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银行：从单纯抗击饥饿到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我们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食品短缺，还有新鲜水果、蔬菜等营养食品的匮乏，特别是在低收入人群集中的地区。要想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彻底反公益组织的运作方式、价值观及衡量成功的方法。
食物银行是 1967 年在美国首先出现的为未能解决“三餐” 基本需要的人士及家庭提供紧急及短暂的膳食援助的非营利机构。简而言之，就是将一些临近保质期或有包装印刷错误的食物收集起来，转赠给有需要的人群。
本文作者认为，食物银行应当更为大胆、明确地阐述我们的真正使命——在解决饥饿问题的同时，以饮食促进健康。
一位白人男子向食物银行捐赠火腿。（图/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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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40年来，食物银行为需要填饱肚子的家庭雪中送炭。如今，200余家食物银行遍布全美，为4600余万人提供数百万吨食物，这几乎相当于全美14%的人口。食物银行作为枢纽为食品救济站、教堂等慈善机构供给食物，搭建起了美国低收入人群的食物生态系统。
食物银行通常将食物短缺视作当务之急。我们收集、分发了包括垃圾食品在内的大量食物，并以分发食物的数量来衡量我们的业绩。虽然我们填饱了低收入人群的辘辘饥肠，却错失了为服务对象改善饮食结构和健康状况的良机。
事实上，由于缺乏对食物威力的正确理解，在预防与饮食密切相关、困扰美国低收入人群健康的三座大山——糖尿病、心脏病和肥胖问题上，我们可能在不知不觉间使状况变得更糟了。
近两年，我所领导的华盛顿地区食物银行（CAFB）了解到：在我们服务的人群中，有49%的人患有心脏病或与患有心脏病的人共同生活，23%的人患有糖尿病或与患有糖尿病的人共同生活。
2017年3月，我们在位于华盛顿特区总部的分发中心承办了“总统健康、运动和营养顾问委员会”的60周年庆典。我们邀请当地厨师为小学生制作简单又健康的食物，如金枪鱼墨西哥玉米卷饼。
时任美国卫生局局长维韦克·摩西参观了食品仓库，并谈论起我们的工作。这时，他的一位工作人员探过身来，对我细语道：“我以前没有意识到，原来你的食物银行是一家公共卫生机构。”他的一句话让我意识到，食物银行应当更为大胆、明确地阐述我们的真正使命——在解决饥饿问题的同时，以饮食促进健康。
摄取健康的食物能够预防糖尿病和心脏病，如果配合锻炼和其他良好习惯，还有望减少肥胖症的发病率。了解到这些知识后，食物银行必须重新定义试图解决的问题。我们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食品短缺，还有新鲜水果、蔬菜等营养食品的匮乏，特别是在低收入人群集中的地区。要想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彻底反思食物银行的运作方式、价值观及衡量成功的方法。
自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食物银行就开始向处于饥饿之中的家庭提供紧急救助。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削减了对“食品券计划”的联邦资助。此后，食物银行成倍增长。有宗教背景的慈善机构力求弥补资助削减的缺口。这些机构广泛收集食物，其中大多是罐头食品。
在此后的40年里，由于工资未能跟上通货膨胀率的增长，贫富差距扩大，食物银行提供的食品成为低薪阶层和失业者常规的食物来源。
据“消除美国饥饿”的统计，食物银行服务的4600万人中，有50%来自“有薪酬的家庭”：这些家庭中至少有一名成员有固定工作。华盛顿地区食物银行服务的人群里有56%属于这一类。我们服务的典型客户每年会申请九次食物供应。
在需求增加的同时，在整个社会医学界的引领下，我们对食物与健康之间的强大关联也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食物不只维续生命，还有助于预防糖尿病和心脏病。这两大疾病是威胁我们健康的最大隐患。每年，美国人要为这两项疾病分别花费1010亿美元和880亿美元。
如果食物银行想要真心实意地服务社区，就必须将食物视为预防糖尿病和心脏病的主要工具。这就要求我们对食物银行库存进行清理，帮助人们形成良好的食物习惯。我所在的食物银行已经开始行动了。虽然这条道路很长，但我们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
2013年，我们将“卫生与健康”纳入机构战略规划，提出“向华盛顿城区提供更多营养膳食，并促进卫生与健康”的明确目标。这在运营、政策和传播决策上为巩固食物与健康之间的纽带铺平了道路。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把营养学专家团队从“象牙塔”中拉了出来，让他们投身到运营的实践中去。这些隶属健康饮食部门的员工原来是一个专注营养教育的独立团队。如今，他们已进入机构的各个核心部门，团队中的营养师和其他资深员工进入了食物资源部门，领导食物银行的募捐和采购。
在了解了更多一线食物仓库的库存情况后，我们的营养学家领衔开发了一种可以测量食物中添加的钠、糖和纤维含量的“健康追踪器”。基于这三种营养物质的阈值，我们开始将食物划分为“健康”或“不健康”两类。
过去三年里，我们将健康食物的比重从 69%提高到82%。通过与零售商捐赠者的密切合作，我们逐渐减少了苏打水、蛋糕和糖果类等已超额受捐的食品数量。最终，我们对接受食物捐赠的相关政策进行了重新调整，拒绝接收此类产品。
我们还开发了一系列与分发的营养食物相配套的信息资料和培训课程，例如：100余种简单、营养、低成本的家常菜谱卡片（包括纸质版和在线电子版），制备储存生鲜农产品的指南。此外，我们为食物银行的食品供应合作伙伴提供营养方面的培训课程，帮助其掌握促进健康所需的知识与工具。
在运作过程中，我们意识到已经往“营养教育”里塞了太多信息。我们发现，人们要么已经知道香蕉里含有多少钾，要么对此毫不在意。
但是，他们仍旧想要知道，切开那个叫作茄子的紫色东西，加上洋葱和一个低盐的西红柿罐头，再用低温烹饪，就会变成美味且有益健康的食物。我们的项目迎来了转折点。我们正着手提供加工食品的详细使用方法，以提高其健康功效的发挥。
一对母女在救济厨房接受食物（图/视觉中国）
回首过去，食物银行的使命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跑偏的呢？食品救济组织之所以计算食品分发的重量，是因为这是一个容易衡量产出的明确指标，加上磅数很容易转化为进餐数量，因此对那些急于量化其成果的机构来说很有吸引力。
然而，苏打水要比绿叶蔬菜重得多，这就意味着前者制造了更高的食物输出量。因此，华盛顿地区食物银行不再使用简单的食品重量来衡量业绩。2014年，我们淘汰了高热量的苏打水库存，削减了约200万磅（约907吨）食物发放。通过淘汰烘焙食品和过期糖果，我们进一步削减了食物的重量。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们新增了8 万美元预算，用于购入绿叶蔬菜。与购入苏打水相比，这一举措降低了食物发放的总体重量，但提高了我们产生的健康影响。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使用重量来衡量影响。相反，我们重新定义了“重量”。面对一个以学校为中心的市场，我们通过衡量如下指标来评估成效：
每人分发的农产品磅数、分发健康食品的磅数、零售商捐赠的健康食品磅数、合作伙伴订购的健康食品磅数以及学生和家庭的蔬菜消费量。
食物银行的负责人们虽然常常谈论营养问题，但因为害怕冷落捐赠者，所以不敢去面对自己仓库里的一堆垃圾食品。几十年来，食品公司一直向食物银行捐赠卖不出去的东西。食物银行担心一旦开始挑剔捐赠物的质量，这些公司将停止捐赠。
但这并不符合我们在华盛顿地区食物银行的经历。我刚任职不久就注意到，仓库里堆积了大量的奶油蛋糕，看起来像随时处于爆仓的边缘。我了解到，正是因为根据机构政策对糖类、加工类小吃（糖果、烘焙食品等）的比重进行限制，才导致了库存积压。换言之，我们存在供应过剩的问题。
于是，我写信给这些蛋糕的供应商购物者食品仓库公司的总裁鲍勃·格里森，他邀请我于一周后拜访公司总部。我感谢他的慷慨捐助，但又补充说，我们收到的蛋糕要比我们能按照健康原则进行分配的数量多得多。他的回复非常迅速：“我不想给你那些你们不想要的食物，也不想过度生产奶油蛋糕。” 该公司随即决定，将烘培食品从送往食物银行的捐赠品清单中删除。
我们和巨人食品公司的合作也有类似的经历。2015年，当该公司区域总裁高登·瑞德加入我们理事会时，我曾询问他，巨人是否有意成为“健康零售商”试点企业。这是一种与零售商的伙伴关系，旨在合作推动更健康的捐赠和其他健康解决方案。他同意了。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巨人开始从捐赠品中删除苏打水、烘焙食物和糖果，并增加冷冻蛋白质的捐赠量，在华盛顿特区的92个商店里提供“CAFB-巨人”联合品牌的食谱，还推出可供消费者在结账时购买并捐赠给食物银行的成品营养套餐，这为我们服务的人群提供了更多健康食物。
食物银行要想把食品捐赠企业从单纯抗击饥饿的盟友转化为提高社区健康水平的重要伙伴，就必须彻底告别传统思维。捐赠者们不会因为我们提出了优先提供健康食物的要求就停止捐赠。
事实上，食品公司欢迎此类提高美国国民健康的机会，也愿意接受这些行动带来的当之无愧的声誉回报。我们不能只把自己视作解决食品短缺问题的方案提供者，或用分发食物的磅数来衡量成功与否。
食物银行必须与生产企业合作，分发更多更好的产品；我们必须将水果和蔬菜带进校园，帮助孩子及其家庭养成良好的健康习惯；我们必须打通经济实惠的零售渠道，携手零售商、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我们的服务对象，为打造一个向所有人提供优质食物和健康的未来而共同努力。
写在后面的话：
食物银行在国外已有成体系的运作模式，除了填饱人们的肚子，实践者开始进一步思考食物银行的使命。值得中国读者关注的是，食物银行的模式能否落地中国，它在本土化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境？欢迎留言与我们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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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03；
作者：南希·罗曼（Nancy E.Roman）， 美国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创办的非营利机构“健康美国伙伴”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在加入该机构之前， 她是华盛顿地区食物银行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华盛顿地区食物银行是华盛顿特区最大的致力于解决饥饿、 长期营养不良、心脏病和肥胖问题的机构。
译者：刘虹桥
原标题：《为食物银行“减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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