，/由危难到平安，/大家欢喜而快乐，/工作、进步，/不疲倦，/而它在落难，/落难呵，/落难！/…………/冲向前……/我们是一切的动力，/冲破一切有迷关！/让力的冲，力的转，/根绝自私、封建！/粉碎一切的敌人，/消灭自私之见！/…………”

我们读下去，是如何苍白无力！希望好是谁也希望的，但是怎样才能好起来，作者则是一点也没提到，作诗空洞到这般地步实在是无聊。因为这里没有一点真实的生活在里面，所以没法写出真实的诗，今天的晚会，大家提出的口号，“人民的方向就是文艺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我们必须先使自己成为一个人民，才能够了解人民，才能够写诗，中国的诗经，楚辞，汉魏乐府，杜甫，都是真实的诗歌，他们都在写（真）真实的情况。至于那些自居为高尚的人写出的东西，并不见得高尚，而写出真实的，甚至是低下生活的，却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品。文章是骗不了人的，写文章就等于给自己画像，一写出文章，作者的脸就显得清清楚楚。如果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空虚多于真实，就证明这社会是空虚的，人的生活也是空虚的。如此我们就要改革，追求真真实实的生活，才能写出实实在在的诗。

二、游戏与玩弄：一切的艺术家最初都具有游戏的态度。游戏乍一听来好像是并不郑重，其实这是非常严肃的，这和小孩子们堆宝塔雪人一样的，西洋人说“游戏始是人类真态”，又有人说“如果成功从事一个工作像小孩子从事游戏一样严肃，这是一个最理想的态度”。我们认为游戏是艺术的来源很重要的一点，（但）是最严肃的工作态度，但有些人把游戏当做玩弄，其实游戏和玩弄是有很大的分别的。玩弄是诗歌的堕落，有一种情形是玩弄情感。孔子删过诗经，其中又“棠棣之花，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有人问为什么要删去，孔子说一未之思也，何远之有。这是对的，因为这节诗是骗人的，情感的玩弄，历史上这种玩弄情感的诗很多，尤其是唐宋以后，有许多肉麻的爱情诗，是玩弄情感的，像清代龚定庵写过一首诗“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这种偶然想做官，偶然又想做隐士，偶然间遇见一个女子便想恋爱，四句里找不出一点严肃。像这种东西，没有真实的情感，而只是情感的玩弄，尤其是文化发展到烂熟的时候，人们便往往失却质朴，把些离奇怪诞作为诗的内容，这在象征派的末流，表现得最为明显。另外有一种情形是玩弄文字，固然文字是需要技巧的，但过甚则流入于玩弄，所以文字的推敲是应该的，但要适可而止，如果过分追求技巧，不但不能表现他的意思，反而对他所要表现的有所妨碍，这也是诗的堕落。唐朝的贾岛，他写了“僧推月下门”和“僧敲月下门”的取舍，曾反复推敲，这是在用字上下功夫的一种表示，深为一般诗人所爱好。但是王船山在《姜（村）[斋]诗话》里说，如果和尚真是敲，我们就应该写做敲，如果是推，我们就应该写做推。虽然王船山是个哲学家，只在追求真理，但是我认为这是很值得我们参考的。过于注重技巧，就失了诗的本色，往往走入了迷途，诗到了玩弄情感和技巧的时候，就需要还原了。

三、工作与聪明：诗人是一个工作者而不是一个聪明者。以前诗歌所要提到的灵感往往是靠不住的，真正的作品是应该样仰仗工作。中外作家都注重这一点，因为灵感是要来自工作的，而不是空想出来的。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歌德说“勤，是天才最主要的条件”。他们说的都是真的道路，诗人必须有真实的工作，只凭灵感是写不出什么的，有成就的人都是工作者。从前我读到这一首歌颂跳蚤的诗是十七世纪一个英国诗人写的，他的想法是非常离奇的，完全是卖弄聪明，写诗的动机是由于他和爱人在床上捉到了一只跳蚤，于是歌颂起来，（笑）他向跳蚤说：你的身体里有了我的血，也有了我爱人的血，我们两个人的血在你的身体里结了婚，所以我歌颂你（哄笑）。这种卖弄小聪明我们是不需要的。

四、讽刺与油滑：讽刺是对现实有所不满，和有更大光明的信念，而不愿意对现实做直接攻击，而以侧面写出之。诗经中有十分之三四都是讽刺的，讽刺诗是怀了爱和对前途光明的希望，对黑暗有恨才写出来的。如果违反了这个原则就流入油腔滑调，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容易使诗堕落。如今在无线电里我们常常听到这种油腔滑调，这是给帝王当侏儒的奴子传统，以他的油滑来博得他人的一笑而已。讽刺的诗稍不谨慎便成为油滑，由油滑再变为讽刺则很困难。因此，在写讽刺诗以前，我们要考虑对目前的光明是不是充满了自信，如果没有而只有一点取笑的意思，便立刻由讽刺变为油滑，所以写作态度必须谨慎，不然将沦为弄臣。讽刺是诗的本质，而油滑是诗的变质。

五、自由与散漫：目前一切都要求自由，精神上的，形式上的。但自由是有组织的，健全的，散漫是堕落的，不健全的。一个要强的民族，在自由里必须有他的组织力，诗也是如此。

在一个虚伪堕落的社会里，我们往往发现不少恶劣的现象，在这个社会里诗往往流于空虚，玩弄，小聪明，油滑，散漫，我们如果对诗有要求，必须对诗革命，使诗还原。我们觉得诗从五四以来，虽然摸索着走了三十多年，但是距离诗的本质已经近了许多。经过十年抗战，大家都经验的很多，诗的取材方面变得很广，而诗人的态度是比十年前的使人严肃而切实得多了。

S. SPENDER，写（诗）[过]一篇《反抗中的诗人》，其中有一段大意说，欧洲的文化走到应该改变的路上去，人类有两条路，一条是腐化的，一条是灭亡的，而有良心的诗人，应该在这两条路外另找一条新[路，追]求真理和信仰。这种要求也正如古代诗中的，对于神的赞颂，这个神也可以说是真理的化身。

现在的诗的成绩虽然很有限，但是它的道路是要向恢复诗的本质的方向去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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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陈云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