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菜、等人、等水沸腾，我怀念围坐一桌打边炉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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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May接到家里电话的时候，还有不到一个周就是春节了。“今年别回来了吧，呢期少D打边炉啦” 电话那头是在香港的家姐。
挂了电话，阿May算了算，已经三年没回去了，今年原本连假都请好，没想到因为疫情扑了个空。“吃不到打边炉咯”，阿May跟我说。“上次还是3年前”。
这是阿May一个“不成文”的习惯：一般不回家，只要回家必吃打边炉。别人都是早茶叉烧粤菜海鲜，她统统没兴趣。她就爱打边炉。
“为什么是打边炉？”我很不解。
“……习惯吧。”她一时也说不出个缘由。
今年46岁的阿May，出生在香港繁荣与安定的七十年代，曾经一家四口挤在铜锣湾小而普通的一间公寓里。
不论何时，只要有值得庆祝的事情，阿May家的窗口就会飘散出阵阵白色的热气，厨房没有多余的空间给妈妈施展拳脚，支起桌子打边炉，既节省空间，又免去了烹饪之苦。
白水加上葱姜，就任它沸着，这是再方便不过的汤底。酱油、小葱和辣椒圈混合的蘸料，都能衬托出食材的鲜。
妈妈偏爱花蛤，丢进锅里之后要数着时间，捞出刚刚开口还饱含甜汁的花蛤是妈妈的成就感。
爸爸一定要去买鸡子，平时被大家厌弃的鸡睾丸，他只有在这时才得以默默享用。
阿May和姐姐对锅里的牛展或是鱼片完全不感兴趣，一定要去抢丸子，最后数一数谁碗里有最多的虾丸和牛肉丸，还要比比看哪个丸子能弹到最高……
在姐妹俩不再热衷于玩“丸子游戏”的那一年，阿May被家人送去澳洲读书，之后在彼邦建立家庭，骑楼、街市和年少时的伙伴在视线中消失。当长大成人之后再回到儿时的地盘，对于香港的记忆已经不是过去生活的简单叠加。
曾经爱去的金雀关张又易址，莲香楼改名成莲香茶室，常去的早茶店上了食评榜后便得拥挤不堪，已不能坐下来慢慢享受一个啖包饮茶的早上。
“这是我的香港，也不是我的香港”，阿May无不感慨地说道，当回忆变得不再那么清晰和准确，只有打边炉，可以把大家带回很多年前的那个热气腾腾的夜晚。
在阿May的心里，打边炉吃什么好像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那个过程，支起锅来吃吃听听在她家里是常有的事，一顿饭吃上四五个小时也不过分，这个时候什么港式效率和can do精神，统统都可以抛去脑后。
而且打边炉有一个聊天属性，大家围坐在一锅滚烫的食物周围，吃完之后还会继续聊天、吹水，不会像茶餐厅那样匆忙，也不是小食店那般局促，好久不见的大家，终于有机会在同一张桌前坐下，好好聊聊最近的生活。
阿May爱打边炉整整爱了40年，因为在把筷子伸向锅中的那一刻，她只是一个平凡长大成人的香港市民，在一次又一次“打边炉”式的相聚里，她找到了自己。
在阿May取消行程的那一天，家住湾仔的藩姐正在忙着给自己的四个孩子打电话，嘱咐今年各自在家过春节，打边炉以后再食。语气里有关切，以及一点点不易察觉的遗憾。
49年后出生的藩姐，属于香港“婴儿潮”的那一代。经历过几代香港的她，对童年的贫穷还有抹不去的记忆，仿佛印刻在脑海里，而这也成就了她成年后勤俭与安定的性格。
香港的婴儿潮
*香港城市论坛
在藩姐家里，打边炉是春节的一档固定节目，仿佛一个改善生活的指标，要让年年好过年年。
丈夫过世之后，藩姐家里多了个菲佣照顾自己，但唯独在打边炉这件事上，藩姐要亲力亲为。她有自己的坚持：香米用油泡好，再放进砂锅慢慢熬，熬到锅里乳白透亮、米香四溢，然后用筛网捞出米渣留下粥水，才算落定。藩姐知道，如此煨出来的粥底细腻浓滑，能锁住肉和海鲜的滋味。
第二天一早，又要赶着去街市买料。
孩子们总是说，她年纪大了，买菜的事情让佣人代劳，藩姐不肯：“肉档的老板帮衬了十几年，只认得我的脸，不去怎么行”。的确，当年轻人都忙着去抢更紧俏的进口安格斯牛时，藩姐却觉得本地牛独好。有两家肉铺她常光顾，湾仔的街市这么多年都不曾让她失望过。
去第一家买金钱展，老板会帮她留住靓货。每只牛只有两件的金钱展，是牛后腱的别称，一定要被白花花的油脂包裹，吃起来不是甜，是爽。另一家早早打好招呼，可以买到牛颈脊，和金钱展不同，颈脊肉较甜，布满白色油花，有油有肉不会太韧口。
买回家的新鲜牛肉先放进冷柜急冻，等要开锅时再拿出来斩头去尾、拿掉筋膜，切成相连的两片“双飞”，剩下的部分也丝毫不浪费，起刀切成牛肉粒。
至于其他食材和佐料，则由几个子女分头带来。有花蟹和鲍鱼 —— 大哥近几年发了财，买的也都是一等一的好货。有炸好的鱼皮和手打的虾滑 —— 二姐是专职主妇，做得一手好菜。
三妹每年都会负责配制“传统版”酱料，需要七八种调料混在一起，其中少不了用花生碎、虾米末、蒜泥做成的沙茶酱，甜、鲜且辣，一家人谁也做不出那个味道。
还有两条鱼，不用猜也知道是小妹带来的，她闲不住，每次都坐很久的车去屯门湾买海鲜。一条皖鱼，一条黑鱼，鱼眼明亮，鱼鳃鲜红，内脏已经处理妥当，二姐帮忙片好码齐。
大家落座，菜肉上桌，藩姐会不声不响的给孩子们一人磕个生鸡蛋打散到碗里，在她看来，蘸一下这个鸡蛋，可以给新出锅的食材降温，又不会烫到嘴。
从年轻到老，藩姐脾气好、话不多、一向温和，对孩子们的爱也是温吞，像极了这颗磕好的生鸡蛋。
等菜、等人、等水沸腾的那一刻，所有的元素都备齐了，藩姐才可以从打边炉的“工作里”退休，安心地接受起子女的关怀。
最肥最靓的海鲜总是第一个落进她的碗里，细心的女儿会看准水重新滚沸的时机，放下鱼片，同样“双飞”过的鱼片会卷成蝴蝶状，鱼肉也变得雪白。
儿子一向负责牛肉，烫过头的肉丢进自己嘴里，爽嫩的留给老妈，边角料切下的牛肉粒一般都是兄妹几个人平分，藩姐在好几年之前已经咬不动。
休息的间隙，炸鱼皮充当小食，藩姐吃到女儿炸的鱼皮，真的是无得输，咸黄蛋完全贴上了鱼皮，炸得香酥，让她想起以前，二女儿总是会站在一旁帮她给鱼皮裹粉。春夏秋冬又一春，藩姐和子女们的角色，在多年之后对调，心里荡起一阵暖意。
笑嘻嘻、暖笠笠、乐也融融。这一家人就是这样藉由打边炉围聚在一起，默默夹起彼此的心意。
一个是离家已久，似乎难以融入这座城市的局外人；一个是从贫穷到安定，为家人咬紧过牙关的市井平民。
当时间不断的流去，阿May和藩姐，成为了许许多多香港人的缩影，他们在中环在旺角，在街市在邨屋，香港在发展，但他们心中的某种缺失感，繁华社会不足以弥补。
最后他们会发现，答案是家，是可以具象到一顿打边炉里的家的温暖。如果一座城市变得冷冰冰起来，那些热闹的生活场景，那些新鲜的肉菜海鲜，能给予人们的早已不再是一餐饭这样简单。
“今年没吃到的打边炉，来年一定要补上。” 阿May和藩姐几乎对我说过相同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