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议堂”原创MV，唱出行政复议人“初心”

 

主唱：沈涛、李翔斌       作词、伴奏：李翔斌    

参演：上海市司法局行政复议处全体人员

“行政机关做错的地方，写封申请告诉我们吧！”

怎么样，有没有被这首MV暖到？

它是由上海市司法局行政复议处的一群业余选手集体创作而成，曲调源自老歌《一封家书》，而歌词、伴奏、主唱、伴唱和MV出演，都是这个创作团队一手完成。

从这首谈不上惊艳甚至还有点走调的歌里，我却听出了上海行政复议人的一腔热忱。

早就听说行政复议处是一个很有战斗力的团队，仅去年一年，人均办案量就超过120件，相当于每两个工作日就要完成1件。

今天，我带着敬意走近这个团队，想听听这首歌背后的故事……

我们处又叫“忠议堂”

“忠议堂”，这个颇具江湖气的名字，是行政复议处微信工作群的名称，就连处长也被处里的年轻人私下里戏称为“堂主”。

行政复议处一共有9名成员，其中60后1人，70后3人，80后5人。

“我们处氛围太好了，处领导有魅力，小朋友很给力，”副调研员宓怡青感慨道，“我们是有班一起加，有任务一起顶，团结得像个大家庭。”

宓怡青在行政复议处已经7年了，对复议业务谙熟于胸，被处里的“小朋友”亲切地称做“宓姐”。

“遇到事情问宓姐准没错，”王婉婧去年7月刚刚入职，是“小师妹”，虽然工作不到一年，也已经主办了24件案件。

“我们处的带教传统特别好，” 2015年入职的杨希雯是“宓姐”一手带出来的，现在也是别人的师傅了。“到现在，我遇到疑难案件时还会去请教宓姐，她有本事从厚厚的案卷中一眼看到症结，然后条理清楚地分析各种可能的走向。”

“我们处没有专职内勤，每个人都要办案子，案子实在太多了，”调研员张坚说，“有时候来了一个紧急任务，处长还在盘每个人手上的工作量，总有人会主动出来说‘我来吧’！”

去年11月，因为办公室搬迁，还在休产假的吴丽梅被叫回去整理个人物品。

三天以后，办公室搬好了，吴丽梅却悄悄地去人事部门提前三个月销了产假。“看到案子这么多，大家都这么忙，我实在不好意思再回去休假。”

还有一次，领导临时决定要召开一个全市性的重要会议，筹备时间只有4天，处里的9个人全部开启“加速模式”，最终会议顺利成行。

“别看大家平时都互相补台，亲如一家，在案件讨论会上可是火药味十足，”副处长沈涛笑着说，“对于案件有不同观点，不论职级高低，都可以各抒已见，我们处长也经常被‘怼’。”

“我们出具的行政复议决定代表的是上海市政府，不容有失，”赵德关说，“内部案件讨论会能够帮助主办人理清思路，穷尽各种可能，也就把出错的几率降到了最低”。

“我们是一个年轻的团队，所以在管理上也要讲究技巧，”谈到被“堂主”的经历，赵德关不仅莞尔，“年轻人都喜欢新奇，喜欢开玩笑，就像这个群名称，我觉得无伤大雅，就一直用了下来。”

我们“堂主”骨骼清奇

“少年，我看你骨骼清奇，必是武学奇才。”这句武侠小说中的俗套，被行政复议处的“小朋友们”用在了处长赵德关身上。

“我们赵处是奇才，让人望尘莫及。”杨希雯感慨。

手握苏州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双硕士学位，美国耶鲁大学访问学者，法官出身，从事行政复议后获奖无数，入选“上海青年法学法律人才库”，这一个个闪耀的光环并没有让赵德关满足。

2018年，赵德关“秘密”地考上了复旦大学行政法专业博士。

“我们再忙，也至多就是自己一摊工作而已，” 2017年入职的李翔斌说，“而我们的两位正副处长，承担着全处所有案件及相关工作的审核把关，他们的工作量需要成倍计算。”

“做行政复议17年了，还没有感到职业倦怠。”副处长沈涛是行政复议处的“元老”，职业经历甚至比处长赵德关还要早上几年。

“涛哥简直精力无限，对业务的钻研精神让我们‘晚辈’汗颜。”这是“小朋友”们对沈涛的一致评价，工作群里的业务贴十之八九是他转发的。

“不止赵处、沈处，我们宓姐也是奇才，”吴丽梅等一众“小朋友”纷纷补充，“宓姐是全市各个委办局的免费‘法律顾问’，出了名的‘问不倒’，提前咨询了她，被复议的可能性就降低了呢。”

“还有还有，她本来不是学法律的，去年那么忙，她却只复习了5个月就一次性通过了‘法考’，简直不能再厉害了!”

“‘前辈’们都这么拼，我们这些‘小朋友’还有什么理由不拼。”

我们是司法民工

在我看来，行政复议处的每个人都好像“打了鸡血”一般努力，“你们就没有遇到过职业困惑，没有情绪低落的时候吗？”我问。

“怎么会没有？太多了”，宓怡青说，“行政复议可是个苦差事。除了办案，我们还要做所有和案件有关的事务性工作，从拆信、寄信、与当事人沟通联系，到案卷整理归档，过程繁琐而枯燥。”

“我们还要直接面对情绪激烈的当事人，” 2017年入职的吴丽梅感慨，“有时候给申请人打电话，刚报了名字，对方就骂过来了！”

有一次，嘉定区一起征地补偿案件的申请人不服复议决定起诉到法院，旁听席被几十个同一地块的村民坐满了，因为诉讼结果也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利益。“刚一休庭，这些村民就指着我们鼻子开骂，”杨希雯回忆道，“休庭20分钟，他们就骂了20分钟。”

“最委屈的是，有时候我们明明是在为申请人着想，帮他们分析问题，他们却根本不理解，一言不合就开骂，”杨希雯说，“感觉他们根本不是为了解决问题，就是来发泄情绪的。”

“最惨的是2015年，位于张江高科的三中院刚刚成立，周围还是一片荒凉，” 2013年从法官转岗到行政复议处的赵丹枫回忆，“那一年我们要开庭的案子特别多，经常上下午连轴转。上午开完庭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

“有一次，书记员好心帮我们在食堂打了盒饭，为了不让当事人误解，我们只好坐在法院门口的台阶上吃，”赵丹枫苦笑道，“吃完还得在台阶上坐两小时等着下午开庭。”

“这些情况，都是由行政复议的性质决定的，”赵德关说这些话的时候，表情严肃而坚定，“这时候考验的就是我们行政复议人的职业素养，如何与当事人沟通，如何调节自己的情绪，都是职业素养的一部分。”

每当遇到困难和委屈，“忠议堂”的“疗效”也显现了。

“这不只是一个工作群，也是我们的心理咨询室，”杨希雯说，“有什么不开心，群里发一通牢骚，大家互相安慰，段子手再说个段子，很快就恢复了。”

行政复议人的“初心”

“‘忠议堂’，意思就是忠于复议啊，不要太正能量哦！”赵丹枫是这个群名的始作俑者，也是处里有名的“段子手”，总能在工作紧张之余让大家哈哈一笑。

“忠于复议、复议为民，也是我们行政复议人的‘初心’，”赵德关说，“我觉得挺好，就没反对他们改群名。”

“老百姓如果不是真的觉得委屈，怎么会来和政府过不去？”70后的沈涛不仅是复议处的颜值担当，也是处内正能量的源泉，对前来申请复议的群众总是抱有天然的同情。

为了让百姓尽量减少成本，对那些行动不便或地处郊远的申请人，沈涛总是尽可能主动上门听取意见。

“涛哥手机里的滴滴，都是给申请人用的，”李翔斌开玩笑道，“有时候申请人来了才发现是老阿姨老伯伯，面询做完了，涛哥总是自费叫车送他们回家。”

89年的李翔斌是处里最年轻的“小朋友”，可在和群众的沟通交流上，却让众多“师傅”都竖起了大拇指。

去年冬天，李翔斌接到了一个浙江嘉兴的老阿姨打来的电话，质问前夫位于上海的房屋动拆迁补偿为什么没有她的份额并要求行政复议。

“这个老阿姨实际上和系争房屋没有利害关系，不具备受理条件，”李翔斌说，“不过她情绪非常激动，我就只好耐心地安抚她，等她情绪慢慢稳定下来，我再给她进行解释分析，前后通了好几次电话，最后终于把道理说通了。”

本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没想到几天以后，李翔斌收到了这个老阿姨寄过来的一面锦旗。

“行政复议案件与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赵德关说，“我们的工作就是确保每一份复议决定书都能够事实清楚、说理透彻、适法严准，让老百姓通过每一个复议案件感受到公平正义。”

“赵处严谨到已经有了‘强迫症’，”赵丹枫“抱怨”道，“不仅是我们的复议决定书他每份必改，只要是文字他都习惯性地改上两笔，有一次甚至连我们的请假单都让他给改了。”

“严谨代表一种态度。我们的申请人既有百岁老人，也有数百人的群体，他们选择复议而不是上访就是对我们的信任，是对政府法治的信任，”赵德关说，“严谨就是对我们的行政复议职责负责，也是对信任政府的人民群众负责。”

“忠于复议，复议为民”，这不仅是行政复议处每一个人的“初心”，也是他们的信仰，更是他们工作源源不竭的动力。

文字：吕凌

来源：市司法局行政复议处、市司法局政治部宣传处

编辑：黄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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