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列车·节录22 | 沈卫威：哥大留学生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新创立的六所高等师范学校沈阳高师、北京高师、南京高师、武昌高师、成都高师、广东高师，在办学模式上逐步发生变化，以1915年郭秉文出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为转折，师资开始聘请留学美国的学人，师范教育则看重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民国师范教育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有以变法、改良为基本教育理念的日式师范教育模式，被具有以实验主义教育为核心理念的美式师范模式取代，成为现代中国教育与美国教育接轨的标志。

（作者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哥大留学生对实验主义教育的宣传、推进

1919年2月杜威到日本讲学，胡适得知后，立即联合蒋梦麟、郭秉文、陶知行三位杜威门生，共同促成杜威中国之行。1919年4月30日—1921年7月11日，杜威来华讲学，一年多的时间，他在中国14个省78个城市进行了150多次演讲，陪同并做翻译是蒋梦麟、郑晓沧、陶知行、胡适、刘伯明。杜威及实验主义掀动的热潮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事件，尤其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最为直接。杜威之后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孟禄，他于1921年9月5日—1922年1月7日，在中国9省18个城市演讲60多次[1]。为配合杜威、孟禄来华演讲，《新教育》先后在第1卷第3期、第4卷第4期分别出了“杜威号”和“孟禄号”。同时零星各期也有多篇介绍杜威、孟禄及教育思想的文章。以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为主力的《新教育》成了宣传、推进杜威及实验主义的阵地。

（杜威，1859-1952）

1920年《留美学生季报》第7卷第4号上，有庄泽宣《哥伦比亚大学师范院及中国教育研究会》一文，此文随后又刊《新教育》第3卷第4期。他说：“哥伦比亚大学里的师范院，又是全世界研究教育的最大的一个机关”。“这师范院的功课既多又好，所以中国学生在里面求学的有二十几位。此外还有美国人去过中国，或是想到中国做教育事业的，或是很热心研究中国教育情形的，也每年有二三十位，于是就组织了一个中国教育研究会”。“这会的成立，已经很多年了，从前郭秉文先生在此地留学的时候，就有了，不过那时人少，开会也不十分正式，随便聚几位同志讨论，等到张伯苓先生在此地的时候，范静生、严范孙诸先生都在此，这会渐渐有精神，渐渐正式起来。后来南京高师张士一先生，北京高师邓芝园先生，都来留学，接接连连又有郭秉文先生、袁观澜、陈宝泉，及最近教育团诸位先生，都在纽约耽搁日子不少。这会的精神更盛。”[2]哥伦比亚大学师范院中国教育研究会的任务是：研究中国教育上各种重要问题；请名人演讲中国或他国教育以资参考；讨论关于中国教育之论文；发表讨论所得以供研究中国教育者之参考。据庄泽宣的问卷调查，此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院研究教育的中国教育研究会会员有张彭春、张敬虞、张耀翔、周学章、朱斌魁、钟俸霞、卓文、庄泽宣、李昂、李建勋、李华、欧元怀、陶慰荪、汪懋祖、徐则林（陵）、王志仁、潘健卿、杨荫榆、叶素志（还有几位未能联系上）。这些人当中，只有李华、陶慰荪、徐则林、潘健卿、叶素志五位不是出身哥伦比亚大学。

接下来具体看《新教育》杂志。1919年1月 “新教育共进社” 成立，2月，《新教育》创刊。倡办者为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暨南学校、中华职业教育社联合组成的“新教育共进社”。刊物的宗旨是“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刊物的“主干”为蒋梦麟，“记者通信”为黄炎培，“编译”为徐甘棠，“发行”为沈肃文。编辑代表有北京大学：蔡元培、胡适、陶履恭。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郭秉文、刘经庶、陶知行、朱进。暨南学校：赵正平、姜琦。江苏省教育会：沈恩孚、贾丰臻。中华职业教育社：余日章、顾树森。杂志的编辑部设在上海西门外的江苏省教育会内。刊物每月一期，七、八月停刊，五期为一卷。但由于学潮和事故，无法按期出版，故月份上有变动。因《新教育》，杜威及实验主义的新教育思想得到有系统、有组织地向中国教育界输入。杜威弟子蒋梦麟、胡适、张伯苓、郭秉文、陶行知、陈鹤琴、郑晓沧都是“新教育共进社”的骨干力量。因此，从《新教育》杂志上就可看出，在对欧洲及美国的各种教育思想、方法的介绍、吸收上，德国古典大学教育观念的影响不敌美国杜威及实验主义新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影响。

1919年2月—1925年10月，《新教育》共出版11卷53期。陶行知自1922年1月第4卷第2期接替蒋梦麟成为实际的主干（编），编辑部也由原来设在上海的江苏教育会，变为东南大学教育科。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教授郭秉文、陈鹤琴、郑晓沧、孟宪承、徐养秋、张士一、邹秉文等都为刊物写文章。《新教育》停刊，实与郭秉文被迫离开东南大学和陶行知另谋新校建设有关。

创刊号的5篇“专论”，有2篇是谈试验主义（后来又译为实验主义）：陶履恭的《试验主义与新教育》、刘经庶的《试验的论理学》。1919年3月第1卷第2期的专论有郑晓沧的《杜威氏之教育主义》。1919年4月第1卷第3期为“杜威号”，蒋梦麟、胡适、刘经庶、朱进都有文章，同时还刊登有杜威的演讲译文。“杜威号”内容涉及杜威哲学、伦理学、论理学、教育哲学、实验主义、平民主义—平民主义的教育—平民主义教育的办法等多个方面。这一期卷首还刊登了教育部教育调查会议决议的《中华民国教育新宗旨》：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具体的解释是：

健全人格：1．私德为立身之本，公德为服务社会国家之本。2．人生所必需之知识技能。3．强健活泼之体格。4．优美和乐之感情。
共和精神：1．发挥平民主义，俾人人知民治为立国根本。2．养成公民自治习惯，俾人人能负社会国家之责任。

1919年5月第1卷第4期上，姜琦有《何谓新教育》一文，他认为“新教育”应包含两层内容：“新教育者，适应新时代要求之教育也”；“新教育者，包含一切新主义之教育也。”并进一步强调“本社研究新教育之要件：一、介绍。二、批评。三、发明”。而实际上，《新教育》所宣扬的最为主要的主义是实验主义。

1919年9月第2卷第1期上，刊物倡办者增加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编辑代表为：陈宝泉（筱庄）、邓萃英（芝园）、何炳松（柏丞）。1919年10月第2卷第2期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编辑代表又增加了程时煃、王文培。从四位主持人（主干、记者通信、编译、发行）和六家单位的18位编辑代表看，蒋梦麟、胡适、朱进、郭秉文、陶知行、姜琦、陈宝泉、邓萃英、程时煃均有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的背景。

1922年1月第4卷第2期为“学制研究号”。倡办者增加了东南大学。编辑部设在南京东南大学教育科，陶知行取代蒋梦麟为主干，同时刊出“本社各组编辑员一览”[3]。从这些基本人物的留学背景和实际学术活动，就可以明显看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生和杜威及实验主义对中国大学的重要影响。因为他们之中，有半数具有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的学术背景。

“学衡派”对哥大留学生的不满

（白璧德）

哥大留学生回国后从事师范教育，大都是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新文学的支持者。因为白话新文学是新教育最为直接的推动工具。

1922年1月，《学衡》杂志在东南大学创刊，并展开对胡适及新文化的批评，引发了中国大学教育中人文主义与实验主义之争。仅当时东南大学的教育理念就存在着白璧德门徒（新人文主义）与杜威门徒（实验主义）之争，并在《学衡》与《新教育》两个刊物上表现出明显的对立。《学衡》杂志社的五个主要人物中，胡先骕、梅光迪在文章中均表示出对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的不满。这也是1924年以后《学衡》杂志社的核心人物离开东南大学的原因之一。而在校长郭秉文与实际承担副校长职责的校长办公室主任刘伯明（经庶）之间，由于实验主义与新人文主义的信念不同，也表现出不同的办学理念和方法。因为胡先骕、梅光迪在哈佛大学都受到白璧德及新人文主义的影响，而白璧德在1908年出版的《文学与美国大学》一书，就是批评美国的大学体制，并有针对性地指出美国大学教育中轻视古典文化和人格的道德培育，主张新人文主义。尤其是白璧德批评美国大学的博士培养，而他自己也不申请博士学位。这也影响到了他的几个中国学生。胡先骕为《学衡》第3期翻译了白璧德的“Humanistic Education in China and West”，名为《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吴宓在为《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所加的“附识”中明确指出，白璧德之说是最新颖的人文主义。“人文教育，即教人以所以为人之道，与纯教物质之律者，相对而言。”在随后《学衡》上几篇谈大学教育的文章中，都可以明显看出白璧德及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对他们的影响。1925年，吴宓将《学衡》带到北京清华学校编辑，第42期上所刊张荫麟译《葛兰坚论学校与教育》，文中的诸多观点，都与白璧德的《文学与美国大学》相似。葛兰坚批评美国科学化、机械式的教育或训练方法，“蚕食人文教育，日甚一日”。

“学衡派”成员梅光迪、吴宓、胡先骕、柳翼谋在国内公开反对胡适及白话新文学，主要是在1919—1923年间，其中梅、吴、汤（指汤用彤。但汤本人并不反对新文学，随后又成了胡适的朋友[4]）结盟是在美国的哈佛大学。他们当面的冲突只有一次，即是在1923年12月1日东南大学学生胡梦华与吴淑贞的婚礼上。胡适此时在南京讲学，并应邀作证婚人。梅光迪、楼光来为男女双方介绍人，杨杏佛、柳翼谋、吴宓到场。也正是这样一个难得的场面，使北大《新青年》派的胡适与东南大学《学衡》派的梅、吴、柳有了一次当面交锋的时机。胡梦华说，在这个婚礼上，“吾家博士适之叔展出文学革命观点，梅、吴二师提出希腊大师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以示当时名遍中国学术界的杜威、罗素二博士，未必青胜于蓝，更不足言后来居上。接着柳师还提出子不学的孟轲助阵，适之叔，单枪匹马，陷入重围；杏佛师拔刀相助，雄辩滔滔。事后，淑贞与我研究，认为他们雄辩引经据典，俱有根底，给我们婚仪添了佳话。吾家博士主张文学革命提倡白话，展开新风气。迪生老师坚持白话应提倡，但文言不可废，则是不朽之论”[5]。此婚礼的突奇之处，足可以与几年后徐志摩、陆小曼的婚礼上梁启超训斥徐、陆之事相比。

（南高院）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郭秉文、刘伯明正副校长与胡适的关系。郭、刘、胡都是留学美国，虽文学观念、学术思想不同，但并不影响他们作为相好的朋友关系。在南京大学的校史中有这么一段轶闻、传说：“胡适之先生在未回国前曾为郭秉文先生恳邀，但是胡氏苦于已接受蔡元培先生的邀约，赴北大任教。”他告诉郭秉文先生说：“如果不是蔡孑民（元培）先生和我已有约在先，我一定会到南高执教。因为，早已有好几位和我一同留美的同学好友，如任鸿隽、陈衡哲、梅光迪等，都已经被你拉到南高师了。”[6]据我个人考察，此说完全是杜撰的。时间、地点和随后的事实都错了。可以说与事实正好相反。胡适1917年回北大任教时，任、陈、梅都还在美国学习，根本没有到南高。再说陈衡哲1920年夏回国，是经胡适推荐，先到北京大学教西洋史，成为北京大学的第一位女教授，半年后因怀孕辞去教职，后来才转到东南大学的。梅光迪回国后是先到南开大学任教，一年后才到东南大学。现据《胡适的日记》所示，1921年7月20日，胡适在上海商务印书馆考察时遇到了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郭劝胡适留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译所所长，同时兼任东南大学教授。胡适当面拒绝了。他说：“东南大学是不容我的。我在北京，反对我的人是旧学者与古文家，这是很在意中的事；但在南京反对我的人都是留学生，未免使人失望。”[7]

刘伯明对教育问题，最具有批评的精神。他尤其反对狭义的“职业主义”，对计功求效，缺乏人性人情的机械生活，深表不满。认为这样一来人的精神世界就会枯萎，实用的机械主义会使人失去自主独立的精神。张其昀特别强调说，刘伯明这是“力持人文主义，以救今之倡实用主义者之弊”[8]

哥大帮教育家辈出

在中国的大学教育中有一个谁也无法忽视的现象和实际的势力，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及杜威实验主义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先看校长、教务长或创系主任：

唐山路矿学堂校长熊崇志
北京大学的三任校长蒋梦麟、胡适、马寅初
清华大学代校长严鹤龄、校长罗家伦
中国公学校长胡适
南开学校代理校长暨南开大学筹办科主任张彭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
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
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
青岛大学（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杨振声
齐鲁大学校长、中国公学代校长、光华大学校长朱经农
厦门大学校长邓萃英
河南大学校长查良钊、凌冰、邓萃英、张仲鲁、刘季洪
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李建勋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
北平师范大学校长、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院长李蒸
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
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副校长卢晋侯（锡荣）
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
暨南大学校长、西北大学校长姜琦
安徽大学校长杨亮功
武汉大学代校长刘树杞
大夏大学校长欧元怀。
国立师范学院院长陈东原
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校长汪懋祖
西北大学校长刘季洪
光华大学副校长、后出任上海师范学院院长廖世承[35]
创建东南大学教育系和晓庄师范校长陶行知[36]
参与创建东南大学教育系、后出任南京师范学院院长陈鹤琴
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校长余上沅
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校长，后出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熊佛西
参与创建东南大学教育系和浙江大学教育系的郑晓沧
暨南大学教务长张耀翔。
抗战时出任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院长的艾伟
教育部政务次长、代理部长陈雪屏

这些教育机构的领导者都是出身哥大研究院，或为哥大师范学院学生，或为杜威实验主义的门徒[11]。五四运动前后，作为实验主义哲学家、“新教育运动”领袖的杜威来华讲学所受到的欢迎程度和实际影响，远比主张人文主义（保守的“东方主义”）的泰戈尔来华影响大。当然，我们不能不看到上述杜威的中国学生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至于其它专业的哥大毕业生就更多了。唐德刚在为《胡适口述自传》作注释时说“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是专门替落后地区制造官僚学阀的大学”[12]。杨亮功1924年秋——1925年夏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一年，他在《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中说到哥伦比亚大学师范院校的克伯屈（沈按：译法不同，又译为屈克伯）教授是杜威的高足，讲授教育原理，对杜威学说的弘扬，贡献颇大。“克伯屈与杜威两人对于中国学生皆极亲切”。1927年2月4日至5月13日，克伯屈到中国讲学，从南到北，各处都有哥大师范学院的学生如凌冰、朱经农、刘湛恩、陶知行（行知）、张彭春、张伯苓、熊芷等人陪伴。在上海的一次宴会上，就有75位他的学生参加，“他引为是平生最得意的事”[13]。陈平原曾统计过265位教育家中有142位有留学经历，其中34位出自哥伦比亚大学[14]。1929年10月31日，熊崇志、孙科、胡适、严鹤龄、郭秉文、蒋梦麟、陈裕光、刘湛恩、刘廷芳、侯德榜等16人获得哥伦比亚大学首届国际校友“大学卓越奖章”（哥伦比亚大学王成志先生提供）。

（《西潮》）

蒋梦麟在《西潮》中回忆到杜威：“他的著作、演讲以及在华期间与我国思想界的交往，曾经对我国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发生重大的影响。他的实验哲学与中国人讲求实际的心理不谋而合。”[15]可以说杜威的影响是最为直接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孟禄（又译孟罗、门罗），1921年9月“受京津沪宁的教育界邀请来中国考察教育情形，以为改革中国学制的地步”[16]。1928年12月19日再次来华，是为了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17]的工作。他多年来也一直对中国的教育有兴趣，而且对哥大的中国学生花费过很多的心血。他认为：“从留美学生中，可以看出一种历史动向，此种动向会形成当时令人无法相信的发展。”[18]这种关注中国未来的教育思想的确是有远见的。

（孟禄）

特别是孟禄长期在华，其影响和杜威一样重要，故有“新孟禄主义”[19]之说。1921年12月24日孟禄在北京大学有《大学之职务》的演讲（胡适口译），提出了“知识的生活”作为大学的基本问题。他“大学之职务”的具体内容是：“第一是宣传；第二是应用；第三就是提高。——就是要使各种学说思想，因为有了大学的存在，而能格外的提高，这就是大学最后的任务。”[20]1950年代批判胡适时，就杜威及实验主义对中国现代社会影响的重估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说上万的中国留学生带回了杜威的思想。陈鹤琴在1955年2月28日《文汇报》的批胡文章中说：“通过杜威当年的一个反动思想大本营——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学生留学在那里的经常有三百人之多，从辛亥革命起一直到解放以前，这三十多年来，上万的中国留学生带回杜威反动实用主义主观唯心论思想和杜威反动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其中最显著的当然要算杜威在中国的帮凶胡适了。”此文被胡适引用（见《胡适全集》第26卷第303页）。

1948年1月6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校友会中国分会第一次筹备会议在南京华侨招待所召开，到会者21人，大会临时主席陈鹤琴。会议“决议事项”有六项：去信哥大师范学院院长致敬并报告组织校友会经过；函请哥大学者来华讲学；去函慰问哥大前校长夫人、师范学院孟禄教授夫人等；去函杜威博士致敬，正式筹备委员七人：朱经农、欧元怀、陈鹤琴、程其保、罗廷光、朱炳乾、阮康成；去函通知各地哥大师范学院校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五-15354《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校友会中国分会第一次筹备会议记录及名单》第2页）。

1949年，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生在中国的代表人物胡适受到批判，作为校友会的群聚自然也就无声无息了。

（今日的南京市鼓楼幼儿园 摄影：安继光先生）

民国时代，哥伦比亚大学对中国教育的影响，相对集中地点是南京、北京。《新教育》杂志的编辑大都在我执教的南京大学的前身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东南大学、金陵大学、南京师范学院、晓庄师范的四位校长都是哥大出身。如今我家旁边就是陈鹤琴创办的幼儿园，也就是南京大学的旁边。那是哥大学子回到南京后的幼儿教育实验场所。城北还有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如今为晓庄学院。哥大及杜威实验主义的影响，在南京有许多踪迹可寻。

（南京晓庄学院）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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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详见谢长法：《借鉴与融合——留美学生抗战前教育活动研究》第70—72页、79—8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2]庄泽宣：《哥伦比亚大学师范院及中国教育研究会》，《新教育》第3卷第4期。

[3]从“中华教育改进社”名誉董事、董事和各组编辑员等基本人员的留学（游学）背景看，范源濂、严修、蒋梦麟、郭秉文、张伯苓、陶知行、邓萃英、汪懋祖、陈宝泉、刘廷芳、郑晓沧、凌冰、张耀祥、陈鹤琴、韦悫、李建勋、袁观澜、张默君、刘吴卓文、胡适、许崇清、张士一、廖世承等都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学术经历。

[4]汤用彤与胡适一直是很好的朋友，他1930年到北京大学任教是张歆海几年前就向胡适推荐的。1937年1月17日胡适读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稿本后，认为“此书极好”。说：“锡予与陈寅恪两君为今日治此学最勤的。又最有成绩的。锡予的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故此书为最有权威之作。”胡适在校读完此书稿后，便写信给王云五，推荐此书1938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见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32卷第609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2003年9月18日在北京大学的胡适研究座谈会上，汤用彤的儿媳乐黛云说，汤用彤1954年脑溢血是他在被迫批判胡适的高压下发生的（11月13日下午参加完《人民日报》社召开的批判胡适思想座谈会后，晚上即突发中风）。

[5]胡梦华：《青春文艺姻缘忆东南》，见胡梦华、吴淑贞：《表现的鉴赏》，1984年台湾重印本。此书的最初版本为上海现代书局1928年3月版。

[6]王成圣：《郭秉文与南高、东大》，见张宏生、丁帆主编：《走近南大》第9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7]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第373页。

[8]张其昀：《源远流长之南京国学》，《张其昀先生文集》第16册第8692页，（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9。

[9]详见谢长法：《借鉴与融合——留美学生抗战前教育活动研究》第154—155页。

[10]据陶行知：《陶行知文集》所示，陶行知在1923年之前所发表的《试验主义与新教育》、《教学合一》、《新学制与师范教育》、《第一流的教育家》等文章，明显受实验主义的影响。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11]1921年10月颁布的《东南大学各科主任名单》、1923年1月颁布的《国立东南大学教职员一览》中，出身哥伦比亚大学的有教育科（含心理系、教育系、体育系）主任兼教育系系主任陶知行、英文系系主任张士一（谔）、历史系系主任徐养秋（则陵）、教务部主任陈鹤琴。加上校长郭秉文、动物学教授陈植（席由）、教育学教授郑晓沧、朱斌魁（君毅），共8人。

见《南大百年实录》（上卷）第131—132页、149—164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2]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8卷第261页。

[13]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第３９页，黄山书社，2008。1927年1月22日在纽约有13位北京大学的同学请胡适吃饭，他们多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其中学习教育的就有两位，其中之一就是杨亮功。他回国后出任安徽大学校长。见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30册第472—474页。

[14]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第182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

[15]蒋梦麟：《西潮·新潮》第92页，岳麓书社，2000。

[16]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第445页。

[17]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31卷第305页。

[18]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第73页。

[19]孟禄1921年12月23日在北京美术学校的演讲，由胡适口译，记录者听从胡适意见，发表时题为《新孟禄主义》。见《胡适全集》第42卷第621—626页。

[20]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42卷第618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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