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野 | 陈云昊：晚清的蓄力与共和的张力——评魏定熙《权力源自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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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源自地位：北京大学、知识分子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9》

魏定熙 著，张蒙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五版

书评作者：陈云昊，生于1992年，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文学与学术。文章写于2017年2月6日。

原刊温哥华学术期刊《文化中国》2017年第4期

“中国研究”栏目

1975年，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出版了篇幅不大而广为流传的早期著作《大清帝国的衰亡》（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台译《中华帝制的衰落》）。他在开头写道：“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学家常常将欧洲后文艺复兴时代的巨变，与儒家文明的冰川蠕变相比较。”他提出的问题是，“这样一个内部不能变革的中国，只能受外力革命的推动”的解释真的符合历史的真实吗？大陆最近出版的《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中将这本书视为转移清代史研究风气之作。叶文心这样概括魏斐德的历史洞见：“魏斐德相信在近代中社会变迁及历史演进的过程之中，中国内缘因素比西洋外来因素重要。”（魏斐德：《中华帝制的衰落》）

魏斐德著作（繁体版）

求学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魏定熙，直接师承魏斐德，将内缘因素演进研究的视角从晚清延伸到了五四乃至更后面的1920年代，并聚焦到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这座关联着现代中国知识命运的最高学府。我们可以将其代表作《权力源自地位：北京大学、知识分子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9》（英文2004版，中文2015版）视为对魏斐德《大清帝国的衰亡》开创之功的一次当代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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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晚清帝制最后半个世纪的蓄力

《权力源自地位》并不是仅仅涉及书名中所写“1898-1929”之间的时段，以戊戌年（1898年）开端主要是因为京师大学堂的成立，它意味着一个新的空间的打开：“自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以来，它从未完全属于‘国家’，更从未彻底被‘社会’掌控”（12页）。作为一个蓄力的阶段，作者将探讨这种空间形成往上追溯至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和保守派围绕同文馆的争论之时，这样的眼光意味着将晚清的最后半个世纪（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10年代）视为整体。魏定熙越过戊戌年从冯桂芳的60年代写起，具有相当的史学眼光。这意味着没有晚清的内在视野，我们将难以理解历史为后来的演进蕴蓄了什么样的势能。

太平天国叛乱（1851-1864）的平定，为晚清的最后半个世纪的权力、制度、义理、知识的变革画出了起点。这和我们国内近代政治史惯常地将1840年的鸦片战争作为起点的做法有所不同。不过也正是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太平天国的叛乱造成的内忧外患，使得清王朝感受到了自身最为虚弱的时刻。透过魏定熙的论述，我们可以在这个蕴蓄着未来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出场的时刻概括为两种意味：其一，清廷容忍了乡绅帮助朝廷恢复民心重掌权力这一“权势的转移”，地方乡绅将创建书院视为其重建社会的工作，这意味着教育事业被自下而上地赋予了更高的使命；其二，清廷内的自强运动为后来维新派“努力将建设一个新大学的提议与寻求富强的宗旨结合在一起”奠定了自上而下的危机意识。

魏定熙看到戊戌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作为清帝国最高学府，关联着从古代的太学到国子监到翰林院这一势位的转移；而从充满意识形态斗争色彩的同文馆到维新运动中的京师大学堂，更是继承了被伍思德称为“一个前帝国时期的教育黄金时代的神话”的想象（所谓三代之治中的学校体制）。现在，这个神话的复兴被明清易代之际的黄宗羲等思想家赋予了重建道德秩序的使命，而在魏定熙看来，“当今的国子监已无力完成道德的重建”（26页）。那么，势位就在此发生了转移：“因为晚清的维新派也认为知识分子理所应当成为社会的领袖，所以我们可以从历史上寻到一条线索：起于汉宋的太学生抗议，继于明清之际，达于1890年代的维新派。”（26-27页）在此，我们看到晚清最后半个世纪的蓄力中调用的是儒家内部的改革意志和思想资源。这个思想框架为新建一所“大学堂”来应对变革的时势做了铺垫。也难怪，“在‘百日维新’前景最乐观的时期，京师大学堂象征着由朝廷亲自领导的思想与转型的可能”（41页），在此想象中设计的京师大学堂，也将在现实时局的遭遇中开启自身的历史。

二、共和的多重张力

《权力来自地位》的前两章以半个世纪的蓄力，为辛亥、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的出场做足了铺垫。如果说从18世纪60年代到辛亥时期的京师大学堂，牵涉的是始终是在帝制下的内部转型；那么，1912年开始，北京大学被推到了关乎整个国家之命运的势位，其一举一动并不意味着在共和制度下的全盘更新，反而意味着过去的新旧之争上升到了更高的势位：其极点就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1919年始终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年份，在它之后的北大似乎再也不是从前了。而魏定熙的敏锐之处，在于看到了“五四运动的内在张力”，他试图“推翻这样一个以五四为中心的历史诠释”，“以探寻在1919年之后的几年里，激进的北大内部风气的多重张力”（190页）。一旦将1919年重新放回和过去相连接的历史脉络之中，新旧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就可以在共和时期得到重构。

他看到：在帝制结束不久之后的过渡时期，北大学生的抗议运动弥漫着对自身出路的紧张与不安，在学生身上，“现代与传统两种思维观念是共存的，绝非简单的前者取代后者”（109页）；袁世凯之死“加速了共和试验的失败”（119页），处在政治中心的北大再次陷入“权威危机”，蔡元培在1917年的临危受命为北大完成了一次关键的整合：“他们往往不满于现代西式学校的一些流行做法，即将知识分门别类而不是重新整合或道德化。”（124页）——旧式书院的理想和现代分科的大学教化在这样一个充满危机的时刻结合在了一起，这样的北大才能“为国家再造政治与文化的根基”；魏定熙还进一步看到，对处在“最高学府”的知识分子来说，“根深蒂固的文化价值观不是完全消失了，而是转变了、升华了”（137页）；到了1918年至1920年之间的北大，“虽然礼貌和尊重并没有在一夜之间就丧失殆尽，但此时涌现出的披着文化外衣的政治矛盾预示了1920年代中期知识界的大分裂”（160页）……

在此，魏定熙将围绕北京大学的历史状况、知识分子处于新旧之间的道德观、旧式书院与新式大学所代表的不同担当，巧妙地嵌入了对新局势的分析之中。对于从帝制转向共和时期的人们来说，共和带来的思想困惑和价值焦虑始终游走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其中的知识分子更是不得不面对一个势位变动剧烈的政治空间。在此，学术和政治不再能各自独立地获得历史的定位，因为时代的洪流将这两者交织在了一起。而在这势位之中的人们，有时候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调用着北大的历史和它曾经的势位，作为重构一代人文化理想的大舞台。比如，他借用其导师魏斐德的研究，区分帝国晚期“关于知识分子组织有两种相对立的看法”，一种是不群不党，一种是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于是，他将蔡元培组织的“进德会”视为“一个具有政治色彩的组织”，并指出“它试图用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抗议运动来弥补中国学习西方宪政的失败”，由此，蔡元培实质上是在“将北大的教育使命政治化”（150-151页）。

在这个充分政治化的时空里，北京大学的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倡导者都利用并创造着一种“政治文化”。这个基本的判断其实关系着一个对魏定熙而言是悬而未决的课题：“究竟公民与其国家之间应该是怎样的一种关系”，“知识分子在20世纪初重塑中国政治文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4-5页）？所以，在对北京大学、知识分子与中国政治文化的考察中，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北京大学之所以会是中国最知名的大学，正是因为它在上个世纪纷繁复杂的大背景之下，一方面成为了人本思想的殿堂，直捣历史与现实之关系的核心；另一方面也成了激进主义的堡垒，试图使中国的社会，文化与政治都含有意义与价值两方面的思考。”（6页）

其中，魏定熙对“政治文化”一词的理解与来自林·亨特《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一书的启迪相关。林·亨特惊讶于法国人是如何将巨大的情感和象征意义注入到政治中去的，在氏著的结论《政治文化中的大革命》部分，“大革命”被视为一个时刻，“就在这一时刻，人们发现政治是蕴含巨大效力的活动、意识转变的代理人，以及性格、文化和社会关系的铸模”。在这个泛指的、能动的、同时富有修辞色彩的政治文化的启发下，魏定熙往来于思想史、社会史与制度史之间，并深入到知识分子乃至普通学生的细微的日常生活之中。在林·亨特那里，社会和政治就像是莫比乌斯带的两个面，根本没有上下之分，魏定熙这里也是如此，政治、学术、文化并没有不能截然分开；不过，林·亨特研究的社会和政治关联的是一场崭新的“革命”，其中革命文本的作者所属的“威权”一直都不确定，而魏定熙在书中关联的是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是一个转型之中的过渡空间，其“地位”的来源始终指向熟悉的传统儒家文化的学问和经世品质之中。由此，《权力源自地位》一书中的“政治文化”概念有林·亨特的影响，也经过了内缘路径的改造，在“想法与现实，意图与环境，集体实践与社会情境之间的激烈互动”中，他总是直面着从帝制到共和的本土政治文化演进进程。

这种“政治文化”能成就北京大学五四式的现代性之路，也能带来1927年之后北大在政治和文化双重意义上身份的丧失——北大是这样的政治局势之中的产物，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同样如此。魏定熙从北京改为北平之后的时局中观察到“北京大学作为一个人文荟萃政治活跃的中心已不复存在”，而且“20年代末知识分子的集体出走这一现象正说明了不可能由胸怀天下的‘士’来领导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的重建”（255页）。因为，在这个“政治文化”的时刻，“知识分子不得不承认，他们所倡导的文化不过是众多文化形式中的一种”（257页）。在共和时期经历过光荣的北大也不得不面对自己的衰落，并为应对时局在自身承载的多种传统中做出择选。而魏定熙甚至在书末的《结语》部分富有预言意味地将1920年代末的北大连接于当下的北大，对其身上负载的强烈民族主义资源和同样重要的兼容并包、独立思考的传统做出了某种切割，因为，当下的北大只可能在面对当下的共和制度和历史现状中才能创造出“政治文化”的力量。

三、结语：势位之力

这本书名（The power of position）译作“权力源自地位”其实有一些不妥，因为汉语中的“权力”一词含义侧重政治权力，内涵太狭，不能同时涵盖power所具有的政治、文化、社会意义兼具的“力”的意味；而“地位”一词过于稳定，用来形容政治文化激烈互动中一个不断重构的空间似乎有些困难；“源自”是迁就了汉语的表达，对照英文看并不太合适。“The power of position”的表达是最为合适的，或许可以翻译作“势位之力”（汉语中的“势”既能指社会形势又能指政治权势，而且可以与“力”相关联，构成一种“势力”）。

魏定熙此著给我们的启发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和现代大学的历史的角度：从帝制到共和。在共和制度中的人们常常将自己创造历史的意志过于夸大，而忽略了其所借助的“势位”往往根源于深远的历史时空。晚清帝制时期的礼乐秩序、历史经验、政治局势、社会情感和知识品质，都为这个“势位”积蓄了“势力”。而这个“势位之力”的角度，为我们探索新旧文化交织的过去的世纪，尤其是20世纪最初的20年，提供了一条不是简单否定过去、也不是简单肯定过去的研究路径。而他所使用的“政治文化”概念则启发着我们将政治作一种修辞化的广义理解，同时看到文化也内在具有着政治化的潜能。这对理解一个变动的现代中国是不可或缺的理论自觉。而现代中国的命运，很大一部分在于如何面对自身的遗产——无论的帝制时期的遗产，还是共和时期的遗产——并在变动的时势中，将其转化为文明演进的力量。

魏定熙

Timothy B. Weston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历史系副教授魏定熙，新一代美国汉学家中的佼佼者。198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并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同年前往北大学习汉语。1988年，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研究生，期间曾短期赴台北学习汉语；在伯克利攻读博士学位的七年间，魏定熙师从著名汉学家魏斐德教授和叶文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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