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阅读|以天下观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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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幸运的那些人，未来几天，你将会参加一年一度的春运，火车上的时间，无论长短，都是通往温暖、幸福、和家人一起度过的那个春节，我们希望在接下来几天推出的这些观看、阅读的内容，能陪你充实、开心地度过火车上的时光，看一会儿屏幕，看一会儿窗外的冬日风光；如果你和我们一样不能回家过年，那就和我们一起，找一个所在城市的阳光下的咖啡店，阅读这些关于人生、人类和自然、我们和他们、大家的未来的内容，一起云中过个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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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思想家系列
王赓武纵谈文明的
扩展与交流
王赓武、宋冰、李昕
“什么是帝国？” 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帝国是由西方定义的，但是，西方帝国实际上是基于罗马帝国的，那是经典的“帝国”。而有关罗马帝国的性质，我们可以在罗马历史里先找到前罗马共和国，看到罗马帝国的发展、扩张、衰败、变化，后来成为神圣罗马帝国，成为与东方东正教相对的天主教会。罗马帝国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构建了这个分裂，最后，历史在罗马帝国到神圣罗马帝国的演进里达到高潮。罗马帝国的统一基于历史，宗教，以及深刻的文化认同感。
但是，“中华帝国”根本就没有去做这样的事情。也许在汉代，可以看到“中华帝国”与罗马帝国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在汉朝之后，发生了什么？在西晋之后，出现了北朝和南朝。北方各朝代都是外来族群，皇族都是鲜卑族。是什么让他们成为了中国人，进入文明社会？他们采用了汉语，他们也沿用了汉人制定的、从商周到春秋战国再到秦汉时期的规章制度来管理政权，征服者们都全盘接受。从那时起，他们按照汉人以往的做法来管理中国。但是，执政的精英们并不是汉族人。实际上，他们来自各地：蒙古、新疆和西藏等等。他们都是作为“五胡”进入中国北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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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问题已经出现了。从那里产生了什么样的帝国？没有什么“中华帝国”像罗马帝国，或像我们今天谈论的帝国，例如曾经的大英帝国或法兰西帝国，这些都是民族帝国。在19世纪，欧洲人有意或无意地创造了“民族帝国”的概念。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成为大英帝国的象征，荷兰东印度公司成为荷兰帝国，法国人也成立了自己的法兰西帝国。但在此之前，他们都是某种方式的封建帝国。但是，从法国革命开始，在欧洲的拿破仑战争之后，这些帝国变成了民族帝国。
在中国从来都不是这样的。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帝国，它是通过文化、文明、文字、语言和历史记录积累起来的，这使他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管理国家。无论谁征服了中国，都发现自己必须以这种方式来统治。此后，我们把所有的历代中国王朝，包括蒙古人，包括辽、金、元、清，在这个意义上都称为中国的王朝。它们的共同点是，基于从《史记》、《汉书》一直到《明史》的中国历史记录遗产，他们传承了管理中国的单一方式。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仍然想撰写《清史》，因为那样就有了完整的叙事，而这个完整的叙事是基于同一种语言书写的文明记录，是能在《四库全书》中“史”这个部分下保存的一套记录。“史”不仅仅指历史，指的是某个朝代和时期的所有记录。从文武周公到现在，有一个持续的记录。
事实证明，今天大多数满族人都是中国人，大多数蒙古人已经成为了中国人，所有其他50多个民族群体，都基本接受了他们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中国的现状与西方所继承的帝国理念不同。而一旦认识到二者有区别，这个帝国的故事就不必套用民族国家建设的叙事框架。我们可以以自己的方式，遵循自己的传统，建立自己的国家，并将商周时期就已经建立的“天下”遗风纳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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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下观天下
——探寻一种行星视角的
世界秩序
博古睿中心项目
二十国集团（G20）全球健康峰会于2021年5月21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 与会者分享讨论了应对仍在全球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的经验。由不同变种引发的疫情起伏反复，这清楚地警醒我们：在病毒大流行期间，没有任何国家是安全的，除非每个人都很安全。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峰会上发表了视频讲话，他呼吁进一步发展国际多边合作，以克服这一令人望而生畏的全球挑战。他指出，即使在困难时期，我们也在恢复供应链、帮助滞留在海外的公民回国，以及共享检测和医疗用品等许多方面进行了全球合作。我们还支持类似于COVAX的疫苗多边主义倡议，从而使所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能获得疫苗。这种团结的精神鼓舞人心，在全球科学界最为突出，医生和科学家正在相互分享信息、研究新冠病毒溯源、开发治疗方法，并共同测试疫苗。他们的合作使我们能够在创纪录的时间内改进治疗方案并生产出有效的疫苗。
科学领域取得如此迅速的成绩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奇迹”，这与当下政治领导人未能将世界聚焦在一个共同目标上形成鲜明对比。放眼望去，几乎每个政治体都努力在其内部达成共识，然而持续的Covid-19疫情却表明，现代国家体系的内在缺陷使其无法有效应对全球危机。诸多全球性危机都在逼近，Covid-19只是其中之一，而当某些人做出基本上属于无政府主义的回应时，他们其实缺少的是一种全球意识——意识到我们在解决全球范围内的问题时应该选择相互依存。
2018年，博古睿中国中心（Berggruen China Center)针对人类世界缺乏“全球视野”的问题，发起了一个名为“天下（Tianxia）”的项目。随着Covid-19危机持续不断，该项目应对的视野缺陷正在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与之对应，博古睿中国中心“天下”项目也越来越受到更广泛的关注，这是一次有益的尝试，通过梳理世界上的各种文化，继而寻找一种“以天下观天下（taking the world as the world）”的实践方案。
在当代哲学家赵汀阳首次提出的“天下体系”（Tianxia system，2005）的理论基础上，博古睿中国中心于2018年6月启动了“天下”项目中的第一期活动。截至目前，该项目聚集了许多前沿思想家，研讨和论辩“天下”理论如何激发人们重新思考全球治理，以及重建对人类命运的信心。秉承其对影响人类世界的事件进行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的承诺，“天下”项目已经广泛汇集了来自文化和智识领域的诸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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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b.gy/nnfbeh
我们会超越民族国家吗？
弗朗西斯·福山、乔纳森·布莱克、尼尔斯·吉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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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曼：你在1989年的文章《历史的终结》经常与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的冲突》放到一起作为经典读本，试图预测冷战后国际关系可能面临的种种挑战。但我总觉得这两篇应该与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的《即将来临的无政府状态》（1994）和劳里·加勒特（Laurie Garrett）的《即将来临的瘟疫》（1994）一起读。
卡普兰和加勒特都没有直接参与你和亨廷顿的辩论，但是他们都为世界将面临的、超越国家之外的挑战描绘了非常不同和颇具预见性的画面。比如，加勒特是最先提出对突发流行病的控制将超出民族国家的范围和能力的人之一。卡普兰认为，世界上的一些地方根本不会有有效的国家，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会蔓延到所谓的文明之地。
这些论证如何让我们重新思考福山-亨廷顿的国际观之争？
福山：它们不是相互矛盾的，并且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二者都已经实现了。生活在疫情期间，很明显加勒特关于行星挑战的论证是真实的。也有很多其他相似的挑战即将到来，包括气候变化。
同时，卡普兰的论证也已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是以有限的方式。我认为他对于国家重组事物和重建秩序的能力太过悲观。
我认为这些作者中的任何一个，包括我自己，都没有真正预料到全世界各大机构的权威和信任度会普遍下降。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失误，因为有足够的数据支持该事实的发生是一个建立在世俗的基础上的长期逐步的过程。自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地对政府的信任度一直在持续下降。
发生这种情况的一些原因实际上反映了积极的事态发展。例如，相比50年前，在对机构信任度下降的同时，我们拥有了有更高的教育和财富水平。这两个事实是相互关联的：如果你是一个未受过教育的农民，你相信土地拥有者或任何权威来告诉你该怎么做。但是如果你受过更多的教育，你学会了一定程度的批判性思维——你学会了不仅仅因为一个人穿了制服就尊重他的权威。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对机构的信任度的下降反映了人们在个体层面更具批判性。
它也反映了世界更加地多元化。过去，在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被信任的机构都由一群年长的白人男性掌管。他们上相同的学校，加入相同的乡村俱乐部，并且在同一个社交圈奔走。与之相反，今天我们有更多元的领导层——可能多元化程度还有待提高，但是在许多国家，过去存在的封闭的社交权力圈已经被打破。结果就是，你对精英的信任程度与以前不同。这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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